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強勁的朔風撲打著北國的大地，似乎要把古國遺留下來的所有垃圾都淸理幹淨！
天空烏雲漫卷，那翮滾飛渡的雲海肆瘧逞威，似乎要永遠主宰神州的一切！
一聲汽笛長鳴，衝破亂雲低垂的重壓，隨著強勁的朔風任意擴散，喚醒了沉睡千年的古畫大地。
循著長鳴不息的汽笛聲聲，隻見一列長長的客車宛如一條黑色的巨龍，穿行在赤地千裏的華北大平原上。
這列長長的客車始自故都北京，滿載著京城各界百姓，穿過首都的門戶天津衛，沿著津浦鐵路駛往上海。
在一節二等車廂中，倚著車窗相對坐著兩位青年，他們麵部表情凝重，誰也不和誰說話，側首看著窗外疾馳而過的瘡痍滿目的大地，似有千斤重的心事，壓迫得他們喘不過氣來！
坐北朝南的那位青年，頎長的身材，淸臒的麵孔，鼻梁上架著一副黑邊眼鏡，穿著一件北京大學時興的黑色的對襟上衣，透過衣領依然可見，他靠身穿得是一件絲棉小棉祅……簡之，他是一介典型的家境較好的書生。
他就是北京大學哲學係四年級學生王昆侖。
王昆侖，時名王汝筠，字魯睹，生於光緒十八年七月一1902年8月1日，江蘇無錫人氏。據錫山王氏家譜記載，王氏遷錫泰定橋自六世始，以經營包發的頭巾著稱於當地，時稱“王包頭家”。王氏自八世祖王恩授始步入仕途，並於淸朝鹹豐五年二月十七日中舉人，終諡武湣公，其夫人楊氏誥封一品夫人。王昆侖的父親王鏡明，為錫泰定橋王氏十世，生於光緒三年—1877年，一直在北方直隸、山東等地為官。因此，王昆侖出生地不在無錫，而是直隸定州。其時王氏家族已名列無錫八大家之首，而王昆侖卻很少回故鄉飽覽太湖之美，這就很自然地為這位南方才子鑄造了北方人那特有的豪俠性格。
王昆侖生於直隸定州，長於淸末民初的政治中心北京；幼年就讀於北京新開路小學長至十一歲，升入正誌中學越二年，轉北京四中讀書；1917年，辮帥張勳剛剛演完複辟醜劇，北京人尚未從槍戰中平靜下來，少年的王昆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學業期滿，以優異的成績升入北京大學中文係。從上述學曆來看，王昆侖成長的曆程，恰是淸王朝解體，共和體製尚未完全確立之時。換言之，各種救國主義紛紛出籠，各種救國誌士粉墨登場，這不僅影響著中國的命運，而且也塑造著玉昆侖成長的思想和救國的誌向。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新文化運動業已形成不可逆轉的時代大潮，向著沒落的封建體製和腐朽的文化進擊！作為時代的弄潮兒，王昆侖為了尋找自己的救國主義，遂放棄喜愛的中文，由中文係轉入哲學係，潛心學習、研究哲學。
這時的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辦學宗旨“夫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的指導下，已經成為當代諸子百家爭鳴的園地。其中陳獨秀高舉著民主、科學兩麵大旗向舊文化開戰；而李大釗也相繼舉起了馬列主義的大旗，公然向國民昭示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時間，北京大學變成了各種主義演練、交鋒的戰場。而這時隻有十七歲的王昆侖不甘落後，如饑似渴地學習各種主義，追求先進的救國之途。不久，他被北京大學一年級全體同學選為學生會主席。
恰在這時，巴黎和會傳來了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愛國的學生基於民族義憤，掀起了外抗強權、內懲賣國的學生運動。王昆侖以一年級學生會主席的身份積極奔走，八方串聯，在五月四日的清晨，他高舉著“打倒賣國政府”的標語，走在北京大學一年級隊伍的前頭，趕到了天安門廣場，參加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他不僅參預了東交民巷遞交抗議書的活動，而且還帶領學生放火燒了趙家樓。
王昆侖曆經“五四運動”的革命洗禮，看到覺醒了的民眾的力量，同時也看淸了賣國政府的虛弱。就在群眾結社猶如雨後的春筍在北京大學校園蔓延開來以後，他經過深思熟慮，遂於1922年創建了“民治主義同誌會”。由於這一群眾團體在日後演化成了國民黨右派——“西山會議派”的社會基礎，並成為王昆侖進行政治活動的主要依托，很有必要做一介紹。
據史記載：“北京大學學生王昆侖、傅汝霖、鍾天心、陳君樸、譚克敏等於1922年春組織的標榜民治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團，曾創辦《民生》周刊。”我們由《民生》周刊的名字可知，這時的王昆侖的思想已經完全接受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換言之，王昆侖業已結束了尋求救國主義的階段，他的最高信仰是三民主義他的理想是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但是，他因在北大校園讀書，至今無緣拜會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
就在王昆侖等創建“民治主義同誌會”的前後，北國大地爆發了第一次直奉戰爭。戰亊在京漢線的長辛店、津浦線的馬廠一帶展開。直係和奉係兩大軍事集團逐鹿華北大地，殺得天昏地暗，生靈塗炭，終以奉係戰敗並退出關外結案。王昆侖靜觀戰亊的發展，潛心研究戰事的起因，終於看淸直奉大戰的背後，是直係軍閥的後台英美帝國主義和奉係軍閥的後台日本軍國主義的角逐。從而堅定了王昆侖“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決心。
王昆侖透過車窗，看著疾馳後移的廣袤大地，似又看見了直奉交惡的殘烈戰場，似又聽見了逃難百姓的淒涼哭喊。他緩緩地移過頭部，合上雙眼，平靜一下自己的情緒，複又睜開雙眼，看著對麵就座——依然側首看著窗外的那位書生，低沉地說道：
“日葵，你在想些什麽？”
這位叫日葵的書生是王昆侖南下的同行者黃日葵。
黃日葵，廣西省桂平人，長王昆侖四歲。他早歲在故鄉讀書，後於1917年東渡日本求學，因抗議日本侵略中國，遂於1918年憤而回國。旋即考入北京大學，參加北大平民教育講滇團、國民雜誌社、少年中國學會等進步團體，宣傳新文化和愛國思想，積極參加和領導“五四”愛國運動。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指導下，參與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有計劃地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同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他是這個小組最早的成員之一。不久，中國共產黨成立，他出任中共北京地委的宣傳委員。雖然他和王昆侖的政治信仰迥異，但他們因為都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且又都讚成反對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因而不僅是稔熟的校友，而且還是革命的同路人。他聽了王昆侖的問話，回過頭來，笑了笑說：
