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角逐005
史迪威想過了這些之後，很快又恢複了他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決心。雖然“他看出蔣介石正全力扶持陳納德，但是他也明顯感到，有陸軍部的支持，他要比陳納德強得多”。他對宋子文抱有不小的幻想，認為有“TV的真誠幫助和中國軍隊內部人士的支持，就是‘花生米’也不是完全不可控製的”。他堅持認為，中國如能不斷得到美國的援助，一定會重新討好美國。他可以利用這種形勢，繼續推行他整頓軍隊和訓練三十個師的計劃。他還天真地認為，向蔣介石發一份最後通牒，也許會起作用，於是便草擬了一份——“如果喬治同意的話，就由華盛頓發給中國”，但不要請示總統。
一月十日，馬歇爾將軍把羅斯福回複蔣介石的電文轉給了史迪威——“你為什麽不等一等？我告訴過你我即將與丘吉爾協商。看在老天的分上，忍耐一下”。在史迪威看來，這步死棋有緩。接著，他又通過自己的助手多恩將軍向宋子文轉達了“對‘花生米’開的一係列條件”。宋子文為了穩住史迪威或有意調解史和蔣的矛盾，除去代蔣介石說好話——蔣開始注意到了建立一支強有力的軍隊的必要性，還有意地安慰說：
“我幾乎每天都對委員長說史迪威將軍是不懈地支持中國軍隊的唯一一名美國人。”
天真的史迪威聽後有著一種甜甜的感覺，但是，他並未看到宋子文說這番話的背後是在堅定地支持蔣介石。這就是史迪威的悲劇性格所在。
也就是在這則馬歇爾將軍發來的密電中，史迪威首次獲悉：卡薩布蘭卡會議於十四日召開。他審時度勢，認為“現在是‘暫緩’前進的間隙”。可是每當他想到自己近來的遭遇，真是感慨萬千；當他再一瞻念自己未來的前途，又頓覺不寒而栗。他無法用普通的語言向遠在大洋彼岸的妻子表述這五味俱全的心情，隻好給留在美國的孩子們寫了如下三節詩：
爸爸已然傾全力，
鏟盡所有——
他是一個大傻瓜，
代人受過挨責罵，
被人逼得遭敲詐。
爸爸現已力不從心，
禍從天降厄運降臨，
他受人蒙騙，
他們狠狠鞭打他，
他們弄虛作假。
爸爸又痛又瘸，
再不複從前一般，
因此猛拉一下傻瓜蛋，
弄來個替補的，
讓他來應付局麵。
卡薩布蘭卡會議已經進行到第三天了，史迪威依然沒有收到一點消息，他無限憤然地離開自己的臥室，大步向司令部走去。他剛剛走到司令部門口，就受到了多恩將軍的迎接。他放眼望去，“發現參謀人員神情莊重，列隊站在屋中央”。他尚未反應過來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他的另一位部屬伯金上校就走上前來和他握手，然後鄭重地說道：
“請您站在這裏。”
“怎麽回事？是執行槍決？”自稱“受害者”的史迪威嘟嘟噥噥地說道。
伯金上校宣讀了一份嘉獎令，大意謂：史迪威在去年四月緬甸棠吉戰役中“親臨一個中國師的先頭部隊，身先士卒，以個人的榜樣”鼓舞部隊重新振作起來，一舉攻克棠吉等戰略要地。
“誰編造了這麽多廢話？”史迪威聽後局促不安地自語。
“立正！”小史迪威用嘶啞的聲音喊著口令，然後為老史迪威佩戴上一枚嶄新的優異服務十字勳章。
史迪威對此次受勳毫不動容，或許是由於作為軍人的最高目標未能實現而心緒不好的原因，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
全都是胡扯，為一件區區小事大做文章。我完全不應受獎，這實在令人尷尬，好在隨著時光的消逝，這種表情是很快就會被人遺忘的。
這就是史迪威的可愛之處。
是誰突然想起來為史迪威授勳的呢？是馬歇爾將軍。
馬歇爾將軍最清楚史迪威將軍這七個多月是怎樣走過來的：為了打通滇緬公路，一雪緬戰失敗之恥，他不僅要忍受“英國佬”的滑頭和厭戰，還要和蔣介石無窮無盡地講價錢。更使他難以容忍的是陳納德將軍和蔣介石結盟，欲奪取他的指揮大權。他已經記不得在中國和英國之間“扯過多少次袖子”，才促成這次春季收複緬甸的作戰計劃。但由於“英國佬”為了自身的利益再耍滑頭，從而導致蔣介石於一月八日斷然拒絕參加春季收複緬甸的戰役。這對史迪威而言，真是猶如當頭挨了一悶棍，使得以尖刻著稱的史迪威就像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作為美國參謀總長的馬歇爾將軍，唯有授予一枚優異服務十字勳章，方可慰藉這位遠在中國戰區的老友的心。
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為什麽要召開卡薩布蘭卡會議呢？簡而言之，因為“歐洲戰場的主動權已經轉到盟國一邊”。其時，“隆美爾敗於阿列盟，蘇聯反攻於斯大林格勒，突尼斯登陸在望，西西裏戰略待商，對德戰勝既呈曙光，英美當局始轉其注意力於東亞”。自然，也就順理成章地再次提出了立即收複緬甸，包括實施“兩棲登陸，占領仰光”的代號為“安納吉姆”的戰役計劃。
在美國看來，發動“安納吉姆”戰役是在中國建立空軍基地，轟炸日本工業設施和海上運輸線的先決條件。同時，美國還認為“重新打通進入中國的通道，並推動中國軍隊對日本采取行動，還可能迫使日軍在其帝國的主要據點上處於守勢。從美國的利益出發，這樣比用美國人在東西南太平洋潮濕的海島森林中進行曠日持久、逐山逐地、代價高昂的戰鬥要理想得多”。這是因為日軍抵抗異常激烈，用馬歇爾將軍的話說：美國“已經經不起另一次巴丹戰役了”，迫使在華日軍處於守勢，就能“減少我們在太平洋地區遇到的危險，使我們能進攻德國”。
為此，美國海軍總司令金上將“盱衡戰情，乃於會議中發言，指出中國戰場應受重視之理由”。文獻中對此發言有如下記載：
“在歐洲戰場上，蘇聯因地理之位置與兵源之雄厚，受到吾人之重視。在太平洋戰場上，中國具有同一因素，吾人豈可不予以同一之重視？吾人基本政策在以必要之武器，交與人力充沛之中蘇，使其為盟邦共同作戰。”
馬歇爾將軍自始就支持史迪威收複緬甸的戰略構想。同時，他也清楚英國人反對實施收複緬甸戰役的理由。他在會上幾乎是用“訛詐”的口吻說了這段史有所記的話：
“吾人重視打通滇緬路，並非全為提高中國士氣打擊日本海上運輸力著想，吾人目的在配合歐亞非各地作戰……若收複緬甸之案不立實施，則美國或將有被迫退出歐洲之日。”
英國的將軍們並不怕“訛詐”，因為他們清楚，“美國遺憾地撤銷其在歐洲戰場承擔義務”的決心必須由羅斯福總統來下。同時，他們還堅信自己的首相丘吉爾能把羅斯福總統死死拴在歐洲戰場上，因此，他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訛詐”手段還擊道：
