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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國光最近上火，牙床疼，腮幫子腫得老高，每說一句話，都疼得“嗞、嗞”地吸氣。刁月華也是，牙齦發炎了，嘴有些歪，整天躲在家裏不敢出門，妝還畫，擦很厚的粉，卻沒了往日的細心。
啥人說的：衝動是魔鬼——衝動確實是魔鬼，這不，刁富貴為了貪圖一點小便宜，指使手底下的礦長，把3號煤井開采到了別人家的地盤上，以致引發了大規模的械鬥事件，還打死了一個老板……便宜沒占到多少，虧卻吃大了。這就像偷嘴的貓，腥沒偷到，反惹了一身騷。偷嘴的貓，惹的“騷”是惹到了自己身上，刁富貴惹的“騷”，卻是惹到了郝國光夫婦的身上。刁富貴闖的禍，大也罷，小也罷，都得郝國光來擦屁股，因為華光煤業公司的後台老板，實際上是他們夫妻倆。唯獨這次，擦屁股的代價忒大了些。給死去的那位高姓老板賠付命價，以及跨界開采給對方造成的損失，一次性付給高姓老板的妻子280萬元；給黎長鈞的一個私密賬戶上打了100萬元，用於公檢法口的上下打點；3號煤井的礦長、兩名副礦長，還有四名打手，先後以故意傷害等罪名被拘捕了，這些人是替刁富貴去坐牢的，礦長家裏，給了100萬，兩名副礦長家裏，各給了50萬元，四名小嘍囉家裏，各給了20萬元，安撫這七個人的家屬，又花去了280萬元。
算下來，這次“擦屁股”的代價，總共花去了郝國光夫婦的660萬元，數字很吉祥，卻讓郝國光和刁月華倆人疼得揪心，這就是刁富貴“衝動”的代價。
黃小娜勸他，說雖然損失了幾百萬，但隻要人沒事就好，再說了，前段時間簽的十來份訂單，完全可以把這次的損失補回來。
郝國光用手護著腮幫子，“嗞、嗞”地吸著氣說：
“那不一樣，是兩碼事……那是咱該賺的錢！”
刁富貴之所以“衝動”，受貪小便宜的心理驅使是一個方麵，還有一個潛在的原因，那就是：仗勢欺人！
刁富貴仗誰的勢？還不是郝國光的，仗著自己的姐夫是煤炭局長，以為隻要是想在牛頭嶺混飯吃的，都得讓他刁富貴三分不是……隻不過，欺過了頭，高姓老板和馬姓老板奮起反抗，這才惹出禍事罷了。
郝國光在官場和生意場上混跡了大半輩子，知道刁富貴的一些想法很危險。大部分人的想法，隻要自己的親屬在重要崗位上或者顯赫位置上，就越是謹慎小心，越是夾緊尾巴做人，怕被人盯著，怕被人揪了短。刁富貴卻不這麽想。他跟這些人截然相反，仗著姐夫郝國光大權在握，在薊原城裏橫著來豎著去，張揚跋扈不說，還一身痞子的做派，吃喝嫖賭，啥事都幹。
這次損失慘重，突然給郝國光提了個醒。原先，礙著老婆刁月華的麵子，一味地縱容刁富貴的胡作非為，現在想來，是大錯特錯了。刁富貴這樣的人，你就得給他安上轡頭、綁上韁繩，否則，不定哪天又撂蹶子，惹出天大的禍事來……他考慮，要不要把刁富貴的總經理頭銜給拿下來。他跟刁月華提了提，刁月華沒敢吭聲，她知道郝國光這次真生了氣。
事實上，刁月華自己也非常生氣，白白扔了幾百萬，就為了替自己的弟弟擦屁股。但要把刁富貴的總經理去掉，刁月華又一百個不情願。事情明擺著，刁富貴占著華光煤業公司總經理的位子，這個公司就永遠是郝國光和刁月華倆人的；刁富貴不當這個總經理了，公司算誰的？這可就很難說了，黃小娜可是上輩子狐狸精超生的，不但會勾男人，在生意場上也精明得不是一般。刁富貴怎麽著也是自己一奶同胞的親弟弟，有他在那兒撐著，自己就占據了一定的主動權；刁富貴被趕走了，自己的主動權就沒了，弄不好，連郝國光的妻子都沒得當——不就跟財政局長周伯明上了一次床嗎？他郝國光在外麵花天酒地還少了？弄得自己一天到晚跟犯了錯誤的小學生似的，左右不受待見。
郝國光再提換刁富貴的事情，刁月華就拉了臉，雖不反駁，卻一把抓過電話，給在省城的女兒打電話，母女倆絮絮叨叨半天，說著說著，刁月華就抹了眼淚。這刁月華最後的殺手鐧。郝國光一看刁月華那架勢，就知道做不通她的工作，隻得作罷。
但那損失了的660萬元，卻一直是郝國光的一塊心病，他一直琢磨著用什麽辦法再補回來。國土局長張得貴從黃小娜手裏拿走了一套房子，位於省城的黃金地段，是華源煤炭經銷公司在省城置辦的。時間不久，張得貴很偶然地對郝國光提到，說西平市有一塊地皮，地段還不錯，西平市政府準備掛牌出讓——西平市就是鄰省的那個縣級市。
