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角逐
十三
雖說時令剛剛進入六月，可素有“火爐”稱謂的山城重慶已經是很熱很熱的了！
還是重慶南郊避暑勝地黃山那間會客廳，還是一個萬籟俱寂的尋常深夜，蔣介石依然駐步在那幅世界地圖的下邊。與往昔不同的是，他那分外嚴肅的目光忽而盯著緬甸，忽而又移向印度，待到他的目光由非洲、歐洲逐次轉向美國華盛頓的時候，他那本來就沉鬱難看的尊容，就越發沒有一點愉悅之色了！
近一個月以來，緬甸潰敗的電文就像是雪片似的飛到蔣介石的辦公桌上，他猶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是重慶氣溫太高的緣故？還是他那焦躁不安的情緒在起作用？他一身接著一身的汗水出個沒完。說句實在話，他作為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怎能不關心入緬抗戰的十萬將士的存亡和安危呢！有頃，機要人員送來了入緬將士最新傷亡數字，他迫不及待地卻又是十分沉重地拿起文稿，稍經猶豫，遂又哀痛又悲憤地讀了起來。
第五軍是蔣介石第一個機械化軍，合計有四萬二千將士，曆經同古會戰等役，到克複棠吉前後，總共傷亡七千三百餘人，但是，自所謂曼德勒會戰被迫取消之後，在各自求生的大潰敗撤退中死傷了一萬四千餘人，恰好是戰場傷亡的一倍！二者相加，又正好是第五軍原有人數的一半。換言之，僅第五軍就有二萬一千多名將士的忠骨棄埋於異邦大地啊！然而直到今天，軍長杜聿明所率軍直屬部隊仍未走出緬甸，到達印度，如此還要有多少將士付出寶貴的生命呢？為此，蔣介石首先拆閱了杜聿明發來的最新電報，大意謂：
“緬甸雨天特大，整天傾盆大雨。原來旱季作為交通道路的河溝小渠，此時皆洪水洶湧，既不能徒涉，也無法架橋擺渡。我工兵紮製的無數木筏皆被洪水衝走，有的連人也衝沒。加以原始森林內潮濕特甚，螞蟥、蚊蟲以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蟲到處皆是。螞蟥叮咬，破傷風病隨之而來，瘧疾、回歸熱及其他傳染病也大為流行。一個發高燒的人，一經昏迷不醒，加上螞蟥吸血，螞蟻侵蝕，大雨衝洗，數小時內就變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沿途屍骨遍野，慘絕人寰。我自己也曾在打洛患了回歸熱，昏迷兩天，不省人事。全體官兵曾因此暫停行軍，等我被救治清醒過來時，已延誤了二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隊繼續北進，而沿途護理我的常連長卻因受傳染反而不治。第二○○師師長戴安瀾因重傷殉國，團長柳樹人陣亡，第九十六師副師長胡義賓、團長淩則民為掩護主力安全而犧牲。”
這是一幅何等恐怖的用血肉之軀堆成的畫麵啊！蔣介石看著看著，下意識地把頭垂在了胸前，本能地對這些將士的英靈默默地致哀。他的心酸楚了，他的雙眼模糊了，他的眼前，伴隨著自己首次赴緬視察畫麵的再現，那一個個生龍活虎的士兵形象漸漸又化做了漫山遍野的白骨……待到他再次想起“第二○○師師長戴安瀾因重傷殉國”之後，他近似哭泣地自語：
“戴安瀾，我的好學生……”
戴安瀾率部攻占棠吉後的第二天，迫於命令，率部策應所謂曼德勒會戰而自動放棄了棠吉。當時，“日軍第五十六師團北進，侵占臘戍、畹町等地，並且侵入中國國境一百多公裏，到達怒江（即薩爾溫江）畔惠通橋，實現了對遠征軍的戰略包圍。羅卓英驚慌失措，急令聚集在曼德勒附近準備會戰的遠征軍各部隊，向北方的八莫、密支那撤退”。
戴安瀾率部轉入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嶺之間，以無比堅強的毅力戰勝困難，同敵人周旋。敵人決心置該師於死地，在廣播中曾揚言：“非消滅第五軍尤其是第二○○師不可。”
五月十八日夜間，該師在即科地區通過細（包）摩（穀）公路時，突然遭到日軍第五十六師團的兩個大隊的伏擊。戴安瀾指揮部隊與敵人進行短兵相接的搏鬥，全師傷亡慘重，他胸部、腹部各中一彈，身負重傷。
戴安瀾從昏迷中蘇醒過來，微微睜開雙眼，用微弱的聲音，艱難地對圍在身邊的部屬說：“大家……不用……管我，趕快……突……突圍出去，這勝……勝過救我啊！”並當眾留言，如果他殉職，由師步兵指揮官兼第五九八團團長鄭庭笈帶領部隊，回到祖國。
全師食糧早已斷絕，官兵以尋求山野菜充饑。一位營長向當地村民尋得一碗粥，送到戴安瀾身邊。他僅僅喝了一口，左顧右盼地望著大家，傷感地說：“我怎麽能夠忍心一個人獨吃呢！”說著，潸然淚下。
戴安瀾的傷口因為沒有藥物、沒有藥棉而無法治療。他疼痛難忍，然而卻保持著堅定的勝利信念，堅持指揮部隊突圍。在彌留之際，他還念及國事，屢次詢問距離雲南的遠近，何時能返回祖國，詢問雙方交戰的情況，還用手指著地圖，示意部隊在茅邦渡河，沿河西岸前進，並勉勵部屬努力殺敵，為國立功。
五月二十六日，第二○○師到達茅邦。戴安瀾的傷口因得不到治療，又遭受雨淋日曬，嚴重潰爛。他預感到生時有限，又慶幸全師生還，於是囑咐部屬幫助他整理一下衣冠，扶起他向北瞭望。他嘴裏喃喃地說：“反攻，反攻，祖國萬歲！……”下午五時四十分，他的心髒停止了跳動，壯烈地以身殉國，時年僅三十八歲。
這時，蔣介石驀地抬起頭，連滿麵的淚痕都未擦一把，近似歇斯底裏地大吼：
“我要厚葬戴安瀾！……”
六月十七日，第二○○師到達雲南騰衝，戴安瀾的遺骸隨部隊回到了祖國。他的靈柩先後經過雲南昆明、貴州安順和貴陽、廣西柳州和桂林，最後運到全州厝葬。靈柩所經各地黨政軍民各界人士隆重迎送和路祭，借以表達對英靈最真摯的追思和悼念。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國民政府在全州隆重舉行全國性的追悼戴安瀾大會，一萬多人參加，全國各地派代表前往致奠。蔣介石特派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為代表，在追悼大會上致祭。李濟深在悼詞中說：戴故師長為國殉難，其身雖死，精神則永垂宇宙，為中國軍人之模範。
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鄧穎超等人撰寫挽聯、挽詞，哀挽戴安瀾以身殉國。其中毛澤東送的挽詩曾轟動一時，現恭錄如下：
海鷗將軍千古
外侮需人禦，將軍賦采薇。
