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角逐006
相比之下，陳納德在總統麵前不僅會為爭寵奪勢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華，而且還會利用所有的手段抬高自己在中國戰區的地位。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在圍繞著他的政治對手史迪威大做其文章。這也是陳納德的性格使然，同時也是陳納德能和蔣介石聯袂共事的性格基礎。
馬歇爾作為總統的戰略顧問有著鮮明的兩重性：說到交朋友，他認為史迪威是可愛的；說到作為政治盟友，陳納德確是一把好手。但是，當馬歇爾將評判標準從所謂人的政治品位還原到做人應遵從的人格操守的時候，他是那樣厭惡陳納德的所作所為，又是如此喜愛史迪威的潔身自好。甚至對史迪威在羅斯福麵前的拙劣表現，他也似乎不無惋惜地原諒了。
史迪威深知自己的性格弱點：不但缺乏對他所鄙夷的論點隨機應變的能力，而且往往因太相信真理的力量而對政敵的論點輕蔑地不置一詞。加之他堅定地認為地麵戰略是符合中國戰區實際的，無需作長篇大論的辯白和解釋，終於使他鑄成了曆史的大錯，而且也辜負了馬歇爾將軍的希望。他幾次想開口坦誠自己的過錯，都因他那孤傲的個性作祟而沒有說出口來。
是日晚上，史迪威和前來探望的妻子威妮一起，在馬歇爾等人的陪同下應邀出席陸軍部長史汀生家的晚宴，他沒有了在羅斯福總統麵前的拘謹，毫不費力氣地向史汀生全麵陳述自己的觀點。為了幫助史迪威說明自己，同時也是為了闡明陸軍部的觀點，史汀生打電話給羅斯福說，他“非常欽佩史迪威，他願意就總統對史迪威的明顯懷疑向總統作出解釋”。史汀生打完電話之後又給羅斯福寫了一封信，回顧了他在挑選史迪威去中國時懷有的責任感之後，又充滿信心地寫道：
“我們是非常了解他，才把這場戰爭中最艱巨的任務交給他的……幾天來，他使我相信，他是我所認識的唯一能夠順利完成這項重要任務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在製訂全球戰略計劃的時候，主要依靠戰略顧問馬歇爾和政治顧問霍普金斯二人。實事求是地說，在“三叉戟”會議召開之前，馬歇爾將軍和霍普金斯“在所有問題上都保持著互相尊重的態度”。但是，現在“他們關於對華政策的爭執已經發展到兩人互不理睬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羅斯福就不得不行使手中的權力了——以總統的名義發布對華政策命令。他為了緩和與自己的戰略顧問馬歇爾將軍的關係，再一次找來馬歇爾懇談對華政策。
馬歇爾將軍是一位堅持原則的軍事家，尤其是經他之手作出的帶有全局性的戰略決定，那是很難再改變的。可是在對華政策方麵，他忽視了羅斯福總統從政治視角處理中國問題的戰略思考，過多地強調了美國——盟國在中國戰區承擔的義務及可行的戰略計劃，遂陷入了和總統的對立。另外，馬歇爾將羅斯福私收陳納德越過陸軍部向總統轉呈信函，以及私自利用自己的親戚艾爾索普支持陳納德，都視為不正當的行為。由此，從感情上和羅斯福產生了隔膜。因此，他向羅斯福複述了地麵戰略的必要性以後，又毫不留情麵地對陳納德和艾爾索普發起了嚴厲的攻擊。對此，美國的史學家作了如下論評：
正如他對羅斯福所說的，雖然陳納德“也許是個戰術天才”，但他對後勤事務一無所知。此外，陳納德“多年來一直是由中國政府發給薪金，處於委員長的不利影響之下”。馬歇爾鄙視陳納德的陰險狡詐，當麵對他說對他缺乏信任。戰後，這個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的畢業生和軍隊的曆史學家一談起陳納德就拍桌子。馬歇爾尤其討厭艾爾索普，他知道艾爾索普曾竭力勸說宋子文使中國撤出緬甸戰役，為此，艾爾索普自然受到了馬歇爾最嚴厲的斥責。
羅斯福最後的努力失敗了，他隻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了：縮小反攻緬甸的計劃，支持陳納德的空中戰略。是為總統決定，約有下列四點：
一、自七月一日起，中印空運加至七千噸，其中四千七百噸應交陳納德空軍使用，其次之兩千噸供應陸軍，其餘之三百噸，亦歸空軍；
二、自九月一日起，每月中印空運，應加至一萬噸，阿薩姆機場，已飭韋洛將軍督率修築，如期完成；
三、五、六兩月之中印空運，除每月以五百噸供應陸軍外，其餘少數分配空軍；
四、反攻緬甸計劃，決定年底會同英國實行。
縮小反攻緬甸計劃始於四月底決定，馬歇爾將軍也是投了讚成票的。“當時公議，反攻緬甸之案如付取消，亞洲戰局將見嚴重，而全力攻緬，供應歐洲之物資，又將不給，兩全之法，唯有縮小緬戰範圍，先從緬北開始，如果得手，則太平洋戰略既可配合，滇緬路交通亦可打通，英國無登陸艇缺乏之顧慮，中國有加強國際空運之利益，同時陳納德之空戰計劃與史迪威之整軍計劃，在增強中印空運噸量之下，亦可兼顧。作戰司認此方案，或是兼顧各方之統籌辦法，並謂照此估計，雷多路陸運，加上中印空運，中國每月當可得到兩萬噸物資器材之接濟。”
但是，而今羅斯福決定“縮小反攻緬甸計劃”的內涵發生了質變，由兼顧“陳納德之空戰計劃與史迪威之整軍計劃”變為支持陳納德的空中戰略，實質上等於否決了馬歇爾支持的史迪威的地麵戰略。這就必然“惹怒了馬歇爾”。此後，“馬歇爾在與總統打交道時，便盡量持正式和公事公辦的態度。當羅斯福說笑話，其他人被逗得大笑時，他仍然板著麵孔。他這樣做是有意避免在他和羅斯福之間出現親昵關係，以表明他們達成的任何協議都是陸軍部正式承擔的義務，而不是‘煙嘴一揮’就能推翻的”。
馬歇爾並不讚成羅斯福的決定，但他作為參謀總長又必須執行總統的命令。為此，他於翌日寫信給史迪威：
昨日我與總統討論中國問題，他認為陳納德之空軍作戰計劃，久被遺忘，今宜從速實行；雲南華軍之物資，亦宜照運。
總統在政治上必須支持委員長。空軍轟炸方案，對於振導中國士氣，亦至有效用。至於反攻緬甸之計劃，總統意可縮小，隻占領曼德勒為止。總統謂經此縮小之後，便與陳納德空戰計劃，無所窒礙。
史迪威獲悉羅斯福總統這一決定之後，他的直接反應是：這是建立在“對蔣介石的品質、意圖、權勢及能力完全錯誤的判斷之上”的。史迪威心想蔣夫人“已經弄得羅斯福分不清是非了”：蔣介石政府是“一幕獨角戲。國民黨是他的工具，蔣夫人是他的門麵，愚蠢的美國宣傳機器是他的杠杆。而我們全都是他的玩偶”。
