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在記憶中生長
依一個人的血脈所係，筆者鄉村老家理所當然隻能在黃岡。
由於區劃的變化，如今的老家所在的那一片鄉村被劃歸一個新生的縣份：團風。在讀到那份貧困縣名單時，我在心裏堅定地認為，假如團風縣不是出現在貧困縣名單確定公布之後，肯定不會拉下它的。那一帶情形之窘迫，在我連年清明節回鄉給爺爺掃墓的短短旅途中顯得越來越甚。在爺爺隻能跟在他的母親後麵沿鄉乞討時，這一帶最大的出產是水稻，最有名的特產是荸薺。爺爺百年之後，在天庭裏俯瞰，水稻還是該綠的時節綠，該黃的時節黃，那些他不再認識了的年輕的鄉親，依然在那最冷的節氣裏，將褐色的荸薺從潮濕的泥田裏挖起來，一堆堆或一袋袋地擺在公路兩旁，餘下要做的事情便是一天接一天重複演繹早已是經典故事的守株待兔。這樣的路，總有一端是要通向城市的。
那一帶往西去不遠就是武漢。
年輕的時候，爺爺沒有去那八十裏外的黃州城，或者是兩百裏外的漢口，而選擇翻過一座回龍山就能抵達的林家大垸，在那裏當了八年專事織布的雇工。後來的敘述，爺爺一直都在體現自己的感受，那八年是他前半生中最好的時光。
我們隻能從爺爺與父親的回顧中，體會到那時候在上巴河邊，有一個叫張家寨村的小地方，和由張家寨村管轄的更小的村落———鄭倉，爺爺一家人曾經是何等苟延殘喘地過著日子。那一年，離休之後的父親回到曾經工作過的黃州城，帶著我去看一位長輩親戚。去之前，父親在商店裏買了一款最好的女式皮鞋。在被父親稱為表姐的長輩家中，父親幸福地回憶，當年自己腳上穿的鞋，都是她親手做好後送給他的。父親的表姐輕輕一笑裏卻泛出一層往日辛酸。她說父親他們兄弟幾個，臘月裏還光著腳在地裏跑，她出嫁後婆家的日子還過得去，所以才能在每年落之前，替父親的三兄弟各做一雙布鞋過冬。
那一年，父親第一次帶我回到這片祖宗之地。
那是一個荒秋，田野間到處生長著葉片同小鋸子一樣厲害的芭茅，除了豬牛等因為有著堅固皮膚敢與之接觸，其餘羊和兔子等稍顯嬌嫩的食草動物，都會對其畏而遠之。父親他們在童年的大多數時光裏，隻能光著腳四處奔走，別的都不去考慮，單單這在皮膚上輕輕一拉便是一道血縫的芭茅，足以讓他們吃盡苦頭。
依照爺爺之說，父親他們出世還是趕上了那個時代家中最好的時光。爺爺雖是獨生子，曾祖母也隻有討米要飯才將他養大。奶奶替爺爺生養了一大堆兒女，卻沒有討米要飯。為此，爺爺在心裏和嘴裏，對那戶很久以來一直被人稱為地主的人家充滿深情厚誼。雇用爺爺的是後來出了一位影響當代中國曆史進程的大人物的林家。如今，林家那些並非嫡親的後人，在私自設立的紀念館裏向慕名而來的人介紹說，林家有良田四十九畝、山林三百多畝、房屋三十五間，另外還兼營織布工場一座，其當家人林明卿還執掌著宗族之權。爺爺沒有這樣統計過，在極端講究階級陣營的“紅色恐怖”時期，別人來問，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他都回答說林家最多不過是富裕中農。等到隻剩下自家人時，他又會在提起林家的成分時，毫不猶豫地稱之為地主。同時，爺爺還會解釋說，當初，那戶人家也是很普通的。爺爺曾經不無輕蔑地說起，直到那個頭上長有瘌痢的少年，像後來統率千軍萬馬那樣領著一幫膽大妄為的孩子，砸了回龍山上那座廟裏的菩薩，那戶人家才開始顯得與眾不同。爺爺這樣表裏不一，很明顯是感情用事。因為他一直對我們說，林家當家人待人非常好，林家老大也從來沒有做過大少爺，相反，一直是他工餘時間裏的玩伴。
八年時間，足以讓一位雇工同雇主之間產生一種特別的情感。十幾年後，隨小兒子統帥的大軍一道進入北京城，開始頤養天年的林家當家人還記得爺爺，專門托人帶信，要爺爺去北京，仍舊在林家做事。曾與爺爺一起在林家的另一位雇工去了。幾年後，退役回鄉，享受副營職待遇。爺爺沒有去，但他一直判斷，其實是林家當家人在北京過得沒趣，想讓他去陪著說說話什麽的。爺爺一輩子從不承認當過長工，他一遍遍地向那些愛說長工二字的人解釋，自己隻是在林家當雇工。與人激辯時，爺爺還愛說自己是織布工人。最激烈的時候，他更是大聲嚷嚷說自己是工人階級。一邊說話，一邊還將手伸向腦後，拍打著脖子上因為長年低頭織布而生長出來的像一隻碗倒扣過來的肉球。關於工人階級，更有說服力的是，爺爺隨我們從長江邊遷來大別山腹地時，縣城裏正在興辦織布廠，有關方麵幾次來人力請，要爺爺去給那些新招收的工人們當師傅。爺爺沒有選擇去發揮自己的技術專長，寧肯留在離兒孫最近的畜牧場裏，終日裏沿著河流放牧鵝鴨。
爺爺的雇工生涯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淪陷之前結束的。
設在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派專人送信到林家，說明了日本人要來的情況，日本人曉得平型關戰役是林家小兒子指揮的，肯定會對林家人施以報複。林家人便先行一步向長沙一帶“跑反”。爺爺沒有隨他們離井離鄉。他要留下來保護自己的妻兒老小。第二年，爺爺懷著一身織布手藝來到武漢，在六渡橋附近的一家布廠裏當工人。沒多久就在上班路上，被幾個看他不順眼的日本士兵當街攔住。
小的時候我們沒顧得上問，等到我們想起來要問，爺爺已經長久地歸於故土了。於是隻好在種種猜度中選擇我們家族中普遍讓人看不順眼的缺失。黃岡土語，每個字的發音，都含有不同程度的剛烈與尖銳，與其對話，每每會有金屬撞擊的反應。**中，林家的小兒子在天安門城樓上大聲說話，那種聲調就是最平常的例證。這種類似吼秦腔，靠腦腔共鳴的發聲方法，大約影響到了眼神，在清高孤傲之外還有並非刻意的幾絲攻擊性在不斷閃爍。所以，我想當年作為占領者的日本人豈能容忍被這樣的語氣與目光所回應。
一場慘到不能再慘的毒打之後，爺爺被扔在街上，直到黃昏時分才被幾個黃岡同鄉發現，抬著送回那個叫鄭倉的小地方。躺在**的爺爺，生命所仰仗的維係細如遊絲，隻要再被蚊子或者螞蟻踢上一腳，後來他對自己八年雇工生涯，硬被一些人認作是受剝削和壓迫的長工的憤憤不平就不會出現了。隨時隨地都會一去不返的爺爺，在苦熬了十幾個月後，居然帶著胸脯上那隻一輩子不再消失的黑洞站了起來。
