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紮在外戚與宦官的夾縫之中

周舉

漢和帝之後，東漢政治陷入了外戚與宦官輪流坐莊的局麵，也因此走上了下坡路。但在大局日益腐化的情景下，依然有諸多能臣脫穎而出。其中比較知名的，如漢順帝時期的名臣周舉。他做官之前，就以學問聞名京城，當時有“五經縱橫周宣光（周舉）”的說法。做官之後，他最大的愛好就是發議論，從做縣令開始，他就喜歡頻繁給朝廷上書，暢談國家政策得失。因他文采好，論證又翔實，有一段時間，漢順帝很喜歡把他的文章放在案頭，作為規範個人行為的參考。

周舉不光會議論，同樣也會辦事。他在做並州刺史期間就用靈活的手段改革了清明節的風俗。清明節在東漢時叫寒食節，該節日的設立是為了紀念春秋時期因拒絕做官而在當地被燒死的賢臣介子推。東漢時期的舊清明節習俗規定，在節日的這一個月裏，老百姓家不許生火燒飯，隻能吃生食，因此名為“寒食節”。到周舉做刺史的時候，這個風俗的規矩已經越來越邪乎，甚至當時有說法稱，如果誰家在寒食節期間生火燒飯，那麽這家人就會遭到災禍。所以長年以來，雖然這則風俗令人苦不堪言，但百姓依然遵從不輟。周舉就任刺史後，到介子推殉難的介子山上以隆重的典禮舉行了祭祀，並以他的生花妙筆寫了一篇感情真摯兼論據充分的祭文，大體意思是說：當年介子推輔佐晉文公成就霸業，之後又歸隱身退，那是為了造福黎民蒼生啊！而後人卻因此禁止百姓生火燒飯，導致蒼生寒苦，這豈不是違背了介子推的本意嗎？因這篇祭文寫得聲情並茂，不但聞者紛紛流淚，更在當地儒生中廣為傳播。結果寒食節一個月不準生火的舊風俗，就順理成章地破除了。他親自定下的清明節祭掃的風俗，也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周舉以忠誠剛正著稱，尤其上奏敢直言，但他的“直言”和別人直來直去不一樣，相反很有技巧。他任冀州刺史的時候，正好趕上旱災不斷。漢順帝認為是自己有失德的地方才鬧得災害頻繁，因此昭告天下官員來直言君主的過失。別的直臣大多直接進諫，唯獨周舉有技巧。他的奏折裏用了大段的篇幅來吹捧上古的賢君，接著又用大段篇幅來吹捧漢順帝本人，等吹捧完了這才話鋒一轉說：“皇上您雖然勤政愛民，但是有時候您過度追求表麵而不切實際，以至於貪汙橫行。”這篇拍馬屁帶說理的奏折讓漢順帝本人也動了心，特意召來周舉問：“你既然說國家貪汙橫行，那舉幾個例子吧。”周舉回答說：“我整天在地方上工作，中央有誰貪汙，我哪裏有發言權呢？不過我認為官員們應該忠誠視事，如果有誰阿諛奉承，那肯定是有問題的。比如您的司徒當了六年，沒見他有一次建言，這不是不稱職嗎？”周舉的技巧沒有白費，他說完了沒幾天，司徒劉琦就被免職了。

有技巧的周舉其實是個很有原則的人，很多時候同樣六親不認，連對自己的老師也不例外。當年對他有舉薦之恩的司隸校尉左雄在物色將帥人選時犯了錯誤，所提拔的馮直犯了貪汙罪。事發之後，周舉二話不說上書彈劾左雄，鬧得左雄狼狽不堪。事後左雄很惱火，事後他對周舉說：“皇上讓我選拔能打仗的官員，沒說讓我選拔清廉的官員啊。”周舉反唇相譏說：“沒錯，可皇上也沒讓您選拔貪汙犯啊。”左雄大怒說：“好你個周舉，當年可是我推薦你，沒想到你是這麽對我的。”周舉不但不讓步，反而振振有詞，說了一段典故：“春秋時期，趙宣子推薦韓厥為帥。不久之後，韓厥公正執法，殺死了趙宣子的親信，趙宣子不但不生氣，反而四處對人說：‘你看看我推薦的韓厥沒錯吧，他連我的人都敢殺。’這麽一比，您可比趙宣子差遠了啊。”聽了周舉這段辯白，左雄滿臉羞慚，連忙給周舉道歉。周舉的清正剛直，連後來臨朝的外戚梁氏家族也甚為敬重。外戚大將軍梁商臨終前，特意向漢順帝推薦周舉。

