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角逐003
居裏並不知道史迪威複雜的內心活動，從表象上，他認為自己的言行完全懾服了傲岸不遜的史迪威。他本著所謂乘勝追擊的原則又嚴厲地質問道：
“據委員長講，你曾經公開對他說：如果‘委員長同意，我將率領共產黨的隊伍去進行奪回緬甸的戰役’。有這樣的事情嗎？”
“有！不過那是我影射他無意收複緬甸時說的一句玩笑話。”史迪威為了驗證自己是說玩笑話，又補充說道，“他當時也近似開玩笑地回答說：‘那我願服從史迪威將軍的命令。’”
“你理解錯了，當時，委員長可不是在說笑話。”
“那他……”
“是對我們美國的一種抗議，說我們表麵上擁護國民黨，而心裏卻相信共產黨。”
這種解釋，等於又砸了史迪威的“醋壇子”，他當時大講了一通國民黨軍隊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事實，又說了周恩來曾經允諾把八路軍交由他指揮抗日。最後，他無比憤慨地說道：
“我們美國人的最高宗旨是消滅法西斯，打敗日本軍國主義，而不是幫助蔣委員長消滅共產黨和八路軍！”
“可你畢竟是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啊！”
“那我們的羅斯福總統還是同盟國的領袖呢，可他不僅公開支持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紅軍抗擊希特勒入侵俄羅斯，而且還通過各種渠道支持東歐地下的共產黨抗擊法西斯的入侵。而我史迪威僅僅說了句玩笑話……”
“好啦，好啦……”居裏不耐煩地擺了擺手，阻止史迪威借題發揮，“我隻是給你提個醒：不要介入進國共兩黨的紛爭中去。”
“看樣子，你此行是沒有會見駐在山城的中共要人的任務了？”
居裏淡然一笑，遂點了點頭。
“那周恩來先生一定會感到十分遺憾了！”史迪威沉吟片刻，下意識地歎了口氣，用十分惋惜的口吻說道，“我認為閣下此次中國之行不見周恩來，也是一種遺憾。”
周恩來坐鎮重慶，時刻關注著蔣介石和史迪威這一對矛盾的發展。因為這不僅關係到中國戰區抗擊日寇侵略的成敗，還直接影響到國共兩黨軍事實力的消長。所以，他對以調解蔣、史矛盾為目的的居裏使華，也必然會給予特別的重視。
誠如前文所述，周恩來十分熟悉蔣介石的治國之策，也清楚蔣介石和史迪威這對矛盾的核心——是把美援物資用於時下的抗戰，還是作為將來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的物質基礎？就這個意義上講，他是支持史迪威的做法的。另外，周恩來對居裏是有所了解的，尤其對居裏公然反對美國有條件援華租借法案更為擔心，如果這位總統特使站在蔣介石一邊，說服美國政府改變這一政策，必將從根本上損害中國共產黨的利益，給戰後打敗國民黨，取得全國的勝利帶來極大的困難。因而，周恩來有責任遏製美國援華租借法案的改變。
周恩來作為一位縱觀國際風雲的戰略家，非常清楚美國對蘇聯的政策是權宜之計。因為從根本上講美國是反對建立共產主義製度的。也正因為如此，美國的對華政策是不含中國共產黨的。自然，美國的援華物資也沒有八路軍的份兒。如何改變這種不正常的情況呢？周恩來製訂的基本方針是：廣交朋友，加強交流，化解一切不利因素。為此，他和約翰.戴維斯等一批思想敏銳的美國在華人員建立了很好的私人關係。但他也清楚，要真正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還必須設法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人。
基於上述理由，周恩來於七月三十一日約見了戴維斯，坦言：“中國抗戰目的隻在保存實力，供爭取國內優勢之用，除用交換壓迫方法外，租借物資將被囤存，反攻緬甸必須以美國人為統帥。”最後，他又誠懇地表示：
“我希望會見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居裏先生，當麵向居裏先生轉述共產黨人對抗戰，對中美關係的意見。”
約翰.戴維斯或許是太了解腐朽、黑暗的蔣氏政權了，也或許是被周恩來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不但完全讚成周恩來的上述分析，而且非常同意居裏應該聽一聽中共方麵的意見。他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影響羅斯福的對華外交策略。因此，他作為史迪威的“國務卿”愉快地接受了周恩來的請求，並要史迪威當麵轉告這位總統特使居裏。
但是，這位隻想討羅斯福總統喜歡的居裏，不願冒和蔣介石鬧翻的風險，婉言拒絕了會見周恩來。
周恩來獲悉居裏婉拒會見的消息，深表遺憾。
他為了繼續對居裏做工作，於八月六日請戴維斯函告居裏：“希望美政府加緊控製租借物資，勿被當權派儲作他用，美國宜以征取日本北攻西伯利亞情報為由，派遣代表前往共區采訪一切。”
也就是在這次和居裏晤談之後，史迪威接受了“我們到這裏是與中國政府合作的”思想，從此打消了自己再度訪晤周恩來的念頭。
但是，史迪威認為居裏婉拒周恩來除去政治原因而外，還因反對周恩來主張由美國統管對華租借物資大權的意見。果如斯，史迪威認為對自己未來在華工作是十分不利的。為此，他給居裏寫了一份備忘錄，除繼續堅持由“美國為緬甸戰役提供大量援助，但要求蔣介石保證，以改革軍事和進行戰鬥作為增加援助的條件”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蔣介石政權可能把美國當傻瓜捉弄。這個政權敷衍塞責，言而無信，它雖期望盟國勝利，但卻不盡本分的努力去獲取勝利，企圖到戰爭結束時囤積一大批軍火，從而讓自己永存下去。”
對此，居裏並不關心，因為這並不是他此次使華的任務。
曆經居裏的外交折衝，蔣介石和史迪威都感到為達到各自的目的，在短時間內誰也不可能離開誰。既然如此，他們都很理智地抑製了個人的情感，設法找到重新暫時合作的機緣。或許是蔣介石想留給居裏一個豁達、大度的一國領袖形象，也或許是蔣介石遵從中國的傳統——給客人一個完滿離開中國的麵子，他主動地采納了史迪威提出的反攻緬甸的“脫身之計”。但他卻“狡猾地提出兩個參加緬甸戰役的條件，即美軍必須參加海上和地麵戰役，和必須得到空軍的強有力支援”。最後，他又向居裏鄭重地強調：
“中國參戰與否，首先取決於中國認為英國政府是否有意參戰。”
