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蛇口改革：4分錢的事 01

中國的改革，分為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農村改革，是從小崗村開始的；城市改革，是從蛇口開始的。

深圳的改革開放，也是話分兩頭。東頭從深圳開始，西頭從蛇口開始。

蛇口與深圳並不完全是一回事，社會影響和曆史意義也不盡相同。蛇口的改革開放起步更早，手法獨特。蛇口是由一家背景特殊的百年名企負責開發的，企業辦經濟，與深圳市政府辦企業、政府推動市場經濟正好形成對照。因此有人說，深圳的改革開放就好比是雙龍戲珠，東成西就，妙趣無窮。

招商局來到蛇口

1978年6月，61歲的袁庚接到一項特殊任務：調查研究如何進一步辦好香港招商局。這項任務將他推到曆史的前台，他因此出任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全麵主持工作，成為招商局這家中國百年名企的第29任“掌門”。

招商局創立於1872年，主張其事的是當時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因為鎮壓太平天國、負責通商事務，李鴻章等晚清“中興大臣”領略了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厲害，也意識到非學習“洋務”，不足以應對“三千年來之大變局”。設立輪船招商局，“招天下商，通九州航”，實現富國強兵，正是晚清洋務運動的大手筆。大名鼎鼎的洋行買辦和工商業活動家徐潤、唐廷樞等都先後入局，雖然曆經晚清戰亂、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兩次世界大戰、解放戰爭，招商局也曾輝煌，也曾寥落，卻始終不倒，在中華大地綿延不絕。直到1979年，招商局還是香港四大中資企業之一，堪稱中國洋務運動碩果僅存的百年名企。

袁庚生於深圳大鵬，父輩即有闖海經曆。他早年就讀於廣雅一中，沐浴嶺南之地的開明風氣，領受溫潤敦實的經典教育。後來，他在諜戰中受磨礪，在外交中長識見，視野開闊，積澱深厚。袁庚曾身陷囹圄五年半，鐵窗下數螞蟻的日子是他人生大徹大悟的機緣。平反後，袁庚在交通部外事局任職，隨交通部長走訪世界各地，對港口城市、海洋工商文明有切近觀察和認知學習的難得機會。唯其如此，袁庚才有可能在對香港招商局作了一番短期調查後，就拿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調查報告，進而入主招商局，成為有百年曆史的招商局的第29代掌門。1917年出生的袁庚，到招商局任職時已經年逾花甲。這個年齡，應該是開始享受頤養天年的退休生活的時候了，仕途進退和功名利祿應該早就是過眼雲煙了。這個年齡，還有機會、有能力做事的人，要麽不做事，要麽有誌去做一番大事。就在中國改革開放最需要袁庚這樣的人的時候，袁庚來到了蛇口。

袁庚到蛇口是為香港招商局尋找商機。招商局這家曾經組建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支商船隊的航運巨頭，在100多年後袁庚接手的時候，已經“連一條船也沒有”了。當時，香港是全球著名的國際航運中心，環球航運包玉剛、東方海外董浩雲、萬邦集團曹文錦和華光航業趙從衍號稱“香港四大船王”。其中，包玉剛擁有的船噸位有1300餘萬噸，董浩雲的船擁有1100餘萬噸的噸位。這兩位華人船王在世界“七大船王”中分別名列第一、第二。董浩雲曾被《紐約時報》稱為“世界最大的獨立船東”，他的信念是：“地球表麵3/4是海洋，我們應該有雄心征服海洋。”包玉剛從購入一艘舊船開始，最終登上世界船王的寶座，成為香港傳奇的代表。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麵對香港航運業的蓬蓬勃勃，再看香港招商局的蕭條敗落，袁庚深受觸動，決心放手一搏，為招商局再創港口和航運事業的輝煌。蛇口，就是他反複比較後，為香港招商局選定的創業基地。

蛇口離香港近，這點很重要。與香港一水之隔，乘快船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就可以到達位於香港的招商局總部。這對於溝通國際航運信息、有效開展企業管理，是個可以接受的時空距離。

蛇口土地便宜，這是最重要的。袁庚到招商局就職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港島中央商務區貸款買了一座24層的寫字樓，便再也沒有能力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買地建工業區了。當時，香港繁華地帶的地價僅次於日本東京銀座，每平方英尺（0.0929平方米）1.5萬港幣，郊區工業用地也要每平方英尺500港幣以上。袁庚也曾到澳門找地，試了一試，但當時澳門電力不足，港口水淺，一時難以發展起來。而蛇口的工業用地，便宜到幾乎隻需要付出開發成本。

1978年10月9日，袁庚在一份《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中明確提出要在鄰近香港的寶安蛇口公社境內建立工業區。