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
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
沙場竟殞命，壯誌也無違。
在此之前，一九四二年十月六日，國民政府頒布命令，批準戴安瀾由陸軍少將追晉為陸軍中將；十二月三十一日頒布命令，批準他的英名入祀首都忠烈祠，同時入祀省、縣忠烈祠。
美國政府為了獎勵戴安瀾作為盟國友軍的一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出的巨大貢獻，於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以總統羅斯福的名義，向戴安瀾頒發了懋績勳章，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第一位獲得美國勳章的中國軍人。
新中國建立以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追認戴安瀾為革命烈士。
此乃後話，補記如上。
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抗戰徹底失敗了！說句公道話，這比起美國珍珠港事件、喪師馬尼拉等戰役而言是不足道哉的；比起英國在香港、新加坡、爪哇等地全軍繳械投降而言則更是小巫見大巫了。但是，由於第一次入緬抗戰錯綜複雜的戰爭背景，這次失敗在中國軍政各界卻引起了軒然大波，追究失敗責任的爭論不僅在當時，即使到了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也沒有統一的結論。再者，由於中、美、英三國的利益不同，國共兩黨的政見不同，其論述分歧是難以彌合的。綜觀諸家之說，何應欽的分析是較為公正的，道出了第一次入緬作戰失利的本質：
“此次入緬作戰，先因同盟國之作戰準備未有具體協定，當敵陷仰光之後，英軍主力移至鐵路以西，鐵路正麵由我應戰，而因時間倉促，未能及時集中，無法發動全力，自始至終，均呈被動之態勢……”
但是，更多的人乃至於今天的學者都把緬戰失敗的責任歸於史迪威將軍。他們看重的不是“此次戰役……指揮方麵，既乏統一之準備，作戰方麵，又乏空軍之掩護，與諜報偵察之組織，以致仍見失利”，而是出於某種政治動機，有意把矛頭指向史迪威將軍。就說受到蔣介石夫婦寵信的陳納德將軍，也因為美軍中的權勢之爭的恩怨公然指責史迪威將軍：
“史迪威在中國軍隊準備攻勢之頃，突將精銳抽出，致為敵所乘，在委員長觀之，直是軍事經驗尚未成熟之表現，委員長自此對史迪威統帥大軍之能力與信任，均生動搖……”
三十年後，親台學者梁敬先生則更是直言：“史迪威措施之失當，尚不止此。在密支那失陷一周前，委員長曾電史迪威、羅卓英，令其速將主力向密支那與氣馬方麵移動，其時臘戍甫失守，而杜聿明軍長尚能集合三個師，故其局勢並非不可挽救，不幸史迪威竟未遵照委員長之指示，早入密支那，而徘徊於曼德勒與士威坡（即斯威堡）之間，直至前方兵退路塞，密支那鐵路無法成行，我數萬大軍乃因此困於北緬，遭受饑凍，犧牲逾千。尤可異者，史迪威身為前敵指揮官，當戰事緊張敗衄之時，既未向統帥報告戰情，又擅自棄軍離隊，轉入印度。”
而率部入緬指揮作戰的杜聿明將軍則認為失敗的責任有三：一、中英在戰略上的矛盾；二、中國遷就英美，放棄指揮權；三、中國遠征軍將領的失職。在談到第三條原因的時候，他講了如下這段話：
“中國遠征軍的慘敗，羅卓英和我都有責任，羅卓英的責任更大。尤其是羅卓英對於喬克巴當的行動……更是慘敗的關鍵。他把軍隊的‘生地’……變為‘死地’……一意孤行，以致一敗塗地，喪師辱國。
“我的最大責任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未與史迪威、羅卓英徹底鬧翻，未能獨斷專行，下令讓第五軍全部向棠吉集中，反而委曲求全，選遣了一個團到喬克巴當去。對於史迪威的命令，我並不在乎（因為我可以直接向蔣介石請示），而對羅卓英應服從到如何程度，卻未曾得到蔣的指示，心中無底，未敢斷行，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麵。以後又未料到敵人先我侵占八莫、密支那，丟車上山的決心太晚，又造成雨季困於野人山的慘境。
“至於其他某些將領的無能，如甘麗初逐次使用兵力，對當麵之敵始終不明；陳勉吾放開正麵，回避戰鬥；新編第二十八師、新編第二十九師均係康澤的別動隊改編成師，毫無戰力，一觸即垮等等，也是慘敗的原因。”
蔣介石認為首次入緬抗戰失敗的根子在於戰略。他所指的戰略有兩層意思：其一是中英緬印美等盟國沒有統一指揮核心，各自為戰，一盤散沙，必然敗在有著統一意旨、統一作戰目的的日軍手下；其二是史迪威不顧主客觀條件，一味地強調“倒黴的進攻戰略”。而蔣氏真正得到的教訓是什麽呢？一位美國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
“蔣介石把部隊交給一個外國人指揮時，並沒有想到他自以為最精銳的兩個軍會受重創。他請外國人指揮自己的軍隊意在取悅美國，以便獲得更多的租借物資，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打算假戲真做。”
蔣介石自有高明之處，隨著入緬抗戰的失敗，他“希望盟國拯救中國的幻想化為泡影”，他於沉痛的失敗中感悟到戰爭——尤其是同盟國參戰無一不是首先為了本國的利益。而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和美國。
美國人為什麽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後才宣布參戰呢？因為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受到了損害。羅斯福作為一名大國政治領袖和軍事戰略家，清楚要戰敗德意日等法西斯侵略者，必須建立全球性的統一戰線。也就是在這種特定的曆史背景下，羅斯福為了美國在華的最大利益——鉗製在華的近百萬日軍不能脫身南侵，減輕太平洋和印度支那等地的軍事壓力，不僅說服丘吉爾“恩賜”給蔣介石一頂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桂冠，而且還破例同意撥給中國五億美元的貸款。
