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中國電子第一街 01

深圳的“三來一補”加工業是從香港和台灣轉移過來的；深圳建設高樓大廈的資金，很多也是通過港商和海外華商募集到的。深圳一直在仰望香港、仰望世界，直到華強北奇跡般地崛起！當全世界都在津津有味地討論華強北的“山寨貨”的時候，深圳已經開始形成了自己的優勢產業，並且在全球產業鏈中站穩了腳跟。以電子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興技術如一場及時雨，恰到好處地滿足了深圳製造業對高附加值的渴求。高新技術產業也由此成為深圳的第一核心競爭力。

上步工業區：中國電子產業的新基地

深圳，正在以“中國摩天大樓之都”而著稱。深圳已經建成或者封頂的300米超高層摩天大樓數量全國最多。深圳國貿大廈曾稱“神州第一樓”，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令世人驚歎，樓頂的旋轉餐廳更是風靡一時。1996年建成的深圳地王大廈，是深圳第一座超過300米的超高層摩天大樓，同時也是當時亞洲第一高樓。兩天半建一層樓，地王大廈刷新了深圳速度，也刷新了深圳高度。直到今天，地王大廈仍然是深圳的城市標誌、深圳的建築圖騰。後來，京基100、平安國際金融中心等超級摩天大樓相繼建成，助推深圳成為世界級摩天大樓之都。

深圳電子大廈隻有20層，可能算不上真正的摩天大樓，但是深圳電子大廈之於深圳的意義，絲毫不遜色於前述任何一座大廈。

深圳電子大廈是最早矗立在深南路上的高層建築。電子大廈始建於1981年1月，1982年8月竣工，共20層，高69.9米，是當時中國人自己建造的高樓。這座高樓放在現在來說不算高，可在當年就是深圳第一高樓了。就是這座第一高樓，正好建在規劃中的深南大道的邊上，妨礙了深圳路的拓寬。深圳市領導一度下令要拆除。奈何大廈已經建得差不離兒了，生米煮成熟飯，誰也拿它沒辦法。最後，深南大道隻好到這裏就收收身子，束束腰。電子大廈處就成為整條深南大道最細、最窄的地段。

深圳電子大廈的所屬單位是電子工業部，電子工業部的級別比深圳市還高，也許這是當年深圳拱不動電子大廈的另一個原因。電子工業部給深圳帶來了蓬蓬勃勃的電子信息產業，也許這又是深圳對電子大廈寵愛有加的深層原因了。電子大廈是深圳第一棟以城市支柱產業命名的大廈，圍繞電子大廈逐漸興起華強北電子商圈，帶動了深圳電子業的發展，使深圳成為中國電子市場的“風向標”。

1979年，深圳撤縣建市，試辦出口加工區，突破口就是電子產業。蛇口工業區為了解決與香港招商局的通信問題，建起了新中國第一座微波通信站；寶安無線電廠以來料加工方式引進波峰焊接機、中心信號源與晶體管示波器，生產雙波段收音機，被稱為深圳本土電子產業的“黃埔軍校”；光明華僑農場與香港港華電子公司合資成立“廣東光明華僑電子工業公司”，係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電子公司。

據錢漢江、錢飛鳴《華強北魔方：尋路》記載，1979年夏天，國家政策鼓勵“軍改民”，動員軍工廠嚐試自己找出路、找市場。多年來隱藏在內陸深山老林地區的軍工企業便開始走出深山、走向大海。粵北山區有三家軍工企業：“國營紅權電器廠”“國營先鋒機械廠”“東方紅機械廠”，它們是當時廣東技術非常先進的企業，專門生產軍用的無線電半導體。軍備縮減以後，這三家企業從連州的崇山峻嶺中攜手走出，集體來到深圳福田，共同組建了華強電子工業公司，靠裝配日本三洋收錄機賺取加工費。華強電子工業公司邊上的那條路，因此被命名為華強路；南北向的華強路，被東西向的深南大道攔腰截斷，一分為二，北邊的那一段就叫“華強北”。