史迪威已經浪費一次和羅斯福對話的機會了！同時，他還有超乎於一般人的自知之明：像他這樣一個小小的陸軍中將在白宮決策圈中是無立錐之地的，誰也不會再聽他的辯解，事實上他也無需為自己進行這種表白似的辯解。但他畢竟是一位喜怒哀樂分明的軍人，他依然需要發泄內心積鬱的憤懣。麵對這不可逆轉的大局，他唯有在日記上傾吐無奈：
連續的退讓證明，蔣介石認為隻要喊上幾聲我們就會向他投降。情況正是這樣。要我們到達華盛頓之前，羅斯福已經決定要在中國嚐試一下空中努力。這正中英國人的下懷，他們根本不想為了緬甸打仗。如果能哄騙我們在對日作戰中首當其衝的話，他們為什麽要為了中國而戰呢？不管怎樣，他們將在締結和約的談判桌上把緬甸拿回來。
除我之外，沒人對建立一支地麵力量的枯燥工作感興趣。陳納德保證在六個月內將日本人趕出中國，那為何不讓他幹一下試試？這可是通往勝利的捷徑啊。
我的觀點是中國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我們再也等不起另一年了；雲南省是必不可丟的，必須建立起一支力量保衛它，如果日本人占領了雲南，重新奪回緬甸也就失去了意義……我還說，第一個基本的步驟是使地麵力量足以占領和占據空軍基地，以及打開外部世界通往中國的交通線。遭到否決……而最近幾個月內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動空中攻勢。
“三叉戟”會議尚未開始，馬歇爾、史汀生、阿納德、史迪威等力主的地麵戰略就遭到了羅斯福總統的否決，這無疑在他們每人的心中都蒙上了一層陰影。對堅決主張收複緬甸並想借此雪恥的史迪威而言，則更是晦氣之極！因為他深信丘吉爾和宋子文會在“三叉戟”會議上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完全取消卡薩布蘭卡會議作出的收複緬甸的承諾。因此，他不想參加這種會議，最好是能早一天回到他的整訓基地——印度的拉姆加爾，聽那些可愛的中國士兵親切地叫他“喬大叔”的聲音。
就在“三叉戟”會議召開的前夕，馬歇爾將軍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蔣介石不同意縮小反攻緬甸的計劃，強烈要求履行卡薩布蘭卡會議的決定，南北夾擊，收複緬甸。”史迪威因此被打入五裏霧中，搞不清蔣介石的葫蘆裏到底裝的是什麽藥。馬歇爾告之：
“據蔣電文稱，倘僅占取緬北至曼德勒為止，不特無補中國戰場，且徒犧牲兵士，中國決不再蹈去歲覆轍。”
史迪威聽後微微地搖了搖頭，他清楚這不是蔣介石的真實意圖。
“我認為蔣介石擔心如取消收複緬甸的計劃，我們美國會減少對中國的軍火援助。”馬歇爾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說道。
“所以，”史迪威下了結論，“蔣介石在取得空中戰略的勝利之後，又想把拒絕收複緬甸的責任推給我們美國。”
“對！”馬歇爾近似命令地說道，“所以，你要打起精神，為盡快發動緬甸攻勢而全力參加‘三叉戟’會議！”
……
二十五
蔣介石此舉的目的完全被馬歇爾將軍所猜中：在美國兌現了空中支援的前提下，唯有把推遲“安納吉姆”戰役的責任推給美國，才能保住蔣介石“言必行，行必果”的領袖形象。與此同時，他還可以利用英美在“安納吉姆”計劃上的分歧，進一步與美國結成同盟，在“三叉戟”會議上壓一壓丘吉爾所代表的大英帝國的所謂霸氣。
“三叉戟”會議實際上有兩個議題：一是協調英美在歐洲戰場上的步伐，再是重新確認“安納吉姆”計劃。羅斯福和丘吉爾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統一了歐洲戰場的步伐，之後，他們及其與會的高級助手又進入了第二個議題的爭吵。
丘吉爾自始至終都不願意履行英國在“安納吉姆”計劃中應承擔的義務，他對他的參謀長們坦率承認：“到沼澤叢林裏去同日本人作戰就像到水裏去鬥鯊魚。”他讚成把鯊魚拖上岸後用斧頭劈死的辦法。然而，在會談中他就不那麽坦率了。他說：“在緬甸作戰的種種困難是很明顯的。”叢林中無法使用現代化武器，雨季嚴重限製作戰時期，海軍無能為力。他還指出，即使“安納吉姆”戰役獲得成功，他們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也不能使滇緬公路重新開放，即便到重新開放時，最大的運輸量也隻是每月二萬噸……他提出了繞過緬甸，進攻蘇門答臘北部尖端和馬來亞中部的行動的可能性，在講話結束時重申了把仗打到日本本土去的決心。
史迪威在獲悉英國希望放棄整個“安納吉姆”計劃以後，憤然斷言：“這將使中國人感到被遺棄，並對英國人產生疑慮。”丘吉爾就此宣稱，他不會“為了安慰中國人而做蠢事”，不會“毫無目的地以代價巨大的行動來打仗”。為此，史迪威曾兩次插話駁斥丘吉爾，想讓與會者重視自己的意見。羅斯福或許是出於外交禮貌——美國的中將不能當麵批駁英國首相，遂兩次不讓史迪威發表意見，致使史迪威說出“我的意見不可能受到重視了”之後，又氣憤地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段話：
不可避免的結論是丘吉爾操縱了羅斯福。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對英國人來說容易的辦法、一條捷徑。不管代價如何，決不能把注意力從歐洲大陸移開。英國佬對發生在太平洋上的戰爭不感興趣。由於爭取了總統，他們可以過些舒服日子了。
由此可見，史迪威絕不是一位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另外，他也不會想到與會的陳納德詳細記錄了與會者的發言，並密報給未曾出席軍事會議的宋子文：
一、羅斯福請丘吉爾發表對緬甸作戰意見，丘答：英國甚願援華，但為實際起見，不願因感情衝動而作出無謂犧牲。
二、韋唯爾報告，印緬地勢交通，異常困難，本年不能克複緬甸。
三、英海軍司令報告，仰光或可占領，但因日本有轟炸之基地，須準備甚大之犧牲，不免可惜。