同時，羅斯福為了使美國成為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盟主——自然他也隨之變成了指揮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司令，說服美國人把報複日本人放在打敗希特勒之後，同意丘吉爾的“歐洲第一”的戰略。但是，當日本人乘勝擴大在太平洋以及印度支那的戰果的時候，羅斯福又視情況製訂了亞洲戰場“太平洋第一”的戰略，而從未將抗擊日寇近五年的中國戰區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這是受羅斯福的“美國出錢、出武器，由中國人完成鉗製日本人任務”的既定方針所決定的。
也就是在這種戰略格局之下，美國兌現了“出錢、出武器”的允諾，羅斯福才視唯一通往中國的國際通道滇緬公路為事關全局的補給線。因而，他不僅同意中國派遣遠征軍入緬抗戰，而且還讚成史迪威統帥這支和美國利益無直接關係的中國軍隊。史迪威為完成美國交給他的戰略使命，忍辱負重地屈從於亞曆山大將軍，而不顧及中國軍隊的傷亡，也是情理中事。這時——也隻有這時蔣介石才清醒地認識到：
“史迪威遷就乃至於違心地保護英國軍隊，絕不是懼怕亞曆山大將軍，而是在堅定地執行美國的亞洲戰場的特殊使命！”
英國人為什麽開始反對中國出兵緬甸呢？因為它擔心自己在東南亞最大的殖民地被中國染指。可是當新加坡、馬來亞等英屬殖民地和香港相繼陷落，並有近十萬英國皇家部隊當了日本的俘虜之後，老奸巨猾的英相丘吉爾認為隻有借助中國軍隊方可保住緬甸，遂和羅斯福總統達成默契，同意中國遠征軍入緬抗戰。不久，仰光陷落，駐緬英軍害了“恐日症”，並達到“談日色變”的地步而失去戰鬥力，聰明的亞曆山大將軍利用美、中在緬的各自利益，自然也巧妙地利用了史迪威將軍的弱點，借助中國軍隊掩護已成驚弓之鳥的英國軍隊安全撤退到印度。這都是從大英帝國最大利益出發而為之！也正因如此，丘吉爾首相才代表英國政府對亞曆山大將軍作出如下評價：在緬甸特殊的戰場上打了一個大勝仗（大意）。
但是中國人——尤其是蔣介石是如何對待緬戰的呢？公平地說，自緬甸戰役一開始他的目標就是清楚的，那就是借保衛仰光達到保衛滇緬公路暢通的最高目的。“史迪威到渝之日，仰光已陷日手，中國軍隊入緬之意義已失。向使史迪威不以統帶中國軍隊為急務，則入緬華軍自曼德勒逐漸北移，縮短防區，專護北緬自畹町、八莫而至密支那之交通線，猶是勝莫。縱令此線不能終守，全線退出，亦較戰敗為愈。”但是，那時的蔣介石為顧全大局起見，並未向史迪威明語，隻是曲言相告：“我軍此次入緬作戰，能勝不能敗，第五、第六兩軍為我國軍隊之精銳，苟遭敗挫，不但在緬無反攻之望，即中國全線欲再發動反攻，亦將勢不可能，故此次出師之成就，絕不應視為二三個軍戰爭之效果，其勝敗之機，不獨足以決定全部軍心之振頹，且足以影響全國人民之心理。”並再三叮囑：“堅持華軍作戰須以保衛曼德勒為目標。”但是，蔣介石為取得“指揮中英雙方在緬甸作戰部隊”的大權，難以從各種矛盾雜糅一起的局麵中跳出，相反，卻十分被動地迎合亞曆山大和史迪威的請求，組織“同古會戰，收複仰光”於先，放棄平滿納會戰於後，待到被迫取消曼德勒會戰，緬戰的敗局就無法挽回了。他的教訓是：
“再也不聽美國人的話、受英國人的愚弄了！”
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今後處理亞洲戰場——尤其是收複緬甸的戰爭時，要調動美國人和英國人為中國的利益服務。”這就是未來蔣介石指導緬甸戰局的主導思想。自然，這也是蔣氏未來和美國，和英國，尤其是和史迪威的矛盾無法解決的核心原因。
“達令，你又在為緬甸戰役的失敗傷神吧？”
蔣介石聞聲從沉思中醒來，緩緩地轉過身，望著宋美齡微微地搖了搖頭。
“那……你一定又是在望著地圖生史迪威將軍的氣了吧？”
蔣介石淡然一笑，遂又搖了搖頭。
“你是在……”
“生美國人的氣！”蔣介石猝然變色，非常嚴肅地說道，“準確地講，我是在生羅斯福總統的氣！”
“為什麽？”宋美齡愕然了，忙又追問，“難道羅斯福總統對苦難的中國，還有對達令你……”
“都是做給世人看的！”蔣介石真的發怒了，大聲地指責，“在他的良心天平上，中國——還有我蔣某人是無足輕重的。”
“你的根據是什麽呢？”
“還用我講嗎？在全球戰場上歐洲第一，在亞洲戰場上太平洋第一，在所謂的盟國中英國是第一。簡而言之一句話：中國在他羅斯福的心目中永遠是最末一名。”
對此，宋美齡未置可否。
接著，蔣介石轉身望著掛在牆上的那幅世界地圖說：就在緬甸戰場急需空軍支援的時候，羅斯福通過他的參謀總長馬歇爾發電給我，說美國時下沒有支援緬甸的飛機。但是，他們為了報複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並借以提高美國人的士氣，卻動用了十六架最先進的B—25型轟炸機，在可愛的杜利特爾將軍的精密策劃下，於四月十八日在航空母艦“黃蜂號”上起飛，冒險去轟炸日本本土。結果，對日本造成的損失微乎其微，而這些先進的B—25型轟炸機難以回到“黃蜂號”航空母艦上，不得不在夜幕中冒著惡劣的天氣飛臨中國的上空。由於事先沒有和我們打招呼，許多飛機失事，一些駕駛員被迫在黑暗中跳傘，被我國軍民營救。最後，他哀歎一聲，說道：
“夫人不會不知道陳納德將軍對這次行動的評價吧？”
宋美齡自然知道陳納德如下的意見：“杜利特爾出擊的結果是日本人派出一支十萬人的遠征軍，在一支頗具規模的空軍支援下，攫取杜利特爾一行和另一批轟炸機本想利用的機場……在當時三個月的戰役中，日本人將其血腥的矛頭戳進了華東心髒地區二百英裏之深，在二萬平方英裏上大肆**，破壞著陸機場，殺害任何被懷疑與杜利特爾空襲稍有關係的人。空襲者們所經之村鎮人民均被屠殺，就連孩子也不放過，村鎮被夷為平地。”對此，宋美齡也極有情緒地說道：
“他們的這種短視行為，的確給我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和不幸。”
“更為重要的是，再一次證明了羅斯福不把中國戰場放在眼裏。”蔣介石越說火氣越大，“另外，他不是處處在說要平等對待中國嗎？為什麽他和丘吉爾在美國再次會商不邀請我們參加？這不又恰好證明他說一套做一套嗎？”
