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一顆心
在為到大學去講課做些必要的案頭工作的日子裏，又一次思索關於文學的基本概念，如現實主義、理想主義以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相結合等。毫無疑問，對於我將要麵對的大學生們，這些基本的概念似乎早已陳舊，甚而被認為早已過時。但，萬一有某個學生認真地提問呢？
於是想到了雨果，於是重新閱讀雨果的作品，於是一行行真摯的、熱烈得近乎滾燙的、充滿了詩化和聖化意味的句子，又一次使我像少年時一樣被深深地感動。坦率地說，生活在仿佛每一口空氣中都分布著物欲元素和本能意識的今天，我已經根本不能像少年時的自己一樣信任雨果了。但我還是被深深地感動。依我想來，雨果當年所處的巴黎，其人欲橫流的現狀比之世界的今天肯定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性真善美所必然承受的扭曲力，也肯定比今天強大得多，這是我不信任他筆下那些接近著道德完美的人物之真實性的原因。但他內心裏怎麽就能夠激發起塑造那樣一些人物的熾烈熱情呢？倘不相信自己筆下的人物在自己所處的時代是有依據存在著的，起碼是可能存在著的，作家筆下又怎會流淌出那麽純淨的讚美詩般的文字呢？這顯然是理想主義高度上升作用於作家大腦之中的現象。我深深地感動於一顆作家的心靈，在他所處的那樣一個四處潛伏著階級對立情緒、虛偽比誠實在人世間獲得更容易的自由，狡詐、貪婪、出賣、鷹犬類人也許就在身旁的時代，居然仍對美好人性抱著那麽確信無疑的虔誠理念。
是的，我今天又深深地感動於此，又一次明白了我一向喜歡雨果遠超過左拉或大仲馬們的理由，我個人的一種理由；並且，又一次因為我在同一點上的越來越經常的動搖，而自我審視，而不無羞慚。
那麽，讓我們來重溫一部雨果的書吧，讓我們來再次閱讀一顆雨果那樣的作家的心吧。比如，讓我們來翻開他的《悲慘世界》——前不久電視裏還介紹過由這部名著改編的電影。
一名苦役犯逃離犯人營以後，可以“變成”任何人，當然也包括“變成”一位市長。但是“變成”一位好市長，必定有特殊的原因。
米裏哀先生便是那原因。
米裏哀先生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他曾是一位地方議員，一位“著袍的文人貴族”的兒子。青年時期，還曾是一名優雅、灑脫、頭腦機靈、緋聞不斷的紈絝子弟。今天，我們的社會裏，米裏哀式的紈絝子弟也多著呢。“大革命”初期這名紈絝子弟逃亡國外，妻子病死異鄉。當這名紈絝子弟從國外回到法國，卻已經是一位教士了。接著做了一個小鎮的神父。斯時他已上了歲數，“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
他曾在極偶然的情況下見到了拿破侖。
皇帝問：“這個老頭兒老看著我，他是什麽人？”
米裏哀神父說：“你看一個好人，我看一位偉人，彼此都得益吧。”
由於拿破侖的暗助，不久他由神父變成了主教大人。
