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大帝：是明君也是暴君
初登帝位的劉徹，其實有著非常遠大的治國理想，公元前140年十月，十六歲的他召開了舉賢良對策會議，並在會上連下了三道製書，對群臣講明自己的執政宏圖：一是要實行“三皇五帝”的王道；二是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三是要五穀豐登，德潤四海，也就是要擴張大漢帝國的影響力。觀其之後一生的執政，其實都是在忙這三個理想。
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西漢第五位皇帝，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漢景帝劉啟第十子，漢文帝劉恒的孫子，漢高祖劉邦的重孫，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六歲時被冊立為皇太子，十五歲登基，在位五十四年間，獨尊儒術，首創年號，還數次大破匈奴，吞並朝鮮，遣使出使西域，開拓出了漢朝最大的版圖，功業輝煌。但是，連年征戰也耗盡了國庫，導致民生凋敝，在位晚期發生農民暴動，並且又在“巫蠱之禍”中冤殺無辜。公元前87年，崩於五柞宮，享年六十九歲。諡號為孝武皇帝，廟號世宗，葬於茂陵。
劉徹登基初期麵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國家指導思想的轉向問題。當時的西漢帝國，仍然尊奉黃老學說，尤以此時實際掌握政權的太皇太後竇氏為最。盡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由劉徹最終完成的，但在他父親漢景帝時代，西漢的指導思想就已有轉向信號。當時儒生轅固在竇太後麵前貶低老子，竇太後一氣之下，居然將他扔進野豬圈，聞訊趕來的漢景帝雖不敢違拗母親，卻借機給了豬圈裏的轅固一把刀。結果，孔武有力的轅固當場把野豬刺死，這場黃老學說與儒家的較量才算暫告平息。漢景帝與漢武帝父子兩代具有共同的教育背景，那就是他們的老師多為當時精通儒學的學者。儒家思想的崛起和確立，早已是大勢所趨。
滿腹壯誌的漢武帝劉徹，從公元前140年改元後就厲行改革，史稱“建元新政”。其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漢文帝時期儒生賈誼給漢文帝所奏的條陳，包括更改皇帝朝服的顏色，改革朝廷的禮儀製度，摒棄秦朝的諸多舊製，重新製定漢朝的製度。其核心思想就是確立儒家的主體地位。為了這場改革，漢武帝做了很多準備，包括讓他的表叔竇嬰出任丞相，舅舅田蚡出任太尉，目的就是把大權抓在手裏。但沒想到，反對改製的太皇太後竇氏，憤然介入到朝局中。羽翼未豐的漢武帝，最終難以與祖母抗衡，改革沒多久就失敗。竇嬰和田蚡被迫辭職，而主持改革的禦史大夫趙綰與王臧被下獄自殺。不到一年，轟轟烈烈的改革就全盤失敗。
這次改革唯獨保留下兩個成果，一是首創了太學；二是漢武帝麵向全國招聘人才，錄用公孫弘、莊助等人，後來都成為他執政時的重臣。
改革失敗的漢武帝，在一段時間內很識趣，國家大事基本全由祖母竇氏負責。按照《資治通鑒》的記錄，在建元新政失敗後，他的母親王太後訓斥他說：“你現在剛當上皇帝，大臣們並不服你，現在你又天天寵信新歡，冷落皇後（皇後陳阿嬌是竇太後的親外孫女），你是真不想當皇帝了是吧？”在母親的警告下，漢武帝之後恩寵皇後，禮敬嶽母長公主，終於借此討得了祖母的歡心。