“我看著窗外直奉大戰的疆場，在想直係統治下的北京將向何處發展？自然，也在想我們在教育界搞的這場驅彭，運動將會有個什麽結果？”
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之後，直係勢力入主北京。但由於直係吳佩孚的軍事實力日漸壯大，和其頂頭上司曹錕分庭抗禮，從而使直係分洛派（吳佩孚）和保派（曹錕）兩大派係。曹錕急於登上北洋政府的總統寶座，而吳佩孚又想做當今的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阿滿。結果，在組閣問題上展開了幕前幕後的激烈角逐。這就是黃日葵所擔心的第一個問題：直係統治下的北京將向何處發展？時下，在曹錕和吳佩孚入主北京的條件尚不成熟的時候，他們都把自己的親信安插進內閣，成為自己的代言人。而在直係控製下的第三十屆內閣中唯有一人是曹吳共識認同的，那就是教育總長彭允彝。黃日葵所說的“驅彭”運動，就是京城教育界為反對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而開展的一場運動。而王昆侖和黃日葵出京南下上海，也正是這場“驅彭”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很有必要費些筆墨介紹一下彭允彝。
彭允彝，字靜仁，1878年生於湖南省湘潭市。他早年就讀於明德師範，後留學日本，先入瞀監學校，後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係，三年畢業，遂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回國，被任命為軍政府外交顧問。自此以後他就像是一條變色龍遊弋於南北兩個不同性質的政府中。他忽而出任南方革命政府的要職，忽而又充任北洋政府的參議員。但是，當直奉戰爭一俟結束，他就又投在了曹錕和吳佩孚的睡下，積極為直係控製北洋政府效力。為此，曹吳一致同意把最為棘手的教育總長賞給他。不出所料，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的消息一經傳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起而反對，很快就在京城教育界演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驅彭”運動。
蔡元培作為中國近代教育革命的先驅，和傳統而又保守的教育體製是勢不兩立的。自然，對封殺教育革命的頑固派也是誓不為伍的。“五四運動”之後，曆屆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經費，侉發教授的薪水。至去歲，在李大釗、馬敘倫等人的帶動下，京城教授掀起了震驚中外的索薪運動。當時的彭允彝站在北洋政府一邊，指責教授的行為過火，視被軍警打傷的李大釗、馬敘倫等教授為咎由自取。這不僅激怒了教育界的同仁，而且也為教育泰鬥蔡元培所不恥。因此，當傳出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的消息以後，蔡元培則公開聲明辭謝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大師生為挽留蔡元培校長，遂在京城大專院校中發動了“驅彭”運動。而當年積極參加“五四運動”的王昆侖和黃日葵，又成了這次“驅彭”運動的中堅力量。為達“驅彭”運動的徹底勝利，他們循著“五四運動”的樣兒南下濟南、上海等地尋求外埠師生的援助。同時，他們也準備向蟄居上海的孫中山先生請教革命的方略。
王昆侖聽了黃日葵的答話，他認為直係曹吳二派的明和暗鬥暫時不會引發內訌，因為南有髙喊北伐的孫中山，東北有雖敗不服——且時時都想揮師入關複仇的胡帥張作霖。因此，他成竹在胸地說道：
“我看此行的目的在於驅彭\因唯有驅彭，成功，才能大長革命的誌氣，大滅直係軍閥頭子曹吳二人的威風
—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見解。”黃日葵說罷看了看王昆侖那愕然的表情，進而指出隻要彭允彝的後台——直係頭子曹錕和吳佩孚不倒，京城教育界的“驅彭”運動就不會取得完全的勝利。最後，他有些沉重地說，“我以為驅彭，是表麵文章，發動群眾打倒直係軍閥頭子曹吳才是我們的根本之途。”
“我認為驅彭和倒直是兩篇不同性質的文章，而驅彭的實質是意在倒直——或者說是倒直的先行。”王昆侖為了說明自己的論點正確，又補充道，“否則，你我就沒有必要肩負京城師生的重托南下了！”
黃日葵自知一時難以說服這位頗有主見的小師弟，遂衝著表情嚴肅的王昆侖笑了笑，說道：
“我同意你的見解，此次南行，主要目的是驅彭。”
這時，走來兩位同行南下的學生，一個是共產黨人李國喧，一個是工業大學的學生屠安。為了安全起見，他們二人坐在了另一節普通的車廂中。王昆侖急忙起身讓座。李國喧忙笑著說道：
“你們二人一定又在進行舌戰，連濟南到了都不知道。”
王昆侖和黃日葵忍不住地笑了，遂穿好棉衣，拿著隨身帶的簡單的行囊，與李國暄和屠安一起走下了客車。
山東——尤其是青島問題，是“五四運動”的主要引發點，因而北京的大學生和山東的大學生結下了很深的戰鬥友誼。王昆侖等四人冒著撲麵的朔風，在預先約定好的一家小客棧中迎來了一位戴著眼鏡的白麵書生，他用很濃的膠東話自報家門：
“我叫李濟時，熱烈歡迎你們的到來！”
這位叫李濟時的學生，就是後來成為四人幫的軍師康生。他聽完王昆侖、黃日葵等四人的介紹之後，大包大攬地說道：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革命一家，不分你我，更不分北京和濟南。總之一句話：我們濟南的學生一定參加並聲援北京學生的驅彭，運動！”
王昆侖一行四人的目的達到了，他們雖然久聞大明湖畔的大鼓和琴書譽滿神州，但由於“驅彭”重任在肩，遂又匆匆告別泉城濟南，乘車南下上海。
但是，當火車就要駛入申城上海的時候，王昆侖等四人的話題遂又不約而同地變成了一個：
“孫中山先生能見我們嗎？……”
1922年，是孫中山先生在革命征程中受挫折最為嚴重的一年。
