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002
馮玉祥將軍一走了之，可孫中山先生業已北上——且很快就要乘船安抵天津，如何才能保證孫中山先生的安全？如何才能實現孫中山先生帶病北上共商國是的政治目的？遂又成了王昆侖等國民黨人共同議論和擔心的大事！
恰在這時，共產黨北方區委的主要負責人李大釗自蘇聯回國，他號召共產黨和國民黨一起行動起來，發動十萬群眾做孫中山先生北上的堅強後盾。王昆侖聽後非常讚成，因為北京各界人民都動員起來了，諒老奸巨滑的段執政也不敢做出非禮之事。為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發動北京高校師生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方麵來
隨著各界群眾日漸行動起來，北京執行部的國民黨右派頭麵人物傅汝霖等人認為這是爭取群眾最好的時機，因而他們提出要和共產黨人爭奪這次群眾運動的領導權。對此，王昆侖先是有不同的看法，因在他的心目中李大釗既是恩師，又是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主要負責人。然而，傅汝霖卻一針見血地說：
“守常先生是跨黨的國民黨黨員，他所代表的利益不是顯而易見嗎？我們跟著他走，就等於幫著共產黨發動群眾，到頭來，也就等於為共產黨做嫁衣！”
王昆侖聽後大有茅塞頓開之感，加之他的政治信仰和革命目的是反對走蘇聯道路的，所以他很快就堅定地站在右派傅汝霖等人的一邊，在發動群眾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的運動中，拚力宣傳這樣一種觀點：擁護孫中山先生北上就是支持國民革命，就是擁護國民黨。但是，由於大敵——段執政及奉係張作霖當前，這次與共產黨爭奪群眾運動領導權之爭沒有公開對立。
在北京國共兩黨的領導下，很快在北京、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支持孫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國是的國民會議運動，並相繼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在這期間，王昆侖等奔波於京城各大專院校，進行了廣泛的發動和宣傳，僅就北京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就有學生聯合會、全國國立大學聯合會、京兆教育會等單位參加。除去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的功勞外，王昆侖等右翼國民黨人也盡了自己的力量。
不久，孫中山先生安抵天津。同時傳來孫中山先生北上繞道日本進行體檢的結果：肝癌並到晚期。這消息對王昆侖而言，雖然早有思想準備，可一旦成為事實，依然猶如晴天霹靂，驚得久久不能自已。怎麽辦？他唯有跟著他所敬重的李大釗先生走上街頭，進一步展開大規模的宣傳運動，除組織愛國青年學生深入各界群眾中宣傳演講之外，還親自到北大、師大、美專等院校進行演講。令他欣慰的是，萬事俱備，就等孫中山先生到京主持召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了！
麵對孫中山先生扶病進京而掀起的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老政客段祺瑞被迫裝出歡迎孫中山先生的樣子。但是，他為了保住自己到手的執政大權，遂采取了兩氣中山先生的策略：其一，針對孫中山先生反對帝國主義的堅定立場，他公然提出“外崇國信”的聲明，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其二，計對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召開國民會議，悍然召開了“善後會議”，企圖用這個由各地軍閥頭目和官僚政客組成的禦用會議，來取代全國人民期望的國民會議。其政治目的是異常險惡的：氣死一一或加速孫中山先生的病情惡化，使孫中山先生北上的目的全部落空，進而造成南方國民政府出現權力的真空，借以達到他不戰而勝並進而統一全國。
對此，王昆侖憤怒異常，他除去更加激勵自己奮力工作，堅定地反對段合肥召開的“善後會議”之外，還要讓病中的孫中山先生看看北京人民的革命覺悟。同時，也給陪同孫中山先生北上的國民黨要人一壯聲威。自然，也是對倒行逆施的段執政以更大聲勢的示威！
