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京是蔣家王朝的政治、軍事中心，軍警憲特一尤其是中統和軍統這兩大特務組織係統密布各地，就像是無形的眼睛在時時盯著反對蔣介石的所有對手。王昆侖十分淸楚自己的處境，像他這樣和蔣介石唱過多年對台戲一一而且時下仍屬於太子派的骨幹分子，早已上了中統、軍統監視的黑名冊，即使不和共產黨有政治關係，也難保自身的安全；而今他竟然在鐵幕之中像瞎子一樣尋找共產黨其政治風險是何等的大啊！
誠如前文所說，王昆侖是一位重視名節的革命家。他一旦選定了人生的目標、革命的方向他就會為之前驅，這也就是中國傳統的訓導：舍生取義。因此，王昆侖為了國家的興亡，甘願做一名有責的匹夫。時下，他已經不是帶頭上街遊行的熱血青年了，他出於諸多方麵的考慮，細心地分析周圍的國民黨要人，認真地選擇誰有可能是共產黨一一或間接認識共產黨？最後，他想到了左恭。
左恭係湖南人，一直在國民黨政府中任職。據王昆侖回憶，早在胡漢民供職南京時期，他就和左恭相識。王此次由故鄉無錫返回南京就任立法委員，左恭在其湖南同鄉肖同茲（時任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通訊社社長〉手下任職由於王同肖稔熟，遂又由肖的原因和左恭時相過從。多年之後，王昆侖對這時左恭的評價是：“左恭和其他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人作風不同，我也不同。左很謹慎。不多表示。還認識一些人，也反對，反對黃埔係……這樣，就交往多了起來。”有一次王昆侖問左恭：
“你還和些什麽人可說話？”
左恭沒有正麵回答，沉吟片刻反問道：
“請問，你常和什麽人來往？”
“孫科院長。”
“還有啶？”
“於右任，於胡子。”
“還有嗎？”
“有！”王昆侖自然清楚左恭問話的本意，想了想，答說，“都是一些對國民黨失望的人。”
又經過一段交往，用王昆侖事後的話說：“他慢慢知道我了，但仍很謹慎。”他用商量的口吻說：
“我倒認識幾個人，可以和他們見見麵。”
或許是王昆侖過分急切想找到共產黨的原因，也或許他心中認為左恭就是一位地下的共產黨，他直奔主題地問道：
“他們是不是共產黨？”
多年之後，王昆侖回憶說：他問過上邊這句話後，左恭嚇得忙說：
“噯，噯……不是，不是……”
怛是，左恭還是向王昆侖介紹了兩個人。對此，王昆侖做了如下的回憶：
談話時，左恭不在。我搬到無錫同鄉會，他的樣子還記
得，是個年輕人，來到肖同茲客廳，輕輕地談。我說：
“我的朋友，真能談心的沒有。”
“談什麽？”
“談政治主張。”
“這麽多人……”
“我在北平（京）做群眾運動認識了些共產黨，有的諒解，有的不諒解。”
“你想見共產黨嗎？”
“能合作嗎？”
“你可得負責。當然，他不一定是共產黨，你可以大膽說話就是了。不能告訴人。”
王昆侖自然明白“不能告訴人”這句話的分量，遂點了點頭。事後，王昆侖知道：“這兩個人也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作事，認識左恭、肖同茲，但平時不來往。”經雙方商定，王昆侖又和這兩個年輕人談了一次。開始，王昆侖向這兩個年輕人“說了很多蔣介石的事”。接著，王昆侖問道：
“你們不也是中央黨部的嗎？”
兩個年輕人沒有準備，用王昆侖事後的話說：“他們不願多說。”王昆侖為了讓這兩個年輕人放心，大膽地說：
“我是個老國民黨員，很不滿國民黨的現行政策接著王昆侖開懷暢談了自己對國民黨的認識過程，以及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國策的不滿。其中一個年輕人問道：“不要忘了，你是立法委員啊！你怎麽能這麽說呢？”
王昆侖經過這兩次談話，認定這兩個年輕人是共產黨。同時，他也斷定左恭是共產黨。因此，他向這兩個年輕人**了自己對國民黨的全部看法。
左恭是中國共產黨打入國民黨內部的黨員。經過他自己和王昆侖的交往以及兩位年輕的中共黨員的談話，知道這時王昆侖的思想異常苦悶，急切想找到一條新的救國之路，遂向時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的盧誌英同誌做了報告。
盧誌英又名盧宗江、盧濤、盧育生，山東昌邑人氏。他早年從軍，在奉係部隊中供職，後又脫離奉軍南下，在鄭州結識續範亭將軍以及中共打入西北軍中的黨員南漢宸、劉仲華等人並於1925年由劉仲華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伐前後，他一直在西北軍中供職，馮玉祥淸共之後，他因策劃士兵起義被捕，後在成為妻子的張育民的幫助下越獄，相偕逃到北平，以北京大學旁聽生的身份做掩護，繼續從事革命活動。1932年，中共南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市委書記李雲生被捕犧牲。黨中央經過研究，決定調盧誌英同誌來南京，出任中共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他從血的教訓中認識到這時的蔣介石政權在政治上處於相對穩定時期，我黨在它的政治、軍事中心，不宜再搞那些脫離實際的群眾運動或武裝暴動，而應當整頓黨的各級組織，埋頭苦幹，把黨的力量楔入敵人的心髒，獲取情報；同時，從敵人內部進行分化、瓦解工作，以孤立蔣介石。”恰在這時，左恭向他報告了王昆侖的情況，經過縝密研究——並報請有關部門的批準，遂決定親自做王昆侖的工作。
盧濤和王昆侖接頭時用的名字叫王世昌。由於他們都是屬於知識分子型的革命家，談話的內容可謂是上下五千年，縱橫八千裏，將古比今，感慨係之。在他們接觸兩三次以後，就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一次，王昆侖當麵直言：
“你看國民黨怎麽樣？我看它很快就要垮台了！”
“我看沒有這麽快。”接著，盧濤比較全麵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形勢後，十分鄭重地說，“蔣介石先是總司令，後是委員長，建立政權後，矛盾一一暴露出來，並在不斷發展，即使垮台，也還要一段時間王昆侖認為盧濤的意見有一定道理，但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並進而說明：“蔣介石排斥異己，不得人心；國民黨爾虞我詐，矛盾重重，派係林立，四分五裂，很快就要垮台。”對此，盧濤再次全麵地分析了蔣家王朝所存在的一切矛盾，以及所麵對的日本侵略等危局，最後又說了這樣一句話：
“國民黨的最終失畋是必然的，但它目前還不會馬上垮台。這是因為國民黨內部派係的共同利益暫時掩蓋了它們之間的矛盾。要促使它垮台還必須做長期的艱苦的工作。”
王昆侖折服於蘆濤的政治見解，遂微微地點了點頭，敢許是他太痛恨蔣介石的獨裁政權了，他坦言問道：
我能為你們做些什麽嗎？”
“你把所知道的國民黨各派情況講給我們聽。”
王昆侖鄭重地點了點頭。沉吟良頃，又嚴肅地問道：
“我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嗎？”
盧濤早就想到了王昆侖會提出這個問題，因此，他也很坦誠地答說：
“我一個人不行，上海還有一個人，他現在在上海。”
王昆侖明白自己的地位不同，吸收像他這樣的人加入中國共產黨，盧濤一個人是不行的。但是，他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在和盧濤每次見麵的時候，他總是要鄭重地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事情。據王昆侖多年後的回憶，在這段和盧濤交往中，主要向盧濤講了國民黨各派的情況，並做了如下的回憶：