孫中山先生第一次護法討袁失敗之後，幾經坎坷挫折，於1922年5月5日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職，第二次在廣州建立政權。6月27日命粵、賴、黔各路大軍討伐桂係軍閥陸榮廷，以免他為患廣東，成為北伐的後顒之憂。兩廣統一之後，親率北伐大軍七個兵團，四萬餘人，聯合奉、皖兩係軍閥，共同打倒直係軍閥曹銀、吳佩孚由此開始了第二次護法北伐戰爭。但因粵係軍閥陳炳明對孫中山先生陽奉陰違，並和湖南的殺人鷹王趙恒惕結成聯盟，阻止北伐軍假道北進。孫中山被迫回師廣州，重設大本營於韶關，改道北伐。陳鐧明在英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於6月16日起兵發難，炮轟孫中山先生的住地觀音山。雖說孫中山先生化裝逃離險地但孫夫人卻在出逃的路上小產，永遠地失去了她和孫中山先生的愛果！對此，孫中山先生痛心疾首地寫下了這段話：
文率同誌為發國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縷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
1922年，又是孫中山先生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變的。
在孫中山先生避居上海期間，回顧了自己多年來和封建軍閥鬥爭的親身經曆，開始認識到南北軍閥的背後，都有帝國主義在操縱。他進而又體會到：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號提得正確。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的批評開始心悅誠服地接受。為此，他邀請李大釗南下，共同商討救國之途。
李大釗南下上海，和孫中山先生多次晤談，討論了“振興國民黨以便進而振興中國”的“種種問題”。期間，李大釗於8月下旬趕赴杭州西湖出席中國共產黨召幵的特別會議，做出了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建立聯合的統一戰線的決定。接著，李大釗由國民黨元老張繼介紹、孫中山主盟最先加入國民黨。旋即，陳獨秀、蔡和森等一批共產黨人以個人的身份相繼加入了國民黨。這對孫中山先生實行國共合作、改造國民黨、喚醒民眾、建立自己的武裝……堅定了革命的信心。為確立並實施“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恰在孫中山先生在革命征途再現柳暗花明之機，王昆侖、黃日葵等四人來到了上海。他們相繼“接觸了學生聯合會、各馬路聯合會、總商會等社會團體和各界人士”，並得到了他們不同程度的同情和支持。接下來，他們就想拜會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親耳聆聽對“驅彭”運動的教誨。但是，由誰做引薦人才能見到蟄居上海的孫中山先生呢？他們終於找到了時任孫中山先生的秘書謝持。由於謝持對王昆侖前期革命有著重大的影響，有必要做一扼要的介紹：
謝持原名振心，字銘三，於1876年生於四川富順。他早年在故鄉就讀，遂又以教書為業，走教育救國的道路。1907年，加入同盟會，因謀成都起義，未發事泄，被通緝潛往上海。武昌起義後，四川重慶宣布獨立，他出任都督府總務處處長等職。宋教仁被刺之後，他與同鄉——曾和汪精衛行剌攝政王而名噪一時的黃複生相約北上，謀炸竊國大盜袁世凱，事泄被捕，不久獲釋，避居日本，遂加入中華革命黨，任總務部副長。從此，他一直跟隨孫中山其右，並成為元老和親信。在陳炯明發難觀音山之前，謝持任總統府秘書長。在孫中山避居上海期間，他代行秘書之職，處理日常事務。
王昆侖等是如何找到謝持的呢？在此之前，王和謝並無交往。
像他等之身份，在暗殺成風的冒險家的樂園上海貿然求見孫中山，謝持是不會通稟的。事後推論，很可能是黃日葵。
黃日葵在中共黨內的地位較高，且又和時在上海的張國燾等要人稔熟。這時，張國燾以中共領袖人物的身份經常出入孫中山先生的官邸，自然和謝持等人時相過往。由張國燾——或其他中共要人牽線是合情合理的。
是年歲末，王昆侖一行四人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莫裏哀路孫中山先生的私邸，由當時任孫中山秘書的謝持引見，見到了孫先生，宋慶齡同誌也在場另外，當時負責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元老——後右轉為西山會議派的張繼也在座。多年之後，王昆侖回憶起這次拜見孫中山先生的時候，依然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當時我見到的第一個偉大人物是孫中山。我對他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印象很深。
孫中山先生隨著救國之主義的變異，他的革命戰略也由倚靠軍閥武裝平定天下轉為喚起民眾，建立自己的軍隊。因此，他認為要徹底實施北伐，首先打垮實力最強的直係軍事集團，就必須在北京——尤其是北方革命的中心北京發動各界百姓，掀起工運、農運、學運等革命風暴，動搖直係的社會基礎。同時，爭取、分化直係實力派馮玉祥。因此，當“孫先生坐在他辦公桌前的大靠椅上，聽取了我們匯報北京學生的情況後”，他對王昆侖等四人做
了如下史有所記的指示：
“彭允彝的問題，不隻是教育界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光反對彭允彝很不夠，要反對他的主子曹錕、吳佩孚，還要反對曹、吳的後台老板帝國主義列強。你們的鬥爭，也不是北京一個地方的事，而是全國人民的鬥爭。”
多年之後，王昆侖回憶起孫中山先生的這段教誨，還激動不已地寫道；“孫先生一席話，打開了我們的視野，我們的眼前豁然開朗。”因為他認為孫中山先生講話的實質是：“對中國來講，要獨立，要反對軍閥，打倒列強；對世界來講，就是要反對帝國主義。”當時，孫中山先生講的雖然“不是用這些詞，但實質如此，我們很長一個時期相信這個。”
王昆侖的思想有此變化，還有嚴酷的鬥爭現實給了他很大教育。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北洋政府第三十屆內閣是短命的，合計支撐了十天。換言之，在王昆侖一行四人到達上海不久，就獲悉了內閣的倒台。在王昆侖的認識中，籌組下屆內閣的時候，彭允彝不會再入閣出任教育總長。但是出他所料的是，王正廷為國務總理的第三十一屆內閣宣布成立的時候，彭允彝依然是教育總長。因此，他認為孫中山先生有先見之明，決心跟著孫中山革命終生。同時，他也想到同行的黃日葵在火車上和他說的話，認為共產黨人在“驅彭”問題上的看法，和孫中山先生的見解相近。
