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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無論是特區政策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在看，看梁湘主政下的深圳要向何處發展。梁湘沒有急於表態。當時，深圳組織了一個包含各方麵專家的工作班子，實地考察了深圳的角角落落，並且派人到香港和國外去學習，還邀請內地和香港的經濟學家、城建專家、教授、學者來到深圳，討論製定深圳發展規劃大綱。這就是深圳早期108名工程師參與製定深圳城市規劃的故事。

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八易其稿，1982年11月，《深圳經濟特區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大綱》（簡稱《大綱》）終於出爐。《大綱》描繪了梁湘理想中深圳特區的麵貌，以工業為重點，兼營商業、農牧、旅遊、住宅、科研等多種行業的綜合性的社會主義經濟特區。

來自全國各大設計院的一流的規劃設計大師、專家、學者和工程師，借鑒世界先進城市的規劃設計經驗，針對深圳特區的地理條件，給出了獨具特色的規劃：深圳特區北麵以山為界，南邊以深圳河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東部把可能辟為旅遊區的小梅沙也劃了進來，總麵積約為327.5平方千米，形成一個東西長49千米、南北寬7千米的狹長地帶。根據特區獨特的地形特點，吸收國內外現代化城市的優點，深圳特區的總體布局被設計成帶狀組團式的結構。各帶狀組團之間應有數條交通主幹道聯通，後來深圳特區內東西向的三條大道——深南大道、北環大道、濱海大道，就是根據這個帶狀組團式城市結構規劃修建的，其中深南大道最為壯美。

“殺出一條血路”

深圳藍圖有了，如何實現藍圖呢？以及特區建設的錢從哪裏來？

袁庚主持開發蛇口工業區的時候，是經過精細的財務預算的。香港招商局的自有資金和企業融資，足以支撐蛇口工業區2.14平方千米的開發建設需要；通過港口運營和工業區運營實現的財務收益，完全可以收回投資，還清貸款。所以，蛇口開發追求的是速度和效率，並不存在資金問題。

深圳市和深圳經濟特區的開發建設，情況就不同了。根據當時工程師們的估算，深圳特區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資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計劃開發上步和福田4平方千米，最少也要投資10億元。沒有錢怎麽辦？深圳特區計劃開發上步和福田的方案成了“老虎吃天，無從下口”。

1980年7月27日，深圳遭遇一場大暴雨，“國門”羅湖頓時成了一片汪洋澤國。這一場大水使深圳市領導認識到，深圳應該先開發羅湖。一是可以改變國門的麵貌，解決年年的水災問題，這一問題迫在眉睫，不得不辦；二是羅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資者，從而可以節約開發的投資，快速回收投資。

於是，深圳市想方設法申請國家貸款，深圳的還貸辦法是：第一步，在羅湖開發0.8平方千米，每平方米投資90元搞“五通一平”，預算是7000萬元，這比原來福田、上步4平方千米的開發計劃務實了許多。第二步，開發完成後，可以拿出40萬平方米的土地作為商業用地。羅湖緊鄰香港，廣深鐵路與香港東鐵在羅湖相接，羅湖的熟地應該更受港商的歡迎，參照香港地價，預計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左右，總計可以收入20億港元左右。

有關領導認為深圳提出的這一做法切實可行，同意先幫助深圳貸款3000萬元。有了“酵母”資金的支持，深圳動員起成千上萬的建設隊伍日夜奮戰，80多萬立方米的羅湖山終於被夷為平地，羅湖小區陡然填高了2米，低窪處填高了4米。昔日的低窪澤國，變成了道路縱橫、高樓大廈林立的新城。

深圳將3000萬元的銀行貸款投入作為“酵母”，在羅湖先進行土地開發，主要提供給外商興建金融、商業、旅遊、住宅等服務設施，然後收取土地使用費。用從中賺得的錢，繼續進行羅湖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進行上步工業區的開發。這種利用銀行貸款“借雞生蛋”，以及邊投資、邊收益，再投下去擴大收益的“滾雪球”辦法，解決了深圳特區建設初期的資金問題。這是一條量力而行、講求效益的路子。不花國家的投資，建設出一個現代化城市，這是計劃經濟很難辦到的。然而這一創舉，讓深圳遭遇了蛇口開發未曾遇到過的另一場輿論風波。

1982年3月，上海《文匯報》公開刊登《舊中國租界的由來》一文，影射深圳經濟特區把土地有償提供給外商使用有變成“舊中國租界”之嫌。文章表麵上告誡人們不要忘記曆史，不要讓特區淪為租界，實際上是把同外商合作連片開發土地，視同當年上海租界一樣搞“圈地運動”，懷疑甚至不讚成中國試辦經濟特區。這股冷風一度吹得深圳經濟特區春寒料峭，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特區建設事業踟躕不前。直到1984年鄧小平同誌考察深圳、珠海之後，這股歪風才被徹底刹住。