四、史迪威發言：中國人對於任何英國人之計劃，都有懷疑。中國現無反攻力量，日本如果進攻，滇桂皆不可保，但如有機械裝備之三十個師，再準備第二批三十個師，自可反攻緬甸。中印空中運量有限，不能於供應裝備三十個師之外，同時兼顧空軍器材之輸送。
五、羅斯福問，蔣委員長能否於接受陸軍整訓計劃後，放棄空軍增強之計劃。史迪威答：“不知。”
六、羅斯福以問陳納德，陳納德答：“離渝時，委員長曾囑轉告總統，速將海軍參加作戰早付決定，又請加撥美軍三師參戰，則其意向已甚明了。”
七、羅斯福問空軍副司令，能否增加中印空運噸位，以應陸空軍兩方之需要。副司令答：每月空運噸量增至一萬噸，以應兩方需要，並無困難，但印度機場不佳，係一問題。
八、羅斯福問韋唯爾兵力如何。韋答：反攻阿恰布出擊清水河，由阿薩姆南下，皆不過佯攻或威脅敵人而已。
五月十七日，“三叉戟”會議再度開會，宋子文代表蔣介石與會，當麵和丘吉爾發生對抗。宋不辱使命，當即作了“最有聲色之奮鬥”發言，現摘錄如下：
自敵人占領緬甸後，中國國際通道完全被鎖，因此未能獲得軍火之援助與物資之接濟；國內經濟衰落，通貨惡性膨脹。最近敵人複改變以前侵略方法，利用傀儡煽惑人心，一麵以全力進犯晉豫鄂湘，企圖威脅重慶。凡此事實，當為在座諸公所洞悉。中國處此危境，並無意外要求，隻請同盟國實踐諾言，履行羅斯福總統丘吉爾首相北非卡港之決議而已。此為鄙人代表蔣委員長奉告諸公之要旨。
北非卡港，關於中國事項之決議有二，請分別言之：
一、增強空軍攻擊。攻擊目標，為在華日軍之交通線與日本本土，但因空運不足供應增加之空軍，故此決議迄今未獲實行……但今在其陪都感受到敵人威脅之際，美空軍助我陸軍作戰，助我轟敵之交通線，遂見迫切之需要，故蔣委員長提議，欲將六、七、八三個月之中印空運，少數撥歸美空軍供應之用，使陳納德之計劃，得以實現。
二、決定反攻緬甸。卡港決議之內容，係以中英美海陸空軍聯合作戰奪取仰光，收複緬甸，打通滇緬路線……英美政府已向世界正式聲明，將於本年收複緬甸，故今日如果尚有放棄收複緬甸，或隻攻北緬之計劃，則中國人民將責英美背信違約，而無使用武力逼使日本投降之決議。……
史迪威批評委員長無一定之戰略，諸君應知蔣委員長與世界有名軍事家合作，並非初次……均曾服從過委員長之指示，如謂吾人遵從委員長指示為錯誤，則世界上之錯誤，將不限於吾人。
蔣委員長負有中國戰區安危之責任，吾儕不應對其決定有所懷疑，如有懷疑，吾人須自忖能否擔起中國戰區安危之責任。
開始，史迪威聽著宋子文的發言深感痛快，似在為收複緬甸案慷慨陳言，但隨著宋子文的發言推展，方知是在為陳納德的空中戰略竭力辯護。最後，大出史迪威所料的是，宋子文站在蔣介石的立場上對他發動攻擊，等於在英美兩國元首的麵前揭他的短，因而觸發了“醋壇子喬”的“醋意”，使他當場極不策略地又攻擊了蔣介石的為政與用兵之道。
史迪威如此不懂政治策略必然獲罪於羅斯福總統。對此，霍普金斯曾對宋子文說過如下這段話：
“經過此番爭執，史迪威當知總統如何敬重蔣委員長，伊雖有史汀生馬歇爾之後盾，仍不能稍稱總統之意誌。回任之後，當不敢如前之驕縱，萬一再生糾紛，蔣委員長一電相告，即可更調。”
事實也是如此，羅斯福更調史迪威的決心又堅定了一層。
話再說回來，羅斯福麵對中、英在緬甸問題上的嚴重對立，也隻能一手安撫宋子文，一手和丘吉爾繼續討價還價。好在宋子文深諳蔣介石力主收複緬甸的本意，也未再堅持中方的意見。幾經私下雙邊磋商，終由美國參謀團提議，一致通過了“三叉戟”會議第二二○號文件——《擊敗日本方案》：
一、盡先集中可用物資於阿薩姆、緬甸區域，以建立（及增強）通達中國之地麵設備，期於秋初達到每月一萬噸之運輸量，同時擴大阿薩姆航空設備，使達到下列目的：（一）加緊對日空戰；（二）增強（維持）美國駐華空軍；（三）支持對華空軍補給物資。
二、積極準備自雷多、英坊入緬及自雲南入緬之中國軍隊作戰計劃，以打通滇緬路為目標。
三、水陸夾擊阿恰布與南穆裏島。
四、打擊日軍在緬之交通線。
史迪威在華盛頓期間挨過了他人生旅途中最悲哀的時刻，但也有一些事情令他開心：“得意的時候，我想起了自己的另一麵。”其中，最令史迪威開心的是下麵幾件事情：
一、丘吉爾為了緩和與中國的關係，在羅斯福總統的推動下，同意在華盛頓會晤時在美國訪問的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但是宋美齡“有點傲慢地”拒絕了這一邀請，堅持丘吉爾應去她當時居留的紐約“朝拜”她。“為了維護大同盟國的團結”，丘吉爾提議同她在紐約到華盛頓的中途會晤，如果她也有此心願的話。但是，蔣夫人認為這種提議“很滑稽”。二人終未相見會晤。
史迪威獲此消息之後，除去對宋美齡表示敬意之外，也禁不住開心道：
“英國佬也有今天啊！……”
二、丘吉爾畢竟是一位心胸豁達的大政治家，他沒有記恨——甚至都不曾記得史迪威曾和他發生過爭論。韋唯爾的失敗情緒和印度司令部的懶散狀態是“三叉戟”會議的議題之一，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曾經坦率地提請丘吉爾注意這一問題。那麽丘吉爾從何處才能了解到真實情況呢？他想到了有爭議的美國將軍史迪威，主動邀請史迪威到英國大使館會晤，用丘吉爾的話說：“就是為了認識一下。”
對於丘吉爾這次意外約見史迪威，陸軍部長史汀生是知情的。他為了避免上次史迪威晉謁羅斯福總統的悲劇重演，同時，“為了使史迪威說話有力，和消除他對丘吉爾的恐懼心理”，曾對史迪威進行了一定的指導。“在會談中，史迪威感到，丘吉爾是帶著同情心聽他談話的，所以暢所欲言。由於他對情況非常了解，所以給傾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史迪威感到驚異的是，丘吉爾完全同意他關於印度戰區缺乏活力的意見，而且實際上早已決定撤換韋唯爾和他手下的高級指揮人員了。這是丘吉爾‘十分尊敬和欣賞史迪威將軍’的開始。”
同時，史迪威通過這次會見丘吉爾終於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欲達到目的，繞開最高領導人是不行的，和最高領導人頂牛隻會遭到失敗。
