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事有湊巧，今年11月恰好是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事先，黨中央就作出決定：屆時將?山碧雲寺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邀請全國有關方麵和各民主黨派、愛國知名人士以及國際友好人士、孫中山先生的親屬等聚首北京參加盛大的紀念大會。時，王昆侖作為民革的代表與北京市的負責人參加了領導工作。在此特殊的曆史條件下，王昆侖唯有開好這次紀念大會，方可對得起遠在四十五年前主動商請他加入國民黨的孫中山先生的在天之靈！為此，王昆侖前後三次來到碧雲寺孫中山先生的紀念堂，向有關人士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和市裏的意見，並講了這次活動的重要意義和要求。經過王昆侖和有關同誌的努力，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活動如期於11月12日在碧雲寺召幵，並在國內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自孫中山先生仙逝之後王昆侖幾乎每年都要參加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活動。1961年3月12日他親赴碧雲寺謁中山先生的衣冠塚後，朱蘊山老奮步先登塔頂，他望之思緒萬千，後得詞一首；
碧雲寺鬆
調寄臨江仙
送殯當時鬆下路，
風吹鬆韻淒然。
三十六載勝艱難，長鬆增翠色，
含笑看人間。
同謁衣冠今又到，鬆陰健步爭先。
“迎頭趕上”再揮鞭。告鬆：人未老。
還共戰霜寒！
但是，今年是一百周年大祭，王昆侖站在孫中山先生紀念堂前，完全沒有了當年的詩倩，他有的倒是如何向逝去的先生講述自己也說不清楚的心情！
筆者扼要地記述了王昆侖在**初期的一麵，他還有另外一麵一或許是更重要的一麵還未向讀者講述，那就是他分居有年的愛人曹孟君同誌又回到了他的身邊，很快就要在文革的風暴之中向他道聲：“再見！”
曹孟君自打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一直是忘我地工作著。建國之後，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為中國婦女解放的事業中去，終因工作過量，積勞成疾，於文化革命的前夕得了癌症。王昆侖獲悉這一不幸的消息之後，猝然又想起了他們共同生活在國民黨心髒中那些不平常的子，遂親自趕到曹孟君的下榻處，誠請妻子回到自己的住處，共同度過這最後的時光。就在曹孟君動手術的那天，李宗仁自海外歸來，曹孟君輕聲地說：
“德鄰是你的老朋友，你應當去歡迎他。”
王昆侖放下手中的請柬，微微地搖搖頭：
“不，我要陪著你。”
就這樣，王昆侖和曹孟君又恢複了誰也說不出——但都能品得出來的感情。不久，**爆發了，王昆侖與其是擔心自己被揪出來，還不如說是害怕驚嚇了日漸病危的曹孟君。9月9日的清晨，曹孟君被病魔折磨得很早就醒了，她望著日衰一日的王昆侖，有些愴然地說道：
“我們的黨籍何時才能公開呢？”
王昆侖自然清楚曹孟君問這句話的真實用意我死了之後能公布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嗎？”王昆侖想了片刻，遂輕輕地歎了氣，說道：
