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角逐002
接史迪威轉來尊電，茲向公保證，美國及其同盟國均確信中國為共同作戰之重要分子，並視維護中國戰區為擊敗敵人最切要之步驟。最近軸心兵力在近東迅速推進，突使美國麵對最危急之局勢，若不立予製止，恐中印交通亦將中斷，或受嚴重之騷擾，故曾搜集一切可能力量赴援，以保持我與中國戰區之交通線。美國空軍第十隊之重轟炸機調赴埃及助戰，乃一臨時措施，一俟保衛交通線之空中力量充實之後，該項飛機即當調回，仍交空軍第十隊應用。至A—29式之輕轟炸機，現在卡東（即喀土穆）候命，尚未決定在何戰區使用；至在印之空軍中型轟炸機與驅逐機，自將仍為支援貴軍之用。
羅斯福
蔣介石收到羅斯福的電文後非常失望，他認為羅斯福是在用美好的語言搪塞中國戰區的真正需要。如何才能改變羅斯福的決策——起碼不再為了英國而犧牲中國呢？他陷入了極其矛盾與痛苦的沉思。
宋美齡雖然具有女性所需要的一切，但她就像是曆代女政治家一樣，看重的依然是政治。時下，她還清楚自己的全部價值是蔣介石的夫人，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權限和影響，就必須充分調動和利用“蔣介石夫人”這一頭銜。與此同時，還必須充分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利用自己在美國長大，結交了許多美國朋友等有利條件，迫蔣向自己讓權。而今，她看到蔣介石陷入了一籌莫展的境地，遂以智者解惑的角色主動地來到了蔣介石的身邊：
“達令，我以為羅斯福總統開此空頭支票敷衍我們，是壓力不足所致。”
“這我清楚，可我們……”
“還有不小的餘地嘛！”
蔣介石歎而搖首。
“我們為什麽不能把史迪威爭取到我們這一邊來呢？”
“他……”
“不是沒有可能的！”宋美齡笑了笑，“所謂文武之道，乃一張一弛嘛，我們不能對史迪威把弦繃得這樣緊。”
“我對他嘛，這‘弛’的工作……起碼我是做不來的。”
“那就交由我來做。”宋美齡把話題一轉，“我看，在這節骨眼上……是可以起用陳納德這隻棋子的。”
“好！”蔣介石突然一掃滿麵的愁雲，把右拳重重向左手心上一砸，說道，“用陳納德打史迪威，逼迫史迪威和我們結成統一戰線，夫人，這就叫……”
“以夷治夷。”宋美齡開心地笑了，因為她的計謀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同。接著，她又技高一籌地說道：“等你給史迪威造成兵臨城下的局麵之後……”
“你再登台唱一出紅臉戲！”
……
陳納德和史迪威的矛盾是由諸多因素鑄成的。
首先，陳納德和史迪威這兩個美國將軍均屬於剛烈少柔的性格，而且一個比一個剛愎自用，很難共事，更談不上合得來。再者，史迪威屬於科班出身的正規軍人，且又得到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和陸軍部長史汀生的支持，壓根就瞧不起愛鬧獨立性的小小的退役上尉陳納德。在史迪威的心目中，下屬陳納德隻有服從命令的分兒。然而陳納德自視在美國軍界——尤其是空軍中是一位懷才不遇的奇才，從根本上講，他就沒把史迪威這等正規軍人放在眼裏。另外，陳納德憑借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在中國搞起了一支“飛虎隊”。有意思的是，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正規軍被日軍打得大敗的時候，陳納德指揮的“飛虎隊”卻接二連三地擊敗日本的空軍，他自己也一舉成為全世界矚目的名人。因此，他認為自己在蔣介石統治的中國有和史迪威分庭抗禮的本錢。
其次，由於史迪威和陳納德難以調和的性格衝突，導致了他們之間的矛盾日漸加劇，並傷害了私人的感情。誠如前文所述，史迪威尚未走馬上任，就支持美軍空軍司令阿納德將軍壓製陳納德，起用比斯爾為美國駐中國空軍最高司令長官。接著，阿納德將軍背著陳納德實施了轟炸東京的計劃，在陳納德看來，此舉不僅是愚蠢的冒險，而且還引發了日本軍隊攻擊他在江浙一帶建立的空軍設施。對此，陳納德主觀地認為史迪威是介入其中的——盡管事實並非如此。這加深了陳納德對史迪威的憎恨。尤其是史迪威敗走印度以後，陳納德多次抨擊史迪威指揮的失誤，甚至對史迪威拒不搭乘飛機逃離失敗的前線的壯舉毫不留情地譏評為：
“史迪威將軍身負戰區參謀長之重任，兵敗之後，不急全局善後之紆籌，而作偏裨跋涉之行徑，殊為失職。”
史迪威聽後是相當不悅的，甚至有點耿耿於懷，借用美國學者的話說：“找陳納德在華作戰的碴子。”當他自印度返回重慶中途於昆明逗留期間，聽說陳納德在昆明建了一座妓院，供美國的航空誌願隊享用，同時，他還聽說陳納德在回答美國記者的非難時曾公開答辯說：“我那個妓院使我操心，大兵們總得要有女人，弄不到幹淨的，不幹淨的也可以。”史迪威回到重慶之後，向馬歇爾將軍發去了如下這份密件：
昨有報道稱，昆明建立了一所妓院，供誌願隊享用。一名空軍軍官正在桂林物色妓女。今日我們一架運輸機將十三名婦女弄到昆明。陳納德在昆明，我質問了他，他說他不知道有什麽軍官參與其事。盡管他承認他知道一些中國人在搞這種事。他也曾想為航空誌願隊搞一類似的組織。我已命令督察從阿恰布去那裏，立即進行清查。我擔心陳納德並不懂得航空誌願隊與美軍之間的差別！不幸，此事據說在昆明已是家喻戶曉。有謠傳說，陳納德知悉此事。報界也抓住此事不放，真是一團糟。很遺憾，我不得不向你報告，一俟有新情況，我即告知。
再其次，史迪威和陳納德在抗擊日軍侵略的戰略上起初對立，隨著戰局的發展，遂演變成了水火不相容的矛盾。
緬戰失敗以後，陳納德非常自信地認為，隻要他能夠得到所需要的裝備，他就能夠以阻止日本戰爭物資通過南中國海的方式擊敗日本。為此，他寫信給史迪威說，太平洋戰爭的戰略應是：切斷日本海上航線，鼓勵中國地麵部隊向日占區發動進攻，抑製日本在緬甸和印度支那的空軍活動，消除日軍對印度的威脅，保衛通往中國的駝峰航線，“提供軍事援助，發動一次成功的進攻，以此來鼓勵各同盟國”。他說，如果給他五百架作戰飛機和一百架運輸機，再加上“在這個戰區內的指揮全權”，他就能夠達到上述所有目標。
陳納德的理論對蔣介石夫婦很有吸引力。“如果五百架戰鬥機、一百架運輸機加上陳納德的全權指揮就能贏得這場戰爭，就沒有必要去改造軍隊和破壞各種利益集團、各政治派別和戰區司令長官之間危險而又微妙的平衡了。”陳納德的主意也正好適應蔣介石的既定目標，加之空軍作戰不需要中國參與，而且看起來又是那麽簡單易行，“於是誘使美國提供一支有五百架戰鬥機的空軍部隊，和通過駝峰航線保證這支部隊得到作戰所需的一切物資和裝備，就成了蔣介石的不可改變的目標”。
