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昆侖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後，在向中央申述落實政策的同時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積重難返的撥亂反正的工作中。不久，在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成立各民主黨派、工商聯中央機關聯合臨時領導小組，王昆侖被邀參預其領導工作。他經初步調查：“獲悉民革在文革中所受的損失十分嚴重，中央和地方組織領導人幾乎都受到程度不同的衝擊。”除他以外，張治中、鄧寶珊、朱蘊山、屈武、梅龔彬、唐生智、黃紹竑等都受到衝擊，其中有人和他一樣被投入監獄，有的還被迫害致死。至於“民革”各級組織機關幹部、成員和社聯入士受迫害的為數更多。因此，他獲悉的情況越多，受害的心靈就越感到沉重，而為生者平反、為死者昭雪的責任也就越感到責無旁貸！“民革”中像他一樣懷有這種心情的政治家是很多的，對此，朱學範同誌作了如下回憶：
我獲悉王昆侖、屈武也蹲過監獄，立即分別拜訪了他們。
王昆侖和我共同回顧了十年動亂時期，“民革”同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道度過了建國以來最艱難的歲月。他並總結了幾條：
1經受了最嚴重的考驗；
2表現了同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決心；
3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解、信賴和感情；
4深刻體會到中國共產黨偉大的不可戰勝的生命力；
5證明“民革”是無愧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是中共的親密戰友；
6為在新的曆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同“民革”建立和發展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王還強調說，目前“民革”最緊迫的工作是協助共產黨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搞好落實政策的工作。
我到屈武家裏，他也熱情接待我……談了當前落實政策的重大意義。
王、屈兩位同誌高睹遠矚，對“民革”工作提出了可責的意見，給了我很大的啟示，特別在協助中國共產黨落實有關政策方麵使我備加重視。
隨著全國政治形勢的發展，中央於1977年10月決定，原八個民主黨派分別宣布正式恢複活動，撤銷聯合領導小組。在新的一屆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各民主黨派成立過渡性的臨時領導機構。12月，“民革”臨時領導小組成立，王昆侖為三人召集人之一。同時宣布：小組一俟成立即著手“民革”工作。
1978年3月10日至11日，王昆侖在友誼賓館主持座談會，聽取地方民革同誌對恢複工作的意見，王昆侖重點講了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意見，對“民革”工作的開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年8月11日，王昆侖在京主持召開“民革”中央常委座談會。會議就恢複工作問題交換了意見外，還討論了朱學範同誌提出的如下三項建議：
1鑒於何香凝、程潛、張治中、邵力子、蔡廷鍇、蔣光浦、劉文輝、龍雲、陳紹寬、唐生智、熊克武、陳其瑗、鄧寶珊、陳邵先、餘心淸、黃紹竑等許多有代表性的同誌相繼逝世，迫切需要加強領導層的力量，才能繼續發揮“民革”的影響和作用；
2必須調入一批骨幹力量，特別是流散在外麵，年紀較輕的“民革”機關幹部，由於他們有工作經驗，有利於恢複工作；
3恢複中央機關各部委，在目前幹部缺少的情況下，可以先成立綜合辦公室。
不久，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了！會議堅決地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在此路線的指引下，對於統一戰線和民主黨派的工作，也是一個曆史性的偉大轉折。接著，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79年元旦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殷切期望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共同發展建國大業。為此，王昆侖作為“民革”的主要負責人認為是落實周總理臨終前三個“托”字的遺囑的時候了，為此，他立即接受朱學範同誌建議，於是年7月31日到8月4日，民革中央召開對台工作的座談會，就加強對台工作，就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大家一致認為：“民革”能利用對台關係多的有利條件，大力開展對台工作，發揮積極作用。也就是在這種特定曆史條件下，王昆侖深感自己的責任重大，為了周總理臨終前對他提出的三個“托”字，竭盡全力地工作著！
獨在異鄉為異客，人逢佳節倍思親。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到了，王昆侖望著長空中的明月，很自然地想到遠在海峽對岸的老朋舊友，一時各種慵感融於心潮，攪得他難以平靜，遂又化做了首七言律詩：
中秋寄台灣同胞
中秋本是團圓節，
月蝕何能蝕我心？
統一有日非孤島，
團結長期為眾民。
江山換彩國家福，
稻菽豐收氣象新。
誰言路遠情偏近，
今夜秋思可勝春。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民革中央決定於1979年10月11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王昆侖致開幕詞；朱蘊山作《團結起來，為實現四化和祖國統一的偉大任務而奮鬥》的報告；朱學範作關於修改“民革”章程的報告；陳此生致閉幕詞。接著，“民革”召開五屆一中全會，選舉朱蘊山為主席，王昆侖等為副主席。說到這次會議的盛況，朱學範同誌作了如下的記述：
這次會議……是“民革”同誌飽受了各種不幸遭遇後的第一個盛會。大家歡聚一堂共議恢複“民革”工作大計，無不額首稱慶。會場上對我們“民革”還能舉行這樣的大會普遍流露著喜出望外的心情。不少同誌久別重逢，互相擁抱、祝賀、勉勵，有的激動得流下了熱淚……大會即將圓滿閉幕之前，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領導人葉劍英、鄧小平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八個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代表大會代表，鄧小平在會上發表了講話：“我們熱忱地希望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都以主人翁的態度關心國家大事，熱心社會主義事業，就國家大政方針和各方麵的工作，勇敢地、負責地發表意見，提出建議和批評，做我們黨的諍友，共同把國家事情辦好。”
與會同誌……無不振奮萬分。這次大會開得非常成功，不僅是一次團結的大會，而且成為“民革”曆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成為我們繼續前逬的一個裏程碑。
