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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製造：中國電子業的麵子和裏子
2008年遭遇金融危機後，全球電子巨頭籌劃擺脫高成本的日韓供應商，中國抓住時機，出台了電子產業振興計劃，中國電子業迅速崛起為世界消費電子的製造中心，超過70%的智能手機是中國製造，一大批電子零配件企業做大做強。舜宇光學、瑞聲科技、歌爾聲學、立訊精密的股價暴漲。十年間電子產業指數上漲幅度高達450%，是同期大盤漲幅的6倍。
那麽，中國電子業與國際同行相比，到底處於什麽樣的行業地位？有沒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中國電子製造業勃興背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麽呢？遠川科技評論陳二營長等專業人士以手機製造為例，對此做了深入的分析。
首先，從數據上看中國生產了數量占世界七成的攝像頭，但在攝像頭市場，大家耳熟能詳的仍然是德國徠卡、日本索尼等品牌。為何一個中國知名廠家都沒有呢？
高端手機最大的賣點是堪比相機的拍照功能。新的iPhone手機中，攝像頭的價格高達73美元，比芯片還貴。手機攝像頭90%的價值都高度集中在三個部件：模組、鏡頭和圖像傳感器（CMOS）。
攝像頭產業的最上遊是圖像傳感器，這是整個產業鏈最肥也是最大的一塊蛋糕。市場規模在150億美元以上，並且有著50%的高利潤率。中遊的鏡頭市場有一定的技術壁壘，毛利潤率最高可達70%，有時比做傳感器還賺錢。市場規模差不多是40億~ 50億美元，比圖像傳感器小了許多。最下遊的鏡頭模組組裝，是個雇傭大批的人來封裝鏡頭、芯片等零件的苦力活。雖然市場與鏡頭相當，但利潤率隻有鏡頭的1/5而已。
模組毫無疑問是中國大陸企業的天下，全球的50多億顆攝像頭模組，中國大陸生產了超過七成。但這是一個資本和勞動力密集型的行業，簡單來說，就是功夫再高也怕土豪，有錢就可以殺進來。歐菲光2013年才進入攝像頭模組行業，但通過從資本市場募集充足的資金，大量擴產，利用規模效應打得作為行業老炮的台灣企業潰不成軍。2016年，僅僅進入行業3年，歐菲光就在模組數量上衝到了全球第一。2017年不屑於相機模組業務1.5%淨利率的索尼，決定集中精力發展圖像傳感器（CMOS），於是尋求出售在華南的模組業務。歐菲光趁機花費2億多美元的巨資盤下了這塊業務。但成功的擴產和收購並不能讓歐菲光站穩腳跟，僅僅一年後，大陸的連接器巨頭立訊精密又收購台灣光寶的相機模組業務，殺進了這個市場，並成功打入華為產業鏈，本來就微利的相機模組市場很可能又要迎來一輪新的戰鬥。這種慘烈的廝殺是由模組行業缺少技術壁壘所決定的。可以預見的是，伴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未來“歐菲光們”很有可能還要麵臨著東南亞、印度地區企業的挑戰。
相對於模組，鏡頭是個更賺錢的生意。占市場份額三成以上的是中國台灣企業大立光，它一年的營收雖然隻有108.8億元人民幣，隻有歐菲光的1/4，但利潤卻高達53億元人民幣，比歐菲光過去5年淨利潤加起來的2倍還多。不過大陸老牌光學巨頭舜宇陸續並購了韓國的力量光學和日本的柯尼卡美能達光學儀器，技術實力逐步提升。加之不斷加碼的研發投入，舜宇光學在鏡頭領域以年均超過50%的速度快速增長，目前市場份額已經逼近25%。
