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剛剛閉幕，日本入侵華北的危局遂牽動了全國人民不願做亡國奴的心！為此，王昆侖這位剛剛入選的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立即又馬不停蹄地轉移陣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他一方麵利用國民黨中央和立法院這兩個合法的舞台，抨擊蔣家王朝中的親日派和投降派；另一方麵，他又在幕後支持曹孟君等人發起南京婦女救國會。實事求是地說：王昆侖這兩個角色演得都很成功，從不同的側麵推動了南京救亡運動的開展。
但是，北平危機、華北危機的形勢發展實在超出南京政府的預測，就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的第二天——11月25日，漢奸殷汝耕在通州掛起“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悍然宣布冀東二十二個縣脫離中政府。同時，日本在天津的中國駐屯軍收買漢奸流氓、流竄街頭的兵痞和土匪五六百人，在天津舉行“自治請願”的示威遊行。更有甚者，日本侵華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親自出麵，策動大漢奸白堅武等屬下的正義自治軍四處作亂，配合日本在華的駐屯軍一度占領了天津車站和北平豐台車站史稱“豐台事件”。
蔣記的南京政府一方麵大做官樣文章一一下令逮捕大漢奸殷汝耕，一方麵極力封鎖華北一一尤其是所謂“豐台事件”的真相，妄圖平息南京各界人民的義憤。但是，紙裏是包不住火的，很快，各種傳媒相繼披露了北平危機的真相，在南京、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據當事者的回憶，王昆侖是第一個向南京讀書會報告北平事態發展真相的，同時，也是第一個推動曹孟君借此成立南京婦女救國會的。
曹孟君聽後憤慨異常，當即召開了“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緊急理事會，並決定用“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的名義召開“首都婦女團體國是討論會”。那天到會的有各學校、機關、團體的婦女代表四百多人，曹孟君任大會臨時主席。她首先登台演講，以她那難以壓抑的愛國熱情激勵著與會的婦女代表，把會場變成了聲討日本侵略者以及投降派的戰場。最後，她又振臂高呼：
“國難當頭，婦女們，全國同胞們要團結起來，迅速行動起來抗日救國！”
曹孟君的演講和呼籲極大地感染了與會者的愛國情緒，也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擁護。就在到會的四百餘名婦女代表群情瀲憤，一致要求救亡抗日的熱烈氣氛中，曹孟君當場宣布“南京婦女救國會”正式成立！時間是1935年11月30日。
當天晚上，王昆侖緊緊握住曹孟君的雙手，激動地說了這樣的話：
“國難深重的人民感謝你：南京婦女救國會是全國成立得最早的救國會組織，它必將影響全國的救亡運動的展開！”
王昆侖的這一預言很快得到了應驗。首先，請看在王昆侖關心和推動下的南京各界的救國群眾運動：
“南京婦女救國會”成立之後，為了擴大影響，曹孟君在自己主編的新民報《新婦女》副刊上出版了專號《國是討論專刊》。上邊載有著名婦女活動領袖譚惕吾寫的《覺醒吧！同胞》，曹孟君也親自動筆寫了《我們的要求與準備公然提出“我們要盡自己所能來幫助政府充實抵抗的力量！我們要拿出最後決心和最終的勇氣督促政府和敵人抗戰！”“我們要組織成統一的戰線，準備總動員！”“全國少壯婦女立即組織起來，立即接受戰時救護工作訓練！”等等。與此同時，南京婦女救國會經協商，立即派出自己的代表曹孟君、王楓、胡濟邦等東下上海，訪問上海的婦女領袖——同時也是親密的戰友沈茲九（胡愈之的夫人）、杜君慧等人，推動上海成立上海婦女救國會。
接著：
孫曉村、狄超白、千家駒等成立了南京文化界救國會。其中國立戲劇學校的抗日力量較強，他們以歌詠、話劇為主要活動形式，著名的廣場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在此背景下誕生的。後經大表演藝術家崔嵬和張瑞芳一演，很快演遍大江南北。再經金山和王瑩合作，又演遍了東南亞。再經王瑩等人的努力，在美國白宮為羅斯福總統演出，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用！此乃後話，略。
薛葆鼎、後文瀚、李宗璞等發起成立了南京學生界救國會。
薛寧人、汪德彰、趙鵬等發起成立了南京職工界救國會。
簡之，南京各界救國會就像雨後的春筍相繼成立，極大地推動了南京的救亡熱潮。
不久，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數以萬計的大中學生上街示威遊行，抗議國民黨的賣國投降行徑。結果，遭到了軍警、馬隊用水龍、馬刀最為殘酷地鎮壓，打傷四百多人，逮捕三十餘人。
事後，國民黨當局竭力隱瞞事實，封鎖消息。誠如當事人所回憶的那樣：“但沒有幾天，南京中央大學學生薛寶鼎就從王昆侖、狄超白那兒得到了消息。”同時，王昆侖也把這一消息告訴了曹孟君。這條消息就像是引信，一下子點燃了南京救亡抗日的火藥筒，先後成立、或籌備成立的各界救國會紛紛湧上街頭，進一步掀起了救亡抗日的**！
值得大書一筆的是：曹孟君等領導的南京婦女救國會在此運動中表現最為突出。她們不顧風冷雪寒，甘冒坐牢的危險，把接待支持北平南下學生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主動地向他們介紹國民黨當局的動態，協助他們聯係去各學校開展宣傳活動。與此同時，曹孟君帶頭拿出自己的積蓄幫助一無所有的愛國學生。當獲悉北平學生“獻旗團”到南京請願時，被蔣記特務秘密軟禁之後，曹孟君義憤填膺，立即揮筆，在《新民報》上發表消息，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有力地配合了學生運動的發展。客觀地說，王昆侖在幕後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以發起南京婦女救國會為起點，很快在全國各地成立了各個階層的救國會。其中以文化教育界、青年學生界的救國團體最為活躍，成繢也最為顯著。