“孫科是中山先生的兒子，對蔣介石不服。”
“還有呢？”盧濤問道。
“於右任，度被稱為國民黨左派。這個老先生，話到嘴邊，就不多說了！”
與此同時，王昆侖還講了他所熟悉的國民黨右派元老的情況，以及國民黨內部各派係的劃分、成分、主要領導成員等等。盧濤聽了這些情況之後，主要指示王昆侖做孫科的工作，並把有關人員弄進立法院。王昆侖遵命把左恭等人拉進立法院。他們之間不得發生政治關係，直到解放前都是心照不宣。有一次，王昆侖再也忍耐不住了，再次問這樣一句話：
“我什麽時候入黨啊？像我這樣的人，到底能不能入黨啊？”盧濤隻淡淡地說了句“考慮考慮”。
事後，盧濤向王世英同誌全麵介紹了王昆侖的情況，留在上海的中央局研究決定：同意王昆侖加入中國共產黨。關於王昆侖履行入黨手續的情況，事後他做了如下回憶：
1933年，我住在無錫同鄉會，盧濤談了我的入黨問題，有意讓我去上海。我想起了當年孫中山先生要我加入國民黨之後，是要履行手續的。因此，我問道：
“填表？”
“用不著，請你做點精神準備。”
在談到履行入黨手續的地方，王昆侖認為辦公室最為安全。因此提出“在辦公室裏怎麽樣？”盧濤同意了，並說：
“咱們現在幵始。”
盧濤拿個小本，“你是哪兒人啊？叫什麽名字？什麽出身？……”盧濤輕輕地問。他為了讓王昆侖放心，請王昆侖看他的本子上沒有寫字……接著宣誓。盧濤站在旁邊，舉起右手，說道：“想什麽，不要說。”
王昆侖也舉起手，默念著誓詞。宣誓結束之後，盧濤和王昆侖緊緊握手。盧濤小聲地說了這句話：
“黨需要你！”
王昆侖在晚年回憶起這激動的時刻，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一生不會忘記，這是1933年……”
王昆侖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根據黨的指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秘密的工作中。為了確保在國民黨中樞機關得到黨所需要的情報——並能保證他的真實的政治身份不被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偵知，他依然以國民黨右派的政治麵貌出現。為此，他表麵上不僅繼續和他稔熟的右派元老時相過從，而且還和各地方實力派——尤其是派駐首都的代表頻頻交往。在這期間，他繼續和原西北軍的領袖人物馮玉祥將軍及其原屬下宋哲元、韓複榘、秦德純等高級將領保持來往，借以獲悉在華北的抗日的動向。同時，他為了策應中央紅軍粉碎蔣介石發動的軍事圍剿，有意識地和各地的軍事實力派人物交往，根據不同的情況，有的暢談抗日救亡，有的策動反蔣。其中川係軍閥劉湘、劉文輝，滇係龍雲、盧漢，桂係李宗仁、白崇禧，粵係張發奎、陳銘樞等人交往最多。另外，由於政治上的原因，和高喊抗日救亡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李濟深、蔡廷鍇等也開始發生關係。實事求是地說，王昆侖不僅向黨中央提供了國民黨上層方方麵麵的軍政情報，為黨中央一些政治決策提供了依據，而且對這些地方軍事實力派領袖人物的思想轉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王昆侖在一般的國民黨人的眼中，又是一位激進的抗日派。如果他突然放棄救亡抗日的政治色彩，必然會引起懷疑。為此，他一方麵為了應付國民黨一一主要是特務的視聽，一方麵又想影響、團結更多的年輕人走上正確的革命道路，他請示黨組織並得到了同意，夬定創辦南京讀書會。由於參加讀書會的人較多，且距今天的時間也較為久遠當事人的回憶出入很大。為惜墨存史，現摘錄孫曉村的有關回憶如下：
1933年，我從上海到南京，在南京的無錫同鄉會訪問王昆侖和他的妹妹王楓，討論決定再吸收幾個人組成一個讀書會。於是由王昆侖、孫曉村、曹孟君、胡濟邦、王楓、勾適生組成讀書會。會址設在成賢街無錫同鄉會王昆侖的宿舍裏，定期開會。當年有了發展先後有吳茂蓀、汪季琦、顧清侶、張錫昌、秦柳方、袁軼群、薛寧人、孫克定、華應申、獲超白等人參加。到1935年夏末前又增加了薛葆鼎、汪德彰、季洪等人。
南京讀書會成立之初，主要是結合時事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了沈誌遠譯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和李達譯的《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時事分析主要由王昆侖和我主持。王昆侖著重在分析敵情、揭露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陰謀和內部矛盾；我則定期去上海帶回對於國內外形勢的分析。當時開展過一些活動，如由吳茂蓀出麵，在新民報上辦了《時代認識》，共出了十幾斯，對南京的知識分子起了一定的啟蒙作用。
王昆侖晚年曾多次談到創辦南京讀書會。據他的回憶是在入黨前後，他向盧濤、王世英同誌匯報說：“我在南京搞了組織，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有意組織進步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盧濤和王世英均不讚成，認為政治色彩太濃。遂改為讀書會。
據筆者分析，王昆侖的回憶是可信的。其一，王昆侖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知道恩師李大釗曾在北京大學建立過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其會員多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黨員，他以此效仿是可能的；其二，南京讀書會所讀的主要書類是關於馬克思義理論的。
南京讀書會所起的曆史作用是不能與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相比的。但是，它在特定的環境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對此，孫曉村同誌作了如下評論：
南京讀書會在國民黨統治的政治中心南京逬行了兩年的活動，主要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傳播黨的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方針，瓦觶反動派的部分力量，團結影響一些人壯大革命的力量。利用反動派內部的矛盾，為我黨做了一些工怍，並為南京救國會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王昆侖為了擴大讀書會的影響，請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的妹妹王楓介紹更多的進步青年參加。為了掩人耳目，他還利用節假日搞郊遊和爬山活動，打出的口號也是冠冕堂皇的：為準備救亡抗日進行軍訓和健身。實質上呢，他則是利用這樣的機會向進步青年宣講國內國外的政治形勢能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洪流中去！