之後竇太皇太後主政的六年裏，漢武帝每天除了四處遊獵玩樂，就是和皇後一起過二人世界。這韜光養晦的六年，給他一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在竇太皇太後過世後，重新主政的漢武帝，每六年換一次年號，換了六次又改為四年一換。
漢武帝再次大行改革，是在竇太皇太後過世後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改革期間，漢武帝見到了一個重要的人——大儒董仲舒。董仲舒為他上了著名的奏疏《天人三策》，主要內容包括“天人感應”“大一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三項，此後整個漢武帝時代的文治改革，都圍繞著這三項進行。然而這位漢武帝改革的“總設計師”本人並沒有得到漢武帝的重用。盡管漢武帝先後三次召見董仲舒，並采納了他全部的建議，但董仲舒本人並沒有得到任何官職。
漢武帝韜光養晦的六年裏，主要的娛樂活動就是四處遊獵，按照現在的說法就是“微服私訪”，即帶著一幫人化裝成老百姓，在長安周圍四處遊**，有時候也借宿在鄉民家裏。甚至有一次，他還被鄉民當成了土匪，差點被扭送到官府去。後來為了遊獵方便，他還修建了上林苑，作為自己專業打獵場地。據司馬相如記錄，他曾在上林苑親眼看見年輕的漢武帝擊殺了一頭凶悍的公熊。
而在這段享樂時光中，不動聲色的漢武帝也悄然做成了一件影響中國曆史的大事：公元前138年，他派遣張騫為使節出使西域。另外還有一件影響漢朝曆史深遠的小事：在姐姐平陽公主家飲宴時，他看上了一個美貌的歌女，並順手提拔了歌女的弟弟、平陽公主家的騎奴從軍。那個歌女就是後來他的皇後衛子夫，而那位騎奴，就是後來橫掃匈奴的名將衛青。
建元新政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改變對匈奴的和親政策。西漢與匈奴決裂的標誌性事件，是公元前133年的馬邑伏擊戰。但在此之前，漢武帝就已經多次表露出這種態度來。在建元新政時期，其改革的內容之一就是增加漢匈邊境的兵力，加強對匈奴的防禦。在他韜光養晦的六年裏，漢武帝做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西漢北軍設立“八校尉”，專門負責練兵事宜。
在竇太皇太後過世後的第二年，公元前134年，匈奴恰好遣使到漢朝要求和親。本來想更改國策的漢武帝，在韓安國等老臣的壓力下不得不再次同意修好。
一年後，大行令王恢提議，在邊境城市馬邑設伏，誘引匈奴軍臣單於前來，再以優勢兵力將其一舉殲滅。在經過激烈的討論後，漢武帝拍板同意。誰知在戰役的關鍵時刻，漢軍情報泄露，導致得知消息的匈奴人提前撤退。主持這場戰役的王恢臨陣猶豫，關鍵時刻不敢追擊，導致匈奴安然而退。事後漢武帝震怒，在朝堂之上給王恢上了一場軍事辯論課，逐條分析當時的軍情後，最終將王恢下獄論死，王恢自殺謝罪。
這場失敗的伏擊戰以及對相關責任人的處理，告訴了漢帝國上下兩件事：第一，漢匈全麵戰爭從此爆發了；第二，從此時起，大漢軍人有進無退，畏敵不前者，死！
漢匈戰爭爆發初期，漢朝的表現隻有一個字——慘！從公元前133年馬邑誘敵戰失敗到公元前129年，這四年時間是漢匈戰爭裏漢朝最慘的四年。匈奴幾十萬騎兵部隊在漢朝邊境聲東擊西，縱橫馳騁，焚毀、殺掠城池無數，擄掠人口數萬，漢朝北方邊境的生產遭到極大破壞，漢軍傷亡也極其慘重。僅以軍事主官論，遼西一地兩任太守相繼陣亡，雁門兩任太守殉國。主將傷亡如此，軍隊傷亡更不必說。這六年的固定劇本，就是匈奴人襲擾，破城，漢軍趕來迎戰，匈奴人跑，漢軍撤回，匈奴人又殺過來。偌大的漢帝國，在幾千裏漫長的北部邊境上，被匈奴人牽著鼻子走，打得氣喘籲籲，敗績連連。