“抽調登陸艦艇奪取仰光，必然會削弱英國用於橫渡英吉利海峽，進攻歐洲的作戰力量。”
結論是：英國不想參加——起碼不想立即參加“安納吉姆”計劃。
美國的海軍總司令金上將當即嚴詞駁斥了英國方麵的意見，並嚴肅指出：“用於進攻仰光的登陸艦艇可以從美國太平洋艦隊抽調。”最後，他以質詢的口吻問道：
“還有什麽困難嗎？都當麵提出來，由我們共同解決。”
英國的將軍們被金上將大刀闊斧處理問題的方法鎮住了，一時不知該如何作答。一如往常的聯席會議那樣，英美兩國軍界高級將領在作戰方案上無論是意見統一，還是有分歧，最終都得交由兩國最高的決策者——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協調分歧，作出決定。因此，他們通過的方案往往可以說是基本上雙方都認可的折中方案。這就是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區別所在。誠如史家所記載的那樣，“反攻緬甸案，經兩氏（羅斯福和丘吉爾）呼籲後，乃得下列三點之決定”：
一、備攻日期，暫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左右為目標；
二、反攻日期，俟一九四三年夏間決定（其日期應在七月以前）；
三、如英海軍艦隻與登陸艇有所欠缺，美國允設法撥補。
羅斯福總統作為一位大政治家，自然知道蔣介石猝然宣布拒絕參加收複緬甸戰役的根本所在：卡薩布蘭卡會議“號稱討論攻日策略，而中國並未被邀；揚言加強援華，而中國軍運優先次序，猶居最末”。然而，羅斯福總統就像所有尚存良心的政治家那樣，也必須考慮各國國力強弱，並依此製訂其外交和軍事方略。所以，他不得不屈服於丘吉爾的壓力，違心地不邀請蔣介石出席卡薩布蘭卡會議。但是，主要由誰——或者說由史迪威將軍指揮哪國部隊參加“安納吉姆”戰役呢？羅斯福總統當然清楚隻能是中國——也就是經史迪威整訓過的X軍和Y軍。這就要求他和丘吉爾首相必須向蔣介石作出姿態，或曰給蔣介石一個台階下，方可結成實施“安納吉姆”計劃的同盟。因而他對丘吉爾首相建議：
“我想向中國派遣一個高級軍事代表團，向蔣委員長通報卡薩布蘭卡會議的決定。”
這種外交策略對丘吉爾而言，可謂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他當即表態：
“好哇！我決定派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英國代表約翰.迪爾元帥參加代表團。”
羅斯福總統在派遣代表團美方成員的時候可費了些心思。他知道在華的美軍將領中存在著空中戰略和地麵戰略之爭，加之他在蔣介石和陳納德等人的影響下，實際上接受了用空軍作戰時間最短、代價最小的理論，因此，他決定提議渴望“盡早轟炸日本”的阿納德將軍作為空中戰略的支持者去中國。
馬歇爾將軍自然明白羅斯福總統這一提議的良苦用心，但他始終認為“駝峰空中運輸線是不能與道路運輸線相比的”。遂決定提議美軍後勤司令部司令布裏恩.薩默維爾將軍代表陸軍部，作為空中戰略的反對派進入代表團。
就這樣組成了英美高級軍事代表團，前往中國與蔣介石磋商參戰事宜。
阿納德將軍不僅是一位渴望“盡早轟炸日本”的空軍司令，也是一位堅定的美國利益主義者。因此，他支持史迪威反對“獨眼將軍”韋唯爾。他看了韋唯爾原本製訂的收複緬甸的戰役計劃以後，認為這根本不是什麽計劃，而是“寫得很漂亮的幾頁文字，隻是說明戰役為什麽不能成功”。他認為對於馬歇爾將軍的好友——史迪威將軍來說，和這樣的將軍共商軍情大事真是不堪其苦，這還是首次有人給予史迪威以極大的同情。
韋唯爾將軍看了由羅斯福和丘吉爾簽署的有關“安納吉姆”計劃的決定，認為是英國的意見占了上風；史迪威將軍閱後則非常生氣，因為這等於宣布春季收複緬甸的計劃作廢，使他在韋唯爾和蔣介石麵前丟了臉。但是，他深知自己是軍人，而服從命令又是軍人的天職。他把個人的榮辱存於心底，又積極參與討論，最後更得要點五項如下：
一、作戰期間，預定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
二、陸軍以占領曼德勒為目標，其兵力為：雲南遠征軍十一師，向臘戍前進；駐印華軍兩師，向雷多前進；卡兒瓦印度軍三師，向英坊沿更的宛河前進。
三、海軍封鎖仰光。
四、奪取阿恰布與南穆裏島。
五、十二月陸軍出戰，一九四四年一月占領仰光。
會議中，“阿納德、薩默維爾等即席聲稱反攻緬甸案之決定，實另含有一更大之戰略，即務使阿納德空軍能從中國直接攻擊日本及其運輸線，牽製敵人支援，省去太平洋逐島作戰之艱苦。又謂緬戰所需之器材，所以能得到優先之次序者，即因其含此戰略之故”。
史迪威隨高級軍事代表團自新德裏飛往重慶，晉見他瞧不起的“小人物”蔣介石，沿途他向阿納德將軍等人講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蔣介石的獨裁。他指出：在現今的中國，“金錢、影響和職位是領導人唯一考慮的事情。陰謀詭計，欺騙出賣，虛假報道，索要他們能得到的任何東西；他們獨一無二的念頭是讓別人打仗，對他們的‘英勇鬥爭’作假宣傳；領袖們對人民漠不關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稅，全然愚蠢無知的參謀機構，無力控製派係爭鬥，繼續壓迫民眾。拯救他們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從。知識分子和富人把他們寶貴的崽子送去美國，農家子弟離家去死——沒有關懷、訓練或領導。而我們則處於這樣一種位置：隻能支持這個腐敗的政權並讚美其掛名首腦，那個‘英明的愛國者’和‘戰士’——‘花生米’。天啊”！
阿納德將軍很早就聽說了關於蔣介石政權腐敗無能的一些傳說，但像史迪威將軍說得這樣詳細和具體則是第一次，因而他懷著極大的興趣想快點見到這位蔣委員長。他一到重慶，就在史迪威的陪同下趕往重慶南郊黃山別墅參加會議。或許是先入為主的觀念在起作用，僅僅談了空軍後勤供應問題，他就發現除陳納德的理論很不現實外，這位蔣委員長也“不願意遵從邏輯或理性”。很快，他又發現一談到應修建機場和燃料供應時，蔣介石和陳納德總是“揮揮手，一帶而過。他們不懂得，也不願意過問後勤問題”。