1979年1月31日，剛剛過完春節，袁庚來到當時國家副主席李先念的辦公室。他匯報了招商局的發展史和招商局在蛇口設立工業區的設想。接著，他拿出地圖請李副主席看，說：“我們想請中央大力支持，在寶安縣的蛇口劃出一塊地，作為招商局的工業區用地。”

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結束不久，改革開放熱情正熾，具體操作正待破局。李副主席對於招商局的開創性設想非常支持。據說，他仔細看了地圖後接過袁庚遞過來的一支筆，在地圖上一畫，說：“就給你這個半島吧。”

袁庚一看，很大一塊地，足有30多平方千米，心裏估算了一下，默默感歎道：“這得多少開發資金啊！”袁庚沒敢要這塊30多平方千米的地，最後隻要了2.14平方千米，開發了約300畝的區域。(1)這就是當年的蛇口工業開發區。

“香港第一課”

袁庚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商人，但他不乏商人的精明。

晚年的袁庚曾經說過，當初沒有接受李先念副主席劃的整個南頭半島是一個遺憾。但是實際上，袁庚既不是沒有“經略天下”的宏大理想，因為他在“蛇口試管”裏做的全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也不是“弱水三千隻取一瓢飲”的謙謙君子。袁庚是經過精明務實的商業算計才做出的決定。當時開發1平方千米大約需要投入1億元，南頭半島36平方千米，光土地開發就需要30億到40億元的資金投入，錢從哪裏來？國家沒錢投，銀行貸款需要信用，招商引資誰信你？當年蛇口開發初具規模的時候，袁庚拉了很多港商到蛇口考察，為了增加好感，每位提供15元一份的盒飯。港商們口頭上都說好好好，不錯不錯。吃完盒飯，剔完牙，坐船回香港，如泥牛入海再沒消息。如果袁庚不顧自身條件盲目上馬，周轉不過來了怎麽辦？項目失敗，國家的寶貴資金打了水漂怎麽辦？重回秦城監獄裏去嗎？經過商業算計，袁庚最後隻接受符合商業預算的開發體量：2.14平方千米。站在企業運營的角度看，這是符合商業邏輯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袁庚並不浪漫，而是非常精明務實。正是因為袁庚的精打細算，後來的蛇口開發雖然也起起伏伏、困難重重，最終還是堅持下來了，堅持到成功的那一天了。

袁庚的精明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學習得來的。

袁庚剛到香港時，招商局還是租房辦公，租金昂貴，很不劃算。於是，袁庚首先張羅銀行貸款，為招商局買樓。經過艱難的談判，一棟位於港島幹諾道上24層的大廈以6180萬港元的理想價成交。買賣談成了，袁庚依“常理”熱情地邀請賣主一起吃午飯慶祝。無奈賣主怎麽也不肯去酒樓吃飯，堅決要求盡快到律師樓把相關手續辦好，以拿到定金。最後，大家隻是簡單地吃了河粉、麵條等快餐。期間，香港賣主就要求袁庚下午兩點“一定”“準點”“無論如何”趕到律師樓，交付2000萬港元的定金。當天下午兩點，袁庚準時到達律師樓，賣主也如期而至。沒想到，賣主的汽車停在門外都沒熄火，隻等雙方在律師樓辦完交易手續拿到支票，就立即安排專人坐汽車直奔銀行。這位香港賣主為什麽要這樣爭分奪秒？事後袁庚才了解到，當時香港已經實行每周雙休，第二天就是星期六，銀行不上班。如果星期五下午3點之前支票不能交給銀行，賣主就要損失2000萬港元的3天存款利息。按照當時香港的浮動利息，3天的利息就是幾萬港幣。對比內地同誌的慢條斯理，沒有時間觀念，沒有理財觀念，不少公司不及時進賬，有人把支票擱在保險櫃裏過夜不當回事的常態，袁庚被這個香港賣主深深地觸動了。後來每每憶及此事，他總是說：“我們古人講一寸光陰一寸金，香港人呢，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真正把時間當作了金錢。”這就是袁庚初到招商局的時候學到的“香港第一課”。

香港是個世界性的商業大都會。隻要虛心學習、用心領悟，處處都能學到商業社會的真諦。袁庚不但向銀行家學習，向企業家學習，他也向保姆、菲傭學習。《袁庚傳》的作者、深圳著名的調查記者塗俏就曾聽袁庚談起過一個有趣的話題：內地人工便宜，香港人工很貴，但是為什麽人們不花幾百塊錢請內地保姆，卻要每月支付3750港元在香港請一個菲傭呢？因為菲傭專業、敬業、效率高。彼時間，“**”剛剛結束，內地的人們對時間、金錢、效率，不是完全沒有概念，就是抱著可能完全錯誤的成見。袁庚的香港商業啟蒙課，比起那個時代的絕大多數人都要學得早一些。