“不去想這些了，作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我始終認為我們的黨齡是從1933年算起的。”
王昆侖的話又引起了曹孟君的傷情之處，因為她的黨海問題也沒有如願得以解決啊！
“孟君，不要想這些事了，今天我去民族宮禮堂出席朝鮮國慶招待會，可能回來晚一些，你要安心休養。”
是日上午，一輛大卡車飛速駛來，停在王昆侖的門前，縱身跳下十幾名臂戴紅袖章的青年，用力砸開王昆侖的大門，不容分說，橫衝直撞地闖進院裏，衝進了王昆侖的住室，強行把病危中的曹孟君等家人趕到一間屋裏，實行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接著，“這些人就翻箱倒櫃，把王老房裏幾個大書櫃內的大批收藏的珍貴書籍，還有衣物翻揚得滿屋滿地，把所有房間和院落的東西翻了又翻。當時有一個文件拒鎖得牢牢的，有幾個青年人叫來曹孟君，強令她交出文件櫃的鑰匙”。曹孟君是黨的高級幹部，理所當然地拒絕了造反派的要求。
是日下午，王昆侖驅車趕回自己的家裏，“隻見院內屋內擁擠著很多人，出出進進，書籍和衣物亂七八糟地弄了一地”。這時，迎麵走來一個造反派頭頭，愣頭愣腦地問道：
“你是王昆侖嗎？趕快交出文件櫃的鑰匙！”
“這裏邊裝的是中央發的機要文件，我沒有權力把鑰匙給你們！”王昆侖說罷遭到了圍攻，最後，他沉毅地說，“這是中央文件，不是四舊，要交也隻能交給中央統戰部。”
就這樣，王昆侖收好文件，雙手抱著坐到車裏，由幾個紅衛兵押送著，親手交給了負責保管文件的幹部的手裏。王昆侖驅車回到家裏，幾個造反派七嘴八舌地問道：
“快交出你們家裏的金銀細軟，還有存折！”
“金銀細軟沒有，”轉身取來一張活期存折，“存折就這一個。”造反派一看存折上隻有幾百元存款，遂又氣得圍攻、批鬥王昆侖，罵他不老實等等。對此，王昆侖沉吟不語，昂首天外，似乎在想著什麽。如果他在此時此刻想起了當年火燒趙家樓，或圍攻教育總長彭允彝的情景真不知他會做何感想？……
王昆侖的家就這樣被造反派抄個底朝天，但他依然故我地做著總理交給的接待好紅衛兵的工作。
手術後的曹孟君同誌經此驚嚇，病情日漸加重，為了不影響王昆侖力所不及的工作負荷，再次住進了改名為反帝醫院的原首都醫院。這樣一來，王昆侖白天接待似潮水般的紅衛兵，晚上趕到醫院陪伴來時不多的戰友和妻子。麵對這天下大亂的政局，二人相視無言，一任時光悄然地流逝。每每談起他們的黨齡從何年算起，他們就又喟然長歎……
越年一月，王昆侖正在市裏堅持工作，突然接到醫院的緊急電話：“曹孟君同誌報危！”王昆侖慌忙放下工作，驅車趕到醫院，他望著彌留之中的曹孟君含淚叫著：
“孟君，我是昆侖，我來看你了……”
曹孟君終於又蘇醒過來，無力地說了如下這段話：
“昆侖，我們都是黨的幹部，不要做革命的絆腳石……情況再艱難險惡，立場也不能動搖啊……”
就這樣，曹孟君緩緩地合上了自己的雙眼，告別了自己走過的六十四個風風雨雨的春秋，也結束了他和王昆侖誌同道合卻說不上終生相愛的夫妻生活。
1967年3月17日，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謝富治在中山公園音樂廳召開了市直機關批鬥大會，宣布徹底砸爛“舊北京市委”，並把原市委和市人委的全體幹部集中到市委黨校“鬧革命”。從此，王昆侖被正式罷官，剝奪了工作的權力。是年秋天，王昆侖突然被扣上了“大特務”、“反動學術權威”等帽子，不時被掛上黑牌子遊鬥和批判。不知是誰聽到王昆侖是共產黨員的風聲，天天追逼他承認是共產黨員，這樣一來，又可以給他戴上一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帽子。說句心裏話，他真想大吼一聲：“我是中國共產黨員！”但他不能，因為他的黨籍是保密的，因而他隻好違願地不說話，或搖搖頭。