王昆侖的言行雖然沒有暴露其政治身份，但依然引起了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重視。在這期間，蔣記國民黨為確保“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執行，在其統治區——尤其是南京和上海大搞白色恐怖，不少黨的地下組織被破壞了，很多黨的優秀幹部死在敵人的屠刀下。為了王昆侖的安全，也為了保證黨的白區工作能正常運行，盧濤和王世英專門和王昆侖談了一次話：
“為了便於工作，我希望你經常到上海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我們來南京見你。”王世英開門見山地說。
“可以王昆侖沉吟片刻，又問道“我們在上海什麽地方見麵？安全問題有無保證？”
“你可否在上海搞個小公館？最好把你在無錫的太太也接到上海去？”盧濤似有準備地說。
對此，王昆侖早有此想法，但並不是為了方便黨的工作。誠如前文所述，範映霞在無錫一住就是三年，原本和王家長者、同輩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幾乎到了再也無法共處的地步了！每次王昆侖由南京回無錫小住，不僅享受不到一點天倫之樂，而且必然要和妻子範映霞大吵大鬧，搞得他上無法當孝子，下不能對兄妹。再者，範映霞又生了一個既乖又漂亮的女兒，幾乎成了王家——尤其是王昆侖掌上的明珠。從某種意義上說，王昆侖回無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關照大女兒金陵讀書，和牙牙學語的小女兒玩耍。他為了根本解決範映霞和王氏家族的矛盾，同時又能經常見到兩個可愛的女兒，曾幾次動議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家。而今，黨組織出於工作的需要，希望他這位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學著其他達官顯貴的樣兒在上海建公館，因此，他當即答說：
“我近期就在上海建立公館，到時我再通知你們地址。”
“好，好！”王世英和盧濤相較是個痛快人，當即又說道，“你可以定期去上海，借口嘛，是度周末。”
這就是設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霞飛坊王公館的由來。
接著，王世英和盧濤又突然要求王昆侖交女朋友，而且要在上海、南京兩地廣泛地交女朋友。當時，王昆侖的直感是：國民黨上層的官僚、政客為顯示其身份和地位，都學著西方人的樣兒和女士、小姐廝混，自己不應獨善其身，而應同流合汙。目的是便於為黨更好地工作。因此，欣然應允。但是，出他所料的是，王世英和盧濤還給他介紹了一些女中豪傑，如胡愈之的夫人沈茲九、時為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嬰，以及和國民黨上層有著各種關係的胡
濟邦等。到這時，他又感到黨組織有意讓他關注婦女工作。所以
他當即說道：
“我在南京和上海有不少女朋友，如曹孟君等人就是很優秀的。我願幫助她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出王昆侖所料的是，盧濤和王世英都讚成他和曹孟君加強聯係。這時，他雖然尚未和曹孟君發生後來的愛情關係，但他憑借自己的政治敏感，猜到了曹孟君有可能就是共產黨。之後，王昆侖果真和婦女界的領袖人物廣為交往，並利用妹妹王楓、王素的關係，和不少進步青年女性也加強了來往。關於他在南京、上海從事婦女運動的作用，當時在女性領袖人物中有這樣一句戲言：“我們是在從事婦女運動，而王昆侖是在運動我們婦女。”王昆侖很快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霞飛坊建立了王公館，並把妻子和兩個女兒從故鄉無錫接到上海，成為王公館常住的主人。王昆侖平常在南京立法院上班，主要做孫科以及其他派係的工作，有意了解國民黨上層的動態。每隔兩個星期，王昆侖自南京來上海和家人團聚，借此向中央局有關接頭人匯報所掌握的重要情報。在這期間，和王昆侖有過情報或其他交往的地下黨員很多，但大多數是心照不宣。如已經成為著名電影演員——並是海上聞人杜月笙入室弟子——但業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金山，即屬於心照不宣類型的。像盧濤、王世英以及潘漢年等則屬於王昆侖的直接領導或指定接頭人。有關王昆侖在這期間從事情報工作的情況，他的另外一個接頭人曹亮同誌做了如下回憶：
1933年或1934年我在上海工作時，在田漢同誌家中見到王素，以後又認識了王素的大哥王昆倉。他當時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但談吐之間使我覺得不像一般的國民黨人，經常流露出對我黨進步活動的理解與支持。我向潘漢年同誌匯報了這個情況，並詢問王昆侖的政治背景。潘漢年同誌說，王昆侖是我們的人，是黨員。他能接近南京政府的上層，並跟反蔣的軍界人士如桂係，劉湘、韓複榘、石友三等有來往。以後，潘漢年同誌正式給我任務——與王昆侖接頭，聽取他的報告，並布置一定任務。這一段期間，王昆侖經常往返南京、上海，幾乎每兩周一次，在陝西路長安飯店與我見，他向我談到的國民黨內部政情動態，對我黨大有俾益，因此我每次部寫成報告交紿“老太爺”。（老太爺不確。在黨內指向忠發，而向遠在1931年6月223被捕叛變，並幹24日被國民黨槍殺。此處應是“小開”。小開是潘漢年的代號）。
王昆侖這一階段的工作，除去了解國民黨政府上層的動態，遊說桂係及劉湘等軍界人士聯合反蔣，利用合法地位營救一些被捕的黨員之外，還在南京團結一批人士組織讀書會……我……認識了胡（濟邦），王昆侖對我說：“胡這個小家夥很好。”還向我介紹許多情況。
是年秋天，王昆侖由南京到達上海，在長安飯店等候他的是盧濤，他向盧匯報完南京的情報之後，盧嚴肅地說道：
“昆侖同誌，我們有幾個同誌要出去，是來自浙江、江蘇各地的，先繞道去北方天津、大連等地，然後再出去。你有辦法搞到出去的護照嗎？”
王昆侖清楚所謂出去就是出國，否則是不需要護照的。而此時中共出國的地方又一定是蘇聯。那時的中國人去蘇聯是要冒很大政治風險的，因為這行動就有可能被戴上親蘇的帽子。自然，
什麽樣的中國人才親蘇呢？不用問，十之八九是中國共產黨人。所以有些人就是因為辦去蘇聯的出國護照而被捕、坐牢。時下，中共上層人士多數都上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黑名單，如按正常手續辦出國護照，恰好為特務機關提供了逮捕的線索，因此這條路是絕對不能走的！但是，沒有蓋有國民政府外交部大印的護照，想去蘇聯唯有偷越國境一途。在那時，無論是走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東北，還是西出新耰，都是極其危險的。怎麽辦？隻有從國民政府外交部護照科中偷護照，填上假的身份，貼上經過化裝的出國人的照片，再蓋上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大印，才能確保出國人員的安全。辦這種事——偷國民政府外交部的護照，也隻有王昆侖這樣有身份的國民黨立法委員才有可能。但王昆侖卻從未幹過和偷字有關的事，因而他聽後一怔，沒有立即回答。
“有困難嗎？”盧濤有些焦慮地但聲音卻很小地問。
“讓我想想看。”王昆侖答說。
“不是想想看，而是一定要辦到！”
“幾天內要我辦到？”
“越快越好！”
王昆侖沒有說些什麽，隻是微微地點了點頭。