“蛇口實踐課”

俗話說，不當家不知道柴米油鹽貴。

招商局當家人袁庚為什麽執意要興建蛇口港呢？

他在一篇論述國際海運形勢的理論文章中曾經解釋說：“人類史上第一次的航海實踐證明地球是圓的。航運的發達有助於資本主義的興起、商品的流通，造就了西方世界的繁榮，而中國在鄭和之後一個很長的時期，再也沒有類似鄭和的船隊在海洋中乘風破浪，參與世界貿易競爭……航運的盛衰固然有其本身規律與條件，但有良好集散作業的港口作為依托至關重要。假如100多年前，英國人占據的香港島嶼，與葡萄牙人占領的澳門是同樣的淺水海灣，隻適合當時的帆船進出口的話，我想香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招商局為什麽要開發蛇口？因為袁庚主掌招商局以前在交通部外事局任職，隨交通部長葉飛考察過包括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在內的許多著名港口。他認為，招商局“招天下商，通五洲航”，開發港口經濟符合招商局的主營業務需要。因此他決定：由招商局投資的蛇口開發區要把興建蛇口港作為首項重要工程。

當時不少人提出異議，認為深圳灣是一個淺水灣，水深不足3米，近岸是一片淤泥漫灘，退潮時淤灘長達千米。在這樣的爛泥灘上能否建深水港？即使深挖十幾米，也很難保證不回淤。袁庚等人極力爭辯：珠江含沙量少，因為地球的自轉，有東衝西淤的傾向，而蛇口港在珠江入海口東岸，港池、泊位挖深後不會造成嚴重的回淤——目前的淤泥漫灘，乃地球或珠江有史以來的曆史總遺作。事實上，不選擇蛇口建港，還能在哪裏建港？香港建港，買得起地嗎？攤得平成本嗎？袁庚回老家大鵬考察過，那裏又偏又遠，又沒有水電等配套基礎設施，在大鵬建港，可能嗎？選擇在蛇口建港，未必是理論上的最佳方案，卻是現實中別無選擇的最佳方案。

據1979年交通部派駐蛇口工業區任技術工作組副組長兼總工程師室副主任，1981年調入蛇口工業區曆任蛇口工業區管委會委員、總工程師等職的孫紹先回憶：當時蛇口要修3000噸級的碼頭，但那時碼頭四周全是荒山，隻有現在的南海酒店那邊退潮的時候有條小路可以通行。清挖灘塗後，要建600米的碼頭，大概需要填土40多萬方。按當時的價格，一方土運過來是15塊錢，光運土石方就要600多萬元，太貴了。於是決定炸山！就是在微波山和龜山之間100米寬、200米深的這一塊，炸出大約45萬方土石來。“蛇口開山第一炮”就是這樣打響的。

關於蛇口開山第一炮的時間，網上認為是1979年7月8日的說法比較多，蛇口工業區本身對這一時間沒有權威的認定，其出版的畫冊《春天的故事》中，這一時間隻是被定為1979年7月。1983年到蛇口工業區工會俱樂部任美工，曾在蛇口工業區黨委宣傳部文化科、黨群工作部文化科、企業文化建設部任職，後來就職於招商局曆史博物館的諸彪，一直負責工業區大事的記錄，也說這個時間很難確定。他曾反複向老同誌求證，有一些老同誌曾經跟他說過，原來定的是7月1日，後來考慮到這天是黨的生日，不太合適，就推後一天。所以，在《輯錄蛇口》一書中，就把開山第一炮的時間確定為7月2日。而諸彪收集到的《蛇口》十周年紀念封的郵戳上，這一時間確實為1979年7月2日。

諸彪還發現一個秘密。蛇口開山第一炮，開山、炸山的地方應該是在微波山和龜山之間，這裏應該有個山包才對。但是坊間流行的“蛇口開山第一炮”的經典照片上卻有一個整齊的平整切麵，一看就是已經平整過的，不像開山時的照片。而且，這張照片不是照相機拍的，而是從電影膠片上截取的。所以，諸彪判斷，這張照片不是準確的“開山第一炮”，雖然它肯定是最早拍攝蛇口開山建設的照片。

據《深圳特區報》中國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特別報道《沒有想到這一響成了標誌性事件》一文記載，1979年在蛇口工業區指揮部負責工程、征地、規劃，曆任蛇口工業區黨委委員、蛇口工業區房地產公司首任總經理，蛇口工業區管委副主任，蛇口工業區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陳金星告訴媒體，“蛇口開山第一炮”這種說法，應該是在1984年鄧小平視察南方之後的事了。“我們那個時候哪裏敢想這是什麽偉大的事件，當時心裏隻有一個思想準備：跟著袁庚蹲監獄！”

