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抗戰爆發後文化精英在流亡
1937年夏天，川南的氣候異常，早晨太陽一露臉，氣溫立馬就像燃燒的火苗一樣，直往上燃升。
7月8日，這天的天氣太熱了，羅南陔先生早早地起床了，像往日那樣穿上短衣短褲，到江邊晨練，散步歇涼。他順著李莊碼頭的石階，邊走邊甩手臂，一階一階地邁向鎮街。
羅南陔大約50開外，在李莊是一個有勢力有高度，財大氣粗、眼界開闊的人物。據說他當時上通國府，下達黑白兩道，絕對是個響當當的人物。他身為袍哥又是民國李莊區黨部書記，而且，與共產黨人有著頗深的交情。其中，他家就有5人是共產黨員。
“賣報——賣報——《金岷日報》號外，日軍進攻盧溝橋，全國抗日戰爭打響……”
羅南陔聽見報童的叫賣聲，頓時，他的渾身血液，像剛在長江邊看見滾滾江水那樣，奔騰激**。
“我買一張。”羅南陔從報童手中搶過一張《金岷日報》，抖開一看，頭版頭條上出現《日軍進攻盧溝橋》的赫然標題。他看著標題上這7個大字，像7發子彈，射中他的眼睛，頓感頭暈目眩，一頭栽倒。
正好，張官周也路過此地。張看見有人倒地，就上前一看：“羅書記，你是咋回事？”
羅南陔時任民國黨李莊區黨部書記，張官周任李莊區代理區長。羅被張的喊聲拉回清醒。羅把抓在手中的《金岷日報》遞給張。張官周看報——
1937年7月7日夜10時，駐豐台日軍河邊旅團，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由中隊長清水節郎率領，在盧溝橋以北地區舉行以攻取盧溝橋為假想目標的軍事演習。11時許，日軍詭稱演習時一個士兵離隊失蹤，要求進城搜查。在遭到中國駐軍第29軍第37師219團、團長吉星文的嚴詞拒絕後，日軍迅即包圍宛平縣城……
隨後，日軍以大炮轟擊宛平城及其附近一帶，城內居民傷亡頗多，團長吉星文負傷，就將城內居民向城外比較安全地帶疏散。戰事由此擴大到八寶山、長辛店、廊坊、楊村等處。第29軍各部分散於各處應敵。日軍出動飛機在各處偵察掃射，戰事時斷時續。
盧溝橋事變揭開了全國抗日戰爭的序幕。
抗日烽火，雖然沒有燃燒到李莊。但生活在這座後方小鎮的人，將會發生什麽狀況，誰也無法預料。
羅南陔自然懂得居安思危，自然關注全國的抗戰局勢，並積極組織抗戰宣傳活動。他們在李莊很快就建立起一支抗日宣傳隊伍，經常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同時，還經常組織李莊學校師生排演《還我河山》等抗戰劇目，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舉辦讀書演講會，張貼抗日標語……
1937年8月，淞滬大戰失利。
同年11月，日寇逼近南京。
11月20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的國防最高會議上，發表了《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確定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並發布遷都宣言。
1937年12月1日，國民政府在重慶正式辦公。從此，重慶成為戰時首都。1940年，國民政府正式以重慶為陪都。
這個時期，日軍的飛機大炮，讓華夏大地瑟瑟發抖。國難當頭，內外交困，兵荒馬亂，危機四伏。那是一個英雄角逐的時代，文人學者們卻顯得難以為繼。為了躲避侵略者的攻擊，保存國家的文脈，不少重要學術機關和高等學府，紛紛不遠萬裏，開始了漫長的“西遷”。
當時，在戰區的許多大學、科研機構紛紛尋找地點，準備搬遷到昆明、四川、重慶等大後方，尋覓一個安靜的地方辦學讀書、進行科學研究、著書立說。
民國政府，也向四川等地致函，要求積極接納有關大學、科研機構遷移四川，提供幫助支持。