他的主教府與一所醫院相鄰，是一座寬敞美麗的石砌公館。醫院的房子既小又矮。於是“第二天，二十六個窮人（也是病人）住進了主教府，主教大人則搬進了原來的醫院”。國家發給他的年薪是一萬五千法郎。而他和他的妹妹及女仆，每月的生活開支僅一千法郎，其餘全部用於慈善事業。那一份由雨果為之詳列的開支，他至死沒變更過。省裏每年都補給主教大人一筆車馬費，三千法郎。在深感每月一千法郎的生活開支太少的妹妹和女仆的提醒之下，米裏哀主教去將那一筆車馬費討來了。因而遭到了一位小議院議員的詆毀，向宗教事務部長針對米裏哀主教的車馬費問題打了一份措詞激烈的秘密報告，大行文字攻擊之能事。但米裏哀主教將那每月三千法郎的車馬費，又一分不少地用於慈善之事了。他這個教區，有三十二個本堂區，四十一個副本堂區，二百八十五個小區。他去巡視，近處步行，遠處騎驢。他待人親切，和教民促膝談心，很少說教。後一點在我看來尤其可敬。他是那麽關心莊稼的收獲和孩子們的教育情況。“他笑起來，像一個小學生。”他嫌惡虛榮。“他對上層社會的人和平民百姓一視同仁。”“他從不下車伊始就不顧實際情形胡亂指揮。他總是說：‘我們來看看問題出在哪裏。’”他為了便於與教民交心而學會了各種南方語言。
一名殺人犯被判死刑，前夜請求祈禱。而本教區的一位神父不屑於為一名殺人犯的靈魂服務。我主教大人得知後，沒有隻是批評，沒有下達什麽指示，而是親自去往監獄，陪了犯人一整夜，安撫他戰栗的心。第二天，還陪著上囚車，陪著上斷頭台……
他反對利用“離間計”誘使犯人招供。當他聽到了一樁這樣的案件，當即發表莊嚴的質問：“那麽，在哪裏審判國王的檢察官先生呢？”
他尤其堅決地反對市儈哲學。逢人打著唯物主義的幌子販賣市儈哲學，就會立刻冷嘲熱諷，而不顧對方的身份是一名尊貴的議員……
雨果幹脆在書的目錄中稱米裏哀主教為“義人”，正如泰戈爾稱甘地為“聖雄甘地”；還幹脆將書的一章的標題定為“言行一致”，而另一章的標題定為“主教大人的袍子穿得太久了”，正如我們共產黨人的好幹部，從前總是有一件穿得太久了補了又補的衣服……
雨果詳而又詳地細寫主教大人的臥室，它簡單得幾乎除了一張床另無家具。冬天他還會睡到牛欄裏去，為的是節省木柴（價格昂貴），也為了享受牛的體溫。而他養的兩頭奶牛產的奶，一半要送給醫院的窮病人。而他夜不閉戶，為的是使找他尋求幫助的人免了敲門等待的時間……
他遠離某些時髦話題，嫌惡空談，更不介入無謂的爭辯。在他那個時代諸如王權和教權誰應該更大的問題一直糾纏著辯論家們。
而米裏哀主教最使我們中國人欽服的，也許是這麽一點——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教，卻謙卑地認為“我是地上的一條蟲”。米裏哀主教大人作為一個人，其德行已經接近完美了。雨果塑造他的創作原則，也與我們中國人塑造“樣板戲”人物的原則如出一轍而又先於我們，簡直該被我們尊稱為老師了。
我將告訴我的學生們，那就是經典的理想主義文本了，那就是經典的理想主義文學人物了。
於是，冉·阿讓被米裏哀主教收留一夜；陪吃了飽飽的一頓晚餐；半夜醒來卻偷走了銀器，天一亮即被捉住，押解了來讓米裏哀主教指認，主教卻當其麵說是自己送給他的，也就一點兒也不奇怪了。主教非但那麽說，而且頭腦裏也這麽認為——銀器不是我們的，是窮人的，“他”顯然是個窮人，所以他隻不過拿走了屬於自己的東西而已。
於是，冉·阿讓“變成”馬德蘭先生、馬德蘭市長以後，德行上那麽像另一位米裏哀，在雨果筆下也就順理成章了。其生活儉樸像之；其樂善好施像之；其悲憫心腸像之；其對待沙威警長的人性胸懷像之。總之，幾乎在一切方麵都有另一位米裏哀的影子伴隨著他。一個米裏哀死了，另一個米裏哀在《悲慘世界》中繼續前者未竟的人道事業。
連沙威也是極端理想主義的——因為絕大多數現實生活中的沙威們，其被異化了的“良心”是很不容易省悟的。即使偶一轉變，也隻不過是一時一事的。過後在別時別事，仍是沙威們。人性的感召力對於沙威們，從來不可能強大到使他們投河的程度。他們的理念一般是由對人性的反射屏裝點著的……