發展建設需要人手，但是深圳的建築公司原本隻有500多人，此前又經過了兩次逃港潮，隻剩下300人左右。急於發展建設，卻苦於人手不足，這一度讓初來乍到的梁湘束手無策。恰在此時，1982年的大裁軍讓他看到了解決問題的希望。

基建工程兵是20世紀60年代國家為確保一些重點工程建設，按照周恩來的提議由毛澤東批示組建的。1982年，為了軍隊精簡整編的需要，中央決定撤銷基建工程兵這個兵種。這樣一來，幾十萬工程兵的安置就成了問題。梁湘得知這一情況，就給當時的基建工程兵司令李人林寫信，同意接收兩個師的基建工程兵。李司令非常感動，感謝深圳幫了他們一個大忙。

1982年冬，來自全國各地的2萬多名基建工程兵抵達深圳。他們穿著棉衣棉褲，背著背包行李南下深圳，有人說他們是“南下大軍”。然而，這些滿懷希望來到深圳的工程兵，在他們第一次踏上特區的土地時，都被眼前雜草叢生、蚊蟲飛舞的景象驚呆了。雖然梁湘和市政府在本就拮據的預算中拿出了3000萬元，用於安置剛剛來到深圳的基建工程兵，但是由於人數龐大，這點經費所起的作用甚微。這些基建工程兵還是隻能在深圳灣畔的竹子林一帶，用盧竹、油毛氈搭蓋草棚，就近打井取水，暫且安置下來，戰士們戲稱這是“竹林賓館”。相比艱苦的居住條件，工程兵對深圳的氣候和飲食習慣更難適應。梁湘對此十分關心，經常前往工程兵駐地，為他們解決生活中遇到的種種難題。聽說有一些戰士喜歡吃辣椒，吃不上辣椒有點兒不習慣，就這麽一件小事，他都記在心上，回去請商業局到四川采購了大批辣椒。

工程兵來到深圳的第一個春節前夕，梁湘去工地看望他們。有些工人的胡子也長，頭發也長，梁湘半開玩笑地說，快過年了你們應該把頭發理一理，胡子刮一刮。那些工人卻回答說，現在任務很重，夜裏都要加班，沒有時間，有點時間還找不到理發的地方。梁湘就找到武警指揮部的指揮長，把部隊裏會理發的都找出來，每人配上一套理發工具，全都派到各個建築工地去義務理發，不準收錢。基建工程兵很受感動，千軍萬馬就這麽被調動起來，投入火熱的特區建設中。

在梁湘推行的眾多改革政策中，基建工程招投標是重中之重。1981年夏，梁湘提出深圳要興建第一座高層建築——20層高的國際商業大廈。一開始工程分配給了省內一家建築公司承擔，但是這家公司連續三次更改要價，一再拖延工期。一個多月過去了，工地上已經長出了雜草。

梁湘發火了，“死了張屠夫，也不吃混毛豬”，就搞招投標。

招投標就是把基建工程項目麵向市場公開招標，實行市場競爭機製。但是在當時計劃經濟為主的大環境下，這樣的做法如同在“八級大風中頂風行船”。有人提醒梁湘尤其不要對港澳公司招投標。梁湘說，競爭促改革，不管省內還是省外，誰能幹就由誰來幹，你按照計劃給我承包，提早完成我獎勵你。這個辦法後來搞得很成功。工程招投標的做法保證了施工效率。

但是工程招投標給基建工程兵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剛到深圳的工程兵很不適應這種招投標機製。他們曆來是做指令性工程，此時讓他們和其他單位競爭，中標率很低。工程兵沒活幹，近1.5萬人等工作的問題擺在了梁湘麵前。2萬工程兵是他力主調來深圳的，現在很多人卻停薪回家，或是臨時去幹些理發、挖沙、修自行車的活來維持生計。梁湘找來其他市領導討論，有人提議，政府扶持一下工程兵，調一些工程項目給他們幹，以解燃眉之急；另外一派則說，改革麵前人人平等，讓他們自學遊泳吧，不會遊泳的人喝過幾口水，嗆一嗆後就學會了。梁湘聽後沉默良久，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學遊泳也有個過程，如果把完全不會遊泳的人一下子拋到大海裏，他們一定會被淹死的，我們起碼要拋給他們一個充氣水泡。

後來政府采取了一個辦法，就是“摻沙子”的辦法，把基建工程兵隊伍中技術力量比較弱的人分流出來，再想辦法從內地調一些技術比較強、經驗比較豐富的專業人員參與進去，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提升基建工程兵的招投標實力。

從1983年開始，基建工程兵承擔了特區建設大約1/3的施工任務，成為深圳市建設施工的主力之一。深圳的第一條路、第一個小區、絕大多數18層以上的高層樓宇，統統由這2萬南下的基建工程兵參與修建。2年之間，深圳從一個破敗荒涼的小鎮，變成了一座現代化的都市，“深圳速度”一詞一夜之間不脛而走。