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兼曆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等人心急如焚。他們正在醞釀把中央研究院所屬的史語所、社科所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機構，向抗戰大後方轉移。
中央研究院，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隸屬國民政府，是當時全國最高學術科研機構，並列於國民政府的立法、司法、行政、監察、考試等五大院。首任院長蔡元培。總辦事處在南京，設在南京的還有天文研究所、氣象研究所、自然曆史博物館、社會科學研究所、史語所；設在上海的有物理研究所、化學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地質研究所；設在北平的有心理研究所。
史語所，是各所人數最多的科研機構。他們在戰前最大成就是新材料的發現。新材料是建設新學術的物質基礎。包括從殷墟發掘的甲骨文、陶器、青銅器，從故宮接手的明清檔案，南京存放的古籍善本，以及一大批西文書籍。還有一批“民間文藝組”征集到的歌謠、雜曲、戲曲、說唱等，共8000餘本，是世界上收藏最豐富的中國通俗民間文化資料。
以梁思成為骨幹的中國營造學社成員，在抗戰期間，以現代建築學科學嚴謹的態度，對當時中國大地上的古建築，進行了大量的勘探和調查，搜集到了大量珍貴數據，其中很多數據，至今仍然有著極高的學術價值。
隨著戰事的惡化，中國部分地區淪陷了。為保存中華文化和優秀人才，國民政府作出決定，將一大批學術研究機構和高等學府，逐漸開始撤向中國後方……
抗戰初期，由於戰局十分被動，中國脆弱，而落後的交通運輸，不僅承擔著日益繁重的後勤運輸任務，各個車站碼頭還擠滿了湧向大後方的人，到處出現了流亡的人們。
那時，全國各個車站、碼頭擠滿了湧向大後方逃難的人們，其中也包括許多人文科學巨將。他們向昆明逃難，把它作為棲身之地。
在這些人群中，就有中國曆史學和語言學大師傅斯年，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李濟，中國古建築學家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
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他們一家5口人（嶽母、女兒梁再冰、兒子梁從誡），也像當年其他逃亡的人群一樣，踏上流亡未知的旅程，隨時都有麵臨死亡的威脅。
梁家人當時在國難當頭之時的逃亡經曆，就是當時中國知識界逃亡人群的一個典型縮影。
梁思成是中國近代維新變法運動，著名領袖梁啟超先生的長子。1901年出生於日本。1924年清華大學畢業後，隨後赴美國留學，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建築係碩士，繼而就讀於哈佛大學研究生院的東方藝術專業。與他同行的是一位被稱為“曠世美麗、才華絕代”的姑娘——林徽因。
林徽因在賓大美術係讀學士，後入耶魯大學戲劇學院研修舞美設計。她在詩歌、散文、戲劇方麵頗有造詣。其中，她寫的著名詩篇《你是人間四月天》，自今的人仍然在傳誦。
在外國留學學習建築的過程中，梁思成發現文明的中國建築史，竟然都是由外國人編寫的。因而，那時他就潛心學習建築學，決心今後為中國寫出首部建築史書。
梁思成是因為林徽因喜歡建築學而學建築的，因此，共同的愛好、共同的興趣、共同的事業，成就了他們的情感和一生的美好姻緣。
1928年3月，梁思成與林徽因這對戀人，終成眷屬，在加拿大渥太華的中國總領事館舉行婚禮，接著他們利用蜜月期間，按照其父梁啟超的安排，到達歐洲參觀考察了希臘、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國的著名古建築。