居裏使華的任務，是使劍拔弩張的史迪威和蔣介石坐下來，麵對麵地消除各自內心的憤懣，把暫時不能解決的政治問題擱置一邊，在反攻緬甸方麵取得統一。因而他一聽蔣介石的口氣，十分聰明地答說：
“可以，可以！為了不再生出其他枝蔓，趁我在重慶期間，委員長和史迪威當麵講清，由我向羅斯福總統匯報。”
就這樣，蔣介石同意再度會晤史迪威。他為了做得自然，把再見史迪威的場合選在歡送居裏的宴會上。
但是這次相見對史迪威而言，唯一使他高興的是再次見到了他所敬重的宋慶齡女士，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孫夫人是三姐妹中最令人愉快的，可能也是最深沉的。她非常敏捷可愛，文靜自信，細致周到，穿著很得體。”但他對蔣介石依然沒有好感，挖苦地寫道：
蔣介石來晚了，他去做晚禱告了，任何事情都不能打擾他，這是一個新把戲。無論如何，他對禱告是很認真的，不論他是真心的還是做樣子。也許他正通過和他的上帝交談來增強自己的直覺。他嚴重依賴他想象中的心理學知識（中國心理學）。你怎樣感化像他這樣的人？你怎樣了解他的觀點？他可以運用他的“直覺”而置邏輯和理性於不顧……他的頑固是不容爭論的。他已經完全失去了討論的習慣，實際上是因為在他的周圍都是唯唯諾諾的人。沒有一個人敢告訴他令人不快的真實情況，因為他會十分惱火。他處於窘迫的困境之中，他能希望的最好情況是保持目前建立在恩威兼施基礎上不令人滿意的勢力均衡。他不向前邁進一步，也不采取任何實際行動以改善中國的地位，這樣，他自己的地位也得不到加強。
史迪威或許是受夠了蔣介石的冷淡之苦，“在謁談中，史迪威麵請委員長準其赴印視察拉姆加爾訓練事宜，並查看英緬軍對於反攻緬甸之準備，委員長允之”。他就像是一隻逃離樊籠的小鳥，於八月四日和居裏同機飛往印度。他為了傾訴此時此刻真實的情感，曾高興地寫信告訴自己的夫人：
“從‘白癡機構’的有毒氣氛中解脫一時。”
但是，蔣介石卻企盼著居裏回到華盛頓後，能給他帶來解除史迪威一切職務的消息。
……
十八
勞克林.居裏隨史迪威飛赴新德裏，對印度進行短暫的考察後，遂乘機飛回美國，向羅斯福總統報告中國之行。
居裏在與蔣介石的會談中，表現出強烈的美國意識，完全依據羅斯福總統支持史迪威的電文行事。但是，他在給總統的報告中卻為“迎合羅斯福的心意”而大談中美關係。他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告知羅斯福總統：
“我們有著難得的機會對中國乃至亞洲的發展施加深刻影響。據我看來，在軍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委員長是完全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的。我認為我們不需要對這種支持規定什麽條件或附帶什麽擔心……在他的權力範圍之內，我們完全能夠信賴他按照我們的願望推行一項有力的戰爭政策，並創建一個現代化的和民主的強大國家。”
居裏為了論證自己的中國戰略的正確，他的“分析研究仍然注重促進一個親美國民黨成長的問題。他把這些同關心亞洲其他地方——特別是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聯係起來。在中國期間，居裏聽說甘地因英國人不肯致力於解放印度而同他們不和……許多印度人對於他們認為的美英聯合反對亞洲的民族主義這一點深感憤慨”。他說：這種誤解“危及你（羅斯福）在亞洲的道義上的領導地位，因而也危及美國影響戰後合理而公正地解決亞洲問題的能力”。
是什麽原因導致目前中美外交關係的緊張呢？居裏堅持認為：“過去中美之間的誤會和緊張關係主要是由蔣介石、史迪威、宋子文和陳納德之間個人的紛爭引起的。這個問題可以通過改變美國人在中國的活動方式和個人表現得到解決。”換言之，居裏認為“國民黨和它的領袖代表著中國合法的民族主義，這是美國必須加以鼓勵和支持的一股力量。所以，他竭力要求羅斯福撤換引起摩擦的史迪威將軍，代之以一位願意安撫蔣介石的‘外交’將領——或許就是陳納德。同時，羅斯福最好召回不得人心的高斯大使。居裏建議由約翰.卡特.文森特或歐文.拉鐵摩爾接替高斯的職務，雖然根據他的看法，他們隻是他自己的朋友，並不格外‘親蔣’”。
這就是居裏給羅斯福開的解決中美緊張關係的藥方。
羅斯福與馬歇爾，居裏與史迪威在對華政策上沒有根本的分歧，因為他們“都希望看到一個強盛的中國在亞洲起主要作用”，隻是“在實現這一目標的時間設想上卻出入很大。史迪威需要一批立即投入對日作戰的部隊，而羅斯福和居裏則主要考慮中國在戰後亞洲的潛在價值”。另外，白宮中“那些中國的朋友，或出於誠心，或為了牟取私利，積極地為援助中國奔走，他們不斷地向羅斯福發出警告說，援華努力的任何鬆懈都會導致重慶政府的垮台”。其中國務院遠東司司長馬克斯韋爾.漢密爾頓在一個政策聲明上寫道：“當代中國就是一位偉大領袖在領導人民進行一場群眾運動，這正是美國所希望的”，蔣介石的“決心、毅力和遠大目光也許是使中國成為戰鬥的盟國的最重要因素”。羅斯福為了最後決策對華政策，再次召見了居裏：
“你認為中美關係緊張的真正症結在什麽地方？”
“對華特殊的租借物資法案。”居裏是很會揣度羅斯福的心理活動的，他斷然說罷，又補充道，“我認為我們沒有必要在援華時附加任何條件。”
“這我清楚。”羅斯福對居裏的表態未置可否，話題一轉又問道，“中美關係緊張的導火線是什麽呢？”
“是史迪威和蔣委員長的不和。”居裏滔滔不絕地向羅斯福報告了史迪威和蔣委員長之間存在的無法調和的矛盾之後，再次建議道，“為了維護中美關係的最高利益，我建議同時撤換史迪威、高斯、宋子文。”
總統是美國最高權力的象征，但是美國的總統——尤其是羅斯福總統隻主管方針大計的籌劃，具體事務均交由主管部門去做。在二戰期間，有關全球戰略設計以及高級指揮官的起用和罷免，主要是由參謀總長及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方案，由總統簽署執行。因而，馬歇爾將軍和史汀生部長手中的權力是很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羅斯福為保持和軍界的和諧關係，很少擅自行使總統大權否決軍界的提案。
但是，今天羅斯福卻把居裏的建議看做是解決令人煩惱的中國問題的一種比較簡便，或者至少是可行的辦法。因此，他以特有的樂觀口吻寫信給居裏說：“我不免感到，整個形勢的好壞主要取決於個人的性格，而不是什麽戰略計劃，更不是中印關係或印度形勢。”他同意“在找到合適的人選之後”，考慮撤換一批人。為此，他十分幹脆地說道：