阿納德將軍作為空軍司令，很自然地傾向於空中打擊並強調其重要性，但是，羅斯福總統並不知道阿納德司令曆來瞧不起以“飛虎隊”而聞名於世的陳納德將軍。再者，由於陳納德強調空中戰略卻忽視了後勤保障，使得阿納德將軍很快倒戈支持史迪威。
蔣介石作為意欲角逐世界級大國領袖位置的政治家，非常清楚羅斯福和丘吉爾聯合派此高級軍事代表團的目的——對他未能參加卡薩布蘭卡會議的政治慰藉。同時，他也認為這是自己挺直了腰杆做人，決不仰承他人鼻息，執行獨立的外交和軍事路線的結果。由此，他驗證了黑社會中流行的這句俗話——“欺侮軟的硬的怕”是具有一定的真理價值的。他審讀了英美高級軍事代表團帶來的“安納吉姆”計劃之後，隨即又以更加強硬的態度理直氣壯地向美國提出新的三項要求：
一、為陳納德成立一個獨立的航空司令部；
二、每月經駝峰運送一萬噸物資；
三、在十一月之前——“安納吉姆”計劃實施之前向中國提供五百架作戰飛機。
這實在大出英美高級軍事代表團的所料，而且也超越了該代表團的授權範圍，在阿納德與史迪威看來完全是得寸進尺的訛詐。而這次商討“安納吉姆”計劃的會議，完全變成了討價還價的交易。蔣介石在講完所謂原因之一——“中國沒有自己的空軍，因而需要陳納德的特遣部隊保衛重慶”之後，又義正詞嚴地向代表團發出了最後通牒：
“告訴你們總統，除非我的三個條件都得到滿足，否則，我不能打這個仗，他也別指望我派中國部隊參加這次戰役。”
阿納德“決不會把這種話帶給總統”，也不理睬蔣介石發出的最後通牒，繼續會談——一個答應增加空軍運量，一個希望增加得更多。會越開越乏味。
史迪威是個現實主義者，他知道這次會議談論的所有問題都將交由他落實和兌現。或許是他真的太想指揮“安納吉姆”戰役了，他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追問蔣介石：
“如果條件中包括有海軍的支持，委員長是否會於秋季發動攻勢？”
蔣介石一聽這責備他的口氣，猝然怒火升騰，他“發瘋般地”說出這句話：“我難道沒說過要打仗嗎？”旋即又通過翻譯宋子文給史迪威來了個難堪。
經過反複的討價還價，會議最終作出這樣的決定：美、英、中三方於二月九日在加爾各答舉行具體實施“安納吉姆”計劃的會談。中方參加會談的是何應欽和宋子文，英國代表是迪爾和韋唯爾，美方代表是阿納德、薩默維爾、比斯爾和史迪威。
阿納德將軍一行飛離重慶之後，蔣介石唯恐阿納德等人不如實地向羅斯福總統反映他的要求，遂於二月七日寫信給羅斯福，重申了他的新三項要求以及參加“安納吉姆”戰役的保證：
“中國軍隊將在預定時間做好準備，去完成指定任務。”
中美英軍政最高級幕僚於二月九日集會於印度的加爾各答，台灣公布的史料中記載此次會議的經過與結果如下：
韋唯爾主席。何應欽首先說明，此次戰爭中國將以十師主力由滇西向密支那、八莫進攻……藍伽訓練之中國軍隊則由胡康河穀密支那攻擊，如獲勝則向曼德勒前進，出戰期間當在本年十月底。
韋唯爾報告英國使用三師兵力計四萬五千人，由更的宛河進入曼德勒城與中國軍隊會師，另以一師為預備隊，此外準備印度軍五師進攻下緬甸，故全部軍隊為九師，兩師為英軍，餘為英印混合軍。
中國代表重言此次作戰海軍至感必要，倘無海軍，成功將不可能，與會人員皆無異議。會議中對於空軍準備必須充分，機場修建必須加速，中印空運必須每月增加一萬噸各點，皆得到一致之同意。
史迪威非常高興，因為他的客人——阿納德將軍等人都認識了“中國的政府機器”和他不得不與之打交道的蔣介石與何應欽。臨行前，阿納德對史迪威說：“你應該得到一個桂冠。”他後來又寫信給史迪威說：
“親愛的喬，你那份工作真不是人幹的……不論是在什麽時候，隻要你需要我的幫助，盡管吩咐。”
按照史迪威的邏輯推論：既然阿納德將軍獲知了中國現狀以及蔣介石的真實情況後可以支持他，那麽羅斯福總統也理應如此啊！他在二月九日極不策略地給羅斯福總統寫了一封措辭尖刻的信控告蔣介石，並鄭重指出：“對華援助，必須采取以此易彼之交換手段”；對蔣致羅斯福之電文，“必須表示嚴厲之聲”。
事有湊巧，也就是在這節骨眼上，艾爾索普帶著一份如何解決中緬印戰區存在問題的建議回到華盛頓，交給了霍普金斯。“他的建議慷慨激昂，貌似有理，長達二十一頁，其要點是，由於批準進行緬甸戰役”，美國“將要采取‘自以為是、危險、其結果極其可疑’的地麵行動，而放棄一次‘光輝、能夠輕易取勝的空戰良機’”。而造成這一戰略錯誤的主謀是史迪威，因此史迪威必須被調離。
這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相繼送到了總統辦公桌上，羅斯福閱罷黯然自語：
“是到了我下定決心的時候了！”
二十三
艾爾索普的建議極大地影響了羅斯福總統的決策。
羅斯福仔細地分析、研究了東南亞和緬甸的態勢，他同意丘吉爾的這一觀點：“重新征服緬甸，就像是用牙齒一根一根地用力拔豪豬刺。”既然如此，為什麽一定要立即收複緬甸呢？加之，“安納吉姆”計劃和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的準備工作互相衝突，按照既定的“歐洲第一”的戰略原則，所謂的“安納吉姆”計劃應當暫時放棄。接下來，就應讓陳納德承擔對日本的主要軍事行動，使他卓有成效地利用空中優勢發揮作用。因此，羅斯福認為支持陳納德的空中戰略，“是在短時期內立即顯示出美國在中國戰區的作戰活動的最簡便的方法”，同時，也“可以挽回美國因許諾把主要力量用來對付德國，而無法在亞洲投入更多力量的局麵”。
史迪威控告蔣介石的信，愈加促使羅斯福總統放棄軍事戰略的需要，而從政治的角度來解決中國問題。
誠如前文所述，羅斯福關心的是戰後的中國應享有大國地位，防止蘇聯填補東亞因日本失敗而留下的真空，為此，他不能不考慮中國的最高統治者蔣介石對陳納德的支持。同時，他很自然地認為史迪威堅持整訓中國軍隊和收複緬甸是直接違背了蔣介石的意誌的。而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違背了統治者的意誌，軍隊的改革就不會成功；不改變軍隊賴以產生的社會，就無法改造軍隊”。此外，“花生米”這種稱呼，對同樣是統治者的羅斯福來說十分刺耳。“羅斯福認為蔣介石應享有與自己相同的尊嚴，尤其是他處境困難，所以更應該受到尊敬。”
幾經考慮，羅斯福總統於三月八日作出了支持蔣介石和陳納德的三項決議：
