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原文是這樣的:“溯查多年以來,素悉香港一處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資保衛,今中、英兩國政府議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圖,展擴英界,作為新租之地。其所定詳細界線,應俟兩國派員勘明後,再行畫定。以九十九年為限期。又議定,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其餘新租之地,專歸英國管轄。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又議定,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將來中國建造鐵路至九龍英國管轄之界,臨時商辦。又議定,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令遷移,產業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築造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應從公給價。自開辦後,遇有兩國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約、香港章程辦理。查按照粘附地圖所租與英國之地內有大鵬灣、深圳灣水麵,惟議定,該兩灣中國兵船,無論在局內、局外,仍可享用。”

在這份含義甚豐的正式外交文件中,首次出現了“深圳”字樣。原文是“深圳灣”,與“大鵬灣”相對應,並沒有出現“深圳河”作為深圳與香港之間的界河的說法。條約粘附地圖中的中英邊境界線也沒有出現“深圳河”的字樣。隻是邊界線確乎是大致沿著現在深圳河的走向劃定的。

1997年後,香港回歸,《東方之珠》響徹九州。“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香江當然就是香港了,彎彎的小河是不是指的深圳河呢?羅大佑沒有明說,而在我們這些投奔深圳的人們心裏,彎彎的小河如果不是深圳河,還能是哪條河呢?

曆史上的“深圳墟”

好了,把話題聚焦到“深圳墟”,它是理解改革開放以前老深圳概念的關鍵詞。“深圳墟”,可以從三個層麵著手,弄清楚三層意思。

第一,“消失的深圳河”與“古老的深圳墟”。

作為深港界河的深圳河,曆史上被稱為“清河”“明溪”“羅溪”或“羅湖河”,發源於梧桐山牛尾嶺,由東北向西南流入深圳灣,全長37千米,主要支流有深圳一側的布吉河、福田河、皇崗河、新洲河及香港一側的梧桐河和平原河。前麵提到的羅大佑的經典之作、傳唱全球華人世界的《東方之珠》,一開頭的兩句歌詞是:“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這裏彎彎南流的小河,我們認為大約指的就是這條深圳河。

然而,曆史上可能還有一條“真正的深圳河”,深而窄,流經今解放路、新園路一帶,現已不存在了。《新安縣誌·地理》載:“惠民橋,在深圳,河溝深浚,凡遇雨海潮漲,往來維艱,更有不知深淺,動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巡檢廖膺龐建造古橋,名曰‘惠民’。”據說此橋就是今天羅湖區人民橋的前身。人民橋正好處於人民路與解放路、新園路交會處,離後來的深港界河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300多年前,就在那條已經消失的“深而窄”的老深圳河邊,誕生了大名鼎鼎的“深圳墟”。後來的深圳鎮、深圳市、深圳經濟特區,都與“深圳墟”有關。

據深圳本土民俗學者廖虹雷考證,明代萬曆三十年(1602年)《廣東通誌》中隻有“月崗屯墟”和“下埗墟”,前者在今蔡屋圍桂園路地王大廈一帶,後者在今下步廟,尚沒有“深圳墟”的名字。直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編纂的《新安縣誌·墟市》才有“深圳墟”的記載。1688年,月崗屯墟與深圳墟並存,後來月崗屯墟消失了,深圳墟一直流傳下來。

深圳墟因何而興起?具體位置在哪裏?跟當年蔡氏和張氏兩大家族有什麽關係?

民俗學者根據當地多部姓氏譜牒考證,深圳墟形成之前,周邊在元明期間甚至更早的宋代,就建立有沙頭村、筍岡村、泥岡村、羅湖村等村落。從蔡屋圍蔡氏族譜了解到:蔡安公九世祖蔡法俊、蔡基俊兄弟倆於明洪武元年(1368年)由東莞大井遷至寶安沙浦圍立村。蔡基俊於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由沙浦圍遷至赤墈開基立村,其後蔡氏子孫繁衍,康熙年間發展成老圍和新圍兩村落,統稱“蔡屋圍”。據湖貝村張氏族譜記載,明成化年間(1465—1487年),湖貝村十三世祖張懷月與其弟張念月在深圳開基立村,取名湖貝。張懷月另兩位兄弟張愛月、張思月和叔叔張靖軒分別在附近的向西、隔塘(今翠竹水貝)和黃貝嶺立村。西嶺下、蓮塘、莆心(今布心)草埔、田背(貝)村以及後來的向南村、葉屋村相繼建成,有了規模,人口逐漸增多。大約至明正德年間(1505—1521年),在這些村莊較為中心的空地上,陸續來了不少謀生的外地人,在“一口塘的南麵”相繼搭建屋寮棲身,取名“南塘村”,就在今老街東門町一帶,老深圳河碼頭附近。

