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與語文

每自思忖，我之沉湎於讀和寫，並且漸成常習，經年又年，進而繭縛於在別人們看來單調又呆板的生活方式，主觀的客觀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麵的。

世上有懶得改變生活方式的人。

我即此族同類。

但，我更想說的是，按下原因種種不提——我之所以愛讀愛寫，實在的，也是由於愛語文啊！

我是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偏科於語文的。在算術和語文之間，我認為，對於普通的小學三年級生，本是不太會有截然相反的態度的。普通的小學三年級生更愛上語文課，也許隻不過因為算術課堂上沒有集體朗讀的機會。而無論男孩兒女孩兒，聚精會神背手端坐一上午或一下午，心理上是很巴望可以大聲地集體朗讀的機會的。那無疑是對精神疲憊的緩解。倘還有原因，那麽大約便是——算術僅以對錯為標準，語文的標準還聯係著初級美學。每一個漢字的書寫過程，其實都是一次結構美學的經驗過程。而好的造句則尤其如此了……

記得非常清楚，小學三年級上學期的語文課本中，有一篇《山羊和狼》：山羊媽媽出門打草，臨行前叮囑三隻小山羊，千萬提防著，別被大灰狼騙開了門，媽媽敲門時會唱如下一支歌：

小山羊兒乖乖，

把門兒開開，

媽媽回來了，

媽媽來喂奶……

那是我上學後將要學的第一篇有一個完整故事的課文。它是那麽地吸引我，以至於我手捧新課本，蹲在教室門外看得入神。語文老師經過，她好奇地問我看的什麽書，見是語文課本，眯起眼注視了我幾秒，什麽也沒再說，若有所思地走了……

幾天後她講那一篇課文。“我們先請一名同學將新課文的內容敘述給大家聽！”——接著她把我叫了起來。教室裏一片肅靜。同學們皆困惑，不知所以然。我毫無心理準備，一時懵懂，但很快就鎮定了下來。普通的孩子對吸引過自己的事物，無論那是什麽，都會顯示出令大人們驚訝的記憶力。我幾乎將課文一字不差地背了下來……同學們對我刮目相看了。那一堂語文課對我意義重大。以後我的語文成績一直不錯，更愛上語文課了。

我認為，大人們——家長也罷，托兒所的阿姨也罷，小學或中學教師也罷，在孩子們成長的過程中，若善於發現其愛好，並以適當的方式提供良好的機會，使之得以較充分的表現，乃是必要的。一幅畫，一次手工，一條好的造句，一篇作文，頭腦中產生的一種想象，一經受到勉勵，很可能促使人與文學、與藝術、與科學係成終生之結。

我對語文的偏好一直保持到初中畢業。當年我的人生理想是考哈爾濱師範學校，將來當一名小學語文老師。我的中學老師們和同學們幾乎都知道我當年這一理想。但“文革”斬斷了我對語文的偏愛。於是習寫成了我愛語文的繼續。在成為獲全國小說獎的作家以後，我曾不無得意地作如是想——那麽現在，就語文而言，我再也不必因自己實際上隻讀到初中三年級而自歎淺薄了！在我寫作的前十餘年始終有這一種得意心理。直至近年才意識到我想錯了。語文學識的有限，每每直接影響我寫作的質量。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我初三的語文課本中沒有魯迅那一首詩。當然也沒誰向我講解過，“華蓋運”是噩運而非幸運。二十餘年間我一直望文生義地這麽以為——“罩在華麗帷蓋下的命運”。也曾疑惑，運既達，“未敢翻身已碰頭”句，又該作何解呢？卻並不要求自己認認真真查資料，或向人請教，討個明白。不明白也就罷了，還要寫入書中，以其昏昏，使人昏昏。此淺薄已有劉迅同誌在報上指出，此不囉唕。

讀《雪橋詩話》，有“曆下人家十萬戶，秋來都在雁聲中”句，便又想當然地望文生義，自以為是憑高遠眺，十萬人家曆曆在目之境。但心中委實地常犯嘀咕，總覺得曆曆在目是不可以縮寫為“曆下”二字的。所幸同事中有畢業於北師大者，某日乘興，朗朗而誦，其後將心中困惑托出，虔誠求教。答曰：“曆下”乃指山東濟南。幸而未引入寫作中，令讀者大跌眼鏡……

兒子高二語文期中考試前，曾問我：“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句，出自何代詩人詩中？我肯定地回答：宋代翰林學士宋子京的《鷓鴣天》。兒子半信半疑：爸你可別搞錯了誤導我呀！我受辱似的說：呔，什麽話！就將你爸看得那麽學識淺薄？於是賣弄地向兒子講“蓬山不遠”的文人情愛逸事：子京某日經繁台街，忽然迎麵來了幾輛宮中車子，聞一香車內有女子嬌呼：“小宋！”——歸後心悵悵然，作《鷓鴣天》雲：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兒子始深信不疑。語文卷上果有此題，結果兒子丟了五分。我不禁嘿嘿然雙手出汗。若是高考，五分之差，有可能改寫了兒子的人生啊！眾所周知，那當然是李商隱的詩句。子京《鷓鴣天》，不過引前人詩句耳。某日我在辦公室中，有同事笑問近來心情，戲言曰：悲欣交集。兩位同事，一畢業於師大；一先畢業於師大，後為電影學院研究生。聽後連呼：高深了！高深了……一時又不禁地疑惑，料想其中必有我不明所以的知識，遂究根問底。他們反問：真不知道？我說：真的啊！別忘了我委實是不能和你們相比的呀，我隻有初三的語文程度啊！於是告我——乃弘一法師圓寂前的一句話。