蹲監坐獄可能說得比較嚴重，但是動輒得咎一點不為過。

當時炸山填海從四航局調來了七八十輛車。可是，兩個月下來，工程進展非常緩慢。一輛車每天隻跑20趟，而且就拉半車，按這個速度肯定趕不上工期。時任蛇口工業區技術工作組副組長兼總工程師室副主任的孫紹先回憶說，其實也怪不得工人，七八月的蛇口太熱了，那荒山邊連個陰涼地都沒有。上工地一看，工人們好多都在車底下乘涼睡覺呢。

這件事報到袁庚那裏，他想了一想，說：“能不能搞點獎金？”

搞多少？怎麽搞？當時測算了一下，拉土的距離也就300多米，一輛車一天跑個80車應該沒問題，最後就確定每人每天的定額是運55車，完成定額每車獎2分錢，超過定額，每車獎4分錢。

結果，工人的積極性立刻被調動起來了，孫紹先記得最多的人每天跑131車，一天獎金就是4.14元，一個月的獎金就能掙100多元錢，這是多麽巨大的**！那時候一般工人月工資才多少錢呀！

碼頭一期工程原計劃於1980年3月底完工，實行超額超產獎勵後，施工速度加快，結果提前一個月竣工並交付使用。根據蛇口工業區後來的統計，在實行超產獎勵的1979年10月到1980年2月間，工業區多創產值130萬元。

1980年4月，超額超產獎勵這一政策曾被上級有關部門勒令停止。與之相應，工人每天的運量立刻下降到20多車，施工速度明顯下降。7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副總理穀牧在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第20687號上對蛇口工業區實行超產獎作了重要批示。(2)

據李嵐清所著的《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記載，在蛇口工業區建設過程中，為推動生產，蛇口采用香港企業定額超產獎勵的辦法，在碼頭工程建設中實行了超產獎。具體規定為：每台運輸車每班定額為44車。司機完成基本定額，每車次計發獎金2分錢；每超產1車，計發獎金4分錢；推土、挖土和後勤人員，按運輸車完成定額和超產情況，分別計發獎金。這一辦法實行後，調動了工人的積極性，平均每台車每天運輸99.4車，超產55.4車，每人每天得超產獎1.62元。然而不久，根據有關部門關於獎金額不得超過工人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工資額的規定，蛇口實行的這一辦法被硬性停止，工人的積極性被挫傷，工效降低，整個工地由熱騰騰變成慢吞吞，運輸量和建設速度也隨之降了下來，平均每台車每天運輸量由99.4車迅速下降為32.2車。按照這一速度，碼頭交付使用計劃將要落空，從而影響外商來蛇口建廠。

此事驚動了中央最高決策層，經過高層領導過問，蛇口才又恢複了超產獎。招商局先後在蛇口港碼頭、華益鋁廠、華美鋼廠等工程項目中實行形式各異的獎勵辦法，大大激發了工人積極性，加快了施工進度，縮短了工期。

4分錢的獎金，牽涉許多部門，牽涉許多規定，牽動國家最高決策層，這就是改革。這也是袁庚的“蛇口實踐課”：給菲傭高工資，因為效率高；給多拉快跑的司機發獎金，也是因為這樣做可以提高效率！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3)

正是從“香港第一課”到“蛇口實踐課”，促使奔波於各類具體事務的袁庚始終在思考，怎樣在思想意識層麵總結出一句能夠體現出蛇口改革開放精神的口號，以堅定信念。

1981年3月的一天，袁庚坐船從香港趕往蛇口，趁著空閑，他在船上塗塗寫寫，最後寫下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顧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這6句口號。應該說，這6句口號不是一時靈光乍現的產物，而是袁庚在主持招商局、創建蛇口工業區的過程中長期積累、長期思考的結果。袁庚對這幾句口號非常看重，幾經修改，不遺餘力地推廣宣傳，直至家喻戶曉，說是百折不撓亦不為過。《經濟日報》等主流媒體進行過跟蹤采訪，詳細講述了這個標語牌“四立三拆”的故事。

當時袁庚叮囑蛇口工業區副總指揮許智明將口號製成標語牌豎在工業區裏亮相，讓大家都能看到，引發思考。許智明找到旅遊文化服務公司總經理鄒富民，安排美工在一塊三合板上用紅油漆寫上“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並第一次在蛇口豎立起來。

正式亮相的標語牌所引發的強烈震動還是超出了袁庚的預期。因為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平均主義和“大鍋飯”是常態，突然有人提出“效率”，而且把它當成“生命”，很多人不習慣。袁庚為了大局著想，示意暫時把牌子拆下來放到倉庫裏。從豎立到拆除，第一塊標語牌麵世僅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