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二線關外的“世界工廠” 01

除了蛇口，除了羅湖，除了327.5平方千米的經濟特區，深圳還有1670平方千米的特區外麵積。這塊占深圳總麵積84%的區域，俗稱“關外”，屬於深圳“沉默的大多數”，但這裏有世界級的深圳故事。

“關外”更開放，開放地接納更多的“三來一補”企業，開放地接納更多洗腳上田的農民，因此，深圳的“關外”相比“關內”，更符合“世界工廠”的稱號。

二線關

深圳市的前身是寶安縣。1979年1月，寶安縣撤銷，深圳市設立。1981年10月，恢複寶安縣，轄深圳經濟特區外原寶安縣區域。這就是說，1981年恢複的寶安縣已經不是原來的寶安了，而是深圳市除去經濟特區以外的“關外”地區。

“關內”，就是深圳經濟特區範圍以內的區域，計327.5平方千米；“關外”，就是深圳經濟特區以外的深圳區域，約1670平方千米。“關”，指的就是“二線關”。深圳特區成立初期，因為關稅、邊防等問題，為了便於管理，從1982年6月開始，在深圳特區和非特區之間修建一道“特區管理線”，東起鹽田區梅沙背仔角，西至寶安區南頭安樂，全長84.6千米，全線用高達近3米的鐵絲網隔離。這道鐵絲網把深圳分為特區內和特區外，俗稱“關內”和“關外”，這條管理線也被很多深圳人稱為“二線”，以區別於深圳經濟特區和香港之間的“一線”。

早年“過關”需要邊防證。辦邊防證，要經過單位政審、派出所核查、公安局辦證三個程序。沒單位的就更難，需要街道居委會審查。還要查檔案，看有沒有犯過政治錯誤。如果是在農村，從村裏、鄉裏到縣裏最少要蓋四五個公章，往往還需要找關係。因此，“過關”成了許多第一次來深圳的人對這座城市的最初印象。據《潘石屹的坎》（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版）一書介紹，1988年，潘石屹從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辭職，變賣全部家當，甚至連棉被也賣了，南下深圳。到達南頭關時，沒有邊防證，過不了關。渾身上下隻剩80多元的他，一咬牙花了50元，找“蛇頭”求助。結果，他從“二線”鐵絲網下挖的一個洞裏，鑽進了特區。這個後來的億萬富翁，在深圳工地挑過磚、推銷過電話機，從業務員幹到經理。

像潘石屹這樣鑽洞過關的人畢竟是少數。早年的時候，絕大多數人被“二線關”的鐵絲網無情地攔在“關外”。“寧要關內一張床，不要關外一套房”，二線關這道地理分界線一度是深圳財富和社會的分水嶺。同一個城市，同一片土地，卻有天壤之別。形容關內，用不完的褒義詞：整潔、幹淨、建設快、治安好、交通發達、道路寬暢；而形容關外則是貶義詞：髒亂差、交通不便、治安環境差。關內實行雙休日，而關外以製造業為主，工廠一般都是一周工作六天，沒有社保和醫保。

深圳特區成立40年，有“二線關”的曆史是36年。“關外”走的是與“關內”大不相同的發展之路。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歌曲《春天的故事》裏唱到的這個圈，就是指當年的“關內”。

“關外”的故事甚至還要早於1979年。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當天，寶安縣革委會向惠陽地區和廣東省提交撤縣設市報告的前4天，一個名叫“上屋怡高電業廠”的企業在寶安縣石岩公社上屋大隊開業。由深圳輕工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石岩公社上屋大隊加工廠與香港怡高實業公司簽署協議，由石岩上屋大隊提供生產場地、生產工人，香港怡高實業公司提供資金、設備、原材料，進行補償加工貿易，並支付工人工資。這種業態後來被稱為“三來一補”，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成為深圳的主流產業模式。深圳乃至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由此奠定。