“民革中央恢複之後，真可謂是千頭萬緒，僅就平反冤假錯案一事而言，由於“民革”是曆次運動的重災區，真是難於上青天！“一般說來，政治上的平反較為順利，回京戶口、工作和子女等問題拖了一些時日，但也大體獲得解決。接著又受理廣大成員的申訴。個別成員由於工作調動，原單位撤銷等原因，無人過問。為此有的民革地方組織派人走遍了好幾個省市，幾十個單位。終於查清了問題，在當地有關方麵的支持下，使政策得到了落實王昆侖作為“民革”中央第一副主席，傾注了他晚年很多的心血！
再如黃紹竑的右派問題，是和章伯鈞、羅隆基定為當年最大的三個極冇分子，章、羅二人沒有平反，黃能不能平反呢？王昆侖和主管“民革”組織的朱學範等人經過多次研究和努力，終於還黃紹竑一個清白的政治身份。
至此，“民革”係統的落實政策的工作全部結束。
王昆侖作為“民革”中央副主席——且昔日一直負責宣傳工作，因此他非常關心“民革”中央機關報《團結報》的複刊。他和陳此生等同誌奔走、努力之下，終於在1980年2月29日使停刊十五年之久的《團結報》複刊。
與此同時，他這位北京市的老副市長，對北京市文化戰線上蒙冤受難的藝術家落實政策也備加關心。僅就老舍先生平反昭蜇一窨為例，就可看出王昆侖付出了多少心血：
老舍先生是中國著名的大作家、大戲劇家，也是北京人民的驕傲。但是，在**初期，因不堪人格和名節的受辱，投太平湖自盡。在我黨的曆史上，稱老舍先生這種維護人的尊嚴的行為叫畏罪自殺。沒有相當高的領導人批準，是很難恢複其清白的。所以，“四人幫”粉碎了，但老舍先生的冤案未能很快的平反。
王昆侖和老舍先生是老相識，遠在山城的時代，就一起在周總理的領導下為苦難的祖國在共同的呐喊著。抗日戰爭結束之後，老舍先生應美國有關部門之邀，先行到美國講學。不久，王昆侖也到了美國。二人大有他鄉遇故知之感，曾數度訪晤，相對深談。建國之後，他們二人又相繼回到了祖國，並共事於北京，自然又多了一份情誼。老舍先生遭迫害而死之後，王昆侖曾受周總理的委托，前去到老舍先生家慰問胡潔靑夫人。1975年王昆侖出獄之後，得知老舍先生沉冤未白，遂多方奔走呼籲。最終，在各方人士的關注之下，老舍先生得到昭雪。王昆侖聽後悲喜交加，遂作《悼老舍先生》七律一首以記之：
昔年今日兩懸殊，
坦**胸懷好丈夫。
長憶龍溝初解放，
艱難扶杖共登途。
英明盛世奸邪敗，
賢俊妻兒憂痛除。
信有文壇同悼念，
早集佳作刊遺書。
藤夢醒來是早晨。當太陽髙高升起的時候，一切魔鬼就會顯了原形！“四人幫”就是按此規律辦事的，最終被押上了曆史審判台1在特別法庭審判之前，甘英同誌奉彭真同誌之命來王昆侖家轉達彭真同誌的口信：要金陵陪著他父親出庭做證；如果昆侖同誌身體不好，可請金陵代念控詞。接著，甘英同誌轉告了江青迫害王昆侖的罪行；講王昆論是特務的錄音講話。
1980年12月12日，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開庭。王昆侖在女兒王金陵的陪同下出庭作證，嚴正控訴江青一夥迫害他和民主黨派人士的罪行。他的發言題目是“把屬於上帝的歸於上帝，把屬於魔鬼的還給魔鬼”。這篇發言在國內外——尤其是在準台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現摘引片語：
我從30年代開始，就在黨和周恩來等中央同誌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曾經跟蔣介石麵對麵鬥爭過，而你們竟然誣蔑我是“特務”，是“反革命”把我逮捕起來。江青、康生、龍冨治一夥這麽做，並不是對我個人有什麽特別的仇很，他們是為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所以點名一大批，揪鬥一大批，逮捕一大批，害死一大批這些同巧，他們在解放以前跟國民黨反動派鬥，跟日本帝國主義鬥，跟特務鬥，隨時隨地有流血犧牲的危險。但是他們沒有縮，堅定不移對跟著中國共產黨走，中國的解放和建設，也有他們的血；子勞。當年，蔣介石反動派把他們看作是眼中釘、肉中剌，是顧慮到人民的力量和社會輿論，才不敢公然加以謀害然而，蔣介石所不敢做的，你江青竟然做了；當年反動派不能幹的，你江青竟然幹了……
不久，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王昆侖當選為副主席；接著，“民革”中央主席朱蘊山逝世，王昆侖在“民革”五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主席。從此，他的身上的擔子更重了，但他仍然以周總理為楷模，獻出自己最後的光和熱！
王昆侖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是他一生心情最偷快的時期，也是他為黨和國家做事最為有成效的時期。同時，也是他在詩歌創作方麵又一個最為豐收的時期。在這期間，他給後人留下了十餘首詩詞。而且在詩歌風格上——尤其是在古體詩通俗化方麵取得了新的成績。其中比較型的是下麵這首：
尊貴的合彩
調寄金縷曲
一九七七年三月，集周恩來總理與鄧穎超同誌簞命生活合影多幅，特書此曲以永念周總理，並祝鄧大姐健康長壽。
合影多珍貴！看從頭，英俊雙雙，青春年歲。起自天津，後廣東，黃埔韓江山水。有革命武裝雄威。廣大工農齊發動，盡掃除反動神和鬼！念生前，遵教誨。
生死相依真佳配！尊“大姐婦女先驅，人群敬佩，生命不恩終戰鬥，革命堅貞無愧。痛一旦，巨星殞落，安民治國除佘孽，任途長艱巨全無畏，祝長壽，衷心慰。
與此同時，他還寫了幾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對他自己為什麽研究紅學，寫《紅樓夢人物論》以及周總理如何關心他寫昆曲劇本《晴雯》等首次做了披露和說明，對紅學研究是有積極意義的。
再者，為了追念先驅、回顧國民黨的革命曆程，並促進國共兩黨合作、海峽兩岸早日統一，他寫下了大量的回憶文章。其中尤以《宋慶齡——畢生為新中國奮鬥的忠誠戰士》、《紀念馮玉祥將軍》等篇在海內外影響最大，使全世界的炎黃子孫再次記起孫中山先生的教導：“世界潮流，浩浩****，順之者昌，逆之者則亡”，為祖國的統一盡一份力量！在南社盟主——王昆侖昔日的忘年交柳亞子先生逝世二十五年紀念日的時候，他以《詩人、學者、戰士》為題，寫了篇很長的紀念文章，不僅對先亡故人寄寓了凝重的深情，同時對柳亞子先生的曆史功績做了充分的肯定。這在海內外一尤其是上層和學者之間影響是很好的！
隨著日月的流逝，王昆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走下坡路了！待他度過八十大壽之後，他和醫院打交道的次數就越來越多了。1985年之後，他再也沒有從北京醫院中走出。也就是在這時，他認為自己一生所留的唯一遺憾就是自己的黨齡問題，似乎隻要黨組織向他宣布：王昆侖的入黨時間為1933年，他就可以含笑告別這人世間！可是，這唯一的願望能實現嗎？他不知道。然而，他卻暗自下定了決心，再次向黨組織提出申訴，算做自己對黨的最後一次忠誠！……
王昆侖申訴是有道理的。對此，黨的各級組織也是知情的。由於這件事情涉及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沒有黨中央的決定，中央組織部也很難更改王昆侖的入黨時間。考慮到王昆侖的年齡和病情，遂采取“易粗不易細”的策略對之。
按照中國的傳統說法：“八十老翁何所求？”換言之，人活過八十歲就無欲望可求了。今年，王昆侖已到虛歲八十四歲了，按照孔子活七十三，孟子活八十四的說法，王昆侖已和聖人孟子同壽了，就常理而言，他也應當按“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辦事了，可他卻偏偏視政治生命為第一，不承認他事實存在的政治生命時間，他就不能含笑逝去。因此，他的心病已經成了他生命最後階段難以除卻的塊壘！
