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的源泉就在自身

人所能作為和成就的極限，不會超過自己。人愈能做到這一點，就愈能發現自己原是一切快樂的源泉，就愈能使自己幸福。這便是亞裏士多德所揭示的偉大真理：“幸福就是自足”。所有其他的幸福來源，本質上都是不確定和不穩定的，它們都如過眼雲煙，隨機緣而定；也都經常無法把握，所以在極得意的情況下，也可能輕易喪失，這原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事情。當年長老邁，這些幸福之源也必然耗竭：到這個時候所謂愛情、才智，旅行欲，愛馬狂，甚至社交能力都舍棄我們了；可怕的死亡，更奪走我們的朋友和親戚。在這樣的時刻，人更需依靠自身，因為唯有自己才是長久伴隨我們的，在人生的各個階段裏，自己是唯一純正和持久的幸福的源泉。

在悲慘與痛苦的世界中，我們究竟能求得什麽呢？每個人到頭來除了自己外原來都是一無所有啊！人一旦想逃避悲慘與痛苦，又難免落入“厭倦”的魔掌。況且在這個世界裏，又常是惡人得勢，愚聲震天。個人的命運是殘酷的，而整個人類也是讓人憐憫的。世界既然如此，也唯有內在豐富的人才是幸福的，這就好比聖誕節時，我們是在一間明亮、溫暖、充滿笑聲的屋子裏，而缺乏內在生命的人，其慘狀就好比在暮冬深夜的冰雪中。

所以，世上命運好的人，無疑是指那些具備天賦才情、有豐富個性的人，這種人的生活，不一定光輝燦爛，卻是最幸福的。年輕的瑞典女王克裏斯汀才十九歲，除了聽別人的談論外，她對笛卡兒的了解僅限於一篇短文，因為那時後者已在荷蘭獨自隱居了二十年。她說：“笛卡兒先生是最幸福的人，我認為他的隱居生涯很令人羨慕。”當然，也需有利的環境，方能使笛卡兒如願以償，成為自己生命和幸福的主宰。就像在《聖經·傳道書》中所描述的那樣。

智慧對具有豐厚遺產的人方是好的，對活在光明裏的人才是有利的，為自然和命運賦予智慧的人，必急於小心地打開自己內在幸福的源泉，這樣他就需要充分的獨立自主和閑暇。人要獲得獨立自主和閑暇，必須自願節製欲望，隨時存神養性。更需不受世俗喜好和外在世界的束縛，這樣人就不致為了功名利祿，或為了博取同胞的喜愛和歡呼，而犧牲自己來屈就世俗低下的欲望和趣味。有智慧的人是絕不會如此做的，而必然會聽從賀拉斯的訓誡。

賀拉斯在給默斯那斯的書信中說：世上最大的傻子，是為了外在而犧牲內在，以及為了光彩、地位、壯觀、頭銜和榮譽而付出全部或大部分閑暇和自己的獨立。歌德不幸如此做了，我卻僥幸沒有這樣做。現代社會依靠群眾來為自己塗上生命色彩的人，又何其多啊！

我在此所要堅持的真理，是人類的幸福主要根植於內在，這是與亞裏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一書中的某些精確觀察相互印證的，亞裏士多德以為，幸福預設了某種活動及某些能力的運用，沒有這些，幸福就不能存在。斯托拜阿斯在注解逍遙學派的哲學時，對亞裏士多德以為人類幸福在於能自由發揮各種天賦才能到極限的主張，做了如下的解釋：“能夠有力而成功地從事你所有的工作，才是幸福。”

所謂有力，便是“精通”任何事情。人類生而具有與四周困難進行搏鬥的力量，一旦困難消失，搏鬥也隨之中止，這些力量便無處使用，力量反而成為生命的一種負擔；這時，為了免受厭倦的痛苦，人還需發動自己的力量，同時運用自己的力量。有錢的上層階級人士是“厭倦”最大的被害者。

古代的盧克萊修，曾在詩裏描述陷於“厭倦”的富人的可憐景象，他詩中所描寫的仍可見於今日每個大都市中——那裏富人很少待在自己家裏，因為那兒令他厭煩，但他在外麵也不好受，所以仍不得不回到家裏；或者會火燒火燎地奔赴郊外，好似他在那兒的別墅著火了一般；一旦到了郊外，他卻又立刻厭煩起來，然後匆匆入睡，好使自己在夢裏忘懷一切，再忙著起程回到都市中。這種庸庸碌碌的生活，為欲望所驅使的匆忙，本就是眾生相啊。