漢武帝反擊匈奴戰爭初期，時常感慨的事情，就是缺乏善打硬仗的能將，就像他自己說的“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他被後人稱道比較多的事情，就是發現並重用了騎奴出身的抗匈名將衛青和霍去病。
事實上，衛青與霍去病兩人，都有一個相同的履曆：做過上林苑建章宮的宮監。上林苑是漢武帝在建元新政失敗後修建的園林，這個園林表麵上用於遊獵，實際上卻用於選拔少壯軍官，並以打獵為名進行騎射訓練，很多後來的西漢抗匈名將，都是從這小小的園林裏走出來的。而衛青和霍去病都是先在上林苑的建章宮為軍官，之後調往前線實戰，從此建立戰功。他們與其說是漢武帝發現的，不如說是漢武帝培養的。
西漢能從戰爭初期敗績連連的不利中走出來，並逐步反敗為勝，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漢武帝本人的籌謀布局。在中國曆代帝王中，漢武帝應該是為數不多深通兵法的非開國皇帝。
漢匈開戰後的所有重大戰役，從戰略設計到選將用人，再到作戰的具體步驟，所有一切都是漢武帝親自籌劃的，事無巨細樣樣籌謀。而且相當多的時候，他的決策都是和群臣“唱反調”的。比如公元前128年的雁門之戰，當時匈奴先破遼西，再破漁陽，遼西太守殉國，漁陽太守韓安國全軍覆沒。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認為漢軍此時應該嚴防死守，而漢武帝卻力排眾議，命令衛青主動出擊，率領三萬騎兵赴雁門迎敵。結果，衛青大破匈奴，斬首數千級。這場今天看似平凡的勝仗，卻是漢匈戰爭曆史上漢朝第一次取得千人以上的殲滅戰的勝利。
漢武帝在軍事上的另一個作為，就是他的軍事改革。早在建元年間韜光養晦之時，他就增設了期門和羽林兩支部隊，這兩支部隊的成員，都是來自北方邊境的良家子，尤其是羽林軍，幾乎清一色是曆年抗匈戰爭中的烈士子弟。漢武帝在親政後，又對軍事製度大加改革，首先是裁撤護衛宮廷的西漢南軍，增加北軍的編製，走精兵簡政道路；同時增設七校尉，其所屬的兵馬不是從農民中征發來的義務兵，而是精選出來的職業常備軍。他要建立一支政令統一、管理嚴格細化、效率高、戰鬥力強悍、對他絕對忠誠的漢軍。他做到了。
漢武帝另一個被後世稱道的優點，就是他對軍事將領推心置腹的信任。而事實上，他對軍將的言聽計從，卻也是有度的。比如對漢軍的大將軍衛青，在臨陣作戰上，漢武帝給衛青自主權。但是當漢武帝大力打壓豪強，要把各地的豪強遷到茂陵居住時，有個叫郭解的豪強托衛青求情。衛青於是對漢武帝說：“這個叫郭解的很窮，就別遷他了吧？”漢武帝聽完冷笑一聲說：“他都能求到你這個大將軍這裏來，可見他一點兒都不窮。”結果，郭解全家反被強製遷移。一度被漢武帝重用的大儒主父偃，最初想通過走衛青的門路求見漢武帝，沒想到漢武帝聽說此人是衛青推薦的，反而拒絕見他。後來主父偃自己向漢武帝上書，才最終得到任用。
對於這件事，衛青自己最後也明白深意了，他曾對部將蘇建說：“皇上最討厭的事情，就是我們這些軍將和文臣親近。對官員的任命和罷黜，是皇帝自己的事情，咱們千萬不要管。”漢武帝對軍將的態度也正是如此：帶兵，就隻管帶兵的事，其他的事你們少摻和。
漢武帝時代，在民生建設上的一個重要成就，就是全國性大規模整修水利。從登基起，至公元前119年西漢與匈奴漠北決戰前，他修繕了關中平原多項水利工程，主要用於對前線物資的運輸。在反擊匈奴決定性一戰勝利後，他又於公元前110年大規模整治黃河。按照《漢書》上的記載，漢武帝還在西北河西走廊地區“引河及川穀以溉田”，在九江地區引長江水灌溉，在東海和泰山也修築水利工程。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水利工程大整治。他興修水利的數量和範圍，超過了之前的曆代帝王。其水利工程所灌溉的農田總數，更高達8萬頃。