再往上走一層就是圖像傳感器，這是整個攝像頭的核心所在。賣掉下遊模組業務扼守上遊的索尼是該領域絕對的霸主，占據了40%以上的市場，年年都有10億美元以上淨利潤進賬。索尼持有最多的圖像傳感器的專利，在高端手機市場獨孤求敗。自iPhone 4s開始，iPhone再也沒有使用過索尼以外的圖像傳感器。華為的P30攝像功能驚豔全球，背後依靠的就是華為和索尼聯合開發的IMX600係列傳感器，華為旗艦mate係列也使用了定製的索尼傳感器。排在索尼之後的是韓國三星，占據了20%的市場，也有不少驚豔之作，比如小米CC9 Pro號稱1億像素，就是靠三星的ISOCELL Bright HMX感光芯片實現的。中國企業在該領域缺少話語權，主要代表廠商格科微、思比科都難登大雅之堂，被A股熱炒的富瀚微還處於門外研發階段。
以上分析表明，在光學領域，歐菲光、邱鈦科技等企業表麵上生產了大部分攝像頭，卻是幹的拚接活，淨利潤比富士康高不了多少，因此也沒能像索尼、徠卡這樣在消費者心中形成品牌認知。
其次，為什麽中國能在麵板終端市場逆襲，但在麵板上遊卻舉步維艱？
如果說攝像頭是最吸引消費者注意力的賣點，那屏幕則是最重要、消費者使用最久的零部件。一塊色彩鮮明、畫麵細膩的好屏幕是高端手機最基本的通行證。iPhone 11 Pro上的屏幕足足花了69美元，是手機上第二貴的零件。
手機屏幕上的蓋板玻璃負責保護屏幕，顯示麵板負責圖像的顯示，觸控麵板負責感應用戶的手指，三者像一個三明治一樣疊起來，共同組成了手機屏幕。在蓋板玻璃和觸控屏這兩個市場，由於門檻不高，基本上就是中國企業的內戰，而且利潤越來越低。
蓋板玻璃的龍頭是藍思科技，但它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一邊是算半個同行的歐菲光和合力泰不斷加碼，一邊是八竿子打不著的比亞迪和瑞聲科技高調宣布進入，硬是把藍思科技從上市時候的創業板盈利王，打成了2019年年初的虧損企業。
在傳統的LCD屏幕上，中國大陸從2010年的不到4%的份額，增長到現在的接近40%，光龍頭京東方一家就能占20%的市場。這種增長背後，是京東方天量的資本消耗，從2012年開始，京東方累計投資了近2000億元用於擴充產能，其中有近700億元是從股票市場圈來的。不斷的增發攤薄，讓京東方股價上市10餘年都沒能超過上市價格。
天量擴產帶來的產品過剩使LCD麵板價格一路雪崩，即使拿到了政府的近百億補貼，京東方8年的淨利潤累計也不過200億元，還不到投資額的1/10。當京東方盤算著用價格戰擊敗各路對手時，三星卻實現了在新興的OLED屏幕上的卡位賺錢。僅2017年一年，三星的麵板業務利潤就超過300億元，比京東方10年賺的錢都多。
在中國獨霸的蓋板玻璃行業，用來製作蓋板玻璃的玻璃基板基本上都是美日稱霸。比如藍思科技90%以上的玻璃板材都是從康寧處采購的大猩猩玻璃。OLED麵板非常依賴發光材料，其中毛利率最高（70%）的藍光材料，七成供給來自日本的石油企業出光新產。日本企業雖然在麵板下遊行業潰敗，但上遊材料和設備，卻借著我國擴產的東風賺得盆滿缽滿。
總的來說，中國拿下的麵板終端產業有一定的技術和資本門檻，但主要還是靠進口設備和來料加工在討生活。一堆中國大小廠商在淨利潤5%以下的行業裏相互傷害，實屬無奈。
再次，中國企業能做出汽車電池，為什麽難以稱霸手機電池？
如果說屏幕和鏡頭是最能直接抓消費者眼球的部件，那麽電池就是最影響消費者體驗的部分了，超長待機和“充電五分鍾，通話兩小時”都是手機電池一直以來的追求。
電池主要分為上遊的消費電芯和下遊的電池模組。
下遊的電池模組是采購電芯後，把電芯和保護板、外殼配上膠水，貼上商標，做成一個可以即插即用的電池。這個部分毛利率隻有10%左右，扣掉費用後，淨利潤常年在3%~4%貼地飛行。大陸的欣旺達、德賽兩家企業的電池業務主要集中在下遊電池模組這個辛苦活上，原因也簡單，終端電子產品需要就近配套。這也意味著，一旦下遊電子產品組裝的產能轉移，電池模組的訂單也會跟著轉移。
上遊消費電芯行業屬於成熟市場，年出貨約40億隻電芯，占了電池市場一半的份額，而且毛利率高達20%~40%，利潤十分豐厚。核心的電芯企業基本上在日韓安營紮寨。ATL、LG化學、三星SDI、村田等四大廠商占據了超過60%的市場份額。其中比較可惜的是ATL新能源，本來是由中國人創立的，但是2004年被日本的TDK收購，成了日本企業的子公司。目前國內成規模的消費電芯大廠僅剩天津的力神和光宇，主要麵向國產機。