這就是蔣介石夫婦決計“以夷治夷”——以陳納德攻擊史迪威的緣起。
是日，宋美齡請來了視她為“女皇”的陳納德將軍。她親自把剛剛煮好的咖啡雙手送到陳的麵前。從陳的表情可知，這位高傲的美國將軍受寵若驚。接著，宋美齡有意地問：
“陳納德將軍，你是中國戰區美國空軍的負責人，自然知道貴國為什麽把駐印度的第十航空隊調往埃及的原因了？”
這真是哪把壺漏專提哪一把，陳納德一聽火冒三丈，憤慨地答說：
“我本是一個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的上尉，像這樣的大事怎麽會和我商量！”
“事先總會通知你吧？”
“用中國人的話說：我在他們眼裏算個老幾！夫人，我到現在還沒接到正式通知呢！”
“這可能嗎？”宋美齡故作十分吃驚的樣子，“假如果真如此，那你如何實施自己空中打擊日軍的戰略計劃呢？”
“這……首先得問我們美國駐華最高軍事長官史迪威將軍了！”
至此，宋美齡的目的達到了。旋即，她又告訴陳納德，蔣介石為了挽回駐印之第十航空隊調往埃及的損失，同時也是為了支持陳的“空中打擊日軍”的計劃，決定於七月一日召開中國戰區軍事會議，並懇請陳納德將軍屆時出席，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對此，陳納德是心領神會的，當即答說：
“我會帶頭向‘醋壇子喬’開炮的！”
“醋壇子喬”是美國軍界——尤其是在華工作的政府官僚與軍事代表團成員背後對史迪威將軍的稱謂。由此可以獲知史迪威的性格以及在美國同事心中的形象。一般說來，“醋意”較濃的男人心胸偏小且狹隘，加之史迪威還有對政敵不設防的弱點，一旦他受騙或事出所料，就必然引發“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煩惱，結果，“醋意”就更是要大發。由於受這種特定的性格驅使，史迪威和蔣介石、陳納德的關係就陷入惡性循環，終成勢不兩立。此乃後話。
史迪威處於中美關係猝然緊張的矛盾漩渦中，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找羅卓英等人談話，共商實施藍伽計劃。至於蔣介石夫婦在幕後做了哪些手腳，他是不屑一聞也不屑一問的。待到六月三十日夜晚接到通知，要他於七月一日趕到蔣介石官邸出席軍事會議時，他竟然還天真地發出這樣的自問：
“‘花生米’是真的醒悟了嗎？……”
七月一日上午，史迪威準時趕到黃山別墅會議室。他發現蔣介石、宋美齡、陳納德、比斯爾、周至柔、毛邦初等人已經按照座次就座，似乎他一到就可以宣布開會了。他和與會者寒暄過後，直奔留給他的空座位上大方地落座，並詫異地自問：
“為什麽與會人員都是中美雙方的空軍指揮官？……”
這是蔣介石夫婦有意安排的。事後，史迪威憤慨地在日記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一切都已經預謀好了。”首先，蔣介石宣布開會，大講特講了一番空戰在中國戰區的特殊地位，旋即打住，有意巡視了一遍與會者的表情，十分嚴肅地問道：
“毛邦初司令，你需要多少架飛機，才能確保中國戰區的製空權？”
毛邦初，為蔣介石原配夫人毛氏族人。他先後就學於黃埔三期、廣州航校二期、蘇聯第二軍事學校。自蘇聯回國不久，即著手籌建杭州筧橋航校，任第一任校長。抗戰爆發以後，他出任空軍少將總指揮，後協助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協調與蘇聯航空人員和美國航空誌願隊的關係，與日軍進行空戰。而陳納德最初來華出任空軍顧問，也是經由毛邦初牽線促成的。他一聽蔣介石點了他的將，當即起身成立正姿勢，像背軍中條例那樣答道：
“報告校長！需要二百架飛機和每月百分之二十的零配件。”
蔣介石微微點頭，並示意毛邦初落座。接著，他看了看若無其事地抽著煙鬥且目中無人地傲視天花板的陳納德，換了一種口氣詢問道：
“陳納德將軍，隨著你親手組建的誌願隊的解散，你認為需要有多少架飛機才能確保中國戰區的勝利？”
陳納德緩緩地收回視線，把銜在口中的煙鬥取下，以權威的口氣說道：
“至少三百架飛機，和每月不低於百分之二十的零配件。”
不知何時，史迪威也叼上他喜愛的大煙鬥，其向上翹起的角度高於陳納德，就連吸煙的節奏也遠比陳納德沉著、有風度。有意思的是，他的這些作為完全是不自覺的，絕不影響他聽每個人的發言。待到陳納德講完之後，他恍然醒悟：“啊！二者相加，不恰好是蔣介石向美國要的五百架飛機嗎？”至此，他明白了蔣介石召開這次軍事會議的目的，遂不無蔑視地笑了。
“好吧，現在由我把你們的所需通知華盛頓。同時，我也請大家放心，宋子文外交部長會通過外交途徑施加壓力的。”蔣介石說罷巡視了一遍與會者的表情，遂又看著有意避開視線的史迪威，以將軍的口氣說道，“我還相信，作為我的參謀長，史迪威將軍也會行動起來，如實地告訴他們這些情況的。”
蔣介石終於完成了迂回、包圍的階段，並把主攻方向引向史迪威。
誠如前文所述，史迪威是同情中國戰區的處境的，他作為戰區參謀長，也向美國的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提出了所需要的飛機數字，不僅和蔣介石提的五百架飛機沒有太大的出入，而且還得到了馬歇爾將軍的允諾，就常理而言，雙方如果坦誠交換意見，一定會皆大歡喜的。但是今天，史迪威卻認為蔣介石召集的軍事會議是變相地對他圍攻，並帶有突然襲擊的味道，這就等於砸了史的“醋壇子”，使他從情感上本能地產生了對立情緒。同時，他還認為這是蔣介石向美國索要軍事物資的最低要求。因此，他有意不作正麵回答。待他搞清了“他們現在需要的是P—51或P—47型飛機，再就是P—38型飛機，如此而已”之後，他才以“教師爺”的口吻說道：
“我提醒諸位，你們完全忽視了彈藥、汽油的有限庫存，沒有這些，飛機就變成了一堆廢鐵。”
史迪威的發言引起了爭論。由於發言者的立場不同，都有意使用冷峻的外交辭令攻擊對方。其中陳納德和史迪威用英語辯論把會議推向**，而一些不懂英語的與會者卻隻有傻聽傻看的分兒了！宋美齡和蔣介石交換了個眼色，示意大家安靜，遂嚴厲地對史迪威說了這句史有記載的話：
“我們不想討論此事，怎麽辦到那是你的事。”
“我同意夫人的意見。”蔣介石唯恐史迪威起而反對，忙宣布，“現在休會一刻鍾。”
與會者聞聲相繼起身離席，井然有序地走進了休息室。而原本爭吵激烈的會議室就剩下宋美齡和史迪威兩個人了，史迪威擔心自己在宋美齡麵前辦出蠢事——隨聲允諾對方所求之事，遂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