張衡

東漢中後期最傑出的科學家，當數曆經漢和帝、漢安帝、漢順帝各朝的張衡。早在漢和帝時，他就曾被舉為孝廉，結果他拒絕征召。鄧太後主政期間，曾經先後十次征召他，也都被他拒絕。出身名門的張衡生性高傲，從年輕時候起就遊學四方。按照《後漢書》的說法，他眼光極高，普通人一般很難與他接近，能和他成為朋友的，都得是當時的牛人。青年時代和他交往最深的兩個人，一個是經學家崔瑗，另一個是南陽太守鮑德。崔瑗是賈逵的學生，更是儒學大家，張衡後來在天文著作《靈憲》中，將儒家哲學思想與傳統天文思想結合的嚐試，就是受崔瑗的影響。同時，從公元100年開始，張衡就擔任鮑德的主簿，並得以接觸到南陽地區典藏的中國傳統天文、數學典籍，包括春秋戰國時代墨家的著作。張衡的科學思想，正是在此時開始成型的。

張衡（公元78年—公元139年），字平子，東漢天文學家、數學家、發明家、地理學家、製圖學家、文學家、學者。官至尚書，為我國天文學、機械技術、地震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由於其貢獻突出，聯合國天文組織曾將太陽係中的1802號小行星命名為“張衡星”。

作為一位後世敬仰的科學家，張衡堪稱東漢時期的“發明大王”。除了改良渾天儀及首創測試地震的地動儀外，北宋《太平禦覽》裏記錄，張衡曾經還製造出一種會自動飛行的木鳥。這種鳥肚子裏裝有機關，上足發條後就可以自動飛行。第一次試飛的時候，正好京城有個公子出遊，看到木鳥還以為是隻活鳥，心血**，當場掏出彈弓拉直了打過去。沒想到連打了兩顆彈子，木鳥卻照飛如故。那不服氣的公子而後緊跟著木鳥跑出兩裏地，才見木鳥歪歪斜斜地摔在地上，卻是一隻鳥形的機器。此情此景當時震撼了整個洛陽城，慌忙趕來的張衡趕快將木鳥帶走。之後一連多日，不斷有權貴造訪張衡家，請求再次觀覽這隻神奇的木鳥，卻全被張衡拒絕。

楊震

東漢中晚期另一位以清廉著稱的官員，就是曾在鄧綏太後臨朝時期擔任要職的楊震。楊震出身於陝西弘農楊氏，也屬名門望族，但他從小就命苦，父親楊寶英年早逝，撇下孤兒寡母三口。楊震小小年紀就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擔，種地、打糧、挑水、劈柴，奉養母親，照料弟弟，還開了幾畝荒地種草藥，以換錢貼補家用。《續漢書》上說他“奉母教弟，鄉裏稱孝”，放在今天，也是自強不息的典型。粗通文墨的母親深明大義，接過了小楊震的教育任務，時常以祖先的豐功偉績訓導他，要他時刻牢記光耀門庭，因此楊震也“少有大誌”。楊震本人的天賦也好得很，讀書過目不忘且悟性極高，時常能舉一反三。到楊震十五歲那年，父親楊寶生前的摯友太常桓鬱登門拜訪，一番交談後大為讚歎，當場決定收楊震為徒，命楊震隨自己去洛陽求學。臨走時，楊震與母親依依惜別，母親更是一字一句說出了她對兒子的期望：“若負汝父之清名，則永不相認也。”楊震含淚叩別母親，將這句話銘記於心。事實證明，他沒有違背對母親的諾言。