三、史迪威發現美國人並不知道中國的真實情況，隻是被宋美齡動人的講演、艾爾索普等人的片麵宣傳誤導了。他認為自己有責任把中國的真實情況告訴美國人，遂通過他的“國務卿”戴維斯安排，參加了《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尤金.邁耶專門為他舉行的一個有七八名著名記者陪同的宴會。“宴會之後，又來了二十多位聽講的客人。麵對一群專心聆聽的聽眾，史迪威口若懸河。他在坦率地論述了他所麵臨的形勢之後，又請戴維斯從政治方麵對形勢作了說明。大約從這次宴會以後，報上開始出現關於中國的意見不同的報道。”
通過這件事，史迪威開始認識到了新聞媒體的作用。為此，他回到中國以後“幾次派戴維斯回國，繼續對關於中國情況的報道加以引導”。
陳納德在“三叉戟”會議上的形象，與史迪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自始至終頭上罩著傳奇英雄的光環，耳邊回響著風格迥異的讚美聲。“陳納德離美前夕，羅斯福特約長談，許其直接上書報告軍事。”此舉堪稱是給光彩照人的陳納德錦上添花，使其同僚發出這樣的喟歎：
“陳納德打贏了這一仗，但他還未徹底打贏同史迪威和馬歇爾的仗。”
史迪威曆經“三叉戟”會議之後，深知自己在華地位大大地削弱了。但不知“是出於責任感，還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或者兩者兼有，他從沒有表示過他曾考慮不回中國”。他的基本想法是：集中全力整訓中國軍隊，待陳納德的空中戰略失敗之後，他再率部收複緬甸。換言之，他真的不想再和蔣介石、陳納德爭個你長我短了！
史迪威回到中國以後，很快發現加大駝峰運輸量是以雷多公路建設受到損失為代價的。因為大量的推土機、卡車、平路機、鐵鍁以及人力都被調撥過來修建阿薩姆機場。想要給留在築路段上的人員運輸補給品的一切努力都因雨季而受阻。不久，“各種各樣的困難清楚地表明，公路和駝峰空運線加在一起，既不足以保證運輸線本身的需要，又不能為中國擴大空中作戰行動運送足夠的油料。運送一噸物資到中國竟需要消耗一噸汽油”！更令史迪威頭疼的是，隨著美國軍人的增加和租借物資的增多，各種意想不到的矛盾突現出來。請看如下史實：
在中國的美國人享受不到他們喝慣了的啤酒和軍中消費合作社會出售的商品……他們對周圍的貧困和肮髒感到厭惡，他們挨蟲咬，受痢疾和各種腸道病的折磨，無法適應中國的嚴酷生活……他們把所有的中國人都看成是墮落的、無能的、不可靠的、雙料混蛋的、能把你偷盡搶光的、毫無救藥的懶懶散散的“狗雜種”……普通中國人都覺得美國人愚蠢**、粗野、可憎可鄙，常是凶殘而墮落的。據美國大使館的報告，上層的中國人對休假的美軍的流氓作風，對第十四航空隊人員的“粗魯無禮”、“語言粗野”、“儀表邋遢”、“聲名狼藉”等“深感震驚”。
租借物資一次又一次地促使雙方互相憎惡和產生嫌隙。在昆明的黑市上，租借物資從藥品到半噸卡車，樣樣都可買到……在中緬印戰區，美國人撈起油水來手伸得毫不比別人短。美國空軍、陸軍、紅十字會和文職人員走私黃金、磺胺藥物、外幣、香煙、口香糖和軍中消費合作社的供應物資等……其中最出名的是第十四航空隊的“鮑德爾羅事件”。這個地方本來是用來從中國南方迷人的城市桂林和從印度越過駝峰偷運少女的，後來也成了走私的中心。這件事一報告上去，史迪威就不得不采取正式行動了……結果證明此事與陳納德有關——不僅僅是知道而已。這樣，就更進一步造成了他們彼此的惡感。
而這種惡感不但加劇了史迪威和陳納德的個人矛盾，而且通過不同的渠道反映到了華盛頓，促使白宮決策圈中的矛盾也隨之更加激化。
史迪威是一個疾惡如仇的人，他不想以失敗者的姿態去征詢蔣介石如何落實“三叉戟”會議一致通過的第二二○號文件。蔣介石也是一個認定“一山難容二虎”，並矢誌要去對手而後快的獨裁者。尤其當他獲悉羅斯福總統有意更調史迪威之後，就更不把這位美國派來的參謀長放在眼裏。另外，在玩弄權謀方麵，史迪威和蔣介石相較永遠是個失敗者。蔣介石非常清楚史迪威時下的“安然待命”是一種無聲抗議的姿態，隻要稍許從旁點上一把火，史迪威還會暴躁起來，而且一定還會做出越禮的事情。到那時，再狀告給華盛頓，史迪威就會吃不了兜著走了！因此，蔣介石也有意閉口不談“三叉戟”會議通過的第二二○號文件。
史迪威果真中計了！開始，他認為羅斯福支持陳納德削弱了他的影響，使蔣介石更加堅定了“既不打也不改”的政策。“我們受到了冷遇，被人瞧不起，受到阻撓，受到反對和欺騙……”但是，當他等了兩周之後，發現連何應欽這等人物都不知道“三叉戟”會議的決定，就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在盛怒之下，試圖將Y軍的武器調撥到抗日前線湖北去用。這不僅觸怒了蔣介石，連他欣賞的將軍陳誠也拒絕執行他的命令，一時弄得他下不了台。為此，他給馬歇爾發電報訴苦，“痛苦地論證了美國政府未能利用租借物資管理法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而犯下的錯誤”。也或許是史迪威在遭受數次打擊之後，對蔣介石和中國現狀的認識更加深刻了，他已經看出“租借物資的討價還價作用還算不上能夠改變中國製度性質的魔杖”，“要改造這樣一個製度就必須首先把它砸爛”。
馬歇爾將軍是史迪威在華政策的後盾，但他作為總統戰略顧問、美軍參謀總長又不能違拗羅斯福在“三叉戟”會議上作出的決定，內心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麵對這樣的政治局麵，他唯一的選擇就是設法調和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矛盾，使得史迪威免遭厄運。為此，他想到了早已作出決定但仍未授予蔣介石的那枚榮譽軍團勳章。他認為由史迪威給蔣介石授勳，會對外界造成蔣、史已經修複裂痕的效果。為防蔣、史節外生枝，他遂以命令通知：
“史迪威於七月七日（中國全麵抗戰六周年紀念日）代表美國政府為蔣介石委員長授勳。”
史迪威並不領馬歇爾的情，他依然提出“相當天真的反對意見，說蔣介石沒資格得榮譽軍團勳章”。而蔣介石呢，“大概是對要從史迪威手上接受勳章感到不愉快，建議由信使給他授勳。史迪威回過頭來認為蔣提出這個要求是對美國能夠授予一個外國人的最高榮譽的侮辱”。幸好馬歇爾將軍有先見之明，以命令迫使蔣、史二人收回己見，授勳儀式按計劃於七月七日舉行了。但是，在這種氣氛下授勳非但起不到磨合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矛盾的效果，相反卻走向了授勳目的的反麵。請看史學家如下的評述：