梁思成他們親眼看到國外的古建築受到妥善保護，許多學者在對它們進行專門的研究，而對比自己的國家，一個有著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祖先留下了如此豐富的古建築遺產，如今卻是滿目蒼涼。於是，同年8月回到祖國——北京。
梁思成一家回到北京後，居住在東城北總布胡同。他們的家樸素而高雅，生活幸福。林徽因在協和醫院生下女兒，取名再冰，意為紀念已故父親梁啟超“飲冰室”書房雅號。
這對學子夫妻，生活頗有情趣。偶爾也因為一些學術上不同觀點發生爭論，甚至爭得麵紅耳赤。他們也常因對一件藝術品、一首詩歌的評論而發生小吵，在平凡的生活中，常常上演文化氛圍的情景劇目。
說來也怪，梁思成、林徽因長期在海外生活，是喝過洋墨水，吃過洋麵包的人。然而他們鍾情的卻是中國民族的建築和藝術。婚後夫妻二人致力於建築事業，他們在山西對古建築所做的調查和實測工作，不僅對科學研究貢獻巨大，也使山西眾多埋沒在荒野的國寶級古代建築，從此開始走向世界，為世人所知。
梁思成參加了中國營造學社，這是專門從事對中國古代建築研究的學術機構，他擔任法式部主任，從此投入了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
中國營造學社，成立於1930年，創辦人是北洋政府時期的交通係大員朱啟鈐先生。朱啟鈐曾官至代理國務總理，後因為支持袁世凱複辟而飽受非議，並因此退出政壇。之後，朱啟鈐專注於中國傳統建築的研究與保護，並最終投資創辦了中國營造學社。
中國營造學社早期的經費來源，主要是中美庚子賠款基金和其他一些文化基金，於1929年開始的關於《營造法式》的係列主題講座，後來漸成氣候，從鬆散的個人的學術講座發展成有組織的學術團體。
中國營造學社，是從鬆散的個人學術講座，發展成有組織的學術團體。營造學社成立之後，以天安門內舊朝房為辦公地點，內設法式、文獻二組，分別由梁思成、劉敦楨主持，分頭研究古建築形製和史料，並開展了大規模的中國古建築的田野勘探調查工作，搜集到了大量珍貴資料和數據，其中很多數據至今仍然有著極高的學術價值。
當時，對於中國的古建築，隻有少數外國學者對它們進行過一些考察研究，而國內學者反而無力從事考察研究，甚至中國人學習自己祖先的文化遺產，都要依靠國外編著的書刊，這是多麽令人痛心的狀況啊。
因此，梁思成、林徽因開始對中國的古建築，進行大麵積、寬領域的考察研究。他們的足跡，遍及中國15個省、200多個縣，測量、攝影、研究的古建築和文物達2000餘處。
當他們看到珍貴的龍門石窟、敦煌壁畫任意被盜賣，被搶劫，千年文物流落異邦，大批古建築危立在風雨飄搖之中時，心中就像家裏的寶貝被毀遭竊的苦痛。梁思成深深感到這是一種民族的恥辱。從此，他堅定信心：中國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築，一定要寫出自己的建築史。
從1931年起，梁思成將畢生精力投入到這項事業中去。他把近代的科學方法，應用到研究中國古建築上，到處進行實地的考察調查、測繪研究。
7月7日盧溝橋一聲炮響，揭開了抗日戰爭的序幕，北京不久將被日軍占領。抗日戰爭開始時，梁思成收到日方主辦的“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邀他出席會議，他堅決不與侵略者同流合汙，堅決不當漢奸。
1937年9月，梁思成從外地考察回北京後，他們就被迫搬遷，離開北平。他帶領全家，領著中國營造學社倉促上路，匆匆離開了北平，同行的還有好友金嶽霖和清華的另外兩個教授，開始了長達九年的逃難生活。他們曆經千辛萬苦，長途跋涉，尋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學習研究。
他們首先從北平到了天津，再從天津坐船去青島。在青島下船後，梁思成看見了中國警察，非常興奮。他上前緊緊擁抱了那位中國警察。因為在北平天津時，看到的滿街都是穿黃衣裳的日本皇軍，日本人荷槍實彈，讓人害怕。於是，在青島短暫停留之後，他們就由北向南奔走。