“我同意召回史迪威將軍，讓惠勒爾將軍代理他的職務。”
“那您就下命令吧！”居裏對羅斯福采納自己的意見感到高興，但他清楚羅斯福平時說話有著很大的隨意性，忙又補充說：
“我想馬歇爾將軍會執行您的命令的。”
“還是你代表我和馬歇爾將軍協商解決這件事為好。”
馬歇爾將軍是堅定地支持史迪威的。“他認為羅斯福的戰後理想必然會使總統趨向於支持陳納德和蔣介石對空軍的幾乎是不可理解的信念。白宮未必有人相信唯獨空軍才能有所作為，可是蔣介石卻拚命想獲得空軍。”“因為中國人和陳納德的願望如出一轍，而羅斯福又想滿足中國人的要求，所有這些情況很好地配合，不需要總統再花力氣或詳加分析了。”因此，他和史汀生部長堅決抵製羅斯福撤換史迪威的動議。另外，馬歇爾等軍界人士對居裏非常反感，尤其在白宮傳出由居裏取代高斯出任駐中國大使的消息以後，都認為居裏是一個可惡的政治小醜。請看馬歇爾對這次談話的記述：
居裏“像一個矮小的侏儒”，鑽進馬歇爾的辦公室，把一條腿墊在屁股底下對馬歇爾說，總統想撤換史迪威。馬歇爾問：
“總統確實想撤換史迪威，是嗎？”
居裏答道：“是的。”
“是不是他叫你來告訴我的？”馬歇爾又問。
居裏點點頭。
“你在中國待了多久？”
“三個星期，先生。”居裏回答。
參謀總長臉色陰沉，沉默不語，居裏隻好離開辦公室。
羅斯福繼續堅持自己的意見。他直接寫信問馬歇爾：“史迪威在中國的情形到底怎樣？很顯然，他與委員長的關係非常緊張，因此我認為，他在其他地方會比在中國更加有用。”馬歇爾和史汀生對他說，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適的人選了。馬歇爾寫道：擔負重新打通緬甸重任的人必須是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能夠率領部隊作戰的統帥，而不是一個“隻會與重慶發展和諧關係的”協調者和物資供應者。
羅斯福總統向馬歇爾將軍讓步。而馬歇爾將軍根據“歐洲第一”、“太平洋第一”的戰略原則，同意羅斯福總統的建議：自一九四三年起，將派出一百架運輸機，每月經駝峰向中國空運五千噸物資，另外還將向中國戰區調撥二百六十五架作戰飛機，滿足陳納德將軍的要求。需要說明的是，羅斯福總統不讚成向蔣介石提交換條件，隻是在馬歇爾將軍的要求下，強調改組中國軍隊“對實現我們的共同目標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接著，馬歇爾、史汀生亦同時約宋子文長談，極言緬甸戰場之複雜、中英關係之隔閡，及美國將領率帶中國軍隊完成反攻之必要。“又雲：美國將領中，史迪威最有能力，其性情固屬乖僻，然中印緬戰場之事，亦非柔和之人所能辦，望子文予以合作。子文乃將史汀生堅留史迪威之情形電告委員長，其時撤廢不平等待遇之中美新約，正在華府簽字，中美交誼，方入新紀元，史迪威調任之事遂寢。”
就這樣，史迪威和蔣介石第一回合的較量暫時被平息下去了。
史迪威不愧是一位優秀的指揮員，他飛抵新德裏不久，就很快組建了整訓中國軍隊的司令部，親自視察拉姆加爾訓練基地，在克服了印度政府無休無止的反對和阻撓後，把九千餘名步行到印度的緬甸戰役的幸存者——堪稱是與史迪威同甘共苦的“子弟兵”集中到拉姆加爾，舉行了正式開訓典禮。他站在指揮台上，望著換上新式裝備——一個個精神抖擻的“子弟兵”，似乎已經看到了收複緬甸戰役的勝利曙光。他無比激動地大聲說：
“孩子們！中國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你們經過嚴格的訓練之後，戰鬥力絕不亞於任何國家的軍隊！到那時，我一定能指揮你們打敗狗娘養的日本鬼子！”
拉姆加爾是印度比哈爾邦的一個鎮。“訓練營本係意大利俘虜營所改造，可容二萬人，氣候與衛生環境尚皆適宜。史迪威原擬在此訓練軍官，授以機械課程，俾為回國教練三十師之用，經委員長指示後，決定即將駐印軍隊留此訓練補充，並由租借器械內配給裝備。管理紀律方麵，由中國軍官負責；裝備教練方麵，由美國軍官負責；水電、夥食、營養、醫藥、運輸方麵，由英印軍官負責。基本訓練之期間，定為六星期，期滿由中國軍官根據美軍要求之標準繼續教練，由美軍官在場督練，限一九四三年二月完成之。”
史迪威在拉姆加爾期間，很快發現中美兩國士兵的差異：
“對美國人來說，拉姆加爾就像西伯利亞一樣，比在熱帶叢林作戰好不了多少。拉姆加爾烈日炎炎，塵土飛揚，易生疥瘡，遠離綠色和樂趣。飲食很差，住房擁擠。電影都是老掉牙的。紅十字會辦的漢堡包店和娛樂室不僅沒能減輕美國兵的孤獨和疲憊，反而使他們大失所望。這些中國士兵對機械的理解還隻局限於古時的黃牛拖犁的水平。對他們講解美國器械實在是苦不堪言。對於大部分不理解這一舉動的曆史意義的美國人來說，這似乎是枉費心機的。
“對中國士兵來說，拉姆加爾是塊仙境。他們第一次能夠放開地吃飽肚子。他們每人體重平均增加了二十磅。在射擊場上，他們用實彈進行射擊和開炮訓練。醫院給他們治病，從瘧疾到腳氣。最重要的是他們有了津貼。津貼是由指揮官發放的。軍官們預先得到各師的津貼發放名單，然後分發到各下屬部隊，在操場上集合部隊，將現金直接發到士兵本人手中。”
拉姆加爾對史迪威而言是一種觀點，即西方的戰爭技巧沒有一種神秘到不能教會中國人；同時，拉姆加爾對史迪威而言又是一種新的戰爭起點，即在緬甸失敗的中國軍隊經過整訓一定能雪恥，重新收複被日本人占領的緬甸。簡而言之一句話：史迪威把拉姆加爾當成了涅槃之地。當史迪威縝密籌劃所謂“重生”的時候，他發現駐印的第二十二師、第三十八師自緬戰潰敗之後缺額甚多，亟待補充。他於九月三日乘飛機東行，由於天氣的原因，到九月六日才安抵重慶。不久，他滿腔的熱情很快又被國民黨的官僚體製拖得不耐煩起來。對此，西方學者是這樣評述的：
兩種社會形態發生了衝突：職責和權力明確、機械的美國指揮體製與蔣也感到無力改變的中國古老的習慣之間的衝突。蔣介石進行統治，是通過恩威兼施，搞以軍閥對抗軍閥、以將軍對抗將軍的政治平衡，搞地主對付農民、愛國主義應付苦難生活的社會平衡。美國人無論提出什麽要求，蔣介石在字麵上都能全部答應下來，但將這些諾言付諸實施時，他就要徹底檢查他的政府機器和控製機構了。當史迪威再三要求他履行所擔負的義務時，蔣就以抗議侵犯主權為名，拒絕改革其政府機構。美國的要員們飛到中國進行一周至一個月長短不等的訪問。他們無一例外地對蔣的滿口承諾大為滿意，帶著他們得到的允諾盡興而歸。他們認為試著將這些諾言加以落實的史迪威真是與他“尖刻的喬”的綽號名副其實。