楊震在跟隨桓鬱求學的時候，除了刻苦學習外，也曾做過一件得罪桓鬱的事：某一日桓鬱開班講課，說到了西漢歐陽派先賢、漢元帝時代名臣歐陽地餘清廉自守的故事。這位官至侍中的大儒一生清貧，去世時家無餘財，更留遺言給子孫，到死不接受官府賞賜。如此“廉政模範”，自然讓眾學生欽佩不已，紛紛表態要學先進。輪到楊震，他卻長長地“唉”了一聲。桓鬱奇怪了：這個平時聽話的好學生敢對先賢不敬？剛要張口訓斥，卻聽楊震低頭感慨地說：“他雖然清廉，可那時官場風氣敗壞，貪腐橫行，難道就沒有他的過失嗎？”楊震敢議論大儒的不是，桓鬱很惱火，剛想卷袖子教訓他，卻見楊震抬起頭來，斬釘截鐵地說出了他從此奮鬥終生的理想：“儒家弟子當清廉自守，更要鏟奸除惡，匡扶社稷，如此方不負聖人之教也。”此語一出，滿座皆驚。桓鬱愣了半晌，仿佛才認識他這個學生似的。終於，他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長長地出了一口氣，欣喜地對楊震說：“你有如此抱負，這很好，但更要多曆世事，體察民情，方能如願啊！”

楊震（？—公元124年），字伯起，東漢大臣，隱士楊寶之子。拜時任太常的桓鬱為師，深鑽細研《歐陽尚書》，通曉經傳，博覽群書，有“關西孔子”之稱。官至太尉，為官正直，不屈權貴。後遭到罷免，回鄉途中飲鴆自盡。漢順帝即位後得以平反。

出師後的楊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都在家鄉教書育人。他開始步入仕途，是在五十歲的時候。按照《後漢書》的說法，那天很有神話色彩：楊震正在講課，突然有一隻冠雀飛進課堂，口叼三隻鱣魚放下，然後撲棱著翅膀飛走了。楊震不解，找人詢問後得到答案：“鱣魚是做大官的象征。三隻鱣魚，說明你將位列三公。”於是，楊震就放下教鞭，從此入朝為官。也有的說法是：彼時在位的漢安帝母親鄧太後賞識楊震，連續三次讓其兄長大將軍鄧騭親自登門邀請，終於打動楊震。“冠雀送鱣”的故事與其說是神話，不如說是坊間對楊震的一個期待：期待這位品行高潔的“關西孔子”，能親手書寫一段鏟奸除惡、振奮朝綱的神話。

楊震入仕後，最早做的都是地方官，先做荊州刺史，再做東萊太守。他到任以前，那些地方都是變亂叢生的亂地；他到任後，都變成了欣欣向榮的樂土。他的執政方式，首先是清廉。他始終保持著簡樸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都力求簡單，而且帶著屬下一道搞廉政。其次是膽子大兼抓主要矛盾，每到一處都打擊豪強，而且專挑最有背景的下手。他做荊州刺史的時候，把當地豪強杜家幾十口抓了辦罪，嚇得當地豪強紛紛服軟，主動配合楊震。而且楊震脾氣倔，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東萊當地連續多年水旱災不斷，乃至於“人相食”，可國家沒錢，官倉早就空了。楊震想了個辦法，他找當地富戶豪強借糧，其中最大的一支，就是耿家。楊震直來直去地登門求了兩次，人家就兩個字：不借。楊震倔脾氣上來，幹脆守在耿家門口，鐵了心和耿家“耗”上了。這一耗就是整整三天，由於水米未進，楊震竟活活暈倒在耿家門口。餓死朝廷命官可不是好玩的，耿家急得連連告饒：“服了您了，我借，我借還不行嗎？”接著，他在東萊各地廣施賑濟，安撫收容災民，混亂不堪的東萊局勢總算開始好轉。值得一提的是，手握錢糧的他每天竟隻食一餐。屬下勸他注意飲食，他總歎息道：“民未果腹，我心何安？”