他們來到了長沙。長沙是楚文明和湘楚文化的發源地之一，深厚的楚文化以及湖湘文化底蘊，有著3000多年的曆史。長沙有“山水洲城”之美譽，曆史上湧現出眾多名人，留下眾多的曆史文化遺跡。
可眼下的這座千年古城，在戰亂的驟然膨脹中，到處擁塞不堪，混亂無序。梁思成、林徽因他們沒有來得及去觀賞城市的風情，卻每天聽到的是空襲警報聲，看見的是天空中日軍飛機狂飛亂炸。
梁思成、林徽因在長沙時，臨時住宅是三間房子。當時他們家有5人。那天，兩個孩子都有病躺在**。
日本飛機又來猝然臨空，向長沙市投下了炸彈。由於當局疏忽，沒有發現敵機，就沒有發出防空警報。日機突然轟炸，讓人驚惶萬分，無數人在奔跑，衝向防空洞或地下室裏避難。
當時，他們看到敵機扔下兩顆炸彈，炸彈爆響的轟鳴聲，嚇得他們驚慌失措。梁思成、林徽因一人抱著一個孩子，衝出家門，衝下樓梯時，他們的房子就被炸垮了。
出於奇特的本能，他們兩個一人抓起一個孩子，剛跑出家門，又一枚炸彈落在他們前麵十多米處的地方。林徽因抱著兒子原地臥倒。她眼看住的房子開始裂開，那些玻璃的門窗啦、鏡框啦、房頂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來，像雨點般地落到他們身上。
梁思成大喊一聲：“徽因，站起來，我們衝出去！”他抱著女兒，領著嶽母，妻子緊跟在他們身後，從旁門衝了出去，衝到了黑煙嗆人的街上。
當他們向防空洞跑去的路上，看見另一架敵轟炸機正在下降，又要投彈了。梁思成大喊臥倒！他們停止奔跑，全部原地臥倒。心想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就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著受罪。
敵機投下了一顆炸彈，落在他們臥倒的街頭，離他們大約隻有10多米遠。這枚炸彈是一顆啞彈，沒有爆炸。梁家人才幸免於難，險象環生。
敵機一輪轟炸之後，飛回了日本鬼子的老巢。梁思成帶著家人，回到住處時，看到的是一片被炸後的狼煙廢墟。他們悲苦的眼淚，像炸碎的瓦礫，灑落一地。
家沒有了，被敵機炸毀了。他們隻能悲傷地從廢墟瓦礫中，用雙手掏出自家的一些東西，然後，暫時借住在朋友的家裏。
1937年12月，梁思成帶著家人，跟隨一批逃難的人，傷心地離開長沙，乘長途汽車去昆明。他們到了湖南鄰近貴州的小城晃縣，旅程突然中止。他們被攔下告知：所有向前走的大汽車都要被軍方征用，一般乘客隻能留下，無限期地苦等。
日軍飛機經常從空中飛過，拋下罪惡的炸彈。炸彈像一張張紙鳶，在空中飄**，閃閃發光，向逃亡的人飛來。
晃縣，坐落在一條簡易公路的兩側，錯落著幾排板房鋪麵，星星點點地閃出昏暗的燭光。這裏已滯留了幾批旅客，到處人滿為患。
冬風蕭蕭，人心惶惶。梁思成帶著家人，走在泥汙的路上，想到蕭條的街上，尋找一個夜宿的地方，可到處都是人滿為患，沒有旅館可住的。
林徽因又生著病，發著高燒，渾身顫抖。她實在沒了力氣行走。梁思成終於看見路邊有一個小茶館，他們就闖了進去。
梁先生禮貌地走向茶館老板：“老板好！我們一家人落難來到這裏，實在找不到住處，想在你處夜宿一晚，幫幫忙行嗎？”
茶館老板又見來人尋找住處，打攪了他的營生，一口回絕：“我這店小，自家人都住得很緊的，你們請便吧！”
梁思成繼續央求：“我太太生病了，她實在走不動了，請你幫忙打個地鋪，我們用自己的被子，行行好吧！”
茶館老板抬頭一看，看見一個瘦弱的女人，兩頰緋紅，像是正在發燒，憐憫地說：“打個地鋪可以，但明天一早你們得走哈！”
“謝謝！我們明天一定離開，再到別的地方尋找住處。”梁思成對嶽母說，“你們就在這裏等著，我去拿夜宿被物。”
梁思成剛走出茶館，聽到從風雨聲中，傳來了一陣陣優美的小提琴聲。他感到吃驚，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還有人能拉琴。這拉琴的是什麽人？一定是有文化的人。於是，他就尋著琴聲而去，也許能找他幫上一點忙？