王昆侖當聽說要他偷護照的那一刹那，他就想到了上邊說到的那位胡濟邦女士。胡和王昆侖一尤其是和王的兩個妹妹等十分熟悉。胡在南京期間王昆侖曾利用職權幫過她的忙。舉例說，國民政府外交部有一肥缺，胡濟邦很想撈到手，但她沒有大學文憑，不符合條件。為此，她找到王昆侖幫忙。王利用權力和關係，為她弄到了一紙大學文憑，使她得以順利地進入外交部；再如，胡當時不是國民黨黨員，一是在外交部工作不受信任，再是出了事沒有政治保護傘。根據國民黨黨章規定：有兩個中央執行委員介紹，就可以成為特別黨員。為此，王昆侖請軍振等元老為胡當介紹人，使胡很快成為國民黨的特別黨員。又經王的帝忙，時下，胡在外交部護照司任科長，由她幫辦是最合適的人選。但像這樣機密的大事如何向胡說呢？胡萬一不辦又會發生什麽情況？這的確需要王昆侖做各種探試。
胡濟邦正如王昆侖向曹亮介紹的那樣這個小家夥很好。”因俄文水平不錯，十分向往蘇聯，並有意和進步人士交往。也就是在王昆侖入黨不久，她通過另外的渠道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王昆侖問她可否搞幾本護照之後，她就猜到了王昆侖要護照的作用。因此，她半開玩笑地說道：
“堂堂國府的立法委員需要出國護照還不容易？需要幾本？我明天就給你送來。”
王昆侖真是大喜過望！沒有想到如此輕易地搞到了出國護照。據當事人胡濟邦回憶，她先後幫王昆侖從國民政府外交部偷了十六本護照。建國以後，周恩來談到此事，還當麵表揚王昆侖：“多虧了你們搞到了出國護照！”
此乃後話，略。
搞到護照很難，但是把護照由南京安全地送到上海，並交到有關人士的手裏，則更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也就是在這前後，內線的同誌獲悉：軍統頭子戴笠已經把王昆侖列入了黑名單，並委派監視宋慶齡女士的沈醉兼管王的工作。如果在去上海的客車上發生意外，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為此，胡濟邦扮做王昆侖的情人，二人同乘一座包廂，堂而皇之地去上海度周末。車抵上海火車站以後，王昆侖把胡濟邦安排住在東方飯店，自己帶著護照住在青年會，安全地把護照交到了接頭人的手裏。對此，王昆侖和胡濟邦都很滿意，一直認為用假扮夫妻的手段，瞞過了監視王的軍統特務沈醉。
多年之後，沈醉回憶說：王昆侖和胡濟邦相偕去上海的事情，在他們二人尚未到上海就知道了，他奉命守在霞飛路霞飛坊王公館的周圍，窺探和王來往的人。但出他所料的是，王昆侖和胡濟邦沒有回家，他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為名做結，並給戴笠打電話做了報告。
不久，王昆侖在南京獲悉：蔣介石為落實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從全國調集大軍，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並從納淬德國請來了以塞克特將軍為首的軍事代表團，製訂了全新的戰略計劃，揚言要**平中央蘇區，把紅軍完全消滅在紅色根據地中！他深感情況緊急，立即通過關係約見主持南京工作的盧濤同誌。出他所料的是，盧濤於日前去了上海，並給交通員留下話：
“有急事可來上海找我。”
王昆侖聽後一怔，幾乎是本能地發出這樣的自問：
“盧濤同誌為什麽突然要去上海呢？……”
盧濤同誌此次東下上海，是奉中央局軍委之命成行的。而且也是和粉碎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有關。簡而言之，正當上海中央局密切關注敵人動向，迫切需要得到有關五次軍事“圍剿”情報之際，早已和我建立關係的老同盟會員莫雄將軍找到了接頭人，告之蔣介石已經委任他擔任江西第四專區專員兼保安司令，他請求地下黨為他配備得力的幹部。中央局經過縝密研究，決定派有軍事指揮才幹的盧濤同誌出任莫雄的參謀長。同時，還要求盧濤同誌盡快搞到敵人第五次軍事“圍剿”的全部作戰計劃。因此，他懷著依依之情對王昆侖說：
“我要去那邊一段時間，今後你就直接和世英同誌聯係。”王昆侖清楚去那邊的含義，就是去紅軍活動的蘇區。他一聽就像條件反射似地引發了他藏之心底的念頭：離開這齷齪的南京國民政府，像毛澤東、周恩來那樣組織軍事武裝，和蔣家王朝爭天下。他心情沉重地對盧濤說：
“當我獲悉廖仲愷的公子廖承誌被蔣介石逮捕之後，我真想和廖夫人一道打上府去，找他算賬，當我驚悉楊杏佛先生被暗殺之後，我真想從南京出走，到那邊去扛起槍，當普通一兵你就要去那邊，能帶我一塊去嗎？”
對於王昆侖這特殊的心情盧濤是完全了解的；但是，王昆侖在什麽地方工作對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自然是潛伏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決策層中。因此，他很坦率地對王昆侖說了如下這段史有所記的話：
“去蘇區，還是留在南京，這要權衡對革命的實際利益來決定，你去中央蘇區，隻是普通一兵；而在南京卻町以發揮很多人無法起的作用。共產黨在群眾運動中可以喚起千軍萬馬，但要在南京城裏為黨培養個國民黨立法委員為革命工作，恐怕十年八年也難得培養出一個來。黨希望你長期從國民黨內部來反對反動的國民黨，反獨夫民賊為中國革命作出特殊的貢獻。”
王昆侖告別了盧濤同誌之後，遂又約見時任中央局軍委負責人王世英同誌。王世英聽了王昆侖的匯報之後，有些沉重地說：“你曾在潮州分校工作過，又曾出任過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秘書長，軍界一定有不少關係，能不能在最短時期內，搞到一份圍剿中央蘇區的戰略計劃？”王昆侖沒有說些什麽，隻是微微地點了點頭。為了便於開展情報工作，胡濟邦還打進兵工署署長俞大維家中任家庭教師。由於胡長相漂亮，且又善社交，深得俞大維一家喜歡。加之胡又是經國民黨元老軍振等介紹入黨的特別黨員，從政治上不僅不加防範，而且有時還和胡談論一些黨國大事。因此，王昆侖認為交由胡濟邦完成偷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的戰略計
劃是可行的，遂向胡交待了任務。
胡濟邦接受任務不久，俞大維奉命上廬山幵會，兩天後又返回南京，並洋洋得意地吿訴胡濟邦：
“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開了軍事會議，部署了進剿共匪的戰略計劃，我看啊，活躍在湘那贛一帶的紅匪就真的成了秋後的螞蚱了！”
由此胡濟邦知道了俞大維上廬山開會的內容。按常規，兵工署長是一定知道戰略計劃、兵力部署的，否則他無法向各部提供軍火。為此，她尋機找到了俞大維自廬山帶回的全部軍事文件，用特殊的照相機進行了拍照。然後，她和王昆侖又扮做夫妻東下上海安全地把洗好的膠片交到了王世英的手裏，王世英緊緊握住王昆侖的手，十分瀲動地說：
“你們為黨立了大功！”
需要補述一筆的是：盧濤出任莫雄的參謀長以後也從莫雄處搞到了一份同樣的文件。遺憾的是中央蘇區的軍事領導者在執行左傾軍事路線，沒有根據王昆侖等同誌搞到的情報，製訂符合實際情況的反“圍剿”戰略方針致使第五次反“圍剿”以徹底失敗告終，被迫撤出中央蘇區，幵始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
王昆侖既然去中央蘇區無望，遂又安心在南京和上海為黨從事既秘密又特殊的丄作。但是，國難深重、江河破碎的亡國大勢卻令他優愁使他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
“我如何報效危亡中的祖國呢？……”