1924年12月31日上午，凜冽的朔風吹打著古老的北京，低沉的烏雲在空中翻卷，重壓著昔日的帝王之都。然而京城的各界人民不顧隆冬的風寒，每人手中執一麵彩紙做的小旗，上麵書寫著“首倡三民主義，開創民國元勳，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一淸早趕到北京飯店至前門火車站的街道兩旁，恭敬地迎接孫中山先生的到來。
王昆侖因在孫中山先生的下榻處——鐵獅子胡同五號任工作人員而未能到火車站躬身拜迎引導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導師。多年之後，他還懷著愴然的心情寫道：“孫中山先生為南北統一問題帶病北上，到北京後住在鐵獅子胡同五號，組織了臨時辦公室，我是其中的一個工作人員。”
正因為王昆侖有此得天獨厚的條件，使之朝夕相伴重病在身的孫中山先生。也正因有此得天獨厚的條件，他親自目睹了中山先生的不肖子孫——國民黨右派元老在中山先生行將仙逝前的權力之爭。同時，他還親自經曆了圍繞著孫中山先生立遺囑所展開的權力角逐。由於他當時的立場是堅定地站在右派元老一邊，他難以理解孫中山先生最後說的這句話：
“我死了，四麵都是敵人，你們是危險的，希望你們不要為敵軟化。”
孫中山先生終於走完了天下為公的革命之路，他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不立繼位者——或日接班人的領袖，因為他清楚曆代君王的繼承人無一是真正完成未竟事業的。同時，他還明白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自己生前選定接班人之舉不僅是自私的，而且也是把自己的意願強加於全國人民一進而證明領袖比人民高明，這違背了他革命的初衷天下為公。對此，想當孫中山先生繼承人的汪精衛、胡漢民等人怨憂不已；而想改變孫中山先生革命方向的右派則憤恨孫中山先生立下的所謂左傾政治遺囑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而王昆侖則擔心：國民黨會因此而爭權，並重蹈曆史上同室操戈的悲劇。同時，他看到了人民是何等地熱愛自己的領袖。而反對派又是何等地懼怕孫中山先生。多年之後，他無限感慨地寫下了這段文字：
孫中山先生一病不起，不幸逝世。北京各界人民不顧北洋軍閥的神種壓製，卷行了隆重的治喪活動，這是對反革命勢力的一次大示威也是革命力量的一次總檢閱……自封為執政的段祺瑞借口腿病不來，派國務總理代表行禮，他懾於群眾的浩大聲勢，草萆行禮後就溜走了。
也就是在中山先生遺體停在中央園（即今中山公園）內，任人瞻仰的期間，他見到了鄧穎超。對此，鄧大姐寫下了這次相見的情形：“一九二五年，在中山公園，那時他帶著兩個妹妹：王素、王楓，還有他的戀人範映霞——後來成為他的妻子。”鄧大姐此次北來一是代表天津婦女界前來參加孫中山先生力倡的國民會議，再是看望她和周恩來之間的熱誠的“紅娘”——王昆侖在北大的同學、中共建黨初期的優秀黨員、時任孫中山先生秘書的高君宇同誌。但遺憾的是，高君宇同誌因病先於孫中山先生一個多星期去世了！
當時，由於國家四分五裂，不可能為一代革命元勳孫中山先生舉行隆重的國葬，遂決定中山先生的靈柩暫厝香山碧雲寺，以待全國統一後再國葬。王昆侖懷著極大的悲痛，“帶著兩個年幼的妹妹王素、王楓，頭一天就從西直門出城，車到香山宋氏別墅歌足。”十分湊巧，兩年前在此養病期間相識的好友——“陳毅同誌和中法大學的一部分同學也都在那裏，第二天一早趕往碧雲寺迎靈”這時的王昆侖和陳毅同誌的革命誌向可謂是南轅北轍，但他們之間的私誼彌篤，並和金滿城三人戲稱“三劍客”。
王昆侖沉浸在領袖仙逝的極大的悲慟中！加之，他在喪禮過程中多次見到自己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一一右派元老張繼等，必然受其政治影響。換言之，更加擔心國民黨的革命宗旨改變——成為蘇俄和中共的工具。因此，他對革命陷入了迷茫之中！但是，他和右派還有著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深信孫夫人是未來國民黨的希望。請看他寫的這段文字：
喪禮過程中，不止一次地見到宋慶齡同誌，她穿著一身黑色的喪服，臉二流露出無限悲痛而又堅定沉毅的神色。她使我們確信：孫先生雖然死了，還有孫夫人在，還有忠實於中山遺教的革命黨人在，中山先生的旗幟不會倒下，中國的萆命不會中斷。
