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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開花落30年

“三來一補”企業當初能在深圳蓬勃發展，主要是適應了當時的政策和市場環境。港資之所以願意大規模地來深圳辦廠，源於深圳市政府給他們免稅三年和隻按工繳費征收流轉稅的優惠政策。加上國際市場的興旺和內地用工成本的低廉，港商辦“三來一補”企業的利潤是要高於辦三資企業的。時任寶安縣委書記方苞曾回憶，當時，國內外市場對輕工商品需求旺盛，但寶安縣政府主導的外向型工業，隻有罐頭食品廠和假發廠，要想發展工業，就必須讓第一隻“螞蟻”嚐到甜頭，才會有更多的“螞蟻”進來。“如果我們嫌人家是勞動密集型拒絕引進，而技術檔次高的企業擔心風險不願意進來，我們就邁不開引進外資發展工業的步伐。我們相信，隻要政策法規逐步完善，技術不斷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也會轉為技術、資金密集型企業。”

確如方苞所言，隨著怡高電業廠落地，各種“三來一補”企業在寶安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公路沿線交通便利的農村充分利用祠堂、公社飯堂、大隊部改作臨時工業廠房，仍然供不應求。到1983年，深圳已引進外資企業2512個，其中“三來一補”企業占82%，大多數分布在寶安，寶安的“製造業大區”地位由此奠定。到1990年，寶安90%的村裏都辦起了“三來一補”企業。到1993年，寶安區已有3400多家“三來一補”企業，僅當年的“三來一補”工繳費就達2.2億美元，而在1979年，寶安縣的財政收入僅有1700多萬元。從1978年到1996年的18年間，寶安區“三來一補”協議投資28億美元，實際投資14億美元，工繳費收入近16億美元。1996年投產的“三來一補”企業近3600家。

根據《寶安縣誌》的記載，在20世紀90年代，沙井常住人口還不到3萬人，租出廠房達1200多萬平方米，每平方米租金是10元到16元。按這個標準，村民們什麽都不用做，每人每月就有500元錢。當時，工廠的工人一個月才五六百元。沙井的萬豐村就是通過引進大量的外資企業而致富的，從而有“南國第一村”的名聲。

“三來一補”的經營模式通過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彌補了當時中國缺資金、缺技術的弱勢。上屋怡高電業廠成功之後，各種“三來一補”企業在深圳遍地開花，開創了深圳工業化的格局。最高峰期，深圳曾經有上萬家這類企業，是深圳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支柱。

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一度被認為是中國競逐“世界工廠”的核心競爭力。

1978年，香港怡高電業有限公司來石岩設廠的主要原因是工人的工資低。當時公司在香港每天要支付工人100多元港幣（100港幣，折合人民幣約83.2元），在深圳的工人工作一天，能拿到9元錢就已經非常高興了。當時上屋村村民人均年收入110元錢左右，全部為農業收入，村民進廠工作後，一個月就可以賺到80多元錢，收入提高非常明顯，那時候村民還是頭一回體驗多勞多得這樣的分配方式。

當年，寶安縣石岩公社上屋大隊農民江惠群等人告別農田，走進新開業的上屋怡高電業廠，成為生產線上的女工。她們在港方派來的技術員的指導下，操作機器，學習如何用銅線做線圈。江惠群和工友們拿計件工資，每天合計0.7元至0.8元，每月能掙20多元。這比她們此前“麵朝黃土背朝天”辛苦耕作的所得高出10倍以上。

當年第一批入廠的女工江惠群，如今已是71歲的老人了。她回憶說，當年她老公葉玉榮在供銷社搞業務，外出開會時認識了當時位於文錦渡的深圳輕工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的老李。聽老李說香港怡高實業公司的王老板想要來內地投資辦廠，葉玉榮從中牽線，推薦王老板把廠址選在了石岩公社上屋大隊。

當時工廠隻招25名女工，想進去的有七八十人，江惠群因為老公葉玉榮有“招商引資”的功勞，她才得以進去。當年她32歲，算是年長的了。其他女工們大多都有小學學曆，十八九歲。

趙帶容也是當年的女工之一，如今回憶起往事她仍然記憶猶新。歡迎儀式上，上屋大隊幹部講話，感謝香港老板的投資，歡迎派往工廠的技術員指導女工們做工。趙帶容說：“大隊幹部告訴我們，技術員怎麽教，我們就怎麽做。”技術員是香港人，用粵語跟即將進廠工作的女工們說話，女工們都聽得很認真。

從香港派來的兩位技術員一男一女，男的被女工們尊稱為“戚先生”，女的叫“梅珠”，他們一個一個地教女工如何操作機器，如何用銅線做線圈。從“打線”到“切線”到“串線”等工藝，花了一個多星期，二十幾名女工全部學會了其中某項技能，生產線便可以開始運轉。