但是，國民黨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指導下，對於全國人民抗日救亡活動和要求不但不支持，反而十分仇視，千方百計地進行威嚇和鎮壓。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竟然頒發《告國人書》，胡說救國會是共產黨“利用文化團體及知識分子，在救國的口號掩護下，作卷土重來之計”，誣蔑抗日救亡運動為“危害國家”等等。為避免損失，南京各界的救國會被迫由公開轉入地下對此，王昆侖一方麵更加痛恨抗日有罪的蔣家王朝，一方麵又根據新形勢的發展，繼續發揮救國會“在中華民族麵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代表人民的要求，不顧國民黨政府的壓迫，掀起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日救國、救亡圖存”的作用。經研究做出如下決定：
一、“南京婦女救國會”轉入地下，改為秘密的“十人團”形式，通過個別談話進行宣傳活動。同時，“通過當地公開的婦女團體，在婦女群眾中開展抗日救亡的宣傳與組織工作。婦女文化促進會當然是主要陣地，還有南京的基督教女青年會，新生活運動總會的婦女指導委員會等。曹孟君與這些組織中的主要骨幹來往密切，配合默契”。
二、由王昆侖等出麵，舉辦1935年至1936年初的“冬令講學會內容是宣講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請的“主講人有立法委員陳長蘅、衛挺生先生，正統派的經濟學者趙蘭坪先生，也有上海救國會的章乃器、錢俊璁等。講學的場所，借的是青年會禮堂和中央大學大教室，但章乃器來講的那次，轟動一時，聽眾特別擁擠，隻好臨時請中央大學開放大禮堂。”
三、繼續做孫科的工作。對此，孫曉村同誌做了如下回憶：“1935年，王昆侖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活動麵又擴大了。當時孫科籌備中山文化教育館，想找幾個知名學者去，我和王昆侖商量，介紹陳翰笙去。陳此時已不擔任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的所長，但在學術界很有名望，孫科很重視他。但陳因自己不能常去，我們又介紹陳洪進去，陳洪進又介紹了宜靜之。這樣，中山文化教育館也成了救國會的一個陣地。”
四、做馮玉祥將軍的工作。誠如前文所述，王昆侖和馮玉祥將軍相識十餘年，不僅在反蔣問題上有著共同的立場，而且時下又都有著一顆不願做亡國奴的心。他聽說馮將軍求知欲望很強，遂把孫曉村、陳翰笙等一批大學者派到馮將軍身邊，於講學的同時，還可一塊商談救亡抗日大計。
五、保持和上海救國會的密切聯係。王昆侖雖然和範映霞辦了離婚手續，但他依然定期來往於寧、滬之間，傳遞著消息，密切雙方的關係。在這期間，他不僅經常拜訪寓居上海的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而且和愛國老人沈鈞儒以及社會名流章伯鈞、章乃器、史良女士等過從甚密。這樣，就把寧滬兩地的救亡抗日的洪流化做一股怒濤。就說在上海發起成立全國救國會一事吧，南京方麵不僅派出了曹孟君、孫曉村、王楓、胡濟邦等人為代表，而且曹孟君、孫曉村還當選為全國救國會的常委。
也就是在這轟轟烈烈的救亡大潮中，王昆侖和曹孟君由戰友之情向著愛情飛速發展。
王昆侖是屬於才子型的職業革命家。他早期在愛情問題上，就像是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那樣，依然是屬於那種傳統觀念加西方自由戀愛型的。例如他和範映霞的愛情就是這神十分典型的戀愛模式。而他和範映霞的愛情悲劇，也是這種愛情模式的必然結果。而今，他經曆了各種風風雨雨的洗禮，又經曆了和範映霞的婚變——並且已經步入了成熟的中年，似乎應在愛情問題上變得成熟起來。但是，就像西方的一句諺語說的那樣：越是聰明的人就越寫不好愛情這本書（大意）。王昆侖和曹孟君繼續譜寫的這部愛情的書——準確地說從開始就沒有寫好！
誌同道合，是革命者戀愛的基礎，但這絕不是成為美滿姻緣的必然條件。然而，獻身於革命事業的熱血青年，往往把這當做選擇戀愛者的唯一標準，可一旦結合，多數又會演義出許多帶有悲劇色彩的故事來。王昆侖和曹孟君的愛情就是這其中的一個最富悲劇色彩的故事。
王昆侖是出了名的江南才子，他的學識、他的地位，以及他的愛國熱情，是很多進步女性所向往和追求的。但是，他或許是過分自尊其學識，自愛其地位，他在再次選擇愛情的問題上又出現了自我矛盾。舉例說：
曹孟君是一位美人。胡愈之的夫人沈茲九曾撰文這樣稱道她：
“曹孟君和王昆侖、胡濟邦一起來的。那時，孟君真漂亮，額前正中間還有一顆痣，真是一個美人。”像長得這樣漂亮的美人，又是那樣富有文學才華，富有愛國的熱情，怎能不引起王昆侖的愛戀呢？因此，當王昆侖和範映霞離異不久，很快就不知不覺地陷入和曹孟君的熱戀之中。
同樣，曹孟君和左恭已經離異有年，而且左恭業已和她稔熟的鍾天心的妹妹結婚，因此，當她敏感地意識到王昆侖在追求她的時候，她也會表示出極大的熱情。況且，那時他們的革命追求和所謂的共同語言，都是抨擊反動的南京國民政府，以及發動各界人民救亡抗日，是不會產生夫妻之間那種說不淸、道不白的矛盾的。相反，在那種特定的危險環境之中，共同的政治利害又會把他們的感情加溫和升華。就這樣，曹孟君於不知不覺之中接受了王昆侖的愛。
初戀中的情人——哪怕雙方已經到了遲暮之年，感情色彩是勝過理智的。但是，當相愛的雙方就要看見結合的終點的時候，感情就會漸漸地退色，理智又隨之成了左右相愛雙方的重要因素了。也就是在這種火候眼上，王昆侖和曹孟君都隱約感到了什麽，他們之間的熱戀又不知不覺地降了溫。不久，由於一位中央大學學習藝術的女士的介入，王昆侖和曹孟君的愛情險些成為曆史。此巧後話，暫且不述。
那時的革命家，或許是真的把革命視做人生的第一追求，抑或是帶有時代的印記，戀愛可以不談，但絕不影響開展革命事業。
這的確符合東方道德的標準：君子絕交，不出惡言。
