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1981年11月底，袁庚給招商局企業管理培訓班的學員上課，再次談到這句口號，在培訓班學員中引發熱烈回應。在這次講課過後的一個星期天，譚築熙等6名培訓班學員，在當時蛇口最熱鬧的商業街——華苑酒家門前的小廣場上再次豎起標語牌“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比第一塊木牌多了兩行字。

第二塊標語牌的豎立是否得到袁庚的授意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袁庚在對企業管理骨幹培訓時再次重申了標語內容的意義。不料，1982年的春天，又出現一場針對改革開放的非議，“姓社姓資”之爭不斷擴大。麵對嚴峻形勢，袁庚考慮再三，再一次讓人將這塊牌子拆除。

第三塊標語牌是一年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對於改革開放的非議有所減少。1983年8月，時任蛇口工業區宣傳處副處長的周為民又想起了這句口號，他認為這句話如同晨鍾暮鼓，引領蛇口人以全新的觀念與時間賽跑，促進蛇口人在改革開放中不斷創造新的輝煌。宣傳處用了一個星期，製作了比前兩塊大許多倍的巨幅標語牌“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將其立在港務公司門前。

這塊牌子依然引發了爭論，所以存在的時間也很短。在改革開放之初，雖然“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隻有12個字，卻事關“姓社姓資”的路線之爭，哪裏能夠一蹴而就？但是袁庚就是要做衝破無數人思想禁錮的事。袁庚曾經說，要引進外國的資金、技術、設備等，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而要創造一個適應這個經濟發展的社會環境，則困難得多。進步的社會、進步的人，是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經濟起飛的大前提。蛇口要發展，首先要從人的觀念轉變和社會改革開始。

幸運的是，鍥而不舍的袁庚不久就等到了一個最佳的機會。

1984年春節，鄧小平南下視察深圳、珠海等沿海經濟特區，這次視察也被稱為“第一次南方談話”。鄧小平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經濟特區的命名者，也是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此時，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已經過去了6年，創辦經濟特區也有3年多時間了，這次南下就是要看看經濟特區的實踐到底是否經得起檢驗。

得知鄧小平要親臨蛇口，袁庚很振奮。在做好接待準備工作之餘，袁庚布置了一項特殊任務，要求工程公司連夜加班，做出一塊“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牌，立在當時從深圳市區進入蛇口的分界線上。蛇口工業區辦了快5年了，這條路到底對不對？“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究竟是對是錯？袁庚想從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口中得到一個答案。

1984年1月26日早上，經過通宵加班趕工，一塊巨大的廣告牌矗立在從深圳通往蛇口的路口，藍底鐵皮板上寫著12個大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事實證明，鄧小平對深圳和蛇口的改革開放建設是滿意的。在這次視察後，鄧小平為深圳經濟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鄧小平一錘定音，消除了當時圍繞著口號的種種爭議，也給袁庚吃了一顆定心丸。

得到鄧小平的肯定和讚許，“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從此廣泛傳開。這句最能體現商業社會常識、也最能體現改革開放精神的口號，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和行為準則，被譽為“第一聲春雷”。1984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周年的國慶慶典上，寫有“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工業區彩車駛過天安門。這句口號從此響徹全國，家喻戶曉。

《經濟日報》曾熱情洋溢地評價：“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在機聲隆隆的工地上出生，在不絕於耳的爭議聲中長大。它的“準生證”是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頒發的，它的“成人禮”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國慶大典中完成。書寫有這句口號的牌子，在曆史的風雨中幾經豎起拆下，但至今依然屹立不倒。第四塊寫著這句口號的牌子甚至由國家博物館收藏。這句口號迸發出衝破層層束縛的力量，更是深深地鐫刻在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進程中。

蛇口模式和蛇口風波

1981年春天，蛇口工業區“五通一平”一期工程基本竣工，建設指揮部正式更名為招商局蛇口工業區管理委員會，引發4分錢獎金爭議的600米順岸碼頭也已正式投入使用。這一年6月，《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了一篇新華社電訊稿《蛇口工業區建設速度快》，首次提出了蛇口方式。此後，蛇口方式又被演繹為蛇口模式，並在日後與“深圳速度”一起，對推動改革開放起到了重要的示範作用。