像上麵這種人在年輕時，多是體力與生命力過剩，肉體和心靈不能對稱，無法長久保持體力與生命力；到了晚年，他們不是沒有絲毫心靈力，便是缺乏培養心靈力的工具，致使自己陷入悲慘淒涼的境況中。意誌，是唯一不會耗竭的力量，也是人人永遠具備的力量；為了保持高度有活力的意誌，他們便從事各種高賭注的危險遊戲，這無疑是一種墮落。

一般說來，人若發覺自己無事可做，必然會替那剩餘的精力，尋找一種適當的娛樂，諸如打保齡球、下棋、打獵、繪畫、賽馬、玩牌，或者研究詩詞、印章篆刻、哲學，或者尋找其他嗜好，對每種娛樂他都不甚精通，止於喜歡。我們可以將此種嗜好規則地分成三類，分別代表三種基本力量，也就是合成人類生理組織的三種要素；不管它們指向的目的如何，我們可以考究這些力量的本身；如何來發現三種幸福的源泉，每個人依其剩餘精力的種類選擇一種，好使自己快樂。

第一類是滿足“生命力”而得的快樂，代表生命力的食、飲、消化、休息和睡眠；在世界的某部分，這種基本快樂是典型的，幾乎人人都要得到這種快樂。

第二類是滿足“體力”而得的快樂，此種快樂可以從散步、奔跑、角鬥、舞蹈、擊劍、騎馬以及類似的體育運動中得到，有時甚至可以在軍旅生涯和戰爭裏消耗過剩的體力。

第三類是滿足“怡情”而得的快樂，諸如在觀察、思考、感受、詩與文化地體會音樂、學習、閱讀、沉思、發明以及自哲學等中獲得的快樂。

關於這幾類快樂的價值、相對效用以及持續的久暫，可以說仍有許多，我們隻到這裏為止，其他的留待讀者去思索。然而，有一點是大家公認的，那就是我們所運用的力量愈高貴，所獲得的快樂也就愈大；因為快樂的獲得，涉及自身力量的使用，而一連串快樂順利地一再顯現是構成人類幸福的主要因素。

愈是高貴的力量所帶來的快樂，其再現性就愈高。所以，獲得的幸福也更穩定。就這一點來說，滿足“怡情”得來的快樂的地位，無疑較其他兩種快樂要高。前兩種快樂同時為獸類所具備，甚至獸類具備更多此種快樂；唯有充足的“怡情”方麵的快樂是人類所獨具的，這也是人與禽獸不同的地方。我們的精神力是怡情呈現出來的諸種樣態，因此充足的怡情，使我們可以獲致某種與精神有關的快樂，所謂“睿智的快樂”就是這樣，怡情愈占優勢，此類快樂也就愈大。

平常人所熱切關心的事，是那些會刺激他們意誌，也就是與個人利害相關的事情。然而，經常地刺激意誌起碼不是一件純粹的樂事，其中仍混雜著痛苦。就玩牌——這個普遍流行於“高尚社會”的玩意兒來說，它便是供給刺激的一種方式。由於它涉及的利害關係很小，所以不會產生真實和長久的痛苦，隻有輕微、短暫的疼而已，簡而言之，“玩牌”對意誌而言，事實上僅是種搔癢工具罷了。

另一方麵，特別睿智的人能夠完全不涉及意誌，熱切關心一些“純知識”的事物，此類關心也是這種人必備的品格，睿智使人不受痛苦的幹擾，使自己能生活在類似仙境的寧靜國度中。

讓我們看看下列兩幅圖景吧：

一幅是大眾的生活——長期乏味的搏鬥史，他們為了追求沒有價值的個人福利，投入自己的全副精力，曆盡各種苦難，一旦目標達成，再度落身到自己時，生活立即就被無法忍耐的厭倦所環繞，各種活動都沉滯下來，唯有如火的熱情才能激起一些活意。另一幅景象，所呈現的是一個富有高度心靈能力的人，他思想豐富，生命充實而有意義，一旦得以自主，立即獻身於有價值、有趣味對象的追求，所以他自身含有最高貴的快樂源泉。諸如對自然的觀察、對人世的思索、對曆史上偉大成就的領會和了解，深刻透徹地明白偉大業績的意義，這些是此類人獨具的才能，這些是他們所需要的唯一外界激勵的來源。

曆代偉人所期望的千古知音便是這種具備高度心靈能力的人，偉人們也因自己的思想獲得知音而不白活，其他的人雖然也崇拜偉人，但對他們以及他們門徒的思想卻一知半解，隻能算是道聽途說的人。智慧之士既然有上述種種特性，他們就比一般人更需要閱讀、觀察、學習、沉思，以及訓練自己，總之，他們需要不受打擾的閑暇。