米裏哀主教大人死時已八十餘歲，且已雙目失明。他的妹妹一直與他相依為命。雨果在寫到他們那種老兄妹關係時，極盡浪漫的、詩化的、聖化的讚美筆觸：“有愛就不會失去光明。而且這是何等的愛啊！這是完全用美德鑄成的愛！心明就會眼亮。心靈摸索著尋找心靈，並且找到了。這個被找到被證實的靈魂是個女人。有一隻手在支持你，這是她的手；有一張嘴在輕吻你的額頭，這是她的嘴；你聽見身邊呼吸的聲音，這是她，一切都得自於她，從她的崇拜到她的憐憫，從不離開你，一種柔弱的甜蜜的力量始終在援助你，一根不屈不撓的蘆葦在支持你，伸手可以觸及天意，雙手可以將它擁抱，有血有肉的上帝，這是多麽美妙啊……她走開時像個夢，回來卻是那麽的真實。你感到溫暖撲麵而來，那是她來了……女性的最難以形容的聲音安慰你，為你填補一個消失的世界……”
有這樣一個女人在身旁，雨果寫道：“主教大人從這一個天堂去了另一個天堂。”
如果忘記一下《悲慘世界》，那麽讀者肯定會作如是之想：這是《少年維特之煩惱》裏熾烈的初戀渴望吧？這是《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心上人對心上人的癡愛的傾訴吧？
但雨果寫的是八十餘歲的主教與他七十餘歲的妹妹之間的感情關係。這是迄今為止，世界文學史上僅有的一對老年兄妹之間的感情關係的絕唱，使我們在被雨果的文字感染的同時，難免會覺得怪怪的。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一對老年兄妹或一對老年夫婦，無論他們的感情何等的深長，到了七八十歲的時候，也每趨於俗態，甚至會變得隻不過像兩個在一起玩慣了的兒童……
那麽我將告訴我的學生們，那就是浪漫主義的經典文本了。
雨果完成《悲慘世界》時，已然六十歲。他與某伯爵夫人的柏拉圖式的婚外戀情，也已持續了二十餘年。他旅居國外時，她亦追隨而至，住在僅與雨果的住地隔一條街的一幢樓裏，為的是他可以很方便地見到她。故我簡直不能不懷疑，雨果所寫，也許更是他自己和她之間的那一種狀態。雨果死時，和他筆下的米裏哀主教同壽，都是八十三歲。這一偶然似乎具有神秘性。
《悲慘世界》的創作使命，倘僅僅為塑造兩個德行完美的理想人物而已，那麽雨果就不是雨果了。這是一部幾乎包羅社會萬象的書。隨後鋪展開的，是全景式的法國時代圖卷。尤其將巴黎公社起義這一大事件納入書中，無可爭議地證明了雨果畢竟是雨果。
那麽，我將告訴我的學生們，那便是現實主義的經典文本了。
我還將告訴我的學生們，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方麵，與雨果同時代的全世界的作家中，幾乎無人比雨果做得更傑出。
而雨果的理想主義，始終是對美好人性和人道原則的文學立場的理想主義。這是絕不同於一切文學的政治理想主義的一種文本，故是文學的特別值得尊敬的一種品質。
在雨果的理念之中，人道原則是高於一切的。
我極其尊敬這一種理念。無論它體現於文學，還是體現於現實。
我深深地感動於一顆作家的心，對人道原則終生不變地恪守。我的感動，使我不因雨果在這一點上有時過分不遺餘力的理想主義**而臧否於他。如果我未來的學生們中竟有將自己的人生無怨無悔地奉獻給文學者，我祈祝他們做得比我這一代作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