那時沒有周末的概念，每個人都希望多做多賺錢。據趙帶容介紹，她從女工做到了“拉長”，管一條生產線，負責領材料、出貨，剛開始那幾年每年可以賺400~500元，過了幾年有700~800元。她1987年離開廠子的時候年工資是800元。

江惠群還記得，活多的時候要加班趕工，加班到晚上9點多，活少的時候就在廠裏等來料，有時材料半天不來，大家還會抱怨。基本每天早上七八點上班，下午五六點下班，中午12點到下午2點可以回家做飯、帶孩子、休息。最初的25名女工全部是上屋本地人，因此都住得很近，走路回家隻要三五分鍾，所以大家中午都會回家吃飯。“起碼中午可以看小孩，挑水做飯，不像以前種地，早上天亮就出門，天黑看不清了才能回家。”她如此感慨道。

這樣的好光景持續了多年，然後就慢慢暗淡下來。日益上漲的人工成本讓“三來一補”企業的利潤逐漸減少。從2000年起，深圳最低工資標準逐年遞增，從每月500元左右迅速上升到每月1000元左右，2008年以後又加速提升到每月2000元以上。“三來一補”企業員工工資一個月2000多元，包吃包住，還要交“五險一金”等各項費用。菲薄的加工費顯然難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成本。

2007年6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頒布。

2007年12月5日，建設部等五部委印發《關於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的指導意見》。

2008年9月23日，深圳市第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深圳經濟特區和諧勞動關係促進條例》，2008年11月1日起施行，這是我國首部促進和諧勞動關係法。

2009年5月21日，深圳市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修正通過《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例》。

2009年8月27日，國家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由於“三來一補”企業不具備法人資格，隻是外商生產環節的一部分，不能融資，純粹靠加工收取利潤，隻收取工繳費，並也隻能外銷不能內銷，沒有研發和設計的環節，生產方式隨著時代的發展日漸落後。

2008年9月，廣東省政府下發了《關於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若幹意見》，明確提出“到2012年，不具備法人資格的來料加工廠基本完成轉型”，“鼓勵和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來料加工廠按照相關規定就地轉型為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外商投資企業或其他類型企業”。

雖然2012年的大限隻是個指導期限，並非強製，還有一些企業的協議最長會在2021年10月才到期，如果他們還能保持收支平衡，仍然可以繼續下去，但是寶安區已在2011年出台5年淘汰6000家低端企業的目標。

事實上，從2008年開始，曾經盛行一時的“三來一補”企業就開始謝幕。就像這類企業曾經在港、台等亞洲“四小龍”的興衰一樣，深圳的“三來一補”企業經過30年的枝繁葉茂，終於到了金風送爽的季節。東莞的“三來一補”企業也逐漸淡出了曆史舞台。

如今，最早的“三來一補”企業上屋怡高電業廠址已被改造成中國首個勞務工曆史博物館。這片當年曾經紅火忙碌的廠房，宛如一趟帶領當地村民致富的快速列車，深深地刻在了深圳的曆史記憶裏。

百萬外來工：飄向深圳的“蒲公英”

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及時開放，使得國際產業鏈重新布局，加工製造環節大規模引進到深圳及珠三角其他地區，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序幕由此拉開。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為內地廣大農民向城市流動創造了機會。農村經濟改革，釋放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鄉鎮企業的發展為農民進廠、進城提供了契機，城鄉之間原有的森嚴壁壘逐漸被打破。經過1978—1984年農民工萌芽和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民工潮”終於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國大地全麵爆發。據統計，1989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由改革開放初期不到200萬人驟增到3000萬人。農民在不改變身份、不改變城市公共產品供給的情況下，開創了“離土又離鄉”轉移農業勞動力的新模式。

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一年一度的“春運潮”。1989年春節剛過，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外出熱潮驟然形成，迅速波及大半個中國。來自四川、湖北、湖南、廣西、江西、河南、山東等省份的數百萬農民走出農村，湧向城市。春節過後，中國各大媒體競相報道“百萬民工大流動”的現象。《廣州日報》接連登載十多篇消息通訊，對南下廣州的外省民工連續報道：《南下民工勢頭未減》《盲目的洪流》《失控的民工》《眾多的難題》……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首次播放了關於“盲流”的電視新聞；隨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對此也紛紛予以報道。

《湖北日報》記者登上南下列車，但見沿途站台上，提著米袋、背著行李竹簍的農民旅客密集如雲，等著登車趕赴羊城。僅從1989年2月22日至23日，增開廣州方麵的農民專列就多達9列，其中，由衡陽增開4列，由武昌和長沙各增開2列，由南寧增開1列。自正月初五開始，短短15天內已有150萬外省民工湧進廣州。僅2月13日中午，聚集廣州車站的外地民工達3.7萬人。偌大的廣州火車站廣場儼然成了“農民的海洋”。