也就是在這次會見中，王昆侖第一次見到了雍容華貴的孫夫人宋慶齡女士，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多年之後，當他回憶起這次相見的時候，用無比景仰的口氣寫下了這段話：
當時，宋慶齡同誌不是以大人物夫人的麵貌出現，她在一旁嫻靜地諦聽著孫先生：司我們的談話，然後熟練地用打字機打下來3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小夥子，第一次見到有這樣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侶，使我們肅然起敬。
這時，素有太子之稱的孫科也在上海，他聽說北京大學來了幾位大學生，向父親求教“驅彭”之事，甚感興趣，遂主動約見了王昆侖等四人。關於這次會見，未留下任何史料。俚是，從王昆侖及有關人士的回憶可知，他們這次相見談得十分融洽。其中，王昆侖和孫科由此建立了不錯的私人友誼，孫曾主動要王做自己的秘書。王雖以大學尚未畢業為由婉拒，值為王日後成為太子派的骨幹打下了基礎。
王昆侖自從見到孫中山先生以後，對心中的偉人越發地景仰了！為探尋救國之主義，特別想單獨拜見孫中山先生。不久，他們四人在上海的活動做了不同的分工，他在完成自己份內的工作之後，貿然叩開了謝持的家門。謝持驚詫地問道：
“汝筠同學，有什麽事情嗎？”
“我想單獨拜見孫中山先生！”
“你不是已經見過了嗎？”
“那是四個人一塊拜見的！”
“你有什麽重要的事情向孫先生請教嗎？”
“有！向孫先生求教救國、救民的主義。”
或許是王昆侖的精神感動了謝持，他答應為之聯絡。但孫先生有否時間召見，他沒有把握。
也可能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吧！孫中山先生於日理萬機之中，不僅再次約見了時為大學生的王昆侖，而且還擠出一個單元的時間與之長談。孫中山先生說罷“要革命，要救國，就要相信我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就要參加一個革命黨，組織起來才有力量”等革命道理之後，又動情地說道：
“你們要驅逐彭允彝是革命的行為，我全力支持。為達此目的，你們懂得到上海來找我，很好。我再次向你說明，我要革命，要打倒北洋政府，這就需要你——還有大多數愛國學生都明白這樣一個道理：要下決心找更多的人參加革命。”
王昆侖堅毅地點了點頭，並深沉地說了一個“好”字。接著，他又求教：
“我相信孫先生的理論，但我不知從何做起？您能不能對我點撥一下呢？”
孫中山先生沉吟片時，問道：
“要革命，就需要核心。這革命的核心，就是指革命的政黨。你參加什麽黨派沒有？”
王昆侖微鐓地搖了搖頭。
“你想加入我的國民黨嗎？”
“想！因為我抱定決心跟著您革命。”王昆侖說罷又有些惶恐地問道，“我怎樣才能加入國民黨呢？”
“簡單，你明天去環龍路四十四號，那兒是國民黨黨部，找謝持、張繼等同誌，就說我同意了，履行一個入黨手續。”
“我一定照孫先生說的去辦！”王昆侖忍住內心的激動，又繼續請教，我回到北京以後應該怎樣去做呢？”
“在學生中間放手發展國民黨組織孫中山先生說罷又問道，“在你的周圍有讚成我的三民主義的學生嗎？”
“有！”接著，王昆侖詳細介紹了“民治主義同誌會”，遂又問道，“這些同學可以加入國民黨嗎？”
“可以，可以。”接著，孫中山先生又向王昆侖講述了發展組織，秘密在北京學生中間建立國民黨支部以後，又以沉毅的口吻說了這句史有所記的話，“隻有這樣才有前途！”
王昆侖懷著極大的滿足告別了孫中山先生。翌日，他又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指示趕到環龍路四十四號國民黨黨部，履行了加入國民黨的手續。
王昆侖一行四人南下上海的任務完成了，行前，王昆侖作為由孫中山先生親自批準加入國民黨的新黨員，他又趕到莫裏哀路孫中山先生的私邸辭行，再次當麵聆聽領袖的教誨。孫中山先生就像是一位嚴師，深入淺出地講解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形勢之後，身旁的人取來一遝封好的宣傳品，請王昆侖秘密轉交有關的人士。王昆侖雙手捧著這遝宣傳品，十分嚴肅地說道：
“請孫先生放心，我一定把它安全送到接收人的手裏。”
“你怎樣躲過車瞥的檢查呢？”
“我……”王昆侖猶豫一下，馬上果斷地說道，“我會有辦法對付他們的！”
王昆侖對付車警檢查的辦法是什麽呢？多年之後，他做了如下的回憶：
臨回北京時，他讓我帶點東西去，要我去找徐侃、可庭。把一些宣傳品交給他們。我去買了一個藤條包，為了怕搜，買了花花綠綠的衣服、帽子，給王素、王楓（王昆侖的兩個妹妹）穿的，放在上麵，買票到東交民巷六國飯店那個車站下車，可以不搜……回京後，先與徐侃聯係好了，把東西帶給他。
王昆侖一行四人圓滿地完成了南下的使命，搭乘北上的客車，迎著北方吹來的強勁的朔風，飛速地馳向故都北京。他們興致極濃地談者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的風采和宏論，計劃著回到北京之後如何掀起更加猛烈地“驅彭”風暴。但是，王昆侖想得更多的則是：怎樣落實孫中山先生交給的革命使命——把：化京學生運動納入全國的革命洪流之中。換言之，如何才能在神州大地上建立起孫中山先生理想中的民主國家！
王昆侖一行回到北京以後，用他多年以後的話說：“我從此開始了參加國民黨的活動。”
新年——1923年伊始，王昆侖走進北京大學的校園，希望有些新的氣象出現。出他所料的是，他所敬重的校長一代教育宗師蔡元培先生辭職了！他當時所得到的辭職原因有二：一，北洋政府第三十一屆內閣再次請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長期欠發教授的薪水依然拒絕補發；二，直係保、洛兩派的角逐導致財政部長羅文幹被捕，理由是羅利用職權“秘密簽訂合約，羅文幹得了八萬賄款，卻使國家損失五千多萬元”。而羅又是北京大學的兼課教師，被捕之前未和校長打個招呼。而真正的辭職原因是什麽呢？事後，蔡元培寫了如下這段文字：
十一年冬，財政總長羅釣任君（即羅文幹）忽以金佛郎問題被捕，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君提議，重複收禁。我對於彭君此舉，在公議上，認為是**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唷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於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碸萍、蔣夢麟諸君會商，均認為有表示必要，我於是一麵遞辭呈，一麵離京。
明眼人一看便知：蔡元培先生這段文字隱去了直係保、洛兩派在組閣問題上的爭鬥。自然，向以淸高自詡的蔡校長也就不談難以與軍閥共事之苦了！他在這篇長文結束前，隻用“重往歐洲，表示決心”八個字表白他的心跡。