拉琴的人就在茶館對麵不遠處，那是一排小平房，從房門裏射出幽暗的光亮。梁思成走到平房門前，琴聲戛然而止。他驚訝地發現，拉琴的人是一個身著空軍學員製服的年輕人，裏麵還有十來雙疑問的眼睛，同時望著他。
那年月，老百姓見了穿軍裝的就躲，可是眼下，秀才真的遇上了兵！梁思成看見他們著空軍軍裝，難為情地向他們作了自我介紹：“我是中國營造學社的，我們一家人從湖南搬遷到昆明去，可到了這裏，車被軍方調用了，走不了，今晚找不到夜宿的地方。”他立即又說：“我的內弟林恒，他也是空軍杭州筧橋航校第七期的學員。”
“林恒我們認識，我們是一期的同學。”幾個青年軍人，當然知道這幾天，在晃縣留下的，都是一些大學者，知名人士。那個拉琴的人就問：“請問先生叫什麽名字？”
“梁思成。”
“你太太是林徽因？”
“你咋知道的？”
那個拉琴的年輕人立即熱情上迎：“梁先生請進屋裏坐。你們夫妻名氣大，這個我當然知道，而且，林恒曾經對我們講過的。我還知道林姐姐寫的著名詩篇《你是人間的四月天》，這首詩我還能背誦的。”於是，那個年輕人張口就背誦——
我說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笑響點亮了四麵風；輕靈
在春的光豔中交舞著變。
你是四月早天裏的雲煙，
黃昏吹著風的軟，星子在
無意中閃，細雨點灑在花前。
那輕，那娉婷，你是，鮮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著，你是
天真，莊嚴，你是夜夜的月圓。
雪化後那片鵝黃，你像；新鮮
初放芽的綠，你是；柔嫩喜悅
水光浮動著你夢期待中的白蓮。
你是一樹一樹的花開，是燕
在梁間呢喃，——你是愛，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梁思成聽了拉琴青年背誦妻子的詩歌後，感到十分欣慰，問他叫什麽名字。
拉琴的青年軍人立即回答：“王忠實。”
“梁先生，我們跟你一起去把梁師母他們接過來，在我們這裏小住。”
落難之時遇到弟弟的同學，令梁思成感動。王忠實同另一位青年軍人，跟著梁先生走向茶館，另外的人立即騰出一個房間，為迎接他們的到來鋪床。
“徽因，你們跟我走，到他們那裏去住。他們是弟弟林恒的軍校同學。”梁思成欣喜地對妻子說。
林徽因本來全身無力。一聽說他們是弟弟的同學，立即向王忠實打聽：“林恒現在哪兒？”
“這個我們具體不知道，但知道林恒他們也在撤往昆明的路上。”
林母知道他們是兒子的戰友，在黑夜裏，老人家的眼像夜貓的眼睛那樣睜亮，打量著兒子的戰友，用冰涼的手拉著王忠實的手說：“請你們多多關照我家恒兒啊。”
王忠實說：“林伯母，我們是戰友，都會相互幫助的，請你老人家放心。請你跟我們走吧，去我們那兒住，能擋風遮雨的。”
“好好。”王忠實攙扶著林伯母，另一個扶著林徽因：“林姐姐，你寫的詩好美，我們都愛讀，能認識你，我十分榮幸。”
林徽因隻是向這位熱心的年輕人點頭，但她一直沒有氣力說話。
梁家人跟著王忠實他們，走進了那排平房裏。
那些年輕人熱情地幫他們鋪好床鋪，還拿出了軍用幹糧給他們充饑。這一夜，林徽因因急性肺炎高燒40度，一進門就躺在簡易的床鋪上，昏迷不醒了。
第二天，住在這裏的20來個年輕軍人同梁思成、林徽因聊天。知道他們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縣已幾天了。
經過聊天，他們其中好幾人，包括拉提琴的王忠實，都是梁思成的同鄉。他們從此結下了友誼，這是後話。
兩個星期後，林徽因終於退燒了，他們趕上一輛開往昆明的小公共汽車。
坐上長途汽車，汽車在蜿蜒盤山公路上，普普普普一路像蝸牛爬行。一天隻能走100多公裏。
梁思成、林徽因他們一家人，坐在車上，白天還能看看山景，望望田野，還比較能打發時光。晚上，汽車無法在黑夜裏前行。車就停靠在荒山野林的簡易公路上。
人也隻能夜宿在車上。梁思成他們就打開被子褥子等物品，用於抵擋夜裏的風寒。但每天早上醒來後，又要收拾整理行囊，用油布包好包袱，以防淋雨。