宋美齡也因此而憂怨滿腹。最近，她從歐美一些有良心的新聞記者筆下經常讀到這樣的文字：“盟國也沒有平等地對待中國。中國對未能製訂一個以反對殖民統治為內容的、與《大西洋憲章》對等的太平洋憲章而心懷怨恨。他們對美國過分重視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深感不滿，認為這是無視中國的嚴重局勢。丘吉爾六月份第二次訪美期間，盟國召開的所有會議都把中國拒之門外。更有害的是繼續不讓中國參加英美軍火分配委員會。中國徑直提出參加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這樣能自動成為英美軍火分配委員會成員，但被該組織於六月十三日以保密為理由拒絕了。”也可能是這位受美國教育長大的“第一夫人”懂得了“弱國在強國麵前不可言勇”的道理，她就像是受欺侮的小媳婦那樣把這種憂怨存於心底，有意轉移話題：
“達令，史迪威將軍已經到達了陪都重慶，你打算什麽時候召見他？”
也可能是上帝的安排，蔣介石於無意之中看見了日曆牌——今天的日子是六月三日。他有意地問道：
“夫人，還記得你我第一次會見史迪威將軍的日期嗎？”
“這……”宋美齡猶豫片刻，“記得，是三月三日，在緬甸的臘戍。”
“到今天正好是三個月。”蔣介石近似自我嘲諷地說道，“如果我這次於四日召見他，豈不是和上次僅差一天？”
“你的意思是……”
“一、我和史迪威將軍的交往重新開始；二、這次交往是接著上一次開始的。”
史迪威到達印度新德裏以後，胸中已有隨時可以寫成文字的收複緬甸的計劃。但是，依據他在緬甸戰場上的親身經曆，他對中國和英國的軍隊失去了信心。他帶著憤怒的心情向美國陸軍部報告：“對於英軍的行為隻能有一種解釋：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堅守緬甸，他們為了削弱中國的力量故意放棄了緬甸。”他擔心史汀生陸軍部長和馬歇爾參謀總長懷疑他的結論，還使用了這樣一句富有哲理的話為自己辯護：“相信什麽是曆史真相，往往比曆史真相本身更重要。”他的結論是：收複緬甸，必須有美國軍隊參加戰鬥。為此，他於五月二十五日致電陸軍部：“我相信中國在戰略上具有決定性的重要地位，我對此深信不疑。因此不向中國戰區派遣美國部隊無疑是個重大錯誤。”
緬甸失陷，日本對中國完成新的包圍，此時羅斯福的對華戰略是：擔心中國的抵抗意誌將因其與外界的隔絕而窒息，但“歐洲戰場始終占有不可改變的戰略優勢地位。亞洲戰場上的戰略尚未確定。美國迄今隻能設想繼續拖住中國，以中國為基地對日海上航線進行空襲，並在將來使之成為進攻日本的跳板”。
史汀生和馬歇爾把羅斯福新的對華戰略概括成一句大白話：“拖住中國。”具體內容是：“向中國提供足以使之繼續戰鬥的物資。”為了平抑蔣介石和史迪威的憤懣情緒，馬歇爾把駐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隊交史迪威指揮。然而，史迪威請求派美國軍隊來緬參戰的設想也隨即化為泡影。也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隨史迪威撤退到印度新德裏的參謀人員接二連三提出調動申請。史迪威望著這一份份請調報告感慨良多，可又無法借大罵請調人員而發泄滿腹的積鬱，唯有在日記上寫下這句話：
“主啊，難道他們中間就沒有一個人把戰爭放在第一位，而把個人放在第二位嗎？”
史迪威在得不到美國軍隊支援的情況下，他那已經銘刻在心的誓言——“重整旗鼓，勝利地返回緬甸”，依然沒有動搖過。他的辦法是：整頓中國軍隊。誠如一位美國學者說的那樣：“史迪威明白，改造軍隊的工程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事業，他甚至有可能是在拆自己的台。不過，他相信，以租借物資作為交換條件，是能夠爭取蔣介石同意改造軍隊的，至少可以先從訓練三十個師的計劃開始。”
這是史迪威的一貫想法。時下，在得不到美國軍隊支援的情況下，“為了中國，為了戰爭，也為了他自己”，這恐怕是最佳選擇了。
史迪威為了說服蔣介石同意他整頓中國軍隊的方案，首先製訂了一個可信的收複緬甸的計劃，大意謂：“被日軍占領的緬甸如同一個大楔子從南麵插在西邊的英屬印度和東麵的中國之間。要想將日軍趕出緬甸的叢林地帶，並修建一條盤山公路，就需要英國方麵和中國方麵的合作。”史迪威的任務就是力勸、請求、威嚇以及乞求中英雙方組織戰鬥，立即收複緬甸北部，以打破日本的封鎖。史迪威製訂的緬甸戰役指導方針是：中國部隊從雲南邊境插入緬甸東部，與之配合的英國部隊從印度邊境或海上插入緬甸的南部，第三路從印度北部的阿薩姆邦插入緬甸的西北部。
其次，史迪威用緬戰失敗的教訓證明，蔣介石的軍隊必須改組、整頓。他滿懷希望地相信：委員長一旦了解了緬甸戰役的真實情況，也許會“嚇得決心對軍隊實行真正的整頓”。為此，他在報告中公然提出：“有一大批中國高級軍官應該槍斃。”其中第六軍軍長甘麗初以及兩名師長和一名團長是不殺不足以儆戒其他高級軍官的典型。
史迪威清楚這必然涉及到首次入緬作戰失敗的責任。為此，他“不把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技術上的劣勢——空軍、坦克、火炮、機槍、迫擊炮、彈藥以及後勤運輸上的劣勢，而是歸結為緬甸人的敵對情緒，日軍的主動進攻精神……英國人的鐵路運輸組織工作的混亂，糟糕的交通狀況，英軍的失敗主義和不利的戰術態勢”。當然，還指責了中國高級軍官的昏庸和無能。他為了使蔣介石信服，還特地稱道了戴安瀾和孫立人兩位師長。
自然，史迪威手中還有一張王牌：他“監督及辦理（支配）美國援華之軍火、武器及其他器材”。把話說白了，史迪威有權力通過整頓中國軍隊，為蔣介石培訓三十個美式裝備的機械化師。史想當然地認為，這對蔣介石而言是有著不小的**力的。
這時，史迪威患了嚴重的黃疸病，醫生催促他去中國治療。就這樣，他懷著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和蔣介石攤牌的決心離開新德裏，飛赴中國的重慶。出乎他所料的是，蔣介石預先給他準備好了依山而建的官邸和司令部，從官邸平頂的屋頂上可以看到嘉陵江水從北麵穿過巨大的峽穀奔流而下，真是既壯觀又雄偉。使他更為驚詫的是，他剛剛住下，宋美齡就親自打來了電話：“蔣委員長明天中午召見你。”對此，他不能不發出這樣的自問：
“我和蔣的會見是喜還是憂呢？……”
十四