1985年春末夏初，心病難除的王昆侖又迎來了一段十分偷快的日子，那就是鄧大姐因病住院，與他成為“芳鄰”。
王昆侖1923年在天津南開中學教學認識鄧穎超迄始，算來已有五十二個舂秋了！就按鄧大姐為《王昆侖文集》作序寫的那樣：“我初次見到昆侖，正是1925年，在中山公園，那時他帶著兩個妹妹：王素、王楓，還有他的戀人範映霞——後來成為他的妻子。”到今天也整整半個世紀了！因此，他們在醫院中經常利用休息的時間談憶往事。而兩位年過八十的老人共同回顧風華正茂時代的曆程，也是人生中最大的樂趣。
鄧大姐和王昆侖一家的關係是非同一般的。鄧大姐視王昆侖為兄長，王昆侖的女兒王金陵因早年離開母親，沒有母愛，自在武漢時期就叫鄧媽媽，從此之後，遇事就向鄧媽媽求教。就說大姐仙逝之前，她囑咐親屬分發遺物的時候，也要有王金陵的一份。對於王昆侖的愛情生活，鄧大姐也是知道的。解放以後，她和總理盡管不讚成王昆侖和曹孟君分手，擔她對王金陵的親生母親一直是留有好感的。對於他們過早的離異也是有著自己的看法的。有一天，王金陵探視父親之便過來看鄧媽媽的時候，鄧大姐突然問道：
“金陵，你父親為什麽和你母親分手呢？”
王金陵講了她所知道的原因。
“後來，你見過生你的母親嗎？”
王金陵告之建國之後，她母親自蘭州來北京看過她，王昆侖也不反對她母女相見。由於她母親改嫁給一個國民黨駐新疆的官員，本來出身貧寒的範映霞落得一個反革命家屬的罪名。王金陵十分同情母親的遭遇，可又不敢公然接濟，隻好每月給同母異父的弟弟寄20元錢（那時20元就夠一個人生活了）。現在，已經客死在蘭州。鄧大姐聽後沉默良久，似想起了什麽，最後不無感慨地說道：
“我還記得你母親，她長得很漂亮，你沒有你母親漂亮。”一日，鄧大姐的秘書趙煒同誌手拿著一張紙，笑眯眯地走進王昆侖的病房，高興地說道：
“王老，看！我給您送什麽來了？”
原來，鄧大姐病好就要出院了，特地寫了幾個字送給王昆侖。
王昆侖雙手接過捧看，上書：
書贈王昆侖同誌兄：
多年戰友數日芳鄰
鄧穎超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於北京醫院
王昆侖看後感慨良多，無限情絲縈繞心頭似有千言萬語，可他到這時卻什麽也說不出來了！
翌日，鄧大姐出院了。王昆侖在女兒王金陵的攙扶下送鄧大姐到電梯，鄧大姐再三叮囑王昆侖：要好好治療，要聽醫生和金陵的話。最後，鄧大姐不無羨慕地說：
“你晚年有金陵這樣一個女兒在身旁，這是你的福氣。”鄧大姐說罷懷著依依之情走進電梯，又再三和王昆侖擺手告別，相約病好出院之後再相歡聚。
王昆侖送走鄧大姐之後，心感到空****的，再次拿起鄧大妲別前寫給他的“多年戰友，數日芳鄰”的那張紙，雙手捧讀，浮想聯翩，這人世間最深的情，最厚的意，終於化成一首七言律詩，遂提筆寫在紙上：
口占讚鄧顴超同誌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巾轄英雄濟世才，
舍生忘死佐恩來。
古今伉儷誰堪比？
馬列高風亦杜哉！
王昆侖自此之後，病情日趨惡化，他也自知陽壽不多，隻求能在生時看見黨能改過他的入黨時間。但是，一天一天地過去了，他希望改過的結論仍然沒有看！。不久，他經常處於昏迷狀態，但他一醒來就問：他的入黨時間改過了沒有？作為大夫、作為家屬隻有微然搖首。就在王昆侖即將謝世前的一天，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同誌和胡啟立同誌趕來醫院看望。王昆侖用盡平生最後的力量，向黨的領導人申訴自己的人黨問題。胡耀邦同誌和胡啟立同誌聽後深受感動，要王金陵同誌代父親寫份材料呈送中央，並告之王昆侖；“到了這種時候是一定要解決的！”
關於王昆侖是如何走完人生旅途的最後時刻，王金陵同誌寫了如下這段文字：
父親病危時，中央統戰部通知我轉告我父，中央巳批準三的黨齡自1933年算起。因中組部文件未到，先做口頭通知。要我在適當的時機再說。我想這是他一生未了的晴結，隻要他一息尚存就要告訴他。我湊著他的耳朵說了，隻見他的嘴唇在動，閉合的雙眼流出了淚水。父親在1985年8月23日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在他離別我們時，雖然沒有了呼吸、沒有了血壓，但是通過心髒益測器的熒屏可以看到：他的心還在頑強地、久久地跳動，眺動……
對於黨的忠誠或者說重視政治生命超過己的一切，是王昆侖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代表他們那一代共產黨人的品格和追求！
也就是在王昆侖仙逝後的第三天——8月26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下達了如下文件：
中共中央統戰部：
經中央批準，恢複王昆侖同誌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〇年八月的黨籍，黨齡從一九三三年起連續計算。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組織部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六1
王昆侖的黨齡公布之後，在海內外引起極大的反響。就是王昆侖的一些不知內情的老友獲知這一消息之後，也都驚愕不已。
王昆侖的葬禮規格是相當高的，這表明黨和人民給予他應當享受的榮譽。對於他一生的評價，筆者無需再費筆墨，現摘抄一段悼詞如下：
王昆全同誌的一生，是不斷追求真理、追求逬步的一生。雖然他也曾經曆過青年時代的曲折，但當他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異理，就矢誌不渝，數十年如一日，堅持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而奮鬥到最後一息。
王昆麽同誌勇於任事，敢於負責，對於黨所分配的每一項工作，都全力以赴地努力完成。在工作作風上，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得到黨內外同誌一致的好評。在思想修養上，他嚴於律己，勤於學習，對罔恩來同誌“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的教誨，拳拳服膺，銘記在心。他始終以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麵貌，堅持學習，參加組織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患病期間他仍然關心整黨工作，並且滿懷信心地表示整黨一定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
王昆侖同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中，為黨和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巳的高尚品德和卓越貢獻，將永遠留在人們的心中！
這也就是筆者為王昆侖立傳的目的和結論。
這也就是《王昆侖》一書的最光彩的結束語。
作者於一九九六年元月末成書於京城萬壽寺
王昆侖年譜
（1902年至1985年）
王昆侖，江蘇省無錫人，原名汝筠，原字魯瞻。祖父王忠蔭，官居三品。父王鏡明，字心如，先後曆署山東省平原、海豐等知縣，無錫稅務所長。母侯愛貞，為名士侯煒孫女。
芏昆侖生於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四日，即1902年（自定8月1日），歿於1985年8月23日，享年83歲。年譜如下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四日）