隨著深圳河碼頭的興盛,湖貝村、向西村的張姓兄弟與蔡屋圍的蔡氏、羅湖村的袁氏等開始爭奪深圳河碼頭地盤,最終強勢的張氏族人占了上風。有實力的張氏族群和其他有錢人便在曾經的深圳河碼頭附近建樓設鋪,逐漸形成了後來的“深圳墟”。

第二,廣府人、客家人交融的深圳墟。

深圳墟原本是廣府人的市集。蔡氏、張氏、袁氏都是廣府人。湖貝村、向西村的張氏族人據說還是廣府人的驕傲、擴建梅嶺古道的唐朝宰相張九齡的族裔。

公元前213年,秦在五嶺開山道築三關,即橫浦關、陽山關、湟雞穀關,打開了溝通南北的三條孔道。橫浦關就築在梅嶺頂上,因此橫浦關在秦時稱梅關,也稱秦關。梅關古道始通於秦,但後來被戰爭所毀。秦、漢以來,中原移民遷徙到嶺南,最早最便利的通道是西邊的水路:上溯湘江水係,通過秦鑿的渠,進入珠江水係,先到桂林、梧州,然後才到肇慶、番禺。西江要地梧州,古稱“蒼梧”“廣信”,是嶺南的古都,也是嶺南文化和粵語的最早發祥地。在唐代,廣信西稱為廣西,廣信東稱為廣東,堪稱廣府之肇始。唐開元四年(716年)張九齡路過梅嶺,見山路險峻難行,便向唐玄宗諫言開鑿梅嶺。唐皇下詔命宰相張九齡負責擴展梅嶺古道,遂開通了大庾嶺古道。大庾嶺古道從梅嶺向南北兩邊蜿蜒而下,北接江西章水,南連廣東湞水,像一條紐帶,把長江水係的贛江和珠江水係的北江連接起來,成了比湘桂通道更便捷的南北通道。當時,百裏梅嶺古道一片繁榮:“長亭短亭任駐足,十裏五裏供停驂,蟻施魚貫百貨集,肩摩踵接行人擔。”中原移民翻越梅嶺古道後,首先在南雄珠璣巷集結,適應嶺南生活環境後再進一步南遷。廣府人家譜大量記載,位於大庾嶺南麓的珠璣巷為家族的始祖居地,被譽為“中華文化驛站,天下廣府根源”。

中原漢人通過湘江水係抵達珠江水係的西江流域,在梧州、肇慶形成第一個移民中心;通過贛江水係,經梅嶺古道翻越大庾嶺,在珠江水係北江流域的韶關南雄珠璣巷等地形成又一個移民中心。最終這兩個移民中心順著水係向東、向南延展,在西江與北江的匯合處廣州,形成了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廣州從3世紀30年代起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明清時期廣州是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大港,是世界上唯一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大港。廣州與珠江三角洲一帶,漸次成為廣府民係、粵語文化的中心。

秦時嶺南移民以士兵和商人為多,他們多驍勇、善賈;唐後燕雲十六州淪陷達400年之久,中原漢人精英源源不斷地南下,形成“衣冠南渡”的新**。得風氣之先,“敢為天下人先”的廣府文化澤被嶺南,惠及深圳。深圳墟是典型的廣府墟鎮,被黃貝嶺、湖貝村、赤勘村、羅湖村、向西村和南塘村等廣府圍村四麵合圍,深圳墟東門地區遍布廣府騎樓和廣式建築,如廣府嶺南建築風格的思月書院和風貌街等。湖貝建村於明代,為三縱八橫的典型廣府建築格局。

史料表明,自東晉開始,深圳等珠三角沿海地區主要是廣府人的聚居區。廣東客家人的傳統聚居區主要是在梅州(今嘉應)山區。明末清初,因為一場規模浩大、曠日持久的強製移民,深圳的聚居人口來了一次大換血,客家人大量入遷深圳,成為定居深圳的新族群。