王昆侖和曹孟君雖然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國熱潮中去，但這些活動是否完全符合《八一宣言》的精神？心裏是沒有底數的！另外，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包含哪些階層？又如何處理一直高喊“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集團？他們的心裏就更沒有底數！再者，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陝北已近半年，至今沒有派出權威代表到上海，恢複早已和黨中央失去聯係的白區黨組織，這也不能不令他們疑心重重。為此，他們經常圍繞著這些帶有根本性的大事悄悄議論著。一次，王昆侖自上海返回南京，頗有些興奮地對曹孟君說：
“我這次在上海，從權威人士那兒獲悉，蔣介石不僅看到了《八一宣言》，而且他還通過各種渠道，主動地和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甚至還和陝北的共產黨秘密聯係，洽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事情。”
這些消息來得實在是太突然了，令曹孟君難以轉過彎來。尤其她聽說蔣介石也在秘密地和共產黨聯係，洽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事情，就更是難以置信。但是，她心裏又清楚，王昆侖所指的權威人士，十之八九是孫夫人，這又使她不得不相信。在那種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又礙於地下黨組織的紀律，她又不能詳細詢問這位權威人士到底是誰？還做了哪些指示？為此，她隻是感歎不已地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真想聽到那邊的聲音！”
王昆侖自然明白那邊的真實含義，是指時在陝北的黨中央。他也頗有同感地說道：
“我也是啊！……”
是年一1936年4月下旬的一個晚上，王昆侖突然接到左恭一個電話，告訴他遠方來了一位朋友，有重要的事情和他麵商。昆侖放下電話，幾乎是下意識地自問：
“遠方來的朋友是誰呢？……”
這位朋友就是自陝北銜命而來的馮雪峰同誌。
馮雪峰，浙江義烏人，子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介紹和傳播工作。他作為魯迅先生忠誠的學生和戰友，曾協助潘漢年創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十二個籌備人之一，潘漢年轉入情報戰線之後，他曾出任“左聯”黨團書記，團結和組織大批進步作家，對反革命文化“圍剿”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他和潘漢年先後進入中央蘇區，又一道參加艱苦卓絕的偉大的長征，結下了濃厚的戰鬥友誼。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之後，馮雪峰在紅軍大學和中央黨校工作。1936年4月上旬，他從東征前線奉調回陝北瓦窯堡，接受赴上海的工作。對此，馮雪峰在文革期間曾作了如下記述：
1936年4月20日左右，黨中央從陝北瓦窯堡派遣我到上海去工作，中央給的任務是四個：1在上海設法建立一個電台，把所能得到的情報較快地報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運動的領袖沈鉤儒等取得聯係，向他們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0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同他們建立關係。3了解和尋覓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係，替中央將另派到上海去做黨組織工作的同誌先作一些準備。4對文藝界工作也附帶管一管首先是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這四個任務中，當時黨中央指示說，前兩個是主要的。我記得第一個任務是周總理親自交給我的，並交給了我密碼，約定我用“李允生”這名字，給了兩千元經費。總理並派人護送我到與張學良部隊交界處，同張軍中接上關係。第二及第三、四個任務是洛甫（張聞天）交給我的。先前，洛甫曾幾次囑咐我說：“到上海後，務必先找魯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況後再找黨員和地下組織。派你先去上海，就因為同魯迅等熟悉。”
關於馮雪峰由陝北去上海一事因當事人大多數先後謝世，至今仍爭論不休，沒有定論。為此，筆者不想介入這一“文案”僅想在此拙作中寫出我所了解的情況。
馮雪峰上述文字是在文革中寫的，實事求是地說，是符合實際的。據有關當事人說：馮上述文字曾先用大字報寫出，後又整理成文。在大字報中還曾寫有這樣的文字：去南京可以找王昆侖王是我們的人。後在整理的上述文字中被刪去了。一說，馮雪峰記憶錯了，整理成文時被刪掉一說他考慮到王昆侖被隔離審查，且王的黨籍尚未公開，在那種特定的情況下，擔心影響王的政治命運，故有意刪掉。孰是軌非，各執一詞。我認為問題的關鍵是馮雪峰何時去的南京，找沒找過王昆侖。
馮雪峰去南京不可能首先去拜訪官居要職的王昆侖，他一定事先和有關的人士一一和他熟悉的同誌取得聯係，然後再見王昆侖。為此，筆者認為這位中間人隻可能是左恭。
左恭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和同鄉曹孟君、丁玲稔熟，且又和曹孟君熱戀。而這時也在北京的馮雪峰和丁玲不僅過從甚密，並且還曾追求丁玲。由此推論，馮雪峰在這期間就和左恭十分熟悉了。因此，馮到南京之後，應當首先拜訪老友左恭。為此，筆者詢問了左恭的家屬。
據左恭的夫人說，馮雪峰到他們家的時候穿的是很土氣的衣服，左恭說穿這種衣脤去上海不行，容易被特務識破你的身份。”為此，左恭請人為馮雪峰趕做了一身西裝。
據王昆侖的女兒王金陵同誌說，他父親在北京醫院住院期間曾和同住醫院的夏公談及此事，他父親也說了類似上述的話。
由此可以說，馮雪峰在去上海的途中，先在南京作了短暫的停留。應當說及的是，這僅僅是筆者的推斷，並非定論。
馮雪峰在左恭的聯係下，和時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立法委員的王昆侖見了麵，向王傳達了黨中央有關的精神。最後，王昆侖問道：
“你去上海有什麽困難嗎？請不要客氣。”
馮雪峰坦誠相告：他帶的經費有限，無法購置電台。沒有電台，就等於和黨中央失掉聯係。他希望王昆侖幫著解決這筆數目很大的購置電台的經費。