“三來一補”的太平模式和上屋模式

點燃中國製造星星之火、推動中國成為又一個世界工廠的，是兩家“三來一補”企業：東莞的太平手袋廠和深圳的上屋怡高廠。

話得從頭說起。

人是鐵，飯是鋼，找飯吃最重要。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了尋找改革的突破口，中國各級領導人紛紛外出參觀學習，香港就是其中參觀學習的重要一站。因為香港離內地近，聯係一直沒有斷，香港還有中資機構、中資企業。多虧了招商局、華潤等這些中資企業，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當時，長期植根香港的華潤，接待了非常多的參觀代表團，並組織他們參觀香港的工廠，幫助政府出謀劃策。早在1975年，為解決外銷國貨貨源供應不穩定、質量缺乏保障等問題，華潤就已經開始在深圳一帶開展來料加工業務，還為港商穿針引線、搭橋鋪路，介紹來料加工的業務。1978年，華潤向國家提出推廣港商在內地開展加工裝配業務的做法的建議，很快，國家進出口委召開了會議，並讓華潤起草一份材料。在華潤草擬的17條辦法基礎上，經過討論、補充、修改，1979年，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開展對外加工裝配和中小型補償貿易辦法》，即後來常說的“二十二條”。

就是在1978年，華潤促成了一樁大事。

1978年7月，國務院剛頒布了《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試行辦法》，規定廣東、福建可以實行來料加工試點，有個叫張子彌的港商就找到了華潤。原來，張子彌當時在香港的工廠——香港信孚手袋製品公司，已被香港不斷上漲的成本逼到瀕臨倒閉的邊緣。他們知道內地剛出台了新政策，就來找華潤商量怎麽對接這個政策。因為華潤有著多年的外貿經驗，在香港和內地信譽都很高，張子彌希望華潤能幫他解燃眉之急。於是，華潤幫助張子彌找到了廣東省輕工局，剛好當時省輕工局裏有個東莞人，就介紹張子彌來到了東莞。

根據1985年任東莞太平手袋廠第三任廠長唐誌平的回憶，1978年7月29日晚，華潤的副總張政陪著港商張子彌，與東莞縣第二輕工局的老總一起，連夜趕到了太平服裝廠。他們一來就將張子彌帶來的一個黑色的人造革女士手袋以及製作手袋的毛料一並交給廠方，要求做一個一模一樣的複製品。太平服裝廠的廠長立刻安排了三名技術骨幹通宵加班，第二天早晨，他們便交出了一個和樣品一模一樣的手袋。張子彌非常滿意，當即拍板要投資200萬元港幣，將手袋加工廠落戶虎門。一個半月後，太平手袋廠獲得國家工商總局頒發的第一個“三來一補”企業牌照，編號為“粵字001”，成為中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

什麽是“三來一補”？三來一補是“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的簡稱，是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初期嚐試性地創立的一種企業貿易形式。其中“三來”可簡單理解為：由外商提供原料、技術、設備，由中國大陸企業按照外商要求的規格、質量和款式，進行加工、裝配成產品交給外商，並收取加工勞務費的合作方式；補償貿易則是分期付款，以貨易物的涉外買賣關係。

為什麽會有“三來一補”企業呢？

首先是港商有需求。港商張子彌的香港信孚手袋製品公司，廠房租金、工人工資、管理成本太高了，撐不下去了，需要想辦法降低成本。而內地廠房便宜、人工便宜，可以互補，這是大前提。

為什麽要先按照樣品做出產品？

“三來一補”就是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料轉配。意思是其他都不需要，就需要內地的合作夥伴有加工裝配能力。當時內地企業工人工作散漫，沒有時間觀念，而在約定的時間內加工出合格的成品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張子彌要先看出品，出品滿意，一切才好談。

“三來一補”合作中外方出什麽資源？

東莞縣二輕局和香港信孚手袋製品公司在太平服裝廠的基礎上成立太平手袋廠，港方最終出資達300萬元，包括機器設備、流動資金。這對於東莞縣二輕局和太平服裝廠來說無疑是個天文數字。除此之外，港方還要提供原材料、零配件，擔任技術指導，協調企業管理，並負責產品外銷，這也是東莞縣二輕局和太平服裝廠缺少的。辦廠之初，張子彌從香港帶了幾個電工、機修工和技術人員到東莞，教太平手袋廠的工人使用和維修設備。在這之前，太平服裝廠一直用的都是腳踏設備，張子彌把它們全部改成了電動設備，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三來一補”企業靠什麽賺錢？

“三來一補”企業唯一的利潤來源就是加工費，而加工費的20%要返還給張子彌，作為償還設備的費用。太平手袋廠賺多少錢呢？平均20元左右一打的手袋，太平手袋廠隻收12元的加工費。這個錢是多還是少呢？