清軍入關之初,東南沿海仍存在鄭成功等許多抗清武裝,對清朝統治造成了威脅,為了杜絕海患,清廷在沿海地區實行“禁海”“遷界”政策。所謂“禁海”,就是實行海上戒嚴,禁止漁民出海;所謂“遷界”,就是將允許居住的沿海邊界向內陸遷移,強迫沿海居民遷徙到內地。從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實行“遷界”開始,深圳人口先後兩次實行內遷,一共向內遷移了80裏,當時的新安縣境內幾乎變成了“無人區”,千家萬戶被限期強行驅離,全縣人口僅剩北部山區的2172戶,深圳進入了近30年的人口斷裂和真空時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灣歸入清朝版圖後,才開始“複界”,“複界”後原來內遷的大部分廣府人沒能及時回遷。據《新安縣誌》記載,新安縣香港地區的原住民五大家族如廣府錦田鄧氏、新田和泰亨文氏、上水廖氏、河上鄉侯氏、粉嶺彭氏,隻有不足原先的四成人回港繼承祖業,因此導致大量土地拋荒。清朝政府見此情形,遂在人多地少的客家山區招募移民開墾。因福建“複界區”主要用於安置鄭成功所率投誠官兵,未行招墾,粵東南沿海“複界區”就成為山區客家人的遷徙目的地,客家人正是在這段時間大量進入深圳。

據《寶安縣誌》記載,最早在宋元時期,客家人進入深圳,分布在福田梅林、寶安的石岩、觀瀾、龍華、布吉、大鵬等地的一些村莊。明代中晚期,客家人入遷深圳稍有規模,分布在俗稱的橫(崗)、龍(崗)、坪(山)、葵(湧)等地區。龍崗賴姓和坪地蕭姓等,就是此時期遷入的。坪山坑梓黃姓的黃朝軒於明末自惠州府歸善縣白馬碗窯村遷入江邊村(今深圳坑梓),一世始祖立業,二世祖黃居中於清朝康熙三十年(1891年)創建洪圍。而龍崗區較早的客家圍田豐世居則建於明永曆十六年(1662年)。客家人大量遷入深圳是在清初“複界”後,從嘉應州和惠州府來的人最多,移民大潮持續到嘉慶年間。

清初的新安縣是最早“複界”的縣份,但是,展界之後回到原籍的居民非常少。雍正五年(1727年),廣東出台地方性優惠政策,明確移民墾荒邊界,減輕移民負擔,資助移民生產,對於招墾得力的官員給予升職獎賞,鼓勵居民大量遷往展界區。從那時起,大批的客家人從惠州、河源、興梅地區紛紛遷往深圳鹽田、大鵬、葵湧、龍崗、坪地、坪山、坑梓、橫崗、龍華、觀瀾、西麗、石岩、布吉、布心、草埔、蓮塘等地,開始了深圳客家人的創業史。當時為客家籍移民設置的村莊就有345個。著名的大萬村的曾姓也是在清康熙年間從梅州五華遷到坪山的。據《寶安縣誌》記載,直到改革開放前,寶安縣(今深圳)客家話人口占56%,粵語人口占35%(當年寶安縣政府把新移民深圳的基圍人方言基圍話和一些地方土語都統計進粵語),大鵬軍語人口占9%(大鵬半島上主要語言為大鵬客家話,寶安縣政府把大鵬當地的客家話也統計進大鵬軍語中,實際當年寶安縣客家話人口占原居民總人口60%以上)。客家人、客家話成為深圳的主流。

廣府民係、客家民係在深圳交會,因為瀕臨曾經的深圳河而得名的深圳墟,則處於水深、水多、好發財的十字路口。從西邊的南頭,到東邊的鹽田、大鵬,要經過深圳墟;從北麵的龍崗、布吉,到南麵的九龍、香港,也要從深圳墟經過。深圳墟就是處在這麽個繁華的十字路口,既有陸路,又有水路,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偏西南麵居住的廣府人與偏西北麵居住的客家人,都到深圳墟市來趕集,深圳墟因此很快發展起來。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編纂的《新安縣誌·墟市》開始出現關於“深圳墟”的記載,此後深圳墟一直繁盛不衰,規模越來越大,包括“豬仔街”“穀行街”“鴨仔街”“魚街”“牛巷”“陶巷”“民縫街”“三角街”“寶日街”“油榨頭”“西和街”“南慶街”“養生街”和“維新路”,人民路一橫街、二橫街、永新街、東興街、東新街、立新街等街巷。在墟市中有五個“城中村”分別是葉屋村、新屋村、油榨頭村、南塘村和向南村,蔚為壯觀。

19世紀的英國殖民者之所以選擇占領香港島,固然跟維多利亞港是天然良港有直接關係,而緊鄰香港島就有深圳墟這樣的繁榮墟市,應該也是一種重要的考量。是後來的香港成就了今天的深圳,還是早先的深圳墟成就了當年的香港,抑或兼而有之?在曆史的大時空裏,我們真得從長計議。