小時候，我們沒有不怕爺爺胸前那隻黑洞的，害怕一不小心就通過那隻黑洞看到爺爺的五髒六腑。爺爺與胸前那隻黑洞像朋友一樣相安無事地過了幾十年，到頭來也是這苦難的老朋友，提前宣告爺爺生命的終結，它讓一道清水一樣的分泌物從黑洞裏流出來，汪汪地像從未見過的爺爺眼淚。
似這樣流出的每一滴水有多深？
在充斥著革命氣氛的近代史書寫中，長工和雇工雖然都是稱謂，社會定性卻差別極大。因為經過幾十年的反複宣傳，長工作為名詞的含義，已經等同於被壓迫、被剝削，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社會中最苦難階層。隻要有誰在關鍵時刻站出來說，自己是三代長工出身，其話語權力必定會轉移到他手中。相比之下，雇工的政治分量就輕多了，即使是九代雇工出身，也不太可能引起別人注意。為著這樣的稱謂，爺爺曾經十分嚴厲地大發脾氣。那一回，我們從學校回來，拿著筆和小本本，要他按照學校所布置的，訴一訴他在林家當長工所受的各種苦難與壓迫。最初，爺爺隻推說忙，剛從自己開墾的菜地裏回來，又轉身回去種菜秧，接下來還要到山下的小河裏挑五擔水，兩擔澆到菜地裏，三擔倒入廚房的水缸中。爺爺發脾氣是在夜裏，他都上床睡了，我們還在糾纏不放。於是，他大聲衝著我們吼起來，讓我們明天上課時告訴老師，他不是林家的長工，也從沒有在林家當過長工，哪個不信，自己搭長途車去黃岡的回龍山調查。第二天上學，需要交社會調查內容的作文時，我隻揀最簡單的告訴老師，爺爺沒有訴苦，因為他說他隻當過雇工，從沒有當過長工。事實上，那時候學校的老師，年紀稍大的多少都會沾染某些政治上的不幹淨，他們沒有回應爺爺的話，轉身走開時，好像忘了全班唯獨我沒有上交他所布置的作業。
爺爺在後半輩子裏，多次提起來說，如果日本人不來，自己一定能夠在林家再當二三十年雇工。爺爺說這話時的表情，帶著明顯的與某種幸福擦肩而過的遺憾。爺爺的遺憾中，還包含著對林家人不得不舉家遷去北京的無奈。已經不是爺爺認為自己是雇工自己便是雇工的時候了，帶著北方土改經驗南下的幹部們所說的話才能算數。有了稱謂上鐵定了的幾個長工，加上在日本人攻陷黃州城之前林家就有兩台鐵製織布機，林家的地主便當定了。
紀念工農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的那年，我曾受中國作家協會之邀參加“重走長征路”活動。前無阻敵，後無追兵，難熬的隻是旅途漫長。坐在車上，也不知是如何說起來的，山西長治的一位女作家告訴我，他們那裏搞土改時，殺地主是有指標的。譬如趙樹理的老師所在的村子，按計劃要殺四個人，大家思來想去，隻有趙樹理的老師值得一殺。在劫難逃的老師，見勢不妙，就給在縣裏當副書記的趙樹理寫信，希望免他一死。
趙樹理也覺得老師決無死罪之理，便回信替老師求情。他的信還真的起了作用。既然是趙樹理說了話，他老師就不殺了，但指標不能轉給別人家，那就將老師的兒子推上前台處死。事後，那位老師給趙樹理寫信，一方麵謝其美意，一方麵責罵他，這樣一來反而是斷了他家的根。一個老人死去是不足惜的，老人的兒子還年輕，這樣的人死，等於死了一片。
發生在林家的事幾乎也是如此，林家大垸一帶以富裕和殷實來衡量，首當其衝的當是林家人。那時候，家裏有一台鐵製織布機就相當了不得。有兩台就更不得了。爺爺死於作為奢侈品的鳳凰牌和永久牌自行車剛被摩托車取代的年月，不曉得後來家庭轎車又取代了摩托車。所以，很難確定爺爺如果在世，是否會認為林家擁有兩台鐵製織布機，就像如今有人同時擁有寶馬和奔馳轎車。
曾經有這樣一位老地主。民國三十四年即一九四五年，他同哥哥一道由過世的父親那裏各自繼承了二分之一祖業。哥哥因為抽鴉片，先賣地後賣房，最後連自己的婆娘都典了出去。弟弟為了掙回臉麵，親自外出販鹽，身懷六甲的婆娘也要同長工一起下田，好不容易將哥哥親手賣掉的家產買回來，就逢上了土改。老地主有幸隻是陪著上了幾次殺場。最為稱奇的是，曾經被族人掃地出門的哥哥，因為是窮光蛋居然成了貧農，在鬥爭會上先扇弟弟幾耳光，再曆數弟弟是如何奪了他家的地，搶走他的房，霸占了他的婆娘和兒女。到頭來老地主一大家被趕進四合院中最爛的耳朵房裏，而哥哥又重新住進被他賣了錢來買鴉片、後又被弟弟辛辛苦苦贖回的右廂房的三間大屋裏。
老地主後來說，敗家是轉眼間的事，而興家要幾十年甚至是幾輩人的心血，所以，在鄉村找三代窮人很容易，要找三代大戶就不容易了。
林家大垸那地方，事後人們才說風水很好，然而依照過去的經驗，但凡住在那種山坳裏的人家，絕對不可能富甲一方作威作福，要發達也隻能往外走，湖南的韶山衝如此，湖北的林家大垸亦難例外。在南方各地，單憑曆經風雨而存留下的房產一項，就能斷定人家當年是否過得貧窮、殷實或富甲一方。林家大垸的那些房子在它最紅火的時代是何等模樣我沒有親眼見到。第一次去，是其在曆史煙波中最破落之際，林家的房子，從中間的天井直到大門被風雨剝蝕坍塌了許多。南方的房屋莫不如此，好好的，用不著有人存心去破壞，隻要多年無人居住，便會像生了鏽的鐵那樣，層層剝落，直到徹底腐朽。當然，這也是因為南方人蓋房普遍采用土坯磚所致。
爺爺在老家留下一間茅屋外加靠著茅屋搭建的半間磚瓦房，也基本是這種質量。如果它也算得上祖業的話，那它就是我們家唯一的祖業。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有親戚報信，那所早就無人居住的老屋不好意思再在風雨飄搖中堅持下去了。父親後來趁著開會的機會回了一趟鄭倉老家，將老屋折算成人民幣八十元，賣給一位親戚。父親對這些錢的處理很有意味：他將一部分給了出嫁後一直生活在鄉村的姑姑，再用剩下來的錢為爺爺定做了一副壽材。爺爺窮盡一生的全部經濟建樹，不管他情願和不情願，也改變不了隻夠維係自己簡陋的一生的事實。