一、成立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以陳納德為司令，獨立行使指揮權；
二、逐漸增加陳納德空軍之實力，使之達到飛機五百架之數額；
三、在設備許可情形之下，中印空運數量，每月應增至一萬噸。
誠如美國史學家所論述的那樣，“總統的這項決定，和他處理複雜的戰爭事務的許多其他決定一樣，都是折中產物”。羅斯福為了照顧陸軍部的意見，命令陳納德領導的第十四航空隊仍要受史迪威領導。他為了闡明自己為什麽要否決陸軍部的意見，給馬歇爾將軍寫了這封影響很大的信：
承轉來史迪威二月九日來函副本……予深覺史迪威所提對待蔣委員長之辦法，大有錯誤。蔣是中國人，豈可以所擬之辦法相待。史迪威謂蔣“性情躁急”，不易應付，縱然不錯，而伊（史迪威）所擬使用“更嚴厲聲口”之方法，則大誤也。吾人須知蔣委員長幾曆艱辛，始進為四萬萬人之領袖，此四萬萬人中，有各種領導人物、軍人、教育家、科學家、衛生家、技術家，在各省或中央方麵，各事奮鬥，冀出頭地，此乃一二百年來易得到之事業，而蔣委員長於短期中竟得之。蔣委員長自有其保持優越地位之必要，此點如爾我處伊環境，亦必相同。他是一位行政首長而兼大元帥，豈可用對待摩洛哥酋長之辦法，向其作嚴厲之聲口或要挾……
史迪威函中，對於一九四三年空軍行動之事，一字不提，此可見其思想，隻限於緬甸一隅，與訓練中國軍隊之一事。
我雖然希望緬甸作戰，但我仍信一九四三年內陳納德作戰之軍略價值，我甚願隨時督催，使其實現……我雖知蔣委員長與史迪威間，關係業有改善，但我仍望陳納德與中國人之間，關於空軍作戰之正當接觸，不受別人障礙。
美華關係至為重要，我望閣下告誡史迪威與陳納德，伊等宜知其代表美國之任務，比在他處都有意義，伊等於軍事責任之外，尚有外交責任，我深望伊等能為一良好之大使……
羅斯福總統的決定以及致馬歇爾將軍的信函，標誌著美軍陸軍部在中國戰區戰略思想的受挫。
作為參謀總長的馬歇爾將軍必須執行總統命令。同時，他認為自己有義務向羅斯福總統闡明空軍對地麵部隊存在著的依賴性：“一旦我們的空中作戰行動給日本造成損失。他們就會向我們發動地麵進攻，而保衛機場的任務就必然落到中國軍隊肩上。”事實上，一年前美國空軍突然轟炸日本，隨之而來的後果是，浙江等地的空軍基地已被日軍地麵部隊摧毀，至今仍未修複。另外，馬歇爾將軍為了證明陸軍部支持的史迪威在中國戰區的戰略思想正確，又向羅斯福總統鄭重指出：
“中國陸軍日前作戰能力低下的狀況必須徹底改變，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利用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潛力。因此，改變現狀，必須是美國派往這一戰區代表其利益的代表的主要目標。”
羅斯福總統認為馬歇爾將軍的政策目標，是利用美援的附加條件，強迫蔣介石和中國完全按照美國的利益行事，這是他絕對不能認同的。他終於下達了總統令：
以陳納德為司令的第十四航空隊於三月十一日正式成立，陳納德同時擢升為少將。
陸軍部接到總統命令後，自然會有著各種議論。很快，大家的意見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到史迪威的身上來，因為陳納德的晉升必然會降低史迪威在中國戰區的地位。采取一項什麽樣的補救措施給予平衡呢？總參謀部作戰處終於想出了辦法：授予史迪威一枚總司令級的榮譽軍團勳章。
馬歇爾將軍同意作戰處的提議，他認為如此一來，“就能做到萬全，使中國相信，史迪威將軍完全受到美國的信任”，是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主要決策人”。另外，他還認為如此而為可以慰藉自己對史迪威的愧疚之心。因而他在作戰處的請示報告上大筆一揮：
“三月十六日授予史迪威一枚總司令級的榮譽軍團勳章，並呈報總統備案。”
羅斯福是一位大政治家，當然懂得勳章隻是完成一種政治目的的手段或曰工具。作為參謀總長馬歇爾而言，需要借此撫慰失意的部屬史迪威將軍；作為總統羅斯福而言，他決不讚成因撫慰史迪威而削弱蔣介石在獲得三項優待後對美國產生的信賴。他站在大國總統的立場上更需要的是蔣介石對美國或者說對他羅斯福的感激，因此，他在否決授予史迪威這枚榮譽軍團勳章的同時，又決定把這枚榮譽軍團勳章授予蔣介石，而史迪威所獲得的唯一的榮譽權力，是代表美國總統為蔣介石授勳。
馬歇爾將軍是一位優秀的軍事戰略家，但他絕不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政治戰略家。由此也可證明：馬歇爾隻能充任美國最優秀的參謀總長，而無法企及像羅斯福這樣富有雄才大略的總統。我們可以想見，馬歇爾收到羅斯福改變受勳人的命令之後，一定會有各種情潮在心湖中湧動。但是，他清楚自己是一名軍人，從未把這種個人的情潮化做語言和文字傳於後世。他隻遵命將羅斯福總統致他信函的副本轉寄史迪威，“誡其勿再阻抑陳納德或觸怒委員長”，並囑史迪威代表美國總統為蔣介石授勳。
陳納德勝利了，他認為這是自己空中戰略的勝利，是支持他的白宮要人霍普金斯以及艾爾索普從旁相助的結果。他戴上金光閃閃的少將軍銜，躊躇滿誌地組建第十四航空隊，為了他的空中戰略的更輝煌的未來謀劃著。
蔣介石勝利了，他認為這是自己和史迪威以及美國陸軍部反複較量而取得的勝利，是“中國的朋友”霍普金斯、摩根索等人從旁相助的結果，也是夫人宋美齡訪美大獲全勝的象征。需要說明的是，他並不感激羅斯福總統的“施舍”，因為他認為這是自己采用強硬外交手段逼迫羅斯福總統節節敗退的勝利成果。為此，他暗自下定決心：以勝利者的姿態，按照既定的方針大步前進！
史迪威失敗了——起碼是暫時失敗了！他麵對晉升為少將的陳納德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總統為什麽會支持他的空中戰略呢？難道我的所作所為全都錯了嗎？”當他再想到將由自己把一枚總司令級的榮譽軍團勳章戴在蔣介石的胸前的時候，他幾乎是憤怒地自語：
“‘花生米’有什麽功德可以佩戴這枚勳章呢！”
三月十九日——史迪威六十大壽的日子到了！在這極有人生紀念意義的日子裏，他麵對重慶早來的春天，不能不想到自己吉凶難卜的前途。他向誰發泄這滿腹的憂怨呢？還是像往日那樣寫在日記上嗎？他微微地搖了搖頭；給遠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寫信嗎？這必然會給與他相敬如賓的忠誠妻子帶來不必要的擔心……他想來想去，最後決定給夫人寫一首詠歎春天的詩表述自己的心情：