最後，手機的國產聲學零部件生產處於什麽樣的行業地位？
聲學部件主要由聽筒、揚聲器和麥克風三個主要零件組成。其中聽筒和揚聲器是相對傳統的聲學零件，麥克風則是帶有一定半導體性質的產品，涉及芯片。比如新興的MEMS麥克風是通過封裝芯片做成的，是聲學器件中最大的熱門，出貨量10年增長了18倍，一年賣出50億隻。
聽筒和揚聲器方麵，由於聲學元件組裝極其複雜，在智能機興起的時期，依然需要依靠大量手工而非自動化器械，因此中國廠商得到了較快發展，瑞聲科技和歌爾聲學一度占據了大部分的市場份額，光瑞聲科技在這上麵的營收一年就有87億元人民幣。但這種低門檻的勞動密集型行業，難免招來中國同行的競爭。2017年，立訊精密入股台灣地區的聲學廠家美律後，大舉跨界搶奪訂單。僅僅1年後，瑞聲科技的利潤就下降了29%，歌爾聲學的利潤也大跌59%，兩者股價雙雙腰斬。立訊還搶下了聲學新的大熱門市場——蘋果公司AirPods耳機——七成的訂單，對此歌爾和瑞聲卻無可奈何。
在最高端的MEMS微型麥克風方麵，中國的兩大聲學巨頭表麵上與美國樓氏電子打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美國的樓氏電子是MEMS麥克風曾經的霸主，1969年，在美國“阿波羅11號”飛船升空後，宇航員尼爾從月球發表的講話正是使用樓氏的聲學設備進行放大。樓氏有著老牌麥克風製造商的口碑，也是MEMS麥克風的發明者，目前占據近半的MEMS麥克風市場。中國這邊，新興的歌爾聲學則是占據18%市場份額的第二大廠，老牌聲學廠商瑞聲科技也緊隨其後，占據了13%的市場份額。
中國廠商似乎幾年內就做到了和老牌美國廠商平起平坐，但實際上樓氏電子可以自主設計核心的MEMS芯片，而歌爾股份和瑞聲科技則都必須從上遊的英飛淩（Infineon）和歐姆龍（Omron）采購。所謂的MEMS三分天下，其實是歐美芯片的三分天下，即使現在歌爾開始有少量MEMS芯片出廠，也無法改變格局。
代工之王富士康旗下有百萬員工，營收上天，利潤貼地。公司一年的營收有1500多億美元，相當於蘋果公司營收的60%，但市值（400億美元）僅相當於蘋果公司的4%，其根本原因在於產業鏈的弱勢地位：多年以來，富士康淨利潤一直維持在3%上下。在技術成熟、強調重資產投入的終端市場，誰能用規模效應把價格壓到最低，誰就是勝者。上遊的材料和設備卻不是燒錢和價格戰就能解決的，需要從最基本的理論出發，一步步試錯、探索最合適的材料和最優的設備。即使燒錢也很難立竿見影，而且還不是看得見的燒錢，還需要基礎理論上的重大投入。近幾十年來，日本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學者數量達到7人，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達到11人，對基礎理論環節的重視成為強大研發實力最重要的保障。如果有人問諾貝爾獎有什麽實際用處，日本材料上的強勢就是對這個問題的最好回答。
以上是對手機攝像頭、麵板、電池、聲學零部件行業的專業分析，足以照見中國手機製造業、中國電子業的真實競爭力。所謂的強大的中國電子製造，很大一部分還遠沒有技術護城河，維持它們表象體麵的是加工組織能力。中國製造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不足之處同樣如此。在下遊製造方麵，中國無可替代，但是在上遊研發方麵，中國任重道遠。手機關鍵零部件是如此，手機芯片操作係統更是如此。中國電子第一街華強北為中國電子產業下遊的加工組裝方麵成功地提供了配套，卻在上遊的係統研發和核心零部件的研製等方麵愛莫能助。這就是華強北的真相，也是中國電子業的真實寫照。