林家老大的房屋多一些，麵積大一些，資質卻也有限。後來再去，這些坍塌過的房屋被林家的堂侄們修複了，卻還是從上到下見不到半塊青磚，仍然沒有朱漆大門雕花窗欄。唯一值得他們向零散過客們說說的是天井旁那塊一丈多長的青石條。林家的侄兒們說，這麽長的青石條在當年非常難得一見。這類話未免有些蒙騙城裏人之嫌，如果不是後來各種讓人扼腕長歎的原因所致，鄉村中大大小小的道路、橋梁、宗祠、廟宇中，或橫置或豎立，一丈來長的青石條分明是舊時常見的建築材料。林家所沒有的這些，恰恰是現實記憶與藝術表達，針對當年社會之林林總總中，地主階層們所必須擁有的。
每一次去林家大垸，我心中就會對爺爺的固執多一種認同。
爺爺剛去林家時，林家也隻有兩台木製的織布機，買鐵製織布機是後來的事。黃岡一帶，普遍有著織土布的習慣，哪怕家裏置不起織布機，也要像爺爺那樣學一手織布的好手藝。迄今為止，我還能看見爺爺後來提起林家兩台鐵製織布機的眼神，雖然爺爺已在二十多年前就離我們而去，並且在他決意離開我們之前約十年的時間裏，就不再在總是忙忙碌碌的我們麵前舊事重提，仿佛是怕自己閑話太多，會在不經意間耽誤了兒孫們的燦爛前程。三十年間塵與土，無法遮蔽一位靠著人性中最質樸的情感生存了八十八年的老人目光，其中因素不能不使後人深想一層，多思一陣。爺爺留給我們的目光深邃而複雜，他一直在盯著曆史，想看透在曆史中變化莫測的鄉村。
那一年，到處在殺人。因為當地沒有比林家更富有的人家，林家老大便被推上風口浪尖。爺爺隻要一提及此事，就會說多虧了那個在新政府中當了大官的弟弟，聞信後，馬上派人將大哥接到武漢。雖然有人以包庇之名告狀，到底還是無可奈何。
爺爺說多虧二字時，是那樣地如釋重負，並伴隨著一聲長長的歎息。那時候遠處的事是很難傳過來的，趙樹理在山西老家為老師求情，卻使得老師永遠失去兒子的故事，爺爺不可能曉得，天下人也都不曉得。所以，爺爺的喟歎並不包括假如林家還有其他人在本地生活，會不會也要有替死的成分。爺爺所說的多虧二字，按當時語境來判斷，其意義大約在好人有好報和好人為何沒有好報這類完全相反的感傷與詰問之間。
幾年前，我第一次去鄂西，同行的有位老畫家。當年他曾作為土改工作隊隊員到此協助土改。老畫家對我說，他所駐紮的村裏找不出一個可以當村長的人，因為政策規定，凡是當過土匪的人都不能當村幹部。可是村子裏的成年人，人人都當過土匪。結果他們隻能挑選一個因為隻有十四歲而沒來得及當土匪的男孩當村長。
那一次，我們要去一個被叫做大水井的地方。走了許多的山路，有幾處路段竟然隻許汽車用三隻半輪子著地，到了目的地後，所見到的卻有些出人意料：水井一點也不夠大，將那身材普遍秀美纖細的土家族女子所能負重的水桶放入其中，再舀起來，井中之水便所剩無幾。大水井之大所指並非水井，而是繞著水井壘起來的高大得有些荒誕的堡壘。曆經數百年山中風霜雨，當年的青石早已變成墨炭模樣，遠遠望去宛如一隻趴在溪邊飲水的巨大黑熊。堡壘石牆厚達一米，相向壁立，所保護的僅僅是那座小小的水井和一道用來汲水的狹窄石級。從最底端的水井裏或取一桶清水，或飲一掬甘泉，向上攀緣數十米，黑黑的石壁隨時都有可能碰撞到左肩或者右肩，才能來到那道堅實的木門前。事實上，從大水井建起來後，所有人就不得不如此行走。也可以說，修建大水井，也就是為了讓人必須這樣行走。即便是當下，隻要有人持一杆單發土槍，那些想從山穀下麵爬上來，翻越十幾米高的青石圍牆，從外部抵達水井，也是不太可能的。在曆史的日常生活中，汲水者無一不是從這道用五寸厚青檀木製成的側門後麵走出去，向下一步步地到達水井，再一步步地沿著原路返回。
在這道專門用來汲取大水井之水的側門後麵，是當地人的宗祠和與宗祠緊緊相連的一家大戶。戰亂之年，盜匪叢生，一旦有事，生活在這一帶的人便紛紛躲進宗祠，拜托大戶人家的家丁施行保護。人一多，就不能斷水，於是就出現了這座專門用作保護水源的大型堡壘。
鄂西山地多為喀斯特地貌，穀底綠水長流，山上泉蹤難覓。
作為堡壘，山巔之上自然可靠，可一旦被對手圍困住，單單一個水字就難抵禦。光考慮水也不行，與流水離得近了，失去險要，別人居高臨下，一口唾沫就能當成雷霆往下傾瀉。能將一股細細的暗泉從半山腰的懸崖峭壁中摳出來，將每一滴水都當成對上天的感恩，再修建可以用來避難的大房子，也就平添了巨大威嚴。一旦逢上危難，每一滴水都會變成甘露。
大水井的存在，加深了我對“地主”作為一個階層的存在與消失對鄉村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影響何在的疑惑。這些年來，因為閱讀正史太多，而變得對閑書和野史有了越來越多的興趣，當然，這也得益於“階級”的強力作用褪色後，社會生活有了真正的田野風情。
從我至親爺爺的雇主人家，到偶然得見的完全陌生的山鄉特殊建築，恰如一部活力展現的民間史，一邊是口口相傳，一邊是一物一證，極大地豐富了鄉村生活在人文傳承過程中的種種可能與不可能。
過眼驚心的事，總會有其發人深省之處。
站在峰頂，能將萬裏長江悠然攬進早上清霧傍晚的濃霞，這樣的回龍山仍然不高不大，隻因生就在黃州城外而名噪。在太多崇山峻嶺堆起來的鄂西，信手掰下一塊岩石，就能與其媲美。相比大水井旁的那戶人家，回龍山下最是顯赫的林家，全部家業也比不上人家的一座繡樓。薈萃了當地頂級民間藝術的繡樓，後來做過農民夜校和大隊隊部，一道道方便女子行走，又不給外麵男子開方便之門的精美樓梯，儼然是銀子鑄成的。一扇扇可以讓樓上女子一邊做著手紅，一邊隨心所欲盡觀山水風情，又不使各方閑雜人等暗窺閨房生活的窗戶，怎麽看也是金箔包裹而成的。女子再好也要嫁人，紅顏再美也會衰頹。雕梁畫棟的繡樓還不是居家住宅主體。繡樓隻是一雙美目、一對紅唇和一段短短的青春。隻有那些處理家政、料理家務、供各色人等日常起居的院落與樓群，才是這個家族安身立命之所在。那大大一片經整體設計，統一建造起來的房屋，麵積大得將整座林家大垸裏的房屋全部相加也還比不上。大水井旁的那所大宅，單獨占據著一座山坳。而被稱為林家大垸的那處山坳裏至今還散居住著不少林氏宗親人家。
離天下名城黃州不過咫尺之遙、與曆史名鎮漢口亦在極目之間的大戶林家，竟然被遠在深山之中，過去現在都不值得評說的土財主比較得渾身冒酸氣！