我迎接著浪漫重慶的春天，
我步行在她美麗的林蔭之中。
在月夜裏，在午日下，
我吮吸著鮮花的芬芳。
（不要提爛泥、雪漿、臭屎，
它們覆蓋住了大街小巷。
或是山上飄下的泔腳臭味，
或是山穀中豬玀的氣息。）
日出日落，草坪上騰起霧氣，
各種花朵色彩奇異。
茉莉含苞欲放，大蘭花吐出芳香，
空氣中充滿春天的魅力。
（遍地垃圾在溝中腐爛，
裝垃圾的馬車散播著汙染。
糟的東西臭氣熏天，
混雜的味道令人難忍。）
我在芬芳的重慶迎來春天，
混合著美景和惡臭，
有花有鳥，有灑落的大糞，
還有羅圈腿的四川姑娘。
帶我回到那邊我最喜愛的海岸，
讓我逃出這惡臭的陰溝，
我深陷在——中，但我正在退出，
我將永遠不再鏟糞。
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啊！史迪威寫詩的語言依然是那樣的尖刻——把腐敗的國民政府和正在自鳴得意的蔣介石比做大糞。我們由這首詩的結尾仍可窺視到他彼時灰暗的心境——“帶我回到那邊我最喜愛的海岸，讓我逃出這惡臭的陰溝”。他由羅斯福致馬歇爾的信中感到：“我正在退出，我將永遠不再鏟糞。”總之，被挫折和失意困擾的史迪威將軍，的確是做好了打道回府的準備。
但是，殘酷的現實卻作出了這樣的決定：不允許史迪威“回到那邊……喜愛的海岸”，他必須繼續留在中國戰區“鏟糞”。
既然如此，史迪威根據馬歇爾的指示精神——“誡其勿再阻抑陳納德或觸怒委員長”，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整訓中國軍隊和修雷多公路（後來被叫做史迪威公路）兩個方麵。史迪威的想法是：我幫助中國整訓軍隊，蔣介石起碼不會反對吧？我幫助中國新修一條自印度到雲南的國際公路，把更多的軍火物資輸送到中國，蔣介石總應該是歡迎的吧？……
蔣介石曆經與史迪威一年多的較量，終於悟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所謂史迪威問題，絕不是孤立的史迪威一個人，而是代表了美國——起碼是軍界一派人對中國戰區的看法。因此，隻能利用美國決策者的矛盾，采用“以夷製夷”並軟硬兼施的謀略，迫使看重中國戰區戰略地位的羅斯福總統作出裁決。為此，他一改過去的做法，采取了決不和史迪威發生正麵衝突的手段，有時還做出言聽計從的樣子，有意主動緩解他們之間的緊張關係。
史迪威對陳誠印象不錯，又聽說他在軍中與何應欽相對立，遂學著中國“以夷製夷”的策略，提名陳誠接替羅卓英出任中國遠征軍司令兼昆明Y軍總司令。蔣介石不顧何應欽的反對，立即同意了史迪威的提名，這給史迪威以良好的印象。
但是，史迪威並不完全知道蔣介石同意走這步棋的真實用意——利用親信陳誠控製中國參加整訓的軍隊。由於國情和地位不同，史迪威始終不甚理解蔣介石為什麽視軍權如命。然而自小就知道“有槍便是草頭王”的蔣介石最怕的就是軍權旁落。當然，他對史迪威這位美國將軍也同樣不放心，生怕蔣記軍隊通過美式整訓，變成史迪威的私有財產，由他發號施令。怎麽辦呢？由陳誠代為監督史迪威整訓軍隊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再者，雲南是地方實力派、滇係領袖龍雲的地盤。長年以來，雲南百姓“隻知龍老主席，不知蔣委員長”。中央數度想派軍隊進駐雲南，均被龍雲以種種理由堅拒。而今由盟軍提出在雲南訓練三十師Y軍，就等於向龍雲的地盤派遣了遠遠多於滇軍的中央軍，為他日解決龍雲打下了伏筆。而由陳誠坐鎮雲南也是再理想不過。同時，為了安撫杜聿明，蔣介石任命杜為昆明防守總司令，為兩年半後解決龍雲伏下了一名大將。
簡而言之，任命陳誠之舉是一石數鳥，蔣介石自然會欣然同意。
由誰取代羅卓英在印度實施藍伽計劃呢？蔣介石確實費了不少心思。最初，他屬意得意門生邱清泉，但徐庭瑤、杜聿明等人認為邱氏脾氣暴躁，恐與史迪威鬧翻，影響美援。他幾經遴選，遂改調另外一位得意門生——第八軍軍長鄭洞國將軍繼任。蔣介石為示重視其職，破例先請弟子鄭洞國吃飯，然後才鄭重其事地下達命令：
“我們準備委派你去印度，擔任中國駐印軍新一軍軍長，你的想法如何？”
鄭洞國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將軍，他於深覺榮幸之中又感到惶恐：“帶兵打仗我有些經驗，但要搞外交，在國外獨立與洋人打交道，我完全是外行。”遂以“恐有負校長厚望”為由婉辭。
蔣介石為了使鄭洞國未來在印度控製住參加整訓的中國軍隊，以信任的口吻講了如下這段深深打動鄭洞國的話：
“你去那裏是會有困難的，同外國人打交道不太容易，但目前抗戰需要盟國幫助，必須有人擔負這個任務，我反複考慮過，覺得你去是合適的。你身為革命軍人，在國家艱難時刻，要以大局為重。”
鄭洞國當即答曰：“報告校長，我願意去印度。今後當遵循校長訓導，以黃埔精神為宗旨，克服一切困難，努力完成任務。”
就這樣，蔣介石於不聲不響之中完成了對中國參加整訓部隊軍權的控製。
誠如前文所述，史迪威決計整訓中國軍隊的目的是收複緬甸，是為了雪恥。他做夢也不曾想過奪蔣介石的軍權。另外，緬戰失敗的教訓使他越發堅信：“中國的士兵是好的，軍官則是無能的。”換言之，他認為，經過整訓的中國士兵，在美軍指揮官的指揮下定能擊敗日軍。結果，“要中國士兵，不要中國軍官，尤其不要中國將領”的思想再次抬頭，遂導致史迪威和參加整訓的中國軍官產生對立，他絕大多數軍官的堅決抵製。
蔣介石獲悉這一消息之後，認為史迪威是在把中國軍隊打造成像緬甸、印度那樣的殖民地式軍隊，因而也理所當然地表示反對。尤其是蔣介石聽說史迪威“擬將駐印軍營長以上的軍官換由美國人擔任，並且先由美國調來三百多名軍官，準備接替中國軍官的職務”以後，他直接的反應是：經過史迪威整訓過的中國軍隊已經由姓蔣改為姓美了，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等於由美國變相地接管他賴以生存的軍隊。所以，蔣介石不僅要行使權力阻止史迪威達到目的，而且蔣、史之間剛剛緩和的矛盾再次尖銳起來。對此，史學家作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
