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意識形態的煤
在工業社會的普遍心理中，不會著重注意到，那些讓人看著心煩，又每時每刻離不開的黑乎乎的煤，會是這個時代最深的鄉村痛點。在機器製造的文明時代，再也沒有哪一種工業用品，可以超越比鄉村中被陽光曬得最黑的人還要黑得徹底的煤，而讓鄉村如此在意，又如此痛恨。這樣的天壤之別，就連鄉村自身也不曾預料到。
童年的鄉村小鎮，天天早上都會飄**著濃烈的人畜糞便氣味。起大風的日子，這種氣味自然消失得飛快。在大多數隻有微風的日子裏，能夠抵消這些氣味的是一種更為濃烈的氣味。小鎮上的鐵匠總是在孩子們上學之前點燃洪爐，再在上麵覆蓋幾鏟濕淋淋的黑煤。隻需幾陣風箱聲，強硫黃氣味便席卷全鎮。對這種並非與生俱來的氣味，孩子們的態度不隻是寧可喜歡，在那些沒有風的早晨，還會故意鑽進正在彌漫的煤煙中，一邊大口呼吸，一邊大聲叫喊：吃煙！吃煙！快來吃不要錢的好煙！
孩子們所說的煙即指供銷社裏擺著賣的香煙，所說的吃煙，是指吸香煙。在那樣的童年裏，多數人並不曉得，在耳鼻喉間彌漫的種種煤煙，正是在電影中所見到的日本佬、美國佬，往華北平原地道和上甘嶺坑道中所投放的致命毒瓦斯。大約偶爾有人說起過，因為無人在意，便像沒有說過一樣。
在一些遠比我們這裏發達的歐美地區，至今人們還在孩子麵前說著十八世紀前後最為流行的話：不得玩煤，否則，聖誕節禮物就隻有一塊煤。不記得這是在哪本小說上讀到的，因為不清楚這話的來由，讀的時候隻曉得莫名其妙地好奇。
在實際上，對煤的越來越陌生，是從對煤的認識得太過清楚的那一天開始。表麵上，令我們小時候百看不厭的煤，是遠古時期高大的鱗木、封印木、古銀杏樹、古白樺樹的化石，其實是兩億六千萬年前地球從太陽那裏獲取的過剩能量的積蓄。在煤的黃金時期，使用它和不曾使用它的人曾經荒唐地一致認定，煤是一種生長在地底下的特殊生物。隨著對煤的深刻認識的到來，人們反而頻繁地陷入在煤的背景下，對人的墮落危機的極度憂慮。
不要玩煤！這樣的話隻不過口頭上說順了，一時改不過。
天下哪有不玩煤的孩子？特別是那種摻進水拌上黃泥巴，還能放進鐵匠鋪的洪爐裏轟轟烈烈燃燒的黑煤，總會讓一茬接一茬的孩子，蹲在不遠不近的地方，一動不動地盯上半天。就像計量中的十六兩製早已被十兩製所取代，大家還是愛說半斤對八兩，那些敢說半斤對五兩或者半公斤對五百克的人斷斷沒有錯，卻注定會遭受某種譏笑。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的這些，莫不是曆史通過文化留下來的專門痕跡。一個人在歲月中泡久了，就會情不自禁地珍惜起來，因為正是這些看上去一點也不重要的痕跡，悄然標誌著日常生活的質量。就像現在的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譬如剛剛睜開的嬰兒眼睛，譬如清清白白的天上月亮，煤固然不可能比它們幹淨，卻能遠遠勝過其餘的大多數事物。
純煤很黑，卻又是自然界中罕有的幹淨。
在歐美地區，英國人對煤的發現與使用是最早的。有文字記錄的英國曆史開始於羅馬人的入侵。公元前五十五年和五十四年，愷撒大帝兩次率大軍入侵英國，均未成功。當然，愷撒大帝的目的未必是真的想征服，而是想警告作為土著的凱爾特人，不要支持那些居住在別的國家正受羅馬人奴役的同族。真正對英國的占領是在公元四十三年實現的。此後近四百年裏，羅馬人幫助英國人修建了許多注定會成為名勝的城市和教堂。當然，在任何軍事入侵的借口背後，莫不是對其資源的虎視眈眈。不管當事者願意和不願意，似這樣強大的軍事行動，同樣注定是對曆史發生影響的，哪怕在多少年後也是如此。公元一九三四年，國際鐵路協會以一千四百三十五毫米作為國際通用的標準軌距。表麵上看是對“鐵路機車之父”史蒂芬遜的紀念，實際上情況卻是公元前五十五年前，羅馬大軍入侵英國時的戰車車輪寬度。那個時期的英國大地上，到處都是羅馬戰車和各類仿古羅馬戰車的車轍。史蒂芬遜設計製造世界上第一列旅客列車時，正是以此載人與運煤車之轍寬為軌距的。
羅馬人入侵英國的那個時代，烏黑閃亮的煤一度被稱為“英國寶石”。古老的外國人沒有玩虛招和花架子，如此稱謂最早出自一位羅馬作家的筆下。在那個時代更容易**澎湃的作家，顯然被這種祼露在英國土地上的黑色礦石所震撼。來自占領軍中的工匠們，更是創造性地將其雕琢成新豔奇異的首飾，致使那個時代因有男人在外征戰掠奪，而變得最為摩登的羅馬女人，一個個迫不及待地希望得到這種被稱為煤玉的英國寶石。