授勳儀式按計劃於七月七日舉行了，並且由一些攝影機拍攝下來，作永久的紀念。兩位主角臉上都是冷冰冰的，毫無表情，史迪威用漢語向這位“自由旗手”宣讀榮譽狀以表彰他的“崇高的鼓舞人心的成就”，然後就站在一臂遠的距離上把勳章別在蔣介石胸前。蔣介石兩眼凝視著遠方。蔣夫人臉上帶著慈祥的表情在旁邊觀看，她身穿無袖印花衫，顯得時髦而又漂亮，隻是她從來都穿的蝴蝶結開口鞋顯得不那麽入時。
“‘花生米’遲到了半小時……他身邊所有的人都驚呆了……當我提起他的上衣把軍功勳章別上去時，他猛地跳了一下，好像是害怕我要殺了他一樣。”史迪威後來寫道。
蔣介石是最善於玩弄授勳這一套把戲的人，知道美國人為他授勳的真實意圖。他為了給羅斯福總統點麵子——或曰不枉費這番苦心，於七月十二日簽署了同意參加緬甸戰役的文本和命令。
史迪威並不清楚蔣介石如此而為的目的。在他的心目中，隻要同意收複緬甸就一切都好。所以他把七月十二日稱為大喜的日子，為表示此時此刻喜悅的心情，按照他的習慣又在“大喜之日”四個字下麵畫了四個黑點，接著，他又得意洋洋地寫道：
經曆了一年不間斷的鬥爭之後，我們終於約束住了他。他以書麵形式對進攻緬甸作出了承諾。我們不得不克服了怎樣的腐敗、陰謀、阻礙、拖延、欺騙、仇恨、嫉妒和詭計啊。這樣一個汙水池……如此頑固、無知和極度忘恩負義。神聖的主啊，我差點就要山窮水盡了。
在此前後，丘吉爾首相借明升暗降的手段，調充滿失敗情緒的韋唯爾任駐印度總督，由英國駐北非第八軍前任軍長克勞德.奧金萊克將軍接任印度戰區司令。這對史迪威而言無疑又是一個喜訊——他想當然地認為奧金萊克將軍一定比韋唯爾更富朝氣，並會同意收複緬甸的戰役。很快他又失望了，因為他發現丘吉爾隻不過做了一件“換湯不換藥”的事罷了。
隨著歐洲戰局的急驟發展，丘吉爾和羅斯福於八月初相聚加拿大的魁北克，史稱魁北克會議。會上除解決盟國在北法登陸等事之外，自然又議到了中國戰區以及緬甸、東南亞諸國的軍事態勢。英美兩國依然是各持己見，互不相讓。
美國認為：“欲迫日本投降必須攻入日本本土；欲攻日本本土，必須利用中國之基地與人力；欲利用中國基地與人力，則必須打開中國國際通道，充實中國之軍備。中國軍隊之未來價值至大，中國現局之崩潰堪虞，且吾人既以在華空軍轟擊日本之船舶，則其勢必引起日本對華之反擊，是中國戰局，因吾人之鼓吹反攻而加危。加危之後，若不速予援手，則日本將在中國大陸發動大攻勢，或奪取美國在緬之機場，或切斷中印之空運，抽出其在緬之軍隊，出擾於南太平洋或西南太平洋，有一於此，美國必至被迫無暇再顧歐洲對德之戰事，故水陸夾攻收回全緬之戰，非關亞洲之一隅，實係歐洲與太平洋之全局。”
英國人除關心歐洲及其本土的利益而外，依然堅持：“英國以為中國並非戰時必不可缺之夥伴，中國戰後之強盛，或即大英帝國遠東厄運之開始，維持中國戰場雖亦不惡，但若因此便須大耗英國之物資與兵力，則似感不值。”
另外，誠如戴維斯為史迪威所作的分析那樣，英國想恢複它的一等強國的地位的話，重新獲取他們在東南亞的權益是極其重要的。可是，美國在印度和緬甸的存在使英國很難堪，但又不得不忍耐，他們的目標是“建立合夥關係，然後再在這個關係中取得領導地位……使美國順從他們的政策和行動”。為此，英國提出建立獨立於印度戰區和中國戰區之外的東南亞司令部，並得到了羅斯福的認同。就這樣，在魁北克會議上一致同意任命漂亮英俊、富有騎士風度、使人愉快的英國海軍中將路易斯.蒙巴頓勳爵為東南亞盟軍最高司令，而史迪威任東南亞盟軍最高副司令，同時保留其他職務。
魁北克會議結束之後，蔣介石收到了這則由羅斯福、丘吉爾聯銜的電文：
為緬甸軍事行動活躍起見，決在印度統帥部之外，另設一統帥部，以海軍中將路易.蒙巴頓勳爵為統帥，直接受C。C。S。之指揮，作下列之軍事行動：
一、從速建立通華空運路線；
二、增加阿薩姆交通路線之運輸力，使其達到每月二十萬噸之程度；
三、在未來幹燥季節中實施出擊，其目的為奪取上緬甸，以增加空運之數量；
四、軍事行動路線將由阿薩姆經過雷多及英坊進攻，同時雲南出兵聯係，在各軍進展以前，均將發動長距離剽劫隊，即溫蓋特今春所用之突擊戰術；
五、為使緬北戰事克收成效起見，海陸兩棲攻擊正在準備，其地點應俟蒙巴頓到印考核後再定，吾人已采取步驟保障我方海軍在該區之優勢，切斷敵人入仰光之海上交通。
蔣介石早就聽說，羅斯福總統為實現中國成為戰後世界秩序的第四塊基石，建議在當年晚些時候同蔣介石舉行一次會談。而這又恰恰是蔣介石所企盼的。遺憾的是魁北克會議又未邀他出席，使其自尊心再次受到刺激。蔣氏閱罷上述電文，當即複電，把緬戰的責任推給了英國：“下緬甸之海岸線與其交通要點，若不確實占領，則敵軍接濟仰光之路線將難切斷，而上緬甸之戰爭，亦將無法完成。”
史迪威閱此來往電文，已知收複緬甸之役又推遲，心中甚是不悅。也就是在這期間，他可以說是稀裏糊塗地參與了蔣、孔、宋三大家族內部的奪權之爭，險些被蔣介石打發回美國去。為使讀者清楚這場鮮為人知的“宮廷政變”的起因，容筆者扼要地簡介蔣、孔、宋三大家族的恩怨曆史：
蔣介石是靠黃埔起家的。但是，蔣家王朝的大廈卻是由蔣、孔、宋三根頂天立地的朝柱撐起來的。而始作俑者是宋氏家族的大小姐——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
當年，蔣介石率北伐軍抵達南京、上海之後，極想承襲孫中山先生留下來的革命遺產，登上所謂“九五之尊”的寶座，達到此目的最簡便的方法之一就是和宋家小妹宋美齡聯姻，由此即搖身一變為孫中山的連襟。同時，還可把有“財神爺”之稱的孔祥熙拉入蔣氏王朝，充任挑大梁的角色。為此，他請求宋靄齡當紅娘。
宋靄齡既是宋家的大小姐，又是孔家的內掌櫃，而一旦宋家小妹宋美齡和蔣介石聯姻，她不僅會給孔、宋兩家爭來“開國元勳”的金交椅，自己也會成為蔣家王朝中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當代“老佛爺”。因此，她積極為之奔走，並通過軟硬兼施的手段迫其全家——除宋慶齡以外全都讚成這樁婚事。