在太平服裝廠的時候，工人一個月工資18元、28元、38元不等，但是太平手袋廠一開始就接受張子彌的建議——悄悄采用香港的“按件計酬”分配方式，實行多勞多得，按勞分配。這打破了當時的大鍋飯局麵，調動了全廠工人的積極性，大家通宵達旦地趕生產，工人因為有錢賺，加班都很開心。1978年，國家實行八級工資製，哪怕是工程師一類的，也隻有不到100元的月收入。但是太平手袋廠的工人頭一個月就已經嚐到了甜頭，連學徒工都能拿到80到110元的月工資。當時一發工資，整個城鎮都轟動了。太平手袋廠的員工是這個城鎮裏第一批用上洗衣機、冰箱的普通人。

建太平手袋廠時，張子彌先後投資了300萬港元，這筆設備款看上去猴年馬月才能還清，實際的情況是隻花了3年時間，也就是1981年，太平手袋廠就全部還清了張子彌的設備款，這意味著整個工廠都是太平手袋廠自己的了。而所有的收入，都來源於工繳費。

“三來一補”內地合作方的積極性在哪裏？

1978年的中國，與所謂的“資本家”合作，還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但當時正值知青回城，就業機會僧多粥少，工廠人多業務少，經濟壓力特別大，張子彌的來料加工貿易，正好拓展了就業的渠道。因此，太平人決定奮力一搏。

港商帶來了什麽管理經驗？

太平手袋廠有明確的廠規廠紀，靠製度管人。當時根據張子彌的建議製定的管理製度是手寫的，貼在工廠的大門上，上麵規定遲到要罰錢，不準抽煙等，這在當時其他廠都是沒有的。太平手袋廠按照製度扣罰，這在當時也是非常先進的。

港商的收獲有多大？

太平手袋廠剛建半年多的時間裏，張子彌已經把他在香港的工廠全部搬到了這裏，然後他又在珠三角其他城市陸續開始辦廠。

內地合作方的收益有多大？

剛開始的時候，太平手袋廠還沒有自己的廠房，是借太平竹器廠的廠房，後來太平手袋廠一下子工資翻了幾番，竹器廠的人都羨慕得不得了。所以隻花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太平手袋廠就兼並了竹器廠和旁邊的綜合修配廠，這兩家都是二輕局的下屬企業。廠房麵積一下子就從200多平方米擴大到1萬多平方米，生產規模擴大了。

太平手袋廠的成功引起了一係列的連鎖反應。很多港商到太平手袋廠參觀，放下了對內地政策的各種顧慮，並決定到內地投資建廠。轉眼間，太平手袋廠附近就建起了五金廠、拉鏈廠、印花廠等一係列與手袋廠配套的“三來一補”企業。短短10餘年時間，東莞從一個默默無聞的農業小縣城，一躍成為一個全國知名的工業化城市。

深圳第一個“三來一補”企業的情形跟東莞太平手袋廠有很大的不同。

深圳“001號”三來一補企業是寶安石岩上屋怡高電業廠（簡稱“怡高廠”）。怡高廠最初醞釀的時間其實比東莞早。1978年初，經由一位祖籍寶安石岩的香港商人牽線，香港怡高實業有限公司計劃在石岩鎮上屋村投資開辦一個加工廠，為香港加工生產吹風機裏的發熱線圈。討論了半年多後，上屋大隊黨支部支委決定引資辦廠，但是遲遲沒有正式簽約。直到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改革開放的序幕正式拉開。就在這一天，深圳輕工業進出口支公司、寶安縣石岩公社上屋大隊與香港怡高實業公司簽下了深圳市“001號”辦廠協議。

根據協議，上屋怡高電業廠由石岩公社上屋大隊提供生產場地、生產工人，香港怡高實業公司提供資金、設備、原材料，進行補償加工貿易，並支付工人工資。因為上屋大隊是個基層農村組織，不是一個像東莞太平服裝廠那樣的工業企業，並沒有現成的廠房、設備和工人隊伍。怡高廠成立之初，根本沒有場地，於是就把生產車間設在村委會辦公樓的二樓，車間僅有一條生產線，整個場地不足200平方米。

工廠招收的第一批25名女工全部是上屋本地人，雖然都是農民，不是產業工人，但都具有小學學曆。當時上屋村村民人均年收入110元人民幣左右，平均每個月收入不到10元，全部為農業收入，而這些女工在怡高廠一個月就可以賺到80多元錢。這種模式讓村民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收入，從而激發起村民大辦“三來一補”企業的積極性。