楊震有一句知名的語錄，比他本人的知名度還高，這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楊震做東萊太守的時候，他的學生王密正好任昌邑縣令，師徒倆是上下級。一日王密來拜訪老師，兩人久別重逢自然非常高興，聊到深夜時王密神秘地打開包袱，送給楊震十斤黃金。楊震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才歎息著問他的學生：“我了解你，難道你還不了解我嗎？”王密很輕鬆地回答說：“您放心，現在夜深人靜，這事沒人知道……”話音未落，就見楊震怒目圓睜，幾乎是用盡全身的力氣，發出了那一聲振聾發聵、穿越千年的怒吼：“天知！神知，子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者！”王密滿臉羞慚，當即拔腳開溜。而這句怒吼，在當時幾乎傳得大漢朝人人皆知，於是清廉正直的楊震，有了一個響亮的稱號：楊四知。

在當時，楊震的清廉之名連土匪都知道。他做東萊太守沒幾年，就趕上河北涿郡暴亂，結果楊震又改任涿郡太守，受命平亂。誰知他剛到涿郡，土匪們卻齊刷刷地投降了，領頭的土匪說：“我們鬧事，殺的是貪官。您楊大人是清官，我們怎麽還敢作亂呢？”之後楊震公正處理，對大多數參與暴亂的農民赦免其罪，並發放賑濟，隻處斬了幾個領頭者。那幾位依法伏誅的“賊首”，在行刑的時候非但毫無怨言，反而恭恭敬敬地向監斬的楊震叩拜。從此以後，楊震在涿郡與百姓同甘共苦，悉心治理地方。他謝絕一切請托送禮，整治官場陋習，廢除不合理的苛捐雜稅。他的俸祿也大多用來周濟他人。有人勸他好歹為子孫留點產業，他回答說：“讓後人稱我的子孫是清官的子孫，這不就是最寶貴的產業嗎？”他治理涿郡兩年，當地“盜賊幾絕跡，官民大安”。

楊震的飛黃騰達，是漢安帝在位前期，得到臨朝的鄧太後的賞識。當公元121年鄧太後去世時，楊震已經是東漢的太尉，手握國家兵權。而他的災禍，也隨著鄧太後的去世而到來。早在鄧太後臨朝時，楊震就因拒絕給漢安帝的舅舅升官而得罪了當時還是傀儡的漢安帝。親政後的漢安帝一麵大肆清算鄧氏外戚家族，一麵卻作踐國家大事，成天除了寵信李閏等宦官，就是外出巡視遊樂。他與楊震的交惡也起於此時。先是楊震辛苦籌集的邊關軍費被漢安帝挪作他用，引得楊震上書怒斥。然後，趁漢安帝外出巡視的時候，宦官李閏給楊震上眼藥，提醒漢安帝說：“皇上您整天在外麵，楊震留守洛陽，可是掌握著兵權呢！”就這一句話，導致了楊震此後的悲劇命運：公元124年，遠在南方巡遊的漢安帝下旨免去楊震的太尉職務，隨後楊震一家人被強行押入囚車，由軍隊押送回老家監禁。在走到臨近家鄉的陝西華陰幾陽亭的時候，萬念俱灰的楊震不忍家鄉父老看到自己這副模樣，含淚為隨行的兩個兒子留下遺言說：“奸臣禍國殃民，我卻無能為力；妖女**宮廷，我卻不能阻止，又有什麽臉麵去見日月。我死以後，用雜木做棺材，用被單蒙住我的頭，蓋住我的身體，不要埋在家族的祖墳，不要祭祀。”之後飲毒酒而死，享年七十多歲。

死訊傳來後，漢安帝下令楊震的棺木不許下葬，就地看押，讓它在夕陽亭外飽受日曬雨淋。楊震的兩個兒子被發配充軍，受盡折磨。一年多後，漢安帝過世，即位的漢順帝劉保為楊震平反，遺棄在夕陽亭的楊震棺木才得以在潼關厚葬。《後漢書》說，楊震棺木下葬之日，有一隻大鳥從天而降，在楊震靈前俯仰悲鳴，血灑滿地。之後，人們就塑一石鳥守護於碑前。此後，楊震家族英傑輩出，四百多年後更出了一位頂天立地的帝王——隋文帝楊堅。