1980年3月，電子工業部在廣州三元裏的礦泉賓館召開了一次特別重要的會議，會議決定利用深圳“出口加工區”的特殊政策，調集精兵強將，在深圳興辦一個大型電子產品出口基地。1981年，電子工業部常務副部長劉寅與深圳市委書記梁湘商討，認為電子工業是新興產業，是朝陽產業，是工業現代化的重要推進器，對各行各業都有引領作用，深圳應重點發展電子工業。梁湘同意劃出30萬平方米，建電子工業區，委托電子工業部統一規劃。這就是上步工業區——深圳電子業的搖籃，全國新興電子信息產業的源頭。

那時候，世界範圍內正在出現產業大轉移的趨勢，發達國家的加工製造業向東南亞、中國台灣和香港加速轉移。此時的香港已是全世界最大的電子加工集散地之一。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成為對接國際電子產業的橋頭堡。電子工業部750廠來深圳興建愛華電子公司，這是電子工業部在深圳建立的第一家大型國有企業，愛華路因此得名。電子工業部中國電子進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找到南京無線電廠和香港新華貿易公司，組織成立了中外合營的京華電子公司，京華街因此得名。電子工業部直屬的大型軍工企業083基地，自籌資金710多萬元到深圳創辦振華電子公司，振華路因此得名。振華電子公司又發起創辦了華發電子公司，生產華發彩電，華發路因此得名。在電子工業部以及其他國家部委的大力支持下，上步工業區作為新興電子產業基地的目標初步達成。

1984年，中關村也發展得風生水起。那時，中關村已經有40多家科技企業，並在北京城裏擁有了“電子一條街”的名聲。像陳春先、萬潤南、柳傳誌這樣的知名創業者，都聚集在中關村。如果說中關村是由中科院科研人員創辦的，深圳上步工業區的電子聚集區則是由電子工業部等主導創立的。這裏集中的多是電子工業部的下屬企業和科研院所創辦的企業，除研發之外，這些企業更注重吸收國外信息和技術，注重技術的轉移和製造。除了電腦技術和軟件的開發，還致力於收錄機、彩電、電子零組件等方麵的製造。製造範圍比中關村廣，實力也比中關村強。

1984年，剛剛從浙江大學畢業的史玉柱也來到了深圳，不過他不是來創業的，而是在別人指導下花5萬元扛回了一台IBM電腦，以使他所在的統計局的工作業務變得非常迅速簡捷。史玉柱為什麽要到深圳來買電腦？因為此時深圳的電腦產業已經是國內業界的翹楚。

“騾馬會”與賽格電子市場

1985年，國務院的經濟管理部門開始轉換職能，實行政企分離，部屬企業脫離計劃經濟的軌道，轉向市場。國有電子企業告別了計劃經濟的模式，勇敢地投身到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中。深圳是我國最重要的經濟特區，市場經濟的要素相對比較齊全，於是一大批國有企業將深圳作為二次創業的首選之地，來到深圳找市場，找新產品與新技術。這次變革給深圳電子工業的發展帶來了百年未遇的良機，一大批電子口的轉製人員帶著資金、項目、人才來到深圳，興辦電子工業。深圳的上步工業區興建起來的各種各樣的電子公司，都是各省市電子業在深圳開辦的窗口企業。深圳街頭，前來尋找市場的人群川流不息，在深圳舉辦的招商會一個接著一個，北方普通話蓋過了深圳的方言。1985年，深圳的電子工業朝氣蓬勃，企業數量達到了178家，產品形成了一定的規模，產值占了深圳工業總產值的一半。然而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178家電子企業是多方投資、多方審批、多頭領導的，隸屬關係五花八門，而且有一個通病，就是技術力量薄弱、企業規模小、產品批量小、投資回收周期長，過個小康日子綽綽有餘，但要參與國家的重大項目，與國際大財團平等合作，則顯得力不從心。1985年年底，電子工業部領導率團參加國務院在深圳召開的特區工作會議，並在迪富賓館召開了電子企業座談會。會上，部領導坦率地說：“中國有近3000家電子企業，近200萬職工，1984年電子工業的總產值才274億元人民幣。而日本三洋公司為40億美元，東芝公司57億美元，日立公司78億美元，人家一個公司的產值就差不多等於咱們全國產值的總和。”(1)深圳要又快又好地發展電子工業，必須有效地整合資源，成立一家大型的電子集團企業，使之成為電子行業的龍頭，全麵提高電子業的檔次。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原電子工業部辦公廳主任馬福元作為深圳急需的電子業領軍人物南下深圳，出任深圳電子總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深圳電子行業協會首任會長、電子工業部深圳辦事處主任。他的職責是把深圳100多家中小型電子企業聯合起來，組建成一個集團，形成團隊的力量。集團的模式在國際上多是先有母公司，後有子公司，然後組成集團。可是電子集團則是先有子公司，後組成集團。這中間有很多問題需要理順。在沒有任何開辦資金的前提下，如何籌謀與設計一個新型企業集團的組織管理模式和經營模式，這是擺在開拓者麵前的巨大考驗。當時有議論把企業聯合說成是“拉郎配”。麵對這樣的情況，馬福元對參加集團的117家公司采取自願加入、自由退出的方式，沒有發紅頭文件。這樣，集團初步形成了由電子部的企業、深圳市的企業，再加上深圳以外的廣東企業為主體的組成框架。