一生大功業不斷的漢武帝，在關心民生方麵，也創了西漢的一個紀錄——他是西漢曆史上厚賜孤寡老人次數最多的皇帝。由皇帝下詔，厚賜全國孤寡老人布帛米糧，是西漢開國後的一項傳統福利。漢武帝的太爺爺漢高祖做過一次，祖父漢文帝做過一次，父親漢景帝一次也沒有。而漢武帝一生，卻先後七次下詔，厚賜全國的孤寡老人。而且他還四次下詔，免除全國老人當年的稅賦，在中國曆史上，這是第一次。
漢武帝整個執政時期麵臨的一個難題，就是缺錢。他登基早期，繼承了“文景之治”遺留下來的巨大財富。但是漢朝從公元前129年開始，變被動防禦匈奴為主動出擊，之後相繼收複了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隨後又發生了匈奴渾邪王、休屠王歸順的事情。打仗的軍費開支，賞賜將領的開支，乃至安置匈奴降軍的花費，樣樣都支出甚多。到公元前124年，西漢帝國就已經花光了文景時期積累下來的錢糧財富。
漢武帝解決財政困難的第一個辦法，就是公元前120年由桑弘羊主持的“鹽鐵官營”改革，即把利潤最大的鹽鐵行業收歸國有。主要內容有四：第一，將煮鹽、冶煉的營業收歸政府管理，所得收入補充賦稅；第二，由官府招募鹽戶，發給煮鹽器具和生活費用；第三，嚴查各地私自經營鹽鐵的事情，用鐵腕手段打擊；第四，國家在各地設立鐵官，管理鐵器專賣事務。
從此以後，鹽鐵官營在全國推廣開來，僅在當年，就迅速為國家積累了巨額財富，史載“以億萬計，皆鹽鐵之福也”。就在鹽鐵官營的第二年，漢武帝以傾國之力北伐漠北，取得了斬殺匈奴近十萬人，並迫使匈奴狼狽北竄的赫赫功業，這筆軍費開支的大頭，正是拜鹽鐵所賜。
漢武帝另一項重要經濟改革就是改革貨幣。同後世的封建王朝一樣，西漢帝國建立後的貨幣政策也同樣不成熟，從建國早期就製定得極其粗簡。漢武帝時期流通的貨幣，可以說五花八門，既有中央發行的貨幣，也有地方諸侯國發行的貨幣。
從漢高祖劉邦開始，南方的吳國等諸侯國，就有私人鑄造貨幣的權力，後來雖然經過“七國之亂”，諸侯勢力遭到嚴厲打擊，諸侯的鑄幣權收歸中央，但是諸侯私自開采境內銅山，並用以鑄造貨幣的事情屢禁不止。
到了漢武帝時期，國家貨幣的另一問題就是假幣泛濫。漢朝早期的貨幣外形簡單，容易仿造，外加對山澤礦場限製比較少，不要說諸侯貴族，就是普通的不法商人，也可以很容易地仿造出以假亂真的錢幣。貨幣駁雜的結果，就是國家對國民經濟控製能力的下降。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首先下詔，鑄造鹿皮幣，作為國家的通用貨幣。所謂鹿皮幣，就是貨幣上有皇家園林的白鹿皮。這種白鹿皮屬中央皇室專有，隻此一家別無分號，偽造都沒地方。特別是地方諸侯國要想鑄錢，就必須向中央購買白鹿皮，每塊白鹿皮明碼標價：四十萬。如此一來，地方諸侯豐厚的金錢儲備，就這樣源源不斷地流向中央。
從此之後，地方諸侯國鑄造貨幣的特權被徹底取消，貨幣發行與鑄造權被牢牢掌控在政府的手中，這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製度的重要一步。
漢武帝在位時的一個政治創舉，就是首創了十三部刺史，每個刺史監督一個州。監督的內容，包括調查地方官的違法情況，監督地方豪強以及地方的司法權力。這些刺史品級低微，但權力極大，與地方官相互製約，同時又不能幹涉地方行政事務。這樣做的另一個後果，就是原本一人之下的丞相，權力因此弱化。而管理十三部刺史的禦史大夫一職，地位卻迅速上升。此消彼長的結果，就是西漢皇權的空前強化。