二〇〇八年深秋，陪北京的一位朋友去江漢平原上的天門市。朋友要實地考察石家河古人類活動遺址。那是五千年前到四千五百年前長江中遊地區最大的一座城市。隱約可見的古老城牆與護城河痕跡還在環繞，從地下初步發掘出來的舊時遺物上的圖案，讓人驚訝地聯係到千裏之外，成都平原上三星堆與金沙遺址中出土的雕刻，二者之間太相似、其師承關係太明顯了，因為後者要比前者要晚一千年到兩千年。在那樣的現場，想不認同當地考古人員的判斷很難：既然可以依據某些雕刻圖案神似胡人，而推想三星堆或金沙文化有可能源自遙遠西方的胡人，為何不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來證明，古石家河城的神秘消失是因為古石家河人為躲避洪荒，逆流向上遷徙到成都平原呢？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古石家河人的墓葬中發現了作為陪葬品的煤精，要比“英國寶石”早上若幹千年。將煤精作為死也要帶走的寶物，這樣的文化在五千年前，應該是足夠強大的。
純粹的煤就像人性處在嬰兒時期，真的很幹淨。在那場戰爭到來之前，英國人就發現了純煤的可燃性。那些青銅時期的土著們，就通過燃燒煤，火化死者遺骸，用盡可能的快速使之升入天堂。突如其來的古羅馬大軍，適時地對英國人的發現加以發展和深化。他們讓鐵匠們用純煤煆造武器，讓牧師們將純煤運進神殿以維持永不熄滅的聖火。在史籍中明確記載的用途還包括，將純煤堆積在堡壘內部，利用燃燒時產生的熱能，幫助占領軍抗禦英倫三島上可惡的嚴寒。公元七三一年，羅馬天主教聖徒彼德，寫了一部羅馬統治結束之後的英國曆史著作。在所有關於煤的典籍中，這本書大概算得上是後人能夠追溯到的源頭之一。聖徒彼德在著作中說得十分明白，隨著羅馬大軍的撤退，一度成為日常燃料的煤，又恢複了最早神性。當然，一條路走了那麽多年，再退回去，總會有一些變化的。在圖騰和祭祀之外，英國人發現通過燃燒純煤，可以驅趕在公元八世紀時能夠輕易長得很大的毒蛇；當瘟疫流行時，可以用來殺肉眼無法觀察到的細微禍根。
被附著了神性的煤，哪怕它不曾有過黑玉或英國寶石的稱謂，也不能遮蔽其天籟般播撒在山丘原野之上，聽任天地之光撫摸，不論雨，不論，不論日光，不論月色，都能恰如其分地迎過來送回去，隻留下夢幻般的深黑色澤。
如果不依據古石家河城遺址中的煤精，僅僅依照鄉村傳說，中國人對煤的認識與利用更要早很多。最古典的是說，女媧煉石補天，所燒的就是煤。至於是早一千年還是早兩千年或者早一萬年，則要看我們是否能夠準確判斷神話中的女媧生活在公元前哪一年。很少有人曉得，山西省平定縣城北麵五十裏的東浮山，是那生活的一日三餐、日常之一年四季都少不得的煤的聖地！海拔一千二百米的東浮山，圓乎乎，厚乎乎，嶺無險，坡更緩，高處的峰頂更被一股不知從何而來的偉力強行抹平了。
山體四周遍地都是紫色蜂窩狀的鬆軟山石。鄉村人一向口口相傳地認定，女媧補天時，有一些融化過的石頭沒有用完，遺棄後凝固在當地。後人見到的這種布滿氣孔、能夠隨意浮在水麵上的石頭，便是女媧補天時的遺物。就像後代中人普遍習慣隨手拋棄廢物，會補天的女媧，自然也不會舍近求遠，將燃起烈火融化五彩石的大灶搭建在別處。所以，平定縣的誌書敢於斬釘截鐵地說，為何四周的露頭煤床比比皆是，獨獨東浮山不見煤的蹤影，因為它是女媧補天時不可缺少的灶台！回過頭來，誌書又自證，因為有遺灶，所以這裏便是女媧煉石補天之地。
在平定縣的誌書上還有關於女媧補天遺灶的佐證。
明嘉靖癸醜科進士，後官至禦史和太仆寺少卿的平定人甄敬在《重修人祖廟碑記》借老百姓之口說：太古洪荒時期，伏羲女媧兩兄妹，以石磨從山上滾下來能合在一起為約，既萬般無奈又情感千古地結成夫妻，後來尊稱的二位人祖，各據一方推石磨滾滾而下的兩座山，就在羅浮山附近，山上長有一種青莖紅葉的臍帶草，或從山頂至山腳，或從山腳至山頂，長著草的小路隻有一尺多寬，可散亂下垂的草葉卻有八寸。那正是因為磨盤滾壓所造成。甄敬沒有因為嫌這種說法荒誕淺俗不足信，而連看一眼都不肯，當他親臨現場，看到路上的草果然都是壓得平平的，免不了生出感慨，這裏的自然風物為何要與別處不同？也是這個時期的翰林院學士、山西提學副使陸深在《河汾燕閑錄》中寫道：煤在東北被稱為渣，山西當地則稱為石炭，隻有南方人才稱為煤。各地有煤卻以平定煤為最好，堅硬而又烏黑發亮，火力極旺之。陸深在書中明確地指出，自己如何不恥下問，考察了平定一帶民間燒旺火補天等壯觀的民俗民風，這才得出結論，東浮山就是女媧煉五彩石補天遺留下來的爐灶。
我喜歡這樣的民間，不僅將人祖還原成不得不踐約成婚生兒育女的家父家母，不以任何功利之心堅忍不拔地想象和傳說，至少可以用藝術之心來判斷：有起誓用的石磨痕跡，有補天之後剩餘下來的廢棄之物，更重要的是有那直到今天也還在開采的能夠融化石頭的優質無煙煤。所以，我們大可聽信平定誌書所載，女媧是在她家附近煉石補天的。補好天的女媧之家，後來被修建成東浮山上的媧皇廟或者名叫壽聖寺。那座不再存世的大殿內裏，曾經塑有五尺高的女媧全祼坐像。女媧在口口相傳中，神態安詳嫣然含笑，盤起發髻形體修長，最是嘖嘖稱奇的還有那在微光燭照之中性感豐盈的**，儼然如風雨過後**在原野上的純煤之玉！
深入民間總能感受比純煤之玉還深奧的某種存在。譬如女媧，紀念也好，傳說也好，明明說的是補天，不知不覺中，思緒就走上了岔路。斷斷續續地追究，女媧之所以為人祖，或許應該是她對這種來得不明不白，又似乎是取之不竭的神秘之火的發現與發展。