王昆侖清楚地知道，一部能和陝北黨中央保持聯係的電台必須是進口的，沒有數萬元是買不到的。誠如前文所述，他連和範映霞離婚所需的一萬元都拿不出來，又從什麽地方為馮雪峰搞來這數萬元買電台的經費呢？這的確給他出了一道難題。但是，那時的黨員，尤其是從事地下工作的黨員，對黨交給的任務是不能講價錢的。因此，王昆侖鄭重地答說：
“請放心，我會盡快籌到這筆經費的。”
王昆侖去何處籌募到這樣一筆數目可觀的錢呢？他左思右想，最後決定向川係軍閥劉湘將軍化緣。
劉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早年從軍，並考入軍官講習所。
該軍官講習所於1908年改為四川陸軍速成學校，故以劉湘為首的畢業生自稱速成係，與畢業外籍的軍事將領在蜀國大地角逐天下。
使天府之地成為“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平蜀難平”的軍閥割據的局麵。辛亥革命之後，劉湘自連長起家，曆經九年的軍閥混戰，劉湘業已升任川軍第二軍軍長兼前敵總司令，與其他川係軍閥在四川大地上混戰、角逐。
北伐之役打響之後，劉湘及所有川係軍閥懾於大勢，紛紛易幟改編。劉湘所部遂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劉仍為軍長。就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前夕，劉湘在自己的防區重慶率先發動了屠殺共產黨人的“三三一慘案”。而後，為爭四川霸主的尊位，先後兩次與堂叔劉文輝爭雄，終使劉文輝敗走西康，由他統一川局。1934年12月20日，劉湘被蔣記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綏靖公署主任。
是年10月下旬，中央紅軍突圍長征，蔣介石急調劉湘東下南京麵商一切。劉湘為探明蔣介石的虛實，決定出川，到南京與蔣介石會談。為摸清蔣介石與他會談的底牌，密電他的駐南京代表鄧漢祥從南京趕往武漢商談對策。
王昆侖為秘密策動各地方實力派反蔣，與鄧漢祥以及劉湘的財神劉航琛、四川胞哥老大範哈哈等時相過從。自然，劉湘派駐南京的這些耳目，也負有從王昆侖這位太子派骨幹口中刺探情報的使命。因此，鄧漢祥在向劉湘報告完蔣介石調他來南京的目的之後，特別說道：
“為了使你全麵地了解方方麵麵的情況，你一定要親自見一見敢於公開反蔣——同時又是太子派骨幹的王昆侖委員。”
王昆侖非常清楚蔣介石調劉湘進京的目的，那就是借劉湘之軍事實力圍追堵截長征中的紅軍。反過來，又假紅軍與川軍交惡之機，削弱劉湘的軍事實力。一旦劉湘所部難以抗擊入川的紅軍，蔣介石趁機派其嫡係部隊入川，收當年劉備圖川之效。為此，王昆侖向劉湘講了類似這樣的話：
“蔣委員長調甫澄將軍來南京，是步一石三鳥的好棋。終其目的，是要圖川。”
王昆侖的分析擊中了劉湘的要害。因為在這之前，蔣介石的嫡係部隊在四川是沒有立足之地的。換句話說，四川歸順中央，也僅僅是一種形式。中原大戰之後，最大的地方實力派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等相繼敗北，不得不向蔣介石俯首稱臣，唯有四川、雲南、廣西這三地的實力派還重兵在手，對蔣介石的話可聽可不聽。為此，蔣介石耿耿在心，早有削奪這三地尤其是川係劉湘兵權之念，隻是因為北有日本入侵華北，南要“圍剿”紅軍而未得手。時下，紅軍突圍長征給了他入主桂、黔、滇、川的天賜良機。不出王昆侖所料，蔣介石和劉湘的會談，恰恰是在這些方麵陷入僵局。因此，劉湘認為王昆侖是個了不起的人才。說得更準確一點：劉湘認為王昆侖是個有用之才。為此，他又向王昆侖討教對策。
王昆侖這時的思想核心是反蔣，因此他向劉湘提供的對策是出於建立反蔣統一戰線這一前提。首先，他講了中原大戰失敗的原因，馮玉祥和閻錫山、李宗仁、張學良等出於私利，不能同心協力反蔣。相反，蔣介石卻利用了反蔣派的矛盾，先擊敗南方的桂係李宗仁，繼之又用權、錢買得張學良擁兵自重，再繼之是集中優勝兵力打敗馮玉祥和閻錫山。因此，王昆侖又說了類似這樣內容的話：
“這和當年七雄爭霸時候，秦用合縱之策擊敗六國的連橫之法是何等的相似乃爾？時下，甫澄將軍應從這些教訓中醒悟出些道理來。”
從此，劉湘十分佩服王昆侖的見地，並指示常駐寧、滬的代表鄧漢祥、劉航琛等人經常和王昆侖保持聯係。
劉湘返川之後在五昆侖等人的建議之下，劉湘不僅接受了馮玉祥派出的私人代表高興亞同誌，而且又在髙興亞的建議下，劉湘決定和中國共產黨建立秘密的聯係，並請馮玉祥將軍轉達他的誠意。不久，上海中央局派出張曙時同誌西去重慶，開始做川軍的統戰工作。由於中央局書記李竹聲等相繼被捕自首，這前前後後的內幕就知之甚少了！自然，王昆侖在這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就無從知曉了。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王昆侖一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王昆侖和劉湘會見之後，遂又加強了和劉湘派駐寧、滬的代表的聯係。在這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裏，王昆侖向劉湘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反蔣情報。劉湘為向這位太子派的骨幹——且又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兼立法委員王昆侖示好，多次向王發出邀請，希望王到川一遊，使他能盡地主之誼。自然，有何困難盡管說這類話也是經常提到的。對此，王昆侖生前曾做了如下的回憶：
根據形勢的發展，加上我對四川局麵的初步了解，決定先和四川駐京的三位代表人物劉（航琛）、謝（參謀長）以及駐京辦事處主任謀求接近，以便了解更多的情況。同時，我看得出，他們很是積極地要求和我接近。這樣，相互都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最初，我隻和左恭同誌一個人密商。可能事後他征求了領導的意見，所以勸我積極進行。之後，我又找了一個菩於做機密謀劃的許寶駒，他很興奮地說：“四川找出路，我們就應該進一步了解情況。”我和他們兩個人研究，想派個人去四川一行以便直接得到劉湘的動態……過了幾天，劉航琛談話中露出，、他願意陪我到四川走一趟。但強調一定要守機密。這樣，我們假說去四川遊覽，乘飛機直飛重慶。在路上，劉航琛有些得意地說：
