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002

胡漢民認為王昆侖是可造就的且又有發展的所謂革命青年，在此亂世之中，自認為就要一統黨國的胡漢民十分需要像王昆侖這樣的人才，因此，他說了如下這句史有所記的話：

“不要去上海了，留在南京，先在中央黨部掛著職。”

王昆侖遵命留在了南京，但他依然不願參加自認為醜惡的派係之爭。也就是在這期間，他想到自己和範映黢雖已成為事實的夫妻，擔因所謂革命的原因，至今未舉行結婚典禮。他和範經過籌備，遂在南京補辦了一次儀禮隆重的結婚儀式。

接著，寧方——主要是胡漢民惟恐實權落在汪精衛的手裏，特委會的黨務實權力推西山會議派的人負責。這樣，王昆侖又被推選為以謝持為主任委員的組織委員會的委員兼主任秘書。實際上，王昆侖執掌了國民黨中央的組織實權。就王的本意而言，想為他理想中的黨國選配幹才，盡快地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遺願。但是出他所料的是，發現上當的汪精衛借口回到武漢以後，組織特委會政治分會與之對抗，並攻擊他負責主持的組織委員會違犯黨的章程，在使用幹部方麵用人唯親。由此開始，剛剛合流的寧漢雙方又變成了寧滬與漢的對立。和以往一樣，先是“文攻”，繼之又是“武鬥”。結臬，汪精衛手下的大將唐生智不敵桂係李宗仁，拱手讓出兩湖，倉皇退到廣州，想以兩廣為基地和寧滬雙方繼續角逐所謂黨國大權。對於汪精衛的失敗，王昆侖等是拍手稱快的。同時，他也越發地看透了汪精衛的人品不足道哉，不僅深埋在心的反汪的種子開始發芽，而且他還公然罵汪：

“真是一隻狐狸精，變得實在是太快了！”

正當西山會議派一一允其是王昆侖這些尚未染政客習氣的書生自鳴得意的時候，蔣介石東遊日本，在完成蔣宋聯姻之後回到了上海。蔣審時度勢，認為有聯汪（精衛）缶垮寧方的精神支柱胡漢民，遂派出自己的郎舅宋子文南下遊說。時下，汪精衛走投無路，隻好回過頭來捧蔣，因而蔣、汪一拍即合。緊接著，蔣汪暗中勾結，認為隻有打垮西山會議派，才能恢複被西山會議派所攻擊的二屆黨統。自然，二屆黨統一俟確立，桂係控製的特委會就被推翻。也隻有出現這樣的政治局麵，蔣介石才會從在野之身變為黨國的最髙主宰者。為此，他一手策劃了所謂的“一一二二”慘案。經過如下：

1927年11月22日，南京各界舉行“慶祝討唐（生智）勝利大會”。蔣氏之嫡係陳果夫唆使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訓育主任穀正綱在會上發表“打倒西山會議派”的演講，指使黨務學校的學生在台下應聲附合。會後，進行遊行示威，行至複成讚時，陳果夫又密令軍警鎮壓，打死二人，傷七十五人。事後，陳果夫又指使黨羽在各地散布謊言，指控西山會議派的核心人物鄒魯、謝持、居正、潘宜之等人為此慘案的幕後指揮。全國各地國民黨黨部、報刊群起呼應，強烈要求“嚴懲主犯”，從而使西山會議派處在了四麵楚歌之中！其中被點名的要人為安全起見，相繼逃離了南京。

王昆侖作為西山會議派的骨幹分子，自然也難逃陳果夫屬下的圍攻，更有甚者，當眾罵他是“抽大煙”的癮君子！為此，他憤而辭職。正當他為國民黨的命運悲哀的時候，他的妻子範映霞給他帶來了喜訊——生了一個可愛的女公子。他為了紀念在南京的這段難以忘懷的政治生涯，給這個剛剛來到人世間的女兒起名叫金陵她就是相伴父親終生的孝女、知名文學家王金陵教授。

蔣介石製造的“一一二二”慘案達到了一石二鳥的目的：西山會議派被搞得抬不起頭來，桂係李宗仁、白崇禧等控製的特委會形同垮台。接著，蔣氏又於12月1日在上海大華飯店和宋美齡舉行結婚典禮。旋即，蔣、宋相偕回溪口，名為度蜜月，實是策劃“倒汪複出”。

事有湊巧，就在蔣、宋完婚剛好十天——12月11日，中國共產黨利用廣州第四軍政變造成的有利形勢，發動了著名的“廣州起義”。以此為契機，桂係、西山會議派，以及名存實亡的特委會屬下的諸派係遂又結成了攻奸汪精衛聯共的同盟，使汪陷於四麵楚歌之中。接著，蔣氏又導演了白崇禧舉刀相逼和黃金榮、杜月笙代蔣勸退兩幕好戲之後，汪精衛又被迫采取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老策略，於12月16日登上駛往法國的一艘貨輪，去賽納河畔過亡命在野的生活了！蔣介石巧妙地利用國民黨諸派係的矛盾，沒用一槍一彈，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九五之尊。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到徐州前線，拿掉了曾是蔣記軍事集團的大將——後參預桂係逼蔣下野的何應欽的一切軍權。王昆侖曾在何屬下工作過，為保平安起見，學著何應欽的樣兒躲到上海租界地當寓公去了！