徐稚

東漢晚期，宦官與外戚輪流坐莊的局麵引發了清流士大夫的憤慨，也因此引發了一場場政治鬥爭。而這些清流士大夫之間的友誼，也成為後世津津樂道的美談，比較典型的就是徐稚與陳蕃。豐城名士徐稚自青年起，就以見識高遠、學問淵博著稱。時任豫章太守的陳蕃非常欽佩他的才學，經常邀請他來府邸暢談，徐稚每次來的時候，陳蕃都專門為他設立專座，兩人縱論古今，時常談到深夜。徐稚走後，陳蕃就會命人把徐稚的專座高懸起來，美其名曰“懸榻”，以表達禮敬愛賢之意。這則典故也成了初唐文學家王勃名篇《滕王閣序》中的經典段落：“人傑地靈，徐孺（徐稚）下陳蕃之榻。”

徐稚（公元97年—公元168年），字孺子，東漢名士，經學家。屢次拒絕出仕，世稱“南州高士”。

徐稚之所以被看作名士，除了他的學問外，還因他的人品。在人際交往之中，他始終恪守著“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則。曾經對他有舉薦之恩的太尉黃瓊過世時，徐稚自己帶著幹糧，走爛了數雙鞋，徒步到達黃瓊的家鄉江夏，在當地郊外痛哭一場後返回，卻不讓事主知道。另一位與徐稚交好的名士郭泰母親病故，郭家吊客雲集。徐稚到來後，隻是將一把青草放在郭母的墳頭，未等郭泰前來相見，就一言不發地離去了。聞聽此事的郭泰也大為感慨，對朋友說：“我常聽《春秋》裏講，送逝者一束青草，就等於把逝者看作美玉一樣的人物。我何德何能，能擔當得起徐稚這麽隆重的讚譽啊！”

徐稚的才能更在於眼光。無論是陳蕃還是郭泰，都多次向當時在位的漢桓帝舉薦他，漢桓帝還曾經派遣隆重的車馬前來，以盛大的儀式邀請徐稚做官，卻全被徐稚拒絕。終其一生，他隻是在家中推廣學問，甘於清貧。而對於東漢帝國此後的走向，他的看法卻比別人清醒得多。他曾經在與郭泰縱論時事時對郭泰說：“您的才華就像一根繩子，可如今的國家，就像是一座腐爛的建築，僅憑您一個人的力量又能挽救得了什麽呢？”在徐稚的勸說下，郭泰回家閉門謝客，以教書為生。就在郭泰回家僅一年後，東漢曆史上第二次“黨錮之禍”爆發，大批清流文士被捕，郭泰卻因抽身較早得以幸免。

郭泰

與徐稚交好的郭泰，曾經也是一個著名的“憤青”。他出身貧苦，從小受盡饑寒。年輕的時候，他的母親求爺爺告奶奶，才為他在縣衙找了一份差事。郭泰卻放棄了這個成為“公務員”的機會，反投奔在大儒屈伯彥門下，做了一名窮學生。經過三年苦學，他成為當時著名的青年儒生。後來他遊學京城，在屈伯彥好友，彼時名臣李膺、杜密等人的力捧下，很快名滿京城。有了名氣的他，同樣以淡泊名利著稱，不但多次拒絕東漢政府的邀請，相反還遊學太學，參加當時清流士大夫舉行的清議，多次在演說中抨擊宦官亂政，甚至把外戚宦官的醜事編成民謠，四處散布傳唱。當時越是位高權重的名臣做了錯事，他就越編歌謠罵得厲害，以至於到後來，那些高官們竟然不敢去太學，生怕會挨罵。

在第二次“黨錮之禍”中，郭泰雖然得免，但他的許多好友都在這場浩劫中殉難。悲憤萬分的郭泰疾病交加，於公元169年去世。在他去世後的碑文上，當時的一位文學家寫下了這樣一番評價：“我為很多人寫過墓誌銘，大多數都是出於禮節和客套進行虛偽的稱讚。唯獨郭泰，是我由衷敬佩的人，為他寫下多麽華麗的稱讚，我都毫無愧色。”說這番話的人，是東漢末期另一位文化名人——才女蔡文姬的父親蔡邕。