為此，缺乏政治修養的史迪威將軍又不耐煩了，他更加憎恨中國這種官僚體製。每當他想到急需整訓中國三十個師的任務時，就情不自禁地萌動這樣一個念頭：“要中國士兵，不要中國軍官，尤其不要中國將領。”並初擬駐印軍營長以上軍官由美國人擔任。
史迪威的這一動議不僅遭到了蔣介石的堅決反對，也“立即遭到全體中國將士的強烈抵製。因為這損傷了中國軍隊的自尊心，視史迪威所為是在中國建立殖民地式軍隊”。遂又形成了僵持局麵。
史迪威可能是接受了以往的教訓，他悄然作罷，再也不提他這種行不通的所謂改造中國軍隊的方案。蔣介石作為回報，令何應欽告知史迪威：同意自九月份起每日由昆明空運四百五十八名軍事人員，補足在拉姆加爾受訓的中國軍隊的缺額。
但是，就在史迪威欲和蔣介石進一步商討增加在拉姆加爾訓練的人數以及製訂反攻緬甸計劃的時候，蔣介石突然離開山城重慶，到外地視察去了。史迪威焦躁不安，再次給他親愛的夫人寫信訴苦：
“花生米”不在城裏，政府機構自然就停止運行了。由一個人喂養一條狗是種可愛的習慣，而由一個人統治的政府則是另一回事了……倘若我最終完成了這一使命，並回到卡梅爾（史迪威的故鄉），我將像一位八十歲的老翁，你就得用手推車推著我到處走了。
史迪威難以適應這種“被人們推來推去”的生活，他就像是在戰場上主張進攻那樣，力圖靠自己的努力主動進取，改變這無所事事的現狀，並對他為之奮鬥的進攻方向——收複緬甸盡量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在這期間，他和老友商震將軍頻繁接觸，共同討論了反攻緬甸的計劃，二人無原則性分歧，談得十分和諧。商震將軍或許是太了解史迪威的個性，也或許是太明白蔣介石的用兵之道，故有意提醒：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你和我交談，從某種意義上說，依然屬知己之範疇，而你若想把紙上的東西變成現實……”
“更需要知彼，對吧？”史迪威有點耐不住性子了，遂搶先下了結論。
商震老於世故，深沉地點了點頭。
“可我更需要知道的這個‘彼’——蔣介石，又太難摸清他心裏是在怎樣想的了！”
“你是軍事家嘛，為什麽不可以先進行一下火力偵察呢？”
商震的點撥，對史迪威而言雖無豁然開朗之用，卻令他大有茅塞頓開之感。他認真地研究了時在山城的軍事將領的情況，最終選中了“火力偵察”的對象劉斐將軍。
劉斐，字為章，於一八九八年生於湖南醴陵縣潭灣村一個農民家庭。其嶽父是著名的民間中醫，曾為桂係“小諸葛”白崇禧治愈惡疾，劉斐遂於一九二○年投軍桂係，開始了軍旅生涯。北伐勝利之後，他以桂係中的智囊、功臣雙重身份被選送日本學習，入陸軍步兵專門學校，結業時因學業成績冠全校之首，被免試擢送陸軍大學深造四年。一九三四年春，劉斐從陸大畢業回國，協助白崇禧訓練民團骨幹，並促成了粵桂聯合反蔣的“兩廣事變”。旋即他又隻身入京，麵蔣力陳，說服蔣介石和平解決“兩廣事變”。抗戰爆發後，他被任命為軍委會一部作戰組中將組長，主管國民黨軍隊對日作戰計劃的製訂和各戰區作戰協調工作，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之時任軍令部次長。實事求是地說，當時中日會戰的計劃多出於劉斐之手。自然，這也是史迪威選中他這個目標對蔣介石進行“火力偵察”的原因。
史迪威對劉斐的印象是十分矛盾的。他稱劉“有閃光的思想，是軍事委員會的二號人物，一個需要理發、蒼白、邋遢的家夥。嚴於律己，非常嚴於律己。他從不出格，總是一位才華出眾的謀士，總是在沉思，想出一個又一個精確而深邃的觀點。他無所不知。其他人則一無所知”。但是，史迪威並不知道此時此刻的劉斐和中共以及主張抗日的民主人士關係密切，對蔣介石借抗日之名向美國索取軍火物資十分反感。同時，劉斐不僅清楚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始末，也知道史迪威和蔣介石矛盾的本質。因此，史迪威也很難真的明白劉斐這段史有所記的分析：
一、進攻緬甸隻有在三個條件下方可進行，即：
（一）中國戰線兩邊都很平靜；
（二）中國戰線兩邊都很活躍；
（三）中國戰線上隻有數點活躍。
二、中國目前的目標是：
（一）維持現狀（完全平靜）；
（二）調整布局和建立第二條預備防線；
（三）準備反攻。
三、日本人將向緬甸派遣五至十個師團。英美應在緬甸有五至六個師。中國軍隊的三至五個軍在臘戍地區牽製住兩個日本師團，美英軍對付另外的三至八個日本師團。
四、中國軍隊不能進攻，他們沒有飛機和火炮。如果中方進攻，日方可向中國調入五至十個師團和三百至五百架飛機，以將中國軍隊打敗，那樣就萬事皆休了。
五、當國際形勢有利時，中國將進攻。當日本人在別處被大量牽製住時才會如此。
六、……
七、中國人隻有在有把握取勝時才會進攻。
八、……
九、日本人占領著廣州是一個點，他們已經控製了海，因此我們無法進攻他們；日本人占領著長江是一條線，他們有艦船和飛機，因此我們不能切斷它；日本人占領著華北是一個麵，擴展開來，我們也無法進攻（劉斐有價值的新觀點）。
史迪威越是反複揣摸劉斐這有條有理的宏觀縱論，越是有著一種不祥的預感：蔣介石在短期內不會真心同意反攻緬甸。怎麽辦呢？他的戰略思想隻好暫時又由反攻緬甸轉到藍伽計劃方麵來了。因為他始終堅信：隻要有經過整訓的三十個師，就能確保收複緬甸所需的軍事實力。
這時，史迪威又想起前幾天為爭取幾千兵員所遇到的困難，遂禁不住自問：“我能說服蔣介石交出三十個師讓我整訓嗎？”與此同時，當他想到此舉的結果之後，又暗自大罵蔣介石：“這個目光短淺的小人物，他怎麽就看不到我是在為他整訓三十個師呢！”或許是慢慢地適應了所謂的環境，也或許是逐漸磨煉得失去了一些棱角，他學得乖了起來，暗自罵過娘之後，又開始冷靜地思忖起說服蔣介石的辦法來了。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對蔣介石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是宋美齡。在山城的多數外國人的心目中，蔣介石主內政大計，宋美齡掌外交方針。但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即使是內政大計，宋美齡也得當蔣介石的半個家。另外，史迪威在這時——隻有在這時才欣賞中國的這句俗話：“老婆是枕邊風，聽也得聽，不聽也得聽。”因此，他堅信隻要說服了宋美齡讚成整訓三十個師的目標，蔣介石就不會再和他的藍伽計劃為難了。幾經思索和準備，他使出了歐美男士向女人——向心中的“皇後”獻殷勤的全部本事，先討得宋美齡的歡心，然後才向這位“中國皇後”娓娓傾訴為什麽要整訓三十個師。此法果然奏效，據史迪威的日記所記：“她對拉姆加爾的訓練印象頗深。”史迪威也不失時機地擴大戰果，當即對宋美齡說：