在王昆侖入黨之前後，馮玉祥將軍和方振武、吉鴻昌等原西北軍高級將領在張家口建立了察綏抗日同盟軍，在長城一線舉起了抗日的大旗抗日同盟軍收複失地的勝利消息，不僅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魂，而且也不止一次給王昆侖帶來勝利的希望。為此，他曾親自出馬，遊說他所認識的原西北軍中的高級將領放棄私見，芡持馮玉祥將軍領導的抗日同盟軍，同心同德地抗禦日寇入侵華北。但是，這支未經蔣介石批準的抗日的隊伍，不是被日本人的飛機、大炮打垮的，而是被蔣介石釜底抽薪——迸而下令強迫解散的！更不能容忍的是，繼續堅持在長城一線抗日的吉鴻昌、方振武等將笫被宣布為罪人，並明文下令通緝。對此，王昆侖多次公然大罵：
“抗日有罪，賣國立功，這是什麽道理？！……”
長城一線的抗日同盟軍剛剛被蔣介石取締不久，蔣介石又調集百萬大軍，采取“碉堡推進，步步為營”的新戰略，向中央蘇區發動了大規模的第五次軍事“圍剿”。這不僅激怒了全國有抗日良心的各界百姓，而且也激起了國民黨軍隊的不滿和異動。就在蔣介石宣布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軍事“圍剿”月餘——11月20日，原在上海堅持淞滬抗戰的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等和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建舉義反蔣，並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這又給王昆侖帶來了一線希望！這時的王昆侖如若不是肩負著特殊的重任，他真有可能繞道福州，加入到反蔣的行列中去！從北方的察綏抗日同盟軍到南方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建立，使王昆侖更加堅信：
“蔣介石多行不義必自斃！”
但是，王昆侖那欣喜之情尚未高揚幾天，由於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內部不和，對蔣介石的進攻處置不當，加之當時的中共中央執行左傾關門主義路線，未予應有的支援，致使史稱的“福建事變”失敗。這對王昆侖的打擊是很大的。因為他企望靠兵變推翻蔣家王朝變成了幻想，使他再次認識到國共兩黨的較量是長期的。所以，他又迫使自己安心工作，並做好了長期潛伏的準備。王昆侖繼續領導南京讀書會的工作。他為了擴大其影響，在南京舉辦“冬令講學會”，他不僅自己親臨現場講演，而且還親自出麵請社會名流章伯鈞、陳翰笙等到會講演，據當事人回憶：“冬令講學會很受歡迎，尤其是章伯鈞的講演最叫座。”另外，王昆侖等還通過“大華自然科學社”等關係，在中央大學舉行過多次講演，還發起“綏遠抗日後援會這些活動不但激發了文化界和大學生的愛國熱情，而且也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王昆侖由於社會地位不同，他不可能出麵領導上述活動而是通過讀書會的骨幹成員去組織。這就得罪了熱心剿共的蔣介石，也必然成了中統、軍統兩大特務組織的眼中釘。不久，讀書會的骨千成員——和讀書會有關的進步青年共計九人突然失蹤，他們是：汪楚保（即汪季琦）、狄超白、鍾潛九、孫克定、華應申、潘斌（潘漢年的弟弟）、黃順智、陶方古、吳文山。不久，就獲悉這九人已關進蔣記的牢房。
上述九位青年多是南京革命活動的組織者，同時也是讀書會的骨幹分子，因此在南京青年——尤其是在大學生中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加之這些被捕的革命青年在獄中聲稱愛國無罪如不釋放就死在獄中。所以，在南京很快形成了一個聲援這九位被捕青年的愛國運動。王昆侖的妹妹王楓和這九位被捕青年過從甚密，關係又好，第一個找到哥哥王昆侖說明情況，並懇請出麵營救這九位被捕的青年。
王昆侖雖然是立法委員，但他也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就去保釋被捕的人員，更何況被捕人員是政治問題且又多達九人之眾！為此，他分析了這九位青年的社會背景，遂決定采取不同的方式進行營救。例如：汪季琦的哥哥汪東是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王昆侖就設法通知汪東，請他出麵保釋弟弟汪季琦，如有為難處，他從旁相助，再如華應申，他是無錫人，王昆侖就請老鄉長——同時又是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出麵做保；由此類推，他又通過張繼、覃振等國民黨元老出麵做保，全部保釋了被捕的九名青年學生。
與此同時，王昆侖清楚地知道，這九位青年學生多是無錫會館的常客，而他自己則又是被捕青年來無錫會館投奔的主人。就常理而言，他自己必然也成了特務關照的中心人物隻是時機未到，他還能在幕後主持保釋這些青年的工作。他曆經深思熟慮，並征得黨組織的同意，決定從無錫會館搬出。
冬去春來，江南一片春色但是，自1934年的春天迄始王昆侖就很少聽到感奮的消息。1月7日，偽滿洲國呑開會議，通過所謂《國策大綱》，為實現帝製造輿論：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發表對華外交聲明，宣稱日本對中國有特殊權利，反對各國幹涉日本侵略中國。但是，蔣記國民政府外交部雖發表聲明，依然不敢嚴正抗議日本的侵華言行。這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自然，也更加刺傷了王昆侖那顆火熱的愛國心。
與此同時，蔣介石坐鎮南昌，親自指揮百萬大軍“圍剿”中央蘇區天天把所謂的勝利戰報披露報端，製造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就要覆滅的輿論。是年6巧，中統和軍統兩大特務係統傾巢出動，在租界工部局的配合下，一舉破壞了設在上海的我中央局和江蘇省委，中央局書記李竹聲、江蘇省委書記趙立人、全總黨團書記袁孟超等六人先後被捕。其中李竹聲自首叛變，並交出黨的工作用費十萬元向敵人買命。是年10月，敵人乂根據李竹聲提供的線索，又先後逮捕了盛忠亮等九人。盛又叛變，敵人又裉據盛提供的線索搜查了中央局機關大量的機密文件落入敵手，又為來年2月再次破壞我黨設在上海的地下組織提供了線索簡而言之，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幾乎全部被敵人破壞了！
王昆侖作為潛伏在國民黨中樞機關的特殊黨員他很快就獲悉我中央局及其地下黨組織遭破壞的消息。一旦和他保持單線聯係的同誌如王世英、曹亮、胡濟邦等被捕——甚至進而自首叛變，他這位立法委員隨時就有被捕的可能。因此，他過著抑鬱憤懣且又提心吊膽的日子，真可謂是度日如年啊！
也或許是又應了禍不單行這句老話，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被破壞不久，中央紅軍未能粉碎敵人的第五次軍事“圍剩退出中央蘇區開始了被毛澤東同誌稱之為“叫花子打狗——邊走邊打”的長征。更為嚴重的是，由於中矢局數度被敵人破壞，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失去了聯係，散落在各處的地下黨員隻好各自為戰，憑著黨性在為苦難的祖國工作。王昆侖在這極度艱苦的環境中，也唯有和那些心照不宣的黨員休戚與共，更加積極地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時代洪流中去！