第三,廣九鐵路上的羅湖橋和深圳墟。

香港替代澳門成為世界性港口,原因是多方麵的,星球研究所等機構已有諸多分析。

香港維多利亞港被四周的島嶼、山地包圍,讓船隻避免被強風侵襲;同時由於它位於珠江口東側,泥沙大部分淤積在珠江口西側的澳門,東側形成港闊水深的天然良港;香港港口的優勢在遠洋巨輪時代非常突出。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香港的自由港政策優勢。香港開埠之初,勞動力極為缺乏。英國人宣布香港為自由港,麵向全世界商船開放、免征關稅,華人更是擁有一項可以自由進出的“特權”,無論是否為香港本地居民。自由港內推行法治。英國人在原本依靠大清律例及鄉規民約治理的土地引入了近現代法律體係,這在當時的中國堪稱一大進步。第二任港督戴維斯信心滿滿地說道:“殖民地靠著提供法律保障,就會奇跡般地吸引富裕的華人來新殖民地。”

最重要的一點是香港保持了長久的和平。

1854年,太平天國的起義軍逼近廣州,為躲避戰亂,廣東人成了第一批大規模移居香港的人,香港的人口從1851年的3.2萬人驟升至1861年的12萬人,之後的趨勢仍然有增無減。到了20世紀30年代,香港已經成為一個擁有近百萬廣東新移民的大型城市。

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香港一下成了全國最安全的城市,上海人也開始大規模移居香港了。這一情況不但給香港帶來了十多萬的新增人口,還帶來了大量資本以及企業家,這次上海人大遷移一直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包玉剛、董建華都是這些上海移民的後代。如果說第一批來港的廣東移民主要為苦力及工人,那從上海人大規模移居香港開始,有著知識積累、財富積累的社會精英開始以移居香港為第一選擇。相應地,上海的衰落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

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陷入內戰,僅1949年到港的新移民就高達80萬人;20世紀60年代內地又經曆一連串的饑荒與動**,大批內地人或翻山越嶺、或泅渡過海湧入香港,1950年香港人口達220萬人,1971年逼近400萬人……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裏,香港幾乎是內地與世界交流的唯一窗口,強大的經濟機器在暴增的人口推動下大力運轉,香港進入了一個野蠻生長的黃金時代。

香港經濟的強勁增長對深圳的拉動作用並不始自20世紀80年代。

1911年,清帝退位,封建帝製結束,民主共和製確立,深圳墟迎來了近代化的路橋時代。廣九鐵路正式通車,深圳墟變成了一個鐵路樞紐站。

早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英國鐵路工程師士蒂文生爵士首先提出興建一條連接廣州、東莞、深圳和香港的鐵路的構思。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英國政府為在中國擴展勢力,再次提出興建廣州至九龍的鐵路,並計劃創辦由怡和洋行及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組成的中英銀公司。該年末,廣東候補知府易學灝具呈兩廣總督李瀚章,擬湊集商股方式,修建廣州至香港九龍的鐵路。因粵漢鐵路尚未修通,計劃擱淺。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經清政府批準,中英銀公司獲得特許權,興建廣州至香港的鐵路。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廣九鐵路英段動工建設。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英國與清政府簽訂專項借款協議,清政府借款150萬英鎊興建廣九鐵路華段。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廣九鐵路華段動工建設,中國工程師詹天佑參與指導設計了廣深段線路控製性工程。1911年,廣九鐵路全線貫通。

廣九鐵路(Guangzhou-Kowloon Railway),簡稱廣九線,是中國境內一條連接廣州、東莞、深圳和香港的區際鐵路,為華南珠江三角洲地區重要的幹線鐵路。全線分華段與英段兩部分。1949年,廣九鐵路華段或廣深段改名“廣深鐵路”,我1991年第一次到深圳就是坐的廣深列車;1996年,廣九鐵路英段或香港段改名“東鐵線”。華段和英段的分界線就是羅湖橋,當年由詹天佑主持督建。

隨著廣九鐵路全線通車,深圳成為廣州、香港互通的重要門戶。當時深圳火車站的站名就叫“深圳墟”,而不是羅湖火車站。鐵路、公路及深圳碼頭的水路,使南來北往的物流與客流空前繁忙,不少行業應運而生,商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比如富源米鋪、祥光百貨、同和中藥店、仁愛藥房、仁和堂中藥店、曾蘇民醫師、梁四姑接生、裕豐隆布匹、瑞和山貨、合成號雲片糕、豫園餅家、富華餅店、曾譚記麻糖、遠東行客家食店、倫記酒家、鴻安酒家、泰山旅店、綠記雲吞麵食,妙奇香飯店、權記米鋪、鴻華米鋪、曾寶華牛肉店、何福記火水燈具、張洪記煙絲行、曾明記蓑衣氈帽店、麗新車衣布匹、聯星汽車、民豐米機、電廠電燈房、民樂戲院、維新書店、新生活照相及昌興金鋪等,商行數百家,遍布大街小巷。天後廟、關帝廟、福德廟、義祠、車公廟、社學、教堂及4座炮樓等,分布在墟市東西南北各處。