再者，羅斯福總統決定成立第十四航空隊，晉升陳納德為少將司令的一個目的是，通過所謂的組織手段，緩解史迪威和陳納德的矛盾。在常人的心目中也是這樣認識的：“史迪威專負訓練裝備中國軍隊之責任，陳納德專負打擊日敵運輸之任務……兩人業務各有專屬，宜無摩擦。”但是，由於史迪威的手中不但握有分配租借物資的大權，而且根據總統命令，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隸屬史迪威領導，結果史、陳之間的矛盾不是緩和了，而是更尖銳了。孰是孰非，各執一詞，就連中外史學界也無統一的見解。
同情史迪威的史學家說：
“蔣的抱怨不僅越來越多，而且對這一戰略越來越沒有遠見。為什麽要打通緬甸？為什麽等著陸路交通？為何不督促美國人加倍再加倍地擴大跨越駝峰的空運係統，大批地供應中國軍隊以準備一次往後推延許多時日的攻勢？為何不讓美國人大量補充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使其對日本人的海岸據點進行直接、連續的攻擊？……”
鬥爭逐漸縮小到了對空運物資的分配上。全球戰略中的中緬印戰區是個“乞丐戰區”，史迪威艱難地向華盛頓要求更多的物資以加強它。而在戰區內，他卻被每一個下屬指揮官斥為“吝嗇鬼”。他要把經過駝峰空運來的貨物分成三份，盡力去滿足Y軍、陳納德的空軍和中國人的總參謀部。
另一邊，“蔣介石在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少將身上找到了誌同道合的影子，他們的戰略思想和對貨物分配的想法完全一致”。
擁護陳納德的史學家說：
“史、陳摩擦之來源，為中印間之空運噸位。中印空運為裝備遠征軍器材，與第十四隊空軍運送汽油零件所同需要，故其噸位分配之多寡，與優先運輸之次中，皆史、陳所同爭取。陳納德晉授少將，主持第十四隊空軍之日（三月十一日），馬歇爾即誡迪威，對於納德空軍補給，宜於優待。其時中印空運，每月隻有四千噸，馬歇爾提議月給陳納德一千五百噸，史迪威參謀長韋洛，則擬將中國空軍之噸數，包括於第十四航空隊一千五百噸之內，而史迪威核定三月份之空運分配額時，納德（包括中國空軍在內）所得，僅一千噸，實際運行僅六百噸（或說八百噸）。納德指此為迪威存心克扣蓄意排擠之事證。納德執行任務，必須印度阿薩姆省之機場，與華東各基地之供應站，兩事皆迪威部下韋洛所主管。納德自一九四二年七月以來，迭有建議方案，皆未為史迪威所采納。其一月至三月半兩個半月間所得之空運器材，雖在羅斯福丘吉爾日夕屬望之下，亦僅及一千三百噸（每月平均僅及五百噸）。一切任務，無由達成。”
隨後來的命令讓陳納德得到四千噸中的一千五百噸。他又得以成立了一單獨的空軍後勤指揮部。而後他根據阿納德（代表總統）的命令控製了空軍訓練指揮部，隻讓格倫（陳納德的參謀長）給了我一個口頭通知！
自稱公允的史學家則評說：
“行動自由並沒有解決陳納德的問題。總統曾命令給予他獲得物資的優先權，但總統沒有明確如何使他得到這種優先權以至他還是被放在次要的地位。史迪威繼續控製經駝峰空運的物資。由於他依然負有為各方一致同意的緬甸戰役整訓Y軍的任務，所以他仍舊把八分之三的物資分給空軍，八分之五的物資留給地麵部隊及其他目的。”
從上述史學家評述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透過對經由駝峰空運來的租借物資進行分配的表麵現象，所反映出來的問題本質，依然是在中國戰區應當執行史迪威的地麵戰略還是陳納德的空中戰略之爭。這其中並不排斥決策者的個人感情在起作用。而這種戰略性的歧見，是不可能長期共存的。就在獲悉日軍再次溯長江向華中的湖南、湖北兩省發動突然進攻的消息之後，這兩種不同的戰略主張遂又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有意思的是，衝突的焦點卻是租借物資的分配。
蔣介石退守四川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他認為當今四川之作用依然像當年孔明所想的那樣：“東拒雙夔門，北扼秦川，南慰彝蠻（龍雲等少數民族實力派）。”為此，他學著當年孔明的樣兒，委派最為忠誠的弟子胡宗南親率數十萬精銳之師坐鎮西安，不僅可以抗禦日寇西犯黃河，而且也能限製陝北八路軍向巴蜀一帶滲透和發展。時下，南邊有陳誠坐鎮昆明整訓三十個步兵師，再輔以昆明防守總司令杜聿明無形的威懾，與印、緬毗鄰的雲南可保無虞。但是，靠什麽堅守出入四川的必經通道三峽和雙夔門呢？一旦在川鄂交界之處再現當年劉備敗走白帝城的慘劇，靠什麽遏製住溯江入川的日軍呢？他思之良久，覺得唯有靠強大的空軍。因此，他強烈要求加強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這就又必然導致空軍優先分配租借物資的問題。
何應欽縱觀中國戰區的全局，認定此次日軍溯江進攻兩湖的第一個戰略目標是宜昌，最終目的是占領重慶，或者說迫使局促山城的國民政府投降，真正完成“寧渝合流”，使滯留神州的百萬日軍揮師南下，與美軍在太平洋諸島進行決戰。因此，何氏除讚同蔣介石用空軍扼守通往重慶的天然屏障三峽之外，還要求緊急調撥陸軍把日軍阻止在宜昌以東。為此，他提出暫停組織實施收複緬甸進而打通國際通道滇緬公路的戰略計劃，把在雲南參加整訓的Y軍急調入川，保衛山城重慶。
“這正是日本人希望達到的目的，部署在雲南的部隊開始使他們不安了。”
像往日那樣，蔣介石解決與史迪威分歧的辦法是開會。結果是，這兩位性格執拗的人越開會分歧越大。請看史迪威在四月十九日的日記中寫的這段話：
與委員長舉行了一次糟糕的會議……蔣介石不斷地發出嘲笑和抱怨……談反攻和“士氣處於低潮”，他看上去十分恐慌。
蔣介石在日軍就要發動的進攻麵前的確是慌了手腳，他認為必須讓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發動一次大規模的空中攻勢，才能確保山城重慶的安全。依據他以往的經驗，沒有得到羅斯福總統的認可，史迪威是不會改變基本立場的。換言之，他仍要和史迪威爭論所謂戰略的問題。然而麵對日軍就要大舉西犯的危局，如何才能盡快得到羅斯福總統的幫助呢？這成了蔣介石的一塊心病。
用句中國的迷信話說是“天意難違”，羅斯福總統竟然主動地給蔣介石創造了一個機會：盟國的兩大巨頭——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將於五月份在美國會晤，召開代號為“三叉戟”的會議。出乎蔣介石所料的是，中國外交部部長宋子文將應邀出席。