1968年初春的一天深夜，王昆侖被群眾專政的房間的門被汀開了，走進四個公安人員，不容分說，就給他戴上了手銬，連推帶搡地拖出屋門押上一輛吉普車，向著北京郊區的秦城監獄駛去……
秦城監獄位於京郊，是專門關押、宙訊中高級政治犯人的。**中，這裏變成了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迫害真正的共產黨人及許許多多愛國誌士仁人的地方。
王昆侖住在秦城一個單人牢房裏。他一進牢門，如同其他的所謂犯人樣失去了人身自由，他的名字也由獄中編織的號碼所取代：842號囚徒。多年之後，經獄中管理人員告知，外人方破譯這囚徒代號的本意：68這兩個數字，是在1968年逮捕的；4這個數字是案情的類別；2這個數字則是所謂罪犯的編號。不懂曆史…更不懂所謂案情的管理人員一看王昆侖的囚徒編號即知：王昆侖是1968年關進秦城的第四類第二號政治罪犯。
據說世界上隻有兩個地方是要強迫來人換衣服的：一是醫院的住院處，再就是監獄。至於王昆侖初進秦城監獄穿得是什麽樣式的囚服，連王昆侖自己也記不清了。五年之後，他的愛女王金陵教授（時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第一次探監後寫下了這段文字：
他頭戴黑色無簷帽，身穿黑色囚服，腳上卻還是一雙家人手做的“兩塊瓦”軍棉鞋（要知探監的時間是9月啊！），腳底已穿，他用手紙墊著……這一切不是語言所能表現的。
隨著所謂**向著縱深發展，王昆侖作為彭真時代的主管文化、衛生的副市長被罷官——乃至於被群眾專政，住在市委黨校的“牛棚”裏，這是在所料中事。但是，文化革命已經到了〗968年，王昆侖乂突然被逮捕，並且送往秦城監獄審查，這其中一定有文章。可是，這文章是怎樣被作成的呢？當時的一般人是不會知道的。這也是王昆侖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後獲悉事情乂是這樣的簡單：1968年春節過後，中央文革的所謂領導聽取造反派匯報王昆侖專案進展的情況，中國當代女皇江青說了這句有史可查的話：“王昆侖，這我知道，他是隱藏很深的特務，很厲害的特務。”就這樣，我們的專政機關既沒有任何材料，也沒有一個更不用說兩個以上的旁證方可生效的證人，就不容分說，受著所謂忠於敬愛的江青同誌的紅心的驅使就把一位國家四級幹部逮捕法辦，真是何等的荒唐啊！然而像王昆侖這樣的荒唐事不僅是何其多，而且在我黨的曆史一乃至於國際共運中又屢屢發生這就不能不使時人和後人問個“為什麽”了？這也是中國人為什麽會如此熱烈而又虔誠地擁護黨的三中全會的原因了！
我們從江青誣陷王昆侖的語氣中可知：江青真的是帶著所謂階級仇恨講這句話的。用句俗人的話說：王昆侖在曆史上和江青有什麽過結嗎？據筆者所知：抗戰前夕，江青混跡上海演藝圈中，為了向上爬，早一天成為紅遍上海灘的電影明星，她不止一次把自己的劇照親筆簽名，送給在南京國民政府中供職的達官要人。誠如前文所述，王昆侖是有名的江南才子，不僅是立法院委員，而還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理所當然地成了江青攀附的重點要人。就在個公共社交場合，吋叫藍蘋的江青選張最為得意的劇照，親筆簽上：黃毛丫頭藍蘋，雙手恭敬地呈到廠王昆侖的手中。