多少年間，從養育地鄂東出發，鄂西、鄂北和鄂南，不算是走遍了，隻能稱為到過多次。這樣的到過，使深刻關懷鄉村的內心生出更多思忖。在那些交通不便、山高水深之地，富人反而比城郊之地更加突出。隨著曆史的延續，如此突出的意義越來越清晰。在廣袤的鄉村，富人之富不僅僅是財富，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的豐富。一如大水井旁的大戶人家，不管承認不承認，都是其方圓十數裏的鄉村核心所在。在鄉村，天旱水澇固然是首選的天敵，在天命的暗示下，鄉村隻能是逆來順受。天不下雨時，為其供上自家僅有食物，老天爺不見得領情。洪水要泛濫，將犁鏵熔化了，鑄成銅牛鐵獸去鎮壓也難濟其事。這也是沒法子的事，誰有本事去老天爺那裏討要公道呢？相比之下，遇有酷吏兵匪等人禍，鄉村的表現就會水漲船高了。鄉村不歡迎官吏，鄉村更不喜歡兵匪。很多時候鄉村之所以虛弱，就在於其在天地間漫不經心地散落，就像一堆黃沙，攥在一起時還能對溪流有所阻擋，一旦拋撒開來便毫無用處。所以，像大水井旁的那類大戶人家的出現，實質上是人文鄉村慢慢積澱起來，也是鄉村對自身代言者的集體默認。城郊之地，有錢人是注定要將主要收益消費在城市裏。在城市的遠方，那些家產巨大的人家，並非比城市近郊的富人們擁有更多財富，而是他們將一點一滴的情感與一分一厘的金錢，全部交給了鄉村。也正是如此，在這些人看來，鄉村的利益即為自身利益。由他們作為中堅力量代表地方，主張對兵匪的明爭暗抗，對官吏的軟拖硬拗，也就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爺爺的情感是古典的鄉村情感。爺爺從不抱怨的“地主”
作為一個階層，在鄉村存在了千年之後，隻用短短幾年就被他兒子勉力參與的土地改革和接踵而來的合作化運動徹底鏟除。
幾年之後，他的兒子又差一點被別人所鏟除。
在父親的個人履曆表上，家庭出身一直是“雇農”。身披最理直氣壯的政治保護色，父親在**中還是被狠狠地揪出來，真的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隻差那麽一點就要“永世不得翻身”了。父親被批鬥完全是因為他當了官。父親被批鬥時，爺爺自己不敢去看，總是要年紀尚小的孫子到現場去，看了之後，回來再與他說。一朝為官了，父親履曆中的“苦大仇深”就失去保護作用，成為鄉村一直以來最為憎恨的“酷吏官僚”。實際上，與父親一起接受徹底批判和殘酷鬥爭的鄉村官員，莫不是同一出身，最不好的也隻是後來娶了地主家的女子為妻。對父親他們的鬥爭是空前的，其深刻程度遠遠超過其時鬥爭地主們的那種表麵上的如火如荼。作為一個階層已經消失的地主們，生命個體還在延續。但在那些事關地主的鬥爭會上，聽人們喊口號，除了少不省事者，成年人們的肢體語言，總讓人覺得有些溫情脈脈。
那個時代，讓我們早早見識了人的不同品質。
同是鬥爭大會，被押到台前的那些官員，偶有很不服氣的在那裏站成一副驕橫模樣；還有刁橫耍賴的，找個借口躺在地上要死要活；多數卻是聽天由命，無論如何擺布，都會機械地照著去做。相反，那些多年前就被鬥爭得死去活來的地主們，也被要求跪下等等，被我們看過去，總有些全然不同的氣質。
童年時期為我留下許多終身無法釋懷的記憶，其中又以“地主婆”為最深刻。在我心裏還來不及建立優雅與高貴的概念的時期，這些被孩子們稱之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經低得不能再低了，就連牙牙學舌的乳牙小兒也敢跟在身後，一聲聲地叫罵。奇怪的是，隻要“地主婆”們一回頭，孩子們就會望風而逃。“地主婆”們什麽動作也不做，就算開口，也隻能輕輕地說：你們這些細伢兒！那時候，我們家借住的地方就住著這樣一戶被稱為“地主”的人家。在那種時期，那樣的人家絕對沒有政治地位。奇怪的是，我一直對他們一家有著深深的敬畏。這種敬畏並非來自小學課文上偷辣椒的老地主將少年劉文學活活掐死。那戶人家住著兩間搭建在別人家牆邊的茅屋，一家四口，沒有一件完好的衣服。多年以後我才明白，童年時的那種敬畏，源於那戶人家的大人小孩，衣服破得再厲害，那上麵的每一個補丁都是整整齊齊的。還有他們仿佛總也弄不髒的手腳與臉龐，總也潔白得沒有丁點牙垢的口齒，大人小孩總將一塊洗淨的舊布疊得方方正正裝在荷包裏，作為清潔自己的手帕，如此等等，在不經意間抒發他人不可剝奪的精神力量。
多年之後，我在寫作長篇小說《聖天門口》時，書中一位主要人物深陷滅頂之災，如何讓他從小說中得到解脫，成了事關曆史與藝術的啟承轉合的一處關鍵。在某個寫作的日子，這種早早出現的提心吊膽，終於通過電腦的鍵盤與內心設定的重大問題相遇了。奇妙的是，表現這種相遇的文字竟然如此流暢，丁點的結巴也沒有。明明是在書寫一場革命者的悲劇，我所體會到的卻是一種深刻歡樂：小說中，那位主持黨內肅反運動的歐陽大姐，從不會因為私情而放過哪怕細小如螞蟻的生命。但是，那位名叫董重裏的男人，在麵對最嚴酷的審訊時，還能從容地掏出一塊洗得白的手帕，將自己輕輕地清潔了一下。以革命為終身職業的歐陽大姐悄然在心裏開啟了一扇小小窗口，讓清風一樣的瀕死者得以生還。為何要這樣寫，我來不及細想，直到小說終篇了，空閑下來我才明白，是童年的那些小事一直深藏在自己的潛意識裏，並且深刻地影響著自己精神世界的拓展。我不認為，僅此這一點就可以升華一代人的精神控製，我要強調的是，人人心裏都存有一個“聖”的角落。這樣的角落正是人性的啟蒙。如果麵對的是鄉村，那也就是鄉村的一種啟蒙。
二〇〇四年曾經有兩條新聞讓人怦然心動。
第一條是新華社武漢六月十三日電：《溫總理給湖北農民吃定心丸，中央說話算數，農民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護》，說的是溫家寶近日考察湖北時的情況。從六月八日和九日，溫家寶以他一貫的方式，先後臨時停車走進老河口市洪山嘴太山廟村、十堰市鄖縣城關鎮堰河村、枝江市安福寺鎮桑樹河村、荊州市八嶺山鎮朱家嶺村，具體了解到農民王轉運一畝地交了六十多塊的稅，比去年減了四十多塊。而村民王建林則直率地說：“一號文件讓老百姓最高興。農業稅不交或少交，種糧還給補貼，把幾千年來的事給翻過來了。”更有村民曾祥華如實相告：