二十四
卡薩布蘭卡會議結束之後，英國和美國在歐亞兩大戰場使用的軍事力量方麵出現了分歧。
自一九四三年三月底以來，英國人明顯地感到“美國人將在攻入西西裏的‘哈斯基’戰役之後，有意把對意大利的打擊超過空中攻擊，此外，他們還有放棄‘歐洲第一’轉而幫助中國的傾向”。同時，英國首相丘吉爾“希望乘西西裏的勝利去進攻意大利，或在東地中海發動攻擊”，當他獲悉羅斯福總統支持陳納德的空中戰略以後，遂又堅決要求取消在緬甸共同發動所謂的“安納吉姆”戰役。
但是，羅斯福總統基於美國在亞洲——尤其是中國的特殊利益，希望修訂“安納吉姆”計劃，而不是放棄它。他也無意在英國了解“突尼斯的戰事”並確信將實施“哈斯基”計劃之後，對攻占西西裏後的行動計劃作出承諾，所以他拒絕了丘吉爾首相提出的立即會談的建議。
不久，盟國部隊在北非突尼斯已經穩操勝券，老奸巨猾的丘吉爾認識到“務必”談妥“哈斯基”計劃及其後的發展和“安納吉姆”計劃的未來。此外，他還希望把“若幹其他火急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如果這些帶有戰略性的“嚴重的分歧沒有談清楚，不加調整，將在夏秋之間導致重大的困難，並且削弱我們的行動。我們必須先行克服這些困難”。
羅斯福清楚“三叉戟”會議中很重要的一個議題是中國。而在所謂中國的問題上他和丘吉爾存在著根本性的對立。
羅斯福總統出於全球政治大局考慮，更加堅定地認為“必須使中國同其他大國合作解決世界問題”，“堅持要接納中國作為四大國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國”，使其在戰後保衛和平的組織中“作出一切重大的決策和發揮警察的權力”。這是因為他希望戰後“利用中國作為對蘇聯平衡的力量”：“在任何同蘇聯的嚴重的政策衝突中，中國無疑將站在我們一邊。”這就是羅斯福不顧國內馬歇爾、史汀生等軍界實力派的反對，而堅定支持蔣介石的根本原因。自然，也是他和丘吉爾之間的根本分歧之一。
丘吉爾是大英帝國的戰時首相，他堅定不移地站在老殖民主義者的立場上，不但不把“重慶政府看做代表一個世界大國”，而且還認定美國不遺餘力地支持中國，完全是在“糾集力量以結束英國海外帝國”。因此丘吉爾多次表示：“把中國說成同英國、美國或蘇聯同等的世界大國是完全不真實的。”另外，丘吉爾還擔心羅斯福私自邀請蔣介石與會，在行前發表的所有演說中都拒絕提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和作用。
對此，羅斯福是心領神會的。為了在即將召開的“三叉戟”會議上不至形成美、中聯合對峙英國的被動局麵，他再次違心地拒絕邀請蔣介石參加“三叉戟”會議。作為補嚐，他同意中國派遣外交部長宋子文參加會議，陳述中國在亞洲戰場上的作用，以及對發動“安納吉姆”戰役的意見。
這時，蔣介石並不完全了解羅斯福總統的良苦用心。相反，他認為宋子文得以參加“三叉戟”會議，是他執行強硬外交路線的勝利。換言之，是他和史迪威反複較量的結果。
是年四月，“宋子文赴美，查悉羅斯福所允維持空軍前線五百架飛機之許諾，恐難實踐，乃向蔣委員長建議，請電羅斯福召納德麵陳”。蔣介石不但知道陳納德唯自己馬首是瞻，還清楚陳氏在美國白宮有實力很強的政治家為後盾，如果能促成陳納德奉命回國，當麵向羅斯福總統麵陳所請，真可謂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為此，他向羅斯福發去專電，在力陳中國戰區之艱難後，請總統召回陳納德當麵詳陳。
馬歇爾將軍獲悉這一消息之後大吃一驚，因為這等於陳納德力主的空中戰略將在“三叉戟”會議上得到確認。他於焦急之中電告史迪威密商對策。
史迪威收電後有點震怒。他或許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一改過去我行我素的軍人作風，說：感激“喬治（馬歇爾）給我提了個醒，我建議他召我、比斯爾和陳納德回去”。其用意都在不言之中：史迪威想聯合第十航空隊司令比斯爾將軍和陳納德“金殿麵君”，一決雌雄。
馬歇爾同意史迪威的建議，當即請示羅斯福——“宜請總統以商討反攻緬甸案為由”，召史迪威和比斯爾回國述職。為促羅斯福早下決心，他又告之：“約陳納德而忽視史迪威，將予人‘以陳代史’之揣測。”
羅斯福當然明白馬歇爾將軍這一建議的真實用心，但他作為一國總統，決不會因史、陳不睦而傷及馬歇爾這樣資深超群的參謀總長。另外，馬歇爾的陳請理由無疑也是正確的，因為在戰略方麵是不能憑借個人的好惡而厚此薄彼的。羅斯福認為同時聽聽空中戰略和地麵戰略的異同、長短，不僅有利於他在亞洲戰場下最後決心，而且還會為他與丘吉爾決策二戰大局提供有力的佐證。所以，他同意史迪威和陳納德同時回國述職。但他卻大筆一揮，砍掉了和史迪威結盟的第十航空隊司令比斯爾將軍的名字。
馬歇爾隻能同意羅斯福總統的決定。但是為了增加史迪威的籌碼，或者說是為了彌補史迪威作為政治家的短處，他又電告史迪威：一定帶上比斯爾的一名參謀回國。
“三叉戟”會議尚未召開，美國軍政決策層中已經分成截然對立的兩大派係：陳納德空中戰略派，支持者有霍普金斯、摩根索、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萊希；史迪威地麵戰略派，支持者有馬歇爾、史汀生、阿納德。而總統羅斯福則是空中戰略派的。從上述名單可知：政界是空中戰略派的後台老板，軍界則是地麵戰略派的強大後盾。
蔣介石作為一名縱橫家，清楚美國這對立的兩大派分歧的核心是支持還是否定他的蔣記政權。他坐鎮重慶，使出全身的權謀解數，遙控大洋彼岸華盛頓這場“金殿麵君”的好戲——因勢利導導演成“援陳打史”，進而為中國爭取更多的軍火援助。為此，他精心安排了如下這幾步棋：
二、電告先期抵美的宋子文：務必堅定羅斯福總統的政治顧問霍普金斯支持空中戰略的立場。因為蔣介石知道霍普金斯作為政治顧問在總統羅斯福決策中所起的作用。宋子文於這類事情堪稱是行家裏手，況且他與霍普金斯還有著良好的私誼呢！請看他造訪霍普金斯後留下的這段史料：
宋子文先告霍泊金，略謂蔣委員長經過詳慎考慮，認為在盟邦對於中國戰區軍事活動沉寂情形之下，唯有即向日敵發動空軍積極攻勢，始足振**士氣，建議將中印五、六、七三個月空運噸位，悉撥為運送空軍汽油零件，及其他器材之用，秋後，再行回複。