“甫公正在等你去了。”
我自然知道甫公是尊稱劉湘，所謂“甫公正在等你去了”等於暗示我，劉航琛不僅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而且劉湘也十分重視我的四川之行。為此，我小聲地問道：
“我可以說到什麽程度呢？”
劉航琛不正麵答複我的問話，隻是笑著說了一句“你就放心吧！”
（根據王昆侖生前談話整理）。
但是，王昆侖在路上依然在考慮和劉湘談話的內容。1934年那次和劉湘相見，重點談的是在全國結成反蔣統一戰線，這點恰又是擊中劉的要害，因為他最為擔心的是蔣介石吃掉他。而今，我黨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決定在全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雖說這時我黨尚未確定逼蔣抗日，但反蔣已經讓位於主要矛盾抗日了！在此關鍵的曆史時刻，如何說服劉湘以民族大義為重，同意在全國放棄反蔣統一戰線，並讚成我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呢？這的確是王昆侖給自己出了一道難題。
據王昆侖生前的回憶：他和劉湘在川第一次相見時，就發現劉很願意和王昆侖多談。但是，王並不知道劉的真實情況，“隻告訴他全國矛盾重重，但最大的矛盾卻是日本的威脅，第二才是蔣介石，而蔣的意圖依然是先要壓倒各地實力派的軍事力量劉湘並未表示讚成與否，沉吟片時，有意問道：
“王先生，你看我們四川怎麽辦？”
王昆侖由於不摸劉湘的底牌，沒有答複他的問話，隻淡淡地答說：
“劉甫公，我此行主要想聽聽你們四川的情況。”
就這樣，王昆侖結束了和劉湘的第一次相見。
隔了一天，王昆侖和劉湘進行第二次會談。也或許是同行的劉航琛向劉湘介紹了情況，二人一見麵就談得十分投機。出王昆侖所料的是，劉湘坦誠地向王昆侖介紹了四川的情況。用王昆侖事後的話說：“我想，萬裏迢迢來到四川，也不能老是逼著人家說。於是說，照我看以四川的地勢和力量，都不是其它省市所能比的。
在當前這個局麵下，我在南京接觸的上層、中層，都很重視四川。
據我所知，有些省市，他們有兩個負擔：一個是憂慮日本，再一個是更怕南京。”王昆侖講到此處，劉湘連聲說：“講得好！講得好！”王昆侖一見這氣氛，話鋒一轉，忙問道：
“劉甫公，對內和對外這兩大課題，恐怕是誰都無法回避的。但不知四川方麵是怎樣考慮的呢？”
劉湘一聽似有準備，當即說了如下這段史有所記的話：
“我是個中國人，我要愛中國；我是個四川人，我要愛四川。你看這樣對嗎？”
“我看應當把這二者結合起來，既愛全國，又愛四川
“這樣行嗎？”
“這就看劉甫公你能不能做到對全國、對四川的利害都看成是一致的？”
“說得好極了！我能。因為我相信四川人，還不會為四川就忘了全國劉湘忽然打住話頭，想了想又問道，“王先生，我愛四川，又愛全國，你看蔣委員長放心嗎？”
對此，王昆侖隻是微笑著點點頭。
作陪的劉航琛忙接過話茬說：
“這位王先生淸楚地知道，南京中央既不放心日本，也不放心四川。”
“哦，是這樣的嗎？”劉湘盯著王昆侖問道。
“我想劉甫公心裏是有數的。”王昆侖巧妙地說罷又把話題拉了回來，“不管誰放心不放心，能不能把既愛四川又愛全國結合起來，就看劉甫公下決心了！”……
又過了三天，王昆侖和劉湘進行了第三次會談。首先，由南京趕回來的那位姓謝的參謀長分析全國軍事形勢、兩廣正在策動反蔣的軍事活動，華北的宋哲元、韓複榘等也在有意保持力量。總之，似乎誰也不願意用自己的軍事實力去抗擊日本的入侵。這時，王昆侖唯恐動搖劉湘讚成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決心，遂又嚴肅地說了如下這段話：
“現在是很重要的時機，人心都希望全國統一，可是不能先統後抗戰，如果大家都觀望，拖去，隻會對南京有利。到那時日本不僅亡了我半壁河山，恐怕劉甫公想偏安西南也危險了！另夕卜，我們的蔣委員長也不會讓劉甫公偏安西南的。”
“好！我聽王先生的，我下決心了！”
接著，劉湘又對王昆侖說“請你留在四川，參加我們的工作，幫我們出川。你一定知道：我們常在四川這地方，既便有點力量，也還是沒有辦法，因為我們對全國的形勢還是不大了解。”他說到此處突然問道：
“真要是和日本人打起仗來，共產黨會怎麽樣？”
劉湘問此話的含義有二：其一，我率部出川抗擊日本，活躍在川、陝、甘等地共產黨會不會在他的後院放火？其二，共產黨會不會同意抗日？王昆侖為打消劉湘第一個疑慮，用反問的口氣說道
“劉甫公共產黨在四川還有力量嗎？”
劉湘知道留在四川的原紅四方麵軍被壓迫在川西和川西北的不毛之地，其實力大不如以前。據可靠情報，他們也準備再過草地，北出四川，和原中央紅軍會師。因此他笑著微微地搖了搖頭。王昆侖為了解決劉湘第二個疑問，坦率直言：
“另外，據我們所知，共產黨是真心抗日的。”
“為什麽？”
“因為隻有全國抗日，蔣先生抗日，他們才有前途。”
“他們有力量嗎？”
“有一定的力量！另外，如果全國有幾個像四川這樣堅決抗日的省份，對他們的發展也有好處。”
“他們有什麽困難嗎？”
“他們被封鎖在十分貧困的陝甘一帶，自然會很困難的。”王昆侖看了看微微點頭的劉湘，“詳細情況，我並不多知。如果劉甫公下了決心抗日，那既是幫助了全國，也幫助了他們。”
“你能約他們到四川來嗎？”
“能！但要絕對秘密。同時，”王昆侖又看了看劉湘的表情，認為可以提經濟要求了，“劉甫公，你是否可以對他們有具體的幫助嗎？”
劉湘回頭看了看劉航琛和那位姓謝的參謀長，問道：
“你們看，咱們能有具體的支援嗎？”
劉、謝二人知其劉湘問話的本意，故誰也不作答。王昆侖忙說：
“對他們的幫助很有限，但你要親自下決心。另外，我近期還要回去。”
“你不能留在這兒嗎？”
“不行，我留在這兒，對你也不利。我可以介紹一個共產黨的代表來四川，也可以介紹一個非共產黨的老國民黨來四川。對共產黨的聯係，我負責保密，也請你們保密。”
“我要主張抗戰，還要保密嗎？”
“還請你考慮，你的行動，到那時也會自然知道的。”
上述情況，包括王昆侖和劉湘的對話，都是根據王昆侖生前的談話整理的。換言之，通過做劉湘的工作，較為全麵地看出王昆侖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王昆侖回到南京之後，遂通過地下黨組織約見馮雪峰，請馮入川和劉湘當麵會談。至於建立秘密電台的經費，也可當麵和劉湘談判。如果劉湘問到他的意見，就說他希望劉湘拿出十萬大洋支持抗戰。