漢武帝在位時期，內政上的另一個重要動作，就是全國性的“嚴打”，打擊的對象就是那些家產豐厚且橫行不法的地方豪強勢力，方法也極為酷烈。他任用酷吏義縱，先誅滅了河南鄧縣的豪強寧成一家，史載“破碎其家”，當地另兩家豪強孔家與暴家也被驅逐逃亡。而後義縱又調任定襄，把當地豪強四百多人處死。另一個酷吏王溫舒，任河內太守的時候，以“打擊豪強”的名義，將治下數千戶人家逮捕，家產全部沒收，主犯統統處死。如此大案，從抓人到殺人抄家，他僅用兩天就全部完成。當時的河內郡，居然血流數千米。
漢武帝在位時期，曾三次把各地的豪強強製遷移到關中地區居住。這些被遷到關中的移民，少數被酷吏處死，多數都成了安居關中的百姓。漢朝軍隊的兵源，也相當多來自他們。
移民對漢武帝及其身後帝王的另一個貢獻是，這些移民中，湧現出了頗多傑出的政治家。比如漢武帝執政時期最後一位丞相田千秋，漢昭帝時期名臣田延年，以及杜周、張暢等西漢名臣，都是關東移民出身。
漢武帝時期，還出台了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個人所得稅政策——算緡。所謂算緡，是要求工商業者將自己的財產上報，然後政府通過核算其財產，向其征收個人所得稅。
在漢武帝時期的政策裏，大商人以每四千錢財產作為一算征收賦稅，普通小商人和手工業者，以兩千錢為一算征收賦稅。甚至各地的車馬、船舶，也都要被看作財產，征收個人所得稅。從政策上可以看到，越窮的，交得越少，越富的，交得越多。附加政策“告緡”，說白了，就是鼓勵檢舉揭發：凡是有商人隱瞞財產逃避個人所得稅的，隻要有人檢舉揭發，一經查實，不但犯法者要被沒收財產，處以重罪，告密者還可以得到被告發者一半的財產。也就是說，在漢武帝時期，哪怕你是個窮光蛋，隻要檢舉揭發告準了，一夜暴富絕不是天方夜譚。
漢武帝在位時候的一大敗筆，就是他篤信仙術，尋求長生不老，經常被那些裝神弄鬼的方士忽悠，忽悠過他的方士主要有三個。
一是李少君，此人跟漢武帝吹牛說，自己已經練成了長生不老，並且能為漢武帝煉長生不老仙丹。漢武帝給他大筆賞賜，並命他去蓬萊仙島求仙，結果神仙還沒求來，自稱長生不老的李少君就先病故了。
二是少翁，他跟漢武帝吹噓說，隻要漢武帝能修建出同神仙的宮殿一樣的宮殿，他就能給漢武帝請來神仙。漢武帝不惜血本，修好了華麗的甘泉宮，可神仙並沒有請來。在漢武帝的連番催問下，少翁急中生智，故意在玉帛上寫了一幅字，再把玉帛給牛吞下，然後他裝神弄鬼，假裝測算出牛肚子裏有天書。誰知這次聰明反被聰明誤，從玉帛上的破字裏，漢武帝認出“天書”有假。穿幫的少翁，也就被漢武帝秘密處死。
三是欒大，他跟漢武帝吹牛說，自己和神仙關係好，隻要派自己去東海求神仙，肯定隨叫隨到。結果，欒大帶著從漢武帝處騙來的錢，在東海邊溜達了一圈，就假模假樣地回去複命了。可他萬萬沒想到，此行漢武帝早已派人跟蹤，一路下來，把他的把戲全查清了，回來複命的欒大還沒等著繼續海吹，就被漢武帝拉下去砍了頭。
即使如此，漢武帝依然執迷不悟，直到去世前兩年的公元前89年，他才對大臣感歎說：“我當年愚昧，居然認為這世界上有神仙。其實世界上哪裏有神仙啊，隻有一些裝神弄鬼騙人的妖怪罷了！”
漢武帝執政晚期的一個社會問題，就是全國流民四起，國家可用來征稅的戶口減半。僅在元封年間，中原地區的流民總數就已高達二百萬。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一是自然災害不斷，二是國家內外開支激增，百姓負擔加重。漢武帝個人對此也極為關注，他在封禪泰山的時候，就專門為流民問題下過詔書。在這份詔書裏，他下令大赦天下，並且對流民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在說起流民產生的原因時，漢武帝卻認為，這是因為地方官不稱職，為了個人利益加重百姓負擔造成的，對自己的施政責任，他當時並未自省。