從長沙坐汽車出發時，本來計劃是十天的旅行，實際用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一路艱辛，幾經周折，1938年1月中旬，梁家人才艱難一路、踉踉蹌蹌地到達昆明。
到達昆明，梁家先後借住巡津街“止園”處。這年底，梁家所租住的房子，又被老板收回。來昆明還不到一年時間，梁家人就搬了幾次家，真是居無定所，住的不安。
為了能有一個穩定的住處，梁思成就對林徽因說：“我們實在沒有別的法子，解決一家人長時間的居住，幹脆自己動手建房。”
“好，我們本來就是學習建築專業的，自己建房，還能得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林徽因讚成丈夫的建議。
於是，梁思成、林徽因他們就在城郊附近的龍泉鎮，找到一個可以建房的地方，自已動手，開始設計他們一生唯一的，建造自己的居所。建造的簡易居所，位於昆明市東北八公裏處一個小村莊。
在修建房屋時，梁思成、林徽因他們還親自運料，做木工和泥瓦工。林徽因在寫給美國朋友費慰梅的信中，自嘲這幢“家舍其實是簡陋不堪的，在修建房屋時，耗盡我們家所有的積蓄，以致最後不得不為爭取每一塊木板、每一塊磚，乃至每一顆釘子而精打細算……”
梁林經過一個多月的勞作，終於建起了一個簡樸的瓦舍。他們一家人，終於在漂泊中有了自己建造的暖巢。昆明的家，自然與以前生活的富有，相差太遠。
這裏的生活環境相當的差，沒有自來水，靠挑水來吃用；沒有電燈，就用油燈照明；沒有電話，送達消息隻能靠雙腿；而生活用品、糧食蔬菜就必須外出去買。雨天走在泥濘的路上，晴天又是塵土飛揚，這些都不在話下，關鍵隨時都有可能，遇到日本的飛機轟炸。
對此，林徽因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恨不得有一支龐大的秘書隊伍，用她們打字機的猛烈敲擊聲，去蓋過刺耳的空襲警報……每次空襲過後，我們總會像專家一樣略作評論：‘這個炸彈威力一般嘛’。之後，我們通常會變得異常活躍，好像要把剛剛浪費的時間奪回來。於是，梁思成就帶領營造學社的同仁，到昆明及郊區考察古建築，奔赴麗江、大理、楚雄等地進行實地考察，測繪研究西南古建築……”
建好房屋後，讓他們日後的生活，陷入山窮水盡的經濟窘境之中。然而，這裏風景優美，花卉盛開，每天清早起床，還能聽到鳥兒發出悅耳的歌唱叫聲，趕走了他們心頭的鬱悶，釋放出文人的豪情……
那時搬遷到昆明借居的機構很多。中央研究院等科研機構就在昆明。中央研究院是國民政府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就化整為零。他們以所為建製，如下設史語所、社科所等科研單位，陸續遷徙。
當時，史語所是中央研究院中最大、人數最多的一個所。先是由北平北海靜心齋，遷至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南京的北極閣，“七七事變”後，遷至湖南長沙。
此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所高校也撤到長沙，在傅斯年的倡議下，合組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許多研究員也在北大兼課。因此，史語所參與了西南聯大由長沙撤退昆明的聯合行動。
去昆明分成三路人馬。第一批從廣州、香港，坐海船經越南到達昆明；第二批是沿長沙、貴陽至昆明的公路上徒步行軍；史語所選擇的是第三條路線，搭乘汽車先到桂林，再到龍州，經越南梁山，然後搭火車到河內，再坐火車到昆明。
史語所抵達昆明半個多月後，西南聯大的師生，也從貴陽趕到昆明。隊伍正好路過史語所，臨時租賃在拓東路宿舍門前。他們站在路邊迎候師生，當隊伍一到，他們立即遞茶送水，熱情歡迎。
遷徙的艱辛終於暫時結束了，大家平安團聚，自然苦中有樂。因而，他們就情緒激昂地唱起了語言所主任、趙元任為歡迎師生搬遷團聚而趕寫的歌曲——