王昆侖在滬期間，是他一生最為苦悶的時候。他立誌獻身的國民革命，被蔣介石等新軍閥、汪精衛等老政客演成了一幕又一幕爭權奪勢的醜劇；他願為之奮鬥的國民黨，完全被孫中山先生的這些不肖子孫變成了結黨營私的工具。念中國的前途，又必然會演出一幕又一幕新軍閥之間的混戰。怎麽辦？他於極度苦悶之中在思索自己的出路，也在探尋災難深重的祖國的前途。

王昆侖或許是太敬仰孫中山先生了！他雖然完全看透了孫中山先生的不肖子孫汪精衛、蔣介石、胡漢民，乃至於他曾為之戰鬥的西山會議派的右派元老們，但他仍然下不了決心和國民黨決裂。自然，他更下不了決心改弦更張，另覓一條新的革命出路。這是因為他堅信這樣一句話：“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經卷是好的，被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這些歪嘴和尚給念壞了！”換言之，中國隻要產生新的忠於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者，而今業已腐敗的國民黨就會新生，國民革命也會沿者孫中山先生當年指的革命航程奮勇前進！因此，他痛苦思索的結果，走孫中山先生曾走過的路：改造國民黨以改造國民革命。

恰在此時，一批西山會議派的青年骨幹分子相繼聚首上海，天天在探討中國的革命出路在何方？也可能是受著特定的階級立場的驅使，也有可能是被特定曆史時期的革命潮流所裹挾，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和王昆侖站到了一起。這時，“國民黨派係紛紛成立了各種各樣的小組織3計有鄧演達、譚平山領導的第三黨，；汪精衛的改組派山東的大同盟，；北京的興中會，等”。王昆侖等多為北京大學的學生，在成立所謂革命組織方麵是有經驗的，遂於1928年2月成立了“再造社”。顧名思義，是為了再造國民黨。

“再造社”和其它的小團體一樣，都是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信徒”相標榜，“實際上大部分都是因人事關係形成的”。如史記載：“再造社”在上海成立的時候，有社員一百八十多人。“幾乎可以說都是當時剛從北京以及其他地方來的大學畢業生，年齡在三十左右的中青年。是1924年以後加入國民黨的正式黨員。大部分都加入過孫文主義學會和西山會議派。而以1924年在北京的民治主義同誌會的成員占多數。”就在“再造社”成立的大會上，王昆侖和鍾天心、諶小岑三人為理事。事後，“再造社”的領導成員多有變化，但王昆侖都名列榜首，足見王在“再造社”的地位和作用。

王昆侖深諳輿論作用的重要，遠在“五四”時期一一以及組建“民治主義同誌會”期間，他都設法創辦刊物，一泄自己的理論觀點。就在醞釀成立“再造社”的期間，他就決定創辦一刊《再造》旬刊、一報《民眾日報》。對他們這批來自大學生的成員而言，寫文章是駕輕就熟，立馬可待；但是，要弄來一筆可支撐一刊一報的經費，就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了！這時的王昆侖等人已經不是昔日的書生了，他們在動**的官場中混跡有年，也學會了利用矛盾、為我所用的策略了！請看周一誌記述的籌款經過：

1928年初，國民黨的文人巨頭胡汊民、孫科、伍朝樞，因政治上理甴，隻能在野，於是他們一同前往歐洲考察政治。當時青國民黨員正昆侖、鍾天心、諶小岑和我，一共有幾個人，擁護胡漢民，梁寒操則追隨孫科。因此關係，胡、孫兩人在出國時特別囑咐主持兩廣軍政的李濟深給這些人經濟上的支持，在上海辦刊物、辦報紙……有了經濟來源，於是我們就在上海辦了一個《再造》旬刊和《民眾報》，附有一個小印刷所。

《再造》旬刊創刊初期，由王昆侖任主編。後來因工作太忙，與梁寒操共同主持《再造》旬刊的筆政。不久，在蔣介石軟硬兼施的策略下，諸派係頭麵人物同意召開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再造社”的幾個負責人開了幾天會，決定提出一個國民黨的“再造方案”。並委托王昆侖寫一篇文章。對此，王昆侖思慮很久，遂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篇兩萬字的長文。據湛小岑回憶，這篇頗有影響的文章主要內容有：

1批評南京政府成立以來，雖然提出了中國革命階段進入了“訓政”時期，但實際上還是少數人獨裁，沒有實行民權主義。在這裏，對政府兩年來的黨務工作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2從而，強調了“訓政”時期的民權主義，也就是人民民主生活的重要性。

3在廣大農工群眾在長期封建主義的束縛下，不習慣民主生活的過渡時期，先由黨員在先……試行“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權。一俟黨內民主生活健康運行之後，宣布進入人民民主階段。

這篇再造國民黨的長文章，得到了“再造社”同仁們的一致讚同。但是，也遭到了蔣記國民黨——尤其是係統的反對。登有這篇文章的《再造》旬刊印了一萬五千份，“除有幾十份分送有關方麵外，在上海各書店寄售的以及從郵局寄發各地的一萬四千九百餘份，全部被上海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沒收，並宣布《再造》為非法刊物，不準寄售、郵寄。《再造》旬刊從此不能發行。”換言之，《再造》旬刊形同查封。

王昆侖早就看透了蔣介石的獨裁本性。但是，他卻沒有料到連在野的國民黨人創辦的刊物也不準發行。這就等於宣布：王昆侖在神州大地不會再有給國民黨提意見的地方了！他的所謂宏圖大誌——改造國民黨的理想也就等於白日說夢，永遠不能實現了！怎麽辦？他再次陷入了更大的痛苦中！