王昆侖出生在河北省定縣。後遷入北京，在新開路小學讀書。
1911年，9歲。
是年十月十日爆發辛亥革命，不久，清廷宣布退位，給少年時代的王昆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13年，11歲。
王昆侖畢業於新開路小學，並考入北京四中初中學習。在此學習期間，他關注著中國南北對峙的政局發展，為兵連禍接的祖國憂心忡忡。
1917年，15歲。
王昆侖畢業於北京四中初中班，旋即考入北京大學預科。
是年，張勳複辟失敗。從此，北洋政府開始了走馬燈似地換屆時代。
是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相繼延聘陳獨秀、李大釗、章士釗、魯迅、邵親萍等新派人物走上北京大學課堂，傳播新的思想，教授先進的科學知識。
1918年，16歲。
王昆侖升入北京大學本科中文係。他最愛聽魯迅先生的課，並和魯迅先生結下師生之誼。
是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以勝利國的身份在北京召開慶祝大會。蔡元培認為是真理戰勝強權的勝利，而李大釗則認為是《庶民的勝利》。
由於王昆侖在一係列的政治活動中的表現，當選北京大學一年級學生會主席。
1919年，17歲。
王昆侖十分喜愛中文，尤喜詩詞創作。但在當時抨擊儒學，撻伐“孔家店”的背景下，他毅然放棄中文係，轉入哲學係就讀，並與李大釗結下了較深的師生之誼。
是年五月四日爆發“五四運動”。王昆侖作為北京大學一年級學生會主席，帶領學生走上街頭，參加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並帶頭火燒趙家樓。
供職北洋政府的父親獲知王昆侖參加“五四運動”之後大怒，宣布和王昆侖脫離父子關係。但由於母親早年受秋瑾影響，堅決支持兒子，遂使僵持的父子關係得以緩解。
1920年，18歲。
專心攻讀西方各派哲學，留意新文化運動，尤喜愛讀魯迅先生的小說。
在李大釗的支持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京大學成立。
王昆侖因推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沒有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在蔡元培校長的支持下，王昆侖的大姐王蘭成為北京大學也是全國男女同校的第一個女大學生。
1921年，19歲
北京大學及京城高校教授在馬敘倫、李大釗等知名教授的帶領下，掀起長達半年之久的索薪運動。
王昆侖堅定地站在教授一邊，支持教授向北洋政府索薪，是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成立。
王昆侖在研讀西方哲學的同時，繼續研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並暗自下定決心：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
1922年，20歲。
北方：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並以奉係兵敗出關結束。
南方：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兵變，孫中山先生蒙難觀音山，旋即退到上海，重新研究中國革命的方略。
北京大學為阻止彭允彝出任教育部長，在師生中掀起了“驅彭運動”。是年末，王昆侖與中共黨員黃日葵等被推選為代表，南下上海拜謁孫中山先生。在孫中山先生諄諄教誨下，王昆侖猶如在茫茫夜海之中見到了航標燈，看到中國的希望，遂在孫中山先生的勸導下，由國民黨元老張繼、謝持介紹，正式加入國民黨。也就是在這次南下上海期間，得識孫科，為日後成為太子派骨幹埋下了伏筆。
1923年，21歲。
王昆侖自上海返回北京之後，在北京組織了北大學生為中心的“民治主義同誌會”，是當時青年學生中的右翼。
是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
不久，受聘執教天津南幵中學。他的學生中有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曹禺等人。也就是在這期間，因周恩壽的關係得識鄧穎超，由此二人結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友誼。
1924年，22歲。
南下杭州，執教於杭州第一中學。
後返回北京，在不少學校教課。在師大女附中教語文課的時候，得識妹妹王楓同班同學範映霞，並發展為愛情。
是年秋，王昆侖因病去西山療養，得識於陳毅、金滿城，三人朝夕相處，縱論天下大事，遂戲稱“三劍客”。
馮玉祥等發動“北京革命”。先敗直係大將吳佩孚，繼之驅末代皇帝溥儀出宮，最後又電邀孫中山先生北上議政孫中山先生置個人生死於度外，接受馮玉祥將軍的邀請，發表北上宣言，抱病北上。並於是年末到達北京。
王昆侖親自趕到孫中山先生的下榻處，探視病中的領袖，並聆聽最後的教誨。
1925年，23歲。
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仙逝。
王昆侖忍著極大的悲慟，參加了孫中山先生的葬禮。據鄧穎超同誌的回憶“1925年，在中山公園，那時他帶著兩個妹妹：王素、王楓，還有他的戀人範映霞一一後來成為他的妻子。”一道參加孫中山先生的追悼會。
孫中山先生大出殯的時候，王昆侖和一些青年自發去當警衛。他的兩個妹妹王素和王楓以及他的未婚妻範映霞也都參加護靈並步行到香山。
孫中山先生仙逝之後，國民黨出現了第一次分裂。王昆侖站在西山會議派一邊與國民黨左派、與中國共產黨論戰，並提出有名的論點：“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共產黨，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帝國主義！”該論點受到毛澤東等人的批評。
是年，因身體健康原因，東渡日本休養，寫下七律《觀日本日光華嚴大瀑布》。
1926年，24歲。
北京爆發“三一八慘案”。王昆侖作為國民黨右派的骨千，與李大釗、陳毅等人一起參加並領導了這一愛國運動。
事後，北洋政府發出通緝令，王昆侖名在榜文之上。
王昆侖偕未婚妻範映震逃離北京，南下潮州，在黃埔潮州分校中任政治教官，教授三民主義。
時潮州分校校長是何應欽。王昆侖與何在治黨、治軍以及北伐等問題上有分歧，心情並不舒暢。
是年底，王昆侖隨何應欽統率的北伐東路軍參加北伐，始任政治部宣傳科長，後為代政治部主任。
1927年，25歲。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無數的共產黨人和愛國誌士的鮮血染紅黃浦江。
王昆侖隨東路軍進抵上海，拜見同意分共但不讚成屠殺的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吳稚暉等人，同時在陳群等人的拉攏下參加上海國民黨市黨部的工作。他因是西山會議派的骨幹分子，遂遭到蔣之嫡係的排斥，上任未有幾天又辭職離去。
是年5月，應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主任吳稚暉等人之邀，由滬赴寧就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秘書長。
6月，王昆侖因和西北軍主帥馮玉祥將軍相識，陪同蔣介石等北上徐州，參加蔣馮徐州會談。