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遙遙長路，徒步。
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不怕危險和辛苦。
再見嶽麓山下，再會貴陽城，
遙遙長路走罷三千餘裏，今天到了昆明。
這歌聲，傳遞著抗戰必勝的信念；
這歌聲，讓大家感動得熱淚盈眶。
西南聯大的師生們到達昆明時，傅斯年此時在重慶中央研究院總部。史語所的董作賓就寫信向傅所長作了報告：
我等於3月12日到滇，此次千裏長途，搬運公家要物來此，大家費力甚大。特別是梁思永先生尤賣力氣，我等亦隨同料理，盡心竭力，保證了公物的安全。唯房屋至今無著落，故一切均未進行。好在宿舍現已整理好，我等及諸君用包裝木箱作書桌工作，亦堪適用。此地天氣甚為和暖幹燥。空氣亦清澄，唯每日在外吃飯，稍感生活不安……
中央研究院下屬的各科研所，也分散在昆明市區。史語所在龍頭村，社科所在落索坡，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竹園村，營造學社在麥地村，中央地質調查所在瓦窯村。
春城昆明，陽光燦爛，山清水秀，四季花香。昆明湖碧波**漾，清澈的湖水，**滌了那些逃難學者們身上的塵埃，心靈上的陰霾。
因此，從各地搬遷匯聚在昆明的單位，又出生了生機，煥發了精神，在這裏重新開展了生氣勃勃的工作。
史語所考古組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聯合組織考察團，到大理進行文物發掘，獲得了巨大的收獲。語言組趙元任、李方桂等，又在籌建語音室，並開始籌劃大規模的南方方言調查整理工作。
在昆明期間，傅斯年還為學生陳述、吳富榮這對“逃難戀人”，專門舉辦了簡單的結婚典禮。在結婚儀式上，傅所長還為這對新人證婚。
陳述與吳富榮，是真正意義的“患難夫妻”。他們這一對驚鴻，搭建在流亡和空襲中的愛巢，為苦難的學者們，還是帶來了一絲幸福的喜氣。
西南聯大搬遷到昆明來後，沒有校園，教學上課都是到處租用民房，四處散在昆明各處，實在是無法正常開展教學工作。校方請求當地政府支持，雲南省政府就給西南聯大劃撥了100多畝廉價的土地，用於建設西南聯大校舍。
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請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為聯大設計校舍。梁林二位，精心設計、加班加點，設計的方案很快就完成了。但校方卻因為經費超出預算，請求二位重新設計。
梁林二位又埋頭苦改，反複修訂，把原來設計的高樓改成矮樓，矮樓又改成平房，磚牆換成了土牆，青瓦屋頂也統統變成了鐵皮和茅草。他們費盡了心思，付出了辛勞。林徽因每次修改自己設計的作品時，痛心的眼淚，滴滴答答地掉在設計的圖稿上……
學校終於建起來了，開課之後，林徽因就到西南聯大擔任教學老師。
抗日戰爭爆發後，同濟大學師生員工同仇敵愾，曾通電全國聲援，並組成前敵將士後援會，舉行聲勢浩大的募捐活動，將募捐到的全部款項，立即匯交前方將士。
同濟大學是20世紀初，德國醫生埃裏希·寶隆在上海創辦的德文醫學堂，次年改名同濟德文醫學堂。1912年與創辦不久的同濟德文工學堂合並，更名為同濟德文醫工學堂。1927年成為國立同濟大學，是中國最早的7所國立大學之一。後來逐漸發展成為以理、工、醫、文、法五大學院著稱的綜合性大學。
上海的“八一三”事件，黃浦江與東海的波浪裏，流淌著中國人的血水，閘北和浦東也被戰火的硝煙，燃燒成一片黑暗的廢墟，在上海的同濟大學不能幸免，一夜間同濟化為塵土。驚恐的同濟人，還沒來得及打點行裝，就倉皇大撤離。
同濟大學經過數次遷校，輾轉浙、贛、湘、粵、桂、黔、滇等地，越過千山萬水，冒著日寇飛機轟炸掃射，忍著顛沛流離、饑寒交迫，行程幾千公裏。
1937年11月，金華不斷遭受日機空襲。學校決定第3次遷校，從金華遷往江西贛州。
