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華為的“人黃金”01

2002年，“深圳被誰拋棄”的話題被討論得熱火朝天，支撐“拋棄論”的重要論據是：平安、招商、華為、中興等深圳企業的四大金剛將要拋棄深圳，將企業總部搬到上海。平安保險、招商銀行是招商係企業，是蛇口基因下的蛋；華為、中興則是深圳新興的明星企業，中興是混合製所有製改革的典範，華為更是民營企業的樣板。許多年來，在跟北京、上海、廣州的城市口水仗中，華為是深圳最後一張底牌。華為是深圳新興商業力量的代表，華為是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的代表，華為是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標杆。

華為何其有幸！

華為為什麽總是如此幸運？

華為做對了什麽，以至於華為總是贏？

逼上創業路

據說，任正非是因為女兒的一句話才南下深圳的，他要給兒子和女兒選擇一個不“荒涼”的家，但是深圳卻給初來乍到的任正非好一頓“殺威棒”。

剛來深圳時，任正非曾在深圳國有企業南油集團打工，他像在軍隊給上級首長寫請戰書一樣給南油老總寫“軍令狀”，要求將其旗下的一個公司交給自己打理，結果當然是石沉大海。後來，任正非做電子產品生意時被人騙了100萬元，其商業經驗之不足，由此可見一斑。事實上，任正非確實不是一個“好”的打工仔，也確實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精明生意人。任正非自己也承認，他是因為在深圳無處就業才不得不創辦華為公司的。

任正非在他那篇傳播甚廣的文章《我的父親母親》中透露了自己的身世和被迫創業的過程。

任正非祖籍浙江浦江，爺爺是個做金華火腿的大師傅。父親任摩遜在北京讀過幾年大學，是個主張抗日救國的熱血青年。後來在一個老鄉當廠長的軍工廠裏做會計，隨工廠從廣州遷到廣西融水，又從融水遷到貴州桐梓。新中國成立後，父親、母親一直從事教育工作。父親任摩遜可以說是一個鄉村教育家，曾做過專科學校的校長，母親陪伴父親在貧困山區與窮孩子廝混了一生，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園丁”。這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政治地位低，經濟條件甚至不如鄉下的農戶。

任正非兄妹7個，加上父母共9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收入來源。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兒女都要讀書，開支更大，每個學期每人交2~3元的學費，到交費時，母親每次都發愁。與勉強可以用工資來解決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任家的困難就更大。任正非經常看到母親月底就到處向人借3~5元錢度饑荒，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能借到。直到高中畢業，任正非都沒有穿過襯衣。有同學看到任正非很熱的天還穿著厚厚的外衣，說讓他向母親要一件襯衣，但是任正非不敢，因為他知道做不到。任正非上大學時，母親一次送他兩件襯衣，任正非真想哭，因為他有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任正非家當時是兩三個人合用一條被，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麵鋪的是稻草。上大學任正非要拿走一床被子，家裏就更困難了，因為那時還實行布票、棉花票管製，最少的一年，每人隻發0.5米布票。沒有被單怎麽辦？母親撿了畢業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洗幹淨，這條被單就在重慶陪伴任正非度過了5年的大學生活。

任正非清晰地記得，高三快高考時，有時在家複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著吃。最後衝刺的3個月，母親經常在早上塞給任正非一個小小的玉米餅，要他安心複習功課。任正非說，他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功勞巨大。

全家除了任正非讀了三年大學，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沒讀完。

“**”中，無論任正非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獎的機會均與他無緣。在任正非領導的集體中，戰士們立三等功、二等功、集體二等功，幾乎每年都大批湧現，而唯獨任正非這個領導者，從未受過嘉獎。粉碎“四人幫”以後，任正非的生活翻了個個兒，由於他兩次填補過國家空白，又有技術發明創造，合乎那時的時代需要，突然被評為“標兵、功臣……”，部隊與地方的獎勵排山倒海式地壓過來。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6000人的代表中，僅有150多人在35歲以下，任正非33歲，是軍隊代表中少有的無黨派人士。

1983年，中國百萬大裁軍，任正非所屬的基建工程兵整個兵種全部被裁掉。基建工程兵哪裏有項目安排就轉往哪裏，流動性很強。任正非的長女和兒子的童年，一度是漂泊不定的。基建項目所在地，往往都非常落後、荒涼。20世紀80年代初期，任正非所在的基建部隊駐在四川綿陽。當時的綿陽，教育條件很落後，軍官子女都沒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每年高考基本上都是“剃光頭”（考不上大學），最好的兩個孩子也隻是考上了大專。就是在複員轉業的這個關鍵時刻，有一天，12歲的女兒孟晚舟對任正非說：“爸爸，將來我要考不起大學，你要為我的前程負責。”