王昆侖返回南京不久，因宣傳口徑和蔣介石不一致，屢遭蔣介石枇評。
王昆侖在南京與範映霞完婚。
8月，蔣介石被迫下野。由於政治部主任吳稚暉等人與蔣介石共進退，王昆侖這位政治部秘書長也就形同自免其職。
是年8月1日，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第一槍。
王昆侖靜觀寧滬、寧漢以及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李（宗仁）之間角逐國民黨最髙權力的鬥爭。他得出結論：時下的國民黨完全背叛了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教誨，把以三民主義為理論基礎的國民黨變成了一黨一派獨裁的工具。怎麽辦？他為此苦惱，為此尋覓。
是年末，長女王金陵出生，給王昆侖帶來不少歡樂。
1928年，26歲。
隨著蔣介石的複職，蔣、汪、胡、李因權力再分配等原因，再次陷入兵戈相見的地步。
王昆侖對蔣介石失望到了極點，遂在上海發起組織“再造社”，並出版《再造》等報刊。他利用這些輿論陣地，公開批評國民黨已經變質，需要再造一個新的國民黨。在這期間，他寫了不少有關“再造”國民黨的文章。
6月4日，日本侵略者猝然發動“皇姑屯事件”，炸死奉係主帥張作霖。
王昆侖深為日本侵我東北三省而優心。
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易幟，從而兵不血刃地完成了祖國的統一
1929年，27歲。
3月，爆發蔣桂戰爭，繼之又爆發第一次蔣馮之戰，均以蔣介石獲勝而告結。
王昆侖越發地看淸了蔣介石消滅異己，建立蔣家獨裁王朝的麵目，遂下定決心，利用手中的筆撰文揭露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背叛三民主義的反革命伎倆。
失勢的汪精衛派的幹將王樂平、陳公博等人秘密建立改組派，並發起護黨救國運動。其口號與性質和王昆侖的再造派有異曲同工之妙，隻是改組派的後台是汪精衛，聲勢和影響都比再造派大。因此，也更容易遭到蔣介石的忌恨。
是年底，改組派大將王樂平被蔣記特務暗殺。對此，王昆侖一方麵痛恨蔣介石的暗殺行為，另一方麵也為自己的安全擔心。
迫於蔣介石的壓力，自然也有經濟方麵的原因，王昆侖等主編的《再造》等報刊相繼停辦。
1930年，28歲。
是年爆發蔣馮閻中原大戰。
開始，王昆侖對打垮蔣介石軍事集團充滿希望，為此曾利用和西北軍等的關係進行倒蔣活動。接著，他又動員原西山會議派中的國民黨元老參加在北平召開的“非常會議”，寄希望於“非常會議”能取代蔣記的南京國民政府。令他失望的是蔣介石借助張學良的力量，相繼打垮了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的軍事集團。同時，他也看清了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的軍事行為，也隻不過是一種變相的權力之爭。因此，他認為時下的國民黨是徹底的沒救了！
1931年，29歲。
王昆侖於苦悶之中另覓新的救國之路。在這期間，他開始秘密地研讀馬克思主義精典著作。
是年爆發“九一八事變”。
王昆侖出於民族的義憤，保護來南京向蔣介石請願的各界愛國人士和青年學生。出王所料的是，蔣介石不僅不抗日，反而秘密派軍警憲特逮捕、殺害手無寸鐵的愛國的人民。他對國民黨完全絕望了！
王昆侖為了尋找一條新的救國之路，決計回故鄉無錫，邊研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邊思索救國良策。
1932年，30歲。
王昆侖在無錫潛心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靜觀日本侵華風雲以及南京國民政府的權力之爭。
與此同時，王昆侖團結無錫的友人創辦《人報》，並帶頭撰寫文章，把無錫的希望、中國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
是年秋，由於孫科出任立法院院長，王昆侖作為太子派的骨幹受聘立法委員，遂告別故鄉無錫，赴南京上任。
從此，王昆侖往返於無錫和南京之間，為尋求新的救國之路獨自思考著。
在此期間，他和左恭、曹孟君等發生聯係。
王昆侖利用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和關係，曾積極營救數名被捕的愛國青年出獄。
1933年，31歲。
王昆侖曆經長時間地研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以及嚴肅分析中國的國情，認為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為此，他苦苦地尋找黨的地下組織。
從內部策動反蔣統一戰線，製約蔣介石“圍剿”紅軍；
廣泛團結寧滬兩地的進步知識分子，有目的地組織讀書會，使得更多的知識分子接觸馬克思主義。
為了便於從事秘密戰線上的工作，他在上海建立王公館，每兩個星期去上海一趟，先後向地下黨的負責人潘漢年、王世英、盧濤、曹亮等報告有關的情報。
1934年，32歲。
王昆侖應孫科之請，負責中山文化教育館的工作。期間，他把中山文化教育館當作情報基地，同時還以此為掩護團結了很多愛國的知識分子。
創辦《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發表長篇論文《世界經濟恐慌與中國殖民地化的現狀》。
與胡濟邦相配合，從國民政府外交部竊得十餘份出國護照，安全地把我黨負責同誌送出國境。
與胡濟邦相配合，竊得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的作戰計劃，提前送到了黨的手裏。
是年秋，與原配夫人範映霞離異。
不久，與曹孟君產生戀情。
1935年，33歲。
紅軍長征前後，上海地下黨數度遭到破壞，致使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失去聯係長達一年多的時間。
王昆侖和上海地下黨的同誌仍然繼續為黨工作著。
是年秋天，在上海塔斯社工作的錢俊瑞同誌得到了《八一宣言》，寧滬兩地的中共地下黨員決定：在無錫太湖別墅內的萬方樓借品嚐蜜桃，召開萬方樓會議，傳達《八一宣言》，確定下一階段的革命任務。王昆侖作為主人，很好地組織了這次萬方樓會議。
事前，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獲知召開萬方樓會議的消息，特命沈醉帶人趕到無錫，買通內奸，妄圖一網打盡。由於王昆侖安排巧妙，使沈醉的計劃全部落空。
王昆侖奉黨之命參加國民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競選上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與此同時，大漢奸殷汝耕成立冀東反共自治政府。北京愛國學生爆發“一二九運動
麵對日本的鐵蹄踏上華北的大地，王昆侖憂國之心沉重。
紅軍於是年十月下旬到達陝北，勝利完成二萬五千裏長征。王昆侖聞後十分興奮，又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是年，上海地下黨的總負責人李竹聲叛變投敵，使王昆侖等單線聯係的秘密黨員暫時和黨失去組織關係。但王昆侖自己當時並不知情。
1936年，34歲。
王昆侖根據《八宣言》的精神，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著。他通過關係，和西北軍、桂係、川係等地方實力派進行接觸，講明救亡抗日的前途。