這一帶的地，一畝地打五六次滅蟲藥都不起作用，不曉得是藥不好，還是不對路。溫家寶深切關注的農村合作醫療，剛剛開始試點工作，國家拿十塊，地方拿十塊，老百姓拿十塊，搞大病統籌。溫家寶因此說了如下幾番話：“稅還會減下去。今年減三個點，明年還減，五年內要全部減完。”“看來我們要加快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讓更多的農民看得起病。”“製定糧食最低收購價。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鼓勵農民種糧。國家還拿出錢來修路、修水渠、修沼氣，采取措施降低農資價格，為農民找好處，謀實惠。”“我還要告訴大家，中央說話算數，農民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護。”
第二條來源於六月十五日的《長江日報》：湖北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農村教育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要求，加快農村教育改革與發展步伐。要在二〇〇五年底消除農村校舍D級危房，把“普九”債務鎖定並分解到縣鄉兩級政府，保證進城務工農民子女入學。武漢市將於今秋進行“兩免一補”（免書費、雜費，補助生活費）試點，並爭取於二〇〇六年在農村義務教育全麵推行。
歸納起來，重要之處在於第二條消息最後所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在電視電話會議上說，要帶著對農民的深厚感情搞好農業教育工作。沒有對農民的深厚感情，也就很難理解村民王建林為什麽會說，把幾千年的事給翻過來了。
正是那幾天，有朋友送我一本他所著的關於長江三峽的散文集，信手翻開，立即就被一段文字所打動：成了移民的一位母親，臨行前三番五次挪不動腳，點一炷香插在已成廢墟的故土上，長跪不起，淚流不止。當一位年輕的移民局官員在背後罵她老封建時，作為父母官的縣委書記為自己的下屬如此不了解中國農民，如此對中國農民沒有感情而深感震驚。
十幾年前，我寫過一部《鳳凰琴》，追問的作為是鄉村教師的這一類人，曆史與現實如何評價他們的生命意義與生存價值？十幾年後，《鳳凰琴》中的人生困境反而有更加危重的趨勢。二○○五年教師節的第二天，我去中南醫院看生病住院的朋友。一般時候住院部總是格外安靜，但在那一天，我所見到的情境有些反常：朋友所住病房外麵的走廊裏，聚集了許多內心有著巨大壓力卻不得不沉默不語的男男女女。悄然問過之後才得知：正是作為教師節的昨天，來自那座著名將軍縣的幾位鄉村代課教師，因為一些可想而知的普遍問題得不到解決，集體到省政府門外服毒自殺。被各種導線和導管纏繞的那批鄉村生命，躺在病**的模樣無法不讓人動情。
在經曆了太多的感情波瀾之後，我卻發現，感情隻能作為一種動力，而無法成為一種諾言和保證。當社會整體出現麻木不仁時，強調感情是必要的。然而，從長久來看，真正能保護鄉村整體利益的反而是理智。
如今的父親已經年事甚高了，除了自己的養老金外，別的事情早已經高高掛起。當然，不是他自己的放棄。相反，他一直在試圖對上及嫦娥探月衛星，下至陝西省鎮坪縣鄉村獵人周正龍所拍攝的野生華南虎照片，還有鄂西野三關鐵路隧洞塌方，正巧砸中一輛過路客車等各類社會事務發出聲音。二○○八年大年初一，一家人坐在院子裏享受冬日陽光時，基本失聰和失明的父親甚至將他的二女婿叫到身邊，突如其來地問他，陳水扁最近又在台灣鬧什麽事了？解放台灣的這一仗打得起來不？引得他的下輩們一齊發出這個春節最為快樂的笑聲。時光讓父輩們放棄的恰恰是他們一直不想放棄的社會。
社會的快速變革讓父親這一代人即使是思考自己所創造的曆史，也達不到當下所需要的深度：為什麽鄉村當年被稱為人民公社，而不直接叫農民公社？如今卻要在種種行政管治機構之外允許再成立一個村民自治委員會，而不直接叫人民自治委員會？
在被稱為人民公社時，所謂農民這樣一類鄉村中人，在法律製度上與別的人群類別還是平等的。那個階段，起碼在政治文化上是將鄉村中人，當作普天之下各類人等中平等的一種，並且有著同樣不可鄙視與低看的文化形象和政治權利。甚至特意冠以人民二字，來強調這種在最近距離管治鄉村的政治公社的性質。那時候政府的政治傾向是均等的。鄉村的水利建設、道路交通工程和教育體係，在那個階段裏，與城市的堤防、馬路和學校工程一樣，統統歸由政府投資。後來發生的變化同樣一清二楚。政府對城市公共設施建設的投入越來越大，城市中人也開始享受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通行的社會保障和福利製度，優勢的教育資源也快速地集中到城市。在鄉村，過去有的現在沒有了，過去沒有的現在更加沒有。命脈一樣的道路須得集資修建，命脈一樣的河流須得集資防護，命脈一樣的教育需要集資興辦，那些掐著鄉村命脈的疾病與衰老，更是成為仿佛是專門針對鄉村的懲罰。
有著鮮明政治目的管治官員是最早的清醒者，所以才從政治與文化的雙重取向上，提出村民自治委員會之夢想。雖然是夢想，卻也表明了一種真實，即是當今的鄉鎮一級政府，已經將當年人民公社的烏托邦一掃而光，還原了任何政府都是既以管治為手段，又以管治為目的的道德真相和政治真相。叫村民而不叫人民，也不再僅是稱謂的差別，而是在政治上承認，身在鄉村的人民，正在受到有理無處說、有冤無處申的某種壓製。應該坦率地說明，為身在鄉村的人民專門法定一個委員會，是要對抗那些既來自內部，也來自外部種種針對鄉村人民的醜行。