不久，馮雪峰銜命溯長江西行，在重慶見到了劉湘。馮和劉會談之後，劉湘應允撥款6萬元資助共產黨。馮雪峰為落實這筆巨款轉賬事宜，又立即趕到重慶鼓樓街旅館，找到地下交通員鄭育之同誌請他出麵辦理此事。請看鄭育之同誌的回憶；
王昆侖遂將這筆巨款交給地下黨組織。旋即地下黨組織又用此臣款購置了秘密電台，接通了和陝北黨中央的關係。也就在此前後，潘漢年奉派由莫斯科回到香港，經由先期北來上海的胡愈之同誌接頭，馮雪峰又利用這部電台和潘漢年取得了聯係。由此，上海地下黨組織和在紅軍中的黨中央、和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失去一年半之久的關係全部接通了。需要補記一筆的是：王昆侖獲悉劉湘沒有拿出十萬大洋資助經費困難的紅軍和共產黨，對劉航琛等人表示了他的不滿。後來，“延安要籌辦一個圖書館，因經費缺乏，找劉湘資助。劉湘問他的高級幕僚捐多少？大家都認為捐一萬元可以了。劉湘說；一萬元未免太小氣了，我們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點力。捐五萬元吧！”據當事人說，劉湘如此而為，就是怕王昆侖這樣有地位的人瞧不起他。
不久，潘漢年與陳立夫取得了聯係，陳氏兄弟特派中統係統的負責人張衝南下香港，與潘漢年晤麵後即北來上海，共同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奔波。就在這關鍵的曆史時刻，王昆侖又以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為全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立下了新的功勳！
王昆侖自四川回到南京，遂又獲悉華北的局勢日趨危機。他從各種渠道獲悉：至5月中旬之前，日寇在天津、青島等地增派的侵華日軍已經超過一萬多人。更為國人所不能容忍的是，竟然提出要宋哲元的二十九軍退出平津、河北等地；同時，還要求閻錫山及其部屬傅作義將軍在綏遠的駐軍退到汾河以南。這就等於向中國政府公然宣稱：華北和平津是日本人的，不然日本就向中國宣戰，用軍事手段解決。
與此同時，王昆侖還獲悉：山西土皇帝閻錫山腳蹬兩隻船，一方麵表麵上髙喊抗日救亡的漂亮口號，一方麵又通過他當年在日本留學期間所認識的日本軍界的同學——如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人向日方輸誠。還有消息說：閻錫山曾秘密請土肥原賢二到太原作客。另外，南京軍、政各界紛紛談議宋哲元、韓複榘、張自忠等原西北軍的高級將領，為了自身利益——二十九軍不被蔣介石吃掉，也有意和日方親善。更有甚者，為了保護日本在平、津等地的所謂權宜，不愔派出軍警憲特鎮壓救亡抗日的各界群眾。由於宋哲元等將領和老上級馮玉祥將軍有矛盾，黨組織希望王昆侖親自出馬北上，利用和西北軍高級將領的多年關係，向宋哲元、韓複榘等曉之以愛國之理，站在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上，槍口對外，做好抗擊日本在華北挑起軍事爭端的準備。
“我和丁玲的關係你是知道的。再說她已經坐了三年的牢，像我這樣的朋友都不見她，這對性格倔強的了玲來說，打擊實在是太大了！你……”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同時，我也會考慮組織的意見。”王昆侖有些沉重地說道。
王昆侖早就知道丁玲的名字，遠在左聯成立的初期，丁玲就以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而名噪文壇了！後來，王昆侖和丁玲的同鄉好友曹孟君、左恭時相過從，理所當然地知道一些丁玲的事情。就其常理推論，1933年5月14日丁玲猝然被捕，時任立法委員的王昆侖也隻應從曹孟君或左恭處聽到消息。由於這時的王昆侖正在要求——或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未接到黨的地下組織要他營救丁玲的任務，因而他未介入此事。時下，黨組織把見丁玲的任務交給了他，遂又通過時下和丁玲有往來——且又是和他與曹孟君稔熟的譚惕吾聯係好，派時在中山教育館任職的韓侍桁先與丁玲相見，當麵約定和王昆侖晤麵的時間和地點。
王昆侖和丁玲第一次相見的地點是南京玄武湖的遊船上，時間是一個**的時刻。由於身份和地位的不同，王昆侖不可能向尚未回到黨組織的丁玲暴露自己的真實的政治身份；另外，丁玲至多從譚惕吾處知道：時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立法委員的王昆侖正和自己的同鄉好友曹孟君熱戀。因此，他們的談話不可能無拘無束。據王昆侖生前所記憶，丁玲和在北平任教的李達教授的夫人王會悟要好，想去北平看好友王會悟女士，希望王昆侖能幫助她成行一並能安全地到達北平。王昆侖當即對她說：“看在孟君的麵上，我會盡力幫忙的。至於采用什麽辦法，你就順其自然吧。
也或許丁玲坐了三年國民黨的監獄，對國民黨的達官貴人恨之入骨，根本就沒把王昆侖這神官場中的酬酢之語放在心上；也或許時代相距近半個世紀，一些很有意義的往事漸漸淡忘了……總之，丁玲在謝世前夕寫的回憶文章中完全記不起這次相見了，把王昆侖同誌計劃好的出走辦法，完全當成了偶然的事件。請看玲生前寫的這段文字：
聰明的讀者閱過上述這段文字，一定會發出這樣的自問：“真是太巧了！”這些情節完全不是巧合，而是地下黨組織有意安排的。曆史的真實是：
誠如前文所說這時王昆侖恰好受命要去北平、山東，遊說原西北軍的高級將領宋哲元、韓複榘等人，要他們站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上，槍口對外，共同救亡抗日。經研究並同意：由王昆侖暗自保護丁玲北上，是一舉兩得的好事。加上有玄武湖船上的晤麵，上述的一切巧合就在情理之中了！
王昆侖是如何暗自保護丁玲北上的呢？二人在火車上又談了一些什麽呢？丁玲同誌做了較為詳細的記述。現摘要如下：
我們巳經吃完了這一頓美好的晚餐，我完全忘記了剛見麵時的那種擔心、局促和不安，覺得餐車上的飯菜真好吃呀，當我們喝最後一杯咖啡時，王昆侖仍像若無其事的樣子，指點我看看稍遠一點的餐桌。不知什麽時候，那裏坐著四個人在喝酒。王昆倉說“很可能你到北平的消息明天就要見報了。