史迪威是一位性格倔強的美國軍人。同時，他又是一位討厭政治權術且又過分重感情的末流政治家。再者，他清楚美國對於中國戰區堅持抗戰的分量以及他手中握有的“監督及辦理（支配）美國援華之軍火、武器及其他器材”的王牌，這使他忘記了蔣介石是一國之領袖，而自己是蔣領導下的一位戰區參謀長。因此，他一見蔣介石的麵，就像是背台詞似的大講了一通。待蔣介石“詢以緬戰失敗的原因”，他“開門見山，指名道姓講述了全部情況”，並且有些得意地暗暗挖苦蔣介石，“那情形就如同踢一位老婦人的肚子一樣”。接著，“他就提出了軍隊整編方案”，其要點為：
“合並步兵師，使各部隊滿員，然後把現有武器發給那些能夠作戰的部隊……為數不多，但卻可靠，裝備精良、物資供應充分的師，其價值將超過目前所有師的總和一倍以上……它們的戰鬥力會更強，更容易補給和控製。即使隻靠中國當時的有限資源，中國仍然能夠裝備起一支有力的突擊部隊，並利用這支突擊部隊改變目前的狀況”，“頂住日軍的進攻，直至盟軍發動強大攻勢，贏得戰爭的勝利”。
史迪威或許是深為作陪的宋美齡的風采所懾服，也或許是一廂情願地認為宋美齡會完全支持他的整軍方案，他把一份用英文書寫的報告當麵呈交宋美齡，並有意用英文說道：
“請夫人過目，如有不成熟的地方請夫人直言。”
宋美齡當場瀏覽一遍，她對這份報告的整體印象不佳。因為史迪威這一套整軍建議，蔣介石早在三十年代初就試驗過了，但是，由於中國各地割據的實力派群起反對蔣氏的“削藩裁軍，一切權力歸中央”的整軍方案，遂引發了震驚中外的蔣、馮、閻中原大戰。因而宋美齡直言說了這樣一句話：
“哎喲，這不就是德國顧問向他（蔣介石）建議的那些東西嘛！”
這對期望值過高的史迪威而言，猶如中國的一句俗話所說的那樣：“用熱臉蛋貼了一個冷屁股。”其感覺真是喪氣極了，他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
今天晤麵，蔣介石自始至終都很少說話，似乎就是帶了兩隻耳朵，耐著性子傾聽史迪威講話。待到宋美齡講完上邊那句話後，他有意避開緬戰和整軍這兩個話題，分外關心地詢問起史迪威的病情，並關切地說道：
“記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的當務之急是養病。怎麽樣？本星期六來黃山一塊度周末好不好？”
史迪威聽了這番話後真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可是當他再看看蔣介石的笑靨，又不能否認這就是事實。也就是在打量蔣介石的表情的瞬間，他發現蔣介石那光頭的形狀像是一個“花生米”。這為他給蔣起綽號找到了依據。他沉吟片刻，近似本能地發出了這樣的自問：
“他——‘花生米’說這番話的真意是什麽呢？”
蔣介石是靠軍隊起家的三軍統帥，一向看重自己在軍中的尊嚴和權威。黃埔建校近二十年來，他要求部屬——尤其是他的黃埔弟子必須嚴格執行軍中的禮節。事實上也是如此，任何將佐見了他都要被告誡：必須執禮如儀；單獨召見要行軍禮，開會前必須起身立正歡迎。因此，他今天對史迪威這種類似“教師爺”的說教是不會滿意的。另外，蔣氏又是一位信奉東方禮教的政治家，這種禮教的一個內容就是要尊重同仁，即使是十分生氣地指出對方的缺點，也要給對方“留麵子”。然而，今天史迪威的表現卻與此大相徑庭。對此，一位美國學者批評道：“在一個人的麵前，尤其是在一個中國人的麵前，列舉在他領導下所出現的種種問題，絕不是說服他采取改進措施的最佳方法”；“就說史迪威擅自提出槍斃軍長和師長這樣大的事情吧，除去有越權妄談之嫌外，他忘記了這些人是蔣介石的部屬，這也就太不給蔣委員長麵子了！要知道，中國人——尤其是蔣介石是注重‘打狗也要看主人’的傳統習俗的”。
但是今天，蔣介石卻一反常態，他不僅一忍再忍史迪威的越禮言行，而且還能做到以微笑對怒顏，主動請史迪威來黃山度周末，這究竟是為了什麽呢？簡而言之一句話：蔣氏是遵照“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古訓行事的。
誠如前文所述，由於美國杜利特爾將軍轟炸東京事件，“引起日敵對於浙東衢州機場之爭奪，日敵第十三軍軍長澤日義與第十一軍軍長阿南惟幾正以兩股十餘萬之兵力，侵我浙東贛東，浙贛會戰正在激烈，加以緬戰失敗，國際交通完全鎖閉，人心震動，全局動搖。我委員長正向羅斯福提出空軍援助計劃，希望前線供給能有五百架飛機為標準之空軍，中印交通每月能有五千噸之空運力，以維中國繼續作戰之局麵”。自然，像這樣大宗的援華物資，必須交由時在美國的外交部長宋子文辦理。如果史迪威能從旁相助，當可玉成。
與此同時，英國首相再度訪問美國，與羅斯福總統討論全球戰略問題。據宋子文報告，丘吉爾出訪的核心是：“下決心阻攔一九四二年在歐洲進行‘不惜犧牲的登陸’”，並敦促實施原由史迪威指揮的進攻北非的“體育家”計劃，當麵請求羅斯福“派遣美軍去埃及——利比亞邊界，援救陷入重圍的英軍”。而羅斯福及其軍事助手們則認為：“體育家”計劃是分散兵力的計劃，它將削弱“波利牙舞”計劃並延長戰爭。羅斯福希望幫助蘇聯人，從全局來看，羅斯福認為：“如果蘇聯人能抵抗到十二月份，退一步也可打保票：我們將贏得勝利；如果他們給打垮了，盟國勝利的機會不到一半。”
蔣介石對這次英美首腦會晤極感不快。除去未邀請他參加討論全球戰略問題的原因外，他們——羅斯福和丘吉爾都未把東南亞尤其是中國戰區列入英美會談的議題。誰能為中國戰區討得一席之地呢？時下唯有由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向他的上司兼好友馬歇爾將軍去爭取。
蔣介石和史迪威在對緬戰失敗的看法上是非常對立的。但是，蔣氏在收複緬甸、加強中國戰區的軍事實力諸方麵卻與史迪威有著共同或近似的看法。再者，他懂得由史迪威出麵向美國呼救，遠比由宋子文通過外交途徑求援要有力得多。所以，他不但理智地做到了以微笑和大度相待怒不可遏的美國參謀長，而且還指示在美的宋子文做史迪威的工作。
蔣介石為了上述整體利益，明令指示不準國內各界批評史迪威在緬戰失敗上的責任，同時，還電告時在美國充任軍事代表團團長的熊式輝和外交部長宋子文，“不必遽與美方或馬歇爾言及，以待美軍部之自悟”。蔣氏致熊、宋二氏原電如下：
前得電，詢我對史迪威之感想，業已另複。中國戰區至今並未有何組織，亦未籌備進行，甚至於維持中國最少限度與其可能方案，亦尚未曾著手。至於空軍之建立與補充，以及空運按月之總量，陸空軍作戰與反攻時期之整個方案，亦皆視為無足輕重，一若中國戰區之成敗存亡，與彼無關痛癢，此人（指史迪威）不重視組織與具體方案，及整個實施計劃，此或因平日未習幕僚長業務之故。緬戰失敗之原因，其咎全在戰略之失敗，而彼乃完全歸罪於我高級將領，且謊報羅卓英逃回保山，其實彼自緬甸退卻之先，我已電令彼與羅卓英先到密支那基地，布置防務，羅卓英因密支那途中碰車出軌，交通阻絕，折回溫藻（即溫薩），而彼竟自赴印度，並擅令我軍入印，事前對我並未有一請示，或直接報告，於情於理，皆出意外，我為保全友邦榮譽計，不願多言，此時對馬歇爾參謀長不必急於答複，將來彼或亦能了解吾人之苦心也。