梁湘被稱為創建深圳特區最苦時期的“苦官”。據說梁湘剛到深圳的時候，在原寶安縣委辦公樓裏辦公。15平方米的辦公室要擺9張桌子，到了夏天蚊蟲飛舞，蚊子有2厘米那麽長，有牙簽那麽粗，連電線上都爬滿了蚊子。梁湘一天最少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在一個鐵皮房裏主持常委會議，邊吃飯邊聽匯報，晚上就坐在蚊帳裏批文件。

那時候的深圳，隻有一條200米不到的街道，曾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深圳有三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室九空人離去，村裏隻剩老和小。”沒有大學，沒有自己的報紙、廣播和電視，僅有的文化設施是一個書店和一家50年代蓋的戲院，雖然毗鄰港澳，卻與港澳有天壤之別。

梁湘來到這裏的短短幾年，在搞“五通一平”“七平一通”、招商引資、開展“三來一補”的同時，采取“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先行一步模式，連創多個“全國第一”，如：建築工程的招標投標；取消購物票證和糧票；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的開放；實行勞動合同製和結構工資製；引進外資銀行和建立地方金融機構；籌措股份製和證券市場；精簡政府機構和建立行業協會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現在看，這些多已通行全國。而當時策劃和實施，要有很大的膽和識才行。正是因為解放了生產力，深圳的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改善水平躍居全國之首，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很早就突破了小康和初步現代化的指標，在全國起到了領軍作用。1984年，鄧小平視察深圳，肯定其成功經驗，深圳的改革創新逐步得到了全民認可。

殺出一條血路，建設深南大道，梁湘為深圳特區的初創傾注了心力，也為深圳特區動了真情。

深圳之路，為什麽越走越長遠？

從最初不敢想象的60米路寬，到後來130米路寬也嫌狹窄；從最初50萬人的城市規模都不敢設想，到如今近2000萬人的人口規模都止不住。深圳為什麽會一發不可收，以遠超預期的速度和規模狂飆突進？特區草創之初，太匆忙了，人們還沒來得及審視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是否能夠長久承載自己的遠大夢想，就一路狂奔，走到了今天。現在，我們有閑暇也有餘力來思考和謀劃這座城市的未來了：深南大道還能延伸多遠？深圳是否具備成為一個偉大城市的先天條件？

深圳顯然不會是中國農業文明的中心城市，譬如長安，譬如洛陽，譬如開封，譬如北京、南京，那是平原的中心、車馬的中心、舟楫的中心，皇權輻輳，天地之中。深圳不是這樣的城市。深圳是山之一角、海之一隅，前麵是波濤微茫，後麵是重巒疊嶂，植被之厚、瘴氣之重，刀不能耕、火不能種，曆千年而不開化，良有以也。

深圳也不會是近代工商業的中心城市。近代的火輪、火車尚不能征服嶺南的蠻荒。那時的輪船噸位尚小，可以直達內河航道；那時的火車、汽車還隻能在平地奔跑。地勢低平、河道通暢、地理位置靠海而居中的上海成為近代工商業中心城市的不二之選。而廣州、香港，雖有河、海之便，但無便捷通暢的腹地，雖然曾領近代工商文明之先，也不能先發先至。嶺南商人大多先後遷徙到上海。

今天的技術水平則完全突破了山海地理的局限。高架橋、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越崇山峻嶺如履平地；民用航空器拉近了嶺南與華北的距離，浩瀚的南海成為南中國的內湖；空調的廣泛使用，使得嶺南亞熱帶氣候不再悶熱；現代建築技術使得依山臨海而居成為一種愜意；大型海運集裝箱運輸使得黃浦江這樣的內河航道相形見絀，而像鹽田這樣的天然良港則成為一個商業城市開埠建港的根基；穀物不再是現代生活的全部食品，嶺南、東南亞的果蔬之豐，南中國海的魚鮮之富，真是當地人的口福；環珠江口帶狀城市分布，疏密有致，較少“攤大餅”式的老大城市弊病。

中國文明重心南移已經是有目共睹的趨勢。漢唐時期，黃河流域是絕對的重心；兩宋時期，重心就開始向長江流域南移。今天的華北地區、中原地區水資源日漸減少，許多地方環境汙染較嚴重。長江中下遊地區雖是魚米之鄉，但是人口密度過大，農業開發已屬過度，再加上工業開發，生態係統麵臨的壓力將會更大。而浙東、福建、廣東等地區，靠山而近海，氣候好，陽光雨水充沛；開發晚，生態係統較完整；海濱狹長地帶，與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相若，是許多人群心向往之的理想居住環境。多民族、多國家、多元思想、多種文化、多年生聚……環南中國海地區的活力和潛力，在20世紀中後期以來每每得到印證。

故今日之深圳，不同於昔日之香港、廣州。懷萬千新銳移民之夢想，挾現代工商文明之利器，擁亞熱帶山海地理之便、之利、之美，前有香港導師首開風氣，後有嶺南文化悅納包容，深圳作為一個偉大商業城市的先天條件優越絕倫，後天條件也基本具備。前40年，深圳“一夜城”的商業奇跡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創造的；後40年，正當厲兵秣馬，精進直擊。

深南大道，前程似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