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劉秀：史上最完美的開國皇帝

從王莽執政末期開始，中國再次陷入了漫長的戰亂中，最後的勝利者是重建漢王朝的東漢光武帝劉秀，但他打下來的江山，其實是一片爛攤子。

在從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的戰亂中，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死於戰亂，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青壯年勞動力。在西漢帝國的舊都長安，城池周圍甚至堆滿了屍體，常年散發著腐臭的味道。

而更嚴重的是連年大規模的瘟疫。自從與匈奴開戰以後，從草原上傳來的各種瘟疫開始在中原大範圍蔓延。當時的中醫對於這些新出現的“超級病菌”幾乎沒有任何辦法。尤其是鼠疫，在當時的中國，這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

除此之外，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對於新建立的東漢政權還普遍采取觀望不合作的態度，特別是當時富有聲望的名門，幾乎都多次拒絕過東漢政府的召見。

邊境的問題也愈演愈烈，匈奴趁機侵擾邊關，漢帝國的邊防幾乎是烽火連年。

內外交困的局麵，就這樣擺在了光武帝的麵前。

漢光武帝劉秀（公元前5年—公元57年），東漢王朝開國皇帝，公元25年—公元57年在位，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撥亂之主。新莽末年，海內分崩，天下大亂，身為一介布衣卻有前朝血統的劉秀在家鄉乘勢起兵。公元25年，與綠林軍公開決裂，於河北登基稱帝。為表劉氏重興之意，仍以“漢”為其國號，史稱“後漢”，又稱“東漢”。經過持續十數年之久的統一戰爭，先後平滅了更始、赤眉和關東、隴、蜀等諸多割據勢力，使得自新莽末年以來分崩戰亂近二十年的中國大地再次歸於一統。他在位三十二年，大興儒學，推崇氣節，使東漢一朝成為中國曆史上“風化最美、儒學最盛”的時代。諡號為光武，廟號世祖，葬於原陵。

東漢開國皇帝劉秀，與西漢的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在性格上有許多相同點，比如心機都很深。新朝末年天下大亂的時候，劉秀的兩個哥哥也猴急著要造反，但劉秀沉得住氣，反而總勸兄長們看看再說，直到確定天下必亂後，才和兩個哥哥一起在家鄉湖北棗陽舉兵。另外，劉秀和劉邦一樣，都有極強的克製力，劉秀的哥哥劉縯在誅滅王莽後，被綠林軍領袖漢更始帝殺害。為避免猜忌，劉秀強忍悲痛，表麵飲酒作樂，最終騙過了敵人。

而他和劉邦也有很多不同，最不同的就是他的風雅氣度。在許多史書的記錄中，劉秀是一個氣質高貴、舉止優雅的領袖，待人接物更是謙虛誠懇，與劉邦的“流氓樣”可謂有天壤之別。所有投奔他的人，絕大多數都是被他的優雅氣質所折服。另一個不同點，則是他在關鍵時刻展現出的過人膽魄與出眾的軍事才能。比起劉邦被項羽打得倉皇逃命的情景，昆陽之戰中，麵對王莽的四十萬大軍，劉秀不屈不撓，僅率數千人發動進攻，居然一舉得勝。他不但是一位偉大的開國者，更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

光武帝另一個被人稱道的優點，就是他對待開國功臣的厚道。比起西漢大殺功臣，東漢的開國功臣們不但大多世代高官厚祿，甚至連他們曾經做過的點滴善舉，光武帝都會記得。

開國功臣馮異早年跟隨光武帝起兵時曾做過兩件小事，一次是光武帝率軍攻打盤踞邯鄲的梟雄王朗，行至饒陽時突遇寒風，全軍饑寒交迫，馮異主動出去找來了一些小米，為光武帝做了一頓熱騰騰的米粥；另一次是部隊行至南宮地區時，突然又遇暴雨，馮異冒雨找來了柴草，給光武帝燒了一頓暖烘烘的麥飯。後來馮異受命鎮守關中，擔心光武帝猜忌他，數次打報告請求調回都城洛陽。這時也有大臣上奏，說馮異在洛陽招兵買馬，圖謀造反。馮異回京述職的時候，光武帝笑盈盈地把這些奏章拿給馮異看，嚇得馮異惶恐不已。但光武帝寬慰他說：“我怎麽會懷疑你呢？當年饒陽的那頓米粥，南宮的那頓麥飯，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呢！”此後馮異為光武帝南征北戰，立功無數，每次出征，光武帝都命馮異的家人和他一起隨行，對他從無懷疑。