蛇口模式，說到底就是對人的利益和責任的尊重。其核心是讓企業充分發揮自主權，按照市場法則和經濟規律辦事，運用經濟手段管理經濟，搞活經濟。1979年9月，蛇口第一家合資經營企業“中宏製氧有限公司”落戶蛇口工業區，兩年中數百家合營、合作企業進入。這些企業在資金來源、法人地位、股東權益、經營管理等方麵都按市場經濟規則辦事，使蛇口在管理上也采取了與之相適應的市場方式。隨後，蛇口開始實行經理負責製，企業定崗位、定成本、定利潤；實行員工招聘製，允許員工和人才合理流動，工廠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辭職；工資、住房也進行了市場化改革。蛇口的做法很快擴展到整個深圳特區。這一做法的核心後來被概括為兩點：外向型的經濟和市場機製的管理。

袁庚執掌的招商局充分運用中央賦予的自主權，敢為人先，大膽突破，進行了分配製度、管理體製、幹部人事製度、用工製度、工資分配製度、住房製度等一係列配套改革，創造出諸多中國第一。蛇口的這些做法逐漸受到肯定。隨著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的對外開放，市場機製迅速擴展，在全國產生了示範效應。之後，效益觀點、競爭意識、等價交換、法製觀念等市場觀念逐漸被人們接受，個體經濟、鄉鎮企業、三資企業、股份製企業等新的經濟體不斷湧現，獎金、練攤、砍價、打工、下海、跳槽、炒魷魚等新詞新語開始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這些觀念的改變，這些新生事物的誕生，其實不總是平靜的，曾經也激起了驚濤駭浪。

1988年1月13日，蛇口舉行了一場“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會上，70位蛇口青年與3位著名青年工作者——北京師範學院德育教授李燕傑、某部調研員曲嘯、中央歌舞團前舞蹈演員彭清一展開了激辯。

爭論的焦點之一是關於“淘金者”的爭論。

馬立誠的《“蛇口風波”始末》是這樣記錄這場爭論的：

曲嘯說：“內地青年有很多人向往特區，想到這裏來。但是這些想來的人中間有兩種人，有創業者，也有淘金者。在個別人的思想裏，想到這裏來幹什麽呢？淘金，掙錢，玩。真想到這裏來創業的，有……凡在人群之中，必定有先進的、落後的、中間的。有差異是正常的……就是在座的當中有沒有淘金者呢？到這裏創業，這是大多數，有沒有淘金者？有。”

坐在門口的一個青年說：“希望三位老師能和我們一起討論一些實質性的問題，不要講些空洞的說教。你說來深圳的人有建設者、創業者，也有淘金者，請解釋清楚什麽叫淘金者？”

另一位青年問道：“我想問問，我們一些青年到這裏承包、租賃，這些人是不是淘金者呢？三位老師對淘金者有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是來掙錢、搞商品經濟的就是淘金者嗎？”

曲嘯的回答是：“我說的淘金者不是為深圳特區的發展來創業，不是為了創業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這樣一個經濟非常活躍、利也很厚的地方，為了個人利益到這裏來，圖這裏生活好、工資收入高。如果錢少了，生活又艱苦，就不肯來。我把這類人當作淘金者，特區不歡迎這樣的淘金者。”

一位青年站起來反駁道：“我們來深圳、蛇口為什麽不能賺錢呢？淘金者賺錢，但沒有觸犯法律，無所謂對錯。淘金者來蛇口的直接動機是賺錢，客觀上也為蛇口建設出了力。比如一個個體戶開餐館，他的目的是謀生賺錢，但他給國家上交稅金，也方便了群眾，這樣的淘金者有什麽不好？除了投機倒把、經濟犯罪等之外，凡是正常的經濟活動，都是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創造財富、活躍經濟，對社會發展起著推動作用。”

曲嘯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目前有一部分青年特別強調個人的價值，我認為，‘天生我材必有用’，每個人都有價值這是肯定的。但是個人的價值如果不在群體的價值中去體現，個人的價值是很難得到充分體現的。青年人應該考慮到祖國的命運，而且應把這個放在第一位。到深圳、蛇口來，到底是為了享受還是為了創業來了？為了創業而來，我認為是真正好樣的，如果為了享樂而來的話，那是很危險的。”

一位青年進一步反駁曲嘯的意見，說：“情況往往是，創業和淘金，為自己打算和為社會考慮，這些東西在人身上是交織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誰也說不清楚。這些東西從理論上沒有解決。在一個人身上，為自己、為別人、為社會各占多少比例，在什麽情況下怎樣調整等，說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但他還要說，他覺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嘯打斷這位青年道：“你認為你現在做的一切和你個人的價值都隻屬於你個人的嗎？”

青年：“當然是這樣的。”

曲嘯接著問：“那你現在為什麽工作？”