李固

從公元145年漢質帝登基，至公元159年漢桓帝親政，這十四年是東漢最後一段外戚專權時期——大將軍梁冀專權時期。這十四年裏，梁冀權勢滔天，三代皇帝都是由他一手扶持，文武百官更在他的**威下緘口不言。唯一一位敢對他說“不”的人，就是大司農李固。

早在漢順帝健在時，身為議郎的李固就曾上奏要求限製外戚權力，防止梁家外戚奪權，反遭梁冀陷害罷官回家。晚年的漢順帝也深感外戚勢力日益膨脹，在人生的最後一年，也曾再度召回李固等文臣，並升李固為大司農，意圖限製外戚力量。可一切已經太晚，李固升遷後沒多久，漢順帝就英年早逝。隨後梁冀扶持的漢衝帝僅在位不到一年也病逝。這之後，圍繞著接班人問題，梁冀與李固曾展開一場爭鬥。李固曾經主張立清河王劉蒜為帝，但未承想，當年和李固一起接受漢順帝重托的文臣如司空胡廣等人，卻在梁冀的威逼下改弦更張，紛紛附和梁冀。孤立無援的李固，也在這場爭鬥中失敗。

漢質帝登基後，因深感梁冀專權，與之矛盾漸深，最終被梁冀派人在食物裏下毒殺害。當時漢質帝在確信自己中毒後，第一件事就是召李固覲見，麵對李固，漢質帝隻說出“我吃了餅，肚子有些疼”，就溘然去世了。目睹了漢質帝死亡的李固，抱著漢質帝的屍體號啕大哭，並聯合眾臣追查真相。然而他的同僚們卻再次背叛了他，不但漢質帝之死不了了之，李固本人也遭梁冀嫉恨。即便如此，剛直的李固卻依然天真，他甚至在事後還向梁冀寫了一封信，希望梁冀能夠匡扶朝局，做漢室的忠臣。然而這封信隻帶來一個後果——逼梁冀快點殺他。

公元147年十一月，李固以謀反罪被逮捕入獄。在他入獄後，那些當初曾背叛他的同僚們也有多人竭力營救他，有數十名官員主動戴上枷鎖，到牢獄外為李固靜坐鳴冤。他巨大的威信，也再次震動了梁冀——如此人物非殺不可。結果，李固雖然在輿論的壓力下一度得到釋放，但回家沒兩天，又被重新投入監獄，最終被含冤處死。

李固（公元94年—公元147年），字子堅，東漢大臣，司徒李郃之子。少好學，與江夏黃瓊等並知名於時。曆任荊州刺史、太山太守，政稱天下第一，官至太尉。遭梁冀忌恨，後遭梁冀誣告被殺害。

李固在與梁冀的鬥爭中，一度倚重的最主要的盟友是大司徒胡廣。這位胡廣也是東漢官場的一位奇人，他曆仕漢安帝、漢順帝、漢衝帝、漢質帝、漢桓帝、漢靈帝六代帝王，幾乎在每一次政治鬥爭中都得以保全，高官厚祿終身。此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見風使舵，漢順帝在位時，他眼見梁家外戚專權，就很知趣地辭官回家，直到漢順帝晚期，才和李固一起再次得到漢順帝重用。漢順帝死後，李固與梁冀爭鬥。胡廣起初和李固一道反對梁冀專權，後眼見梁冀勢大，又很識趣地緘口不言。李固死後，他也因此得到好處，接任了李固當時擔任的太尉職務。漢桓帝即位後，與梁冀之間矛盾日深，在看不清政治動向之時，胡廣又一次選擇了退休，直到漢桓帝誅殺梁冀後，再次得到起用。之後的漢桓帝和漢靈帝兩朝，在宦官專權、國家日衰的局麵下，他通常的把戲，也都是遇事不好立刻躲，兩場株連文官甚廣的“黨錮之禍”，他也都平安躲過。如此八麵玲瓏，在當時也得了個評價：天下中庸唯胡公（胡廣）。