對於蔡元培校長的辭職，王昆侖的情感深處是十分複雜的。因為他不僅景仰自己的恩師，而且他和這位一代教育宗師有著不錯的師生之誼。對此，王昆侖在晚年撰寫了《蔡元培先生二、三事》一文，不僅記述了他們師生間的真摯的情感，而且對蔡元培先生的一生做了髙度的頌揚。其中，特別寫了他大姐王蘭進北大讀書就是蔡元培特批的往亊，讀來感到是那樣的親切。由於王蘭進北大讀書在教育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現把王昆侖和蔡元培寫的有關文字錄在下麵：
王昆侖回憶道：
北京大學從前沒有女生。有一次天津有位女生到北大來找人，社會上就傳說北大有了女生，有人罵“男女混雜傷風敗俗但是蔡先生是支持婦女逬入高等學府的。那時，我姐姐（王蘭）正因病失學在家，她很想進北大求學。我就去問蔡校長。蔡校長問我：“她敢來嗎？”我說：“她敢。”蔡校長說“可以讓她來試試。”這樣，她就進了北大，做了第一個女生。後來又有兩個女生，這就開了男女同校的新風尚。以後，我的姐姐又帶頭剪了短發。
蔡元培記述道：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巳過，故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麽不先請教育部核準？”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道理。”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對於蔡元培校長的辭職，作為學生的王昆侖是憤恨不已的。如果這事發生在拜見孫中山先生之前，他一定會帶領北大的同學打上教育部的大門去，向直係安插在教育界的走狗彭允彝討個公道，再次掀起“驅彭”運動的**。但是今天，他卻較為冷靜地對待蔡校長的辭職。這是因為他想起了他景仰的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的教誨：“彭允彝的阿題，不隻是教育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光反對彭允彝一個人不行，要反對他的主子曹錕、吳佩孚，還要反對曹、吳的後台老板帝國主義列強。你們的鬥爭，也不是北京一個地方的事，而是全國人民的鬥爭。”因此，他越發淸醒地認識到：決心跟著孫中山先生革命，就要義無反厥地跟著孫中山先生打倒軍閥，趕走帝國主義列強！
蔡元培校長辭職的風波尚未平息，“二七慘案”猶如晴天的霹靂撼動著華北的大地，也展動了故都北京。每天，王昆侖從報紙上以及各界群眾的口中獲悉：直係軍閥頭子曹錕、吳佩孚派出大批的荷槍實彈的軍瞀，殘酷地殺戮手無寸鐵的鐵路工人。為此，他的熱血沸騰了！再次地動員北京大學的同學走上街頭，聲援受難的鐵路工人，聲討軍閥的殘忍和無恥！曆經這次偉大的工運風暴的戰鬥洗禮，他越發堅定了孫中山先生以反帝、反封為目標的三民主義革命立場。
在王昆侖與直係軍閥控製的北洋政府作鬥爭的同時，孫中山先生在南方領導的革命給他帶來了勝利的審悅：孫中山先生在召見王昆侖一行四人的同時，他秘密組織了東西兩路討賊大軍，於1923年1月4日發出通電討伐陳炯明，采用分進合擊的戰咯，向廣州進發。由於粵第一師、第三師等起義響應，陳家軍土崩瓦解，迅速漬敗。1月16日，陳炯明被逐出廣州，退守惠州。2月21日，孫中山先生由上海返回廣州，第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被推舉為陸海軍大元帥，重新建立了大元帥府。
王昆侖於慶幸勝利的同時，他又禁不住地想起了孫中山先生臨別時的囑托：“要革命，要救國，就要相信我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就要參加一個革命黨，組織起來才有力量。”為此，他決心在北京大學的學生中間發展國民黨員，建立第一個秘密的國民黨支部，借以響應和支持孫中山先生為領袖的國民革命。為在神州大地建立三民主義為核心的共和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王昆侖發展國民黨員的目標是“民治主義同誌會”的成員。據史記載廣同年冬，經謝持、張繼介紹，全體會員集體加入國民黨。”根據國民黨入黨手續，無論是個人或集體加入國民黨，必須先由人選擇發展對象，然後才進行發展。依據這一常規，王昆侖先同“民治主義同誌會”的成員分別談話、摸底，然後再報告經常往返京滬間的張繼（這時的張繼負責同蘇俄、中共聯係。恰好在此前後，廖仲愷代表孫中山先生和蘇俄代表越飛秘密舉行有名的《孫越談判》，張繼需要經常到北京蘇俄駐華使館進行聯絡）經國民黨黨部研究、批準，方可以謝持、張繼為介紹人，介紹“民治主義同誌會”全體成員加入國民黨。對此，王昆侖從未談及自己的功勞。
在軍閥控製的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國民黨和共產黨一樣是非法的黨派組織。由於陳獨秀、李大釗等長期在北京大學任教，秘密的中共基層黨組織遍及北大乃至各高等院校學生中。但至今尚未發現國民黨基層支部在大學生中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王昆侖以“民治主義同誌會”為基本骨千隊伍的國民黨黨員，是經孫中山先生提議發展的首批黨員。而以王昆侖為核心的秘密的國民黨支部自應是北大學生中的第一個國民黨秘密支部。
王昆侖是學習、研究哲學的。因此，他對理論有著特殊的一甚至是近似癡迷的追求。在他積極發展秘密的國民黨黨員的同時，他又奮發研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等代表著作。但是，由於他受著特定的階級立場的局限——棬尚民治主義，從開始就沒跟上孫中山先生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為標記的新三民主義。這就是他日後成為“西山會議派”的支持者的理論根源。對此，他在多年之後，仍以自責的筆調寫下了這段話
我思想上認為中國的革命，“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應當以國民黨為領導，聯合共產黨，反對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至於將來的中國應當如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建成一個十八世紀華盛頓式的民主共和國，而不應該變成蘇聯那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我在北京所參加的青年政治團體是以北大學生為中心的“民治主義同誌會”，是當時青年群眾中的右翼