1987年，集團的工業總產值達到20億元，銷售收入達到15億元，外銷收入達到1.5億美元，分別比1985年增長了105%、106%和292%，集團的“規模效應”開始顯現。至1988年年初，深圳電子集團公司正式更名為賽格電子集團，成員企業發展到158家，集團旗下一度擁有桑達、華強、康佳、寶華等知名電子企業。賽格集團的崛起成為深圳電子業蓬勃發展的重要標誌。

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企業生產什麽要向電子工業部報計劃，今年生產多少電視機，需要多少彩管，生產多少錄放機，需要多少機芯，這些作為生產原料的電子元器件由電子工業部按計劃統一分配。說白了，就是政府主管部門實行統籌，對上下遊廠商進行配對，這一模式被人們用北方方言戲稱為“騾馬大會”。這種體製並不適合於計劃外的深圳電子企業。伴隨深圳的電子業進入快速發展期，電子元器件生產不能配套的問題格外突出。當時，企業無法在深圳采購到必需的元器件，常常為了幾個電阻、電容之類的小東西，不遠千裏前往北京、上海。那個時候的深圳交通與通信還不發達，采購費時費力，付出的成本極高，難以滿足需要。還有許多的元器件國內不能生產，不得不依賴進口，而深圳的電子企業沒有進口權，進口必須經過層層審批，手續極為複雜，批文好不容易下來了，等到急需的元器件到了深圳，行情擦肩而過。電子元器件的不配套嚴重製約了深圳電子產業的進一步發展。

馬福元決定打破常規，建立一個對內對外開放的電子配套市場，利用境內境外元器件市場的資源，使得境外與境內的兩個市場互為補充，讓所有供應商都來市場“擺攤”，讓所有需要元器件的企業都來市場采購，供需雙方根據市場信息來安排企業生產。

在多方努力下，1988年3月28日，全國第一家專門銷售國內外電子元器件、組織生產資料配套供應的深圳電子配套市場——賽格電子市場開業，由來自內地的160多家廠商和來自香港的10家港商，以自營自銷、聯營代銷的方式經營。國內外用戶不但可以選購到各種急需的元器件，而且還可了解到世界高新技術產品發展的最新動態，產供銷三方直接“碰頭”，很快就出現了購銷兩旺的喜人景象。三尺櫃台，一個賬本，早晨店鋪一開門，全國各地操著方言的小老板們便圍著店鋪一臉笑意地接客。配套市場越辦越紅火，從一樓擴大到二樓，又擴大到賽格集團整個大樓，營業麵積從1000多平方米擴大到8000多平方米。起初是一點星火，不久便成燎原之勢。鼎盛時期，36家電子專業市場雲集華強北。不知不覺間，華強北也從原來的上步工業區、工廠區變成了舉足輕重的電子交易市場。自由市場替代了原來計劃經濟的“騾馬大會”！華強北的電子帝國時代開始了。