“史迪威將軍，”宋美齡搶先一步笑著說道，“我們二人單獨用英語談談好嗎？”
史迪威無法脫身了，隻好違心地坐在原處抽著煙鬥聽“皇後夫人”訓導。
宋美齡以東方傳統友誼為手段，向史迪威發動了人情攻擊，很快就彌合了近幾天來的所謂感情鴻溝，旋即又用開玩笑的口吻說道：
“在英國人看來，史迪威將軍是半個中國人，今天，我作為委員長的夫人，則要求史迪威將軍做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人，可以嗎？”
史迪威是很不善外交辭令的，尤其是在他仰慕的女性麵前，作為將軍的雄風會**然無存。再者，他對宋美齡的邀談存有戒心，故作愕然狀說道：
“我不明白夫人說這番話的意思。”
“意思是簡單的。你作為中國戰區的參謀長，自應為委員長分憂解愁嘛！”宋美齡說到此處莞爾一笑，“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禍福相依、榮辱與共吧。”
史迪威仍未品出宋美齡的話意，僅是微微地點點頭，以示願繼續受訓教。
“這不僅決定了你和委員長的關係，而且也很自然地要求你急中國戰區之所急。”
接著，宋美齡對史迪威提出了做一個名副其實的、完全的中國人的標準，用史迪威事後的話說：“我得做一個中國人，當一個根據他們的意願，並經她同意在一切事情上向美國遊說的傀儡。”最後，宋美齡肅然正色，十分鄭重地說了下邊這段話：
“一旦你與大元帥建立起一種良好的關係，我就動身去美國，我們將會看到你成為一個完美的將軍。”
史迪威完全明白了宋美齡邀他談話的真實目的，故做認真的樣子問道：
“我將成為一個怎樣完美的將軍呢？”
“我保證讓你成為一名四星上將。”
這就是史迪威在日記上寫的：“蔣夫人在會議休息時幹了件很糟的事。”史認為“這是企圖對他行賄，以換取他同意中國的各種要求”。對此，他憤慨地在日記上寫了這樣一句話：
“見他們的鬼！”
宋美齡的伎倆失敗之後，蔣介石就采取了圖窮匕首見的策略，取出預先準備好的“手諭一紙”，非常嚴厲地命令道：
“史迪威將軍，這是維持中國戰區之最低三項需要，請你編入作戰計劃之內，俾便與美政府洽商。”
史迪威很不情願地接過這紙手諭，當眾雙手捧讀，全文如下：
一、請美國於八、九月間調陸軍三師到印，協助中國軍隊恢複緬甸交通線；
二、自八月起應經常保持中國戰區第一線飛機五百架；
三、自八月起每月應保持中印空運五千噸之數量。
史迪威剛剛看完全文，蔣介石又十分嚴厲地補充道：
“請轉告貴國政府，如果這些最低要求得不到滿足，我們就被迫取消中國戰區，重新調整中國的立場，並作出其他的安排。”
“委員長的意思是，時下親日活動十分活躍，”宋美齡忙又補充，“為了確保中國戰區抵禦日軍的入侵，最好美國政府寫一讚同中國戰區三項最低要求的信。”
史迪威看完所謂三項最低要求，又聽了蔣介石夫婦咄咄逼人的發言，真是感慨良多啊！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了他當時的真情實感：
中國有一位朋友——美國，一位非常慷慨的朋友。由於我們對意外發生的危機準備不足，中國人就攻擊我們不多做些事情。他們帶著威脅和指責離去，得到了總統和參謀總長的道歉。現在，他們又由於重轟炸機被調往埃及而大發雷霆，提出了“三項最低要求”……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但他們卻如此愚蠢，以為我們會答應。另一種可能采取的方法是他們將“作出其他安排”。“中國沒有外援無法再打下去”，“親日活動十分活躍”，他們試圖嚇唬我們……
蔣夫人想要我轉送關於澄清五百架飛機一項要求的公文，並加上我的推薦，還要我將信件的要點告訴她。
至此，史迪威已經沒有退路了，他也或許被這預謀好的事件激怒了，當即鄭重聲明：
“這是大元帥給總統的最後通牒，超出了我的職權，不能代為轉呈！”
“請問你的職權是什麽？”
“我借此機會再向大元帥闡明我的身份，”史迪威嚴肅地瞪著就要震怒的蔣介石，“一是大元帥的參謀長；二是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其職權超出中國之外；三是戰爭委員會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維護美國的政策；四是負責租借物資事務的總統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維護美國利益的美國軍官。”
……
十六
史迪威一是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再是他性格中的“醋意”借此發酵起了作用，使他當眾和蔣介石較起了真兒，把本來就相當激化的矛盾搞得越發尖銳、複雜了！對此，親台學者梁敬先生作了如下記評：
但兩日之後，另一風暴忽起。先是中航公司由中國租借法案內得到運輸機多架，委員長命其提出兩架交與航空委員會應用，史迪威拒之。七月二日，蔣夫人在審查五百架飛機計劃席上，請史迪威對於委員長有無處理中國租借物資之權，表示意見，史氏當日具一備忘錄，表示其權限與地位，其內容如下：
一、本人係出席中國任何軍事會議之美國代表……在上述軍事會議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概不使用。
二、本人負責及管理租借器材，並決定移轉其所有權之地點與時間；俟所有權移轉之後，委員長乃有處分此項器材管理之權。本人此種行動，係以總統代表資格執行之。
三、本人參謀長之職責……並不包括獲取器材在內……
四、本人基本地位，為保持美國之利益。
蔣介石看了這份措辭強硬的備忘錄，怒火從胸中猝然點燃。他為了驗證史迪威使華的全部職責範圍，立即調閱了有關中美關係的外交文件，就像是一個學究似的希望從字裏行間找岔子、做文章。多年之後，梁敬先生為其捉刀代筆，寫了如下這段話：
此備忘錄之說明，實甚牽強附會。第一，史迪威之權限，係以一九四二年一月，宋（子文）史（汀生）交換函件為根據。該交換函件中，關於租借器材處理之敘述，與備忘錄不同。交換函件上，史迪威隻有監督管理租借物資之權，而無決定移轉所有權之地點與時間之一項；此項權限，係軍火分配委員會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所自添，而此新添，則未經宋子文之同意。第二，交換函件內之美軍代表，係指出席聯合軍事會議，而此會議，則自始並未成立，故史迪威之美軍代表等於虛設，從而史迪威所雲代表出席軍事會議時，其他地位概不適用一語，不啻對於中國措施有妨害美國利益之暗示。第三，美政府賦予史迪威之任務，為“增高中國作戰之能力”，如不包括獲取租借器材，則中國作戰能力，何由增進？