“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10年間，率先實行改革開放的廣東省，商品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工業化水平與國際接軌，廣東勞工的勞務費用一般較內地高出許多，由此對內地民工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價值規律這隻“無形的手”，進一步把內地民工推上了“南下的洪流”。

深圳的外來勞務務工人員，俗稱“外來工”；由於女性較多，女性務工者又被稱為“外來妹”“打工妹”。從1982年深圳最早的港商獨資企業凱達玩具廠招工，鄭豔萍等幾百名年輕姑娘分別從韶關、汕頭等地來到蛇口，成為中國第一代打工妹，到1989年的百萬民工“南下潮”，深圳成為外來工聚集最早、最多的城市。1982年，香港凱達實業有限公司獨資興辦的玩具廠在深圳蛇口工業區投產，由於公司需要大量勞動力，於是從廣東各地農村招募了上千名年輕姑娘，占到當時蛇口外來妹的“半壁江山”。其後，越來越多的廣東落後地區的年輕人進入廣州、深圳等地打工。來自廣東梅縣的打工妹安子，寫下了中國首部打工紀實小說《青春驛站——深圳打工妹寫真》，記錄了深圳這段火熱的打工曆史。1987年3月，“深圳特區首屆勞務交流服務大會”開幕，無數內地青年也開始帶著夢想和**，告別家鄉，踏上南下的列車。1992年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特別是1997年京九鐵路全線貫通後，數以千萬計的內地民工南下深圳，其中以湖南、四川、湖北、江西、河南人為最多。在深圳的湖南人，人數高達350萬。

1979年，深圳剛建市時，戶籍人口隻有31.26萬，外來人口僅有1500人。從1982年起，在深圳建築和工業領域，一線的外來工人開始反超本地勞動力。1983年，外來工又在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三來一補”企業裏超過本地勞動力。到1987年，深圳市外來人口數量首次超過本地人口，成為深圳各產業實際的主力軍，並在深圳市總人口中占有愈來愈大的比例。1995年，深圳市人口超過300萬，其中外來人口超過200萬。2000年，深圳實際人口達到700.84萬，其中戶籍人口121.48萬，外來人口579.36萬。2005年，深圳實際人口突破1200萬，其中戶籍人口181.93萬，外來人口1026萬。2017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頒布後的第10年，外來工終於可以在深圳領到養老金了。這一年，深圳的常住人口是1100多萬，人口規模是2000萬，而深圳戶籍為400多萬，也就是說，深圳至少有600多萬常住的外來非戶籍人士。他們退休後，可以在深圳領取養老金。

深圳外來人口的主要構成是產業工人。資料顯示，1987年以來，深圳市90%以上的工農業產值，60%以上的第三產業產值，8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80%以上的稅收，80%以上的地方預算內財政收入，70%的預算外財政收入，90%以上自產出口產品和98%以上的加工出口產品，83%的農村經濟都來自外來工直接或間接的勞動。

從1985年開始，外來勞動力成為深圳市各級政府預算內和預算外財政的主要來源。以1998年為例，在這一年，外來勞動力占90%的港台企業、外資企業、股份企業、私營和個體企業繳納稅收119億元，一線工人70%以上為外來工的國有、集體企業繳稅213.9億元，加上外來人**納的10多億元城市增容費以及各種卡、證費，外來勞動力直接為深圳市政府創造了250億元左右的經濟效益。

據深圳市統計部門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2004年深圳人通過郵政向全國各地匯款達131.6億元人民幣，其中有89.5億元是參與深圳建設的外來工寄往內地的，占比68.01%。統計數據還顯示，從1990年開始至2004年的15年中，深圳人累計通過郵政向全國各地匯款總額達1720.59億元，其中，參與深圳建設的外來工累計向外匯款額達820.5億元，占匯款總額的47.69%。

2003年，一個名叫鄭海天的研究者，依據更為專業的三類產業勞動率比較分析，得出“1985年至2002年間，深圳第二產業發展一直依靠大量勞動力投入獲得發展”，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深圳人才資源發展戰略小組關於“九五期間，深圳經濟轉為主要由科技拉動”的結論。而2002年之後，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出口成了中國經濟的強勁引擎，可以說代工業就是這個時期的中國經濟主題，勞動力優勢對深圳的決定作用更加凸顯。正是由於外來工工資相對低廉、勞動強度大、勞動效率高，無須福利支出，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才使得深圳的製造優勢得以明顯凸現，用很短的時間就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實現了經濟與城市的發展神話。