青年：“為什麽工作？第一是為生存，這是五個基本需要的最低層次；第二是安全；第三……首先是為生存我得幹活，就是這樣。有些時候我覺得中國有些東西，挺虛的而且挺偽的，加起來就是挺虛偽的。”

另一位青年說：“其實，幹就是了，做完之後我們看效果，你管他什麽淘金不淘金、創業不創業呢？他創了半天業鬧了個大賠本不也挺可笑的嗎？淘金者有什麽不好？美國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機者的活動發展起來的。創業和享受這二者是不能分開的，二者並不矛盾，並不是我創業以後都得給別人，我也要取一部分。”

彭清一認為：“美國是美國，怎能和我們特區相比？美國姓資，搞的是資本主義，我們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特區，兩者沒有共同之處，我們不能用資本主義開發西部的辦法來建設特區。”

蛇口青年則認為，這樣僵化地劃分姓“資”還是姓“社”，不利於改革的深入發展，不利於吸取全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不利於我國生產力的解放和提高。

……

對於當年轟動全國的“蛇口風波”，袁庚怎麽看呢？

在後來媒體的一次麵訪中，袁庚是這麽回答的——

當時《人民日報》的記者也曾問過我，內地反響較大的“蛇口風波”，在蛇口卻無反響。我當時回答，在蛇口，這種事本來就不值得談，也沒必要去爭論它。有人說我們故意設圈套整他們，我們哪有空搞這些玩意兒，沒有人這麽無聊。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件事情很好理解。它的實質就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的矛盾衝突，是兩種不同的經濟體製下不同價值觀念之間的衝突。

市場經濟講的是公平合理，計劃經濟講的是服從和無私奉獻。究竟如何取舍呢？請讓我打個比方：兩人分蘋果，一個大，一個小，你拿大的還是拿小的？我拿大的你說我損人利己。如果我反過來問，你願意拿大還是拿小，你說拿小的。那我便說，你這不是陷我於不義嗎？我還可以說：既然你願意拿小的，那麽我拿大的豈不是正合你意？怎麽是損人利己呢？這樣就亂了套。就像《鏡花緣》裏的君子國，讓人不知所措。

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這件事情該這樣辦：假如這個大蘋果值5角錢，小蘋果值3角錢；我若挑大的，便補償你1角錢，若挑小的，你便補償我1角錢。這樣公平合理，大家都沒意見。這個社會應該做到公平合理，大家都沒意見。合理的，才是道德的。

當然，個人的道德行為另當別論。就整個社會的普遍原則說，離開公平合理講無私奉獻是帶強迫性的道德要求，隻會造就另外一批占別人便宜的人。蛇口很早就建立了市場經濟體係，蛇口青年的思想觀念與他們的經濟生活密切相關。他們不願意接受計劃經濟時代的道德準則，因此衝突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再說這樣的事情在蛇口司空見慣。宦鄉一共來了蛇口5次，最後一次他對我說，這裏的青年爭論得很厲害，思想非常尖銳，有些問題我根本回答不出來，你是怎麽培養出這樣一批人的？所以雖然“蛇口風波”在外麵鬧得沸沸揚揚，蛇口本身卻很平靜，大家覺得這種事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

如今，30多年過去了，但是往事並不如煙。

徜徉在蛇口海上世界的繁花與繁華裏，袁庚老爺子“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之類的話語時時在耳邊回響。20世紀80年代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傳奇時代，成就了如此令人夢魂縈繞的精神偶像？與眼下矗立入雲的高樓大廈相比，蛇口的思想和精神才是更寶貴的財富。沒有蛇口的思想啟蒙，何來40年來的經濟奇跡？

袁庚憑著商業直覺在蛇口進行的一係列商業創新，已經不隻是簡單的商業技術創新，而是複雜的商業社會變革。袁庚在蛇口曾經達到的高度，我們迄今為止還在仰望。

老一輩的經濟學家宦鄉曾經說：“袁庚之所以搞出個蛇口，就是因為他對中國的計劃經濟一竅不通、一無所知。”但是蛇口的試驗，絕非“無知者無畏”式的變革。隻能說袁庚受計劃經濟的羈絆更少，所以更容易接受市場經濟。盡管袁庚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商人，但是深商乃至當代中國商人的商業精神源頭卻是從袁庚開始的。

(1) 塗俏：《袁庚傳奇》，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20，第107頁。

(2) 塗俏：《袁庚傳奇》，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20，第121頁。

(3) 塗俏：《袁庚傳奇》，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20，第144—1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