一句話，擊中了當爹的心坎。

2013年，華為資深顧問陳培根最早向外披露，任正非本人曾在辦公室裏親口對他說，當時對於是否離開部隊，任正非不是沒有猶豫過。陳培根也認為，出席過全國科學大會、已是技術副團級的任正非，如果不轉業，在部隊裏也會大有奔頭。正因為如此，早兩年妻子就南下深圳，任正非卻一直留在部隊。女兒的一句話，讓任正非不再猶豫。為了兒女的前程，他決定轉業複員，離開部隊，南下深圳與妻子會合，展開了另一番艱辛的打拚。

任正非轉入地方後，不適應商品經濟，也無駕馭它的能力。一開始，任正非在一個電子公司當經理，被人欺騙，栽了跟鬥。後來，山窮水盡，無處就業，才被迫創建華為。這時，任正非的婚姻破裂，自己與父母、侄子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裏，在陽台上做飯。當時廣東賣魚蝦，魚蝦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們專門買死魚、死蝦吃，說這比內地還新鮮呢！他們挑晚上出去買菜與西瓜，因為賣不掉的菜便宜一些。一個43歲的離異男人，在這樣的絕境中，除了選擇自己創業，他還能有什麽其他選擇呢？

任正非選對了地方

“不稱職”的打工仔不得已選擇了自己創業，而一旦做了老板，任正非的品質與個性就開始產生魅力。任正非花了兩年時間將被騙的百萬巨款追了回來，這一件小事就注定：他這一生要麽碌碌無為，要麽卓越絕倫。他要麽是最優秀、最成功的商人，要麽連一個平庸的商人也做不成。他的兄弟姐妹多，家庭負擔重，父親出身又不好，高中三年的理想隻是吃一個白麵饅頭。考上大學後，他按照父親的囑咐啃書本、鑽技術，並且憑著過硬的本領獲全軍技術成果一等獎，參加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並在1982年被選舉為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艱苦的生活環境、崎嶇的心路曆程造就了任正非別樣的性格和人格。

白手起家的中國民間企業麵臨的環境之險惡，非外人所能理解，沒有一點蠻勁、狠勁、野性、狼性，不可能在缺資金、缺技術、缺人才、缺市場準入資格的艱難困苦之中殺出一條血路。

選擇在深圳創業，任正非選對了地方，趕上了好時機。

1988年春天，一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辭掉了副廳級的官職，走過深圳，去了香港闖世界，創辦了一家名叫“創維”的公司。那個春天的早晨，黃宏生一身新裝，默默整理完辦公室的東西後，從書包裏掏出一張打印好的辭職報告放在總經理的辦公桌上。在人們驚詫而沉默的目光中，他走出了服務6年的進出口公司。淚水不自覺地掉下來了，他知道自己即將邁入的世界，是夢想中的天堂，也是現實中的地獄，他將要在夢想和現實之間奮力拚殺。

黃宏生之所以到香港下海，是因為他清楚在國內辦民營企業是非常困難的。到香港去，披上“外商”的行頭，就好得多。多少年中，創維都自稱“外商投資企業”，直到2000年之後，創維才恢複民營企業的真麵目。

就在黃宏生出走香港的前一年，1987年2月，深圳市人民政府頒布了《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按照文件規定，民間科技企業可獨立行使經營管理權，享有其他類型企業的同等權利，其經濟活動受政府的管轄和保護。民間科技企業按集體企業納稅，在發展初期可向稅務部門申請減免1至3年所得稅。民間科技企業可以從國家銀行獲得抵押貸款、擔保貸款或信用貸款。深圳的民間科技企業的門檻很低，股東在2名以上，注冊資本隻需要1萬元人民幣。正是這個《暫行規定》給了任正非一條出路，他不必像廣州黃宏生那樣出走到香港，也不至於像1988年創辦用友軟件的王文京那樣隻能在北京中關村當個“個體工商戶”，任正非在深圳就可以直接創辦自己的民間科技企業。

任正非東挪西借了2.4萬元，開始籌備深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1987年9月，華為“民間科技企業”的身份正式獲工商局核準，注冊資本2.1萬元，任正非等6人平均持有1/6的股份，共有員工14人。華為的初創地點在深圳南山區南油工業區的一棟七層樓工業廠房，有10餘間房，那裏既是辦公室，又是倉庫，員工白天工作，晚上就住在倉庫裏，倉庫裏堆放著各種各樣的從香港進來的交換機配件。

1988年，華為正式營業，主要業務是代理進口香港康力公司的HAX交換機。那時，中國開始對程控交換機有巨大的需求，但是中國的電信市場不相信華為，銀行也不支持華為，華為貨款回收慢、產品研發投入巨大，企業現金流存在嚴重問題。為了獲得周轉資金，華為經常向員工借貸、向親朋好友借貸，甚至向大企業借高利貸，年利率高達20%，即民間俗稱的“滾刀肉”。為了緩解華為的燃眉之急，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厲有為親自出麵，說服銀行給華為貸款。在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下，華為得不到銀行貸款的局麵逐步改善。