那四個人裏麵有一個《晨擇》的記者。”他說話的語調很平淡，好像在說一件極不相幹的小事。我卻幾乎跳了起來：“那怎麽成呢？”我又傻了。王昆侖又輕鬆地說：“我可以對他說：要他暫時不發這條新聞。你不是在北平停兩個星期嗎？我告訴他過兩個星期以後再發。報紙會把這當成一條重要新聞，完全禁止是禁不住的。”我隻好央求他：“請早點對他說吧。最好不以新聞；一定要發，就晚一點，越晚越好，我有許多說不出來的苦衷呀。”到了北平以後，王昆侖還特意到李達家裏來看我。我雖然感謝他在火車上表示的對我的關心，也很願意聽他談話，但又總存了一分疑心。兩個星期後我回到了南京，他又與他的妹妹王楓同來苜蓿園，那時我就不願多敷衍他了。
讀者從上述文字中可以感到，地下黨組織對玲是何等的關懷。同時，也從中看出王昆侖在完成黨交給他的護送丁玲的任務過程中，又是何等的細心、周到。有意思的是，隨著日月的流逝，被護送的丁玲同誌完全忘記了黨組織的刻意安排，王昆侖同誌的精心護送。王昆侖和丁玲相繼仙逝了，筆者有責任把真實的曆史告訴我們的讀者和後人。
秦德純雖係原西北軍的高級將領，但因辦理喪權辱國的《秦（德純）土（肥原賢二）協定》而為國人所不恥；之後，又在親日派頭子何應欽、黃郛等人的默許下，和肖振瀛等人大搞華北自治，並撈到了北平市市長的位置。在北平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之後，他也曾參預鎮壓學生運動。因此，他在北平各界的名聲是很不好的。另外，王昆侖還通過其它的途徑獲悉：今年春節，奏德純還利用職權，支出法幣一萬元，請陳覺生秘密轉交和他有交往的日本駐北平的特務頭子渡邊，作為節敬。對此，王昆侖視為漢奸行為。但是，王昆侖深知此行的責任重大，對一切可挽救的高級將領不是簡單的鄙視，而是應當做工作。為此，他不僅同意和秦德純晤麵，而且一見麵還給秦德純來了個下馬威：
“秦市長，煥章先生問候你，並希望你能在肖振瀛利用公款為父親祝壽一事上表明態度。”
所謂肖振瀛為父親祝壽一事，曾是轟動全國的一件醜聞。事情的原委扼要如次：是年2月24日，天津市市長肖振瀛為其父母大做雙壽，而北平市長秦德純以總招待的身份，為肖代為招待所謂貴賓，耗資五十餘萬元。消息傳開，震驚全國。馮玉祥在南京聞之，以肖為西北軍舊人，大給自己丟臉，遂密函張自忠令其逐肖。張於5月逐肖自代天津市長，並嚴令扣押肖的親信算賬。秦德純名為保肖——實為保己，將肖擅自開支的五十萬元由所謂華北政務委員會報銷了案。對此，全國一片咒罵聲！馮玉祥作為老長官聽後自然很不是個滋味，他要求秦德純表明態度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秦德純絕沒想到堂堂的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丸法委員王昆侖會由此開始和自己晤談，其狼狽是可想而知的了！無奈，他隻好唯諾答說：
“請轉告老上司，我不會丟他的人的，這態度嘛，我也會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表明的。”
王昆侖此舉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此給秦德純來一個下馬威，進而轉入救亡抗日的正題。在此前提下，秦德純也隻好聽從南京來的大員——王昆侖說教，並再三做出堅決抗日的姿態。最後，他告之王昆侖：不久，宋哲元將軍將代表二十九軍全體將士發表聲明，表明守土有責的堅決態度。
王昆侖結束了和秦德純的晤談之後，又和北平的舊朋新友進行了廣泛的交談，無一不為日本侵占華北擔心受怕。不久，他又和閻錫山進行會晤，獲悉鎮守綏遠的傅作義將軍下定決心，誓與國土共存亡！這條消息令他激動不已。
王昆侖十分了解韓複榘的為將之道：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和仇人結盟。正是出於這神原因，他可以叛馮（玉祥）投蔣（介石），成為馮玉祥在中原大戰中失敗的一大因素。為此，王昆侖是非常看他不起的。但是，他時任山東省主席，又手握重兵，加之山東在軍事上特殊的地理位置，王昆侖還是打探一下他的態度。
王昆侖生前談過這次往訪韓複榘的事，在記錄本上隻記下了這樣簡單的幾句話：
在山東看韓複榘，他簡直非常狂妄。我問：“你估計日本人能不能動手？”
他說：“沒那事！”
我問：“你知不知道，南涼在打你的主意？”
他說：“南京？他還想打我的主意？不等他的軍隊動，我就出兵占徐州，長驅直下南京王昆侖和韓複榘話不投機，很快告別濟南乘車南返。但他對韓複榘鎮守山東這樣重要的兵家必爭之地，汀心裏是不放心的。不出所料，抗戰軍興，韓複榘不戰失山東，又密謀投敵，在血戰台兒莊的前夕，被正法。此乃後話，略。
1936年真是多事之秋！王昆侖剛剛回到南京，就又爆發了反蔣的“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因發生在6月1日，故又稱“六一事變”。誠如前文所述，兩廣軍閥曆來和蔣記南京政府有矛盾，數次興兵動武，均未解決。是年5月，胡漢民猝死廣州，蔣介石想借此消滅兩廣的軍閥。粵係軍閥陳濟棠想保住“南粵王”的寶座，遂聯合桂係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等反蔣實力派，打著抗日救國的旗號反蔣。並於6月1日擅自組成西南政務委員會和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呈文南京國民政府，籲請抗日。次日，通電全國，成立軍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軍。旋即出兵湖南。蔣介石自然知其用意：借抗日之名，行奪取南京政府之實，故派重兵入湘防禦。遂一場內戰在即，成為國內外關注的中心。
王昆侖和蔣家王朝勢不兩立，但他此時也絕不讚成陳濟棠、李宗仁等的反蔣行為，因兩廣軍閥興兵的動機，直接違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救國宗旨。他趕往上海，和全國各界救國會的負責人緊急磋商，研究對策。恰這時，李宗仁等派人北來和“全救”聯係，探聽“全救”的態度，但實際上是想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態度。為此，王昆侖支持“全救”派出與李宗仁熟悉的楊東蓴去西南，麵見李宗仁，闡述“全救”的主張：“我們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步步加緊侵略，其豢養的偽蒙軍已開始入侵綏遠，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在這種形勢下，西南領袖提出抗日主張，並宣布北上抗日，這是值得歡迎的。但是，應當認真從抗日救國出發，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團結抗日，不宜輕率對內用兵，醸成內戰。”同時，還提出“內爭不容再有，禦侮不能再緩”，不要“鷸蚌相爭”，免使日本侵略者“漁翁得利”的政見。