然而王昆侖畢竟是一位把信仰視為生命的政治家他無時無刻不在關心長征西去的紅軍命運，因為他知道這關係到中華民族的興亡另外，他還急切地盼望能早一天和共產國際恢複聯係，唯有如此，中國革命才會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年初夏，潘漢年和陳雲相繼自長征路上回到上海，繞道去蘇聯。據史記述，潘漢年到達上海之後，找到了他的弟弟潘斌（即前文所述的那位被王昆侖保釋的潘斌，並通過潘斌了解了上海地下黨的情況，同時還幫助潘漢年辦了去蘇聯的護照。就常理而言，潘漢年留滬期間，有可能和王昆侖相5即使未曾謀麵，潘漢年請弟弟辦的出國護照，也隻應是通過王昆侖這條渠道從外交部偷來的。遺憾的是，詳細的內情隨著當事人的仙逝永遠地帶走了！
王昆侖作為政治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早就列入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之中。但是，他自己——包括地下黨的同誌都不曾料到這位立法委員的處境是如此的險惡！多年之後，負責監視王昆侖的沈醉寫下了這段文字：
抗日戰爭前，我在上海任法租界組組長時，便和這位王副市長（王昆侖時任北京市副市長）見過幾次。他現在決不會記得，當年他從南京到上海，回到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應是霞飛路霞飛坊）家中時，經常看到在辣斐坊（霞飛坊）口的幾個西裝革履的青年中，便有我在內。當時他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屬於孫科“太子派”的骨幹，可是他並不是在當國民黨的官，而是在暗由搞反對國民黨的革命活動。每次他從南京動身到上海，南京特務處便通知上海特務注意他的活動。所以他在法租界的活動，我就得負責偵察、監視。
王昆侖雖然不知道戴笠派沈醉專門監視他的活動，但是他清楚無論是上海的王公館還是南京新建的家，絕不適合作為地下黨的活動場所。另外他還清楚向上海、南京兩地的地下黨的負責人——或黨的重要成員傳達《八一宣言》這樣事關重大的文件，是不準出任何一點差錯的！否則，留在寧滬兩地的黨員骨千就有可能被一網打盡。再者，奉命前來聽傳達的地下黨員骨幹至少有二十多人，在什麽地方一一找個什麽理由可以騙過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呢？這的確是給王昆侖出了一道難題！
寧滬兩地的地下黨組織經過縝密的研究，認為王昆侖的方案比較安全。也可能是政治形勢過分嚴峻的原因，為確保大會的安全，杜絕一切不測事件的發生，遂又問王昆侖：
“還能再找到一個去無錫的理由嗎？要知道，此行多是一些很有身份的人啊。”
王昆侖想了想，猝然愁顏盡逝，笑著答說：
“陽曆8月，恰好是太湖有名的水蜜桃成熟的季節，我可以學著王母娘娘開蟠桃盛會的辦法，請大家到太湖來做客。”
“好！寧滬兩地的神仙準時赴會。”
王昆侖和寧滬兩地的地下黨組織又經過再三研究，認為去太湖之濱傳達《八一宣言》是萬無一失的方案。因此，商定時間，分路而行，齊聚黿頭渚太湖別墅。
但是，不知何因，如此秘密的一次活動，竟然又被軍統特務的狗鼻子嗅到了，並提前做了布置。請看沈醉的回憶：
記不清是從什麽方麵得來一個情報，當南方有名的水蜜桃正值成熟的時候，這個王委員（即王昆侖）將在無錫太湖濱他家的黿頭渚太湖別墅請客，去的客人都是些反蔣革命人士，並有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參加。這在當時是相當重要的情報，也是戴笠認為最適合逮捕王昆侖的時候。因為他不但進行秘密反蔣活動，而且在一些公開場合中，也敢於指齎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倒行逆施。他的名字早就上了特務的重點黑名單。那次行動的情報是，他將以請客遊園為名，實際上是要召集一次秘密反蔣的重要會議。所以戴笠命令我率領一個組的特務十二名，分成三批，先後去布置、偵察，必要時，即全部予以逮捕。
那次我是第一批率領四名特務先去無錫，與特務處江蘇省站無錫組組長盛某取得聯係，由他領著幾個當地的特務協助我。可能是由於情報期不準確，或是他們臨時改變了，我帶去的人兩天內都到齊了，而太湖別墅裏還是那樣安靜。我有點急了，便和盛某通過他的一個組員（該人與別墅的花木工是親戚關係）暗中進去偵察了一次，發現有請客的準備，才安心等在附近。
對此，王昆侖絲毫沒有察覺。而地下黨的負責人也沒有察覺。就是前來赴會的所有同誌都沒有察覺。他們按照預先約定好的時間、路線，大搖大擺地趕往無鑷；提前趕到無錫的主人王昆侖和妹妹王楓等一會兒是在車站，一會兒是碼頭，喜笑顏開地把前來赴會的各路“神仙”迎進黿頭渚太湖別墅，準備參加以王昆侖的名義召開的“皤桃大會”。據當事人孫曉村回憶，出席會議的人員是這樣的：
孫曉村同誌的回憶因時代久遠，有一處是明顯地記憶錯了，那就是幵會的時間不是]934年，而是1935年。因為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是在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正當王昆侖以主人的身份歡宴來自寧滬兩路的神仙的時候，沈醉等特務也忙個不停。請看沈醉的回憶：
約在我們到無錫的第五夭，上海方麵來的人，也分批到了，首先去的是王昆侖和他姝妹王楓等，接著有吳茂蓀、了小晛村等人，常監視王的兩個組員都認隻這是常去辣斐坊（疼飛坊）王家的客人。另有幾位都是穿著講究西裝的中年人，哪一個是共產黨的重要人貢？誰也弄不清楚。這時我考慮再三，不敢隨便動手。雖然盛某已和無錫警察局等都聯係好了，逮捕時，會出動警察來協助，但逮捕什麽人卻沒有敢告訴他們。因為王家在無錫一向受到當地士紳和群眾的尊敬，一旦走漏風聲，就會出問題。我當時考慮得最多的是出發前，戴笠一再叮囑我，一定要把那個共產黨的重要人員抓到《否則，孫科係統的人會大吵大鬧的。沒有抓到共產黨要員，或者那個共黨要員沒有去，就不可輕舉妄動。我估計即使那個共產黨的重要人員去了，他身上決不會攜帶什麽文件或足以證明他是共產黨的任何東西，而我們所認識的幾個，都是當時社會上的名流，萬一全都抓起來，沒有找到證據，那麽，隨便逮捕立法委員的這個責任，我可擔不起。特務處的書記長唐縱在戴笠離開南京時，他下令逮捕過幾個搞反蔣活動的改組派，結果汪精衛出麵大鬧一頓，戴笠除立即釋放了被捕的人，還將唐縱撤了職。這一教訓對我來說是有很大啟發的。我當時唯一的希望，是通過無錫組那個特務的親戚，去了解這些人在太湖別墅內的活動情況再逬行研究。得到的消息，除了知道他們吃飯和品嚐水蜜桃外，談話的內容卻不知道。我便決定寧可挨罵不去冒險。因為太沒有把握，對方又都是一些惹不起的人，萬一抓起來而找不出他們與共產黨往來的任何證據，怎麽下台？“提虎容易放虎難”，我便沒敢去冒風險，好在他們也沒有停留多久，又都走了。我便把帶來的人打發回上海，自己去南京見戴笠，說沒有發現有重要的共產黨人去參刀活動，所以不敢隨便抓這些人。他也隻是叫我繼續注意偵察、監視王等在上海的活動。
會上錢俊瑞作了政治報告，對國內外形勢進行了分析，指出當前形勢的關鍵是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超過了國內的階級矛盾，今後工作方向是貫徹共產黨的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並介紹了沈鈞儒在上海的活動情況。王昆侖分析了國民黨政府的內部情況，曹孟君和我介紹了南京的社會活動情況。曹亮汫了各方麵怎樣聯係等。