正當王昆侖處於猶豫、彷徨之際，因日本軍國主義者在皇姑屯炸死奉係頭子張作霖，致使蔣介石的二次北伐迅速結束。蔣氏為了一統黨政軍大權——主要是為了實行“削藩裁軍，一切權力歸中央”，再次尋求新的蔣（介石）胡（漢民）合作。胡氏也是一位不甘寂寞且又權欲熏心的元老，他已在野多時，突然看到蔣介石故作姿態，拱手相請，遂就坡下驢，又堂而皇之地回到南京，坐上了立法院院長的寶座。就說太子派的領袖孫科吧，也趁此當上了鐵道部長。自然，和王昆侖一起大談再造國民黨的同仁也跟著胡漢民、孫科去南京做官了！這對王昆侖而言，其刺激遠在查封《再造》旬刊之上，因為他不僅看淸了國民黨元老們高喊國民革命的本質，也明白了跟著他一起高喊再造國民黨的中育年同仁的真實目的。怎麽辦？他為了表示自己的淸白，婉言謝絕去南京做官的邀請，曆經深思熟慮，遂決定把愛妻範映霞和不滿周歲的愛女金陵送回故裏無錫，再次東渡日本，實地考察日本軍國主義下一步侵華的目的。

王昆侖為什麽又想東渡日本呢？其了，國事痛心傷於身，使他那本來就贏弱的身體幾幾乎垮了下來，遵醫生至囑，需靜養調理；其二，自二次北伐不久所引發的濟南“五卅慘案”以及6月4日在皇姑屯炸死“胡帥”張作霖以庫，舉國上下掀起了反日浪潮。更有傳言，說蔣介石訪日期間曾拜會過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曾秘密召開“東方會議”，並將其會議的內容概括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自然，也有傳說，田中首相將其報奏日本天皇一這就是民間流傳的《田中奏折》。王昆侖認為這涉及到日本侵華的戰略，自然也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存亡。他作為一位堅定的愛國主義者，絕不可以為國民黨內部的爭權奪利而亡國。為此，他毅然拋棄南京政府的高官厚祿，借休養之便東渡日本。

王昆侖此次東渡，恰逢本經濟大蕭條時期，再加之東京大地震所帶來的重大損失，日本各界人士談論的中心話題是到中匡的東三省找出路。另外，由於皇姑屯事件在日本引發了軍界和內閣的矛盾，從田中內閣的倒台可知，即將繼位的裕仁天皇是傾向軍方的。如果軍界一旦執政——且又得到日本最高主宰者天皇的默認，日本軍國主義者必然沿著“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條侵略道路走下去。結果：專心打內戰的蔣記國民政府無力阻擋日本的侵略，中國亡矣！

如何挽救即將亡於日本之手的祖國呢？走再造國民黨以再造中國的改良之路是行不通了，因為麵對蔣介石這介武夫，隻會落得“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愴然敗局。他為了尋求新的救國之途，又毅然回到祖國，計劃在自己的故鄉無錫靜靜地讀書，探求新的救國的主義。

誠如前文所述，王昆侖雖是無錫人氏，但因生於直隸，長於北京，很少機會能領略故鄉的人文景觀，也沒有充足的時間給他飽覽浩淼太湖的湖光山色。每次回歸故裏，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他這次自日本一登上回國的客輪，就暗下決心：一定要擁抱美麗的太湖，用潔淨的太湖之水來洗滌被官場所玷汙的靈魂。

但是，當他真的回到無錫並身臨太湖之中的時候，由於心情的原因又覺得興味索然。就是昔日閩鄉最喜愛去黿頭渚一覽太湖之美的景觀，他也沒有遠賞萬頃太湖，領略“山巒起伏，波光粼，帆船點點，漁歌唱晚”的閑情逸致！相反，他過去最不喜愛去的蠡湖卻使他駐步，且由蠡湖想到了春秋末年越國大夫範蠡功成身退，偕一代美女西施泛舟湖上的往事。但是，當他想到日本亡我之心即將變成現實，他又禁不住地黯然自語：

“我不是範蠡，我也不能做當代的範蠡！……”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正當壬昆侖因政治上尋找不到出路而陷入極度痛苦的時候，又因愛妻範映霞和壬氏大家族的關係使他處於尷尬的境地一一並由此出現感情的裂痕。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範映霞是在提倡女性解放、人權自由的“五四”時代成長起來的，因而她有著為自己爭自由、要平等的個性，據當事人固憶，就是她在潮州和王昆侖共同生活期間，也常為這類事情和王發生角。範和五自北京南下，過著雙翼雙飛的甜蜜生活以來一一尤其是當上新一代的女兵之後，她終於追求到了當時女性終生憧憬的所謂人生價值。但是，自從她生了愛女金陵之後，等亍乂把她從自由的世界鎖進了封建的大牢籠之中。由於她出身貧寒和王氏家族的門第相去甚遠因此王氏家族那特有的家規、風成為禁錮範映霞精神世界無形的伽鎖。結果，婆媳關係、妯婢關係……乃至於和小姑的關係都處得很僵。加之，昆侖東渡遠遊連個述說其苦、發泄情感壓抑的對象都沒有所以積部在心的憤懣是可想而知的了！

然而，這時的王昆侖不僅沒每安撫妻子的精神準備，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他還需要範映霞悶妻子那特有的情感來慰藉他政治上的失落感。因此，當他冋到無錫看到範映霞那傷心的淚水，聽到父母的抱怨之後，真是煩上加煩！加之，他是在封建遺風很盛的大家族中成長起來的孝子，隻有婉言相勸妻子的份兒。對此，範映霞情感深處的失落遂化做失望一切恩恩怨怨也就變成夫妻吵架的借口。這時的王昆侖不僅沒有嚐到絲毫所謂的天倫之樂，而且這近似無聊的家事爭吵搞得他隻有個念頭：快些離去！