兩次“黨錮之禍”的較量

從漢桓帝親政開始，東漢由外戚專權轉入了另一個政治常態——宦官專權。士大夫階層與宦官的爭鬥，成為此時東漢高層政治爭鬥的主要內容。這場爭鬥引發的重大政治事件，就是兩次“黨錮之禍”。而“黨錮之禍”的爆發，卻起於一場看似平常的治安案件：公元166年，東漢天災不斷，漢桓帝欲大赦天下來避禍。消息傳出後，諸多宦官的親信們趁機肆意妄為，企圖借大赦來脫罪。然而士大夫階層的報複也開始了：宦官徐璜的侄子徐宣在東海犯法，被東海相黃浮羈押。宦官張成的兒子張泛也在河南犯法，被河南尹李膺逮捕。之後，這倆倒黴蛋並沒有因為大赦而逃過懲罰，相反，黃浮與李膺更是在大赦令下後，依然將二人處死。這一下子捅了馬蜂窩。事情發生後，士大夫階層的領袖太尉陳蕃火速上書漢桓帝，要求漢桓帝寬恕涉案官員，並以前朝諸多寵信宦官而亡國的例子，苦勸漢桓帝疏遠宦官。但事與願違，宦官張成等人隻用了一句話就說服了漢桓帝：“這些士大夫們在民間四處收徒，遍布黨羽，更加相互呼應，誹謗朝政。”這些所謂的“黨羽”，便是“黨人”。結果漢桓帝果然大怒，下詔逮捕黨人。太尉陳蕃拒絕執行詔令之後，漢桓帝索性繞過正常行政程序，直接由宦官執行命令，逮捕涉案文官。牽涉此事的李膺、陳寔、範滂等大臣不等宦官動手，就自己慨然走進監獄，並受盡酷刑。第一次“黨錮之禍”爆發了。

在第一次“黨錮之禍”中，東漢的官員們展現出了士大夫高貴的氣節。所有涉入案件的士大夫沒有一個人逃脫保命，更沒有一個人苟且偷生，甚至有許多本與此事無關的官員在逮捕令發布後故意投案自首，自稱自己就是黨人。度遼將軍皇甫勳在逮捕名單公布後，竟然以自己不是黨人為恥，主動向漢桓帝上書說：“我也是一個黨人，求陛下您快點把我逮捕吧！”鬧得漢桓帝本人也哭笑不得。負責拷打涉案官員的宦官王甫，在親眼見識了士大夫們在酷刑下的寧死不屈後，也被他們的精神感動，主動上書向漢桓帝鳴冤。而東漢帝國的另一大勢力外戚集團也從中施以援手，漢桓帝嶽父竇武向漢桓帝上書，力陳官員無辜。

竇武（？—公元168年），字遊平，東漢外戚、大臣，竇融玄孫。桓帝時，因長女被立為皇後，入朝為官。任職時，多方辟召名士，所得賞賜也都捐助給太學諸生，得到士大夫的擁護。後與陳蕃定計翦除宦官，因事機泄露，兵敗自殺。

真正導致事情草草收場的，卻是投案自首的李膺的巧妙應對。他在接受審訊的時候故意散布消息，說許多宦官的親信也是自己的同黨。眼看火燒到自己這裏，宦官頭目侯覽等人這才慌了，於次年一月借口要大赦，請求漢桓帝了結此案。公元167年六月，漢桓帝改元永康，並下詔赦免“黨人”，但所有的涉案官員們一律遣送回鄉，終生不得錄用。這些吃夠牢獄之苦的官員，出獄後受到了英雄一般的歡迎。比如涉案官員範滂，在被押送回家的路上被沿途成百上千的群眾圍觀，並向他贈送食物禮品。回鄉之後，家裏每天更是高朋滿座，各地仰慕他的人不遠萬裏前來拜訪，著實成了政治明星。