1979年年底，怡高廠的加工收入達到了30萬港元，這個數字很可觀。於是企業建起了兩棟廠房，生產線逐年遞增。有了怡高廠的成功案例，石岩各村都開始積極發展“三來一補”企業，充分利用現有條件，將舊祠堂、舊倉庫及生產隊集體所有的農舍改建為廠房。1979年以後，“三來一補”企業像雨後春筍一樣遍及深圳，許多村、鎮的倉庫、食堂、祠堂等都被用作廠房。深圳逐步走上集資、合作、獨資、聯營建廠的快速發展軌道，來料加工企業形成規模。

比較一下東莞“太平”模式和深圳“上屋”模式是很有意義的。

東莞太平手袋廠有現成的工廠、設備、工人隊伍、企業管理體係。太平手袋廠與張子彌在香港的工廠香港信孚手袋製品公司是企業與企業間的業務合作關係，雙方是獨立的。後來太平手袋廠實行民主改革，第三任廠長唐誌平是個民選廠長，但是這改變不了太平手袋廠的國有企業性質。因為超生，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唐誌平被撤銷了廠長職務。企業技術員工紛紛離職創業，張子彌也不再與太平手袋廠合作。太平手袋廠雖然曾經自主開發“金虎”牌係列手袋，手袋一度在上海等地十分暢銷，最後工廠還是經不住激烈的市場競爭，1996年倒閉了。2007年5月，太平手袋廠被拆除，舊址上或許會建一座紀念公園。

深圳上屋怡高廠並沒有現成的工廠，更沒有成體係的企業建製，而是由上屋大隊提供加工工廠所需廠房、基礎設施（水、電、交通、宿舍）及勞動力，港商提供機器、產品零件、原料、管理人員，組合成一個相輔相成的生產和銷售體係。嚴格意義上說，這不是一個完整的企業法人。但是這種模式利益清晰，上馬快，效率高。從簽約到投產，隻需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具有投資少、用人多、風險小、創匯多等特點。尤其是大量村鎮基層非企業組織，可以迅速參與進來，既不必遵行國營企業、國有資產管理辦法，又不必具備工廠資質和行業經驗，隻需要有空地、建標準廠房，做好“三通一平”，然後貼出招工廣告，就算栽好了梧桐樹，足以吸引香港工廠前來落戶。香港企業提供設備、提供技術、提供原材料、提供員工培訓、提供管理製度、提供銷售渠道等等，大包大攬，完全兜底。內地合作方隻負責收房租，勞務工人隻管計件、計時領取工資。比起張子彌與太平手袋廠的合作來，關係更簡單，複製更容易。

1980年，石岩鎮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改變過去高度集中統一的經營管理模式，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大批農民“洗腳上田”，經商進廠。到1986年，石岩轄區共吸引投資2793萬元，興建標準廠房和宿舍19萬平方米，其中生活配套設施3萬平方米，建成了用水、供電、道路和通信設施比較完善的6個工業區，引進設備價值9450萬港元，先後辦起了製衣廠、玩具廠等“三來一補”企業29家。同時，另有村辦企業33家，從業人數4500人，生產項目有電子元件、電器、鍾表等。產品銷往歐美、中東、日本、東南亞和香港等地。創維、艾美特、恩斯邁、欣旺達、惠科電子等188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都曾在石岩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怡高廠也因此獲得更大的企業自主權，不斷擴大再生產，不斷技術升級和轉型，體現出“上屋”模式更強大的生命力。1988年，怡高廠的設備從需要腳踏、手搖等手工操作的簡陋設備，換成了機械化設備，實現了生產半自動化，生產的產品也更為豐富。吹風機、咖啡壺、多士爐等數十種家用電器遠銷海外，每年上繳利稅2000多萬元人民幣。1989年，工廠更名為“上屋電業（深圳）有限公司”。2003年，怡高廠搬到了現在的坪山區，並更名為全能電業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企業不斷轉型升級，逐步走上高新技術發展道路。2008年，寶安區將怡高廠的舊廠房改建成勞務工曆史博物館，打造出中國第一座以勞務工曆史為題材的專題博物館，博物館裏展示了怡高廠三條不同年代的生產線。2010年，寶安區和石岩街道將怡高廠成立的故事搬上了話劇舞台，這部名為《突圍1978》的話劇作品在當年的全國戲劇文化獎優秀劇目調演中獲得6項大獎，並斬獲綜合最高獎項“原創劇目大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