蔣、宋聯姻之後，宋子文因走親美路線和蔣介石、孔祥熙執行美、日等距離外交路線發生衝突。加之宋子文反對采用軍事手段解決共產黨和紅軍，拒絕向“圍剿”紅軍的蔣介石撥發軍費，遂遭到了蔣介石的貶謫，其財政部長職務由孔祥熙接任。而孔、宋兩家交惡即由此始。
蔣介石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結果，導致了抗戰全麵爆發，待到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蔣介石決計走親美路線，並任命宋子文為外交部長。之後，宋子文主要是利用和白宮的特殊關係，為蔣介石爭取更多的美援。宋在“三叉戟”會議上演出力責丘吉爾的好戲之後，遂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升為中國政壇的明星。這必然危及到了他的宿敵孔祥熙的地位。締造蔣家王朝的女中豪傑宋靄齡權衡利弊，為維護孔家的利益站在了弟弟宋子文的對立麵。
恰在這時，宋美齡訪美歸來，獲悉兄長宋子文利用各種關係，巧立各種名目，把大宗援華物資竊為己有，而這又使得視財如命的孔祥熙垂涎欲滴，在設法保住自己權位的同時，要從宋子文的口中奪過援華物資這塊肥肉。就這樣，在宋靄齡的導演下，宋美齡和她結成了反對宋子文的聯盟。
在宋美齡看來，援華物資不僅是宋子文的撈錢財源，而且也是他政治上的最大籌碼。他從美國撈得更多的援華物資的同時，也為自己撈得了更多的金錢和更多的政治資本。為了達到這名利雙收的目的，宋子文必須搬掉控製援華物資分配權的史迪威。這就使得宋家兩姐妹想到了和史迪威結盟，共同反對宋子文。
事有湊巧，宋子文突然回到了山城重慶，除當麵向蔣介石報告中國的電訊密碼已被日軍破譯之外，還表功說，他已經和羅斯福總統談過史迪威的問題，總統是讚成調離史迪威的，隻是因馬歇爾作梗未能如願。
宋家兩姐妹感到必須公開和史迪威結盟了，遂於九月十三日打電話給史迪威，請史來委員長官邸做客。也就是自這天起，史迪威幾乎成了宋氏兩姐妹手中的玩偶，並參與了蔣家王朝的一次未遂政變……
二十六
史迪威步出自己的官邸，驅車沿著山坡小路走了不足千米，看見一處豪華的公館，他禁不住暗自說：“剛剛從美國回來的TV，一定還在公館裏處理外交事務吧？”轉眼之間，轎車沿著緩緩的山路爬上了山岡，停在了一座戒備森嚴的公館大門前，這兒就是蔣介石的官邸。史迪威步出轎車，驀然抬頭，看見幾百米之外一個和緩山脊另一邊的那座公館，遂又情不自禁地暗自說：“我應該去看看孫夫人……”
史迪威在侍從的陪同下走進蔣介石的官邸，沒想到宋美齡偕“大阿姊”宋靄齡笑容可掬地恭候在客廳門前，分外熱情地把史迪威迎進了客廳。分賓主落座之後，宋美齡笑著說：
史迪威甚感詫異，因為他在這一年多單槍匹馬的苦鬥中，從來沒有得到過應有的榮譽，更沒有獲得過女人——尤其是身貴位尊的宋氏姐妹的關心。今天猝然享受此殊榮，真是有點受寵若驚了！他轉念一想，可能是宋美齡在訪美期間知道了馬歇爾等軍界權威對自己的評價，或者是剛剛自美回到重慶的宋子文對他們說了最好支持他一下的話。因此，他坦誠地講了對中國軍政人員的不滿，以及在整訓中國軍隊和收複緬甸等問題上遭到的無理的掣肘。最後，他氣憤地說道：
“戴笠自作聰明，在我的官邸安插他們的人，隨意翻閱我的文件，幾次被我抓到。”
“還有這等事？”宋美齡故做震驚的樣子，“你為什麽不來找我呢？”
“是啊，”宋靄齡得體地敲著邊鼓，“這等區區小事，隻要小妹一開口就全都解決了。”
史迪威雖然尚不清楚宋氏姐妹約見他的政治目的，但他感到了這姐妹二人對自己沒有敵意，而且對抗擊日寇入侵、收複緬甸的“準備工作的狀態很警覺，急於做些事情”。於是，史迪威為了“滿足她們了解情況的願望，回顧了經曆的所有的磨難”，旋即又無比憤慨地“告訴了她們軍隊目前狀態的真相，她們十分震驚。又講了障礙與拖延，以及誰要對此負責”等等。總而言之，他滔滔不絕，第一次獲得了一吐為快的感覺。
“難道就沒有補救辦法了嗎？”宋靄齡有些焦急地問道。
“補救？”史迪威習慣地聳了聳肩膀，近似開玩笑地說道，“除非請蔣夫人出山，接任何應欽的軍政部長。”
“這是問題的實質。”宋美齡和宋靄齡交換了個眼色，鄭重地說道，“不過，下次再議這件事情。”
史迪威的直覺是宋美齡“渴望行動”。由於這次會麵是未遂“宮廷政變”的序幕——且台灣的所謂“國史專家”又避而不談此事，因而很有必要把史迪威於當天記的日記抄錄如下：
她（宋美齡）對姐姐（宋靄齡）說應挪到城裏，好在她家見麵，有人打報告說我是反華的。姐姐說她不知道我如何會有堅持的耐心。我們訂了攻守同盟。不管原因何在，她們是認真的，也許我們能取得一些進展。
史迪威清楚地知道宋氏兩姐妹和他結盟的性質——況且還“訂了攻守同盟”。或許是史迪威也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從這天——九月十三日始，他在日記中稱宋美齡為“梅”，稱宋靄齡為“埃拉”。他在日記中六次扼要地記述了他和宋氏兩姐妹的談話內容：
午飯與梅（宋美齡）開會。她扮演了一個非常好的角色，而且對采取行動十分認真。她渴望行動，希望她是個男人。她憎惡何應欽和他的那幫人。對她講了我同他打交道的經曆。他顯然對她一笑了之，因為她是女人，她對此十分憤怒：“天啊，我不懂那個老傻瓜為什麽不幹正事。”“他們就像一群把頭紮進沙子裏而屁股仍然朝天的鴕鳥。我多想拿根大棒趕走他們！”“他們怎麽就認識不到事情的重要性？”“我們應該把一切放到一邊，把精力集中在軍隊上。”“如果我們打了敗仗，政治和青年運動又有什麽用處？”（九月十八日）
“不要挑刺兒。”“你要知道錯誤是怎麽犯下的。”“不要出於嫉妒而指責別人。”她的眼睛直視著何。她喜歡這樣。她們兩人都說何得走開，但我不知道她們將如何做到這一點。
梅和埃拉已發誓成為同謀，講話很坦率。她們確信我是幹事的，她們將去“踢皮球”。“花生米”一向坐在寶座上任我們爭鬥。他怕采取行動……這是唯一的解釋。（九月二十日）
去大元帥家見埃拉和梅，討論了我備忘錄中的指揮等問題，去掉了我以物資進行的威脅……她們認為它非常合理、正確，將使“花生米”同意這個備忘錄。實際上她們已經開始行動了。