然而，這類所謂的村民委員會，又能在實際上做些什麽呢？
譬如它將麵對的法律：在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分配比例上，每九十六萬農村人口才能選舉一名代表，而每二十六萬城鎮人口就能選舉一名代表，前者是後者的近四倍。如此分配政治資源的規定直接違反《憲法》第三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它的法源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第十四條，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如果有如果的話，隻需將其中比例取消，還農村人口與其他任何特定人口同等的政治尊嚴，鄉村的諸多問題，又何必需要用感情來維係！用良心憂鬱，用靈魂傷感：鄉村隻剩下四分之一尊嚴，鄉村隻剩下四分之一情感，以選舉權為最基本的意識形態資源，在製度的規定下，一切都會以四分之一為限度，所以才有本是普照大地的陽光雨露也隻會給鄉村以四分之一。
與一切城市相同，風情萬種的黃州，不隻用浪漫的詩詞歌賦送大江東去，那詭譎的政經軍事真個是浪淘盡千古風流。籠罩在曆史煙塵下日常歲月的黃州，一直在扮演著鄂東政治風向策源地的真實角色。有錢人家過年時，請一條龍燈來家門口戲耍祈福，普通的便無事，若是特殊了，譬如龍燈大到須有二三十人才能玩得動，譬如在家門口開了二三十桌流水席，用不著刻意傳信，隨隨便便地就會在當晚引起黃州城內從不缺少的強力機製的警覺。
挪到大水井那地方，情況就不同了，不要說自家的龍燈想玩多大就能玩多大，那幾十裏山山水水之域，百把幾十條大小龍燈都來朝拜，也不過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鄉風習俗。往附近的落水洞中投入一節漂流得最為快速的楠竹，順著清江急流匯入長江，沒有一個月到不了漢口碼頭。若有快馬，又能像七八月間的洪水**沒有攔阻，到達最近的政經中心宜昌或荊州，也得七八十來天。然而，對於大水井這樣蒼茫的鄉村，宜昌、荊州那等規模的城市根本無力作出最低限度的幹涉行動。
在如此鄉村去處，修建有九十九間房舍的大宅，不事聲張地成為地方王者，是曆史與現實的一種合謀。這類王者，自然要成為鄉村利益的守護人而非其他。畢竟鄉村是他們能夠成為王者的社會基礎。所以，對外來勢力進行亦明亦暗的抵禦，就成了他們天然使命。那麽，後來出現這類階層的悲劇性結局，基本上也是鄉村社會在更廣大的社會生活中整體失效的預告性寫意。
做一片雲得有使靈肉縹緲的天空，為一滴水需要讓身心**漾的池塘。是鳥，就不能沒有翅膀。是魚，就不能丟掉鰓鰭。得天佑自然，蝴蝶一定屬於花叢，柳絮一定屬於清風。有智者承前愚人啟後：任何社會都不能失去自身的中堅力量。以普遍規律來認知，那些在經濟上貧困、文化上膚淺的階層，斷無主導曆史進程的可能，也難以對自身利益得失的可能性進行及時監護。
失去中堅力量的鄉村，一如大別山中那些將堤破了，不再設防的季節性河流。秋冬枯水，行車走路確實方便許多。不到桃花汛起，不到山洪暴漲，像炊煙嫋嫋的日子裏，即使是有心想到了，也懶得去著急。一年去了，一年又來，被歲月打磨成了隨方就圓的鄉村性子，隻會在濁浪滔滔撲進家園的時節才冷不丁地作一下改變。有鑼的人家提著鑼，沒有鑼的人家便使勁地敲擊女人陪嫁帶來的銅臉盆，任何響器都沒有的人家，就隻好扯著嗓門呼天喊地：大水來了！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大水來了，再洶也要阻擋。安身立命之所，哪能一點事情不做就言放棄！失了堤防，丟了中堅，身邊之物能夠應急的唯有家中的門板與方桌，將它們抬出來橫在洪流中，隻能稍許減緩一些衝擊，心理上卻是少不得的。
在資本積累原始之際，何止城市，鄉村裏同樣也在實踐著能一百倍時決不九十九倍地變本加厲。隻要有可能，任何人都會不擇手段力圖在最短時間裏，獲取最大的利潤與利益。新興的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不會鄉村文化與文明的群體，甚至根本就是那種鄉村中堅階層消失後，才有可能橫行鄉裏的痞氣十足者。在政治管治與鄉村利益之間，他們不僅沒有起著調和與過渡作用，更多時候，反而是在扮演兩方麵的為虎作倀者：當管治者勢力強大時，他們會目光短淺毫不留情地拋棄鄉村。等到鄉村人民怒不可遏了，他們又調過頭來，期望在推波助瀾中同樣謀取暴利。對他們來說，暴利不僅指金錢，更是處在原始期的新型社會的意識形態資源。
在人倫道德中顯出一派溫情脈脈的鄉土，不需要任何過渡，說變就變了，甚至使他人聞之色變。二〇〇四年年初，弟弟租了一輛桑塔納轎車送母親來武漢，在同濟醫院做一個最終花費一萬三千元的手術。司機是比我早半年進同一家工廠的工友。
他聽說了手術的預計花費後，不停地搖頭，不要說在農村，就是在縣城裏，起碼有百分之八十人家不會花錢做這樣的手術。在我離開工廠後不久，工友也到一座水電站當負責人。再後來，縣裏將所有水電站全部賣給了私人，工友就買了一輛二手桑塔納轎車，專門跑長途出租。縣裏的經濟情況每況愈下，一些單位沒錢養車了，改為有事租車，所以工友的收入還算不錯，甚至弟弟也數次動了買台車跑出租的念頭。
我們從縣裏賣水電站的事，慢慢聊到一個農民。
那位農民養著一頭不到兩歲的小牛。被賣給私人的水電站有輸電線路從他家附近經過。天曉得為什麽，那根電線杆突然倒下來，低垂的電線正好落在沒戴籠頭沒穿鼻繩自由牧草的小牛身上。被農民寄予厚望的小牛，當即被強大的電流擊倒在地，抽搐一陣後，就不再動彈了。農民氣憤地跑去交涉，有錢買下水電站的當老板的男人強硬地表示，小牛將電線杆弄倒是咎由自取。