路線圖：從模仿學習，到自主創新
自20世紀90年代始，以信息技術為標誌的新技術革命浪潮興起，製造業麵臨一場世界範圍內的全麵升級。美國等發達國家相繼進行了產業結構調整和製造業轉型，微電子、計算機、通信設備等新興製造業迅速崛起並與傳統製造業並駕齊驅，成了承載經濟增長的兩大車輪。1993年，美國重新奪回製成品第一出口大國的地位，經濟恢複強勁增長態勢。而日本因為創新理念和創新機製等原因，連連錯失產業升級機遇，製造業競爭力明顯下降。日本公司入選世界500強的比例連年下降，就連多年雄居榜首的日本“三菱商事”“三井物業”在1996年也終於讓位給了美國的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
也正是在此時，韓國、中國台灣抓住機遇，緊隨發達國家之後成功完成了產業轉型（中國台灣成了美國之外的全球最大IT製造業代工基地），新加坡雖稍有遲緩，但仍在產業轉型上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中國香港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傳統製造業大規模北移後，忽視了製造業的轉型、提升及對新興製造業的培育，過多依賴金融、貿易、旅遊、房地產等服務性產業，錯失了提升製造業的時機。在全球競爭力排名中，中國香港已從1998年的第2逐漸降至2001—2002年度的第17（在最自由經濟體中仍排名第一），中國台灣卻從第六升至第三。
香港的失誤在深圳得到了補救。20世紀90年代初，深圳承受著極大壓力，限製並外遷粗加工業，鼓勵、扶持高附加值工業，深圳高新技術產業漸漸集群化。後來“高交會”取代“荔枝節”，深圳招商方式全麵刷新，產業升級日新月異，直到今天，深圳已經成為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高度發展的一極。
大專院校少、科研力量弱、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常規優勢並不具備的深圳，卻能在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方麵突飛猛進，一騎絕塵，此舉令外人惶惑，大為不解。深圳人自己也說是“異軍突起”，潛意識中還是把高新技術產業列為另類，視為異常。隻有深入了解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全過程之後，人們才會明白：深圳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既是應對世界產業革命浪潮的英明之舉，也是因應自身產業發展的現實需要、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之舉。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低地價、低工資、低稅收吸引製造業轉移深圳的模式遭遇瓶頸。特區內工業用地不足，人工工資上漲很快，稅收優惠政策到期或者麵臨取締，高水耗、高能耗、高資源消耗的低端製造業無法繼續給投資者、經營者、企業員工和當地政府帶來令人滿意的回報，隻有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讓大家都滿意。以電子信息技術為主的新興技術如一場及時雨，恰到好處地滿足了深圳製造業對高附加值的渴求。不僅新興電子產業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服裝、皮具、家具、珠寶等傳統製造業也鳥槍換炮，以新技術武裝起來，煥發了新的生機。