在賽格電子配套市場開業後的10年時間裏，遍地都是發財的機會。買家賣家，錢進錢出，華強北不斷上演著小人物的淘金夢，這是時代賜予的機遇。因為電子產品升級換代快，降價也快，所以很多海外過剩的電子產品或者換代後淘汰的產品，通過台灣、香港的渠道，以極低的價格賣給了深圳。一次，摩托羅拉公司在香港處理一批電子元器件。這是一個用在免提電話上的小芯片，價格是兩三角錢一個，一名華強北的櫃台老板花了幾千元進了3萬個屯在倉庫。等到第二年，摩托羅拉停產這種芯片，全球都找不到的芯片最後出現在華強北的市場上，當初兩毛進的貨可以賣到27元一個。這一單生意就讓老板賺了幾十萬元，而當時深圳普通人的工資一個月才380塊錢。人流、錢流、信息流在華強北匯集，而這樣的財富故事，當時每天都在發生。這個時候的華強北，客戶多、利潤高、市場需求大，不管是私貨，還是正規貨，不管是拆卸的舊元件還是難拿的新產品，每個都很搶手，每個個體戶老板從不遮掩貨品的來源和成色。當年華強電子世界正式招商的那幾天，商鋪登記處的窗口外排起了500米長的隊伍，有人看正常排隊拿不到鋪位，就出高價收購二手鋪位，開始出現炒作鋪位的現象。

華強北的“山寨”故事

華強北電子配套市場帶來的貿易商機，僅僅是個開始。基於豐富而便利的元器件交易，華強北為電子製造帶來了極大方便。華強北既可以貿易又可以製造，既是源頭也是終點，自身構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基於元器件配套的便利，華強北製造終於形成了大爆發，爆款產品就是2000年後才進入中國尋常百姓家的手機。

世界上第一部手機是1984年摩托羅拉公司的DynaTAC。這部重達1斤的移動電話俗稱“大哥大”，售價高達2萬元人民幣，光入網費就要6000元。這一年，華強北還在趕產21寸的“大彩電”。1999年，全球手機的銷量已經達到2.8億部，諾基亞已經享譽全球，而中國內地隻有70萬部手機，才開始進入手機新時代。所有在華強北做生意的潮汕人、溫州人都在千禧年鍾聲敲響的前一刻，搭上了通往手機時代的快車。他們倒賣香港來的水貨，做做翻新機從中賺取差價，隻要手機有貨，絕對不愁銷路。

機會的時間窗口終於在2003年徹底打開。這一年，中國台灣聯發科手機芯片量產出貨，這款被業內稱為“Turnkey”（交鑰匙，即一站式方案）的低價芯片解決方案，將芯片、軟件平台和第三方應用軟件捆綁在一起，將攝像、MP3、視頻、觸摸屏等多種功能全部集成在手機芯片中。這意味著廠商一旦采用這一方案，隻要加個電池和外殼就能生產手機。

潘多拉魔盒打開了，華強北製造瘋了。

依靠深圳豐富而完善的元器件配套，華強北的老板隻需要增加不同的元器件、電池和外殼，就能組裝出成品手機，成本不過幾百元一台。剛開始，這些手機的生產廠家因為沒有生產手機的牌照，不敢標注自己的名字和詳細的生產地址，隻是籠統地標注“MADE IN SZ”，甚至就隻是簡單地印上“SZ”兩個英文字母。久而久之，本意“深圳”的“SZ”被人叫成了“山寨”，深圳於是成為山寨手機的“山寨”。後來，手機生產牌照放開，由審批製變成了核準製，深圳無數本土手機品牌像雨後的蘑菇一樣冒將出來，令人眼花繚亂，想記也記不住，人們幹脆還是一律將它們喚作“山寨機”。

當時，每天都會有3~5款新手機在華強北誕生，按照每天3款的保守數字計算，山寨機一年的新款手機超過1000款。那時候，華強北的手機廠家每天最頭疼的不是技術，而是跨界創新外形和給山寨手機起品牌名字。競爭最激烈的時候，華強北隻要有山寨新手機上市，其他廠家看一眼，當晚就可以改動係統升級，再貼上自己的商標生產出來，第二天一早拿到櫃台，就是當日最好賣的機王。