但是，蔣介石這時考慮的中心不是史迪威整訓三十個師的所謂藍伽（即拉姆加爾）計劃，而是趕在羅斯福和丘吉爾再次會晤結束之前，設法通過史迪威、宋子文這兩條不同的渠道爭得更多的美援。因此，蔣介石依舊是耐著性子聽完史迪威的所謂藍伽計劃，之後就直言指出：
“根據中國戰區的實際情況，我正向羅斯福總統提出空軍援助的計劃，希望前線借給五百架飛機為標準之空軍，中印交通每月能有五百噸之空軍能力。唯有如此，方能維持中國繼續作戰之局麵。我希望史迪威將軍……”
“能利用我的特殊地位，幫著委員長得到這些軍用物資，對吧？”
“對，對……”宋美齡笑顏常駐地望著史迪威，有意奉承地說道，“你是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嘛，有責任幫著中國戰區獲得更多的軍援物資。”
“那……我的整訓中國軍隊的藍伽計劃呢？”
蔣介石直言相告：“藍伽計劃固甚重要，而空運之飛機數目與噸位之供給，則尤急切。”最後，他看著焦躁不安的史迪威，複又加重口氣補充道：
“中國軍隊是需要整訓換裝，但作為中國戰區全局而言，卻是要求貴國兌現軍援物資。”
史迪威再也壓抑不住自己的火氣了！用他事後寫在日記上的話說：“又是那一套——什麽飛機、坦克、大炮才能贏得戰爭等等。”他忘記了——實際上他也從來沒把蔣介石當做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猝然變色，發怒地說道：
“我再強調一次，就是提供再多的物資裝備，這支軍隊也還是會繼續腐敗下去！”
“你……”
“我的結論是：贏得這場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徹底整飭地麵部隊。”
蔣介石何曾受過這樣的頂撞，他氣得渾身微抖，雙目直冒金花，幾乎拍案而起，下令送客。但他還是在“和為貴，忍為高”的古訓教導之下，為了他的最高目的——爭取更多的美援物資，強忍下了這口窩囊氣。
這時，聰明的宋美齡急忙出來打圓場，告訴史迪威：“委員長還得考慮到某些勢力的影響。”接著，她為了緩和氣氛，有意轉移話題：
“見到了，還談到了打回緬甸的計劃。”
“什麽？”蔣介石猝然冷笑起來，似乎要把方才的怒氣一泄而出，遂又用鄙夷的口吻說道，“沒有中國軍隊的支援，他們想都不敢想！”
雖說蔣介石的話語道出了未來收複緬甸之戰的某些真理，但傲岸不遜的史迪威卻忍受不了蔣介石這充滿鄙視的態度，他有點激動了。或許是史迪威就像許多美國男人那樣，不願意在他尊敬的女士麵前暴露自己的性格弱點，他一見楚楚動人的宋美齡正在朝著他微笑示意，遂又強迫自己把激動的心潮平息下來。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告訴他（蔣介石），對此我心裏當然有數，但他對於站在他一邊並支持他的美國所幹出的小蠢事，會使他失去一生中重大的機遇。”
接著，史迪威“與蔣介石談這談那”：“第五軍將留在印度，我保留指揮權，因為這樣做對中國人便利一些，他們用不著和英國人打交道。杜聿明將留任。”對此，史迪威認為：“他（杜聿明）的麵子保住了，我的臉卻丟了。”
在這種氣氛中，宋美齡知道蔣介石不會真心投入談軍隊整編這等大事，即使是決定了的事也是不作數的。她擔心史迪威和蔣介石再次話不投機而引起爭吵，遂巧妙地宣布這次會晤結束：
“史迪威將軍該休息了，有關藍伽計劃具體實施之事留在下次再議吧。”
這次會晤，蔣、史二人都未給對方留下好的印象。史迪威為了驗證自己對蔣介石的印象準確與否，曾和一位中國將軍進行了如下談話：
“你說蔣介石是否會進攻緬甸？”
“我看史將軍能說服他，其他人是辦不到的。”
“為什麽？”
“因為沒有人敢告訴他什麽不好的消息。”
“何應欽將軍呢？”
“何雖是軍事委員會的負責人，也不敢告訴大元帥（蔣介石）任何不好的消息。”
“大元帥對戰局是否真的焦慮？”
“他在內心裏是的，但卻裝出一副全局在握的樣子。”
……
史迪威聽後非常失望，他禁不住想起了他所熟悉的北洋政府時代的軍閥和政客的表現。為此，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了這段話：
中國政府是一個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礎上的機構，掌握在一個無知、專橫、頑固的人手中。它與家族和財團關係密切，一旦與之脫離，這一政府就會輕而易舉地土崩瓦解。麵對危急情況，它除了硬撐下去之外，拿不出其他辦法來。即使有必要的愛國之心，占有支配地位、盤根錯節的勢力一個也不會出麵接管和進行內部清洗，更何況沒有這種愛國之心。隻有外來的影響會對中國發生作用——或是被外來侵略打得四分五裂，或是立即形成一些新觀念並馬上加以實施。
蔣介石是怎樣看待我的呢？我認為他意識到我告訴他的是真實情況，到目前為止他對此不屑一顧。我成為他逃避英國人的便利工具。他認為給我下一道命令（你不是我的參謀長嗎？），他就能夠利用美國的每一件物資和每一支部隊。他知道我對中國懷有友情，並希望我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中國人一邊；我是美國援助的可見標證。
但他在緬甸問題上使我備受欺騙。他從未通過正式官方渠道任命我為總司令。他與杜、林蔚和侯直接聯係，他沒有對俞飛鵬，餘或杜發揮影響。
他對答複我的備忘錄毫不上心，他不肯對中國軍隊進行整頓。
現在的問題是，我下一步該怎麽辦？是袖手旁觀，還是辭職而去？
正當史迪威於養病中獨自揣度蔣介石的時候，蔣卻把注意力轉到正在美國舉行的羅斯福和丘吉爾的會談上來。他指示宋子文要隨時報告情況。
宋子文是國民政府中最富活力的外交幹才。二十餘年以來，他堅持走拒日親美的外交路線，被美國華爾街視做中國親美路線的代表人物。實事求是地說，宋子文在以美抗日——尤其是爭取美援用於抗擊日寇方麵是有著特殊勳勞的。他收到蔣介石的電報以後，自然明白蔣的全部用意，在遵命報告羅斯福和丘吉爾會談的情況同時，還迭電在重慶養病的史迪威，以軟硬兼施的手段逼史迪威就範。對此，美國學者作了如下評述：