孫中山先生暫厝安靈儀式結束了，王昆侖望著他景仰的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的遺容，默默地背誦著：“革命潮流，浩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孫中山先生暫厝安靈儀式結束不久，留居京城的國民黨左派和右派黨政要人相繼離開故都北京，途經陸路、海路南返廣州，去爭奪孫中山先生留下的黨政軍大權。不久，孫夫人也懷著異常愴涼的心情，依依惜別孫中山先生的遺體，南下維護孫中山先生為之奮鬥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實現其未竟的革命事業——三民主義革命！因此，以孫中山先生北上為引爆點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猝然之間平靜下來，似乎北京的一切都凝滯了！
但是，王昆侖卻無法從這黨國——乃至自己生平中最大的悲哀中解脫出來，加之他對黨國未來命運的擔憂，從精神到身體都垮了下來。恰在這時，他有一個東遊日本的機會，為使自己能從悲慟中盡快地平靜下來——自然也想於休息中考察日本的社會和風土人情。遂告別祖國，乘船東渡。
王昆侖於東遊日本期間，他不但進一步看清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而且也較為全麵地認識了大和民族的凝聚力和他特有的自強不息的精神。更為重要的是，他較為平心靜氣地分析了中國的國情以及未來中國革命的前途。當他來到孫中山先生二十多年前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的舊地憑吊之時，突然又堅定了自己的革命的信心。待他來到日光華嚴大瀑布前觀光飛流而下的景點時，突然詩興大發，把自己追求革命的理想和踐行革命的意誌，全部化入這首《觀日本日光華嚴大瀑布》中：
華嚴名瀑下重密，
白練垂空信可觀。
注壑千尋鳴巨吼，
出山一瀉作洪瀾。
源高何處前途遠？
流急方知返顧難。
入海成江從此去，
清波萬裏任人看。
王昆侖雖然被友人尊稱為江南才子——從這首七律也可看出他的確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才氣橫溢的詩人，但是，正如他在讀書期間決然放棄喜愛的文學而專攻哲學一樣，他情有獨鍾的依然是革命一一按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創建一個自由、平等、富國、民強的中華民國。因此，他很快結束了旅日生活，又回到他為之奮鬥的祖國！
王昆侖回到京城不久，上海傳來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由此為契機，迅速在全國演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運動！
“五卅慘案”的緣起是簡單的：是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殺害了工人顧正紅，打傷工人十餘人，激起全市工人、學生和市民的憤怒，成為“五卅”流血事件的導火索。5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把工人的經濟鬥爭同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結合起來30日，上海學生兩千餘人在租界內宣傳聲援工人鬥爭，號召收回租界英國巡捕逮捕演講學生一百多人。隨後，上海各界群眾萬餘人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門首集合，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英國巡捕開槍汀死十餘人，傷數十人，逮捕數十人，造成“五卅慘案”。對此，中共中央立即號召上海人民舉行罷工、罷課、罷市，抗議英帝國主義的暴行。
上海“五卅慘案”的消息傳來，北京全城立即沸騰起來了！王昆侖也帶著極大的民族義憤全身心地投入到運動中去。北京國共兩黨在李大釗等人的領導下，迅速將各界群眾組織起來。王昆侖的工作重點依然在北京高校，在學生中組織了“滬案雪恥會”。遂又於6月5日，又成立了有四百八十多個團體參加的“北京各界對英、日帝國主義慘殺同胞雪恥大會”，相繼在6月3日、10日、25日連續舉行了三次規模空前的示威遊行。其中第三次示威遊行有三十萬人參加，形成了一幅火熱的群眾鬥爭的壯麗圖景，一掃這反革命統治下的古老北京的沉悶空氣！
每到這種時候，王昆侖總是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邊，振臂髙呼著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指揮著浩浩****的遊行示威的群眾隊伍！也隻有在這種時候，他才感到覺醒的人民是無敵的，古老而又落後的中國是大有希望的！