深圳墟縱橫數十條街中有條小街叫“上大街”。它本來不是住宅民居,而是深圳曆史上店鋪最多、最繁華的一條商鋪街。清末民初那段時間,上大街是集中買賣布匹絲綢、印染布料、香雲紗,加工成衣、蚊帳、被褥、枕套之類的匹頭專業街,兼有米鋪、副食和醫藥、診所等門店。小街東西走向,街頭到街尾上百號店鋪,鱗次櫛比,簷飛瓦疊。青磚牆,灰黑瓦,一間接一間,一座連一座,沒有巷罅,最寬處五六米,窄處不足三米,剛夠舊時縣衙的官轎通過,也足夠商賈挑擔貨物進出。街內的房子多數建有二層或設閣樓,用作住家與貨倉。百年老店東生源就在上大街設有前店後廠,“廠”裏有20多平方米的染布池及近百平方米的作坊店麵。

深圳墟以前有東門(今湖貝村西邊東門路)、北門(今人民北路深中附近)、西門(今解放路西鐵路一帶)和南門(南塘村圍牆門)。據說這幾個門後來在曆次戰爭中已被毀,特別是1938年日本軍隊轟炸深圳墟,炸毀了幾條街道和羅湖橋,隻留下“北門街”和“東門”的地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深圳墟拆了西和街、穀行街等幾條小街,建成了橫貫東西的解放路。上大街的店鋪紛紛遷往解放路、人民路營業。上大街從此失去了商業功能,成為城鎮居民的住宅區。

在沒有改造成東門步行街之前,深圳街巷、騎樓、商鋪、屋村、廟宇縱橫分布,祠堂、書院、炮樓、古鍾、石板路和百年古樹點綴其間。全國七大方言,深圳占三種(廣府話、客家話和潮汕話),其中廣府話和客家話人數幾乎一半對一半。20世紀70年代末的調查顯示,在南塘村(今老街東門町一帶)八橫六縱巷道共276間磚瓦平房聚居入住的好幾百人,分別來自山西、陝西、河南、河北、甘肅、安徽、山東、江蘇和江西等9省21個縣市,共計23個姓氏,他們當中不乏因避戰亂或災荒遷徙而來此地謀生的遊商、掮販、工匠以及退隱吏官、落魄秀才。

根據2019年9月30日深圳《晶報》紀念深圳建市30周年的長篇通訊《回首當年:1949,深圳這樣迎來解放的黎明》(A07版),1949年10月19日下午4時25分,由粵贛湘邊縱隊寶深軍管會主任劉汝深率領接管人員百餘人從布吉開進深圳,居民在深圳墟車站歡迎解放軍。當晚,軍管會在民樂戲院召開各界人士和群眾大會。劉汝深宣布深圳鎮人民政府成立,號召工商界人士迅速恢複營業,維護交通、水電和社會秩序正常運作。深圳鎮人民政府的牌子掛在深圳當鋪“共和押”的門口,粵贛湘邊縱隊一支隊三團政治幹事陳虹被任命為深圳鎮解放後第一任鎮長。當時深圳鎮居住著來自22個省96個縣的4萬多人口,有20多個商會、數百家店鋪。解放後,為了保證邊境的穩定和安全,開始強製遣返居民,到1957年,深圳鎮隻剩下1.1萬人。1953年,因深圳墟連接廣九鐵路,人口聚居較多,工商業興旺,寶安縣治由南頭東遷至10千米外的深圳。1979年寶安縣改為市,以政府駐地“深圳”為名,即深圳市。我們大深圳的地名就是這樣來的。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由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批準在深圳設置經濟特區。這一天被稱為“深圳生日”。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深圳也不是。

中原移民在嶺南開枝散葉是從西往東演進的,廣東三大民係廣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分別在不同時期融入深圳。

500多年前的深圳墟,是廣府人的新領地。

300多年前的深圳墟,是廣府人與客家人的集市。

100多年來的深圳墟,是廣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和更多外來移民的棲居地。

東西方文明在這裏交匯。

亞洲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分界線在這裏變得模糊。

鹹淡水交匯處的深圳發展每每讓人感到意外,卻無不在曆史的邏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