今天的深圳，正處在產業大變革的時期，傳統製造業在過去十幾年內逐漸轉型為高科技產業，中國海外專利中深圳的海外專利約占50%。深圳對受過高等教育的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越來越大，而以往活躍於大大小小各類工廠的“普工”“草根”生存越來越不易。用前些年的網絡流行語“草根”來說，深圳曾經占據主流的打工文學、草根文化正在被精英人群和精英文化所取代。

早年間，投奔深圳的人們常常自稱“蒲公英”。蒲公英別名黃花地丁、婆婆丁、華花郎等，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呈頭狀花序，種子上有白色冠毛結成的絨球，花開後隨風飄到新的地方，孕育新的生命。一句話，蒲公英非常普遍、非常草根，隨處落地、隨處生根，非常鍾情深圳這塊土地。現在，深圳的土地變得金貴了，草根們在這塊日益金貴的土地上不能隨便落地生根了。當然了，比起北京、上海、廣州等其他一線城市，深圳雖然也在走精英化的道路，但不管是公共政策還是住房體係，深圳還是更多地保留了“草根”的生存環境和發展機會。

深圳草根的經典代表人物是安子。安子是當年深圳著名的打工妹。1984年，17歲的安子隨表姐從廣東梅州來到深圳，她隻有初中文化，不會講普通話，第一份工作是流水線上的插件工，每天加班超過4小時，一天幾乎是14至16小時瘋狂地幹。當時的深圳一天一個變化，安子也在一天天變化，普通話越來越流利，插件越來越利索，工資也從100多元增加到300元、400元，但是她並不滿足於此。當大批打工者下班之後漫無目的地在街上閑逛時，安子卻在工作之餘拚命補習，7年打工的全部積蓄都用於讀書。為了讀書她常被炒魷魚，先後換了7份工作，堅持半工半讀，終於在1991年拿到了大專畢業證書。與此同時，她一直堅持將身邊的打工故事寫下來。每晚拖著疲憊的雙腿從工廠回到宿舍後，她便伏在窗台與床架之間的木板上用稚拙的筆法寫下自己的苦悶和渴望。“晚上蚊子成群結隊地進攻，我的作品簡直是被蚊子‘咬’出來的。”1992年，安子的《青春驛站——深圳打工妹寫真》出版。“安子旋風”迅速從深圳席卷全國，她幾乎在一夜間成了打工者的偶像。

安子的書風行全國，並非因為她文采特別出眾，而是因為她自己就是打工妹，飽嚐了打工生涯的酸甜苦辣。7年時間她走馬燈似的幹過流水線插件工、賓館服務員、製版工人、秘書、總經理助理……她用自己真誠的文字第一次詳盡地展示了深圳打工者的真實生活和內心感受。而安子成為打工者的偶像，正是因為她不僅沒有拒絕苦辣酸甜的打工生涯，而且從迥異於鄉土勞作的城市打工曆練中，化蛹成蝶，浴火重生，成為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打工英雄、城市白領。

像安子一樣從打工生涯中受益匪淺的打工者，曾經成千上萬，比比皆是，而今天已經越來越少，他們的步履也越來越沉重了。譬如段作文，他是1973年生人，1992年高中畢業後就出來打工。從福建到廣東，從深圳到惠州，從龍崗到龍華，從福田到寶安，從搬磚頭到修電車，從普工、倉管、車工，到小組長、生產主管、廠長，21年的時間他一直在小廠打工，也一直有爬格子的愛好。他也有過到雜誌社當白領的嚐試，有過回老家不出來了的衝動，但是上有嶽父嶽母，下有一雙女兒，還有個讀書的弟弟需要學費、生活費，他不得不在工廠與寫作之間掙紮，在故鄉與深圳之間徘徊。

2015年，段作文所在的小廠業務壓縮，工廠搬遷，他又一次麵臨回四川老家還是輾轉別廠繼續打工的選擇。他甘於工廠的辛勞，可是工廠越來越沒有他工作的機會；他熱愛深圳這座城市，但這座城市哪裏有他可以繼續逗留的所在呢？他奮筆直書，將自己的煩惱和苦悶一股腦寫出來，投給深圳社區文學大賽組委會。洋洋灑灑數萬言的《再見，固戍》以樸拙而深情的文字，忠實記錄、再現了他多年的打工生涯。這部作品以表達社會轉型期打工者的迷茫與陣痛而獲得了“睦鄰文學獎”的高度評價。

段作文憑著這篇《再見，固戍》，斬獲了深圳市第三屆“睦鄰文學獎”年度大獎，將5萬元獎金收入囊中。他因此離開了固戍工廠，也因此留在了深圳，成了一名深圳基層政府的雇員。這是深圳的可愛，也是段作文的幸運，但是許許多多深圳普通打工者的經曆都沒有安子和段作文這樣豐富曲折。深圳乃至中國的世界工廠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無數普普通通的草根般的打工者用青春和汗水書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