一輛微型奧迪轎車模型，翻過來就是一部帶攝像頭的觸摸屏手機，在其“車頭”的前燈裏麵，竟然暗藏著一支手寫筆；一款有著早年“大哥大”風格的手機，因為其上端的天線能在瞬間釋放出強電流，而被稱為“防狼手機”；一個“手雷”握在手裏也不用害怕，隻要一掰，它馬上就可以撥打電話了。更極致的表現是，手機上帶有震耳欲聾的8個喇叭，或是手機被某個高僧開過光，都成了山寨手機的賣點。在一篇《沒有人在意華強北的未來》的網文中，作者寫道：那是一個年輕人瘋狂癡迷山寨機的時代，隻有華強北的手機可以做到四卡四待、造型酷炫、加上8個跑馬燈，握在手裏是那麽的“狂拽酷炫”。當時中央電視台這樣報道：“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我們身邊有不少人用的手機，牌子很奇怪，不是諾基亞、三星、摩托羅拉等國際品牌，也不是波導、夏新、中興等國產品牌，而是我們平常在廣告上見不到的各種各樣陌生的名字，這些手機被大家叫作‘山寨機’，就是占山為王的山寨。深圳市最繁華的華強北路電子產品市場，過去曾經是以批發銷售電腦產品為主，現在這裏已經被生意十分紅火的手機市場取代，10多個專營手機及其配件的市場，不計其數的手機櫃台擺滿手機，讓人看得眼花繚亂。”(2)

除了山寨機，高仿機也很流行。如諾基亞N73、N95等最熱門機型，市麵上最多時有數十款的複製機在熱賣。很多機型都能做到讓業內人士難辨真假的地步，對手機稍不了解的，就可能看走眼，買成華強北的產品。中央電視台的報道稱：“在華強北，國際品牌手機的高仿機，僅幾百塊錢就可以買到。國際上正在流行的蘋果手機，在這裏被高仿之後，還被創造性地添加上了比蘋果手機更豐富的內容。一款形似蘋果手機的手機有四個頻段，全球可用，而真的蘋果手機隻有兩個頻段。真的蘋果手機沒有電子書，高仿手機不僅有電子書，而且可以雙滑。國際品牌公司還沒有在中國市場上市的手機型號，在華強北已經開始賣了。”

社會學家艾君這樣定義：山寨產品，實際上是處在市場培育期的發展中國家，由一些有智慧頭腦的民間人士，為滿足那些受消費能力限製群體對某種欣賞的產品的消費欲望，或者因為市場存在著的一種固有的產品因為長久沒有創新和換代，而通過“複製、模仿、學習、借鑒和創新改良”的方法，推向市場的一種“快速、滿足平民、適銷對路、具有多功能性、低價位”的品牌產品。

深圳市科協主席周路明認為，山寨是草根創業的一種體現，是需求端的一種創業。華強北快速、小批量的製造能力，在全世界都是少見的。人們通常認為，創新需要雄厚的資源，非擁有人力和財力的大跨國公司莫屬。隻有像IBM、索尼、三星和諾基亞這樣的企業才能夠花費巨資開展研發，積累重要的專利和知識產權。但山寨機證明了，如果能夠富有創造性地為用戶解決問題並長期堅持這樣做，創新也可以在後發公司中顯示出強大的威力。

2005年，華強北創造了280億元的銷售奇跡。平均每天有50萬人次的客流匯集到華強北，懷揣發財夢的淘金者摩肩接踵，眼睛裏充滿著對財富的渴望。2006年，深圳高新技術工業總產值超過6000億元，首次在全國大中城市排名第一。這一年，深圳手機廠家據說一度多達4000家。2008年，第十屆高交會上，華強北被授予了“中國電子第一街”稱號。這是華強北曆史上的巔峰時刻。此後的2010年，蘋果劃時代的產品iPhone 4上市，華強北的山寨手機時代終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