（一）希望蔣介石放棄所謂“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聯合各黨各派，開放民眾運動以共紓國難；
（二）希望西南軍事當局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將軍進一步了解聯合陣線的立場，采取推動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取對立的態度，實現人民的抗日言論和行動的絕對自由；
（五）我們讚成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內戰，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抗日救國的主張，以及在以後多次通電中關於請各方麵停戰議和，一致對外的呼籲。……
另外，關於這封《公開信》的形成過程，沙千裏同誌曾撰文寫道：“這封《公開信》，最初是由從莫斯科回到香港的潘漢年、胡愈之，和出國參加教育會議停留在香港的鄒韜奮三個人起草的，後來由潘漢年、胡愈之帶回上海正如他自己所說，這封《公開信》“發表前我不知道”，因而他的回憶有誤。事實是：潘漢年參預了這封《公開信》的起草，但未和胡愈之一起帶回上海。這封《公開信》發表在是年7月15日，而這時的潘漢年正在香港和蔣介石派出的代表張衝談判。這封《公開信》由胡愈之於7月上旬隻身由香港帶回上海。
與此同時，蔣介石為了對付“兩廣事變”，召開了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王昆侖在與會期間，獲悉蔣介石對上述那封《公開信》極為不滿，聲言是站在共產黨一邊向他蔣某人示威的！另外，在會議期間，馮玉祥將軍發言不慎，說道：
“這封信我早就知道了，沒看出有什麽不對的嗎？”
蔣介石當即追問：“煥章兄，你從哪兒知道的？”
“是王昆侖告訴我的。”
蔣介石原本就很不喜歡王昆侖，但始終找不到當眾給王點顏色看看的機會。今天，馮玉祥將軍一說完他就厲言相問：
“王昆侖，你是怎麽知道的啊？”
王昆侖肅然起身，看了看與會者那不安的眼睛，十分鎮定地答說：
“這封《公開信》早就送到報館了，我是聽他們說的。”
“那……你一定也讀過共產黨的《八一宣言》了吧？”
“據我所知，豈止是我王昆侖讀過《八一宣言》？蔣委員長您不是也讀過嗎？”
對此王昆侖坦然視之。但當事人在回憶起王昆侖頂撞蔣介石往事的時候，曾說過這樣的話：我記得王昆侖在國民黨的會，有兩次和蔣介石發生衝突，是關於共產黨和毛主席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是可謂語驚四座。（大意）
但是，王昆侖心裏清楚，他在蔣介石的眼底下從事救亡抗日是越來越困難了！
是年8月，潘漢年與張衝自香港相偕回到上海，潘在等候陳立夫接見的期間，他秘密會見了“全救”的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等人，私下拜會了久違的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自然，潘在往返寧滬期間，也自應在馮雪峰的安排下，與王昆侖等地下黨的同誌相見。遺憾的是，由於地下工作的嚴格紀律，以及當事人相繼受迫害過早地謝撻，致使這彌足珍貴的曆史被後人忘卻了！
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王昆侖因潘漢年的到來，對共產國際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並要求中國共產黨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在南京的工作也就更少盲目性。
不久，潘漢年在陳立夫、張衝等的安排下，秘密地回到了陝北黨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做了匯報。不久，黨中央召開了書記處會議，向全黨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的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對此，王昆侖也理智地放棄了反蔣的立場，站在黨的“逼蔣抗日”的立場上繼續為黨工作著。
也就是在這前後，王昆侖從內部——其中包括從潘漢年、馮雪峰等處獲悉，蔣介石派出陳立夫、張衝等人和共產黨談判，希望建立第二次國共合作，並希望周恩來能從陝北來南京，和陳立夫或蔣介石談判。對此，王昆侖是歡迎的。而且他真誠地希望有一天能在南京或上海見到周恩來同誌。
有意思的是，王昆侖昔日的好友湛小岑、曾養甫等人也在為建立第二次國共合作奔波著。所不同的是，他們是在代表蔣介石和共產黨人進行秘密的談判，而他是站在黨的立場上私下做國民黨上層的工作。事後推論，他們之間是心照不宣的。就在“九一八”事變五周年一1936年9月18日這一天，中國共產黨為推進第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同誌給宋慶齡寫了一封信，在充分肯定宋慶齡同誌的曆史功績的前提下，以商量的口吻說道：“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於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於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也是在這有紀念意義的一天中，毛澤東同時給章乃器、陶行知、沈鈞餺、鄒韜奮四人寫了一信，同時，附上中國共產黨於8月25日致國民黨書，詳盡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為擴大其影響，刊在了法國的中文報紙《巴黎時報》上。據沙千裏同誌的回憶：“我在上海聽到了地下黨的傳達，並看到了他的油印本。”這對寧、滬兩地的地下黨組織，在推進國共第二次合作，以及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