接著，王昆侖赴川拜會劉湘，在談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道理之後，說服劉湘為共產黨捐款。經王的手，把劉湘捐贈的6萬大洋交給馮雪峰，為購買地下電台做出了貢獻。
接著，王昆侖奉命護送丁玲赴北平0順路拜訪了秦德純、閻錫山、韓複榘等地方實力派，向他們宣講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希望這些地方實力派放棄個人私利，一致對外。
王昆侖支持孫曉村、曹孟君等籌組南京救國會，並為全國性的救國會在上海勝利召開從旁盡力。
上海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南京的孫曉村、曹孟君被捕，通稱救國會“九君子”。
王昆侖為營救寧滬兩地被捕的救國會“九君子”四方遊說，八方求援，終因蔣介石欲用武力消滅西北的紅軍、出動特務鎮壓民主愛國力量而未果。
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二將軍發動“西安事變”，扣蔣介石於西安。在中國共產黨人周恩來等的調停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放蔣介石回南京。
在“西安事變”期間，王昆侖根據黨的指示，在國民黨的上層做工作，力促和平解決。
1937年，35歲。
由“西安事變”為契機，遂開始了國共兩黨的公開和談。為此，周恩來等共產黨人赴杭州、上廬山、到南京數度和蔣介石談判，為促進國共第二次合作努力工作著。
王昆侖在南京第一次見到景仰的周恩來，並應周的要求，繼續做孫科的工作。
七月七日，北平爆發“七七事變”，全民抗戰開始。
蔣介石被迫釋放寧滬兩地的“九君子”。
八月十三日上海爆發“八一三抗戰”。王昆侖投身於救亡抗日的大潮中。他一萬麵做馮玉祥等將軍的工作，一方麵陪著出獄不久的沈鈞儒等人到太湖，借散心為名，商談抗日大計。
10月，王昆侖偕曹孟君先行撤離南京，溯江退到武漢。
1938年，36歲。
從旁支持曹孟君等人成立“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
3月，決定和曹孟君結婚。但因陪同曹孟君等趕赴徐州搶救失去家園的孤兒，並未舉行所謂的婚禮。
徐州會戰開始不久，王昆侖偕曹孟君等趕到徐州，利用他和李宗仁的關係，親赴戰場搶救兒童，幾次險些喪生。
王昆侖回到武漢之後，寫下了數篇徐州戰場之行的見聞，收到《徐州突圍》一書中。
王昆侖通過錢俊瑞向周恩來同誌提出權複黨的關係，周從工作以及王昆侖的個人安全等方麵考慮，應暫緩恢複。但仍在周的領導下為黨繼續工作。
王昆侖及時地向黨報告汪精衛等投敵的言行。後來周恩來曾說過：“國民黨上午開會，我們下午就知道了全部情況，其中之一就釔王昆侖同誌報告的。他是立了大功的。”
是年年底，汪精衛自山城出走，經昆明，到達河內，公開發表變節投敵的《豔電》。
王昆侖以極大的義憤，聲討汪精衛的賣國行徑。
1939年，37歲。
王昆侖作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立法委員，並無實際的權力，隻是參加有關的會議。在這期間，他主要是負責中蘇文化協會，兼管刊物《中蘇文化》。
發表論文《高爾基逝世三周年》。
1940年，38歲。
為給堅持抗戰的軍民以精神激勵，發表長篇論文《論抗爭的五月》，該文從曆史的角度高揚了中華民族不可戰勝的精神。
同時，在南方局的領導下從事統戰和情報工作。
1941年，39歲。
1月，蔣介石一手導演了“皖南事變”，國共合作麵臨破裂的危險，山城的政治空氣頓時緊張起來。
為適應這突如其來的政治形勢，在南方局和周恩來同誌的領導下，王昆侖等秘密成立黨的外圍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又稱“小民革”）。王昆侖等以此為基礎，團結了一大批愛國反蔣的有識之士，為黨做了大量的工作。
發表論文《文化交流與文化戰鬥》。
是年末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
大批留居香港的文化人相繼回到重慶。
1942年，40歲。
繼續為南方局搜集國民黨上層的情報。
排斥中蘇文化協會的右翼勢力，把中蘇文化協會辦成黨的一個活動據點。
發表長篇論文《三民主義革命者的曆史試煉》、《怎樣認識現代中國語的四聲》、《中國語四聲流變及其將來》等。
1943年，41歲。
為適應形勢的發展，在南方局的支持下，發起成立“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這是一個國民黨上層左派人士為主的政治組織，為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開始寫《紅樓夢人物論》。
1944年，42歲。
繼續領導“小民革”、“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配合南方局開展國民黨上層的工作。
繼續寫《紅樓夢人物論》。
1945年，43歲。
抗日戰爭已顯露出勝利的曙光。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王昆侖在會上質詢國民黨的抗方略，以及為何把投敵的軍長說成功臣等事，遭到圍攻，蔣介石氣得破口大罵近一個小時。王昆侖凜然正氣，昂首走出會場。
是年9月，毛澤東主席在周恩來等人的陪同下，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談。王昆侖數次見到毛澤東主席。其中，毛澤東在接見“小民革”的過程中，與王昆侖談《紅樓夢〉，並告之在延安曾讀過王昆侖寫的《紅樓夢人物論》。
1946年，44歲。
1月，重慶發生“滄白堂事件”，毆傷講演的郭沫若、張東蓀等人。
2月10日，重慶發生“較場口事件”。毆傷大會主席李公樸、郭沫若等人，並打傷主席團成員馬寅初、章乃器等六十餘人。
重慶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王昆侖成為國民黨特務監視的重點對象。
是年夏，王昆侖由重慶遷回南京。為了安全，他住在七海租界的公館中。
6月23日，南京發生“下關慘案”，毆傷“上海人民和平請願團”馬敘倫、雷潔瓊等多人。
7月，昆明發生暗殺李公樸、聞一多慘案，震驚中外。
王昆侖為防意外事件發生，住進醫院。
10月，國共和談即將破裂，周恩來同誌借探視為名和王昆侖談話：1國共和談破裂，中共代表團撤回延安；2周走後由董老負責和王昆侖聯係；3繼續做孫科等人的工作。
不久，董老前來看望王昆侖，共同策動國民黨在東北的軍隊嘩變。後因消息走漏失敗。
董老撤離之前同意王昆侖出國。
1947年，45歲。
王昆侖所住醫院的周圍布滿可疑之人，據可靠消息：他和曹孟君都上了特務的黑名單。
王昆侖找來在法學院讀書的女兒王金陵，談了自己的曆史，一旦被特務暗殺，希望女兒替父親報仇。
由教育部長朱家驊出麵，以王昆侖赴美治病為由，給以視察美國中等教育的名義，向蔣介石提出申請，獲批準。
1948年，46歲。
1月，王昆侖偕愛女王金陵乘船赴美國。
王昆侖住在紐約，協助馮五祥將軍組建民革駐美總分會籌備會，在美國華僑中開展反蔣、愛國的民主運動。
寫長篇論文《美國民歌歌者阿來爾女士》。
夏秋之間，唐明照轉達“周公”的指示：“解放戰爭即將勝利結束，希望馮先生和昆侖轉道回國，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籌備工作。為安全起見，請馮先生和昆侖父女分別由水陸兩路到東北跟香港的一批會合。”
王昆侖借口赴歐洲旅遊，偕愛女王金陵離美赴歐，踏上回國的路途。
1949年，47歲。
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謖庖惶焱趵ヂ剄膳踅鵒曖陝蘩鍶刖常順抵貝鍔蜓簦胂愀劾吹拿裰魅聳炕岷稀?