說句老實話，當年像這種事王昆侖見多了，因此見多不怪，很快就從記憶中淡忘了！隻是到了山城重慶，偶然聽說藍蘋到了延安，並嫁給了毛澤東主席。他出於對黨的事業的忠誠一同時也是出於對他所敬重的毛澤東主席的尊重，從此再也不提這段往事。就說當年藍蘋送給他的那張親筆簽名的電影劇照吧，他也不再保存了！全國解放之後，尤其是在現代戲匯演的前後王昆侖曾和江青數度相見，他依然是出於對毛澤東主席的敬重，以主席夫人相待，可謂是執禮甚恭。再用句俗人的話說：王昆侖終認為沒有什麽對不住江青的地方，始終想不通為什麽會因此小事竟要置他於死地！
江青——乃至於中外的所有女皇式的人物，她們有一個共性：那就是不願讓了解她們底細的人與她們同處一個世界上！要麽成為她手中的玩偶或成為她們向上爬假造曆史的吹鼓手，要麽就把這些老相識從同一個世界上消滅掉。而江青則是一位集大成者，使得一代藝術家慘遭迫害，不少和她有瓜葛的電影藝術家為此獻出了生命。而王昆侖這樣一個和她本無藝緣、更無政緣的政治家，也因此被投進了秦城監獄，真可謂是新藝林外史了！
王昆侖是一位嚴於律己的共產黨人，也是一位實事求是的政治家。他對自己突然被捕想不通，但是當他想到相繼被打倒的領導人劉少奇、彭真等人的下場，似乎又覺得自己進秦城監獄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了為此，他在坐共產黨人的監獄的初期，十分嚴肅地審視了自己曲折的一生，對自己在曆史上留下的每一個足跡都進行了嚴厲的剖析，並把這些0我解剖的文字整理成文章，上交給監獄的管理人員，算做一名共產黨人對組織獻出的一份忠誠。但是，出他所料的是，審查他的人完全把他當成了階級敵人，甚至超越了對待敵人的辦法，竟然使用起文明監獄所不準使用的手段，迫使他交待所謂的“袴務”問題，以及檢舉其他人的間題。對戴各此，王奇同誌著文寫道：
負責審理的是中央專案一組，市人委的“革命造反隊”是配合專案組的外圍群眾組織。每次審訊，昆老堅不承認是聽謂“特務”、“反革命”，就遭到一頓拳打腳踢。後來牙被打斷，頭被打腫，雙腳不能行走，還要給他戴上背銬（俗稱“蘇秦背劍”，即一臂在上，一臂在下，從身後銬住，這是一種很難受的刑罰但昆老在“四人幫”的**威麵前，不為所屈，心堅似鐵，他曾對家人說：“我苦苦堅持三條：第一，決不自殺；第二，決不胡編瞎說；第三，打不倒的革命樂觀主義。”
王昆侖麵對鐵窗，逐漸明白了這樣一個真理：他的被捕一定有著極為特殊的政治背景——盡管他還不淸楚江青講了他的壞話，一般的淸理自己的思想是從秦城監獄中走不出去的。當專案人員追查他“大特務”問題的時候，他凜然答說：
“我不是特務，我更不是麻藏很深的大特務。至於你們說的我堂妹王裏的問題，遠在三十年前董老和周總理就向黨中央做了說明。說到和蘇聯的關係問題，毛主席是知情的。”
結果，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又挨了一頓拳腳相加的奉打。但是，王昆侖強忍著皮肉之苦，為了銘誌一一同時也為了向審查他的人示威他竟然對著鐵窗口吟一詩：
心上人間
心上人間爛漫紅，
小窗昂首望長空。
有夭明尜薌境，
怕經風雨不英雄。
敵我定須定界限，
忠誠常怕負工農。
革命許身終不二，
何須雜念置心中！
誠如前文所述，在王昆侖一生中最想不通的事情是黨齡從何算起；一生最大的忠誠是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黨。因此，每當那些隻會動輒打罵的審查員大聲要他交待所謂“特務”問題的時候，他的心就像是被刀子紮了一樣疼。一天，審查他的人終於亮出了手中的底牌：