法國大文豪伏爾泰曾說過：

沒有真正的需要，便不會有真正的快樂。

智者們的這些特殊需要，使他們能從大自然、藝術和文學的千變萬化的美中，得到無窮無盡的快樂，這些快樂是其他人不能領略的。我們要使那些腦滿腸肥的人得到這些快樂，而他們不需要也不能欣賞這種快樂，這就像期望白發蒼蒼的的老人再次陷入愛河一樣。

具有享受無窮盡快樂天賦的人，他們過著兩種生活——私人生活和睿智生活。睿智生活逐漸成為他的真正生活，私人生活僅是達到睿智生活的手段而已。但是一般人所遇的卻是膚淺、空洞而多煩擾的日子，無法再變換為另一種存在樣態。

然而心智強大的人士，卻喜愛睿智生活遠勝於其他行業：更由於學問和見識的增長，此種睿智生活也似一個漸漸成型的藝術品一樣，更臻堅實，更具強度和固定性，生命內在的調和也更趨統一；和這種生活比較起來，隻圖個人安適的人生就像一幕拙劣的戲劇一樣，雖然也有廣度，卻無深度，隻不過是浮生式的可憐蟲。

我在前麵說過人們卻把這種卑賤的存在當作一種目的，這又是多麽令人悲歎啊！不受**感動的日常生活是冗長乏味的，一旦有了**，生活中卻又充滿了苦痛。唯有那些上天賦予很多才智的人才是幸福的，因為他們在執行意誌命令之外，還有能力過另一種日子：一種沒有痛苦、興味盎然的生活。

但是，僅有閑暇，或僅有不受意誌奴役的多餘睿智仍然不夠，尚需有充沛的剩餘力量，不受意誌奴役的力量隻獻給睿智使用。所以，塞涅卡說：無知的人的閑暇是人的一種死亡的形式，是活的墳墓。

根據剩餘力量的多寡，第二種生活——心智生活，又可分為無數層次：自收集製作昆蟲、鳥類、礦物的標本到詩學、哲學的高深成就，都是此類生活的表現。心智生活不但可以防禦“厭倦”的侵襲，還可避免厭倦的諸種惡果：它使我們遠離惡友、危險、不幸、損失和浪費，這些都是把幸福全部寄托於外界的人所必然遭受的苦惱。舉個例子說，我的哲學雖未替我賺進半文錢，卻替我省了不少開支，心智生活的功效也是一樣的。

一般人將其一生幸福，寄托於外界事物，或是財產、地位、愛妻和子女，或是朋友、社會等等，一旦失去了這些，他們就備感失望，他們的幸福根基也就毀壞了。換句話說，他們的重心隨著每個欲念和幻想改變位置，而不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如果他們是資產家，那麽他們的目標，幸福的重心，就隻是鄉間別墅、贏得好馬匹、有有趣的朋友或是去旅行，總之，過著豪華的生活，因為他們的快樂根源在外部事物。這就好比一個失去健康和力氣的人，不重新培養已失去的生命力，卻希望借助藥水、藥片重獲健康。

在談到另外一類人，即睿智之士之前，我們先來比較介於這兩者之間的一種人：他們雖沒有顯著的才華，但比一般人又聰慧些。他們愛好藝術但又不精，也研究幾門學問，例如植物、物理、天文、曆史，喜歡念書，當外界的幸福之源耗竭或不再能滿足他們時，也頗能讀書自娛。這種人的重心，部分在自己身上。但是，喜歡藝術和真正從事創作，是很不相同的兩回事，業餘的科學探索也易流於表麵，不能深入問題核心。

一般人是很難完全投身於學術探索的，而且任憑此種探索充滿與滲透至生命中每個角落裏，以至於完全放棄其他的興趣。唯有極高的睿智力，所謂“天才”方能達到這種求知的強度，他們能投入整個時間和精力，力圖陳述他們獨特的世界觀，或者用詩、哲學來表達他們對生命的看法。因此，他們急需安靜的獨處來完成他們思想的作品，所以，他們歡迎孤獨，閑暇是至善，其他一切不但不重要，甚至是可厭的。

這類人把重心完全放在自己身上。所以此類人雖然為數極少，他們不論性格有多優秀，也不會對朋友、家庭或社團顯出極大的熱情或興趣；他們隻要有真正的自我，即使失去其他一切也無妨。就由於這一點，他們的性格傾向孤僻，更由於別人的本性與他們自身不同，無法滿足他們，彼此的相異之處就時時明顯可見，以至於他們雖然行走在人群中，卻孤立似異鄉人，他們談及一般人，說“他們怎樣”而不說“我們怎樣”。