故此備忘錄措辭之傲睨，猶其餘事。故委員長閱後，立以事件情形電告宋子文，令其轉達美政府。
蔣介石對美策略是建立在以退為進，或曰以所謂友誼換取美國政府的同情，借以獲得更多的美援基礎之上的，因此，他在保衛緬甸的戰爭中，不得不違心地讚同史迪威的進攻戰略。最近，中美之間突發的事件給了他一種新的外交啟示：單講“退”是“進”不了的，而且還會給對方造成軟弱可欺的錯覺。為此，他毅然決定冷淡史迪威，進而造成欲要遠離美國的姿態，迫使美國主動采取修好的措施。唯有出現這種局麵，他認為自己再向美國開價才是有分量的。
也就是在這種特殊心理的驅使下，蔣介石第一次萌發了辭退史迪威的念頭。但是他考慮再三，認為時下條件不成熟，且又自負地認為略施小計就可迫使史迪威就範，所以，宋子文來電征詢“是否尚擬留其（史迪威）繼續供職”時，蔣介石複告：“暫時不必表示”，“益也望美政府自動召回之也”。
也就是在史迪威轉呈備忘錄這一天——七月三日，宋美齡也一改溫文爾雅的儀態，再次向史迪威發動了討伐。請看史迪威的日記中有關的記述：
皇後夫人（宋美齡）打電話要我給華盛頓寫報告……她在電話中大發脾氣，開始責罵我。於是我說我願去見她。她讓我一直等到董顯光到來；她把陳珍珠（宋美齡的秘書）叫來，記錄下來我說的每句話。簡直像瘋狂的魔鬼。她抽了一個響鞭，但小醜沒有應聲跑出來。她要把我的所作所為向蔣介石報告。我的立場是：整個事情是個圈套，這不過是澄清三項最低要求中第二項的問題，因此作出評論超出了我的職權範圍，除非我的政府要我這樣做。
史迪威或許是過分敬慕宋美齡的風采，也或許是要在女士麵前保持美國男人傳統的紳士風度，他對宋美齡的越禮行為始終是非常寬容的。就說這次宋美齡怒而點撥他：“作為參謀長，你不是可以自由發表意見嗎？”他依然是平心靜氣地與之交談：
“我向她解釋怎樣才能使計劃與運輸線協調起來，經駝峰運輸五千噸物資的必備條件是：三百零四架飛機，二百七十五名機組人員，三千四百名地勤人員，空運線兩端各有五座機場，每個機場能夠容納五十架運輸機。這樣，她才開了一點竅……我告訴她我認為大元帥需要的是一名戰士，而不是一枚橡皮圖章或傳聲筒。我還告訴她，一旦出現缺乏信任的征兆，我想回國去。”
史迪威並不在乎蔣介石對他是熱還是冷，因為他自信手中握有的權力——尤其是租借物資控製權足以使蔣介石改變態度。但是，他作為中國戰區參謀長兼美軍駐華首席代表，就不能不考慮蔣介石——實際上也是中國對日本的態度。如果外界傳言中的“寧渝合流”即汪精衛和蔣介石重新握手言好真的變成現實，那他對於自己的祖國乃至於對二戰中的所有同盟國都是失職。另外，他作為一名肩負重責的軍人，更看重的是近百萬侵華日軍的動向。他清楚這樣多的侵華日軍一旦揮師南下，東南亞諸國如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就等於脖子上又套上了新的絞索；而在太平洋和日本激戰的美國海軍、陸軍就要多付出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犧牲。因此，他越發地感到把日本軍隊“在中國拖住”的戰略是何等的英明！然而如何才能觸摸到蔣介石的真實態度呢？他決定拜訪老朋友——美國駐華大使高斯。
高斯是一位城府很深的“中國通”，又是一位資深的外交家。加之他性格內向，不輕易說“是”和“不是”，給人一種冷麵判官的印象。他不讚成蔣介石獨裁，更是反對蔣氏的專橫，或許因為他在中國待的時間較長，且對東方治國之術有所研究，他對蔣氏靠軍隊與權謀維持一個腐敗的政權更是深惡痛絕！實事求是地說，美國在製訂對華政策的時候，也包括高斯對蔣氏政權的看法。就說時下史迪威和蔣介石鬧得僵持不下的局麵，也早在高斯的預料之中。所以，他一見來訪的史迪威就坦言相告：
“喬，你的一切麻煩蓋源於《租借法案》。”
所謂《租借法案》，是關於美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未正式向德意日宣戰之前，向同法西斯作戰的同盟國借貸或出租武器、彈藥、戰略原材料、糧食和其他物資的法案。英國、蘇聯等國根據這一法案，自美國得到了它們所需要的軍用物資。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歐洲擴大到了亞洲和太平洋，同盟國遂決定設立軍火分配委員會。由於英國和蘇聯等國阻遏，中國無代表參與軍火分配委員會。換言之，中國在獲得美國軍用物資方麵受到歧視。為此，蔣介石給羅斯福發電呼籲：
就最近審察，予深覺須向羅斯福坦白聲明，望羅斯福不致誤會，美國對於中國參加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及軍火分配委員會之態度，是否與待遇其他國家相同？予正日向此間國人為美國辯護，謂羅斯福乃中國最親摯之朋友，故中國亦宜報以最忠實之友誼。予曾許美國軍官統帥中國軍隊，且有時違背自己之見解，以擁護美政府之政策。予之為此，無非欲盡盟邦戰事上共同之貢獻，然英國與蘇聯，則似欠此合作精神，伊等重視一國之私利，遠在於共同之精益。
如果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與物資分配之機構不能擴大，使中國得以參加，則中國在此戰爭中，隻是一種工具而已。
甘地告予謂英美對於東方民族，總未嚐以平等相待。英美迄今不許中國參加C。C。S（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就是一例。我們在作戰中所受之遭遇已經如此，則在戰後和平會議上，又當如何？
羅斯福接電審讀，對中國參加軍火分配委員會雖欲允行，但中國駐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熊式輝於四月二十七日向馬歇爾提起此事時，“馬歇爾竟完全婉拒”。不但如此，“該委員會於五月十一日又自定新辦法，指定史迪威為中國租借物資之收受人，予以‘何時分配’及‘交與何處’之特權”。換言之，“中國政府向軍火分配委員會申請之租借器材，必待史迪威製出接受方案與時間，始肯審度”。在蔣介石等看來，“史迪威操此大權，則遇未經其同意之申請，每不製具方案，使我申請或葬送於無形，或停滯於不可究詰”。這就是蔣介石對史迪威由敬而惡的根本所在。