與此同時，國民黨左中右三派為爭奪孫中山先生遺留下來的最高權力的鬥爭日漸激化。首先，國民黨右派元老——王昆侖的入黨介紹人張繼、謝持以及鄒魯、石青陽、茅祖權，再加上王昆侖北大同學——共同發起“民治主義同誌會”的傅汝霖等人聚首北京，要求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應由廣州移到北京召開，借口是孫中山先生的遺體暫厝香山碧雲寺，實質上是避開國民革命的中心廣州，打著忠誠於孫中山先生的旗號奪取國民黨的最髙權力。對此，跨黨的國民黨中央執委李大釗、於樹德，國民黨左派中央執委王法勤、丁惟汾、於右任等人早巳洞察右派元老的奪權陰謀，遂據理反對。據史記載：“李（大釗）等痛陳不能在北京開會之理由，謂該黨在北京缺乏武力，不能令黨員絕對服從命令，而北京又處軍閥及帝國主義威力之下，不能自由行動。”這時，汪精衛急欲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產，力主在廣州開會。結果，南北配合，終於促成中國國民黨中央會議於6月15日在廣州召開，並推選汪精衛為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為外交部長，許崇智為軍事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長，孫科為交通部長等。
國民黨右派元老不甘心失敗，一方麵欲籌備“召集海內外全體黨員大會，以否認汪（精衛）胡（漢民）等之行動，日來正在磋商一切進行方法雲”；另一方麵汲取失敗的教訓，采取國民黨右派元老南北結合的辦法，從所謂左派汪精衛的手中奪回國民黨的最高權力。在這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中，王昆侖是堅定地站在國民黨右派元老一邊的。
隨著國民黨左派右派爭奪最高權力鬥爭的發展，真正的左派領袖廖仲愷遂成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攻擊的中心。右派元老胡漢民、鄒魯、許崇智等人躲在幕後精心策劃，指示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黨朱卓文等，於8月20日上午八時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刺殺了廖仲愷，史稱《廖仲愷被刺殺案》。蔣介石借機利用汪精衛趕走了握有實權的右派元老胡漢民和許崇智。自己順勢篡奪了國民黨的軍權。為了它日再利用右派趕走假左派汪精衛，遂有意讓鄒魯、謝持等一批右派元老潛往上海。在這場驚心動魄的鬥爭中，王昆侖因不知其詳，隻是憑著正義的良心，他強烈地譴責刺殺革命先驅廖仲愷的行為！
國民黨右派元老向以把北京視做他們的發祥地。就在刺殺廖仲愷的前後，他們公然派人到北京製造輿論，發展隊伍，為奪取國民黨最高權力創造條件。對此，王昆侖做了如下記述：
在孫中山去世不久，忽然從當時革命根據地廣東到北京來了一個“國民外交代表團以國民黨老中委林森、鄒魯為首，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號召，而實際目的是要到北京來召開一個反共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以與在廣東的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中央相對抗。他們通過一個青年中委傅汝霖開始和我們逐漸接觸，謊言欺騙地說共產黨要篡奪國民黨的領導權，廣東的中央和國民政府已完全被汪精衛、蔣介石和俄顧問鮑羅庭把持，汪精衛巳改名“汪季新”，秘密加入了共產黨，孫中山的“忠實信徒”應當團結起來救“亡黨”之禍，以免中國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這祥就引起我們原來思想向右的青年們的極大的憂慮、恐懼，更加堅定地反共反蘇。
國民黨右派元老向以把東方冒險家的樂園上海當做他們的避難地。這時，不僅雲集著失意的絕大多數右派元老，而且以宣傳、解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所謂理論大家——並多年得到孫中山信任的戴季陶也避居上海，以他那支禿筆相繼撰寫了《孫文主義基礎》、《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公然反對階級鬥爭和工農運動，反對共產黨，反對蘇俄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不但影響了王昆侖等右翼青年繼續向右滑去，而且還成了即將造成的“西山會議派”的理論基礎。