大致說來，深圳的第一步是發展“三來一補”初級加工業：香港、台灣的資金、技術、成套設備、成熟的海外市場、成體係的企業管理經驗與內地廉價的土地、廉價的勞動力在深圳結合到了一起，創造了深圳經濟奇跡。原住民的土地、外來民工的勞動力，在國內市場原本不值錢，通過深圳經濟特區參與國際經濟分工後獲得了國際市場價值，成為土地紅利和人口紅利。這中間的利潤空間之大，超乎人們的想象，本書前麵的章節已有翔實的分析。深圳今天的城市規模、城市人氣、城市地位，就是這個階段原始積累留下的家底。這種原始積累，一點都不陰暗，反而十分光榮。這個階段的工貿經濟，是從蛇口和羅湖發端，由點到麵，不斷彌漫，成就了“蛇口精神”和國貿大廈“深圳速度”的城市傳奇。
深圳的第二步，是以電子技術升級製造業：上步工業區成建製地引進電子工業，形成了強大的電子產業配套。深圳電子產業基礎之紮實，產業鏈之堅實，產品迭代更新能力及市場輻射能力之強大，使其一舉實現對香港製造業的反超。說到底，技術高不高、新不新，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提升附加值、提高市場份額。深圳在承接港台製造業轉移之後很快趕上了IT技術的廣泛應用。用IT技術改進、裝備傳統製造業，香港沒經驗，台灣沒容量，深圳依托海內外兩塊資源，技術更新快、技術人才充裕、新產品市場需求量大。深圳早期所謂的高新技術產業，都是IT技術的衍生和應用，可以說，深圳第二階段的高新技術產業，吃的全是IT業的飯，挖的全是信息革命的角。電子產業正是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的中堅，華強北是亞洲首屈一指的電子產品批發中心，華強北正是這個時期群星燦爛的大舞台，誰都撇不清與華強北這個寨子的關係。IT技術、電子產品的特點是迭代更新太快了。與新技術、新設計、新創意相比，土地、資金、設備反倒不是最重要的了，所以地主老財、資本世家的特征不是深商新貴的特征，技術深商有著與矽穀創客一樣的時尚。創業家、創意經濟圍繞商業創意來動員、聚集社會資源，這在深圳這樣的移民城市有著天然的便利。
深圳的第三步，是真正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業的崛起。無論是逐漸脫離山寨的騰訊，還是一直強調自主研發的華為，都在不斷加大投入研發，自主知識產權開始成為深商的核心資產。無論是基於IT技術，還是基於新材料、新能源、新生命科學，第三代科創類深商幾乎都是先有技術專長、技術專利，然後才開設公司，融資發展。從混雜的華強北，到民營的天安數碼城，再到深圳官方扶持的南山科技園，科創類企業、科創企業服務體係逐漸在南山聚合，南山最終成為深圳今天的科創高地。
2016年5月30日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任正非代表華為作匯報發言，說華為已經攻入無人區，處在無人領航、無既定規則、無人跟隨的迷茫境地。這表明中國跟隨型創新發展的道路已經走到轉折點，需要形成領先的創新體係。這不是單個企業可以獨立完成的，即使是像華為這樣的大企業也做不到。任正非的解決方案是什麽呢？歸結起來有兩條：一是在全世界挖人，挖當今世界現有的高人；二是培養人，從基礎教育開始，培養未來社會需要的人。
靠某一項或某幾項技術突破創新，並且迅速實現公司化、商業化發展，這樣的創業案例在深圳曾經很普遍，但今後越來越不是主流。深圳的持續創新能力不能再依靠企業創始人單槍匹馬的戰鬥。
(1) 錢漢江、錢飛鳴：《華強北魔方》，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18，第75頁。
(2) 錢漢江、錢飛鳴，《華強北魔方》，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18，第1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