我越來越相信，這兩名貴夫人，一、被宋子文告知要支持美國的努力；二、她們使這個家族而非“花生米”認識到了局勢的嚴重性。“花生米”越來越不像是個獨裁者，倒更像是個政治上的騎牆派。他除了樹立了他的聲譽之外沒有什麽權力，他的家人了解這一點。如果他能使別人服從他，為什麽還會有與龍雲的胡鬧以及部隊調遣和補充兵員的惡作劇呢？何應欽在我看來像是個啃咬基礎的老鼠，“花生米”也許私下裏有些怕他。再者，“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複無常和怪誕。梅總是說，他很難把握，你得在適當的時候引起他注意，他得出結論時不大考慮證據，“他們”在對他說我的各種壞話。（九月二十五日）
見埃拉和梅……她們都接受要有一位新軍政部長的觀點。她們極其厭惡“那個說不出口的”（何應欽）。把握他的唯一辦法是對他說，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一個自負到了極點的搗蛋鬼。她們全都讚成我的改革：減少部隊數目，重新組織，訓練和提高效率。
梅透露說她與“花生米”過日子十分痛苦：沒有別人對他講真話，於是她隻得不斷地向他講述不合他意的消息。和這個愛發脾氣的小畜生一起生活，眼見一切事情被搞得亂七八糟，不可能是件輕鬆的事。（九月二十八日）
與此同時，宋氏兩姐妹還告知史迪威，他身邊的中國高級將領，包括他最欣賞的陳誠在內都在蔣介石麵前指控了他許多罪名。例如：給蔣介石簽署備忘錄時的簽名是“美國陸軍中將”，而不是“大元帥的參謀長”；“不許中國軍官罵英國人，調動了一支部隊都未通知師長，還說要趕快行動，否則他們就別想吃上飯”；“把俞飛鵬稱做‘那個土匪’”等等。使史迪威感到欣慰的是，宋氏兩姐妹不僅在蔣介石麵前代他作了解釋，而且還告訴他和蔣介石打交道的一個秘訣：
隨著事態的發展，史迪威不止一次地發出這樣的自問：“梅和埃拉的目標究竟是誰呢？難道就是想通過我搞掉軍政部長何應欽嗎？……”他沒有結論。但是，當“越來越多關於他的罪名曝了光”的時候，他又本能地自問：“誰是真正的謠言製造者呢？真正的目的又是什麽呢？……”
史迪威做夢也不曾想到她們的目標是宋子文。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一直認為宋氏兩姐妹如此而為是“被宋子文告知要支持美國的努力”。就是他最欣賞的、中國最年輕有為的將軍孫立人有意為難他的時候，他也不曾想到宋子文是孫立人真正的恩人，沒有宋的支持，孫如何敢反對他呢？由此可知史迪威的政治嗅覺是何等的遲鈍！
史迪威在與宋氏兩姐妹結盟之後，遂產生了一種憧憬式的自我滿足，並帶著這種憧憬式的自我滿足飛赴印度和蒙巴頓晤談。僅僅一個星期後——史迪威於十月五日回到重慶，他立即發現自己成了眾矢之的。剛剛到達重慶的薩默維爾將軍正式通知史迪威：“大元帥說你必須解除職務，原因是你失去了部隊的信任。”同時還轉告了宋子文的意見——“史迪威同中國軍隊的關係極壞，他被任命為東南亞司令部副司令將會產生災難性的、無可挽回的後果。”並鄭重地聲明：
“羅斯福總統已經同意召回你。”
史迪威聽後怔住了，就在這瞬間他想了許多：“也許是如果沒有我，再不會有誰督促著打這場戰役。英國佬和‘花生米’都不想幹，因此一切都將使他們滿意。也許隻是疑心，東方式的妒忌心，偏聽謊言和認為不該讓一名外國人取得更大的影響力。也許他是害怕事情發展下去，會破壞他賴以維持控製的平庸平衡。”但是，他仍然沒有想到頗具英美紳士派頭的宋子文為了奪孔門大權並進而攝取更大的權力，把他當做了犧牲品。他於茫茫然中心灰意冷地寫下了這句話：
“二十個月的鬥爭就此結束。”
史迪威在其後的兩天中完全沉浸於個人失敗的抑鬱中，因為他深信自己的使命已經結束了，餘下的事情就是打點行囊，辦移交手續，灰溜溜地告別山城重慶。
恰在這時，蒙巴頓飛到了重慶，立即趕到史迪威的住處，一見麵就開門見山地說了這句話：
“如果你還想要你的職務，我去替你要回來。”
史迪威不相信蒙巴頓有此回天之力，他遵照中國“好自為之”的訓導從門口向屋裏退了一步，有點誠惶誠恐地說了這句話：
“不要讓別人看見你同我握手，這對你沒有什麽好處。”
“放心，我一定為你把職務要回來。”
蒙巴頓告別史迪威之後，並沒有直接去拜會蔣介石，更沒有為史迪威說情，而是通過薩默維爾將軍向蔣介石傳話：“如果指揮中國部隊近兩年之久的人被調走，將無法執行使用這些部隊的計劃。”
蔣介石自然明白蒙巴頓這番話的寓意：調走史迪威是不能被接受的，否則未來盟國在緬甸以及東南亞的戰役中蔣介石的軍隊將被拒絕參加。如此，中國等於被排除在盟國之外，蔣介石想當世界級領袖的美夢也隨之化為泡影。得失相較，蔣介石難下決心，遂陷入了進退維穀之中。
也就是在這當口，向以軟磨硬泡抵製史迪威戰略計劃的軍政部長何應欽看出了這次突然“驅史”的本質：親美的宋子文欲取孔祥熙而代之。果如斯，他這個以親日出名的軍政部長必將讓位於親蔣名將陳誠，逐漸削弱終至丟失他在軍界坐第二把交椅的權位和勢力。為此，他一反常態為史迪威說好話，堅決反對在此時此刻調走史迪威。
自然，調走史迪威的最大受害者是四大家族中的孔門。古話說得好：在王冠麵前是沒有親兄熱弟之分的。孔祥熙為確保自己手中的權力以及他時時覬覦的宋子文手中握有的租借物資大權，從而向蔣介石施加影響，請求他收回成命。同時，積極策動奪取宋子文手中握有的租借物資大權的宋靄齡一見禍起蕭牆，遂又通過小妹宋美齡向蔣介石攤牌：宋子文讚成搞掉史迪威的真正動機是想控製租借物資。“隻要他能……搞到美援，他的影響就大。但是史迪威堅持要把緬甸戰役變成現實，這樣就會消耗掉供應物資，從而威脅到他的地位。”另外，在當代美國人的眼中，宋子文是當代中國的明治，他“希望建立起一個權力基礎，並從這個基礎出發把他的妹夫（蔣介石）排斥掉，消除政府的反動成分，建立起一個能領導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政府”。最後，宋美齡十分動情地說：
“達令！TV是我的兄長，但我堅決反對他想攝取最高權力的野心。”
宋靄齡在幕後導演、宋美齡在台前表演的這幕戲劇獲得了決定性的成功，這是因為她們姐妹說到了蔣介石最為關注的要害——政權。是借逼走史迪威捧紅宋子文？還是借故暫時留下史迪威冷淡宋子文？毫無疑問，蔣介石想的一定是後者。然而如何轉彎變向才不失所謂的“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呢？他“使自己陷入如此難堪的處境”。
