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的第一本傳記文學《龍雲和蔣介石》問世之後，我收到龍雲第四個公子龍繩文先生自北京飯店打來的電話，想來寒舍拜訪。我客氣地答說去北京飯店看他。也就是在這次拜訪中我得識王金陵教授。

在這之前，我早就聽說中國文壇有一位才女，是紅學專家王昆侖先生的女公子，六十年代，父女合寫昆曲劇本《晴雯》；七十年代，翻譯當代蘇聯軍事小說《這裏黎明靜悄悄》。蟲於我知道她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我十分尊敬地叫了一聲“王老師”。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間的私人友情加深，我對她的稱謂由“王老師”改為“王大姐”；她也很習慣地叫我“柱子”。

在我寫的電影《龍雲和蔣介石》上演前後，大姐告訴我準備為父親王昆侖作傳。當時，我信口講了一些想法，並祝願她早日完成。後來，她對我說，由於她太熱愛自己的父親，下筆的視角始終是“我的父親王昆侖”，很難比較客觀地寫一部《王昆侖傳》。我答說：“作傳人和傳主一定要有間距，否則難以公允地評說傳主的一生。”接著，我又亂說了一些所謂甘苦。

1993年歲末，我的《功臣與罪人——潘漢年的悲劇》一書問世。我送了大姐一本，請她批評。翌年，大姐的先生——著名評論家王春元同誌猝然謝世，她那本來就不算健康的身體也因此而受到了影響。一天，她打電話給我：“柱子，我父親的傳記就交給你來寫吧！”對此，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另外，大姐是著名的作家和教授，有著一支力透紙背的筆，且又做了多年的準備，由我這樣一位“綠林好漢”著刀代筆，真是有點在孔聖人麵前賣字畫的意思，故誠惶誠恐地答說：“不！還是大姐寫。”

不久，大姐派她的女婿給我送來了她搜集有年——足足有一尺多高的材料，並說全杈交給我了。我望著這盈尺的資料，想到了我們這麽多年的友誼，遂硬著頭皮答應下來。

我嚴肅認真地看了幾遍大姐搜集的曆史資料，以及她獨自和父親晚年談話的記錄，我的腦海中漸漸地尋到了王昆侖一生革命的軌跡，用屈子的話說：吾將上下而求索。換言之，王昆侖參加革命不是為了生存，因為生他的家庭很富有；即使到了中年，他在國民黨中巳經官居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兼立法委員，應當說相當顯赫了！但是，他為什麽要拋棄世俗之人所終生追求的這一切呢？因為他為了真正能民富國強的革命理想，毅然和蔣記國民黨決裂，冒著生命危險加入中國共產黨。我明白了：王昆侖的路，代表了一代人的追求。如果能讓今天的讀者從王昆侖的路感悟出些什麽，這將是很有意義的。為此，我花費近一年的時間，研究了與王昆侖同一時代並有著相近似的革命經曆的一大批誌士仁人，從中又感悟出更深遠的道理來。

王昆侖不僅是革命者，而且還是有名的詩人，有影響的紅學專家。這就需要我花更多的精力去搜集、研究有關的學問並在王昆侖的身上得出屬於自己的結論來。再者，王昆倉在觶放前，一直是在敵人心髒中為黨工作的，這又需要作者去查閱有關的檔案軔有關的回憶文章。加之年代久遠，很多當事人的回憶發生了錯誤，又需我一一或由我找有關專家核對。簡之，其難度是可想而知了因此，這本《王昆侖》傳，一是屬於傳主王昆侖同誌的，沒有他艱難地求索和尋覓，就不可能有這本書；其次是屬於王金陵大姐的，沒有她幾年來的努力，想這樣快的完成這本書是不可能的，更何況我寫7乍過程中，隨時都在用電話作長時間的釆訪呢！再其次，是屬於那些當年和王昆侖共同戰鬥的同誌們的，沒有他們的經曆和回憶文章包括為這些同誌作傳或研究的專家們的科研成果，想寫成這本書也是不可能的。

筆者僅僅是個不稱職的代筆人。如果這本書愧對王昆侖同誌以及王金陵大姐、千萬脊讀者，筆者就是最大的罪過了！如果王金陵大姐還能忍讀全書，讀者能從書中悟出些什麽，那就是筆者最大的欣慰了！

誠如前文所述，筆者寫作《王昆侖》參閱了上百冊專著、近千篇文章，筆者就不一一列名致謝了。但筆者是永遠感謝你們的，因為沒有仡們的心血就不會有這本《王昆侖》。

作者一九九六年一月末於京城萬壽寺苦樂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