“夫人對此有什麽指示嗎？”
“我們必須再派九千人去那兒。”
史迪威一聽為之一振，暗自說了一句：“謝天謝地！”他為了鞏固這來之不易的戰果，又采用近似激將的口吻問道：
“委員長一定會同意這樣的計劃吧？”
“會的！”宋美齡大包大攬地說道，“委員長一回到重慶，我就告訴他這件事。”
史迪威對自己的行為十分滿意，並稱頌宋美齡：“她頗有膽識。”自然，他將宋美齡的慷慨許諾完全歸功於自己的策略：“你必須要贏得她的信任。”
史迪威從情感深處非常討厭蔣介石，壓根就不想和他共事，可是上帝又是這樣無情地開史迪威的玩笑：他必須和討厭的蔣介石共事，有時候他還必須施用某些他所鄙視的手段甚至賠上笑臉討得蔣介石的“令箭”，方能行事。如果說他向宋美齡“獻媚”是心甘情願的，那他給蔣介石一個笑臉都很不情願。每當他和蔣介石打交道甚至討價還價的時候，他總想靠手中的法寶——租借物資管理權懾服蔣介石。半年以來，無數次教訓告訴他：蔣介石雖然想得到更多的美援物資，可決不想通過向他史迪威俯首稱臣的辦法達到目的。相反，蔣氏一旦發現了史迪威手中這張王牌的妙用，遂依靠自己的地位和權力，通過各種外交渠道，采用軟硬兼施的策略，想把他史迪威轟回美國去。史迪威每每想到這些令他憤怒的往事，就斷了向蔣介石屈尊求教的念頭。今天，他剛剛想到可否采取類似向宋美齡獻媚取悅的策略和蔣介石談話，便下意識地漠然一笑，又近似鄙夷地哼了一聲，暗自說道：
“取悅‘花生米’？笑話，我還沒有下賤到這樣的地步！”
但是，當史迪威稍許從情感的漩渦中跳出之後，又想到了中國的一句名言：“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遂又歎而搖首，暗自說：“是啊！在這個世界上，盡如人意的事情是沒有的。”當他的情感波濤完全平息之後，他又進而認識到，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中的人——無論是政敵還是朋友都是在相互製約中造就事業的。為此，他才又理智地尋思一種辦法，能讓蔣介石同意讓他整訓三十個師。
蔣介石作為政治家，是非常愛聽歌功頌德的讚歌的，毫不誇張地說，其程度絕不亞於皇帝愛聽三呼萬歲、萬萬歲的聲音；蔣介石作為軍事家，又是非常講求軍事實力的，很少作軍事冒險，正因如此，他打敗了一個又一個地方實力派，並建立了蔣記軍事獨裁政權。有鑒於此，史迪威一改往日口頭匯報或紙上談兵的慣例，決定用藍伽計劃已取得的成果向蔣介石證明：在印度拉姆加爾經過整訓的部隊麵貌煥然一新，提高了戰鬥力。為此，他衝洗放大了在拉姆加爾訓練中國部隊的照片，請蔣介石審閱和提意見。
蔣介石終於回到了山城重慶，是出於外交禮節？還是宋美齡從旁起了作用？他決定於九月二十一日在官邸與史迪威共進晚餐。開宴前的活動是特意安排的：與宴者陪同蔣介石看史迪威準備好的那些照片。其效果大出史迪威的所料，這些照片打動了蔣介石。對此，史迪威有些激動地寫了下邊這段話：
當開始討論計劃時，我們隻花了十分鍾加以修改，有關印度訓練的事情都通過了。給拉姆加爾增派部隊——同意。
我們也可挑選自己的人。
史迪威就像是經曆了“山重水複疑無路”的困擾，突然出現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真是既高興激動又無限感慨啊！是日深夜，他在日記上寫下了這段話：
事情的規律就是如此——你幾個星期憂心忡忡，到處爭鬥，突然之間，一切全都明朗化了。打動蔣介石的是那些照片，這真是個絕妙的主意——他可以真實地看到事情的進展情況。顯然，他對這一點感到很滿意。小傻蛋，他怎麽會不滿意呢？我們在拚命幫助他，而他批準一下倒顯得好像作出了巨大讓步似的。這種態度也有其作用。人們在受到阻撓和無休止的欺騙之後，一得到批準就感到大大鬆了一口氣，使你幾乎要對你正不由自主地設法幫助的那個家夥十分感激了。
在蔣介石看來，史迪威在印度訓練中國部隊，是得到美械裝備的最簡便的途徑。換言之，也就是國民黨一不用花錢請外國軍事教練，二不用購買現代化武器，就使國民黨部隊——主要是蔣記嫡係部隊現代化，像這樣的好事何樂而不為呢！另外，蔣介石還認為在暫時轟不走史迪威的前提下，讚成藍伽計劃是討好美國人最簡便的方法，所以他同意了史迪威的全部請求。然而，對於未來如何使用這些經過整訓的部隊，蔣介石的心裏卻有著另外一本賬。他為了加強這種友善氣氛，又關心地問史迪威：
“運送這樣多軍隊的工具解決了嗎？”
“解決了。”史迪威邊說邊取出一份與中航公司簽署的合同交給蔣介石，“根據合同，雙方共同投資，各自承運。請委員長批準。”
“關於反攻緬甸的計劃……”
“不急，不急……”蔣介石示意不必說下去了，“羅斯福總統的特使就要到達山城了，等我和貴國的總統特使會談之後再議也不遲。”
到這時，史迪威才恍然大悟：羅斯福總統派出的環球親善大使溫德爾.威爾基就要到達中國訪問了。他幾乎是本能地自問：
“溫德爾.威爾基的來訪是吉還是凶呢？”
……
十九
溫德爾.威爾基是美國政壇上一大怪傑，生於一八九二年，律師出身。他崛起政壇，不循常軌，卻得到許多美國人的欣賞與支持。一九四○年，“他成為美國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與競選第三次連任的民主黨候選人羅斯福大搶總統寶座。當時威爾基聲勢極大，大到他自信甚至不必做競選活動就可進入白宮的程度。在競選過程中，他甚至極誠實、極有風度地不諱言他讚同對手羅斯福的某些改革方案與外交政策，這樣增他人聲勢，滅自己威風的幹法，可真千古罕見。最後，他得了兩千兩百萬票，僅以五百萬票少數差距，敗給羅斯福”。
威爾基“為人豪俠熱誠，他本是民主黨員，在一九三○年中，改屬共和黨。早在他做民主黨人時，羅斯福就非常喜歡他，說要請他做國務卿。後來他雖成了羅斯福政敵，但羅斯福對他的好感不減。羅斯福說自己決不忽視曾有兩千兩百多萬美國人支持的這位優秀政治家，因此，委請威爾基做他非官方的代表，飛訪世界各地”。