“你想抵賴自己是特務這一曆史事實嗎？告訴你，我們敬愛的江靑同誌對你早就下了結論：王昆侖，這我知道他，他是隱藏得很深的特務，很厲害的特務廣
王昆侖終於明白了：是當年那位主動向自己獻媚的黃毛丫頭欲置自己於死地。為此，他的心顯得是那樣的沉重——而這沉重倒不是為了自己的前途；相反，他第一次為他獻身的中國共產黨而擔心！因為像江青這樣的人篡奪了黨的最高權力，那可真的是要有千千萬萬的人要人頭落地啊！這天，他沒有說些什麽，夜裏又久久難以入睡，唯有心聲——詩可以記述他此時此刻的真實心情。為此，他又駐步鐵窗前邊，望著滿天的星鬥低聲吟著：
縱思為黨
縱思為黨竭忠誠，考驗還須更遠程。革命樂觀堅不改，
是非教我永分明。
幽居不忘工農象，
夢裏猶聞領導聲。
為建中華存骨血，
要看石破與天驚。
時間是檢驗革命者意誌的試金石。王昆侖自打關進秦城監獄之日始，他就堅信“要看石破與天驚”。但是，冬去春來，夏過秋至，季節輪回了一遍又一遍，“石”依然未破，“天”也沒驚，有的隻是審查人員更加嚴酷的體罰與逼供信。令他難以置信的是，和他一樣失去名字的“黑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體罰，有的還被打得遍體鱗傷，他氣得真想和這些暴徒大聲理論！可是當他一想到年近七十的高齡，再一看那些被江青之流讚譽為有著無產階級感情的審查者的表情，隻有把這滿腹的憤怒化做詩——並借詩抒發自己的真實情感了！
書憤轟雷烈火鬥激昂，寫到英雄字也香。
大學抗爭齊奮臂，“黑人”流血痛肝腸。難尋畫筆描形象，恨不拔槍護重傷。尚有餘情愛紅葉，秋深明豔向朝陽。
這時的王昆侖雖然滿腹悲愴，真想覓得一支畫筆，如實地描繪下獄中的一切形象；真想借得一支手槍，保護重傷累累的祖國、民族以及同獄的戰友，但他對革命理想的追求、對未來祖國前程的向往，仍然是“尚有餘情愛紅葉，秋深明豔向朝陽”。但是，時光轉瞬到了1972年的秋天——王昆侖已經年滿七十高齡且又在秦城監獄度過了整整四載了，在他看來，個人的命運和祖國的前途都沒有改觀的跡象，因此，他唯有麵對鐵窗，微合怒眼，暗問著：“為什麽？這究竟是為什麽？……”
突然，獄門打開了，一縷金秋豔陽光束射進陰森森的牢房中來。在他的意識中，準又是提審或寫什麽旁證材料，因而他依然故我地坐著一動不動，就說那微合的怒眼也沒有睜一下。
“6842號，你的女兒來看你了王昆侖聽後一怔，他轉瞬一想，也可能是自己在白天陷入冥想之中所出現的幻覺，因而他又很快恢複了平靜，繼續麵壁苦思。
“爸，我是金陵，來看你了！”
王昆侖一聽那熟悉的——且又帶著幾分淒然的話音，暗自想：就是真的在夢中和相依為命幾十秋的愛女團聚一次也好啊！他強迫自己睜開了雙眼：啊！麵前站著的果真是金陵……他顫抖著站起身來，十分生疏一卻是萬分激動地叫了一聲“女兒……”遂和王金陵緊緊地抱在了一起，這間牢房第一次出現了悲然相見的哭聲……
王金陵是如何獲準來秦城監獄探望久違的父親呢？容筆者扼要地介紹一下：
1972年，在周總理的關懷下，有一批黨的高級幹部經毛澤東主席親自指示獲得解放。接著，不少尚未解放的高級幹部的親屬通過各種渠道給中央有關領導寫信，有的解放了，有的保外就醫，有的獲準探望親人的機會。這時，王金陵隨中國人民大學去幹校勞動改造，請假回到北京，她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懇請去秦城監獄探望父親。很快，總理做了批複，準王金陵的請求。一周後，王金陵去秦城監獄看望父親。