前段時間忙，一直沒顧上，這段日子，用660萬元替刁富貴擦了屁股，郝國光就又記起這塊地來。他催促黃小娜趕緊去找找張得貴，以她的名義先把西平市那塊地拿下來，即便將來不開發，轉手賣掉也肯定會大賺一筆——對國土局長張得貴，郝國光向來比較放心。張得貴雖然好喝酒，而且非十五年窖藏的茅台不喝，但人卻挺仗義，他一般不會向別人伸手，但伸了手，就一定會在合適的時機給你相應的回報。郝國光沒有讓黃小娜當正宮娘娘的打算，但他現在必須對刁月華和刁富貴姐弟倆提防著點兒，所以，讓黃小娜背地裏出麵拿地，最是合適不過了。刁富貴顯然是那種好了傷疤忘了疼的主兒，礦山械鬥事件剛一擺平，就又滿城嚷嚷著要競拍薊原酒業。郝國光對刁富貴一肚子氣，心裏就很不痛快。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在後麵撐著，刁富貴拿什麽來競拍？他有哪麽多錢嗎？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不過，刁富貴的大肆宣揚，反倒提起了郝國光對薊原酒業的興趣。他記得石副省長在視察薊原酒業公司的時候，也對這家縣屬國營企業很是重視，認為牛頭嶺所有的煤礦企業加起來，都比不上薊原酒業重要。石副省長的原話是：“過一百年，過二百年，甚至過三百年，牛頭嶺還有煤礦嗎？肯定沒了。但薊原酒業不會沒，隻會越來越好……年代越久，酒就越香越值錢，茅台和五糧液就是典型的例子。”石副省長的話一點兒也不誇張，本來就是這麽個理兒。別看大部分煤礦企業每年的利稅，都比薊原酒業高得多，但在可持續發展和擴張性上，卻沒有一家煤礦企業能夠比得上薊原酒業。比較大的煤企，主營業務增長率和淨利潤增長率，每年能夠達到10%，就已經很不錯了；而薊原酒業近十年來，每年的主營業務增長率和淨利潤增長率，都保持了30%以上的穩步遞增，去年更是分別高達43%和49%——劉東福雖然氣量窄，摳門點兒，做酒廠倒是一把好手。
郝國光尋思，把薊原酒業買過來，倒也不失為一件比較劃算的事情。但他不準備讓刁富貴出麵，自己的小舅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光惹禍，他造酒，不定哪天喝出人命來。郝國光還是傾向於讓黃小娜出麵。經曆過這幾撥事情，郝國光有些離不開黃小娜了：這個女人，年齡不大，卻能時時處處替人著想，也夠精明。但是，刁月華和刁富貴姐弟倆是最大的障礙。首先是刁月華，她絕對不會同意黃小娜出麵收購薊原酒業，因為華源煤炭經銷公司名義上黃小娜是總經理，實質上仍然是他們夫妻倆的公司，公司賺來的錢仍然是他們夫妻倆的共同財產，刁月華不同意，黃小娜也沒辦法出麵競拍薊原酒業。其次，刁富貴肯定也不會答應。刁富貴處心積慮，謀劃了好長時間，為的就是一舉拿下薊原酒業。刁富貴給他姐說得好聽，薊原酒業由他們姐弟倆買下來，就是老刁家世世代代的產業。刁富貴果真是這麽想的嗎？隻怕未必。他心裏麵盤算的小九九，別人不清楚，郝國光還能看不出來？刁富貴無非是想置辦一份屬於自己的產業，把薊原酒業買下來以後，作為自個兒發展的一個大平台，借機擺脫郝國光夫妻倆的控製而已。
刁富貴的如意算盤打得好，郝國光卻不打算讓自己的小舅子稱心如意。必須讓黃小娜出麵競拍薊原酒業，否則，郝國光一百個不放心。當然，讓黃小娜出麵的前提條件是，必須讓刁富貴走人。讓刁富貴卷鋪蓋走人的方法有很多種，卻唯獨沒有一種既能讓刁富貴走人，又能哄刁月華高興，讓她不怪怨自己的兩全其美的法子。私藏槍支、開槍傷人致令對方身死、找人頂罪，等等，任何一項罪名都足以讓刁富貴的後半輩子在監獄裏麵度過。但這不是上上之策。刁富貴進了監獄，就等於把一把刀橫到了他們夫妻倆的頸項上，這樣的蠢事情堅決不能幹。最好的辦法就是，既能把刁富貴趕出薊原地麵，又能讓他們夫婦倆身處安全地帶，不然，折騰到最後，弄個魚死網破，就一點也不好玩了。
書記杜萬清自打回到薊原以後，就老感到胸悶，肝部隱隱有些疼。原以為是陪石副省長一行勞累所致，疼過一段時間就沒事了，結果，半個月過去了，不但痛感不見消失，而且明顯地感覺到疼的頻率越來越快。他給省人民醫院的同學打電話。老同學在電話中沉默半晌，才呐呐地說：