恰在這時，胡漢民等西遊歸來。王昆侖認為隻有胡氏高舉反蔣的大旗，才會推倒蔣介石的軍事獨裁。換之，唯有胡氏登高一呼，中國才能免於被日本滅亡的危險。因此，他懷著這種反蔣抗日的特殊心理，毅然告別啼哭不已的妻子和牙牙學語的女兒問到南京，勻有關人士協商之後，遂決定和“再造派”的骨分子鍾天心一道，“從上海迎胡於香港同胡一同坐船冋上海，預期利用在輪船上的空閑，由王、鍾交出我們一批人的聯名信，希鎳胡北上仿照當年孫中山先生的北上，提出對黨政軍的大政方針，方麵接近群眾和青年，以大政治家的地位要蔣接納主張，才辦南京，否則不如留在上海做在野派的領袖怛是“聰明的胡先生這次來倒不是為用兵而是上尊號的；他知道不能和蔣爭，隻想在南京分嚐臠的滋味。他在歐洲已起草了一個改革國府的方案，上設主席而下設五院，借名是實行建國大綱而對於大綱所規定的條件倒不注意它是否已成立胡先生所要的僅是立法院而把國府主席讓之蔣先生。這個方案是蔣先生所需要的廣因此蔣胡再次實現合作。這使王昆侖失領到了極點！這是因為他想借助胡漢民在國民黨內的威望，實現倒蔣反汪、抗救國的理想破滅了

蔣胡合作，無疑為蔣實行軍事獨裁增添實力。在摧毀汗記“改組派”並暗殺其主將王樂平之後，又相繼打勝了蔣桂之戰、蔣馮之戰、蔣馮閻中原大戰。這時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自然也是為了削弱既是政治盟友、又是政治對手的胡漢民的實力，遂公然“主張召集國民會議製定訓政時期約法”企圖利用國民會議這種民意機關和法律的形式，把囟己的統治，法化。1930年1]月12日，閩民黨在南京舉行三屆四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召開國民會議”。但在此會議上，卻遭到了胡漢民的強烈反對，並公開抨擊蔣氏的專斷行徑，致使蔣、胡矛盾的激化。為此，蔣氏借口宴請胡氏議事為由，於1931年2月28日，將胡漢民扣押，迸而軟禁在南京郊區湯山。史稱“胡漢民湯山被囚”。

王昆侖在此新軍閥混戰時期，雖然出於相對靜觀的地位，但他依然不願坐視蔣氏日漸強大。為此，他對為虎做倀的胡漢民由敬仰而鄙視。但是，當他聽說蔣氏扣胡於南京之後，一種本能地反蔣情緒猝然而生，遂又在南京積極地活動起來。這時，孫科看到胡那樣為蔣賣力，竟落得如此下場，一想到自己未來的政治結局，大有不寒而栗之感！遂決心反蔣。恰在此時，胡漢民在軟禁中“秘密傳出話來，希望孫科到兩廣去會同胡的老友古應芬策動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另組反蔣政府。胡並且願意同汪精衛派合作，同蔣氏的國民黨分家”。這時的王昆侖明知又是一場新的派係之爭，但他認為唯有如此才能打倒當今的“袁世凱”，中

國才有可能抵禦日本的侵略，因而他和他的再造派”的戰友們認為：“這正是我們當時求之不得的事，十分興奮，願意為這些反蔣的預定目標而努力。從這個時候起，再造派，的朋友們，便一心一意地擁護孫科。而孫科的政治影響及地位，也因扣胡之事而重要起來了。”南下廣東做什麽呢？或日打出一個什麽反蔣的旗號呢？西山會議派的元老們立即想到了孫中山先生曾經使用過非常會議的名字，遂以去廣東召開非常會議為號召，分頭串聯各反蔣政治派係、失意的地方軍事實力派等會首廣州，召開反蔣的非常會議，並成立沒在廣州的國民政府。在這一幕中，西山會議派的元老唯恐大權旁落汪精衛，有意捧太子孫科；而王昆侖等“再造派”的中青年骨幹本來就和太子派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孫科在黨政方麵的發言權比汪精衛都大”。所謂權力再分配的結果也較理想：梁寒操做非常會議秘書長，鍾天心做宣傳部主任秘書，而王昆侖則出任《中華導報》主編。

召開非常會議的終極目的是團結反蔣，正當兩廣方麵扯旗出兵討蔣之際，不料突然發生“九一八事變”。國難當頭，“使得寧、粵兩方不能不謀合而對付外患了。蔣派陳銘樞、蔡元培等人為代表，答應釋放胡漢民、李濟深、居正等人，蔣自己願引咎下野兩方先在上海開和會，然後廣州結束非常會議。汪精衛、孫科、鄒魯等人代表非常會議到了上海，同蔣派的代表開寧粵和平會議；胡漢民等人，已經自由地到了上海”。這個時候，王昆侖和他的朋友們“拚命拉攏胡、汪、孫三個國民黨文人巨頭合作……由文人大團結而製止蔣不能再獨裁，誰也不再被蔣利用”。結果，是年年底，蔣介石在全國人民——尤其是失陷日本之手的東北人民強大的抗日壓力下，被迫第二次下野。而王昆侖這些被稱之為太子派的骨幹成員，他們所擁戴的領袖孫科當上了行政院長，在他們——尤其是王昆侖的心中，就可實現抗日救國的宏圖大計了！但是，嚴酷的現實再次教訓了王昆侖，用當事人的話說：