中國戰區物資緊張的原因在於“包列羅”行動和蘇聯戰場被放在更優先的地位。然而宋子文卻把這一切都歸咎於史迪威。他打電報給史迪威說：“由於你不打電報支持中國的要求”，陸軍部正“慢慢吞吞地”對待中國的嚴重局勢。他要史迪威認識到自己對美國總統、國務卿、參謀總長及其以下官員所具有的“奇跡般的支配能力”：“你無論提出什麽要求，他們都會支持的。”
丘吉爾於六月十七日飛赴美國，在華盛頓稍事休息之後，就動身到羅斯福總統在紐約州的海德公園住宅進行拜訪，雙方就開辟歐洲第二戰場還是執行“體育家”計劃爭論不休。六月二十日晚，丘吉爾同羅斯福一起乘火車回到華盛頓。第二天，羅斯福在白宮交給丘吉爾一份電報，說非洲的托卜魯克陷於敵手，二萬五千人被俘。丘吉爾聽後震驚得目瞪口呆，一時不知該如何應對。羅斯福對丘吉爾顯而易見的悲痛迅速作出反應，並表示關切，使丘吉爾很感動。羅斯福非常動感情地問道：
“我們能幫你什麽忙？”
馬歇爾將軍望著心情沉重的丘吉爾首相，首先提出派一個美國裝甲師去增援，並立即作出安排，結果表明，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決定。然而，英美主要的軍事行動方向仍未決定。
西方人說：“政治家是實用主義者。”總評蔣介石的一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他是中國近代最大的實用主義者。時下，他為了獲得史迪威將軍的好感，遂一改往昔要人朝拜的禮習，采用禮賢下士的姿態，偕夫人宋美齡主動到史迪威官邸，進行第三次會晤。
史迪威並不了解蔣介石夫婦屈駕訪談的背景和目的，他隻是從自己的視角認為，蔣氏夫婦臉上的笑顏是向他屈服的象征。因此，他準備會談一開始就向對方發動攻勢。出乎他所料的是，蔣介石主動提出了方案：
一、穩定計劃，其中包括穩定中國戰區和實施藍伽計劃兩個方麵。對此，蔣介石和史迪威均無異議。
二、反攻計劃，也就是收複緬甸的計劃。隻要美國答應給中國五百架飛機，並每月通過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航線）給中國運送五千噸軍用物資，中國就堅決執行交由史迪威指揮的以收複緬甸為目的的反攻計劃。
接著，史迪威代表美國總統羅斯福完全承諾蔣介石所需物資，盡管他也講了通過駝峰航線運輸這些物資的困難。旋即，他又提出了炮兵訓練計劃，這正中蔣介石的下懷，雙方無異議地通過了。
至此，史迪威感到與往日和蔣介石晤談有點不同，但他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蔣介石在談判中常常會突然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這是其中的一次。”由此可知，史迪威對蔣介石知之甚淺。同時也足可證明：史迪威不是一個權謀家，未來他敗在大縱橫家蔣介石的手下是必然的。
今天會晤，史迪威自以為勝利了，遂又向視軍權為生命的蔣介石發起進攻：
“為了確保藍伽計劃的實施，我提議留下孫立人將軍負全責。”
“他太年輕了。”蔣介石不想在這些問題上和史迪威糾纏，邊說邊起身，“好吧，我會仔細考慮的。你和夫人繼續談吧，我暫時出去一下。”蔣介石找借口躲了出去。
宋美齡再次審閱史迪威送呈的藍伽計劃，沒有再說一些潑冷水的話。當她聽了史迪威堅拒杜聿明的全部理由之後，並未感到有什麽意外，且十分平和地說道：
“你願意接受羅卓英將軍嗎？”
“可以，如果我負責訓練的話。”
史迪威和宋美齡比較融洽地談了一會兒，不知何故，宋美齡又借故走開，蔣介石回來，史、蔣繼續會談，很快達成了協議：史迪威任司令並負責訓練；羅卓英主管行政和軍紀。
“我常常晚上躺在**，想著他們會做什麽蠢事。然後我寫信告訴他們不要去做這些事情。但他們是如此愚笨，如果你不事先告誡他們，他們還是會做出許多蠢事來。控製他們的奧秘在於你必須想象到他們會做的任何一件錯事，並警告他們不要去做。這正是我勤於寫信的原因。”
作為回報，史迪威再次通報蔣介石：美軍駐印度的第十航空隊歸史迪威指揮，史將有計劃地調往中國戰區，交由陳納德將軍指揮，借以加強中國戰區的空軍力量。
最後，蔣介石講了如下這段記錄在案的話語：
“君之任務，除擬具聯合參謀部組織外，並應盡速擬具中國戰區整個作戰之計劃，尤應特別注意戰事發展中，各階段所需陸軍空軍之實力，及恢複緬甸越南泰國應采何種戰略與戰術及其使用之時期。依我所見，此時期應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應保持中國現狀，不任其續被敵人吞占；第二階段應注意反攻，如軍隊應如何訓練，軍備應如何儲藏，發動時期應如何推算等……
“君來華時，正值緬甸作戰，匆遽之間赴緬指揮，對於中國軍事，實隻負一部分之責任。君既為我之參謀長，應將全部軍事作一統籌計劃，勿眼一隅。關於飛機數目及中印空運噸位之事，即係保持中國戰場現狀之所必需，望君特別留意。”
第三次蔣、史會晤應當說是和諧的，史迪威也是比較滿意的。但是，這種和諧的氛圍很快就應了中國的一句俗話——“樂極生悲”，迅速地朝著新的對抗發展，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羅斯福總統應丘吉爾首相所請，為穩定因德軍名將隆美爾進攻北非而造成的危局，決定調美軍駐印度第十航空隊飛往埃及，轟炸德軍之補給線。也就是在蔣、史第三次會晤的翌日——六月二十五日，美軍駐印之第十航空隊接到調飛命令，即於二十六日將其轟炸機悉數飛往埃及的開羅。直到這時，才飛報時在重慶的史迪威將軍。
史迪威獲悉這一消息之後深感意外，且矛盾到了極點。請看他當天的日記：
咳！布裏爾頓帶著全部重型轟炸機和他所需要的運輸機去了埃及。唉！A—29型飛機將留在喀土穆，用於支援英國人。現在我能對大元帥說什麽呢？我們所有的諾言都沒有兌現，卻喋喋不休地對他說：堅持幹吧，老兄。航空汽油用完了，我們的人正在絞盡腦汁尋找替代辦法。無線電報務員還沒有到，我們的小夥子還是新手。
這意外消息還有更為嚴重的負麵效果：史迪威曾代表羅斯福總統向蔣介石保證，美軍駐印之第十航空隊將用於中國戰區，但就在作出保證的翌日——六月二十五日，航空隊接令全部飛往埃及，這必然會給人造成史迪威欺騙蔣介石的印象。自然，還會加劇時已緩和的蔣、史間的矛盾。
“羅斯福總統不是保證把第十航空隊派到中國來嗎？為什麽不預先通報我就把飛機調撥走了？種種跡象表明，我不能相信羅斯福總統是掌握情況的！”
史迪威是無權回答蔣介石的責難的。他為了表述自己的情感和看法，當即答說：