羅斯福總統派出溫德爾.威爾基作環球親善訪問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一是帶去美國給同盟國的關懷，借堅定同盟國戰勝法西斯的決心而樹立美國霸主的地位，順理成章的是羅斯福也就成了未來戰勝國中至高無上的世界領袖了；再是同盟國中或是同盟國間的確存在著矛盾和分歧，通過威爾基的訪問——並滿足同盟國的某些所需，進而縮小與緩和這種矛盾和分歧。像這樣艱難的外交任務，唯有由資望甚高卻又不是政府閣僚的政治家擔任才是最合適不過的。這是因為民間人士的言行是有彈性的，即使發生某些爭議，羅斯福也可進退有據。除去上述原因外，羅斯福還深知威爾基在國際關係中所鼓吹的“天下一家”的理論，與自己的外交政策相近似，選擇威爾基代表自己完成上麵兩大任務是最佳抉擇。就這樣，威爾基於八月二十六日搭乘一架四引擎轟炸機出訪，並於五個星期之後飛抵山城重慶。
蔣介石準備以盛大的國賓禮儀歡迎威爾基的到來。他認為“威爾基是自一八七九年美國前總統尤利塞斯.格蘭特訪華以來到中國訪問的美國最高級官員”。誠如一位美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對威爾基感興趣的一個更實際的理由是，他們預計威爾基很可能成為下屆美國總統。威爾基體格魁梧，精力充沛，躊躇滿誌，仍舊沉浸在贏得名望和權力的競選的興奮之中。中國人準備在他的身上下一番工夫，總目標是爭取美國增加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近期目標是促使美國向中國投入更多的空軍力量。”也正是出於這一戰略目標的需要，蔣介石還試圖利用威爾基訪華這一有利的時機，轟走史迪威，而繼任者最好是堅定支持蔣介石夫婦的陳納德將軍。
與此同時，蔣介石下令借威爾基訪華大造輿論，對美國公眾施加影響。為此，威爾基的“訪問日程裏安排著各種宴會、歡迎儀式、會見、午餐會，訪問學校、工廠、女童子軍和軍火倉庫等等。他不是下榻在美國大使館，而是住在中國政府的國賓館。美國大使高斯對此極為惱怒”。在高斯看來，“他們這樣安排是為了確保威爾基隻能耳聞目睹中國人想要他耳聞目睹的東西”。而史迪威則認為：蔣介石是為了把威爾基與“美國人的汙染隔絕開來”，其目的是為了在威爾基“酒足飯飽，筋疲力盡，全身器官麻木遲鈍時，向他灌輸適當的理論”。
就說陪同威爾基的政客官員吧，也是蔣介石和宋美齡精心挑選的。一位是受過美國教育、巧舌如簧的董顯光，另一位是中國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後者雖然不懂英語，但威爾基給他下了如下評語：“我所知道的最討好人喜愛的性格……無時不看見他露出一副可能露出的最友好的微笑。”而這種微笑使威爾基感到，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人民熱情好客，處處都有美國的朋友”。
蔣介石下令山城各界人民傾城而出，擁上街頭，歡迎威爾基的到來。展現在初到山城重慶的威爾基眼前的是：“男女成人和兒童，長須的紳士，有的戴著呢帽，有的戴瓜皮帽；挑夫，走卒，學生，抱著孩子的母親，衣著有的講究，有的襤褸——在我們車子緩緩駛向下榻的賓館途中十一英裏的道上，擠得人山人海。他們在嘉陵江的對岸恭候著，在重慶所有的山坡上……站在那裏，笑，歡呼著，揮動著小小的紙製的美國和中國的國旗。”這一切人為的——必然是虛假的現象，使威爾基竟然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在我所注視的麵孔上，沒有一點人為的或虛構的成分，他們看我是美國的一個代表以及友誼和即將到來的援助的一個具體希望的代表。那是一個群眾善意的表現，而且它是人民中和情感中的單純力量的動人表現，這個力量也就是中國民族最偉大的富源。
吾人從威爾基先生之言論中，深知其對於日寇所久蓄擾亂世界之野心與中國艱苦抗戰之價值，有深切之理解，尤其對於吾國抗戰建國之理想，有精到之認識，而其領導美國社會致力援華運動之熱誠與成就，更使我立國精神共同之中美兩大民族，增加感情上之密切聯係。威爾基先生此來將親見日寇五年餘來在中國殘暴破壞之遺跡，將親見我中國軍民堅忍不拔始終樂觀之信心與決心，將親見我中國在如何艱難狀態中，努力充實戰鬥力量，與複興建設工作，將親見中國軍民，如何為實現共同目標爭取共同勝利而奮鬥，並將使吾國人民，更深切了解美國政府與人民，對於戰時工作一致努力之實況，而益加奮勉。
接著，蔣介石為展現中國軍隊的強大，在一個四周都是西式建築的大型閱兵場上，為威爾基舉行閱兵儀式。“參加檢閱的權貴們衣著華貴，衛兵和警察都戴著白手套，受檢部隊排著整齊的方隊，邁著不太標準的德軍正步，從檢閱台前通過，鋼盔閃閃，槍尖如林。在方隊的後麵是坦克、裝甲車和打著三角旗的騎兵部隊。這是一支專供閱兵用的部隊。貴賓還觀看了成都軍校數千名學員表演的激動人心的軍事演習。他們把槍高高舉過頭頂，涉水渡過一條湍急的河流。然後他們冒著硝煙炮火，穿過層層鐵絲網，爬上一座山。”而威爾基竟然僅僅從這些做給他看的表演中，得出了如下結論：
中國舉國上下，團結奮戰，領導他們的是一批訓練有素驍勇善戰的將領；中國軍隊是一個由懂得為誰而戰和如何作戰的將士組成的有力的戰鬥集體。
漂亮的表麵文章做完了，接下來就是“單兵教練”式的會談。蔣介石趁熱打鐵，以自己所謂的軍事之長縱論亞洲戰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中國在這片東方古老的土地上單獨抗擊日軍侵略長達五年多的戰略作用，以及對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做出的特殊貢獻。這給威爾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事後，他著文寫道：“蔣介石穿著中國長袍，顯得莊重而又有學者風度”，“這位中國領袖的形象比傳說中還要高大”。
蔣介石在扼要地追述了緬戰失敗的教訓之後，遂又談起未來中國戰區抗擊日軍侵略應以空軍打擊為主，以陸軍反擊為輔的戰略原則。他信誓旦旦地保證：“本人相信，在華空軍盡早進攻實屬可行。”蔣氏兜售完陳納德的空中打擊理論之後，突然把話鋒一轉，其矛頭自然地對準了史迪威，毫不留情麵地攻擊史迪威堅持不懈地強調地麵行動，“是一個遠遠落後於時代的老朽，一個妨礙以空戰製勝、在泥淖中費力前進的老頑固”。最後，他鄭重說道：