“胡、汪兩人當時口頭上答應得很好，而實際上畢竟還是各懷鬼胎，我們在政治上又太天真了。”

王昆侖始料未及的是，蔣介石所謂的主動下野，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直言之，蔣氏下野的第一個目的，是為了轉移全國人民罵他不抗日的視線，借此把罵名栽到政治對手的身上；第二個目的就是利用矛盾，造成胡、汪等人的爭權，並利用手中的權力逼迫孫科交權。簡而言之，蔣介石以在野之身回到故鄉溪口做壁上觀，靜候政治對手成鳥獸散，他再重登九五之尊。

由於王昆侖對蔣氏下野估計失誤，因此他對孫科掌握的行政院也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對此，他自己說過這樣的話：

孫科當行政院長，因胡漢民不肯幹，汪精衛稱病住進醫院，也是為了好觀望一下……後來，他（孫科）也支撐不住了，如汪精衛等不是真支持。另一原因，財政大權仍在蔣方（主要控製在宋子文的手裏過去是各省市給錢，匯集上海交南京政府。現在蔣介石暗暗下令，各省市反來向孫科的了政院要錢。同時，0本也不允許我國東南有抗日力量，濘泊長江的日艘把炮口對準南京……不久，上海爆發了“一二八”淞滬抗戰，孫科的副手黃漢梁對孫說：他所掌握的錢頂多有二百萬元了。孫提了一百萬元，到上海支援抗去了。

正當孫科內閣陷入外侵內憂、一籌莫展之際，“胡漢民由上海去香港，做兩廣軍人的政治後台人物。汪精衛同蔣介石早有勾結，在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軍淞滬對日抗戰時，汪同蔣突然在杭州會麵蔣汪很快實行合作，雙方協商的結果是，蔣複職主軍，汪接替孫科出任行政院院長。在蔣汪對日共同妥協之，東三省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而上海淞滬抗戰也以中國失敗告終。

王昆侖曆經這次變亂，他的最後一線希望一由文人大團結而製止蔣不能再獨裁完全地破滅了！同時“又一次證明了國民黨文人大團結根本是幻想”。他在這次變亂中，完全看透了孫中山先生的三個不肖子孫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沒有個誠心誠意地踐行三民主義的，也更沒有一個是把國難、民苦放在心上的。相反，他們想的全是爭權奪利，充任當代中國的獨裁者。為此目的，他們可以置民族大義、國家危亡而不顧，至於所謂黨的原則就連，提也沒有人提了！為此他經常發出這樣的自問：

“像時下的國民黨還有什麽用途呢？……”

王昆侖在對國民黨失去信心之後，其內心的痛苦是一般國民黨人所不能比擬的。因為他畢竟是孫中山先生親自談話砭加入的國民黨啊！蔣汪合作之後，和他一齊倒蔣的“再造派”的戰友為生活計一一也為未來政治出路計，相繼去上海投奔失意的孫科，用他們自己的話說：“生活上也靠孫維持。”而王昆侖斷然拒絕赴滬，因為他已經暗下決心：再也不能盲目地跟著這些政客搖旗呐喊了！王昆侖麵對日本亡我中華的侵略野心，經常想到顧炎武的名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時下，他已斷定國民黨是完不成抗日救國的民族大任的。但是，誰能領導四萬萬同胞奮起救亡呢？他沒有結論。

1932年到了，王昆侖業已年滿三十了！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三十而立。王昆侖也很自然地發出這樣的自問：

“時至三十而立之際，我應該立什麽呢？……”

昆侖依然沒有結論。他曆經痛苦地深思熟慮，遂毅然做出如下的決定：回故裏無錫，邊讀書邊總結十多年走過的坎坷之途，希冀找到一條新的救國之路。

王昆侖告別了有六朝古都之稱的南京，遂又懷著愴然的心情回歸鄉裏無錫……

王昆侖告別六朝古都南京的心情是異常複雜的。在回歸故裏的車上，發生在石頭城中的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救亡悲劇，在他的腦海屏幕上演個不息，使他不能不從這些主演救亡悲劇的主角的身上問個為什麽？

有頃，王昆侖的思路又閃回到“九一八事變”猝起之後的南京，他似乎又看到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洶湧澎湃的救亡大潮。自然，他也想到了蔣介石麵對這不可抗拒的救亡大潮的拙劣表演，似乎蔣氏當眾說的謊言還回響在耳邊：“三個月內，我們一定會收複失地，如果不收複，我蔣某人就親自上前線堵炮眼廣三個月過去了，蔣氏不僅沒有兌現其聲嘶力竭的上述諾言，反而借機下野，回到溪口做當代的薑太公，利用權謀，遂又變成了高喊抗日的領袖。想到此，王昆侖不得不黯然喟歎：

“啊，這就是當代國民黨的領袖喲……”

王昆侖想到此時，很自然地又想起了一件事：蔣介石講完上述那段話後，會場上一位軍校的學生憤然地喊了一聲：“不要言過其實吧！”蔣氏氣得抓起桌上的一個玻璃杯摔得粉碎，把押上台來的這位學生打了“兩個耳光，狠狠地踢了兩腳，命令他向孫中山總理像三鞠躬”，結果，這個軍校學生當眾被押走後就失蹤了！想到此，王昆侖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