王侖的家為什麽能成為這麽多青年學生的活動中心呢？除去他個人的學識、人格魅力以外，他還有一位熱情、好客的母親，
使這些進京求學的莘莘學子一進王家的大門，就有著一種到了家的感覺。誠如孫曉村所記述的那樣：“我們常常見麵，並一同在王昆侖家吃飯。王昆侖的父親在京做事，但段祺瑞政府經常發不出薪來，因此，大學教授、政府官員都要欠薪。我有時看到王昆侖的母親包一包衣服讓子女去當掉，拿回錢來供我們吃飯聚談。當時這樣做真是難能可貴的。”
隨著反對直係軍閥——尤其是反對直係保派頭子曹錕賄選運動的開展，王昆侖親自建立的這個秘密的國民黨支部在不斷的發展和壯大。以此為核心，在北大學生中間逐漸團結了一批右翼青年學生，和以共產黨為核心的左派青年學生發生對立，時而還為爭奪中間派的青年學生展開辯論。其中，年長王昆侖六歲的傅汝霖是右翼的代表，迅速地把這批青年學生推向極端，成為日後“西山會議派”的青年骨幹和群眾基礎。
王昆侖就是在這風起雲湧的革命潮流中成長著。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他自視無私地把自己的一切歒給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但客觀上他卻成了阻礙孫中山先生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絆腳石。這是他始料不及的！
是年夏天，王昆侖結束了北京大學的學業。就要吿別學習和戰鬥長達六年的母校了，真可謂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他就要走上社會了，遂又禁不住發出這樣的自問：
“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南方，可我的生活的出路又在什麽地方呢？……”
軍閥控製的北洋政府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動亂、最為黑暗的時期。真可謂是瘡痍大地，滿目蕭索，橫屍遍野，民不聊生。軍閥政客隻知搶錢奪權，誰也不顧百姓的死活！失業、欠薪本是尋常事，於水火之中的人民都忘了問個為什麽？
王昆侖大學畢業了，這就意味著獨立謀生的開始。然而在畢業等於失業的時代，在京城找者謀生糊口的職業是何等的難啊！由於王昆侖在讀書期向熱衷於學生運動，和長年供職濟廷、民國的父親關係不睦。加之王昆侖在“五四運動”中參預了所謂過激的火燒趙家樓、癰打賣國賊章宗祥的活動而激怒父親，一度宣布斷絕父子關係，因而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在家待業，再白吃父親的飯！另外，王家是名門大戶，光在京城的家就有近十張口要吃要喝，遇上欠發薪水的月份，也隻有靠借、當維持生計。這就要求王昆侖必須盡快找到職業，以緩解家庭危機！
王昆侖雖然是登堂執鞭的新手，但他的教學方法卻是進步的。更為重要的是，他教學的目的是引導學生跟上時代的大潮，成為改造舊中國的生力軍！為此，他給學生上第一節課的時候，他就出了一道命題作文：《述我所願》。這樣，他根據作文的內容，就掌握了所教學生的思想狀況以及未來的人生誌向。
王昆侖在北大就學期間喜歡聽兩門課：一門是李大釗應蔡元培校長所請開設的《唯物史觀》，一門是魯迅先生講的《小說史》。他一直到晚年，“回想起來，還感到興奮和幸運因此，他除去教授應講的課本以外，還鼓勵學生讀魯迅的小說。尤其推薦並輔導學生讀《狂人日記》和《阿正傳》。多年之後，他的學生還懷著感激之情回憶道：“在王昆侖老師引導下，我閱讀了魯迅先生的小說，特別是《阿正傳》和《狂人日記》。使我對文學發生興趣，對魯迅先生思想的深刻和筆鋒的犀利無比敬佩。”
王昆侖雖然出生在名門之家，但他的身上是沒有紈絝子弟的惡習的。由於他曆經革命風雨的洗禮，抱定了救國救民的決心，對身處水深火熱中的窮苦人民給予極大的同情。另外，他深信“相士知貧，相馬知瘦”是真理，對班上家境貧寒的學生多方給予幫助——甚至親自出麵求校方解決學生的生活困難。對此，當年的窮書生——日後的大學問家勾適生先生曾做了如下回憶廣王昆侖於1923年代我向張伯苓校長請免交學費和書費，張校長答應了，一直繼續到南開大學畢業。”
王昆侖很快以自己的道德和教學贏得了學生的愛戴，“從那時起，有的學生跟他很接近，特別是我（勾適生）、周恩壽、童家驥、許邦和、邢桐華；還有：王衡、劉嘉祥、萬家寶（曹禺）、魏思昌”等同學。即使半年以後王昆侖離開南開中學，還有許多同學和他保持通信聯係，有的日後還成了同事或戰友。
由於周恩壽同學是周恩來的弟弟，王昆侖在南開中學任教期間還結識了當時天津女權運動的領導人鄧穎超，並由此結下了多半個世紀的革命友誼。據當亊人回憶：鄧穎超經常和周恩壽一道來拜訪王昆侖，談起“五四運動”，談起天津學生支持北京學生“驅彭”運動等事十分親切。當王昆侖獲悉不足二十歲的鄧穎超已成為天津婦女運動的領袖，並創建了天津女星第一補習學校，且擔任教務長之後，打心底生起敬佩之情。
是年冬天，王昆侖結束了南開中學的教學，回到了北京，在找尋工作期間，他又把精力投在了以“民治主義同誌會”為基礎的國民黨秘密支部的活動方麵。恰在這時，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在廣州召開，各地需選代表參加。近半年以來，王昆侖因在南開中學教書，北京方麵的工作主要由傅汝霖主持，因此，由傅當代表是順理成章的事。由於他們這個秘密的國民黨學生支部，是孫中山先生親自過問建立的，因而傅汝霖這個不足三十歲的青年當選為國民黨第一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這究竟是為了什麽呢？……”
王昆侖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期，學生的思想就比較活躍，加之黨派和社團林立，經常發生口角和鬥爭。據王昆侖回憶，“無政府主義者很不得人心，有一次，一部分學生受外麵壞人影響，公然借端反對蔡校長，鬧到校長室。開大會的時候，那些搗亂分子和無政府主義學生砸會場，遭到全校大多數同學反對和製止”。而今，兩個秘密的黨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剛剛合作就又開始分裂，未來在北京髙等學校的同學中將會鬧成個什麽樣子呢？為此，他一時失卻了主張。
不久，依據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宣告成立。傅汝霖給王昆侖等帶來了如下這份《北京國民黨執行部報告書》：
第一項北京執行部成立及改組之經過：北京執行部自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成立後，即在北京織染局二十九號租定房舍一處，分設各部辦事處，開始辦公。