“我不僅反對把第十航空隊調往埃及，而且對擅撥中國戰區的軍用器材也十分反對。但木已成舟，無法阻止。”
“史迪威將軍，你是我的參謀長，應該發電回去問明‘是’和‘否’。”接著，蔣介石望著不予回答的史迪威進而斷言，中國受到了歧視，並曆數了受到歧視的事實。最後，他又大聲責問：“我有權要求美國政府作出明確回答：中國戰區還是不是同盟國的一個戰區？”
“我可以代為回答：是！”
史迪威絕沒想到，他這句帶有幾分情緒的答話又引來了更多、更嚴厲的非難。首先，蔣介石嚴正指出：“中國為同盟國之利益，已貢獻其最大之努力，且以最忠誠之態度，盡其應盡之義務。五年抗戰，固為中國求生存，亦為同盟國作奮鬥，倘英美以中國之實力尚有保持之必要，則絕不應一再無視中國之利益……”接著，令史迪威震驚不已的是，他向所尊敬的蔣夫人也怒不可遏地責問：
“為什麽每次英國人吃敗仗，都把中國人的裝備拿去抵擋？如果總是這樣，中國沒必要打下去了。”
史迪威愕然地望著宋美齡，似乎真的有點不認識她了。恰在這時，宋美齡憤怒地站起身來，用最後通牒的口吻，分外鄭重地說了如下這段話：
“委員長要盟國就中國戰區有無存在和支持的必要作出‘是’或‘不是’的回答。”
史迪威在此咄咄逼人的責問下既無法代為回答，也不想因此和蔣氏夫婦鬧翻，他為了盡快擺脫這尷尬的困境，遂采取“三十六計走為上”的策略，主動地告辭了。
……
十五
史迪威是非常同情中國戰區的處境的。他受著自己這一特殊地位的決定，不僅是真心地反對美國不顧中國的利益支援英國，而且也是真誠地希望中國戰區能從美國多得到一些戰略物資。但是，這次突然事件的爆發搞得他措手不及，難以為補；令他更為氣憤的是，蔣介石和宋美齡竟把全部責任推到他的身上。他於暗自驚呼冤枉的同時，憑著他那顆“熱愛中國的良心”，回到自己的官邸，立即給羅斯福總統發了這則電文：
這天——六月二十六日對史迪威而言真可謂是禍不單行！他剛剛給羅斯福總統發完電文，就又收到宋美齡怒聲責問他的電話，告之宋子文自美國打來長途電話。據宋掌握的情況，史迪威的言語不慎，幫助了羅斯福下決定調駐印第十航空隊飛赴埃及。為此，他火氣攻心，第一次和自己敬愛的蔣夫人在電話中吵了起來。請看他當天的日記：
蔣夫人來電話說，宋子文來一長電。現在我成了壞蛋。由於我說過我們不能使用一百架以上的運輸機而破壞了中國的運輸，我說過不需要四引擎轟炸機而破壞了該轟炸機的運送計劃。如果我什麽東西也不要求，陸軍部當然不會運來。總之，我是個狗娘養的。我狠狠地反駁了他們，告訴他們我所要求的物資，並提請他們注意五月到十月期間所指定的優先權和噸位，說明了汽油和機場的困難。
史迪威稍事平靜之後，又不能不慮及由此而引發的所有後果。當他想到一切正直的人經常被政客當猴耍的殘酷現實，遂又在日記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但我卻害怕現在自己被懷疑上了。同時我也害怕陸軍部把我當成替罪羊：“遇到麻煩，就找史迪威算賬。”
史迪威這位自稱坦****的君子再也坦**不下去了！說句老實話，他並不害怕蔣介石夫婦的怒責，因為他是美國將軍，在出使中國期間不僅有美國做後盾，而且手中還握有製約蔣介石的不少本錢。也許正因為他太看重自己是美國將軍這一點了，他過分地考慮如何使自己置身事外，免為美國陸軍部的替罪羊。最後，他決定派自己的副手顧魯白借回國述職之機，當麵向史汀生、馬歇爾二位了解自己的上司講清這一事件的原委。到這時，過分自信的史迪威如釋重負，有些得意地自語：
“我看‘花生米’將奈我何……”
刻史迪威來言，空軍第十隊之轟炸機，奉美政府令悉調北非作戰；準備飛印之運輸機，亦調往北非。此意是否羅斯福總統之意，彼有告之否？總統前電所雲之四百六十架飛機，已撥來華，而現到者，據予所知，不及十分之一……史迪威已派副團長顧魯白回美報告……希洽。
無獨有偶，誠如親台學者梁敬先生所言：“委員長責問史迪威之日，亦正是宋子文與美軍部攤牌之時。”對所謂宋子文與美軍部攤牌的緣起與經過，梁敬先生作了如下記述：
“蓋子文因我國要求加增前線飛機與中印空運噸位之事久不獲準，曾經製一緊急空運方案，徑向羅斯福請撥，軍部以史迪威未有表示，百般推托，宋已不耐。某日軍部忽向宋言，運華物資在印堆積甚多，擬自七月份起將在美待運之物資器材暫時停運，宋怒，遂告軍部來人謂，事既如此，我們在此已失效用，當令在美有關機構關閉，所有人員立命回國。軍部因恐決裂，始將停撥之議取消。羅斯福總統聞訊，當晚召見居裏，命其赴渝解釋。居裏先叩宋意，宋答執事此行，殊可不必，中國所需要者，乃實際之行動，而非空言，一年以來，空言多矣，何補於事？即就飛機一事而言：一、“空中堡壘”二十四架，原定赴華，中途應英方之請，改派地中海作戰；二、輕轟炸機六十六架，八個月前已允即撥，因珍珠港之變，減為三十三架，今並此數亦改赴地中海作戰；三、雙馬達之運輸機十七架，前已派好，擔任中印運輸，今亦改赴地中海；四、第十路空軍司令蒲立登（即布裏爾頓）來渝，委員長召見，竟以未奉史迪威命令為詞，規避不應。今第十空軍隊又改派地中海，我以為除非總統已有確切不移之空軍實施方案，執事此行，恐不能收到實益。”
也正是宋子文和美軍部攤牌的這一天——六月二十六日，英國首相丘吉爾不僅勸阻了羅斯福總統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設想，而且還借口隆美爾進攻北非向美國要到了開辟非洲戰場的軍需物資。他——丘吉爾就像是一個本領高超的化緣和尚，背著裝滿東西的缽盂高高興興地打道回府了。
而羅斯福呢，他卻成了一位永遠也滿足不了各種和尚所需的施主。他剛剛送走“本家”——共同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和尚”丘吉爾，又趕忙研究“東方和尚”蔣介石需要些什麽。他仔細地審閱了史迪威發來的報告，又聽了親信居裏和宋子文談話內容的匯報，頓感問題非常嚴重。在他的腦海屏幕上立刻閃現出這樣的畫麵：日美在太平洋激戰猶酣，中國戰區卻突然烽火猝熄……當他再想到在華的百萬日軍乘虛揮師南下，他禁不住黯然自語：
羅斯福清楚蔣介石是一位講究實際的政治家，一切空頭支票對他再也不起作用了。然而，時下原本財大氣粗的美國已經初露捉襟見肘之絀，並經常出現僧多粥少的被動局麵，羅斯福暫時拿不出任何東西滿足蔣介石的所需了。怎麽辦？他思來想去，也隻有向蔣介石解釋的言詞。遂於翌日——六月二十七日給蔣介石發了如下這則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