史迪威十分清楚：英國和蘇聯等國租借美國的軍火物資是有獨立支配權的，與中國兩相對照，上述行為是明目張膽地歧視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講，有氣不敢對美國政府發泄的蔣介石，把史當成出氣筒也是情理中事。想到這些，史迪威無可奈何地歎了口氣，遂又問高斯：
“你說該怎麽辦呢？”
“簡單。”高斯突然以美國人的幽默近似調侃地說道，“你給羅斯福、馬歇爾發電，建議把套在蔣介石頭上的緊箍咒拿掉，讓中國享受和英國、蘇聯同等待遇。”
“不要忘了，閣下是始作俑者之一。”史迪威反以調侃的口吻說道，“一旦拿掉了蔣介石頭上的緊箍咒，他會拿著我們美國的錢、武器去做什麽呢？”
“放心。”高斯清楚史迪威來訪的原因，遂開門見山地說道，“他不會和汪精衛修好，更不會和日本人講和。”
“為什麽？”
“你比我還清楚！如果說汪精衛是因為投靠日本人得以生存的，那麽他蔣某人呢？我認為他一是靠高舉抗日大旗，再是靠巧妙地向我們美國要錢、要武器，方得以維持他的政權的。一旦他丟了這些……”
“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價值。”
高斯讚同地點了點頭。
“這就更堅定了我的看法：傳說日本使者和南京方麵的代表已到重慶，準備就和平條件進行談判，這完全是蔣某人進行訛詐的陰謀。”
“對！他想從我們美國得到的東西太多了，而與日本人講和，則有百害而無一利。”
“他向我們美國要這樣多的東西幹什麽呢？”
“一是中飽四大家族的私囊，再是積聚軍事力量，等抗戰勝利後和共產黨爭天下。”
史迪威對共產主義並無好感，但由於他在中國的朋友——知名的美國記者埃得加.斯諾、史沫特萊、安娜.魯易絲.史特朗等人和中國共產黨多有接觸，他對中國共產黨人也並無惡感。誠如前文所述，他早在武漢任職期間，就曾禮節性地拜訪過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中共領袖人物，對他們的印象也是很好的。另外，他作為軍人，十分讚賞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堅持在敵後抗戰，這又和他熟悉的國民黨軍隊形成了鮮明對照。為此，他經常發出這樣天真的自問：“蔣介石為什麽不和共產黨八路軍一塊抗日呢？”今天，當他聽說蔣介石囤積美國的軍火物資，是要“等抗戰勝利後和共產黨爭天下”以後，就萌動了和駐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周恩來謀麵的念頭。可是，他擔心蔣介石會借此攻擊他勾結共產黨人，遂又打消了親訪周恩來的念頭。最後，他決定派自己的心腹戴維斯代行拜會周恩來，聽一聽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看法。
約翰.戴維斯於一九○八年生於四川的嘉定（今四川樂山縣）。四年後舉家遷往成都。其父是美國傳教士，除擔任神職而外，還在華西大學教課。約翰.戴維斯就在這個風景如畫的“天府之國”長大，並在這裏接受小學和中學的教育。後來，他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成為司徒雷登的得意門生，不久，返回美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並於一九三一年考取駐外外交官。由於他精通漢語，熟悉中國西南諸省的人情民俗，被派往雲南省昆明擔任領事。抗日戰爭爆發不久，他被調往武漢。也就是在這期間，他不僅和史迪威結為好友，還和周恩來等共產黨領袖人物時有交往——當然是為了搜集中國有關諸方麵的情報。珍珠港事件猝發之後，史迪威就任使華要職不久，他又成了史迪威使華班子中的政治顧問。當時，在中國工作的美國人有句玩笑話：“戴維斯是史迪威政府中的國務卿。”由此，我們也可以想見戴維斯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所起的作用。
自然，在史迪威和蔣介石猝起的衝突中，身為“國務卿”的戴維斯也必然貢獻了自己的全部智慧。據美方和中國台灣方麵已公布的史料可知，就在七月一日蔣介石密謀圍攻史迪威那次會議的前兩天——六月二十九日，戴維斯借口去醫院探望生病的周恩來，二人已經進行了一次長談。有關這次晤談的詳情，諸方均未公布，隻有梁敬先生的專著《史迪威事件》一書中有如下扼要的內容：
訪周恩來於醫院，周謂，蔣將與日講和，又雲，如伊得蔣許可，願率兵援緬，並受史迪威指揮。
戴維斯作為美國駐華的戰略情報人員，自然知道蔣介石從未間斷和日本秘密來往，而轟動一時的所謂“桐計劃”——日、蔣、汪三方攜手的“和平計劃”，也難以瞞過政治嗅覺極靈的戴維斯；至於日本通過被囚在北平的他的恩師——司徒雷登進行所謂“日中親善”活動，他也必知其全貌。因此，他是同意周恩來此見的——“蔣將與日講和”。但是，蔣介石與日講和之舉是真還是假，甚至是否像中國古之名言所雲：“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由於此行的借口是探視病人周恩來，看來二人未及深談。
史迪威在緬甸吃夠了蔣介石橫加幹涉的苦頭，使他不得不使用“‘花生米’是個卑鄙的人”這種難聽的字眼形容他的上司蔣介石。而今，周恩來竟然主動提出：如“得蔣許可，願率兵援緬，並受史迪威指揮”。這就很自然地促使史迪威又加深了對蔣介石的憎恨。時下，他最關心的是蔣介石下一步的動向，所以，他對戴維斯再三叮囑：
“再訪周恩來先生的時候，主要聽聽他對這方麵的看法和意見。”
周恩來自打西渡勤工儉學歸來，出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開始，和蔣介石分分合合已近二十年了。他們二人沒有什麽不解的私怨，有的隻是永遠難以彌合的政治歧見。蔣介石一生，乃至於他的公子蔣經國先生也從不攻擊周恩來的人格和品德，這說明他們二人之間是彼此了解尊重的。另外，周恩來作為一代外交高手和政治大家，不僅能從山城重慶這個小舞台觀出全球的政治風雨，而且還能從全球政治風雨中看出蔣介石心路曆程的真正軌跡。對此，美國學者塔思曼根據美國檔案撰寫了如下這段記評：
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人員（戴維斯）為此拜訪了周恩來，周恩來認為，根本不存在單獨講和的危險，“抗日已成了一種有利可圖的買賣，因為這樣可以得到大量的援助”。周恩來還說，國民黨官員以善於運用外交手腕，撥弄美國的神經而感到自豪，他們在上海與日本人保持聯係，“目的就在於對華盛頓進行恫嚇”。