“這位軍校學生何罪之有？他隻是說了一句真話啊！……”王昆侖是深諳曆史的學者，自然知道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曆史掌故，尤其當他想到曆代帝王誅殺敢於講真話的忠臣之後，他終於明白了：蔣介石不僅是愛聽讒言的當代昏君，而且還是一個不許言亡國的暴君。

由此，王昆侖又想起了憤怒的學生闖進外交部，痛打外交部部長王正廷的情景。接著，他又由痛打王正廷想起了自己當年帶隊上街遊行，痛打北洋政府外交部部長章宗祥、火燒趙家樓的往事，真是感慨萬千啊！青年的熱血一代又一代地流淌，可多災多難的祖國出路又在何方呢？王昆侖沒有結論！

王昆侖隨著個人政治地位的升遷，他由“五四”時期的熱血青年變成了新的權貴。換言之，他由昔日反抗北洋政府的學生領袖，於不知不覺中變成了當今學生反對的達官要人。麵對危亡的祖國，看著不願當亡國奴的人民，他無時無刻不在黯然自語：“我不能再沿著這條沉淪之路走下去了！可我的新的救國之路又在什麽地方呢？……”

誠如前文所述，王昆侖雖然反對中國共產黨，但他有很多北京大學的同學和先生卻是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有的被北洋軍閥殺害了，有的被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屠殺了，然而他們不僅沒被斬盡殺絕，反而在青年學生中發展壯大起來。尤其使他不解的是，蔣介石認為學生抗日是受了共產黨的宣傳。對此，他經常發出這樣的自問：

“青年學生為什麽會跟著共產黨走？共產黨宣傳抗日救亡又錯在何處？……”

每當說到共產黨，他就條件反射似地想到兩個人：一個曾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一個曾是蔣介石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對於毛氏，王昆侖知之較多，不僅認識其泰山楊昌濟先生，而且還知道毛氏的發妻楊開慧，自然也知道毛本人在北大圖書館供職的往事。使王昆侖難以理解的是；毛氏為了踐行其革命理想，毅然拋棄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之職，跑到井岡山上當“山大王”，帶著一批泥腳杆子和蔣介石的百萬大軍角逐天下一且在蔣介石的軍事圍剿下越來越壯大，這到底都是為了什麽呢？說到周恩來，王昆侖知道得更多一些：周的弟弟周恩壽是王昆侖在南開中學的學生，王氏相識已久的鄧穎超是周恩來的革命伴侶，說到周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期間的為人和政績，他遠在潮州分校任職的時候就聽說了令他不解的是：周恩來為什麽要和蔣介石、國民黨決裂在南昌舉義呢？又為什麽冒著生命的危險在上海和軍統、中統鬥法呢？王昆侖的結論隻有一個：

毛、周是為了在中國踐行共產主義的理想。

由此，王昆侖想到自己為了踐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加入國民黨，為了自認為是無限忠誠於孫中山先生的弟子，敢於參加西山會議派反對所謂的國民黨左派。時下，他認為國民黨完了，蔣介石變成了當今的袁世凱，再也肩負不起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而全國的工農大眾，尤其是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不僅同情或傾向共產黨，而且還把救亡抗日的大任寄托在共產黨身上，這又是為了什麽呢？接著，他又反問自己：“我對共產黨知之有多少呢？”這時——也隻有這時，他才感到自己對反了近十年的共產黨幾乎是一無所知。為此，他決定回到無錫的第一件事，就是潛心研究共產黨信仰的理論馬克思主義。

王昆侖回到無錫，再也無心觀賞美麗的太湖，一頭紮進書齋，集中研讀不同文本的馬克思原著，與昔日自己學習的西方哲學著作進行比較。也可能他是學習哲學的，對理論問題有著特殊的愛好，很快他就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所吸引，進而所俘獲。在這期間，影響他最大的是兩本書：一是沈誌遠譯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再是李達譯的《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接著，他又把馬克思主義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進行比較，他感到這二者之間有著某種共同的東西。也隻有在這時他才認識到自己堅持孫中山先生的舊三民主義反對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為其特性的新三民主義是錯誤的。而這種錯誤是他的立場所決定的多年之後，他檢查自己思想變革的時候曾寫下這樣一段話：

我當時的靈魂深處也正如主席所揭示的那祥畫出了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遵狀態。”事實上我之參加革命運動，固然於一個普通青年的愛國心，痛很軍閥勾結帝國主義，喪權辱國，內戰不休，人民痛苦，同時也是迫於自己那個沒落宮嗲的家庭日益窮困，常靠借資典當，難以維持生活，想奮起挽救。但一看到共產黨的興起和想到的將來的國家社會是工農大眾起來當家做主，自己所向往的前途受到威脅而恐懼不安，我的階級本能就無可抑製地暴露出來。

王昆侖在這期間最大的收益是：把解救國家和民族的希望由國民黨轉向最大多數受壓迫的工農大眾他想到了不畏蔣介石獨裁專政的靑年學生也想到了為了國家興衰戰鬥在東三省的義勇軍，自然也會聯想到被國民黨譏為朱毛的紅軍為什麽會成燎原之勢？當他再想到長年仇視的蘇聯……他似乎感到中國不遠的將來“必將是赤旗親揚的天下！”為此他的靈魂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同時，他也開時嚴肅地檢討：自己未來該怎麽辦？