走進鄉村，充耳所聞的是林濤吹響，流水動靜，心裏向著天籟，偏偏那一陣陣從某個角落裏冒出來的雞鳴狗吠，總是使人不得不回過神來。下一步，當眼際裏出現一頭頭無人幹涉的牛，事關鄉村的印象就會格外刻骨銘心。這樣的牛在任何季節裏都能見到，那根偶爾被人牽在手裏的長長鼻繩，一道接一道交叉繞在牛角上，黃牛的牴角相對較短較直，水牛的牴角一定很長並且反轉成為女人懷抱嬰兒一般的臂彎。春來夏到，鄉土之中到處都是碧綠的，耕牛們信步牧草時，一個人緊趕慢趕將要做的事做完，將要走的路走完，回轉來再看，它們幾乎還在原地。地上嫩草很豐盛，用不了多大一塊就能將老牛喂得很飽。之後的秋天與冬天，放牧的牛就會辛苦許多，流水清清的河灘裏，草也是要枯萎的。山坡則更加甚之。這時候的牛，變得更加自由自在，它會一口氣走完一條小河，或者漫不經心地翻越幾座小山，總之是要不負主人的美意，將瘦癟了的肚子喂得圓圓的。這樣的情形在農活最忙時，也會一如既往。人累了要歇一歇，牛累了同樣要歇一歇。一頭牛身上癢癢了，就近找棵樹，或者找根電線杆靠上使勁摩擦，無論是樹還是電線杆，隻要不夠粗壯，就會被力大無比的牛們摩擦得地動山搖。
工友在這個故事的最後，加上了自己的感歎：無奈呀！後來我一直在品，這語音所要表示的還可以是：無賴呀！作為前者的理解，也是真實：鄉村諸事越來越無奈了。作為後者的理解，同樣真切：鄉村中人越是無賴越能當道。鄉村中此類痛感深深的社會啟蒙，發生時我還很小。
一九六七年夏天，當售貨員的母親被調動到另一所供銷社，我們不得不又一次搬家。新地方有兩眼著名的溫泉。新的租住屋位於從溫泉裏流出來的永遠是熱氣騰騰的溪水旁邊，我們的夢裏都在彌漫著濃濃的硫黃氣味。新房東家境很好，租借給我家的房屋也是完整的，牆壁上沒有可以透過星星和月亮的巨大裂縫，外麵也沒有一端頂在牆上、一頭撐在地上的防止牆壁倒塌的木柱子。那些從小喝溫水長大的孩子，滿嘴牙齒早早枯黃的樣子，也讓我們喜歡。
母親還在繼續做一名普通的售貨員。那些年，物資極度匱乏，日用商品幾乎都要票證。想來房東家之所以接納了我們為房客，自然是希望通過母親買一些緊俏商品。那些要求其實也很可憐，無非是買一斤紅糖、冰糖或者半斤豬肉、豬油，再就是買牙膏時能得到中華牌或者白玉牌的。母親的地位決定她無法對別人有求必應，包括我家的新房東。新房東曾經是當地的大隊幹部，因為犯有經濟錯誤而遭罷免。母親後來生氣時，曾經說過，新房東若不是犯經濟錯誤，哪能蓋起如此氣派的大房子。新房東家的房子很大，又是獨立地建築在供銷社、衛生院和作為當地最高政府機構的人民公社中間。很顯然，這樣做是犯了忌諱，這也是沒辦法的事，那個時期，有太多與之相同者，沒來得及修養出作為鄉村中堅分子斷斷不可或缺的韜光養晦。下台之後的新房東，長年推著一輛俗稱線車的獨輪車，給附近的一家棉織廠運送貨物。在當時，這類每天都有現金收入的好事情也不是老實巴交的人所能謀得的。
房東租給我們家一間半房。所謂半間是在一間大屋正中壘上一堵半高的牆，那邊住著房東家剛剛有女孩子上門定親的兒子。開始時，我們經常隔著半高的牆說著各種各樣的話。有一天，房東的兒子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頭黃牛。一家人裏隻有爺爺沒有對越來越濃烈的牛糞味公開抱怨過。母親最先意識到，房東家是在故意這麽做。母親無權，不敢將一匹布賣到最後時剩下來不足尺寸的零頭自行做主便宜賣了。供銷社有規定，這類布匹零頭必須集中起來，到月底盤存時，由相關負責人決定如何賣和賣給誰。房東家多次在母親麵前表示，想用這樣的零頭花布，為小女兒做件花襯衣。母親總也不變的解釋讓房東生氣了。事實上，房東家翻臉也是有道理的：那些賣剩下的各色布匹零頭，向來是內部處理給各種關係特別的人。享有這種好處的人，經濟上的所得十分有限，重要的是口碑，是能夠使人另眼相看的鄉村政治資本。就像後來，誰能從供銷社弄到兩隻日本進口尿素包裝袋，縫一條褲子穿在身上四處招搖，同樣是鄉村中一種莫大的榮耀。
那一陣，說是苦苦支撐一點也不誇張。上學的路，有四五裏遠。每天背著書包離開家或者學校後，頭上就會籠罩著暴力陰影。房東的兒子，指使一群附近垸裏的孩子，其中一個姓錢的少年，隻要碰上了，不管在哪裏，一定要走到我麵前，狠狠地表示，他一定要打我一頓。姓錢的少年，是現任的大隊幹部的兒子。因為父親的緣故，姓錢的少年在當地威風十足，一天到晚都被別的少年簇擁著。他有兩把彈弓，還有一把用子彈殼做的土手槍，添上從鞭炮裏掏出來的火藥後，可以發射削尖了的木楔子。他所說的打，就是用這兩樣東西。姓錢的少年，說到做到，他連我母親都不怕，故意在供銷社門前，將沒有裝石子的彈弓拉得滿滿的射擊我。再就是用土手槍了，有一次，趁著我們正在供銷社門前玩得高興，姓錢的少年不知從哪裏鑽出來，衝著我們頭頂上的天空轟地開了一“槍”。平靜下來後我才猜測，他終歸還是不敢往槍膛裏填上木楔子。每一次事發之後，姓錢的少年與身邊的夥伴，總是用放肆的大笑來對抗母親的斥責。在餘下的半個學期中，我總在提心吊膽，星期天上山砍柴，從他們家附近路過，會不由自主地大汗淋漓。熬過一九六七年冬季，我們如釋重負地告別還沒有喜歡夠的溫泉，舉家搬到別處。幾年後，我進了工廠當工人，再碰到姓錢的，他已經成年了，在縣城的另一家工廠當工人。因為工廠間的文藝會演而經常見麵，我們沒有敘過一次舊。不過，看上去他總是麵帶微笑，比從前斯文多了。在廠部公布的先進生產者名單裏，年年都會出現他的名字。偶爾再去溫泉那地方，曾經住過的那一片房屋全拆了，新蓋了一座頗具規模的繅絲廠。房東家的兒子據說當過兵，又回來了。他家的大房子卻是一點痕跡也找不著。
人讓鬼打了，是不能計較的，更別說報複。要報複鬼，除非自己先死，那是多麽劃不來呀！