第二項組織及職員姓名尨京執行部最初成立之時，其組織及職員姓名如左：（一）秘書處常務委員丁惟汾（會務）、王法勤（黨務通信）、石瑛（財務）。文書科，主任傅汝霖，助理佘惟一、何孟雄，錄事管滌我。會計庶務科，主任劉範祥，錄事孫鼎元。（二）組織部部長李大釗，秘書蔡和森，統計登記路友於，組織指導陳兆彬。
王昆侖看罷這份報吿書，從名單上可知多是師長和同學。其中，丁惟汾、王法勤、石瑛等人是國民黨元老，而石瑛和其同學傅汝霖是堅決反對國共合作的右派李大釗是自己的恩師，對其道德文章打心底敬服。可他是共產黨的領袖，且又得孫中山先生的倚重，而此次國共合作的促成，他應算是中共方麵的第一功臣。在他的周圍不僅有中共要人蔡和森、何孟雄等，而且還有國民黨左派路友於等。為此，他不能不發出這樣的自問：
“這是一個左派、右派勢均力敵的國民黨執行部，未來怎樣開展北方的革命工作呢？自己又該如何處理這種錯綜複雜的黨務和人事關係呢？……”
但是，王昆侖這時的思想畢競是屬於舊民主主義體係，從根本上講是反對國共合作的，加之傅汝霖等人的影響，他很快堅定了立場：站在國民黨右派一邊。這就是他日後成為西山會議派的思想根源。
王昆侖出生在中國封建社會解體，而新的社會尚未確立的大動**的時代。作為成長中的靑年，他抨擊的是方死而又未死的沒落腐朽的封建習俗，他所向往的是方生而又未生的全新的美好生活。王昆侖生在官宦之家，早期受的是嚴格的傳統文化的熏陶但在人生成長的路途上——尤其是在北京大學長達六年的學習中，他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的教育。加之，他是一代熱血靑年的學生領袖，他更是為舊社會的消亡抽薪，為新社會的誕生助燃。因此，必然和生養自己的封建家庭發生矛盾——甚至是對抗。這就是王昆侖的父親一度宣布和兒子斷絕關係的根本原因。然而，這並不是說王昆侖的思想中沒有封建文化，相反，這封建的遺俗就像是一條無形的精神鎖鏈還影響——甚至左右著他的行為。表現最為明顯的是在愛情問上。
王昆侖的父親為使兒子打下深厚的古文基礎，為他請了一位造詣頗深的國學教員許先生私授四書五經。王自幼聰慧，且有填詞賦詩的天分，深得這位許老先生的青睞。說來也巧，許老先生有一位和王昆侖同庚（一說長王昆侖幾歲）的女公子——許大小姐長得楚楚動人，並十分喜愛作陚吟詩。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對似賈寶玉和林黛玉式的靑年男女很自然地會產生愛慕之心。據說在直奉交戰期間，兩家人曾避難天津，同住一宅。王昆侖和許大小姐久存的愛慕之心升華為愛情。兩人不僅癡愛如醉，而且還信誓旦旦地私訂終身。
但是，王昆侖的父母卻反對這門親事。其中王的母親反對的理由更是難以成立：許大小姐比王昆侖年長。要知道在舊社會，向有女大三，抱金磚之說的啊！為此，王昆侖在前門一家旅店租了一間客房，請弟弟悄悄找來許大小姐，未等弟弟離去，就迫不及待地說；
“我們家不同意咱們倆人的婚姻，你說怎麽辦吧？”
許大小姐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急得一時失卻了主意，不知該做何回答。
“你怎麽不說話啊？”王昆侖有些急了，“當年我們二人說的話還箅不算數？”
“算，算——”
“那就快表個態吧！”
“我……聽你的。”
“那好王昆侖十分鄭重地說道，“我已經決定了，為和封建勢力抗爭，我們從今天起一塊出走、逃婚！”
“對！隻有出走、逃婚，我們才會獲得幸福的愛情生活。”
許大小姐猶豫了好長時間，希望王昆侖能緩幾天再做決定。
王昆侖同意了許大小姐的請求，怏怏不快地回到自己的家，焦急不安地等著許大小姐的回話。令他失望的是，許大小姐一是沒有為了愛情殉身的決心，再是也怕逃婚的名聲不好，幾經鬥爭，她終於把王昆侖要她一塊逃婚的決定告訴了自己的父親。這位紂建文化的傳道者和衛道者聽後大為光火，他不僅訓斥自己的女兒，而且還把王昆侖這種離經叛道之舉向王家告發。結果是可想而知的，王昆侖遭到了父母的堅拒和指責。
王昆侖麵對自己追求和向往的愛情以及封建家庭的橫加阻隔作何選擇呢？他為了對得起父母的養育之恩——所謂的孝心戰勝了愛情，非常痛苦地了卻了人生最為美好的第一次愛情！
“五四前後的青年，十分崇尚西方的一句諺語：愛情隻屬於人一次。王昆侖是否也受此影響？不得而知。但在他痛苦地結束了和許大小姐的愛情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沒有和女性發生過戀愛。像他的才華——在同學中有江南才子之美譽，他這樣的名門望族——無錫八大家之一，在較長時間中沒有涉足愛情的確是不多見的！但是，這並不說明王昆侖萬念倶灰，像風流才子李叔同、蘇曼殊那樣遁入空門，進入另一神境界中生活。相反，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俗緣難了的才子加政治家，一旦遇上一位能點燃他愛情之火的女性，他依然會愛得轟轟烈烈的！就在他在師大女附中教國文的時候，遇上了小他六歲的美人範映霞。
範映霞彖境貧寒，後成為一個孤兒。她在師大女附中就讀的時候，和乇昆侖的妹妹王楓同班，二人十分要好。也正是由於這層關係，範映霞經常到王家做客，並因長得貌美、聰慧大得王昆侖母親的歡心，主動提出認範映霞為千女兒。這時，王昆侖在天津南開中學教書。
王昆侖回到北京以後，雖偶然見過範映霞，但因是妹妹的同學，也未曾萌發愛的火焰。不久，王昆侖應聘到師大女附中教國文課的時候，範映霞非常愛聽王的課，且有著陚詩填詞的才分。幾經詩詞唱和，二人就墜入愛河之中，這時，王昆侖不足二十三歲，而範映霞才剛滿十六歲。在今夭看來，範映霞還不到十八歲花季的年齡，談戀愛實在是太早了然而在時尚推崇二八佳人的封建社會恰是正當年華。要知道林黛玉死的時候剛剛十七歲，可她早已演完了震撼人心的愛情悲劇！
王昆侖的性格是屬於坦****的君子型，向不隱瞞自己的愛和恨。當他認為自己和範映霞愛得難分難舍的時候，他決定向自己的父母表明態度：他愛範映霞，並決定和範映霞結為終生伉偭。這次，無論是王昆侖還是範映霞都認為一切如願，因為王家喜歡範映霞，王母還主動認範映霞為千女兒呢！
這太出王昆侖和範映霞所料了！他們為不能終生相愛而痛苦。其中，第一次投入愛河的範映霞的痛苦——或說精神壓力更是大，她隻有和淚水相伴度過這種相愛而又不能愛的日子。王昆侖或是成熟了抑或是接受了上次戀愛失敗的教訓，他表麵裝得十分平靜，內心中卻做好了抗爭到底的精神準備。為此，他用戀人那特有的語言來寬慰範映霞，使純情而又美麗的少女範映霞安心讀書，等待他們結合的時機。
正當王昆侖和範映霞的愛情受到家庭阻隔而不能結合的時候，北京的政情又因直係軍閥頭子賄選總統發生重大變化，迫使王昆侖理智地從個人愛情受挫的痛苦中解脫出來，以大無畏的卓命姿態投入到新的革命大潮中去！