我們現在可以如此下結論：天生有充足睿智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所以，主體因素同人的關係，比客觀環境更密切；因為，不論客觀環境是什麽，它的影響總是間接的、次要的，且都是以主體為媒介。盧奇安體察了這個真理：心靈的財富是唯一真正的寶藏，其他的財富，都可能帶來比該財富本身更大的災禍。

除了不受打擾的閑暇外，他們不需再向外界索求任何東西，因為他們需要閑暇時光來發展和成熟自己的智性機能和享受生命內在的寶藏。總之，這樣的人生隻求終其一生，每時每刻都能成為他們自己。他們若是注定成為整個民族的精神領袖，那麽能否完美地發展心智力量至巔峰以完成精神使命，便是他們幸福或不幸福的唯一標準。其他都是無關宏旨的。這就說明為什麽生來具有偉大心智力量的人，都看重閑暇，珍視閑暇如生命。亞裏士多德也說過：“幸福存在於閑暇中”；第歐根尼·拉爾修在記述蘇格拉底的言行時說：“蘇格拉底視閑暇為所有財富中最美好的財富。”所以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一書裏，亞裏士多德總結說，獻給哲學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此外，在《政治學》裏他又說道：

得以自由運用任何種類的力量便是幸福。

最後，我們再引述歌德《威廉·邁斯特的學習年代和漫遊年代》中的一段話：

若人生而具備某些可以為他使用的才華，

他的最大幸福便在於使用這些才華。

但是，成為擁有寧靜閑暇的人，與成為一般人不同：因為，對寧靜的渴求本不屬於人之本性，平凡的人生來便注定了勞頓終生，換取自己與家人生存的需要，成為掙紮與困乏的俗人，卻不能做有才智自由的人。所以，一般人厭倦閑暇，總需為著什麽目的而忙碌，若是連幻想或勉強的目標——諸如遊戲、消遣和各種嗜好都找不到，閑暇就會成為他們的負擔了。正因為人一旦閑下來，便急需找些事情，所以閑暇有時可能充滿了危險，正如有人說的：當人無事可做時，人是很難沉默的。

從另一方麵來說，一個有適當才智而遠超常人的人，似乎是不合自由且反常的。但若這種情況果然存在，那麽具有此種才華的人若要幸福，就需求得他人以為是負擔和有害的安靜的閑暇，柏加索斯是希臘神話裏的飛馬，若它披上常馬必備的鞍子，我們可以想象得到，它是不會快樂的。

若外界和內在的兩種反常情況，即寧靜無擾的閑暇和天分極高的智慧，能重合在某人身上，那是他極大的幸事；再加上命運又順遂人意的話，此人就能過上不受人類兩大苦源——痛苦與厭倦——糾纏煩擾的高質量生活，他不需為生存痛苦掙紮，也能夠享受自由的存在情境——閑暇，我們唯有對痛苦與厭倦保持中立，不受它們的感染，才可以避免痛苦與厭倦。

但是從相反的觀點來論說，天賦的偉大才智是一種個性極為敏銳的活動，對各種痛苦的受容度極高。它含有強烈的氣質，廣大而生動的想象力，這兩種性格是偉大才智的特征，它們使具備此種睿智者常擁有較那可以吞噬平常人的熱情更深刻的情緒，所以，他也更易成為此種情緒的犧牲品。

世界上產生痛苦的事，原本比製造快樂的要多。有天賦之才常疏遠他人，隻因己身所具備的已綽綽有餘，不需也不能在他人那裏得到什麽，所以他人引以為樂之事，他們隻覺得膚淺乏味，相應地，他們所覺得的快樂的事也就少些。這又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例子，我們稱此情形為“補償律”，世界上凡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反之亦然。

常聽人說，心胸狹小的人，其實是頂幸福的人，雖然這種好運並不值得羨慕。在此，我不想對此點多做辯駁，影響讀者自己的判斷，尤其是古代聖哲典籍中，對此點也常有自相矛盾的言論出現。舉例來說，索福克勒斯曾說過：

智慧占有幸福的大部分。

他在另一段文章中，又曾提道：

無思無慮的人生活最愉快。

《舊約全書》的作者，也有類似的矛盾，一麵說：

愚人的生活比地獄還糟。

又說：

智慧愈高，痛苦愈深。

知識越多，徒增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