2月25日，王昆侖一行三人乘專車到達北平，周恩來等到車站歡迎，旋即下榻北京飯店
參預起草“小民革”的宣言。同時，自“小民革”解散之日起加入“民革”。
參加籌備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籌備會議，被選為政務委員。
10月1日，王昆侖登上天安門城樓，站在周總理的身後，聆聽毛澤東主席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總理很有感觸地說：“昆侖你還記得嗎？五四運動時，學生在這裏挨打；三十年後，人民做了主人，我們上了主席台，這可真是天翻地覆的變化。”
1950年，48歲。
8月，經毛澤東主席認同，王昆侖重新入黨。
10月8日，毛澤東主席發布命令：“著中國人民誌願軍迅速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助朝鮮同誌：向侵略者作戰。”
11月27日至12月6日民革舉行二屆二中全會，確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為本黨當前中心政治任務。
1951年，49歲。
2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鎮反運動即在全國展開。
1952年，50歲。
民革於2月29日作出《關於加強“三反”運動，堅決反擊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
1953年，51歲。
王昆侖在民革中積極參加“三反”、“五反”運動。
1954年，52歲。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開七屆四中全會，揭露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
1955年，53歲。
3月，鄧小平同誌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
4月，潘漢年在北京飯店被捕，遂在全國展開轟轟烈烈的揭發潘漢年反革命集團的運動，很多高級幹部受到株連。王昆侖受到極大的震動。
不久，徐冰同誌傳達中央決定：王昆侖去北京市當副市長，分管文化和衛生工作。從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北京市的文化、衛生工作之中，十多年來，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績。
參加有關《紅樓夢》的討論，寫出論文《關於曹雪芹的創作思想》。
1956年，54歲。
王昆侖努力於北京市的衛生和文化工作。
1957年，55歲是年春天整風，王昆侖奉命帶頭提意見。
6月開始反右，王昆侖又帶頭做深刻檢查。
1958年，56歲。
王昆侖投身大躍進運動，他把北京的衛生、文化、文物等方麵的工作抓出了成效。
是年寫了《送金陵下放揚州農村詩三首》等詩作。
1959年，57歲。
為慶祝十年大慶忙於首都的衛生和文化工作。
是年寫了《歌唱東西長安街》等詩作。同時，參加為曹操翻案的大討論，寫了長篇論文《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
1960年，58歲。
率中國潮劇團赴柬埔寨王國進行友好訪問。
全年填詞、賦詩多首。是王一生中創作最旺盛的時期。是年夏，周總理宴請上海越劇團，王昆侖應周總理之邀為之講《紅摟夢》。旋即，王陪周總理參觀被稱作大觀園的恭王府，接受周總理交給的紀念曹雪芹誕辰二百周年的任務。
191年，59歲。
積極籌備紀念曹雪芹誕辰二百年的活動。
繼續旺盛的詩歌創作，並寫文章《墨點無多淚點多借評論八大山人的寫意畫抒懷。
為紀念曹雪芹誕辰二百年修定《紅樓夢人物論》，相繼發表在《光明日報》等報刊上。
應北方昆曲劇院院長金紫光之邀，與女兒王金陵合寫《晴雯》。
1963年，61歲。
昆曲劇本《晴雯》於8月8日彩排。鄧大姐親臨劇場觀看。
8月12日，周總理觀看《晴雯》，當場作了重要講話。
王昆侖與女兒王金陵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對《晴雯》劇本進行修改，公演，取得成功。
1964年，62歲。
文化部整風。王昆侖在統戰部檢查：關於《紅樓夢人物論》和《晴雯》。
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於10月去通縣張家灣參加“四淸”。
1965年，63歲。
歲末，率北京市慰問團去北大荒，慰問支邊的北京青年。
1966年，64歲。
全國展開**，北京市委於4月垮台。
8月18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上檢閱紅衛兵，與王昆侖談《紅樓夢》。
王昆侖作為主管文化、衛生的副市長負責接待紅衛兵。
9月，王昆侖被抄家。
1967年，65歲。
1月，戰友和妻子曹孟君同誌逝世。
初冬，王昆侖被造反派關到市委黨校，實行群眾專政。
1968年，66歲。
2月，王昆侖被逮捕，關押在秦城監獄，代號為6842。
1972年，70歲。
是年秋，王金陵獲準探監6王昆侖把《心上人間》、《縱思為黨；《書憤》等三首獄中吟成的詩背出，並請王金陵記。
1973年，71歲。
繼續在秦城坐監獄，吟《天明》詩。
1974年，72歲。
繼續在秦城坐監獄，吟《我何恨》等六首詩。
1975年，73歲。
3月29日，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王昆侖重獲自由。接鄧穎超同誌電話有感，賦五言律詩一首。
不久，董老仙逝。王昆侖聞之痛不欲生，吟《哭董必武老》七言律詩一首。
1976年，74歲。
1月，周總理逝世，王昆侖忍著極大的悲痛，吟《悼念周恩來總理》七言律詩一首。
7月，朱德委員長逝世，王昆侖作《悼念朱德總司令》七言律詩一首。
9月，毛澤東主席逝世。
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
1977年，75歲。
中央統戰部公布王昆侖等人的黨籍，遂投入到正本淸源、撥亂反正的工作中。
作《悼老舍先生》詩、填《尊貴的合影——調寄金縷曲》詞。
12月，民革成立臨時領導小組，王昆侖為三位召集人之一。
1978年，76歲。
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