宋靄齡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中豪傑，她完全猜透了蔣介石此情此景中的難堪心境；更為了不起的是，她又輕而易舉地導演了一幕請蔣介石下台階的好戲。對此，史迪威一無所知，卻客觀地在日記中作了如下的記述：
現在，為什麽埃拉如此確信一切都會好起來呢？今天下午，她指責了“花生米”，他掉頭走出了房間。一個極大的汙辱，但她還是等著，他又回來了。她和梅兩人極力為我說話。也許如同她們所說的那樣，她們使他轉了一半，等著我來完成另一半。也許“花生米”終於意識到了事情會張揚出去，從而改變了想法，隻把這作為煙霧。一種部分地挽回他麵子的好辦法，盡管也已不可救藥地失去了許多，這會使他對錯誤消息的報告者們大發雷霆。“他們”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候被擊敗了。正像埃拉所說，他們已把我們壓製到最後一道塹壕，而我們則打了一個漂亮的反擊。她說我將比以前更加有力。如果我邁出一步，埃拉肯定一切會好起來的。似乎已經這樣安排好了。
不管怎麽說，這個亂子結束了，下一個也許即將來臨。梅說，他們結婚後人們都以為她會在一年內和“花生米”離異。埃拉和梅都一再說，她們已把家族的珍寶押在了我身上，她們會繼續支持我。在整個亂子的過程中，我覺得十分輕鬆——沒有遺憾，也沒有自責。一種令人愉快的感覺。
至此，史迪威終於漸漸地走出了五裏霧中，知道了真正想搞倒他的是宋子文，並在日記中繼續記下了他所知道的這次“宮廷政變”的一些內幕：
有種感覺。子文？他是麻煩的製造者嗎？如果羅斯福持有我在攪亂關係的想法，他又是從哪兒得來的呢？答案：隻能從子文那裏得來。那麽說子文想讓我被解職。為什麽？因為我在同蔣夫人一道工作，而她支持大元帥，這會妨礙他的抱負。
也許因此埃拉和梅不願告訴我，那麽為什麽她們又警告我注意陳誠、子文的為人？為什麽她們想樹立孔的形象？我將觀察這一切是否能得到證實。（十月十八日）
對於上述這次未遂“宮廷政變”，史學家至今仍未有統一的定見。但筆者認為如下評論是比較公允的：
“她們（宋靄齡和宋美齡）站在史迪威一邊的介入也許是由於對參與重大政治生活的渴望，也許是由於仍不為人所知的家庭不和，也許是出於對盟國合作事業的最真誠奉獻。不論她們行動如何，她們對史迪威的突然支持得到了成功，而且發生在一個最為合適的時刻——蔣已決心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職務並已通知了蒙巴頓和美國政府。”
風雨過後是晴天。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出現了空前和諧的氣氛。從此，史迪威成了蔣介石家的座上客，宋美齡按照中國人的稱謂習慣親切地叫他“喬大叔”，蔣介石對會見史迪威感到十分滿意，“不僅是愉快，甚至是幸福”，使得受寵若驚的史迪威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
“天啊！這是怎麽回事？這是次聯誼會，還是他發了瘋？”
這時的蔣介石比任何時候都清醒，因為他需要史迪威的直接幫助。
也就是在這期間，美、英、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會議，為是否承認中國為大國發生了爭論。“盡管蘇聯人固執地反對，美國還是堅持並最終使中國成為四強宣言的簽署國之一……這樣，蔣介石終於被公認可以與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平起平坐。當他出現在開羅的時候，他的地位方為世界所矚目。他之所以對史迪威變得如此親昵，是因為他需要史迪威在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麵前，承擔起軍事策劃和後勤保障的重任，這一任務是中國參謀部所不能勝任的。”因此，蔣介石首次禮賢下士地對史迪威發出熱情的邀請：
“你是我的參謀長，一定要陪我出席即將召開的開羅會議。”
史迪威是一個不計前嫌，又從不以小人之心度人的美國正統軍人。加之，羅斯福的私人使者帕特裏.赫爾利準將來到重慶，在安排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的最後細節的同時，告訴了他許多他感興趣的事情，尤其是說在美國，人們把史迪威譽為“中國的救星”。因此，史迪威視赫爾利是“吹來的一陣清風，真正的美國人”，簡而言之，非常高興。
從某種意義上說，開羅會議是魁北克會議討論亞洲戰場作戰計劃的繼續。因此，以往的中、美、英三國之間的戰略分歧，也必然帶到開羅會議上來。所不同的是，羅斯福和丘吉爾第一次和蔣介石麵對麵地打交道，從而領略了這位中國領導人的外交手段和政治策略。
開羅會議會址設在華麗的米納大廈飯店裏，與會者可以依窗憑吊雄偉的金字塔。在人類最古老的文化大地上討論現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取向，這本身就是現實對曆史最好的承襲以及最富有文明的折射，因而也必然會引起時人與後人更為凝重的沉思。
在羅斯福的眼裏，蔣介石是他見到過的“第一個真正的東方人”，跟他所認識的受西方教育的東方人迥然不同；在丘吉爾的眼裏，蔣介石是一位“鎮靜、深沉和性格幹練”的領導人；在蔣介石的眼裏，羅斯福是友好的恩賜菩薩，丘吉爾則是大英帝國的化身。他們三人盡管在會議中有著屢次的分與合，但誰也沒有把屁股坐在其他國土上。實事求是地說，他們都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
羅斯福依然是開羅會議的主角，他“決心要使中國人覺得這次會議對他們來說是一次成功的會議，從而為中蘇關係的正常化打下基礎，並幫助調解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因為這些矛盾可能會影響戰後的世界秩序”。另外，他認為“讓中國繼續戰鬥下來，拖住日本軍隊”，是“一大目標”。因此，他不顧美軍將軍——尤其是馬歇爾和史迪威等人的反對，並以強烈的反殖民主義觀念和丘吉爾討價還價，終於通過了如下《開羅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