一九六八年的夏末秋初，我再次轉學就讀的中心小學終因文化革命而徹底停課了。一群十二歲上下的孩子不時地到學校附近一帶轉一轉，這當中就有我。到學校去的動機有各種各樣，隻有兩點上是相同的：找書，遊泳。在宣布不定期放假之前，學校的圖書室就被形形色色的人洗劫一空，我們沒有找到一本書，隻在一處塵土飛揚的閣樓上，找到一隻已被人摳去莫斯科和華盛頓兩處地名的地球儀，和一隻必須不停地打氣才能使用的籃球。學校附近有一口水塘，那是上體育課時，體育老師領著我們學遊泳的地方。從學校出來，我們很自然地選擇了去那水塘裏遊泳。我的遊泳技能與體育老師的教授毫無關係，隻符合當年的偉人毛澤東所宣揚的：遊泳池裏學不會遊泳，要到大風大浪去鍛煉。為了這樣的鍛煉，我肯定挨過母親十次以上體罰。那一天，我在同夥中出類拔萃的遊泳本領，終於給我帶來更大的痛苦。因為在水塘中逞能，我得罪了生產隊長的兒子，他將水裏的無可奈何，轉移到岸上，一把抱住我，重重地摔向地麵，然後雙手掐住我的脖子，直到我兩眼翻白。說我兩眼翻白的是一起去遊泳的其他少年。他們嚇得驚叫起來，生產隊長的兒子才鬆手。我不記得這些，我隻記得自己從地上爬起來，坐在潮濕中長久地發呆。我的那副模樣讓在場的少年都不敢離開，直到有人發現我的母親手裏拿著一根棍子，順著通往水塘的小路快步走來，大家才一哄而散。剩下我硬著頭皮順著田埂走向母親。
母親一如既往地體罰了我。在我長大後，從母親身邊一次次離開，而後又一次次地回到母親身邊時，母親總是愧疚地說，小時候就我挨打最多。我則更為愧疚地表示，那時不懂事，太讓母親操心了。少年時節，母親一直讓我聞風喪膽。處於成長的年紀，我總也分不清她所強調的那些道理中的是非對錯。每當我將相同的錯誤一犯再犯時，母親的憤怒是真的，母親手裏棍棒也是真的，看上去呼呼作響的杖責多半不是真的。我的恐懼是真的，我的懊喪是真的，所出現的肌膚之痛卻是從膽怯中誇張出來的。在我後來的閱讀中，這類雷聲大雨點小的杖責隻要一出現，譬如《紅樓夢》中賈政狠揍賈寶玉時，賈府裏其他人的說法想法等，就會讓我會心一笑。當年紀逐步積累到四十歲以後，這樣的情節就不再讓我笑了，隻要一想到母親當年那恨鐵不成鋼的模樣，心裏就格外酸楚，恨不得立即匍匐在母親麵前，讓她放開手腳痛快淋漓地將兒子杖責一場。
所謂幹部子弟，是被鄉村少年欺負的一群，除非自閉地躲在家中，斷絕與外界的交往。所謂少年神似小貓小狗，即使是天天被大貓抓、大狗咬，也還是要與其攪和在一起。那些事，母親不是不曉得，多數時候母親曉得了，也隻能發一聲長歎，而不可能找上別人家門。
在非常時期，有資格橫刀立馬將鄉村印把子抓在手中的人，必須具備文能巧言善辯、武敢行蠻耍橫的本事。掐我脖子的少年，父親是有名的老隊長。因各種原因派下來的工作組，每來一次就會將其撤換一次。工作組一離開，隊長又會官複原職。隊長家的公子———當地人喜歡如此稱呼小小年紀就會掐人脖子的少年。奇怪的是，對於我，當地人從未叫過一聲：區長的公子。在鄉村的視野裏，像我們這樣操外地口音的人家，其地位總是很古怪的。相反，對隊長家的公子，他們卻一直沒有間斷地預估，說將來一定會子承父業，也能當上隊長的。不久前，在武昌一家名為老房子的酒店，與一幫小學同學相聚。席間有人提起“隊長家的公子”。據說，他還真的當了隊長，並且一直在當，隻不過現在的稱謂不同，職務上卻是類似。從前的少年，曾經丟下隊長不當，跑出來打工，一旦發現外麵的世界並不屬於他，便又回鄉。隻要他在家，隊長一類的最為直接麵對鄉村的管治小吏就非此君莫屬。用小時候大人們愛說的話來表示，這家人太狠，他們不當隊長，就沒有人敢當隊長了。
在鄉村中，這樣說人狠時，重要的是在表示，惹不起。最惹不起的“狠人”就是種種無賴了。
當時的鄉村讓我們極為無奈，多少年後回頭去看，所有不好的感覺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慶幸。在鄉村的環境中成長，哪怕不做任何事情，憑著時空的發展，也比陷入無奈和無賴的迷魂之中更加有效。關鍵不是當時自己是否取得了優勢，而是後來的命運和人生，那才是一輩子的事。在鄉村，熟用無賴與野蠻，可以輕而易舉地取得了眼前利益。如果以此作為最佳途徑來展現自身價值，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到頭來就會出現致命損傷。損傷之痛波及的還是無辜的鄉村。
在母親的病床前聽工友談話，我心裏就在不斷地閃現，那位買了水電站的人，會不會是當年掐我脖子的、或者是當年打我弟弟耳光的、再不就是拿著彈弓與土手槍指向我的少年？這不是憑空猜測，而是完全有可能的。經過土改後的鄉村舞台上，富裕階層消失了，斯文的讀書人消失了，甚至老老實實勤扒苦做的農民也見不著了，浮現在各種事務之上的幾乎都是眼前利益的投機者。其景象宛如田野間旋風突起時，舞動得最誇張的總是一些最無用的東西。
有一個十分緊要的問題：在我們的文化傳說中，日常當中的鳥類，為何獨獨隻有喜鵲是那樣的招人喜愛？二〇〇五年春天，一對野斑鳩，飛到我在東湖邊家中的窗台安營紮寨。每天隔著一道玻璃與它們打照麵，免不了也會進到我的想象中。越來越被人當作俗物的鄉村，本質上決非俗物，隻是因為社會的境界低俗了，時代的審美低俗了。鄉村的精髓本是處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上，沒有人能獨占，也沒有人能夠真正予以摧毀。就像那種與斑鳩迥然不同的喜鵲。鄉村的模樣，恰如喜鵲的模樣。鄉村的聲音，也恰如喜鵲的聲音。無論是獨立枝頭，還是穿越雲天，喜鵲是從容的，安詳的，優雅的，高貴的，哪怕摧毀就要發生，也還是有尊嚴的。斑鳩們除了正好相反的品行外，還有一些習慣讓人生厭：鬼頭鬼腦，從不正眼看人，永遠有事沒事地故弄玄虛，好好地也要猛地一拍翅膀，發出驚心動魄的音響，不曉得的還以為真有驚怵懸念發生，定下神來去看，賣那麽大的關子，根本不是要一飛衝天，往往隻是躥出百步之遙。
這些事物的深處萌動著關於鄉村的認知。什麽是鄉村的中堅力量？什麽是鄉村的穩定因素？正像我們所看到的，是斑鳩的，還是喜鵲的？
在城市的某個夜晚，與幾個頗談得來的朋友憑著東湖邊一處酒吧的臨水欄杆，靜坐在夜風裏。這酒吧有些年頭了，十年前，八年前，五年前，大約是這樣分期的，先前的主人堅持不了，經過一次次轉賣，才變成重溫鄉野歸還自然的主題，於是人氣就旺得不得了。有湖水，有泥塘，有荷香，有清露，分明是從附近高樓刮過來的風，吹在肌膚上的感覺就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