王昆侖為落實黨的政策忙碌著。
1979年，77歲。
10月11日，民革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王昆侖當選為副主席。
之後，王昆侖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由於心情舒暢，在此以後的六年中又出現了一次詩歌創作**，並寫了多篇回憶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蔡元培、柳亞子等人的文章，在國內外影響很大。
全黨審判“四人幫”，王昆侖出庭作證。
1985年，83歲。
王昆侖因病住進醫院，與鄧穎超同誌為鄰，二人回憶往事，增添不少樂趣。鄧大姐出院前夕，書贈“多年戰友，數日芳鄰”。王昆侖看後寫《口占讚鄧穎超同誌》七言絕句一首，是為絕筆之作。
8月23日，王昆侖走完了人生旅程。在彌留之際，通知他黨籍自1933年算起。
1988年，《王昆侖文集》出版。
1990年，王昆侖故居落成。鄧大姐親書“王昆侖故居”。
作者於一九九六年一月末完於
京城萬壽寺苦樂居
寫在《王昆侖》出版之際
我父親辭世後，中央公幵了他是1933年入黨的黨員，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社會上立刻起了一種轟動效應。首先是民主黨派的不少成員及父親的一些生前友好，在向我——父親唯一的兒女表示對父親深沉的哀思時，常有人會情不自禁地說道：真沒想到……或是說：怪不得……甚至香港、台灣也有各種不同的反應；繼而是出版界的朋友們來找我寫稿。
他們希望我能揭開長期籠罩在我父親身上的神秘之紗；展現他由一個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轉變為共產主義忠誠戰士曲折而苦痛的心路曆程；破釋他在白色恐怖下、敵人營壘中為黨做了哪些鮮為人知的工作的謎底。
我自己又何嚐不想這樣做呢？我愛我的父親，不僅僅是出於血緣關係，更主要的，他是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我曾想為父親編寫三部書：《王昆侖文集》、《王昆侖傳》與《王昆侖回憶及回憶王昆侖》。為此，1985年整理了家存的全部材料，1986年到天津、上海、杭州、武漢、重慶、成都、瀘州各地去尋訪曾和父親共事或與我父同時代的幸存老者，還收集他以往發表過的文章，無論是斷簡殘篇，我都視為珍寶。因為我要編寫這幾部書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樹我父親一個人，而是想以我父的真人實事去襯托那為革命為建立新中國為實現共產主義奮不顧身的整整一代人。所以我每到一地都去烈士陵園，當我看到烈士們那年輕的麵龐、就義時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我真是感慨萬千，淚如雨下但是我過於髙估自己的能力了。於是我沉默了整整三年，於是我先編輯了父親的文集，並在編後記中寫了這樣一些話：“我應當坦率地承認我並不完全理解自己的父親。他從不對家人提起他的過去，述說自己那曲折而辛澀的思想曆程、那艱險而危難的戰鬥生涯。誰能相信，當我入團入黨時都要和他劃清思想界限……”我入黨以後他滿心高興地說：“祝賀你，我的好女兒，你是一個共產黨員了。我送你一本《共產黨宣言》，今後我們一同好好學習。”誰能相信，我竟然聽不出他話裏一語雙關的深意！直到文革，他被揪鬥。某機關“造反派”竟來到我們家裏，怒顏厲色地狂吼：“你和共產黨是什麽關係？你有哪些罪惡？要老實交代！”我聽到這類語言十分氣憤。父親也許由此而感到事態的嚴重性。這才陸陸續續對我說了一點點他當年加入地下黨的事，不過真是一點點。他在秦城監獄出來後，又跟我談了過去所做的秘密工作的一點點。我接連用了兩個“一點點”，是因為周恩來總理於1973年曾在接見從美國來華的我的表叔顧毓秀時，說到我父親“正在受審查。我和昆侖共事四十年，我了解他，我早就要給他寫個材料。不過我實在是太忙了”；我接連寫了兩個“一點點”，還因為鄧穎超媽媽在《王昆侖文集》序中寫道：“他以國民黨候補中委、立法委員的公開身份，戰鬥在黨的秘密工作戰線上，做了許多鮮為人知、有利於黨有益於人民的工作。”我萬分感激周總理和鄧媽媽對我父親的髙度評價及深深的關懷，否則我的父親早就會以“6842號”囚犯之名病死秦城了。但我遺憾的是他們沒有說明那“許多鮮為人知”的工怍的具體內容。
我又默默地等了幾年。卻在無意中發現了一個自稱為“傻柱子”而實際上聰明絕頂的作家——王朝柱。那時他寫了《龍雲和蔣介石》，龍雲的四子龍繩文是我在美國華盛頓勤工儉學時的好友。龍繩文看了王朝柱的作品大為讚賞，特意想法見他一麵，並對王深表謝意。之後我又和龍先生去八一廠看了同名電影，我認為此片比我當時看過的幾部描繪愛國將領的電影更有特色。龍先生每次回國總要邀請王朝柱，於是我和王朝柱接觸也多了，深感他身上有一種北方好漢的直率而忠厚、義氣而凝重的氣質。所以我們成了忘年交，他由稱我“老師”而改叫“大姐”，我也直呼他為“柱子”。
有一次他勸我寫寫自己的父親，我說廣非不為也，乃不能也。”他說：“願聞其詳。”我就提起自己寫《王昆侖傳》的困難——我不了解民國時代的事，尤其是國民黨內的派別鬥爭等等，他立刻拍拍胸脯，說我來幫你。我十年苦攻民國史，所以才得了“傻柱子”的外號。我又說我就怕這麽大的題材不會結構，他說我是學作曲的，我來幫你結構。幸好我是個音樂迷，否則會聽不懂他的話。我經常是放著交響曲搞翻譯或是寫點什麽。我在《這裏的黎明睜悄悄》的譯後記中提到這部作品的結構上有樂曲的節奏感。我也曾寫過《屠格涅夫作品的音樂性》。藝術是分門別類的，如音樂、美術、詩歌及散文等等，但這所有的類別又是可以相通的。所以我聽了王朝柱的這句話感到和他又多了幾分共同語言。
不過使我最後下決心請王朝柱同誌來寫《王昆侖》這本傳記，是由於他送給我的近作：《功臣和罪人——潘漢年》。這並不是因為潘漢年曾是我父親單線領導中的一位，也不因為我的四姑夫原國民黨駐丹麥公使陳國廉起義後，受命我方去美工作，潘漢年案一出，他也身陷牢監，病死獄中，二十九年才得平反。不是！不是！受潘漢年案株連的豈止一人！使我感動的是終於有人來為多年在所謂白區舍身忘我幹革命的一大批人樹碑立傳了！而且是個笑稱自己從“周口店以來曆代貧農出身”的紅五類王朝柱，撰寫出身黑五類的屈死獄中的潘漢年，我焉能等閑視之。於是我邀王朝柱同誌到我家來，再把一尺多高的材料放在桌上，幹脆一句話：
王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