“老同學，我必須告訴你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杜萬清的心髒忽然就“突”地一跳，他意識到了什麽，緊張地問：
“不好的消息？什麽不好的消息？”
老同學說：
“專家會診的結果出來了，剛出來，你肝部那塊不太明顯的陰影，是一個腫瘤，惡性的，而且已經擴散了……”
這幾句話傳進杜萬清的耳朵裏，就像一陣驚雷從他的腦門上滾過，他的大腦“轟”的一聲，就懵了。杜萬清再不懂醫學，但基本的一些常識還是有的。所謂“腫瘤”的意思，就是癌，癌症；而“擴散”的意思，無非是說已經到了中晚期。杜萬清怎麽也不會想到，年僅五十八歲的自己，竟然跟癌症聯係在了一起。癌症意味著什麽？意味著自己已經站在了生命的懸崖邊上，隨時都有掉下去的可能；意味著自己剩下的歲月，將用分和秒來計算，板著手指頭就能數清；意味著自己這偌大的一副皮囊，就交給了肝部豌豆粒般大小的一處暗影……
老同學還說了些什麽，杜萬清沒有聽清楚。他慌亂地合上電話，一屁股癱坐在身後的大轉椅上。杜萬清一直以為，自己是最能沉得住氣的，不管是在薊原當縣長，還是當縣委書記，天大的事情擱他手裏，他都是一副不緊不慢的樣子，該幹啥幹啥。但這次不一樣。這次是身體內部的矛盾，不但跟自己的身體密切相關，還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他感到兩條腿發軟，心髒嘭、嘭、嘭地跳動著，一聲緊似一聲，如同擂鼓一般。
肝癌？這兩個字眼，此刻是如此刺眼和醒目。五十八歲並不是一個太老的年齡，卻因了“肝癌”這兩個字眼的突然閃現，這個年齡有可能就成為一個人生命的終點站。死亡的威脅突然就逼到了自己眼前，離自己是如此之近，以至於讓杜萬清產生了某種錯覺，以為屬於自己的時間，隻剩下麵前這一小忽兒。
一種巨大的恐慌感，牢牢地攫住了杜萬清的身心，他有種被捆綁的感覺。他想喊，但喊不出來，喉嚨好像被人卡住了；他想跑，卻抬不起腿，兩隻腳好像被強力膠牢牢地粘在了地麵上；他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那根救命的稻草雖然近在眼前，卻總是差著一指頭的距離，夠不著……
沒有誰不怕死！真的，任何人在死亡的威脅麵前都是脆弱和不堪一擊的，他杜萬清也一樣。癌症，死亡，肝癌，癌症，死亡，肝癌……這些字眼交替出現在他的腦子裏，就像演一場蒙太奇的電影。完了，徹底完了！責任，權力，金錢，欲望，信仰，親情，等等，這些現在還跟自己有什麽關係呢？在死亡的陰影麵前，一切都變成了浮雲，一切都是浮雲！現在這個時候，權力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許多人虎視眈眈的縣委書記這頂官帽子，也失去了任何實際的意義。如果，如果可以的話，杜萬清情願從頭再活過一次，他寧願不要頭上這頂官帽子，隻希望自己和家人身體康健、平平安安……但是，遲了，一切都已經無法挽回，他知道在自己的身體內部，癌細胞已經像無孔不入的細菌，蔓延開去。
杜萬清不知道屬於自己的歲月究竟還有多長……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還是，一年？兩年？三年？他不知道。他什麽都不知道。隻知道自己這具稍嫌肥胖的具體，在一瞬間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氣神兒。
杜萬清在轉椅上呆呆地坐了大半個時辰。他試圖想清楚一些問題，試圖想清楚一些人和事，試圖回憶起一些屬於他的、曾經美好的歲月……但他怎麽也想不起來，怎麽也想不清楚，越想越混亂，越混亂就越想不起來。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作為一名大權在握的縣委書記，杜萬清從來沒有迷信過什麽。但現在，在死亡的威脅麵前，他迷信了，他甚至不無悲哀地想：難道這就是報應？難道這就是老天爺對他應有的懲罰？