第一次“黨錮之禍”結束沒多久，漢桓帝病故。之後，同情士大夫的外戚集團首領、漢靈帝的外公竇武成為大將軍，文官集團首領陳蕃官升太傅，與竇武一起掌握大權，而宦官集團的首領則換成了擁立漢靈帝有功的曹節。本來陳蕃與竇武合謀，欲借助此時臨朝的竇太後力量徹底清除宦官勢力，但竇太後卻臨陣猶豫，始終下不了決心。是年九月初七，竇武休假在家，而其要求驅逐宦官的奏章不慎被宦官盜走。得悉計劃的曹節火速行動，搶先劫持走了漢靈帝與竇太後，並下令逮捕竇武與陳蕃。事件發生後，陳蕃憤然率領太學的八十多名學生持刀攻打皇宮承明門，與守備在此的宦官王甫發生激戰。竇武也以大將軍名義調動步兵營攻打皇城。雙方相持不下時，曹節以皇帝名義下令，調抗匈名將張奐前來助戰。誤以為竇武叛亂的張奐隨即介入，將竇武打得全軍覆沒。局勢陡然轉變，兵敗的竇武憤然自殺，陳蕃被生擒並遭當場處決。隨後宦官們再次大肆搜捕“黨人”，在第一次“黨錮之禍”中涉案的李膺、範滂等人紛紛被處死。持續數年的大搜捕，有三百多人遭處死流放，另有七百多人遭關押，這場規模更加空前的浩劫，是為第二次“黨錮之禍”。

與第一次“黨錮之禍”一樣，麵對風雲再起的搜捕，東漢士大夫們再次以高潔的品質相對。竇武的親信議郎巴肅起初並未遭到逮捕，但他得知竇武身死後，主動到縣衙投案自首。結果辦理此案的縣令和他抱頭痛哭，甚至要扔下官印和他一起逃跑，被巴肅拒絕，不久後巴肅被害。陳蕃的好友朱震在事發後解救了陳蕃的兒子陳逸，隨後他全家被捕，宦官們用盡酷刑，逼他說出陳蕃家小的下落，他卻咬緊牙關不鬆口，最終全家遇難。名士範滂當時遠在家鄉，依然被宦官們遣人逮捕。負責逮捕他的督郵吳導，進了範滂家鄉河南漯河就一路失聲痛哭。漯河縣令郭揖試圖和範滂一道逃跑，也被範滂婉拒。視死如歸的範滂臨走前唯獨牽掛的就是他的老母，然而範母卻勸他說：“你這一去，可以同李膺這樣的名士一道赴死，還有什麽遺憾呢！”隨後範滂慨然拜別母親，英勇就義。

在這場大搜捕中，還演出了一個東漢版的“趙氏孤兒”故事：竇武的孫子竇輔在當時年僅兩歲，被竇武的部下胡騰冒充為自己的兒子收養，躲過了宦官搜捕，之後由荊州牧劉表做主才回複本姓。此外，名士張儉遭宦官通緝，一度四處逃亡，遇到人家就前去投奔。盡管之前宦官們就有嚴令，敢收留黨人的百姓一律滅門，但依然有許多人冒著生命危險收留他，因此遭滅門的就有十多家。

第二次“黨錮之禍”結束後，處境最尷尬的莫過於平定了竇武軍隊的名將張奐。事情結束後，明白真相的張奐悔恨不已，甚至拒絕了漢靈帝給他封侯的賞賜，一年之後，他主動上書為竇武、陳蕃等人鳴冤，結果遭到曹節等宦官誣陷。事後，張奐主動到廷尉府投案，之後被押解回家，囚禁終生，東漢也因此失去了此時最能征善戰的將軍。

第二次“黨錮之禍”偃旗息鼓後，還曾發生過一次餘震：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鸞上奏，要求為黨人平反，結果激怒漢靈帝，反而再次掀起大案，數百儒生遭株連關押。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在政權搖搖欲墜的情況下，漢靈帝終於下令赦免除被處死的李膺等首犯外的大多數黨人。五年後漢靈帝死，軍閥董卓入洛陽掌權，為收買人心，特意用盛大的儀式祭祀了在“黨錮之禍”中殉難的士大夫們。這場東漢帝國末世的最大冤案至此才得以平反，而這時候的東漢帝國，也同樣已是窮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