與我們所處的當下世界諸多事物都是顛三倒四本末混淆相反，就說互聯網吧，不使用它的人總在將其等同於洪水猛獸，一旦用了，才發現其卿卿可愛。當然，這也可以看作本是兄妹的伏羲和女媧忍辱負重衍生出來的人類，越來越傾心於及時行樂的物質，而惡心於誌存高遠的精神。曾經改變曆史的煤，不管出自中國，還是出自英國，在它的神性時代便耗盡其全部可愛。
理所當然，無論是被尊為黑玉，還是俗稱石炭，煤都不會為其神性的**然無存承擔絲毫責任。作為天籟的一種成分，煤隻是它所標誌的那種物質的存在形式，它不需要理性，也不需要情感，如果必須找出它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狀態現身的理由，也隻能順著人為因素的蹤跡，然後被動地說，煤的出現不是上蒼的賞賜，而是上蒼需要人明白其哲學中不可或缺的感恩。事實上，所有無節製地占有與揮霍這種名為煤的物質的人都沒有明白上蒼的旨意，反而是讓上蒼明白，人是由上帝親手製造出來，專門與上帝作對的萬惡之首。
失去神性的煤，輕易地給某些群體帶來日常生活的溫暖和甜蜜。即便是很早進行人道主義啟蒙的英國，煤的消費價值一旦被公眾確認，那些由聖徒組成的教會也會毫不吝嗇地驅使更多的農奴，從事必不可少的挖掘與運輸勞動。在這一點上，曆史毫不諱言，最早的英國采煤者，幾乎全是那些在耕種間隙期也無法休息的農奴。而擁有最多這類農奴和由農奴們開采的當年的最大煤礦，如果不是教堂裏的紅衣主教，也一定是修道院裏的白領嬤嬤。
失去神性的煤，終於給有記載的公元一二六八年的英國帶來一次大紛爭，以教會為一方，以一群想做煤炭生意的商人為另一方，他們在紐卡斯爾市市長和議員們的帶領下，衝進當地的修道院及其領地，燒了、砸了和搶劫了與煤相關的一切東西。在後來的訴訟中，商人們以不向國王納稅相威脅，最終贏得了這場以煤為特征的利益之爭。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勝利的商人，大多是自己掏錢為自己贖身的前農奴。
從煤之農奴轉化煤之商人，這樣的人群更能深刻領會，失去神性之後，煤的高度物質化，必將帶來像血液一樣黏稠，又像血液一樣高速流淌的利潤。由曠古而當今，所有的神性與其說是知識與修養不及之產物，不如說是人在心懷敬畏時，所衍生出來的對自身潛在極欲的約束與限製。
這場紛爭發生後的第七個年頭，一個叫馬可.波羅的意大利人一路旅行來到中國，所到太原府、平陽府、河中府，沿途的煤窯留給他極為深刻的印象。絲毫不與神性計較的東方煤炭業，一進入宋朝，就迅速向著頂峰發展。那個時期沒有留下相關定量記載，隻有一些藝術性的文字作為憑證，讓後人一直認為當時中國的煤炭產量和開采技術在世界上遙遙領先。《馬可.波羅遊記》便是這樣間接認定的：此地處處都有一種黑色石塊，它發掘自在地下延伸的礦脈。這種石塊，除非先將小塊點著引燃，平時並不著火。一旦開始燃燒，火焰比木炭更大更旺，從夜晚燃燒到天明，無須添加仍不會熄滅。這個國家人口眾多，人們又勤於沐浴，每個人一星期至少洗三次熱水澡。每逢冬季，隻要是力所能及，甚至是一日一浴。凡身有職位或家庭富裕的人，家中都備有一個火爐，以供自己取暖之用。如此消耗燃料，平常木材勢必難以滿足供應。所幸有這些取之不盡、價格低廉的黑色石塊。
在所有的需要背後深藏著的都是現實的無奈。那個時期，作為中原主要統治勢力的宋王朝，與強大的北方近鄰契丹人，由於地理上的先天因素而將大量軍隊聚集在山西省境內，以相互對抗。從來戰爭都是鐵與火的較量，以守衛中原為戰爭目的和以奪取中原為戰爭目的的兩支軍隊，都需要大量的煤來熔鑄大量的鐵，用以製造大量的軍械。其時的太原知府韓絳曾說過：“保德以東五州，軍計置不至艱甚，況本路鐵礦、石碳，足以鼓鑄。”後來所說中國采煤業在宋元時期曾經稱雄世界，僅僅是一種統計定量。這種定量的結果若是引申到通過煤炭業的發展，來實現像英法等國那樣初步的工業化，其意義則會不言而喻。然而，中國煤炭業沒有帶給那個時代的經濟大發展。維係宋王朝的官僚集團，在留有明確史料的北宋仁宗慶曆年間，不計算那些大大小小的各種官吏，僅僅是用來打仗的軍隊，就曾擁有一百二十五萬人的所謂精兵強將。巨大的財政赤字，迫使宋王朝的統治者破天荒地開始實行煤炭官賣製度，從政治上控製煤炭業，用高額的煤稅來充實國庫，明令規定每一馱煤炭抽稅十斤。當這種製度壓得以采煤為生的炭民喘不過氣來時，曾經有過一定程度的鬆緩，卻始終沒有放棄將采煤和冶鐵業作為宋王朝的主要經濟來源。北宋政府管理煤炭的專門機構是“石炭務”和“石炭場”，“務”是石炭稅收和監督機構，“場”則設官掌管“受納出賣石炭”。《宋史.食貨誌》就有記載：“河東鐵炭最盛，若官榷為器，以贍一路，旁及陝雍，利入甚廣。”後來的考古發現也能見證：北宋末期用煤殉葬的現象頗為盛行，從一些出土墓中可以見到，大小不一的煤塊有的枕在遺骨頭下，有的放在腰腿附近，有的散布在骨架周圍。在著名的“五女墳”遺址中，所有發掘出來的小罐裏，都有一塊煤，與黍子、豆子、穀子等糧食放在一起。一九七八年，考古學家在稷山縣馬村發掘了一批金代磚墓。其中兩座墓內有床，床四周有欄杆，床下都堆滿了煤和焦炭，並且大約都是五百斤。與用青銅寶器金銀寵物殉葬的道理相同，煤炭進入喪葬禮儀，無非是佐證其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重要與顯赫。