有意思的是，自視公允的親台學者梁敬先生卻對此視而不錄。他在記錄七月五日戴維斯造訪周恩來的談話內容的時候，僅摘要記了如下這樣一段話：
我們從這段摘要中依然可以看出周恩來講話的用意：提請美國注意，租借給蔣介石的軍火物資並未用在抗日上。相反，蔣從近處著想，政府以四十四萬一千人之兵力圍困中共；蔣從長遠著想，保持實力，以備另用。把話說白了，也就是蔣介石要等抗戰勝利之後，集中全力和中國共產黨爭天下，結論是：
“美國給蔣介石的軍火物資越多，未來中國人民就越飽受內戰之苦。”
戴維斯或許是認為七月五日訪問周恩來談得不夠盡興，也或許是認為有些疑點需要進一步探究，遂於七月十日又三訪周恩來。
聰明的周恩來認為應當讓美國人——尤其是美國的決策者知道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情況了，唯有如此，美國的對華政策方是較為公正與全麵的。所以，他向戴維斯作了全麵的介紹。對此，梁敬先生在其專著中作了如下簡記：
訪周恩來，周謂中共（第十八集團軍）現有兵力五十至六十萬人，有槍一百萬杆，在華北、山東及揚子江流域以北，皆自置邊區，如日本攻蘇，中共將請求攻日，並向美英蘇請予軍械。蔣曾告白崇禧：中國政策在保存實力。中國要求先打日本，將使德國戰勝蘇聯，然此正是重慶當權派之希望。
戴維斯如實向史迪威作了匯報，並向史貢獻了自己對蔣的意見。
史迪威在作了周密的調查之後，認定蔣介石如此而為是一種“訛詐”。所以，他籲請高斯大使電告美國政府之後，遂又我行我素地籌劃他的藍伽計劃。
但是，性格倔強的蔣介石不予理睬，致使藍伽計劃無從實施。更使史迪威深感憤慨的是，“自史迪威以備忘錄說明其來華之地位與權限之後，委員長即不複召見”，如“其七月二日、五日關於注意昆明防務之報告，與七月七日、十八日收複緬甸之建議，委員長亦隻交主管機關核複，不予直接批答”。
史迪威哪是受這等氣的美國將領，遂“以訓練中國軍隊進行濡滯為由”，密電馬歇爾將軍，建議與蔣介石攤牌。其電曰：
為尋求此後處理事務得有準繩起見，我提議軍部應請羅斯福總統將下列意旨通告蔣介石，如該意旨經其接受，此後我們任務將有真正之成效……如遭彼拒絕，則亦不至妨及美國對日之戰事，因國民黨不至冒自殺之危險與日本講和也。
我們必須於此際將蔣介石拴住……否則，蔣將永不就範。今假定本年年底攻緬，則下列諸點，必須辦理：
一、總司令須即派定，並須予以組訓與監督補給物資器械之全權；
二、作戰單位必須早日集中雲南，其組織與訓練，亦應立刻開始；
四、各部隊師級單位，皆須設置美國教練軍官；
五、未經教練處推薦之中國軍官，皆應解職；
六、陳納德之延譽宣傳，必須停止。
上列諸點如不得蔣之承諾，則吾人應采下列各步驟：
一、調回在華軍事人員；
二、撤出第十路空軍；
三、解散在華軍事教官；
四、停止華軍裝備；
五、所有在印之援華軍械移與美國。
美國軍部相繼收到了蔣介石企圖剝奪史迪威對租借物資控製權的電文，以及史迪威強烈要求和蔣介石攤牌的電文，一並呈羅斯福總統裁奪。“總統指示馬歇爾起草回電，馬歇爾非常清楚，租借物資是史迪威手中的唯一的一張牌。總統在回電時又斷然拒絕分散史迪威的職權，毫不含糊地聲明，史迪威必須首先對美國負責”，並在電文中明確答複蔣介石：“史迪威將軍要全部按照你的命令來行使職權是不實際的。”羅斯福閱過馬歇爾起草的回電，又提筆在電文上補充道：“任何繼任者，都具有與他相等的權力。”
此電稿由麥克萊次長持示宋子文。
美國學者宣稱：宋子文“在把這封信轉交委員長之前，對其全文和語言都作了修改，而與此同時，馬歇爾卻向史迪威發去了一份原件副本，這樣，史迪威看見的是自己的地位被再次確定，而蔣介石得出的卻是另外一個結論。在這以後的幾個星期裏，他倆一直就爭執不下，互相的不滿不斷加深，直到弄清了真相。蔣介石見到原信內容時，其受侮辱之感是可以想見的。他又演出了一場要取消中國戰區的鬧劇，以示抗議”。
對此，台灣方麵公布的史料卻是這樣寫的：
“子文恐此電傷及中美感情，且信非總統本意，遂持電稿麵謁羅總統，詳告經過。羅斯福乃雲：一、史迪威職權中，代表美國出席在渝國際會議一項，現在並無此類會議，事實上形同虛設。二、嗣後租借法案事，君代表蔣委員長，霍泊金（即霍普金斯）代表我，在華盛頓共同商定，則史迪威事實上即是專任參謀長而已。三、如委員長仍以未妥，則我當更換之；唯幹練之軍官甚難另覓，俟霍泊金、馬歇爾返美（時在英國）時再定。”
明眼人一看即知，羅斯福依然沒有滿足蔣介石的要求：中國有權自由支配租借物資。因此，親台學者梁敬先生又把責任由史迪威移到美國軍部身上。請看如下評論：
羅斯福當年，實無利用其軍事代表控製援華租借物資之用心，而軍部則有借此控製援華物資之行動。三月二十日所給史迪威在印接受援華物資之命令，使其負有決定援華物資何日交付何地之責任，即將援華物資之接受人，由“中國”易為“美軍代表”。在美軍代表未決定向何地在何時交付以前，此物資之主權仍屬美國，美國可以隨時移撥或退回或拒付，於是前此“不經中國政府同意不得移撥”之迭次諾言，經此單麵規定遂至勾銷。此乃美國軍部職員利用行政技術，變更其總統對華政策之一種手段，此種辦法若不修改，雖百換史迪威，亦複何補？美軍部戰史，謂史迪威受華府命令，不得不執行其分配物資之責任，歸咎於史，實失公平。此言雖辯，然美軍部自始即不應以片麵獨斷之手段製此辦法，致使中國不能獲得平等之待遇，則實咎有攸歸。
恰在這時，羅斯福總統的私人顧問——自稱十分了解中國情勢的居裏先生來到總統官邸，毛遂自薦，願作為總統的私人顧問和代表飛赴重慶，調解中美之間因租借物資管理法出現的矛盾。羅斯福聽後愁顏頓釋，當即批準了居裏的中國之行。
……
十七
勞克林.居裏（一譯為柯裏）是一位個子矮小，但有自負可以彌補身高不足的美國人。他和羅斯福總統私交不錯，對中國事務非常熱心。為此，一九四○年春天，他作為羅斯福總統的私人顧問飛抵重慶，與蔣介石進行過多次會晤。自那以後，他一直在華盛頓主管美國援華租借物資。有意思的是，他不讚成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以中國采取行動為條件。他曾公開對馬歇爾將軍說過這樣一句話：
“考慮到中國必須依靠我們才能不斷得到援助，所以不必擔心將來會發生他們不合作的麻煩。”
居裏此次使華的任務是什麽呢？從他和蔣介石等人未來舉行的會談內容可知，羅斯福總統對他的授權是：
一、印度獨立問題；
二、改善中美、中蘇關係；
三、戰後土地分配與國際政府；
四、中美外交摩擦原因；
五、租借器材所有權轉讓問題；
六、三路反攻日本計劃；
七、美軍部不滿宋子文、美輿論批評中國政治等問題。