在談到深圳為什麽要給民間科技企業發準生證，為什麽要扶持華為這樣的民間科技企業發展時，時任深圳市副市長的朱悅寧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文件的製定基於兩個出發點：一是深圳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必須要有技術人才的社會積累；二是不能過高寄希望於當時尚未進行體製改革的國有企業，必須依靠多元化的靈活的所有製模式。(1)在這篇文章裏，朱悅寧提到了華為：創辦兩年後，華為銷售額達到6000萬元，政府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找到辦公室說，讓南油（國有企業）介入吧，搞得太大了。朱悅寧說：你們怎麽和我們想的不一樣？我們怕搞不大，你們怕搞大。近年來，任正非在媒體上有了較多的亮相。他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說，深圳的一條成功經驗，就是政府能夠堅持市場化原則，不幹預企業的經營。在民間的表述裏，這一經驗被形象地總結為：“官不擾民，民不媚官。”

1993年6月，深圳以政府規章形式頒布《深圳經濟特區民辦科技企業管理規定》。這個規定被譽為1987年《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的“升級版”或“轉正版”，對內地科技企業來深圳創辦科技企業給予了優惠政策，形成了又一波創業浪潮。與華為相伴相生、一起攪動世界通信行業江湖的中興通訊的命運轉折點便發生在1993年。

深圳中興半導體有限公司成立於1985年，是航天部691廠、香港運興電子貿易公司和中國長城工業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廣宇工業公司）3家合營的企業。其中的“中”代表了中國長城工業公司，“興”代表了運興貿易公司，“中興”就是中國要興盛之意。公司注冊資金280萬元人民幣，侯為貴出任首任總經理。這家原本做半導體的公司在侯為貴的帶領下，力排眾議，自主研發國產程控交換機。1987年研製成功68線的小交換機，有了第一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1989年研製成功500線的數字程控交換機——ZX500，被認定為國內具有自主產權的第一台數字程控交換機。就在產品暢銷、利潤大增的情況下，公司股東之間開始鬧糾紛，最終分道揚鑣。

1993年年初，深圳中興半導體公司的一批科技骨幹自籌資金300萬元，成立了深圳維先通訊設備公司。這家公司之後與原來中興半導體公司的兩個大股東航天部691廠、深圳廣宇工業公司共同組建了新的公司——深圳中興通訊設備有限公司，繼續從事程控交換機的研發。這樣，曾經名動江湖的“巨（巨龍通信）、大（大唐電信）、中（中興通訊）、華（華為技術）”四大通訊企業中，兩家企業花落深圳，並作為20多年來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的主角，影響中國，影響世界。

《因特虎報告》曾經這樣寫道，評價一個城市、一個社會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商業競爭力，隻需看一個其貌不揚、隻有一紙商業計劃書的窮小子在這個城市、這個地區的命運：如果他遭遇的是當地人的白眼，是投資者的遲鈍，是政府官員的傲慢，是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是對商業利益和知識產權無法無天的侵害與剝奪，那麽這個城市、這個地區是沒有前途的。相反，如果當地人一聽有好的商業創意就眼睛發亮，有意向的投資者敏感而精明，包括政府等公共機構在內的中介服務熱忱而專業，工商和城市管理製度都是本著便利商業創意展開的精神而設立，輿論和司法對合法商業利益百般嗬護、細致而周密，社會評價普遍鼓勵商業冒險、鼓勵個人創業，那麽這樣的地方一定是不斷催生“比爾·蓋茨”的地方。

按照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深圳是迄今為止中國內地適宜個人創業、便於商業創意展開的城市。“任正非、侯為貴們”生逢其時，他們創業也選對了地方。

任正非賭對了行業

也有人說，任正非最早創業之處，在深圳灣畔一處雜草叢生、兩間隻能被稱為簡易房的地方。他也不是一開始就選擇做通信產品，而是什麽賺錢做什麽，甚至連美容、豐胸之類的保健品都賣過。後來才慢慢聚焦，逐漸找到最適合自己經營的產品。小型程控交換機、火災警報器、氣浮儀開發生產及有關的工程承包谘詢成了公司的主營業務。

介入通信產品後，最初兩年的時間，公司主要是代銷香港的一種HAX交換機，靠價格差獲利。但那時候程控交換機太好賣了，供應商壟斷貨源，價格居高不下，華為作為代理商經常被“卡脖子”。任正非認為像華為這樣的民營企業，如果不搞自主研發，那就永無出頭之日。搞自主研發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一旦成功就可一舉改變被動局麵，開辟出一條陽光大道。他橫下心，將公司剛有的一點積蓄，全部投入到數字交換機的自行研究開發上。資金不夠了，他就四處借錢，找親戚朋友借，找放高利貸的人借“滾刀肉”。有一次，剛借到一筆資金，任正非悲愴地對大家說：“這次研發如果失敗了，我就從樓上跳下去，你們另謀出路。”到了1993年，華為技術公司付出6000萬元資金的代價，終於開發出華為的第一個“爆款”產品——2000門的C&C08程控交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