與這一時期相比較，英國煤炭業的發展確實遲鈍了幾百年。
公元一二一七年的英國君主曾經溫情脈脈地製訂了一部限製自身利益的《森林憲章》，明確規定王室雖然繼續占有英國境內任何地區出產的珍貴物產，卻不再過問農奴主領地裏的煤炭、木材等資源。
在閱讀過一些相關文獻資料和書籍後，我曾經向著茫茫時空發出疑問：無論是既往還是將來，一種文明現象的出現，總是帶著某種強烈的偶然因素。
煤炭業在英國大地上的第一次盛行，源於亨利八世的一次離婚。一五二七年的英國皇帝再也無法忍受來自西班牙的凱瑟琳王後，一直沒有為其生下一位男性繼位者，更加不堪的是身為英國國王，他的離婚要求沒有得到羅馬教皇的準許。盛怒之下的亨利八世，強行解散八百多座修道院，廢止了教廷在英國境內的任何特權，將其擁有的英國五分之一的土地和財富，統統沒收，一部分歸於王室，另一部分則通過合法買賣，交付給有錢人，從而導致整個英國大地上對煤的瘋狂采掘。
在童年的鄉村裏，小鎮上隻有幾隻可以燒煤的爐子，煤煙不僅不可能濃到讓人深惡痛絕，相反，隻要有人拎上一隻煤爐，在自家門口，用一把蒲扇呼呼啦啦地扇風生火，任何時候都會引起鄰居或者是過路人的駐足關注！即使是那個時候有一部名為《燎原》的電影，將煤、煤礦和煤礦工人這樣的三位一體表演得讓觀看者跟著痛不欲生，現實中的煤，仍然是鄉村生活理想中的一種奢侈。偶爾聽到有從黃石、大冶等地傳來消息，說那裏晴天盼落雨，落雨想天晴，因為天晴時天上是黑的，落雨時地上是黑的。我們也像是聽故事那樣一笑了之。
幾乎是從煤出現的那一天開始，英國人就對煤煙的氣味與害處深惡痛絕。一二五七年埃莉諾王後訪問屬地諾丁漢時，就因為無法忍受當地煤煙的氣味而匆忙逃避。不久之後的愛德華一世，更是頒布禁止燃煤的法令，其執行過程中的嚴酷，導致一些膽敢違反禁令的人被絞死和斬首。就連伊麗莎白一世也時常處在對煤煙味道的無比傷心與苦惱之中。在瘟疫盛行的十六世紀的歐洲大陸上，人們普遍將黑死病的症狀與煤聯係到一起，將其淋巴腫塊形容成“零碎且脆弱的煤”；其疼痛感同被形容為“如同燃燒的煤渣掉落在皮膚上一樣火燒火燎”；到後來，人們更是索性用希臘語中的“煤”來稱呼那可怕的“炭疽熱”。一如那個時期所傳言：“倫敦體麵的女士們從來不進入燒煤的人家和房間，也不願吃任何用煤烘製或燒烤的肉”，對煤的拒絕一時間成為當時英國上流社會的普遍風俗。
無論上流社會如何地反對和反感，那些貧困的倫敦居民，還是日複一日地執著地選擇煤作為日常燃料，因為煤的開銷隻占其家庭微薄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換成其他燃料，譬如木柴，所付出的錢則會是煤價的兩倍，或者多達五倍。
不斷擴大的煤礦靠一些從農村遷來的工人運轉，他們如潮水般湧入紐卡斯爾，擠在礦井經營者們為他們臨時搭建的小屋裏。附近的當地人並不歡迎他們。
在十七世紀早期法院的一宗案件記錄中，一位居民指責礦工都是“下流人，是各郡縣的渣滓、糟粕，像藤蔓一樣從各郡縣蔓延開來”，還說有些礦工是賊，有些是“可惡的詛咒者”……一麵是小地主階級，資格較老生活穩定，一麵是來自各郡縣的勞工階級，貧困而動**，擠在臨時棚屋裏，在這二者之間已經很自然地滋生出一種對抗的情緒。
礦工及其家人越來越受到社會的排斥，通常被視為異類，這是前所未有的。一位曆史學家認為，“煤成為階級與階級之間的一條鴻溝。中世紀的農民和工匠，無論多麽貧困，多麽令人討厭，也從未像十七世紀大多數礦區的煤礦工那樣遭到鄰居們的疏遠。”久而久之，這些被孤立的礦工形成了與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口音和習慣。當這些被社會放逐的人們因無法得到某種日益重要的日用品而生存受到威脅時，他們就會像戰爭時期的戰士那樣，萌發出團結的強烈願望。最終他們會逐漸認識到，如果把力量凝聚起來進行反抗，他們就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也正是這種認識，激發了後來一些聲勢浩大的英國和美國的勞工運動，給社會帶來了強烈的震動。
從某種角度來說，十七世紀的英國煤礦工人是幸運的。至少他們沒有生活在蘇格蘭，整個礦工一族的命運都被煤礦牽製著，他們其實已淪為一種工業時代的農奴。有時，礦工不得不在礦主的協議上簽字，受其奴役，而換來的隻是一點點薪水或者一雙鞋。礦主也會給礦工新添加的孩子舉行洗禮，借以勸誘礦工讓孩子長大後也為礦井工作。而孩子一旦進入礦井，他的一生就要葬送在這裏了。