蔣介石對勞克林.居裏作為羅斯福總統的特使來華是十分看重的。他根據傳統的縱橫外交之策以及自己的治國經驗認為：勞克林.居裏是羅斯福總統的禦命全權欽差大臣，他即使無權在華處理有關事宜，但他在華所獲得的方方麵麵的情報，也必然成為羅斯福總統對華決策的依據。因此，他和夫人宋美齡破格歡迎居裏的到來。但在熱情地擁抱、頻頻地碰杯過後，蔣介石夫婦和居裏都摘掉了微笑的外交麵紗，正襟危坐在會談桌的兩邊，開始了正式會談。
蔣介石是一位十分會抓主要矛盾的大謀略家。他清楚勞克林.居裏使華的使命是多方麵的，但他最關心的問題還是中美雙方對於租借物資的權限，而時下解決該項權限問題的核心則又是史迪威的去留。因此，在會談開始之前，他就通過不同的渠道，調動作用各異的“射手”，以史迪威為靶子，相繼射出了密集的明槍和暗箭，妄圖采用先下手為強的政治策略，置史迪威於死地。而在正式會談開始之後，他又故作大國領袖的姿態，若無其事地傾聽居裏的發言。
“史迪威軍事聲望甚高，為馬歇爾最親信之人員，如無在華必要，馬歇爾可將其調派他處服務。史迪威雙重任務，與其管理租借物資權限，皆曾經宋子文與史汀生所商定，有交換函件可據。宋子文不將史（汀生）宋交換函件報明，又不將羅斯福總統七月三日支持史迪威之電文轉呈委員長，皆非史氏（史迪威）之咎；至史迪威不將委員長五百架飛機之要求，轉向華盛頓申請，又不肯將中航公司飛機兩架，撥歸航空委員會使用，亦皆有其理由。今三星期不蒙召謁，數次上書又不獲答，伊本是急功好動之人，深感鬱悶，對外不免怨望。現似隻有三種補救辦法：一、將其調回美國；二、取消其雙重任務；三、在所擬作戰計劃中，明定其地位與權限。”
居裏這篇答辯書，不僅為史迪威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洗白，同時也以主動進擊的姿態把球踢給了對方。
蔣介石或許是對居裏使華企望太高的緣故，聽了居裏這振振有詞的答辯之後，胸中猝起的怒火燒得他坐立不安。尤其當他聽到居裏責難宋子文越權行事，造成中美關係緊張的那段話時，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好不自然，唯有暗自大罵宋子文授美國人以柄！但是，他畢竟是一位民族自尊感很強的政治家，懂得在外國人麵前“護短”，因而他有意避開了宋子文使美的功過這一要害問題。接著，他親自披掛上陣，對史迪威展開了全麵的“圍剿”。請看親台學者梁敬先生的有關記述：
“委員長謂：一、史迪威之雙重任務，我不反對，但伊為我之參謀長，總是我之幕僚，而伊對我動輒以總統代表自居，又來函謂伊行使總統代表職務，所有在華其他地位皆不適用，使我不知應以何種身份相待，故寧可少與見麵；二、我認為美國代表團來華任務，應為改進中國陸軍，組織中國空軍，增進中國作戰力量，而伊到後對此皆未注意，伊總以為中國本無空軍，縱得軍事器材亦不能為有效之運用；三、緬甸之役，我命第五、第六兩軍入緬助戰，伊不喜第五軍軍長杜聿明，遂不肯以其統轄之第十路空軍助杜作戰……緬戰失利時，伊與羅卓英不遵我之指示，連向密支那撤退，使我數萬大軍飽受凍餒，死亡逾千；四、伊令殘軍退入印度，事前並未向我請示，其個人於離軍赴印之後，又控報羅卓英棄隊逃往保山；五、伊謂我對前方將領頒發指示，係幹涉伊之職掌，但我之指示……皆曾飭令前線將領，送伊閱看，並無隱加掣肘之意；六、至於申請五百架飛機之事，伊不遵令申請，又不將不能申請之事由，向我報告……總之，我請美國推薦聯軍參謀長，自始即無借是獵取美國物資之意，此點望君報明羅斯福總統。至於史迪威應否調回，則係美政府之事，我決不表示意見。在史迪威身份未表明以前，我覺得不便與之見麵，伊如有商討租借器材之事，可與何應欽等接洽。”
一、為史迪威答疑解圍。如“居裏對於史迪威何以不將調軍入印之決定，先向委員長請示，又何以下令調兵入印之後，複自否認，均不能代為答複；而對於史迪威於拒絕五百架飛機申請之後，不將拒絕理由向委員長報告，則認為不合”。
二、聲明史迪威的心是向著中國的。居裏舉例說明“史迪威熱心華事，嚐自動迭向馬歇爾要求派兵三個師來緬助戰，為馬歇爾所斥責。最近伊曾擬出三路攻日計劃，以配合太平洋上之對日攻勢，故如於此際更換史迪威，則中國將有四大不利：（一）延誤三路攻勢計劃之實行；（二）影響中美親睦之外交；（三）繼任新人未必便能勝過舊人；（四）而善後辦法又非俟本人返美麵向各方陳述，不能使美方徹底了解此間之困難。委員長答謂此事本無立即解決之必要。居裏乃提議在過渡期中，準史迪威赴印視察英緬軍隊擔任三路攻日之能力，與中國在印軍隊之教練，委員長許之”。
三、借攻擊宋子文使美，平衡史迪威使華。居裏清楚宋子文於蔣氏政權的作用，更知道宋子文在美國各界的特殊地位，如果蔣丟失宋，就等於失去了一位代他向美國討要軍火物資的外交高手。所以，居裏於會談中再三強調美國軍界要人——尤其是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陸軍部長史汀生對宋子文極為不滿，認為宋是造成中美外交不睦的主要原因，曾要求羅斯福總統致電中國調回宋子文。
蔣介石對於居裏使華的企望無一實現，真是令他失望極了！但是，他作為政治家審時度勢，清楚地知道是到了麵對現實和當機立斷的時候了。為此，他和夫人宋美齡度過數個不眠之夜，共商對策。最後，他們終於清醒地看到了這樣的未來：
一、蔣介石無論向居裏施加多少壓力，美國也不會放棄“管理租借物資權限”。為此而把中美關係鬧僵，受損失最大的還是蔣記政權。
二、史迪威使華的雙重任務——管理租借物資和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也是無法改變的。美國政府可以應蔣介石之請調回史迪威，但誰來繼任史迪威遺留下來的空缺呢？這是美國人的事。待到他們夫婦想到將由馬歇爾、史汀生這些軍界大亨決定新的使華人選時，很自然地會想到這種可能：“說不定新的繼任者還不如史迪威呢！”
三、蔣介石堅持調回史迪威，必然要激化和美國軍部的矛盾。結果，不僅援華的軍火物資受損，而且馬歇爾將軍有可能向羅斯福總統施加壓力，請蔣介石調回宋子文。在蔣氏的棋盤上是史迪威重要，還是宋子文重要？他自然看重的是後者。
史迪威通過來自美國軍部的消息，知道居裏此次使華不會給他帶來福音。但是，他作為一名愛惜自己榮譽的軍人，收複緬甸、雪恥報仇的信念一直在推動著他，使他想在戰敗的廢墟上創造奇跡。同時，他還堅信美國有著巨大的討價還價的威力，能迫使中國同意改革軍隊，克服政治上的障礙，為他在緬甸創造奇跡提供條件。所以，他依然寄希望於居裏的重慶之行能迫使蔣介石讓步，同意他精心籌劃的藍伽計劃。也正是出於這樣的目的，在居裏和蔣介石會談期間，他再次給蔣介石轉呈了一份備忘錄，為促使蔣氏和自己采取統一行動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在他的想象中，蔣介石看在居裏的麵子上也會召見他，即使不能達到和諧如初的效果，起碼也能把業已存在的分歧當麵講個清楚。