手機鈴聲一直在叮鈴鈴地響著，杜萬清沒有去接，他甚至看都沒有看手機一眼。他覺得，自己渾身已經沒有了一點點力氣，連把手機舉到耳朵邊去的力氣，都沒有了。有一瞬間，他似乎已經看到自己死了，僵硬的屍體擺在靈堂裏，屍體上蓋著白布，兩邊一溜兒擺開去的，是紅紅黃黃的花圈，一些麵目模糊的人前來上香、鞠躬，然後離開……這個可怕的想象幾乎徹底擊垮了他，他不由自主地呻吟了一聲，跟任何一個身患絕症的老人一樣，他的呻吟聲中充滿了恐懼、絕望，是那麽的落寞，又是那麽的無助和憂傷！
……
似乎過去了半個世紀，縣委書記杜萬清才從懵懵懂懂的狀態中，猛丁清醒過來。不管怎麽說，該來的終究來了，作為一名久經風浪的領導幹部，杜萬清知道恐懼和憂傷不解決任何問題。他感到自己虛弱到了極點，也脆弱到了極點。他很想找個人來傾訴傾訴，哪怕就是陪著自己安靜地坐一會兒也好啊，但是，他在自己大腦裏麵起勁兒搜索了半天，沒有找到那個可供他傾訴的人——妻子是不能告訴她的，兒子和女兒，也不能告訴他們，告訴他們，隻會引來他們無盡的擔憂和傷心！自己已經這樣了，他不想讓身邊的親人再替自己擔心。但是，除了自己的親人，杜萬清又能跟誰說說自己的心裏話呢，又敢跟誰說呢？
這就是杜萬清麵對的現實，身在官場，活了大半輩子竟然連一位可供說真話的朋友都沒有。但緊接著，杜萬清就反應過來，意識到現在千萬不敢泄露自己身患絕症的消息！多年豐富的從政經驗告訴他，自己身患癌症的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從衢陽市到薊原縣，上上下下將會驚動很多人，弄不好，又是一場不大不小的地震，杜萬清自己究竟能不能全身而退，都尚是未知數——這是杜萬清絕對不願意看到的局麵。也有另一種可能，鑒於他的身體狀況，上麵直接拿掉他的縣委書記，讓他提前退休，但這樣的結果，同樣是杜萬清不願意看到的。一個在官場浸**了大半輩子的人，無法想象自己從權力的核心位置退下來之後，又會是怎麽樣的一種狀況？
手機鈴聲還在不停地響著，杜萬清艱難地抬起手，慢慢拿過放在辦公桌上的手機，看都沒看，就摁了。過了幾分鍾，電話又不依不饒地響起來，這次，杜萬清看了一眼，是老同學的電話，就摁了接通鍵，老同學焦急的聲音從話筒中清晰地傳了過來：
“老同學，萬清啊，你怎麽不接電話呀？你要急死我啊？”
杜萬清心底滑過一股暖流，溫溫的，有種濕潤的感覺：
“沒事！沒事的，我挺得住！”
老同學說：
“萬清，我的話沒有說完，你就掛了電話……”
杜萬清說：
“你說，我聽著呢。”
老同學說：
“老同學啊，病情已經很明朗了，你沒有必要過分擔心。”
杜萬清苦笑了一下，肝癌晚期，擔心與不擔心，又有什麽區別呢？
“這個病，並不是人們想象的那麽可怕，還是有法可治的，”老同學字斟句酌地說，“我已經跟北京一家醫院聯係過了，可以做手術的，完全可以做手術，而且成功率高達73%。”
杜萬清突然就精神一振，坐直腰身問：
“你是說，可以治好？”
“是，完全有治愈的可能。”
老同學詳細地告訴他，肝癌聽起來可怕，但現在的醫療條件先進得很，隻需做一個肝髒移植手術，就完全可以治愈肝癌，美國和德國早在十年前就有成功移植的例子，國內是近一兩年才有，隻有北京這家醫院能做，當然，費用很大，一般人根本承擔不起。
老同學說，一個肝髒移植手術做下來，最保守的估計，也得一二百萬元。
杜萬清沉默了：一二百萬元，放在普通老百姓頭上，就是一個天文般的龐大數字，放在一個縣委書記麵前，隻不過是冰山下的小小一角。一個縣域的一把手，動輒成千上萬的資金從他手裏麵過，一二百萬元，實在算不得是多大的一筆錢。但是，這不大的一筆錢，對薊原縣的縣委書記杜萬清來說，卻讓他感到非常作難。他的內心很矛盾。這筆不大不小的費用，擱在別的縣委書記頭上，也許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目；但擱在他杜萬清頭上，卻讓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尷尬和困窘。他承認，自己的工資賬戶上沒有攢下那麽一大筆錢——盡管他非常想去北京做這個肝髒移植手術。
這無疑意味著，他杜萬清又要做一次非常艱難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