通常情況下，在蘇格蘭，采礦是一種家庭勞動：
男人們在井下采礦，女人和孩子們把煤拖到地麵上。就像很久以前的農業封地時代一樣，這些家庭被視為一種礦井的附屬財產，如果礦井被轉讓，他們也隨之被賣掉。他們如果逃跑，就會被戴上“專為礦工、女巫和聲名狼藉的犯罪分子準備的鐐銬”。
話又說回來，暴力和威壓並不是蘇格蘭礦主給予手下礦工的全部待遇。顯然，一些礦工掙的工資其實比當時其他普通礦工要多，這表明，這些礦工除遭遇屈辱之外，還保留了一定的討價還價的權利。如果肉體摧殘的威脅和金錢的**是防止礦工逃跑的兩大手段，那麽我們就大概知道了礦工們在地麵之下的處境。
很難想象，還有什麽工作環境比十七世紀的煤礦更惡劣、更危險。黑暗、潮濕、狹窄、陰冷，礦井隨時可能在你頭頂坍塌，空氣令人窒息，極易中毒，也許它在你臉上爆炸，也可能會有水突然衝進來，把你淹沒，使你永遠被困在井底，挖煤是幾項最危險的工作之一。古代哲學家認為自然界的構成要素是土、空氣、火和水，而在這四個方麵，礦工們都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采礦也許是那個危險的時代裏最危險的工作，生動而毫不誇張地證明一個社會為了獲取燃料而付出的代價。幾個世紀前曾有一個道德學家總結說，人類要在如此可怕的環境中工作，正是上帝對人類原罪的一種懲罰。〔《煤的曆史》巴巴拉.弗裏茲（美）〕按照十七世紀一些相關著作中的說法，煤礦工人們麵臨的三種毒氣是最危險的。第一種二氧化碳。那些一不小心進入到這種氣體較濃的區域的人，大多數會在不知不覺中死去。偶爾有暫時沒有毒死被拖到一旁的人，同伴們會在泥土中挖一個坑，將救治者臉朝下，嘴巴伸進坑裏，然後再翻過來，將上等的啤酒灌滿他的胃。這種做法也許存在著兩個道理，一方麵寄希望於啤酒中的壓縮氣體嗝出來時，順帶激活瀕死者的呼吸；另一方麵也可以算成是人生中最後一次豪飲，即便是不治了，也會多出一種滿足。第二種毒氣叫一氧化碳。那個時期的著書立說者，不曉得真不清楚這類氣體沒有任何氣味，還是出於對其中毒而死去的人的惋惜，偏偏要說：一種芬芳的香味在礦井中散發開來，在紫羅蘭的幽香中，又含有一種甜甜的滋味；礦工們並不缺乏這方麵的經驗，可事到臨頭，總像受到**。那些忍不住去呼吸這濃烈芳香的礦工，無一不是突然翻身倒地，在虛妄的享受中永遠地睡去。好在曆史資料還能明白無誤地表現當時的殘酷。活在十七世紀煤礦中的人，及時發明了用小動物那無辜而可憐的生命，來探測有毒氣體是否達到了危及人的生命的程度。然而，巴巴拉.弗裏茲卻引用了一份一六六二年的新聞報道來證明，當時的煤礦經營者，甚至懶得先將一條狗沿著豎井放下去作為試探，而寧肯讓第一個用繩子吊到井下的人被活活毒死。
法國作家左拉在他的長篇小說《萌發》中，曾經有過這樣一段描寫：工人運動領袖艾蒂安第一次進入煤井，驚異地看到自己的礦燈發出藍火苗，外麵還帶著一個微弱的光圈。十五歲的瘦弱女孩卡特琳卻老練得多。
“來，我給你看個玩意兒，”她用親近的態度低聲對他說。她把他領到掌子麵的盡裏邊，指給他看煤層中的一個縫隙。有什麽東西從那裏輕輕地往外冒，聲音很小，像鳥的吱吱叫聲一樣。“把手放在那兒，你會感覺到一股風……這就是瓦斯。”他驚呆了。這就是那個東西嗎，就是使一切爆炸的那個可怕的東西嗎？她笑著說，因為今天這東西多了，所以燈的火苗才這樣發藍。……時間越長，安全燈的煙火，人們呼出的熱氣和瓦斯的窒息，會使空氣中的毒氣變得更濃更熱。瓦斯像蜘蛛網似的粘上了眼睛，隻有到夜間通風時，才能完全清除出去。他們鑽在自己的鼴鼠洞的盡頭，在深深的地層下麵，胸口悶得喘不過氣來，但是仍然不停地刨著煤層。
左拉筆下的瓦斯正是十七世紀中以煤為生的人為之色變的第三種毒氣。為了對付這種厲害的毒氣，歐洲的煤井裏很早就有了一種專門的職業。後來被稱為消防員，當時他們穿著一身特製的亞麻衣服。這種人必須趁著瓦斯剛剛聚集在煤井的某處頂部，還不會引發大爆炸之機，用火點燃它們，然後，緊緊跟在火團後麵，不時地用手裏的木棍嚇唬它們，直到它最終縮成小小的一團，安安靜靜地呆在一個角落裏。
美國作家巴巴拉.弗裏茲曾經在《煤的曆史》中有過如下描述：
無煙煤井很危險。每年都有數百名工人死於坑道陷落、爆炸、毒氣和洪水。一次較大的事故可以使一百名或者更多的礦工喪命，因此政府出台了一些防止大型事故的安全立法，但諸如小塌陷這樣的事故仍不時威脅礦工的生命，卻沒能引起管理者的重視。礦工們隻好轉而求助於其他安全措施，譬如與井下的老鼠友好相處。人們都知道井下的老鼠比地麵上的老鼠更大，更卑下，更醜陋，但它們在礦井作業中卻被當作敏銳的感應器：如果它們突然轉身就跑，礦工們也跟著跑。一位觀察者寫道：“常常可以看到一名礦工養著六隻或者更多的老鼠，他節約自己的口糧給它們吃。它們大多很溫順，當礦工坐下來吃午餐時，它們就爬到他的腿上，擠在他旁邊，等著分享他的午餐，這都是他平時教的。”
