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與匈奴的博弈

漢高祖劉邦在位時期的一大軍事事件，就是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圍，此事後，西漢王朝與匈奴媾和。公元前198年，漢帝國以劉敬為使節，與匈奴正式締結了和平條約，約定漢朝以公主嫁匈奴，並附贈大量米糧財寶。同時約法三章：一、漢朝每年要送給匈奴大量禮品；二、雙方在邊關開設互市；三、兩家以長城為界，互不侵犯。這個和平協議就是曆史上赫赫有名的和親之約。

按照史書普遍的說法，漢匈雙方維持了六十年的和平。但事實上，就在漢匈雙方和親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97年冬，匈奴就再次發難。趁著代地守將陳豨造反的機會，匈奴人趁火打劫，攻掠河北、山西等地，逼得重病中的劉邦再次以老邁之軀禦駕親征。為了防止白登之圍一幕重演，漢帝國不得不忍氣吞聲，在出征前派使節至匈奴，送上大量財物，請匈奴在大漢的平叛戰中保持中立，得了好處的匈奴也就見好就收了。

西漢與匈奴之間的關係，以公元前197年冬的和親協議為分水嶺。之前匈奴主要是軍事掠奪，此後一直到漢武帝反擊匈奴前，匈奴的主要政策就是訛詐，即通過武力騷擾與外交勒索相結合的方式，不斷向西漢獅子大開口。輔助的手段就是挑撥西漢諸侯王叛亂，牽製西漢的軍事力量。在韓王信叛變投靠匈奴後，公元前195年，燕王盧綰又造反，率領部下數千人投降匈奴，被匈奴封為東胡盧王。之後他主動擔任向導，引匈奴騎兵攻掠州縣，做了“鐵杆漢奸”。漢王朝曾多次出使匈奴，送上金銀財寶，想請匈奴“引渡”盧綰，匈奴每次都是錢收了，不辦事，最多就是承諾會約束盧綰的行為。在漢初，匈奴對西漢邊境的騷擾幾乎沒有停止過。但畢竟垂涎於和親的巨大財富，匈奴大多數都是小打小鬧，通常是幾十、幾百騎兵在邊境打劫後，再對漢朝說是“誤會”，大規模的戰爭並未爆發。

漢武帝反擊匈奴前，匈奴對西漢的政策也因其內部單於的變更而改變。固有的定律是：每一個新單於上任後，總會想方設法製造事端，挑起漢匈衝突，衝突過後又改弦更張，對漢朝重新轉為和親通好。漢文帝在位初期，匈奴的老上單於也即位不久，他不但多次發動軍事進攻，而且在外交上也頗多挑釁，比如匈奴和漢帝國的往來文書在尺寸上都更大，以示壓倒漢帝國之意。而漢景帝在位初期，匈奴在位的軍臣單於就曾與西漢諸侯吳王密謀，企圖趁機南下奪取漢地。雖然權衡利弊後軍臣單於沒有貿然行動，隻是派重兵屯於漢朝邊境以做牽製，但西漢的北部精銳騎兵也因此被牽製在北方邊境，無法參加平叛戰爭，導致“七國之亂”持續數月。如此情景，漢文帝在一次遣使至匈奴的外交辭令中就有說明：“漢朝自和親以來，始終以友好相處為願望，反而是匈奴不止一次破壞和親的協議。”

漢朝反擊匈奴最大的困難就是戰馬數量不足。為了擴大騎兵規模，西漢從開國後就厲行馬政，鼓勵養馬。但是中原馬種遠遠不及匈奴，為漢朝解決這個問題的，就是漢匈和親六十年裏那些遊走於漢匈之間的商旅們。《漢武故事》中就有記錄：多年以來，正是這些商人以各種方式進入匈奴地界，借販運貨物的機會把匈奴的馬種販運入內地。漢朝設在邊地的各軍馬場就以此為基礎，為漢軍培養出優良戰馬。這些商人們同時還擔負著為漢朝刺探匈奴軍情，甚至配合各類軍事行動的任務。漢朝反擊匈奴的大業背後，是他們這些無名英雄一直在奉獻。他們之中有一位代表人物，也在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筆——策動漢武帝馬邑誘敵戰的聶壹。

西漢在軍事上對匈奴最頭疼的問題就是機動性不足。盡管漢軍守城有優勢，但是在運動戰中卻始終處於劣勢，麵對匈奴高機動性的用兵方式，更是辦法不多。第一個為西漢找到在運動戰中對付匈奴辦法的，就是漢文帝時期的雲中太守魏尚。魏尚防禦匈奴主要有兩法，一是實行縱深防禦，並不單純地依托長城進行死守，而是加深防禦縱深，在堡壘後麵布置足夠的機動性二線兵力。通常采取誘匈奴進入，再以重兵合圍的方略。二是在前線常年部署足夠多的偵查騎兵，在第一時間掌握匈奴活動的動向，並及時做出應對部署。西漢軍隊第一次在野戰中擊敗匈奴，就是漢文帝年間魏尚指揮的雲中之戰。但得勝後的魏尚不但沒有獲得封賞，反而因為報錯了斬首的數目，被漢文帝罰做苦役。後來經大臣馮唐進諫，漢文帝才悔悟，派遣馮唐持符節至雲中，宣布魏尚官複原職。消息傳來後，雲中地區軍心大振。這以後的魏尚，在任期間愛撫兵卒，甚至把自己的俸祿拿出來撫恤死難士兵，並加緊訓練騎兵，靠近匈奴要衝的雲中郡從此成為令匈奴膽寒的鐵壁。而漢文帝再次起用魏尚的這段佳話，也成為後來蘇軾詞作中的名句：“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