威爾基在受命出訪的前夕，就知道了史迪威和蔣介石鬧得很僵，且又把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乃至於總統羅斯福都牽扯進去，隻是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主導著美國參戰的主攻方向，使得美國決定政策的軍政兩界的要人未能采取斷然措施。不言而喻，威爾基此行是負有調查或調解這一矛盾的使命的。威爾基聽了蔣介石這錚錚有聲的介紹和論證之後，得出的結論比勞克林.居裏還明確：史迪威的戰略思想阻礙著中國戰區反法西斯戰爭順利進行。也就是在這一瞬間，資深權重的馬歇爾將軍和史汀生部長的形象從他的腦海中浮現，迫使他不敢貿然答應蔣介石些什麽。他沉吟片刻，非常策略地說道：
“委員長閣下，您可否把方才講的戰略思想說得再詳細些呢？我回到美國，一定如實地向羅斯福總統報告。”
“我看，由駐華的美國將領講這些問題，不更客觀一些嗎？”宋美齡示意蔣介石住口，微笑著代為答說。
這時的威爾基早已被宋美齡雍容華貴的儀態和風采折服了，他情不自禁地問道：
“夫人說得在理，但不知夫人講的是哪一位駐華的美軍將領？”
“陳納德將軍。”
威爾基和陳納德雖同屬共和黨人，但並無政壇相識的淵源，隻是由於“飛虎隊”的威名播揚於海內外，威爾基始注意到這一夜之間成為英雄的陳納德將軍。威爾基一踏上中國的大地，就發現到處都在傳揚陳納德的英雄事跡，“陳納德在中國竟成了家喻戶曉和受人敬佩的英雄人物”。再者，他在美國就聽說軍政兩界對陳納德褒貶不一——陳納德在贏得了政界同情的同時，卻失掉了軍界的支持。他決定當一個仲裁者——起碼可以為羅斯福總統最後仲裁提供有力的佐證。為此，他通過美國駐華使館單獨約見陳納德。
陳納德和史迪威的分歧點主要是軍事方麵的。由於陳納德率領美國航空誌願隊，以不滿一百架飛機，在半年多時間內作戰百餘次，取得了擊落敵機二百九十九架的輝煌戰績，使他越發堅信“空軍製勝”的理論。他認為“取得了空中優勢，就等於阻止了日軍在地麵的行動”，並由此得出如下結論：
隻要有一百零五架新型戰鬥機、三十架中型和十二架重型轟炸機，並且不斷得到補充，始終保持在這個水平上……就可以在六個月至多不超過一年的時間內，叫日本垮台。
史迪威則認為：空中力量應該是克敵製勝的武器，但絕不是打敗日本的根本條件。收複緬甸，把上百萬日本軍隊從中國大地上趕走，主要是靠陸軍來完成。僅就後勤保障一項，沒有陸路或海路通道，單憑空軍運輸也是難以完成的。就說飛機場吧，也必須有強大的陸軍來保衛它。因此，史迪威乃至於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和空軍司令阿納德將軍均反對陳納德“空軍製勝”的理論。
蔣介石希望打通滇緬公路以獲取更多的租借物資，但他不願為之付出太大的代價，更不願讓一個外國人染指他視為生命的軍隊。因此，史迪威的計劃無法得到他的首肯和支持。與此相反，陳納德的空戰計劃隻提出美國空軍攻擊日軍的任務，而不要求中國軍隊承擔什麽重任，這就容易得到蔣的好感和讚同。同時，蔣介石也確實相信美國空軍能有效地打擊日軍，加快對日戰爭的進程，給中國戰場帶來轉機，從而減少中國軍隊的犧牲。在戰爭中，任何一方，即使在盟國之間也總是希望盡可能減少自己的損失，蔣介石當然不會例外。因此，出於依靠盟國打敗日本以保存自己實力的總的戰略考慮，蔣介石十分讚賞並積極支持陳納德的空戰計劃，並以此作為反對和替代史迪威作戰計劃的王牌。
這樣一來，在中國戰區就形成了蔣介石聯合陳納德反對史迪威的格局。而蔣介石依據“以夷製夷”的策略，許給陳納德的籌碼是使他取代史迪威的位置。結果，陳納德為了登上美國在中國戰區最高指揮官的寶座，不僅要設法擊敗對手史迪威，而且還要忠誠於中國的恩人蔣介石。
但是，按照美國軍界的規定，陳納德未經史迪威的批準是不能與威爾基正式見麵的。“使陳納德驚奇的是，盡管他感到史迪威對他沒有好感，但史迪威還是批準他與威爾基會晤。史迪威告訴他，他可以與威爾基暢所欲言，甚至可以陪威爾基去重慶郊外的白市驛機場走走。在機場上，陳納德威風凜凜地站在一排P—40型戰鬥機前，機頭都畫上了鯊魚的圖案。史迪威讓他們兩人在陳納德的辦公室裏單獨會晤了兩個小時。”
誠如陳納德的一位好友所說，“陳納德從來都不是一個注意按指揮係統申述的人，即使在昔日的陸軍航空隊時也是如此。他認為，隻要打贏戰爭的目的正當，什麽手段都可使用”。陳納德利用威爾基召見的良機，詳細地論證了他的“空軍製勝”理論。同時，他直言不諱地“對通過駝峰運輸的物資姍姍來遲，對他認為的史迪威和比斯爾（已出任駐印的第十航空隊司令）力求壓製在中國的空戰深感不滿”。當然，他也站在蔣介石的立場上全麵攻擊了史迪威將軍。他甚至舉出緬戰失利後史迪威拒絕乘坐飛機離開戰場，被部屬譏為“飛毛腿喬”的例子，作為史迪威不懂空軍的有力證據。
先入為主，是造成偏聽偏信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威爾基早已從蔣介石夫婦那裏接受了對史迪威的論評，因而就更容易聽信陳納德將軍的“空軍製勝”理論。他畢竟僅僅是總統的私人代表，無權代表羅斯福支持陳納德和反對史迪威，但既然他心存當仲裁者的本意，就決定要為這種“改變”盡力。他說道：
陳納德認為實踐自己“空軍製勝”理論的良機到了，遂於當夜給羅斯福總統寫了一封長信。誠如美國史家所評說的那樣，這封信“說得再差，也是經典之作”。為使讀者全麵了解這場爭論的情況，現將這篇“經典之作”摘其要點如下：
總統兼武裝部隊總司令的特使
溫.威爾基先生：
您告訴我您是美國總統在軍、政方麵的直接代表。您命令我向您直接匯報一下在華與日本人進行軍事作戰的情況，我謹遵您所囑，匯報如下：
一、日本會在中國被打敗。
二、日本會被這樣一支小小的空軍打敗，它在其他戰區會被認為是可笑的。
三、我深信，隻要我有全權指揮這樣一支空軍，我就能把日本人打垮。我相信我能拯救千千萬萬名美國軍人和海員的生命，而美國將付出的代價很小。
四、我對我所說的是有信心的，這不是帶著個人考慮說的。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基於下列事實：自從一九二三年以來我一直堅信日本會對美發動戰爭，我將自己軍事生涯中最美好的年華用於研究這一問題；我任中國空軍的非官方顧問已有五年之久，同時，我以此身份，對日作戰也有五年之久……
五、我到中國……得到了蔣委員長和中國高層領導人的信任。如果說我有了他們的信任，這是因為我（一）已是一位常勝將軍；（二）我從不對中國人說假話，我從不許諾去幹那種我力不能及的事。
六、我現在深信，隻要我擁有作為一個美國駐華軍事指揮官的全部權力，我不僅能打垮日本，且能使中國人變成美國持久的朋友。我相信，我能培植這種友誼，使中國世世代代成為美國一個大的、友好的貿易市場。