我至今也不知“華蓋運”何以是噩運。

至今也不知“曆下”何以是濟南。

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雖也遍查書典，卻終無所獲。某日在北京電視台前遇老歌詞作家，忍不住虛心求教，竟將前輩也問住了……

幾年前，我還將“莘莘學子”望文生義地讀作“辛辛學子”。

有次在大學裏座談，有“辛辛”之學子遞上條子來糾正我。條子上還這麽寫著——正確的發音是shēn，請當眾讀三遍。

我當眾讀了六遍。自覺自願地多用拚音法讀了三遍，從此不複再讀錯。

在相當長的時期，我僅知“耄耋”二字何意，卻怎麽也記不住發音。有時就這麽想——唉，漢字也太多了，眼熟，不影響用就行了吧！

某次在中國婦女出版社一位編輯的陪同之下出差，機上忍不住請教之。但畢竟記憶力不像小學三年級時了，過耳即忘。空中兩小時，所問四五次。發音是記住了，然不明白為什麽漢字非用這一詞形容八九十歲的老人，是源於漢字的象形呢，還是成詞於漢字結構的組意？

三十五六歲後才從詩詞中讀到“稼穡”一詞。

我愛讀詩詞，除了覺得比自言自語讓人看著好些，還有一非常功利之目的——多識生字。沒人教我這個隻有初三語文程度的作家再學語文了，隻有自勉自學了。

一個隻有初三語文程度的人，能識多少漢字？不過三千多吧？從前以為，憑了所識三千多漢字，當作家已綽綽有餘了吧。不是已當了不少年作家，寫了幾百萬字的小說了嘛！

如今則再也不敢這麽以為了。三千多漢字，比經過掃盲的人識的字多不到哪兒去呀。所讀書漸多，生詞陌字也便時時入眼，簡直就不敢不自知淺薄。

望文生義，最是小學生學語文的毛病。因為小學生尚識字不多，見了一半認得一半不認得的字，每每蒙著讀，猜著理解。這在小學生不失為可愛，畢竟體現著一種學的主動。大抵地，那些字老師以後還會教到，便幾乎肯定有糾正錯謬的機會。但到了中學高中，倘還有此毛病，則也許漸成習慣。一旦成為習慣，克服起來就不怎麽容易了。並且，會有一種特別不正常的自信，仿佛老師竟那麽教過，自己也曾那麽學過，遂將錯謬在頭腦之中誤認為正確。倘周圍有認真之人，自也有機會被糾正；倘並非如此幸運，那麽則也許將錯謬當正確，錯上幾年，十幾年，乃至二十幾年矣……

“悖論”的“悖”字，我讀為“勃”音，大約有三年之久。我中學時當然沒學過這個字。而且，我覺得，“悖論”一詞，似乎是在“文革”結束以後，80年代初，才在中國的報刊和中國人的話語中漸被頻繁“啟用”。也許是因為，中國人終於敢公開地論說悖謬現象了。我是偶爾從北京教育電視台的高中語文輔導節目中知道了“悖”字的正確發音的。

某日我問一位在大學做中文係教授的朋友：我常將“悖論”說成“勃論”，你是否聽到過？他回答：在幾次座談會上聽到你發言時那麽說。又問：何以不糾正？回答：認為你在冷幽默，故意那麽說的。再問：別人也像你這麽認為的？回答：想必是的吧？要不怎麽別人也沒糾正過你呢？你一向板著臉發言，誰知你是真錯還是假錯……我也不僅在語文基礎知識方麵淺薄到這種程度，在曆史常識方麵同樣淺薄。記不得在我自己的哪一篇文章中了，我談到哥白尼堅持“日心說”被宗教勢力處以火刑……有讀者來信糾正我——被處以火刑的非哥白尼，而是布魯諾……我不信自己在這一點上居然會錯，偷偷翻兒子的曆史課本。我對中國曆史上王朝更替，皇室權謀，今天你篡位，明天我登基的事件，一點兒也不能產生中國許多男人產生的那種大興趣。一個時期電視裏的清代影視多得使我厭煩，屏幕上一出現黃袍馬褂我就腦仁兒疼。但是為了搞清那些令我膩歪的皇老子皇兒皇孫們的關係，我每不惜時間陪母親看幾集，並向母親請教。老人家倒是能如數家珍一一道來。中國的王朝曆史真真可恨之極，它使那麽多那麽多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包括我母親這樣的“職業家庭婦女”，直接地將“曆史”二字就簡單地理解為皇族家史了……

一個實際上隻有初中三年級文化程度的男人成了作家，就一個男人的人生而言，算是幸事；就作家的職業素質而言，則是不幸吧？起碼，是遺憾吧……寫作的過程迫使我不能離開書，要求我不斷地讀、讀、讀……讀的過程使我得以延續初中三年級以後的語文學習……我是一個大齡語文自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