同時，宋子文又以中國政府的名義整理成一份備忘錄，呈羅斯福總統：
蔣委員長經縝密考慮，認為所有戰時資源，暫須全部致力於空中攻擊之準備，故擬以五、六、七三個月空運噸位，全部供運汽油及飛機器材之用，使有效的空中攻擊早見事實。七月以後，空運貨物，除少數空軍補充材料外，再運陸軍所需器材。以美國生產力如許之巨，上述飛機與其器材，數量並不甚大，當無困難。蔣委員長並囑予聲明，敵人如以地麵部隊攫我飛行基地，中國陸軍力可應付。
三、陳納德這位美軍中的“造反派”更不是省油的燈。首先，他隱滿了同機者史迪威自己回國述職的真實目的——遊說羅斯福總統等人支持他的空中戰略；接著，他通過好友艾爾索普左右美國的新聞媒體，借廣為播揚陳納德在華的業績支持空中戰略；最後，他精心炮製了如下這份文件，並請馬歇爾和史汀生轉呈羅斯福總統：
（一）第十四航空隊擬自本年七月份起，以兩個月之期間，爭取製空地位，八月以後，將分三期展開攻勢，以摧毀日本之運輸線與本土。第一期：使用B—25以揚子江下遊至海南島海防各區域為目標……第二期：使用B—24以華東——滬寧——漢口三角地帶為目標；第三期：使用P—40等以日本本土為目標。所需之飛機為P—40七十五架（新式），B—25四十八架，B—24三十五架，P—51七十五架，另給偵察機數架。補給方麵，七至九月，月需四千七百噸，九月以後，月需七千一百二十九噸。
（三）日本或將在中國沿岸各埠及台灣作戰，但經第十四隊空軍轟炸後，日本將退保揚子江下遊。
（四）擬在六個月內炸毀日本船舶六十萬噸。
（五）史迪威方案中之雷多路，建築工程甚為浩大，而通路時間，將在一九四五年，恐難應太平洋作戰之用。
四、所有問題都要解決在“三叉戟”會議召開之前。為此，蔣介石要求在美的宋子文、宋美齡、陳納德要保持密切聯係，共同應變和商決方針大計。
誠如前文所述，史迪威是一位蹩腳的政治家，這就決定了他非常鄙視那些鼠偷狗盜的事情。再者，他自視是美國在華的正式代表，所作所為光明正大，即便是和屬下陳納德回國對簿公堂，也不應失堂堂君子之風——或曰大將軍的風範。另外，他是一位鐵杆共和黨人，對民主黨選出的總統羅斯福素無好感。加之這一年以來，他認為羅斯福支持甚至是偏袒陳納德，這就越發地傷害了他那極強的軍人自尊感，每當他想到羅斯福要陳納德回國麵陳空中戰略的時候，遂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種難以名狀的鄙夷之感。為此，他寫下了這份備忘錄待呈總統：
一、切實明告委員長，中國必須明了美國軍事援華之本意，在使用中國人力，故中國軍隊必須接受美國之訓練；
二、第二批三十師之訓練計劃，宜即同意接受；
三、中英兩國，均須擔任收複緬甸之約束；
四、現下中印空運之分配方案（八分之三歸空軍，八分之五歸其他用途），不予變更；
五、中美軍事接洽之途徑，應仍循現有之軌道，不必另立其他係統（指第十四航空隊獨立指揮而言）；
六、駐印華軍及雲南遠征軍，均應準備出戰；
七、擬具配合太平洋作戰戰略。
史迪威最大的長處是不搞陰謀詭計，堂而皇之地做人。但是，他還是有著這樣的性格弱點：從不防備別人會在暗處算計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拜訪馬歇爾的時候，這位參謀總長出於私情，把陳納德轉給羅斯福總統的備忘錄交他過目，他非但沒想到馬歇爾此舉的目的是希望他做到知己知彼，更有針對性地闡述自己的地麵戰略，相反，他卻十分真誠地指出了陳納德備忘錄中的不足，並且還說了如下這段話：
此中有一點缺點，即日敵受大量空軍轟炸之後，必以地麵部隊追尋空軍之基地。中國軍隊，既無大炮，又乏坦克，如何能守？其結果必至喪失機場，危及大局。中國基地固係轟炸日本所必要，但轟炸之早晚，實係裝備中國之遲速，我加速訓練裝備中國新軍者以此。
如果再聯係陳納德有意隱瞞史迪威自己回國述職的真實目的之舉，除說明史迪威不善用謀略對付同事和部屬而外，也足以證明史、陳之爭的勝負早已定矣！
由於羅斯福總統早就屬意於陳納德，所以陳納德先於史迪威得到召見。對此，親台學者梁敬先生作了如下記述：
納德先謁，明言中國軍民情緒低落，為抗戰以來所未有，非有空中攻勢，難期振奮。羅斯福雲：史迪威反對此事，而軍部讚助之，軍事策略，我向交軍部辦理，今如反駁，須有理由。因與陳研討反駁之辦法，談話時間，至一時半之久。陳納德謁後告人雲：一切要求，總統皆已答應，總統於聆我轟炸一百萬噸日敵船舶之計劃後，拍案稱快。
上述事實證明：羅斯福支持空中戰略的腹案已經成熟，召見史迪威隻不過是走形式而已。史料記載：
史迪威於五月二日（一說四月三十日）入見羅斯福，首陳中國因未能得到大量物資，表示失望；次謂如物資不至，中國軍隊或投降日本；三謂印滇訓練計劃均已開始，所需器材，均賴中印空運，如中印噸位，三個月內均歸空軍使用，則藍伽與雲南方麵所訓練之中國新軍，將不能參加明年一月之反攻；四稱中國似已忘卻其供應人力之義務……若此趨勢不予遏止，將來使用中國基地打擊日本之工作，將悉為美國人。
也可能是出於對羅斯福抱有很深的個人成見的原因，“史迪威未能有力地向羅斯福陳述他的論點”。更使陪同晉見總統的馬歇爾將軍不解的是，史迪威自始至終隻是弓著背，低著頭，“嘟嘟噥噥地說了些中國不抗戰的話”。羅斯福本來對史迪威就印象不佳，再一對比史迪威和陳納德的精神麵貌，甚感詫異地問道：
“史迪威，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很好！”史迪威說罷把頭一昂，遂大步離開了總統官邸。
“喬治，”羅斯福很有情緒地難為馬歇爾，“難道不應讓一個病人去休息嗎？”
“這位‘病人’的體力比白宮中任何兩個人加在一起的體力還要強。”馬歇爾也頗有情緒地回答說。
馬歇爾對史迪威的表現感到懊惱和失望，他不明白以語言尖刻著稱的“醋壇子喬”為何會有如此下乘的表演，要知道這是決定兩種戰略方案命運的關鍵時刻啊！他不得不帶著責備的口吻質問了史迪威。出乎他所料的是，這位倔強的部屬卻說道：
“你難道讓我在總統麵前貶低陳納德嗎？我……無論如何辦不到！”
啊！這就是史迪威堂而皇之的理由：決不在總統麵前貶低攻擊自己的對手。換言之，他認為在總統麵前慷慨陳詞，為自己的戰略思想辯白是自我標榜，違背了他做人的信條。這是史迪威的性格使然也是史迪威在所謂嚴肅的政治鬥爭中落敗的性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