曾經有一次，兩位蘇格蘭的垂釣者，發現麵前安靜的河水突然開始微微噴發，並且伴隨著陣陣流水聲響。所幸他們及時地意識到這是地下煤礦發生透水事故了，趕緊跑去警告。礦工們從礦井裏紛紛逃出來時，地麵上那隻透水小口已經飛速坍塌成為一座大坑，整條河裏的水以及漂泊在河上的那些移不走的船，全都傾入礦井，隻剩下一片白花花的魚兒在**的河**拚命地蹦蹦跳跳。由於水的浸入造成礦井內空氣的壓力過大，導致河水又從無數地縫中噴射出來，偌大的地麵上都在冒泡，就像一隻正在沸騰的大鍋。
這種平靜的筆調是注定要穿透古今中外的。已知史料中無可否認地將英國人對煤的發現與使用遠遠拋在中國煤炭史的後麵。然而，英國人從煤的燃燒一步一步地發展到對蒸汽機的發明，進而全麵有序地推動本民族進入工業化社會反過來將最先發現煤的經濟價值的中國，遠遠拋在現代文明進程的後麵。
二○○五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北戴河的“中國作家之家”
小住。放下行李，就去聞名遐邇的老虎灘一帶遊泳，赫然發現與迷人海灘相距最近的竟是煤礦工人療養院。因為機會難得，更因為五歲的女兒對遊泳著了迷，哪怕刮風下雨也要纏著我帶她下海去，我們天天都要在煤礦工人療養院門前的那片海水裏泡上至少兩個小時。
無論是去是回，每次從那門前經過，我都會努力地張望，企圖從出入煤礦工人療養院的或是風度翩翩、或是白麵虛胖的人群中，找出像煤一樣黑錚錚堅實的男人。或許是因為在此地呆的時間太短，沒有碰上機緣，無論我如何試圖望穿那些晚來開放的霓虹燈和白天緊閉的水晶門，在地球上最惡劣煤礦礦井中工作的千千萬萬的工人，就是不肯用哪怕是唯一的身影，來安撫我在北戴河的視野。
女兒在海水中純真的嬉戲，被摻進一股良知的沉重。女兒此時此刻的快樂，正如我那花開幾朵的童年快樂。
記不得是從父親的收音機裏聽來的，還是由鄉村有線廣播中傳來的；也記不得是哪一年，或許我的童年時代一向如此，因而就有了對北戴河的最初記憶。我用自己幼小的鄉村情感證明：我們那一代人對北戴河認識的根深蒂固，不是來自毛澤東的那首關於北戴河的詩詞，“秦皇島外打魚船，一片汪洋都不見”和“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完全是後來的事，能夠如此吟誦，顯然已經是學習分子的少年了。我的情感能使自己充分相信記憶的不錯與非謬。時至今日，耳邊仿佛還在回響著來自全國各地的煤礦工人，在北戴河療養時受到毛澤東接見的新聞電波的劈劈啪啪聲。就是這種廣播，讓我每回見到我們四（2）班的勞動委員穿著那雙白色的帆布勞保大頭鞋時就激動不已。影響我童年的每一條河流全都一直向南，在幾百裏外一個叫蘭溪的地方匯入長江。四（2）班勞動委員的父親，就在蘭溪對岸的黃石市袁倉煤礦當井下工人。人一生中說不清有過多少幻想，童年雖短，卻產生了所有幻想中的絕大部分。在同樣仰賴幻想生活的童年中，我曾經強烈地認為，有朝一日勞動委員的父親也會去北戴河療養，也會受到閑庭信步般的結束當天的遊泳活動、從萬頃大海中爬出來的毛澤東的接見。
在我們身邊極端勞動著的煤礦工人，沒有與極品政治人物握一次手的極端禮遇。那些看上去是代表著勞動人民的尊貴與顯赫，在鄉村裏連曇花一現都不是。這些將家安排在兩百裏之外鄉村中的煤礦工人，直至成了煤礦老人，也沒有到過北戴河。煤礦工人療養院夜裏能夠聽濤，白天卻難觀鶴，綿綿不斷的人潮與車流就像從大海裏湧上來的浪濤。形形色色的目光一邊驚訝地隨風望去那海上的洶湧澎湃，一邊詫異地隨最近的潮頭跌落在煤礦工人療養院麵前，沉重得半天也跳不出那些豔麗的門窗。
舊的童年過去，新來了更多的童年。相比幾十年前的那些新聞效應，在一場接一場淚流滿麵的礦難中，再也見不到煤在往日帶來的工業化浪漫懷想了。甚至於說，上海人之所以最小資，就因為那一帶沒有煤礦、不出產煤。而改造小資們的最好辦法就是送到任何一座煤礦裏，用不著幹一年，隻要挖出十噸煤，就不再一天到晚用那越劇腔調，說誰誰是水做的了。說鄉村中的挖煤人至今也沒有到過北戴河是百分之百的武斷，自從搬離臨時居住過的那座叫賀家橋的小鎮，一晃幾十年過去了，那位四（2）班勞動委員的父親當年是何模樣我不曉得，如今是何模樣，也無從打聽。我仍然敢說他們至今也沒來到北戴河，卻有太多太多的現實基礎。
無須質疑，從來就不缺少詩人情懷的毛澤東，讓一些煤礦工人去北戴河同自己一道療養的動機。與此道理大致相同，千山萬水之外的少年，情不自禁地虛構一道五彩光環，也屬於生命成長之初的單純**與簡約浪漫。年少不諳男女事的那一陣，特別不能理解那些成熟的挖煤人，從幾百裏之外的煤礦回來，在家鄉找個女人結婚成家。隨著時間不緊不慢的推移，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鄉村中人，開始放棄最初的信念，不再認為他們既然去了黃石市，就應該娶一個城市女子做老婆。從出現在鄉村與城市的分野以來，人口擁擠信息密集的城市就在各種資訊上處於絕對主導位置。即使是在將來的高度發達時期，城市對煤所帶來的功效的需要也會遠遠高於鄉村。與此背道而馳，麵對挖煤的這一群人，城市則從道德與倫理上率先拋棄了他們。在饑餓的供給製時代，來自鄉村的挖煤人享有比別的行業多一些的主副食供應資格及指標。然而，在他們的現身說法中，城市女人隻會在適當的時刻，適當地展其迷人的**，想讓她們下嫁，無異於與花借朵、與虎謀皮。