所謂“西山會議派”，係指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出席會議的國民黨右派元老。他們是鄒魯、林森、居正、石青陽、覃振、石瑛、葉楚傖、沈定一、茅祖權、傅汝霖、謝持等。其中，張繼因病未能出席，但同意其政治立場，也被稱為“西山會議派”的幹將。
所謂“西山會議”，係指上述國民黨右派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堂前假借“中國國民黨屆四中全全”的名義開的會。這次會議主要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會議通過並公布了《取消共產黨在本黨黨籍案》、《顧問鮑羅庭解雇案》、《開除汪精衛黨籍案》等多項議案。非法選舉林森、單振、石青陽、鄒魯、葉楚傖為中央常務委員。會議還通知廣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即是停止職權”。這次會議，是國民黨右派元老自成體係、自立組織、分裂國民黨中央、破壞統一戰線的一次非法會議。
王昆侖在這次非法的“西山會議”中不僅讚同其反動的政治立場和組織路線，而且還積極地參加了會議的全過程。多年之後，他懷著沉重的心情寫下了這段文字：
不久，從各地陸續來了一些國民黨右派中央委員，就決定在西山碧雲寺“總理靈前”舉行他們的中央委員會的秘密會議。會議決定開除汪精衛和若幹左派中委以及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他們又否認廣東的國民黨中央，認為隻有他們才是國民黨孫中山的“正統”。這個會後，就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中央黨部，並號召各地孫中山“忠實信徒”都各自成立自已地方的支部，以與原來的國共合作的地方黨部分裂，對抗。
受到他們影響很深重的我和一些右派青年對他們這些主張都擁護，並到西山他們的會場外邊擔任護衛（他們謊說段棋瑞將派人來打會場），會後，他們派由廣東田南京來的兩個青年和我擔任“中央黨部”的秘書，而“民治主義同誌會”和他們關係最深的傅汝霖、薑紹謨、陳兆彬等（年紀都比我們大十歲上下）隻在幕後參與密謀，叫我們年紀輕的充當公開出麵支持，搖旗啊喊，這樣我們就被稱為“西山會議派”。這就是我青年時代一段最可恥的反動罪行。
王昆侖是學習哲學的，對理論有著濃厚的興趣。換言之，他喜歡對革命的理論問題問個為什麽，哪怕他得出的結論是鍺誤的。那時，他讚成“西山會議派”不僅是受著特定的立場所決定的，而且在理論上也是戴季陶主義的堅定的支持者和積極的宣傳者。在這期間，他寫過許多有影響的文章，為“西山會議派”張目和壯膽，起到了很壞的社會效果。多年之後，他才知道還受到過毛澤東同誌撰文批評。對此，他做了如下記述：
和西山會議差不多的時間，戴季陶寫出了他的兩本反動理論的書，（1）《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2）《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我讀了他的書，思想上又進一步地深入中毒，以為這可找到了反共的“理論根據”。他的“理論”主要是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不用階級鬥爭就可以解決“民生”問題，使中國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共產黨硬要製造階級鬥爭，不適合中國本無階級的“國情”等等（原文記不準確）。
在看了戴季陶的書以後的一段時間，我就寫了一篇《中國國民黨內訌與共產黨》，在北京一家反動的報紙“晨報”上發表，就是後來受到我們偉大領袖1926年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所嚴正批判的。在我寫這篇文章之前有一段事實經過，就是“西山會議”負責人曾有與段祺瑞勾結的秘密（段是當時破壞孫中山“國民會議”而反得北洋政府“執政”的大軍閥頭子），從前曾做過孫中山總統府秘書長的楊庶堪，竟做了段政府的農商總長，他利用一個青年們的集會上來講演，公然為段政府宣揚，主張國民黨與段政府合作。還有兩個北大學生王文彬、江偉藩又說這一類反動的話，意思是說要反對共產黨就不要反對北洋軍閥，當時引起爭辯。我當時看到多年跟隨孫中山的楊庶堪更一旦投敵做官，否定學運跑來煽動青年，引起憤怒，就起來發言駁斥，大意是我們信仰三民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但我們是要革命的。所以也同時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軍閥段祺瑞和一切反革命，我們決不允許國民黨向軍閥政府獻媚投降。