當王昆侖在天津南開中學執教的時候，直係軍閥頭子曹錕無視全國人民的反對，於1923年6月逼走他一手捧上總統寶座的黎元洪，急切就任北洋政府的大總統。但是，當時的議員因多數離京南下，使得所謂新的總統選舉無法進行。急切想當總統的曹錕在其幕僚的策劃下，派人設立議員倶樂部，以四十萬元收買國會議長，並收買議員北上，規定出席選舉的議員每人五千至一萬元。同時，對反直派——主要是反對賄選派采取武力脅迫。10月5日，受賄議員五百九十人選舉曹錕為總統。時人稱國會為“豬仔國會”，稱受賄議員為“豬仔議員”，稱曹錕為“賄選總統”。曹錕賄選之舉理所當然地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也必然遭到北京中共北方區委以及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堅決反對。在曹錕任賄選總統一年零十多天的期間，這神鬥爭愈演愈烈。
在反直倒曹的鬥爭中，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中的左右兩派也向著兩極迅速地分化著。白天，他們走上街頭，一致對外；晚上，他們聚集在一起，又因革命方向的不同而爭論。隨著反直倒曹的深入發展，他們遂又發展為爭奪群眾和爭奪領導權的鬥爭。這時的王昆侖堅定地站在國民黨右派立場上，旗幟鮮明地反對國民黨左派——尤其是反對共產黨人成為革命運動的領導者。
24年5月下半月，張國燾被捕叛變，供出了李大釗等一枇中共要人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負責人。幸喜內線有人，曹錕為總統的北洋政府才未抓獲在北京的國共兩黨的要人。但曹錕指示內務部下“海捕文書”，通緝李大釗等革命黨黨魁，借以免除後顧之憂。一時間，故都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直係曹錕和吳佩孚的倒行逆施，不僅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懣，也引起了軍閥內部的分化和改組。孫中山先生不失時機地秘密派人北上，和受直係打擊與排斥的皖係段祺瑞、奉係張作霖結成孫段張反直大三角同盟。與此同時，孫中山先生指示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把工作重點移到策反直係受曹、吳排擠的大將馮玉祥的身上。為此，王昆侖在李大釗、王法勤等的領導下，參與策反馮的部屬的工作。由此始，王昆侖不僅為馮部發動所謂北京革命盡了力，而且還為日後策反西北軍奠定了基礎。此乃後話，略。
是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再次爆發。受孫中山先生革命主義影響的馮玉祥將軍決計倒戈，向直係軍閥曹錕和吳佩孚殺個回馬槍。正當直奉主力在冀東一線激戰猶酣的時候，直係第三路軍總司令馮玉祥突然從熱河前線回師北京，與胡景翼、孫嶽等共同行動，包圍總統府，囚禁賄選總統曹錕，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的職務。對此，史稱北京政變。馮玉祥將軍自稱是北京革命。
王昆侖等一是看到反直倒吳的目的實現了，再是因為自己曾為此出過力，因而他打心底是髙興的。
然而，王昆侖很快從興奮的熱點冷卻下來。不久，他雖然也看到馮玉祥將軍將所率部隊改為中華民國國民軍，公然表示傾向南方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政府，並把末代皇帝溥儀驅逐出皇宮。可是馮又以謙謙君子之風拱手出讓領導權，違心同意奉係張作霖的勢力入主華北，請皖係老政客段祺瑞組閣，成立中華民國執政府。結果，事與願違，北京政變依然是換湯不換藥。這對尚無革命經驗的王昆侖而言，真是難以接受的事實！更令王昆侖等不安的是，馮玉祥又電請孫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國是。這在當時大多數國民黨人看來，馮玉祥給孫中山先生出了一道難題。旋即，王昆侖等又圍繞著孫中山先生應否北上展開了一場大辯論！
王昆侖久居京城，深知北洋政府對孫中山先生恨得要死，怕得要命，雖說馮玉祥將軍以軍事實力為後盾，以人格為擔保，但他依然為孫中山先生的安全擔心。因此，他無論是從理智還是感情，都不讚成一代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應邀北上，與大小軍閥、政客共商國是。
但是，出王昆侖所料的是，孫中山先生為了迅速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同時也為了“拿革命主義去宣傳”，毅然決定接受馮玉祥等人的邀請，刻日北上，共商國是。他認為當前“根本之圖，尤在速謀統一，以從事建設。庶幾分崩離析之局，得以收拾，長治久安之策，得以實施”。不久，王昆侖等又讀到了孫中山先生昭示國內外的《北上宣言》，他重申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的主張之後，還要求“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和建設”。最後，他公然宣稱：“本黨於此，敢以熱誠告於國民日：國民之命運，在於國民之自決，本黨若能得國民之援助，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統一諸目的，必能依於奮鬥而完全達到。”
王昆侖為其景仰的革命導師的膽略所折服，尤其當他想到孫中山先生不顧病疾折磨，依然為國家、為人民盡心盡力的時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八個字油然浮現於腦海，他禁不住地自語：“天下為公！
王昆侖於折服革命導師北上的膽識的同時，依然沒有解除其內心的疑慮。正當國民黨北京執行部開會商議如何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議政之際，北方政局又猝然逆轉，這就更增加了王昆侖等國民黨人的疑慮和擔心。事情的原委如下：
段祺瑞出任執政之後，很快就在執政府中安插了大批的親信爪牙，並與奉係張作霖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共同排擠馮玉祥將軍及其國民軍。苜先，他焊然下令免去馮玉祥將軍的陸軍檢閱使，任命馮為西北邊防督辦，責令近期班師出塞，移兵張家口。其次，馮玉祥將軍雖然憤慨異常，但他內心又矛盾重重。其一，自己搞的所謂首都革命落得個換湯不換藥的結果，無臉見北上的孫中山先生；二，他由於無力回天，故想效法張留侯退居留壩的辦法，去地僻人稀的張家口，一則可以藏拙，再則可以避免參加內戰的心願，遂憤而從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