在蔣介石看來，有意冷淡史迪威是一種製服史迪威的策略，同時也是加強和居裏談判效果的有力砝碼。所以，他仍舊不會理睬史迪威的會麵請求，甚至居裏對此發出責問時，蔣氏依然故我。這就極大地激怒了史迪威！但他因為見不到蔣介石，連發怒都失去了對象。怎麽辦？他隻好借給妻子寫信發泄滿腹的憤怒：
這是我至今所從事的最枯燥無味的工作。我試圖勸導和說服的人，是一個頑固、無知、滿腦子偏見和自負的暴君……
馬歇爾將軍或許擔心居裏作出違背美國政策的承諾，並進而對史迪威構成壓力，遂在居裏與蔣介石會談期間，給史迪威發來了一通長電。史迪威閱後大喜過望，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了他的真實心情：
馬歇爾來了長電。蔣介石打電話給宋子文，說我打電報給美軍參謀部拒絕轉讓兩架運輸機。一派胡言。還有，蔣介石不得不向我請求得到已經交付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又是一番謊話……有的雜種總想讓我丟臉。蔣介石說了一大通廢話，什麽我不能有雙重身份，還有我所處的地位能夠對他的命令置之不理。很顯然，他以為他對我這個參謀長發話要五千輛坦克，我就得搞到。羅斯福回敬了他，告訴他根據法律，我是總統的代表，有著與參謀長不同的身份……他指責說我宣稱作為總統代表，我有權監督和控製已經交付中國的租借物資，另一方麵我卻拒絕采購用於打擊共同敵人的彈藥。我的觀點是，作為參謀長，我不能被命令去找物資……宋子文正在那裏向美國政府大肆遊說（正是因為這一緣故，在過去的一周裏他們無視我的存在）。
不久，馬歇爾又來電告知史迪威，羅斯福總統發給蔣介石的支持史迪威的那份電文被宋子文扣發了。史迪威閱後愕然，大罵宋子文是“該死的白癡”。他按照一般正常行事的規則還發出這樣的驚歎：“他（宋子文）不知道會吃苦頭嗎？他會被叫去狠狠地訓斥一頓、丟官免職的。”由此他還得出這樣的結論：“像他這樣級別的官員竟扣留了弗蘭克（羅斯福）給‘花生米’的如此重要的信件，我對自己的失寵就不感到驚訝了！”他深知這件事的重要，主動“找到居裏，把事情詳細地告訴了他”。史的目的是單純的，他認為居裏作為總統私人代表“將向弗蘭克爭取到解除禁令的許可”：“那樣我就一身清白，職權明確了。”
史迪威對於居裏為自己“仗義執言”是抱有好感的。但是，他在和居裏第一次晤談時這位總統私人代表就明確告知他，他所希望的美國政府向中國戰區派出美軍參加收複緬甸戰役和蔣介石要求的美國派出三個師的美軍都被否決了，因為這直接違背了“歐洲第一”的戰略。把話說白了，美國在中國戰區的義務是：美國出槍出炮，武裝中國軍隊抗擊日本入侵。自然，居裏不便明講，而向蔣介石解釋的理由又是如此的可笑：“因為運輸量太大。”就這樣，美國政府否決了蔣介石的三項要求之一——美國參戰。
這對蔣介石而言是意料中事，因為他提出這項要求的真實目的，是施壓美國政府，使之向中國提供更多的軍火物資。
但是，這對意在收複緬甸、雪恥報仇的史迪威而言就打擊太大了。誠如前文所述，史迪威瞧不起英國軍隊，痛恨國民黨軍隊中的高級指揮官，他把收複緬甸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國軍隊參戰之上。近幾個月來，他不止一次地幻想：他得心應手地指揮美國軍隊挺進東南亞，在緬甸戰場上把日本鬼子打得抱頭鼠竄。他如此幻想的潛台詞是：“緬戰失敗不是我史迪威指揮無能。”時下，他的這一幻想徹底破滅了。接下來，當他重新構想收複緬甸的作戰計劃的時候，剩下的唯有整訓中國軍隊一途了！幾乎是同時，他的腦海屏幕上又閃現出蔣介石的形象。他不得不痛苦地麵對這樣的現實：想在緬甸戰場上雪恥嗎？那就必須和蔣介石這個“暴君”合作。
居裏作為總統私人代表，在和蔣介石例行會談的同時，還和史迪威進行了多次會晤。除去交換中美關係的有關情況而外，他也直言轉述了蔣介石對史迪威的不滿。
史迪威或許是自恃有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的支持，向居裏坦言了他和蔣介石的矛盾。說到激動處，他甚至以極其尖刻的語言指出：“隻要在美援物資問題上對蔣介石的意誌稍微順從一些，並向華盛頓建議接受委員長的武器申請，而不要對美國援華物資的使用過分苛刻”，“我是可以與蔣介石和睦相處的”，“他們還答應向美國總統為我晉升四星上將作努力”。最後，他突然變色，鄭重地說道：
“我是美國的將軍，我不能在任何別的基礎上與他合作。”
誠如前文所述，居裏是反對現行的美國援華租借法案的。因此，他聽了史迪威這番慷慨激越的話語感到很不舒服，有時還覺得那樣的刺耳。可是他作為一名在美國政壇混跡有年的政客，又清楚不能無視史迪威對美國的忠誠，而這種對祖國的真誠又是不能指責的。他沉吟良久，嚴肅地問道：
“據說你對委員長的某些言行有失檢點，是這樣的嗎？”
“聽說你給委員長起了個外號，叫‘花生米’，可有此事？”
史迪威不會扯謊，有點尷尬地點了點頭。
“聽說你在背後還罵過委員長這樣的話：我們是同一個叫做蔣介石的愚昧無知的人、文盲、狗娘養的農夫結盟。可有這樣的事嗎？”
“有的！”史迪威一聽居裏是用質問的口氣和他談話，且又是說些雞蛋裏挑骨頭的小事，頓時火了起來，“我這番話是在背後說的，但它卻說出了蔣介石的本質。”
“但你卻超出了自己的職責！”居裏自視是總統的欽差大臣，肅然厲色，以“教師爺”的口吻訓道，“臨行前，羅斯福總統讓我轉告你和駐華大使高斯，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明的古國，蔣是領袖，必須以領袖視之。我們在華的軍事和外交人員，既不要幹涉中國內政，也不允許詆毀中國的領袖。”
史迪威和高斯對居裏這次訪華的評價是：他為討好總統羅斯福，想用一種不費力氣的辦法——不惜貶低美國在華工作人員，以平息蔣介石的憤怒。就史迪威的性格而言，他聽了居裏這盛氣淩人的訓導，本來一定會給予無情的還擊的。但是，時下居裏的身份是總統特使，自然是代表總統說話的，所以他這種尖刻的本性又讓位於軍人的服從了。他當時緘默不語，是日夜間寫日記的時候，又在筆下怒斥居裏是個“神經不正常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