1938年1月底，正式複課。當時同濟大學有學生1000多人，教師73人，其中德國教授13人。
在戰亂中，同濟大學一麵搬遷，一麵堅持教學工作，開展抗日救國活動。
1938年下半年，因戰事關係，德國政府停止了給予教授的特種補助及其他補助金，於是，大部分德國教授相繼回滬，中國教師挑起了教學的擔子。
戰火燃燒，勢局突變，九江危急。同濟大學又從贛州遷到了廣西賀縣的八步鎮。其間，有千餘公裏的水路。同學們經過步行、乘車、坐船，前後花了3個多月的時間，忍饑挨餓到達了八步鎮。
當學校前期人馬剛剛遷到八步鎮，正準備維修校舍複課時。日軍大舉進攻華南，廣州淪陷，戰事危急，又不得不再次搬遷。校方決定，搬遷到昆明。
同濟大學從廣西遷往昆明時，兵分兩路：畢業班同學、女生、患病的學生和教職工為一路，乘汽車從柳州、南寧到龍州；另一路是男生組織的步行隊，翻越十萬大山到南寧後乘船到龍州。兩路人馬龍州會合，再乘汽車至越南同登，又換乘火車，從梁山、河內、老街至河口，進入雲南。一路顛簸，一路風塵，於1939年春節，全校師生才陸續抵達昆明。
同濟大學遷到昆明後，“寶隆醫院”（產權一直歸德國人所有）絕大部分德籍醫生，沒有隨同濟醫學院前往昆明，醫學院院長柏德辭去院長職務。寶隆醫院不再是同濟大學醫學院的實習醫院。為此，學校在第五重傷醫院和診療所的基礎上，組成了醫學院附屬醫院。
在昆明期間，同濟大學又開設了實習工廠、電工實驗室和化學實驗館等，保證了教學工作的開展。但學校困難重重、經費缺乏，校舍分散，七零八落，散在10多處。尤其是教學讀書、工作生活麵臨困難的境地。
盡管麵臨很多困難，同濟大學在昆明的兩年中，仍然堅持辦學。醫學院在八省會館設有解剖館，由昆明地方法院提供無人認領屍體，供解剖學之用。
同濟大學曾計劃在昆明海埂修建新校舍，設計了校園建設圖紙，並積極地籌措建校經費，進行新校園的建設工作。
前麵已經講述了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在逃難路上（晃縣），遇到熱心的幾位年輕航校學員。抵達昆明後，他們再次相逢。相逢的機緣，起於林徽因的弟弟林恒。林恒他們的航校已搬遷到了昆明。當他們提及在“晃縣相遇”時，自然就與梁家結成了“親人”。
因此，那些航空學員，家在外鄉，就把同學的姐姐當作親人。每逢節假日，林恒總要帶幾位同學、戰友到姐姐家聚會。在他們的畢業典禮上，那些飛行學員還請“梁林”作為“名譽家長”，參加他們的畢業典禮儀式。
畢業不久，飛行員們就開始對日作戰。在作戰中，噩耗也陸續傳來。因為這些飛行員的親人無法聯係，當有人為國捐軀後，個人的遺物和陣亡通知書，都會寄到梁家。
一天，梁思成收到了那個拉琴的王忠實的陣亡通知書，交給林徽看時，她就像王忠實的親人一樣，含著悲痛的淚水，為王處理好後事……
1940年日本鬼子戰到了長沙，威脅到國民政府所在地重慶。日軍飛機經常對昆明也進行了狂轟濫炸，人們開始頻頻躲避日軍的空襲。那些才拿起教鞭的老師，捧起書本的學生，坐下研究學問的學者們，又沒法安寧了，不得不離開教室，再也找不到一張安放平靜的書桌了。
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兼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等人，心急如焚，他們開始醞釀把史語所、社科所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機構，從昆明遷到四川的事宜。
麵對嚴峻的局勢，敵機無休止的轟炸，傅斯年這位滿腹經綸的大學者，也是束手無策。但是，傅所長堅信，在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總能找到一個比較隱蔽、比較偏僻、比較安靜的環境；同時，那裏又要接納他們。可這樣的地方去哪兒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