自從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捕叛變以來，寧滬兩地的地下黨組織就像是失去父母的孩子，在國民黨的政治中樞南京和東方冒險家的樂園上海戰鬥著。對和錯？完全靠自己去判斷。而今，他們雖然無法和在長征途中的黨央取得聯係，可他們終於聽到了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指示：聽到了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聲音——那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
但是，如何在國統區落實《八一宣言》的精神呢？王昆侖又陷入了新的思索……
無錫萬方樓會議之後，籠罩在王昆侖心頭長達一年的迷霧撥開了，認淸了在國難當頭、且又失掉和黨中央聯係的情況下的前進方向。但是，他又從自己住處的環境、以及自己驅車外出時的尾隨警車知道：蔣記的持務時時都在跟蹤著他。換言之，他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不測事件。為此，他更加注意言行，決不授給特務恣事的把柄。
對此，戴笠等人也是淸楚的。用戴笠的話說：隻要你王昆侖站在共產黨一邊，有意和蔣委員長作對，我遲早都會找到逮捕你的理由。據沈醉回憶：“戴笠曾度準備在上海暗殺他（王昆侖），他問我去法租界內把王昆侖幹掉有無把握？我回答他：隻要他下命令，我立即進行布置，保證能完成任務不知什麽原因，這個命令他一直沒有下給我。”
王昆侖回到南京之後，正當思索如何在新的形勢下推進抗日救國運動在南京、上海展幵的時候，一位長得非常漂亮的女性叩開了他的家門。他很客氣地說道：
“孟君，你來得正好，我正想找你研究有關南京救國會的事情，這位叫孟君的漂亮女性，就是我國著名的婦女運動的領導人曹孟君同誌。由於她和王昆侖不僅是並肩戰鬥近四十年的戰友，而且不久又和王昆侖結為革命伴侶，故很有必要多費些筆墨向讀者介紹：
曹孟君於1903年生於湖南長沙縣榔梨鎮，她的家是當地的名門望族——但全家卻讚成推翻帝製，擁護共和。她的大哥是追隨孫中山先生的老同盟會員，二哥是共產黨人柳直荀的摯友，她是曹家長得漂亮可愛卻又是最小的女兒，因此，她自小養成了反叛舊社會的叛逆個性。她早年就讀梨江女校，之後因和腐朽的校規抗爭數度被學校開除。她先後在湖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周南女校、福湘女校、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等校就讀。不久，她又隻身北上，到北京入新京學院補習，與在周南女校的同學丁玲相逢，遂結為摯友。不久，她考入北京大學，在中共黨員李芬同誌的幫助下，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更加積極地參加學生運動，很快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在這期間，她認識了小她兩歲的湖南才子左恭由此開始熱戀，並結婚。
我和曹孟君同誌是1933年在南京由王昆侖同誌介紹相識的……記得那年更天，我和王昆侖、曹孟君兩同誌談到當時形勢，感到十分苦悶。孟君提醒我們，說“昆侖不是保釋了幾位（當時的中央大學）進步同學嗎，我們不妨找幾位誌同道合的朋友，包括這幾位同學在內，組織一個讀書會，讀些進步的書，至少可以呼吸一些新鮮空氣。”孟君的提議，立刻得到昆侖和我的讚同，並且立即著手找人……南京讀書會很快組織起夾，每周聚會一次，經常在玄武湖，有時在無錫同鄉會。大家認真讀書，認真討論。在讀書會的活動中，孟君表現出一種探求真理的如饑似渴的精神。她常常提出中國革命的性質、領導力量、基本階級以及革命的方式等問題。
王昆侖見到曹孟君之後，立即就又想到無錫會議期間經過討論，決定以南京讀書會和地下學聯等為基礎，籌組南京救國會的事情。他記得“當時孟君堅決擁護這一決定，同時她請大家討論一下婦女界救國會如何著手籌備的問題。她要求在場的王楓、胡濟邦共同籌備，並指出要開展南京婦女界的工作，力量還很不夠。她提出應當打進被唐國楨把持的官辦的南京婦女會，把其中的進步和處於中間狀態的婦女，特別是比較有名望的，動員出來先參加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然後再共同發起南京婦女界救國會”。為此，王昆侖明確表態：
“我認為你的意見是正確的！但要實現這種決策，還要做許多工作，而且隻能在當時南京的政治條件容許下開展工作。”
曹孟君自然明白王昆侖這番話的深刻含義，但是她表示能克服這些來自方方麵麵的困難。這是因為她和王楓、胡濟邦等同誌團結了好多位當時南京婦女界有名望的人士，並參加了以孟君為領袖的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因此，她堅定地說道：
“我相信你的話，我依然願意在幕後幫助你，推動南京婦女救國會早日成立！”
也就是在這前後，王昆侖和範映霞發生了婚變，且到了非辦離婚手續不可的地步！由於王昆侖這次婚變多少能折射出他的個性，以及尚可窺視他部分思想苦悶的狀況，故筆者分出一定的筆墨予以剖析。
俗話說得好：淸官難斷家務事。至於說到男女私情——尤其是夫妻離異，就更是說不清道不白了！鉭是，任何結果都是受著事物自然運行所製約的，因而也可從事物運行的過程中看出一些苗頭來。就這個意義上講，王昆侖和範映霞的婚變也能找出一些規律來。例如：
範映霞是一位追求自由、向往光明的新女性，她嫁給王昆侖的根本目的不是貪圖物質享受，更不是借王昆侖的地位滿足某些女性達不到的虛榮心。她為自己繪製的人生藍圖是創造一個屬於她自己的天地。用今天的話說：追求人生的價值。而這種追求，恰好又是“五四”之後婦女一生想獲得的最高的境界——盡管這種境界對某些女性來說是虛幻的。由於這種特定時代的原因，就是範映霞和王昆侖在潮州度過他們最為美好的熱戀季節的時候，他們之間也時而為這些問題吵架。據當事人回憶：範映霞過分倔強，常和王昆侖為一些生活小事吵嘴。
範映霞和王昆侖結婚之後——尤其是生下他們的愛情結晶金陵，範映霞不得不離開她追求的轟轟烈烈的社會，回到無錫王氏大家族中過那種她厭惡的“小媳婦的日子”，這和她的人生理想相去遠矣1她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再者，由於她出身卑微，和王家的成員難以和睦相處，這又必然刺激她那追求自由且又非常強烈的自尊心。她不願過這種看著他人眼色的生活，可她又因女兒過小不能回到她所向往的天地中去，再加之王昆侖遠在南京，連個發泄的對象都沒有，因而她必然把這神精神苦悶的原因歸結到王昆侖的身上！
範映霞好不容易從“囚禁”她的王氏家族中搬到了上海，且又住進了獨門獨院的王公館中，那種新鮮之感是難以言喻的但是，不久這種新鮮感就又被一種莫大的孤寂感所代替。這是因為王昆侖常住南京，兩個星期——有時長達一個月才能來上海看她和兩個女兒一麵。就說這匆匆地相見吧，也多被兩個女兒——尤其是王昆侖所喜愛的小女兒所占有，相比之下，她所企盼的親情就顯得平淡無味了！久而久之，她認為自己被社會遺忘了，被丈夫視為無足輕重了，她完全變成了她最瞧不起的隻教子而不相夫的家庭婦女了！遂很自然地產生了對人生失去意義的悲愴之感。
自從範映霞成了上海王公館的主人不久，她就很自然地提出這樣的疑問：“昆侖為什麽不在南京設公館呢？既然在上海設了公館，又為什麽不在上海長住呢？……”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發現一有時是王昆侖無意說給她的，有不少女性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這就很自然地引起她的嫉妒。時間長了，她也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原來是這麽回事……”