東漢在建國的時候，大體的國土麵積與西漢差不多，國家以郡縣作為地方政權，全國一共有一百零五個郡國。從地方區劃的數目上看，東漢的地方郡縣數量遠遠大於西漢，這正是為了分散地方的權力，保證中央對於地方的絕對控製權。與此同時，漢武帝時期曾經臨時設置的十三部刺史，被光武帝改革為常設機構。刺史負責監察州郡官員的行政事務，並且有領兵、發兵的權力，傳統的地方州郡官員的權力已經被大大地削弱。同時，因為人口減少，光武帝在全國開始了“縣城合並”運動，在全國裁撤了大批地方縣城，將縣城合並，以集合人口，全麵進行恢複經濟的工作。

東漢開國後的政治製度大多沿用西漢，而光武帝的獨特政治創舉，就是設立尚書台。尚書在西漢的時候就有，但那時候的尚書，隻不過是少府的一個辦事機構，甚至沒有單獨的名分。到了光武帝時期，尚書的權力迅速擴大，尚書台設主官一人，稱尚書令，下麵有副主管尚書仆射，外加左右二丞。下麵的曹、史等各級官員，共有六十二人。在東漢時期，尚書台才是國家權力的最高核心，他們位高權重，比如參與朝廷決策、機密謀劃、賞罰官員，都是由尚書台來運作，三公的職權大部分被他們取而代之。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尚書台的官員品級並不高，這樣一來，三公有高位而無實權，尚書台有實權而無高位，兩方互相牽製，光武帝也就可以從中掌控，高枕無憂。為了統一中央權威，光武帝可謂煞費苦心。

光武帝從西漢滅亡中吸取的最大教訓，就是遏製外戚。在東漢開國早期，與外戚結交是官場重臣們碰不得的“高壓線”。光武帝對付外戚的辦法，就是用金錢換權力，即給予外戚充分的經濟特權，以換取外戚的行政權力。他的舅舅焚丹、焚尋、焚宏相繼封侯，在封侯的同時，其手中的兵權也被光武帝收回。皇後陰麗華的哥哥陰識長年跟隨光武帝征戰，立有大功勞。但是，當光武帝表態要封陰識侯爵時，陰麗華卻私下告訴兄長不要輕易接受。結果，陰識在受封的時候幾番退讓，甚至淚流滿麵，在光武帝幾次表彰之後才勉強以感激涕零狀接受了冊封。如此表演，也隻是為了給天下人一個姿態：在光武帝的治下，外戚是要夾著尾巴做人的。

比起西漢晚期外戚的飛揚跋扈，光武帝時期的外戚很識趣。光武帝的舅舅焚宏多次告誡家人要謙虛，並且把“富貴盈滿自溢”作為家訓。光武帝的姐夫鄧晨、妹夫李通，在建國之後都主動地交出了官職，僅僅以外戚的身份享受榮華富貴。

官員一旦和外戚往來過密，後果也往往會很嚴重。東漢初期的著名學問家馮衍是一個享有盛名的賢才，光武帝一開始很想重用。但這個馮先生學問雖好，政治智商卻幾乎為零。他因為得到了陰麗華弟弟陰興的舉薦，和陰家交遊甚密，多次參加陰家的宴會，之間還詩文唱和好不親密。這本是一件小事，光武帝知道後卻大為惱火，當場把馮衍下獄，之後在陰皇後的求情下才勉強赦免他的罪過，將他發回原籍安住。這樣做的目的，自然是要警醒那些外戚們：都給我老實點，我劉秀眼裏可不揉沙子。

東漢開國，與西漢王朝最大的區別，就是光武帝選擇了以儒治國。在官員的任用上，光武帝首先重視的是有儒家背景的文臣，包括在尚書台建立之後，真正行使國家行政權力的，都是頗有盛名的儒生們，而不再是功臣貴族；在地方的行政權力上，地方官也大多通過孝廉製度，選拔在地方上頗有聲望的儒家學者擔任，而儒家的倫理綱常，更被光武帝作為考核官員的重要方式。從小受儒生教育長大的他，對儒學更是非常熱衷，經常在每天工作結束之後，和儒生們一起探討儒家的治國之道，有時候到了深夜還不休息。太子劉莊擔心他的身體，勸說他要早休息，他卻回答說：“我喜歡，所以不疲倦。”著名的成語“樂此不疲”就是這麽來的。