我們要舉起左手打倒帝國主義和一切反革命，舉起右手打倒共產黨。我在自己所寫的文章裏就是以在會上發言的中心語句為基礎，又加以擴充，還有惡毒地攻擊了共產黨為“禍國叛黨”，為陰謀篡奪國民黨的領導杈，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一種“寄生政策”等等反動透頂罪惡深重的話。還有一些很壞的內容記不起來了。我發表這篇文章是把國民黨左派主張奉行孫中山聯共方針和“西山會議”背叛孫中山主張（加以調合），主張開除共產黨，兩派“內訌”的責任歸罪於共產黨，是向社會、向廣大國民黨員號召起來打倒共產黨，在青年的國民黨員中，對右派，更助長了他們反共的思想禍根和對共產黨的敵視。對廣大中間分子，是以引起他們對共產黨的疑慮和恐懼。在我發表這篇文章之後，就有閹一誌和程元斟（當時我們都互不認識）先後寫了兩篇和我意見相類似的文章發表，這都是我的反動言論所引起惡果的明顯例證。
對於“西山會議派”的決議，廣東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很快也做出了相應的《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對其主要參加者做出了幵除黨籍的嚴厲處分。“西山會議派”在南北國民黨左派的攻擊下，越來越處於無人理踩的地位。就連曾經擁護他們的右派青年——包括王昆侖在內，也看出他們老朽無能，對他們逐漸疏遠、冷淡，他們所設立的“中央黨部”更是門庭冷落，無公可辦。於是就一個個悄悄地離開北京。
正當王昆侖等右派青年失去所謂政治靠山的時候，“孫科由廣東到了上海，和西山會議的人們秘密發動在各大都市成立孫文主義學會，並通知了北京民治主義同誌會，希望統一組織，統一行動。”誠如前文所說，王昆侖和孫科是老相識，且關係一直不錯。時下，孫科業已倒向右派，不僅是太子派的首領，而且也是“孫文主義學會”的當然領袖。因此，倒向孫科是百利無一弊的政治舉動。“這樣民治主義同誌會就以原來的基礎加了一個北京孫文主義學會的名稱，也增加了一些成員，就用這個會的名義積極參加運動。”從此，王昆侖正式成了太子派的成員，並逐漸發展成為骨幹分子。
王昆侖有了太子派做後盾，遂又堅定地站在右派立場上反對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並積極地開展反共反蘇的活動。他們為了和國民黨左派——跨黨黨員李大釗等領導的東城翠花胡同市黨部唱對台戲，又自立門戶，在南城南花園成立了國民黨右派市黨部。繼續拉起右派的旗幟和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左派進行鬥爭。
王昆侖的立場是站在右派一邊的，但他和右派元老有著根本的區別，那就是堅定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據孫曉村同誌回憶：當年遊行示威，王昆侖被群眾推為登上天安門前石獅子向群眾宣講《建國大綱》。王昆侖也曾撰文說：“我們和共產黨員，左翼青年，廣大中間群眾共同舉行過……衝擊喪權賣國的關稅會議，衝擊過北洋軍閥政府的外交部和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區以及圍攻北洋政府執政段祺瑞的家等一係列群眾鬥爭。我們常常在白天一起開大會，遊行示威，和軍閥肉搏，反對共同的敵人，但到晚上小會場，就和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青年展開爭論主要的矛盾在於群眾中的領導地位。我對於對敵鬥爭和對內的兩派矛盾都是積極參加的。”
1926年3月18日，為抗議日本軍艦炮擊大沽口的罪行，在天安門前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國民大會”。王昆侖作為指揮者之一率領各界群眾聚首天安門，並通過反對帝國主義的決議和通電。會後，他又和其他的指揮者一道帶領群眾遊行示威，到執政府請願。段祺瑞下令開槍，當場打死四十七人，重傷二百多人。史稱“三一八慘案”。
王昆侖雖然幸免於難，但他的名字業已上了北洋政府通緝的黑名單。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北京，李大釗等人避居蘇聯大使館，魯迅先生寫完《記念劉和珍君》等文章，偕許廣平女士南下廈門。而王昆侖又將去何處安身呢？恰在這時一也就是在“三一八慘案”發生的第三天，蔣介石又在右派的支持下，在廣州發動了“三二事件”。王分析過南北形勢和全國大局，遂決定南下參加國民革命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