範映霞很快認識了王昆侖接觸的女性，尤其是曾扮過王昆侖情人的胡濟邦，以及她早就認識的曹孟君引起了她的懷疑。不久，她乂從懷疑開始和胡濟邦、曹孟君相比較，結果，她越比越失望遂又產生了一種自暴自棄的自卑感。因而，她平時無所事事，和一些貴夫人們靠打麻將、看美國電影消磨人生。這樣一來，王公館就變成了家不成家的樣子，就說兩個女兒的教育吧，她也就難以上心了！
王昆侖雖然是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孕育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但傳統的道德枷鎖卻牢牢地禁錮著他的思想，支配著他的行動。他和範映霞結束甜蜜的熱戀生活不久，尤其是範映霞生下第一個女兒金陵之後，他很自然地認為範映霞應當過妻子的生活，那就是像中國千萬個妻子那樣過日子。他不要求範映霞相夫，但他卻要求範映霞做個好母親。換言之，他希望範映霞教育好兩個可愛的女兒。當他發現範映霞在上海過起了他討厭的自甘沉淪的生活以後，他就提出了嚴肅的批評。結果，一定就是那種難以分出是非的夫妻吵架。一次、兩次……王昆侖就公然提出了離婚。對此，範映霞決不答應！
也就是在無錫會議召開不久，王昆侖又例行任務回到了上海。
這時，上海正在流行一種死亡率極高的傳染病，搞得家家不安戶戶難寧。王昆侖嚴肅地對範映霞說：
“在這期間，你千萬別帶著兩個女兒上街，免得傳染上這種疾病！”
範映霞不知何因，她偏偏帶著兩個女兒繼續上街購物和看電影。結果，導致兩個女兒被傳染上這種疾病，全都送進了醫院。當王昆侖聞訊趕到上海，大女兒金陵雖然脫離了危險，可他最喜次的小女兒不幸夭折。這對昆侖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當場要求堅決離婚！
範映霞理屈，可就她本意而言是決不同意離婚的，怎麽辦？她提出了一個自認為可以迫使王昆侖收回離婚的條件。
“可以離婚，但必須答應我兩個條件。”
王昆侖的心情本來就不好被範映霞這種帶要挾的話語激怒了，當即說道：
“說吧！我什麽條件都答應。”
“一、女兒金陵我不撫養；二、給我一廳銀元。”
但是，範映霞忘記了王昆侖的個性一一決不向任何威脅和強權低頭！他向友人借來一萬大洋，往桌上一放，二話沒說就領著女兒金陵走了。但是，王昆侖絕不會想到從此他和女兒金陵相依為命，唱了一生的打漁殺家。此乃後話，略。
不久，王昆侖獲悉：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中不僅沒有被蔣介石指揮的百萬大軍消滅，而且千1935年10月下旬到達了陝北。這預示著中國抗日救亡的形勢將發生突變。因此，他的內心是十分興奮的！與此同時，蔣介石為了繼續貫徹“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宣布於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在南京召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並為1935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做準備。黨組織轉告王昆侖：
“參加國民黨競選，弄個國民黨中央委員幹幹。”
王昆侖對國民黨失望到了極點！對時下蔣介石控製的國民黨更是恨得咬牙切齒！如果不是黨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真想登報脫離國民黨。近一年來，蔣介石傾全國之兵力圍追堵截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妄圖一舉消滅之；另一方麵，他派出親日派何應欽、黃郛等接管北平，武力鎮壓愛國的救亡運動的同時，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秦土協定》。更為嚴重的是，華北各神親日勢力正在醞釀成立華北自治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一句話：華北就要變成第二個東三省了！麵對華北的危局，競選專門“剿共”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這是有悖逆於王昆侖的主導思想的！
“當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可以更好地為我黨工作嘛！”
這條理由說服了王昆侖，他這位當年的西山會議派的骨幹，又公然扯起了競選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的大旗。王是太子派的骨幹，自然會得到太子派支持；王是西山會議派唯一至今還敢說蔣介石怪話的青年骨幹，理所當然地會得到右派元老的青睞；麵對山河破碎的亡國危局，有不少有良心的原國民黨中央委員要求救亡圖存，因而他們也支持公開宣傳抗日的王昆侖；另外，蔣介石召開四屆六中全會和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一個目的，是爭取閻錫山和安撫馮玉祥。這樣一來，原西北軍中的很多高級將領也支持王昆侖入選。簡而言之一句話：王昆侖這位反蔣分子的呼聲猝然高漲起來！
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幵幕了！蔣介石和汪精衛率全體與會者到中山陵例行謁陵儀式之後，9時許回到湖南路中央黨部舉行開幕式，由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長汪精衛致幵幕詞。開幕式完畢後，中央委員們相繼步出禮堂，集中到中央政治會議廳門前等候攝影留念。9時35分攝影完畢，突然槍響，汪精衛應聲倒在血泊裏。
1935年11月12日，國民黨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就是在這同一天，日本侵華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到達北平，向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提出成立華北五省自治政府，限期為11月20日向中外宣布。這樣一來，激怒了全國人民，也激怒了具有愛國心的國民黨代表。但是，蔣介石為了貫徹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竟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夬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的外交方針。這就越發激怒了與會的代表。因此，盡管蔣介石利用手中的權力不讓王昆侖當選，然而與會的大多數代表還是投了王昆侖的票。最後，他以合法的票數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王昆侖競選勝利了！南京讀書會的同誌們紛紛前來祝賀，當選的王昆侖卻未露出絲毫的高興。他抓住曹孟君的手竟然說了這樣一句話：
“孟君南京婦女救國會籌備得怎麽樣了？”
曹孟君也十分激動地答說：
“昆侖，放心吧！我們南京的婦女不會讓全國人民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