七、軍事任務本來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現在它被那些不靈活的、不合理的軍事組織和不懂如何在中國進行空戰的人複雜化了。
……
十三、然而，為了完成這一目標，應給我充分的作戰自由，讓我能直接與蔣委員長和中國部隊打交道。我知道蔣委員長也希望我這樣做。要是我在於航空誌願隊工作期間後退一步，我就不會作出那麽有信心的聲明了……
假如我有權隻向蔣委員長報告一切，我想在中國進行陸空聯合作戰。
十四、我重申，這一計劃將使中國的地麵部隊作戰順利，而且肯定會使麥克阿瑟順利前進，並會支援在太平洋上的海軍的作戰。而且，還會在戰後使中國成為我們持久的友邦。
美國準將陳納德
與陳納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史迪威卻受到了威爾基的冷遇。
史迪威自認為是美國在華最高軍事長官，總統私人代表威爾基理應首先找他了解情況。可是出乎他所料的是，威爾基根本就沒有召見他的意思。當有人告誡他說“蔣介石打算在指揮問題上玩弄卑鄙的詭計”時，他又產生把基本事實當麵告訴給威爾基的想法。“但威爾基疲勞過度，昏昏欲睡，似乎什麽都聽不進去。”第二天，史迪威又去見他，但“仍無結果。他沒有提一個問題，完全聽信了蔣介石夫婦的話”。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他建議我也為他們說幾句好話。見他的鬼去吧”；威爾基“不是太疲勞了，就是對我不感興趣。實際上他什麽也沒有說，什麽也沒有問，幾乎是有意這樣做的”。
“總統特使閣下，如果您有興趣的話，可以到西安附近的黃河前線看看。”
史迪威對這一帶非常熟悉，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曾在這裏幫著馮玉祥修過公路。另外，近來他還不斷地聽說，“在此駐紮的胡宗南所部不僅全力封鎖陝北的紅軍（即八路軍），而且還和隔河對峙的日軍相安無事，大做軍火買賣”。因此，史迪威認為這倒是一個極好的機會，遂大聲附和地說了這段話：
“威爾基先生當然應該去看一看，絕不應該錯失良機。那裏是中國最大的市場。日本人和中國人在那裏交換他們各自需要從對方那兒得到的一切商品。”
史迪威的言行是失禮的，這是他的性格使然。
史迪威這位“中國通”畢竟是美國人，而且是一位遠離中國現實的高高在上的美國將軍，他不可能對蔣介石的一切弄虛作假了如指掌。就說他口中的“中國最大的市場”吧，那裏還有專門開辟的“供來訪客人由人陪著去參觀”的所謂“日占區邊緣的前線地區”，哄騙像威爾基這樣的美國人還不容易嗎？為此，蔣介石淡然一笑，不露聲色地說道：
“威爾基先生的確應該去看看中國最大的市場。為了確保閣下的安全，我決定委派犬子緯國陪同前往。”
威爾基已經從史迪威和蔣介石的話音中聽出了某些門道，遂笑著說道：
“好！我一定去看看中國這個最大的市場。”
威爾基在蔣緯國的陪同下飛往西安，然後“又乘火車和四輪大車，沿著當年史迪威和馮玉祥的部隊一同走過的道路到達黃河岸邊”，按計劃視察了前線。“借助望遠鏡能直接看見日軍大炮的炮管還是非常激動人心的。”所謂前線視察結束之後，威爾基對蔣緯國說了這樣一句話：
“這個前線不僅僅是一個隻供參觀的地方。”
聰明的蔣緯國清楚這句評價實際上是對史迪威將軍言行的批評。這位曾在希特勒屬下學習裝甲兵知識的青年人知道美國人特有的嗜好：喜歡收集一切戰利品。他在回程中，懷抱著日軍騎兵軍刀和幾瓶上等法國酒走進威爾基的包廂，恭敬地說道：
“威爾基先生，這是我英雄的突擊隊送給您的戰利品。”
威爾基一見興奮不已。或許是為了他回國寫文章用吧，他驚奇地問道：
“他們是怎樣從日本軍人那裏繳獲來的？”
“突擊隊在夜裏渡過河去，回來時，總是帶著這樣或那樣的戰利品，包括俘虜和敵人的軍事計劃。”
威爾基的中國之行是愜意而愉快的。但是，他也在山城重慶演出了一段極富喜劇效果的“涉外戀”插曲。由於他傾心的對象是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女士，蔣介石也憤而演出了一場“捉奸記”。當時中美兩國上層人士將此事作為談資笑料廣為播揚，後人也紛紛著書予以評說。台灣專和蔣氏家族過不去的李敖先生寫有專文《蔣介石捉奸記》公開行世，筆者的拙作《宋美齡和蔣介石》也作了客觀的述評。為使讀者對這段曆史花絮有個概略而公正的了解，筆者把當年隨同威爾基使華的美國出版大亨、《展望》雜誌創辦人邁可.考爾斯寫的《感情上的密切聯係》一文摘抄如下：
有一晚在重慶，委員長為我們設了個盛大的招待會。在一些歡迎的致詞之後，委員長、夫人和威爾基形成了一個接待組。大約一小時後，正當我與賓客打成一片時，一位中國副官告訴我，溫德爾找我。
我找到威爾基，他小聲告訴我，他和夫人將在幾分鍾之後消失，我將代替他的位子，盡最大的努力為他們作掩護。當然，十分鍾之後，他們離開了。
我像站崗似的釘在委員長旁邊，每當我感到他的注意力開始遊**時，就立刻慌亂地提出一連串有關中國的問題。如此這般一小時後，他突然拍掌傳喚副手，準備離開。我隨後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溫德爾和夫人去了哪裏，我開始擔心。晚餐過後不久，中庭傳來一陣巨大的嘈雜聲，委員長盛怒狂奔而入。伴隨他的三名隨身侍衛，每人都帶了支自動步槍，委員長壓抑住他的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禮。
“威爾基在哪兒？”禮儀結束後他問。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爾基在哪兒？”他再次詢問。
“我向你保證，委員長，他不在這裏，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裏。”
我和侍衛們尾隨其後，委員長穿遍了整棟房子。他檢查每個房間，探頭床底，遍開櫥櫃。最後，他對兩個人的確不在屋裏的事實感到滿意後，一個道別的字都沒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見到溫德爾站在一排射擊手前的幻影。由於無法入眠，我起身獨飲，預想著可能發生的最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