王昆侖是一位注重名節的儒風很重的革命家。換言之，是可以為主義而獻身的人——盡管在其改變主義信仰的過程中是異常痛苦的！時下，他的思想開始由三民主義向馬克思主義轉化，且又不知髙舉馬克思主義大旗的共產黨對自己這樣的人做何看待，但他卻暗自下定決心，按照他自認為能救國的主義去辦。請看他寫於此時的一篇文章中的兩段話可憐的中國人死是沒有死絕的，可是賣國求榮的在賣國求榮，升官發財的在升官發財，打牌眺舞的在打脾跳舞，饑寒待斃的在饑寒待斃，而多少血熱心雄的愛國誌士都受了雙重乃至萬萬重的壓迫在摩拳擦掌嗚咽吞聲，有力不許用。

這世界是分成兩條鴻溝的，一邊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一邊是弱小民族勞苦大眾，是一條無法妥協的你死我活的戰線，所以希望幫我們弱小民族是做夢；希望軍閥宮僚、資本家反抗日本，也是做夢王昆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更希望用自己變化的思想去影響國人，並借以實現救亡圖存的愛國之誌。用他的話說：像孫中山先生那樣做些喚起民眾的工作。為此，他想到了辦報。

那時辦報，第一個條件是要找到誌同道合的辦報人。為此，他通過當年在天津南開中學的學生，曾在他父親王心如先生做無錫稅務所長時的科長王雨嶽等人，找到無錫《青蛙話劇社》的成員孫翔鳳以及許廣圻、華方增、諸祖蔭等青年，初次見麵，“大家都很坦率和熱情，一席話談得很投機。此後，我們就成為姚寶巷王（昆侖）家的常客”。據當事人回憶：“那時談得最多的是九一八以後東北淪陷，蔣介石提出不抵抗政策”都感到十分憤慨，也對國家前途深切擔憂。此外則上下古今，東西南北，無所不談。昆侖很健談，常談得忘了時間。好客的主人經常留飯，以繼續縱談，另外，王昆侖家有架無線電收音機，在那時還是罕見之物，它能收聽上海、南京廣播的當天戰事新聞。已經成為王家常客的上述青年也經常去收聽。在王昆侖的誘導下，大家逐漸認識到：“這些消息倘能公諸於眾，是無錫社會需要的在此基礎上，“有人提議利用這些消息印發報紙，以供社會需要”。經過多次議論，遂商定辦一張新型的報紙。

起初大家提出不少名稱，都不能得到一致讚成。最後推定昆侖、方增和我（孫翔鳳）三人，先擬一個報名，讓大家討論。我們三人在研究時，方增提出《人報》的名字。昆侖說：法國有個《巴黎人道報》，是法國共產黨機關報，我們可以稱《無錫人報》。方增不同意，認為《無錫人報》局限性太大，不如單用《人報》，雖筒單而含義廣泛深遠，可以說：我們要爭取“人的權利”，“要維護人的尊嚴”等等。我（孫翔鳳）讚成方增的意見。於是昆侖也同意以《人報》為名。交大家討論，並得到通過。

這就是《人報》報名的由來。通過上述討論，讀者不難看出：王昆侖的思想已經傾向共產黨，而其他《人報》同仁的思想，依然是人道主義者。但是，王昆侖為團結更多的青年共同奮鬥，他並沒堅持自己的觀點。

辦報的第二個條件一或許是最重要的條件就是經費。當時，團結在王昆侖周圍的青年人多為自食其力者，誰也拿不出一筆錢來創辦報紙。再者，辦這樣一份新型的《人報》不僅得不到資本家支持而且在相當一個長的時間內是要賠錢的。怎麽辦？王昆侖答應每月籌措《人報》所需的一百五十元大洋。當大家一致推選他出任《人報》的社長時，他卻不願公開擔任。為便利工作，他又舉薦曾做過縣長的表兄龔念劬擔任《人報》的社長。

說到《人報》的宗旨，該報留下了一份極有價值的《人報》開幕宣言，它不僅反映了《人報》同仁的思想基礎，而且也可看出王昆侖此時此刻的精神風貌，故摘錄其中一段：

何以報社會之育養？當為社會爭言論出版自由。立國之本，在於民意；民意不張，國巧滅亡。四方蔽塞，上下交惡；朝野絡亂，尋召外侮中國今日之要圖，在去專政之佘毒，得情偽之相通然後同異皆盡，舉國可一。除喁語之苛禁，揚民治之精沛，然後與情所裁，庶政漸清。辟訓政之喧奪還主人之固有，然後敵愾同仇，外侮共禦。人報敬以至誠表白於讀者：凡所致力，一以發揚民意為職誌，不受政治之壓力，不諱言民間之疾苦；不投流俗之所好……不為宣傳所蔽，轉以蔽民視聽；不為利害所宥，因而混淆是非。以此片紙為民喉舌。

為了以壯（〈人報》出世的聲勢，王昆侖和《人報》同仁還寫了一首《人報社社歌》，一度曾唱遍無錫大街小巷響徹太湖的上空。為存史留芳，恭錄如下：

前進，前逬，努力前進，因為我們是人。

我們要本著天賦的權能，為著社會，為著人們。我們要負起我們的責任，我們要負起偉大的使命，我們要做黑暗的明燈，我們要做迷途的南針，警示著社會，指示著人們該走的前程。

王昆侖不僅充任《人報》的精神和物質的強大的後盾而且還化名為《人報》寫了不少文章，把自己的思想公諸於眾，並以此影響、啟迪並服務於故鄉的人民。其中《問無錫青年》、《朝鮮的光榮與中國的恥辱》等文影響較大。他大聲疾呼：“敵兵在我們的鄰境，炮艦布滿了沿江，飛機在我們頭上盤旋，不定哪一天被敵人占領了我們的田廬，殘殺了我們的兄弟。不定哪一天被敵人暗中拍賣了我們的家園。我們應該怎麽辦？”