光武帝不但熱愛儒學，更熱衷於做一個文化大師。當時的儒家學派林立，各種學派經常爭論不斷，光武帝經常在皇宮裏舉行論壇，親自聽取各家學派的辯論，然後仲裁其中的勝敗，確立儒家思想的主體。

光武帝以儒治國的另一個舉措，就是全國的大裁軍。東漢開國時期，光武帝的軍隊數量曾達到一百多萬人，裁軍也就提上了日程。當時的東漢，除了在邊境上保持一定數量的常備軍之外，大部分的軍隊都解甲歸田。特別是在河南、山東等內陸地區，光武帝曾經出台政策，凡是轉兵為農的軍人，國家賜予優厚的土地和賞賜，並發放農具恢複生產。光武帝在位時期，整個東漢帝國的軍隊，縮減到了三十萬左右，但戰鬥力並沒有因此降低。在後來對匈奴以及羌族的戰爭裏，東漢軍隊一直保持著高水準的戰鬥素質。光武帝的精兵簡政政策，一直貫穿整個東漢。

光武帝個人給人的最大印象就是他的寬厚平和。他稱帝之後，有一次回鄉，召見自己鄉下的叔叔嬸嬸。這些老鄉們喝多了酒，說話就隨便起來了，他們樂嗬嗬地對光武帝說：“你從小什麽都好，就是不計較小事，太厚道了。”光武帝聽了果然也不計較，反而承認說：“吾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也就是說，儒家的“仁”道，就是他的治國方略。

但光武帝在位的時候也鬧出過冤案。他喜歡大搞各種祭祀，並且頒布神化的圖讖，來表達君權神授的思想。在這個問題上，即使許多他所信用的儒生，看法也不一樣。比如有一次太中大夫鄭興進言，要光武帝不要迷信這些圖讖，誰知厚道的光武帝卻當場大怒，說：“你連這個都不研究，還怎麽做大夫？”嚇得鄭興當場認錯，就怕被光武帝拉出去砍了。而當時另一個著名的儒家哲學家恒譚更有唯物主義思想，他一生都堅持儒家無神論，認為光武帝大搞祭祀與孔子的思想相悖，應該立刻停止。結果，本來深受光武帝信任的恒譚一下子被貶到六安做丞，在路上又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有人說是“驚懼而死”，也有人說是死於暗害。

光武帝時期的休養生息政策，和漢高祖時期最大的不同，就是漢高祖“無為”，光武帝“有為”。漢高祖的“無為而治”，其實就是政府對經濟不幹預，聽任經濟自由緩慢發展。光武帝則不然，他采取的是政府集中力量，主動投資恢複發展經濟的做法。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興修水利，東漢初期是中國曆史上水利工程數量比較多的時期。同時光武帝還通過計劃建設的方式，大力擴展農業經濟帶。在荊州、襄樊等地區設立農區，招撫流民前來耕種，荊襄地區也就因此而發展起來，成為重要的產糧區之一。三國時期，荊襄之所以有如此富庶的人口和重要的戰略位置，和光武帝時期開始的開發華中地區的政策很有關係。

光武帝執政時期的工商業，和西漢時期也大不相同，最大的特點就是國有企業化，即由官府設立手工業作坊，包括冶煉、紡織、製鹽、土建等產業，都以官府的“國營企業”為主。但比起漢武帝時代鹽鐵官營的高度壟斷，東漢並沒有禁止私人手工業的發展，相反是允許其發展，隻是讓官營手工業占據主導地位，吸取漢武帝時代鹽鐵官營的負麵教訓。東漢這一時期的手工業國營企業有明確的考工令，即用法律手段規範產品的質量，這就保證了手工業的效率。東漢手工業國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一時期的中國人口銳減，民間經濟破壞嚴重，私人資本根本沒有力量投入手工業。由國家來主持手工業的製造和運營，等於是用政府手段來掌控經濟，無論是對於盡快組織生產恢複經濟，還是為國家增加財政收入，都是非常重要的。

按照《後漢書》的記載，到光武帝統治的後期，東漢經濟也已經繁榮初現，史載當時“五穀登衍，蠶麥善收”“吏稱其官，民安其業”，以至於“天下安平”。這段時期，就是中國曆史上又一著名的中興時期——“光武中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