在某些地區，礦井爆炸的慘禍經常發生，以至於礦主們請求當地的報紙不要進行報道。……這些慘烈的災禍比以前更頻繁了，“也許這些事件實際上正呈現出良好的發展趨勢，但由於上級要求我們不能對其特別關注，所以我們不得不放棄進一步的報道。”在之後的幾十年裏，為了不讓讀者們煩憂，報紙避免報道正在發生的爆炸慘案。公眾原本就對煤礦工人的困苦處境漠不關心，如今更對他們的生存狀態不以為然了。
這段由美國作家巴巴拉.弗裏茲引自一七六七年的《紐卡斯爾雜誌》上的文字，如果不注明其出處，完全可以看做是中國當下所麵對的煤炭業現實。
在煤的惡之花尚未開放的早期，英國采煤的農奴們和擁有除了不采煤之外的所有煤的含義的主教們，曾經罕有地合謀，將煤當成一種有生命的植物，企圖通過施肥來促使煤從地底下源源不斷地生長到地麵上。這種過了一千年的事情，不是不值得後來者笑話，而是後來者根本就沒有本錢譏諷這種貌似愚蠢的行為，特別是在世紀之交的中國！
在山西的鄉村裏，青壯年男子暴死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凡是辦此喪事的人家，對外都說死者患了無可挽回的急症。其實不然，山西之地，許多地方掘地不深就能見到煤層。對那些有著一身力氣的人來說，挖一處小煤窯，就像在長江以南的平原上打一口水井。小煤窯挖成了，一家人裏，年輕體壯的兒子在最深處用著最原始的工具挖煤；正在衰老或已經衰老的父親，用同樣原始的方法將煤一筐筐地拖至井底，再由母親與兒媳婦在井口上麵拚命搖著轆轤，讓煤筐升起來。隻要讓這些藏在地下幾百萬年的東西見到天日，一天下來，可以收回現金近萬元。錢是賺了，問題在於沒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家庭小煤窯，幾乎等同於後備墳墓。在煤炭業高度普及的鄉村，時常見到婆婆和兒媳一起哭丈夫的，這便是她們家的小煤窯出事時，井下的兩個男人一起死了。不管是婆媳一起哭丈夫，或者是她們當中的某一個哭丈夫，聞聽的人問都不問就曉得是何緣故，並且心照不宣地前來幫忙料理後事。這樣的情形多了。不是沒有人管，各級政府的相關機構一直都在管，卻又無從管起。那樣的小煤窯，一有風吹草動，隻要將轆轤架搬到一邊藏著，再在井口放上一塊木板或者隨便什麽東西遮擋一下，毫無疑問，想要找到它，注定隻能像電影《地道戰》中進犯高家莊的日本軍人那樣四處碰壁。
這樣的人家隻是普通的挖煤人，而非“礦主”。什麽樣的人才能被稱為礦主？首要一條是，井下出事故死了人，自己連問都不用問，可以繼續每日每夜的花天酒地。其次是，至少要在當地弄個“政協委員”或者“人大代表”的頭銜，然後無論出現在哪裏，隻要見到挖煤的人，不僅自己要翻臉，就連家裏的人也要跟著吐唾沫以自淨。
每一次與來自山西的作家朋友見麵，都能感受到其眼中含著的那些因為煤而生出的淚花。他們曆數京城內外一些天價豪宅，如何被來自他們那裏的礦主們五套十套地批量買走。每逢交易，毫無例外都是現金，那些天曉得被他們窖了多久的可憐的人民幣，因為太多，還因為受潮了，以至於那些被專門聘來為“山西煤老板”點錢的售樓小姐，隻有用吹風機溫柔地吹過一陣，才能將從各種各樣的豪華越野汽車後備箱裏搬上台麵的大堆人民幣點算清楚。這些將京城的豪宅當成玩具一樣買賣的礦主，從一開始就清楚明白，煤是錢，是財富，其他一概都不是。這些名叫礦主的人，所繼承的非但不是自宋朝以來，由於煤炭業的發展所帶來的各種人文進步，甚至相反，唯有坐在悍馬越野車中，才肯朝著煤礦井架望上幾眼的礦主們，有本事將埋藏在千年古礦道中的各種血腥與肮髒，全部尋出來翻曬一新，作為自己的全身披掛，卻不願去問候身旁比比皆是的新寡女子與孤兒。
富饒的鄉村當然會風景如畫，貧瘠的鄉村同樣也會風景如畫。是那些既看得見又看不見的意識形態將二者區別開來。唯有這樣的文明，才不會隻讓鄉村中人獨自深入到黑色礦井中，用柔軟的血肉之軀，用脆弱的神經骨骼，孤單地麵對陰險的瓦斯，以及不是天崩地裂勝似天崩地裂、不是山呼海嘯勝似山呼海嘯的種種災難。來自鄉村，也隻能回到鄉村的挖煤人，任何稍有權威性的媒體或機構，甚至於個人，都不會將他們稱之為工人。事實上他們本來也不是工人。他們用來挖煤的方法，一如在遙遠身後的鄉村中種種墾植。他們用來挖煤的思想，一如在昨日家中盤算田地裏的收成如何能養家糊口。他們離家千萬裏成群結隊地鑽進某座礦井，唯一的快樂就是可以活著帶上比黑血還要血腥的一點貨幣，回到妻兒與娘親身邊。