王昆侖在故裏蟄居期間，除去公幵創辦《人報》之外，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研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想從哲學的視覺認識中國共產黨，剖析中國革命，認淸自己今後奮鬥的方向。對於一個有理論素養的革命家來說，他絕不會輕易拋棄自己的信仰，更不會隨意地接受一種理論。因此，這對王昆侖來說，閉門讀書不如說是麵壁思過，其靈魂深處發生變革必定是異常痛苦的但是王昆侖曆經近十個月的讀書思過的修身，終於在馬克思主義之火的鍛冶下，拋棄了過去矢誌信仰的理論以及追求的所謂革命理想。初步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比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更為高明的學說。但是，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是否比以三民主義為革命方向的國民黨好呢？王昆侖沒有一一也不可能在這時得出結論。他的直觀印象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受窮苦的老百姓歡迎，並且高喊抗日救亡的口號；而昔日汀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軍，業已變成新軍閥蔣介石角逐天下的工具，不敢抗禦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王昆侖或許是一位激進的愛國主義者，也或許是對國民黨太失望的結果，他在這時萌生了這樣的念頭：隻要中國共產黨真心抗日就跟著共產黨走！

提到共產黨，王昆侖自然知道恩師李大釗等人的下場，他也不會忘記蔣介石自“四一二”大屠殺以來，有多少共產黨人死於蔣記國民黨的槍下。另外，他作為國民黨的要人，也清楚有不少中共領袖人物如顧順章、向忠發等人的叛變，給共產黨——尤其是上海地下的共產黨所帶來的損失。而像他這樣一個曾是西山會議派的骨幹分子，並積極讚成分共的國民黨上層的新貴，突然轉向共產黨，暫且不說需要多少勇氣和冒何等的危險，就說共產黨又會怎樣看待自己的行為呢？他再次陷入極度的矛盾之中！

王昆侖曆經長時間的精神痛苦和思想鬥爭，遂毅然作出決定：為了危亡的祖國，為了苦難的中華民族，放棄個人的榮辱，本著朝聞道夕死足矣的先哲遺訓，向共產黨靠攏。

委任王昆侖同誌為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

王昆侖接此委任狀並無欣喜之感，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太子派的中堅力量，太子孫科出任立法院院長，自己當立法委員是順理成章的事。他為了盡快找到共產黨，遂借此打點行囊告別無錫，去南京立法院上任了！

王昆侖雖然蟄居故鄉一邊潛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述，一邊和鄉裏青年知識分子辦《人報》，但他所關心的政治重心依然是中華民族的危亡。換言之，他無時無刻不在關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又踐踏了多少神州大地。他步入立法院之後，很快又從孫科等決策者的口中獲悉7如下觸目驚心的事實：

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的前夕，他曾於是年8月16日收到蔣介石發給他一通“銃電”，內容大意謂：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勿逕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王昆侖細研這通“銑電”內容，他下意識地想到了秦檜假宋王之手給嶽飛下達十二道金牌的曆史掌故：失土之責，嶽飛難辭其咎；賣國之罪，大漢奸秦檜一人擔承。時下，張學良背著失土、賣國的兩項罵名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充其量做了當代的嶽飛，而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達“銑電”，與秦檜發給嶽飛金牌的性質是一樣的，所以，蔣介石就是當代的秦檜。換言之，張學良應負失東三省之職，而漢奸的罪名應由蔣介石來承擔！

為此，王昆侖越發地痛恨蔣介石。

王昆侖是傅古通今的學者型的革命家，他很自然地會由嶽飛的悲劇結局想到張學良的政治命運。由此，他又聯想到張學良於1932年8月8日“電國府軍委會行政院請辭北平綏靖公署主任職”一事。經調查，果真是蔣介石為自己重新出山一要張學良承當丟失東三省罪責之舉。為此，王昆侖又很自然地餹然問道：“張學良何時真的變成今日的嶽飛呢？蔣介石何時公然打出賣國的招牌呢？……”

王昆侖回到南京不久，蔣介石為自己重登“九五之尊”製造輿論，於12月15日召開了國民黨第四屆第三次中央全會。蔣介石在會上公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並寫入第四屆第三次全體會議宣言中：

檢查其難易之故，症結所在，知庶政之推行，禦侮之策進胥賴乎民生繁榮，地方綏定。以我國民性之誠樸，土地之豐饒生聚教訓，宜有可觀。乃因赤匪奔突，村邑為墟，腹地既殘，瀋籬不治，遂安內攘外，兼顧兩難。……荀循已成之軌，邁進不息，必能收肅清餘孽之功。

國情的發展不幸被王昆侖所言中。國民黨第四屆第三次中央全會閉幕剛好半個月——1933年1月6日，日本軍隊進攻山海關，遂揭開了長城抗戰的大幕。由於蔣介石用重兵在江西等地進行所謂剿匪，再加之張學良防禦長城一線的東北軍戰鬥力極差等原因致使中外關注的長城抗戰不足兩個月—3月4日以承德淪陷敵手為標誌而告負！結果，張學良做了蔣介石的替罪羊。雖未像嶽飛那樣壯烈犧牲但也背著曆史的罵名下野，到異國戒毒考察去了！另外，蔣介石委派親日大將何應欽等人進駐北平，未來華北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在這半壁江山即將淪落敵手之際，王昆侖對業已為之奮鬥整整十年的國民黨完全失去了信心！換言之，中國必將廣蔣記國民黨之手！與此同時，他橫下了一條心，為尋求新的救國之路，在南京尋找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