公元前99年，山東地區爆發了西漢開國後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泰山農民起義。這場起義波及今天的山東、河南、河北三省，起義軍分散為大小數十支，他們攻掠州縣，殺害郡守，先後有兩位郡守被殺。這場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了，但是此後直到漢武帝過世，西漢王朝的農民起義一直未停。
漢武帝晚年的最大冤案，就是發生在公元前91年的“巫蠱之禍”。太子劉據因被漢武帝的寵臣江充誣陷謀反，憤然起兵誅殺江充，事後遭被蒙蔽的漢武帝鎮壓，結果太子的母親衛皇後與太子劉據相繼自殺。
這場事變，也是漢武帝晚年蒙受的最大精神打擊，而導致這件事發生的原因，後人通常歸結為漢武帝寵信酷吏，疏遠太子。按照《資治通鑒》的說法，長期以來，太子劉據就和漢武帝分歧頗多，比如在執法上，太子劉據以寬厚為主，經常糾正漢武帝的嚴刑峻法，赦免犯人。《漢書》上更是記錄：當時大臣中以仁厚著稱的臣子們，都和太子交好，而以執法嚴苛著稱的官吏，則大都與太子交惡。對太子本人，漢武帝其實頗多器重，他自己就曾對衛青說：“我現在采取這樣的政策，那是為了消滅匈奴的威脅。如果後人再像我一樣，那肯定會走上秦朝滅亡的老路。太子敦厚仁慈，將來一定是合格的守成之主。”
劉據（公元前128年—公元前91年），漢武帝劉徹長子，衛子夫所生，又稱衛太子。年近而立的漢武帝因得子而興奮異常，公元前128年三月，衛子夫被立為皇後；公元前122年，時年六歲的劉據被立為太子。後因“巫蠱之禍”發動兵變，事敗自殺。事後，他被漢武帝賜諡號為“戾”，史稱“戾太子”。
然而衛青過世後，說太子的壞話，居然成了漢武帝身邊許多人的“流行時尚”：太子進宮覲見母親衛皇後，事後漢武帝的宦官蘇文就打小報告說太子和宮女在調情；漢武帝生病，命宦官常融去請太子來，結果常融造謠說：“太子聽說您病了，竟然麵露喜色。”幾十年裏，太子母子就生活在謠言的包圍中，父子之間的隔閡猜忌早已種下，“巫蠱之禍”不過是個大爆發罷了。
太子劉據自殺身亡後，憤恨兒子反水的漢武帝給劉據加上了一個“戾太子”的封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場冤案的真相也逐漸浮出水麵。
真正為漢武帝捅破這層窗戶紙的，是一個叫田千秋的小郎官。公元前90年，田千秋大膽上書，為已故太子劉據鳴冤。事後漢武帝誅殺了江充三族，並把參與陷害太子的丞相劉屈氂滅族。而另一位參與謀害太子的大將軍李廣利正在外征戰，聞訊後又逢兵敗匈奴，遂借機向匈奴投降，最終卻被匈奴人殺害。愧悔萬分的漢武帝在太子葬身的河南三門峽地區修思子宮，來表達對兒子的紀念。但對蒙冤的兒子，漢武帝一直到死都未給予平反，一直到十六年後，太子的孫子漢宣帝劉詢登基，才正式為太子平反昭雪。
拒絕為兒子平反的漢武帝，晚年卻對其他許多事情改弦更張。比如他在公元前89年下《輪台詔》，宣布停止對外戰爭，把重心轉移到與民休息上來。這以後的兩年裏他做的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就是在全國推廣新型農業耕作方式——代田法。這種新型農業技術從此在全國推廣，中國的農業生產也因此迅速恢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