人所相信的是眼見為實。在我的那種由“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童年時代，同班同學的煤礦工人父親，其身份還是十分可疑。即便是特意穿上礦工的勞保服裝來學校看兒子，也難得有人認同其是地位崇高的工人老大哥。不僅家裏的菜地是他必須種的，每到雙搶季節，他還得趕回來，等不了進家門，就在田邊挽起褲腿，一步步地邁入泥濘中，幫助妻子多掙幾個工分。
所謂休假不過是一種美麗的借口，就連與愛妻共度久別之後的春風，也不過是扔在長途汽車上的一場美夢。又譬如，也是那個年代裏，不要說那些動輒有事驚天動地的鋼鐵工人，也不要說那些必須軍事管製才能控製的鐵路工人，就連潔淨柔順的紡織女工都能夠組織起來，間或做出幾件足以使人歎為觀止的造反業績來。在舉世皆驚的紅衛兵大潮中，不是沒有出現煤礦工人的旗幟，隻是他們連風都沒來得刮一陣，就如雲霧一樣散去，後來發生的一場場暴風驟雨，基本上再沒有他們的事了。
與英國煤所帶來的變化相比，思來想去，一切都在指向意識形態。最早的煤，大家都一樣將其等同於金錢，後來，有的變化了，進步了，認識到煤的背後是文明。那些不願意變化的，不肯進步的，則繼續原始形態，隻看見那些拚得性命從千百米深處挖掘出來黑色物質在散發著金錢的光澤。
礦難的狀態無疑也是鄉村的狀態。那些頻繁發生的礦難，是由於意識形態等各種綜合因素而導致苦難的一種最為尖銳的爆發。又由於它們通過煤在世界其他地區文明因素，而變得與在鄉村中司空見慣的災難與眾不同，才導致了社會的普遍關注。如果鄉村還有更多的活法，如果鄉村還有更多的幸福可能望見，如果背井離鄉去挖煤隻是許許多多選擇的一種，如果鄉村有足夠力量吼一聲———狼崽子才去賣命掙錢，那些在麵對可以免除礦難因素時的冷血不仁就不會如此盛行！礦難之於鄉村正好讓那些年輕的挖煤者，橫下心來用生命賭一個明天。
當年的恩格斯就曾有過切膚般提醒，任何一種行當，當利潤達到二十倍以上時，哪怕有殺頭喪命的危險，也難阻擋人們的鋌而走險。除了肉身與力氣，再也沒有其他資源的鄉村，下一次井能賺到幾十元人民幣，已經遠遠超過所謂利潤的二十倍了。打開無數鄉村之門，往近處看和往遠處看，都無法排除與貧瘠兩相依和落寞生生不息的風景。假如鄉村有資質，煤的本質並不難識透，可惜在堆積如山的肉身與力氣之上，是可歎的渴望，以及可歎得隻能在渴望之上風雨飄搖的幸福曙光。假如鄉村可以用生命去賭博生存，那些煉獄般的采掘巷道就不得不重新按照與文明相符合的標準來修建，不如此就無法取得那些不必深入到幾百米深的地下也能衣食無憂的人們對此類工作的信任。換一種更為通俗明了的話來說，鄉村生計隻要達到城市生活最低收入的社會保障水平，那些頑固得像癌症一樣的礦難就會不治而癒。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魯迅先生在黃埔軍校的一次演講中說，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魯迅先生說的是他自己的一段真實，從一八九九年進校到一九○一畢業，先生在南京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路礦學院當了三年“對於功課並不溫習，而每逢考試輒列前茅”的學生。當然是與這段經曆相關，先生才會在後來的《中國地質略論》一書中，稱自己的祖國為“世界第一石炭國”。在專業論述之外，還描述了列強們對中國煤炭貪欲之心，先生曾說：石炭者，與國家經濟消長有密切之關係，而足以決盛衰生死大問題者也。蓋以汽生力之世界，無不以石炭為原動力者，失之則能令機械悉死，鐵艦不神。雖日將以電生力矣，然石炭亦能分握一方霸權，操一國之生死，則吾所敢斷言也。……李希霍芬曰：“世界第一石炭國！”吾以之自喜，吾以之**。然有一奇現象焉，即與吾前言反對者，曰“中國將以石炭亡”是也。那個時代的魯迅隻能理所當然地優先看到國之將亡，禍根在於外來的列強，所以先生才大聲呐喊，將盛讚中國煤炭的那個德國人稱之為：“日後中國大陸淪陷之天使”。那個時代的國父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用更大的熱情闡明：“礦業者，為物質文明與經濟進步之極大主因也……煤為文明民族之必需品，為近代工業的主要物。”
在山西省陽泉市“天下第一川”公園的紀念碑上，至今仍鐫刻著國父當年的夢想。近百年來，國父的夢想，幾乎要換寫成：以鄉村血浸現代煤。在文明的天平上，鄉村這隻意識形態砝碼，有一點點不確定，社會和諧就隻能是癡人說夢。曾經擔心中國將因煤而亡國的魯迅，所放不下來的是外族的侵犯與掠奪。以後人之見來看，還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看得更為深遠：唯有煤能鑄鐵，薪火之煤都不好，哪來江山如鐵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