王昆侖自打和第一任夫人範映霞離異之後，一直和王金陵相依為命，演出新時代的打漁殺家。因此，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因父女相見而動情：或許是鐵窗之火煉得這位七十老人諳於事故了，他很快就控製住了自己的感情，並有意地勸說女兒不要傷情、落淚，要和父親多說會兒話。這時的王金陵也多次經風雨、見世麵，很快也恢複了理智。她真想獲知父親這四年來是怎樣過來的一切佾況，但在管理人員的監視下又不敢問一個字。
“女兒，爸爸在這裏寫了不少詩，我念你記，回去幫爸爸抄寫清楚。”
王金陵是從事文學創作的，自然懂得“詩言誌”這句名言。因此，她非常高興地說：
“好，好！我從小就愛聽爸爸念詩，你一句一句地念，我一定能記下來。”
就這樣，王金陵用心記下了上述三首《七律》。
這次父女相見或許是來得太突然了，也或許是太出王昆侖的意料了，他這位坐鐵牢四年的囚徒竟然徹夜失眠。他作為政治家，雖然並不淸楚女兒探監是周總理親批的內幕，但他會很自然地想到：他出獄的時間指日可待了！因此，他又把這激動的心情化做了一首詞：
詠孤單
——調寄采喿子
昔人常說孤單苦，
我似孤單，並不孤單。踴躍人群海樣寬。
興邦滅敵終須共，
多少艱難，不怕艱難！
風卷紅旗過大關。
不久，我國政治形勢又發生了逆轉，“四人幫”為篡奪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假借批林、批孔，外加反走後門，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所謂的當代“周公”、“大懦”周總理。監外有風，獄中就有動靜，提審王昆侖的人員也與“四人幫”相配合，妄圖從王昆侖的口中得到攻擊周總理的子彈：
“6842號，我們不能不向你傳達，我們敬愛的江青同誌最近指示：那時（指1963年）在北京刮起一股黑風，什麽找大觀園啦，什麽查生卒年代啦……這分明是蓄意破壞京劇革命！我們想你聽後總該明白了吧？快揭發這股黑風的風口吧”
王昆侖聽後驚呆了！因為他淸淸楚楚地知道：江青是在要他揭發周總理。也就是在這一瞬間，他憤怒地說罷“我不知道”之後，任其審查者拳打腳踢，他再也不說句話。但是，當夜幕降臨之後，他獨自回憶他和周總理、鄧大姐近半個世紀的交往之後，他又禁不住地暗自祝福：
“總理，你知道嗎？昆侖在獄中遙祝你健康、平安啊！……”周總理雖然也身處逆境，白天躲明槍，夜時防暗箭，但他依然設法保護像王昆侖這樣的老幹部，希望他們盡快地獲得解放，把所剩不多的聰明和才智貢獻給災難深重的祖國，為中華民族的複興再盡最後的一份力量！周總理是很懂得鬥爭策略的，他為了保王昆侖，在王昆侖的表弟顧毓泉及其夫人自美國回國訪問的時候，周總理特請廖承誌的夫人經普椿陪同接見，深情地說了如下這段史有可考的話：
“昆侖在受審查，我弟弟也在受審查。昆侖和我們共事四十年，我要親自為他寫個材料。我實在是太忙。”
周總理的這次接見登在了報上。與此同時，王金陵通過來自美國的表叔和經普椿同誌兩個渠道，分別獲悉了上述周總理的講話內容。在她探望父親的時候，用那張報紙包了食物交給了王昆侖。分手前，王金陵特意指了指報紙，用寓意雙關的話說：
“保重，我會來看你的，時間也會過得很快的。”
這句話給王昆侖的印象是：快了，他的問題離解決快了。尤其當他看了周總理接見在美國的表弟的消息之後，他更堅信一切都快了。為此，他又吟了一肖詞《天明》：
天明人醒，一夜風急浪湧。
刹時間風消雲散，景象依然。
我依幽居病榻，
獨自熬煎。
古人說：“望烏頭馬角終相救！”
待何年？
不然！
我們有英雄戰友激昂慷慨。
軍民萬千，恐後爭先。
還有那，
巴黎公社革命粉牆，
紅斑斑，
追想幾遍。
工人詩人鮑狄埃，
雄壯詩歌，
口念幾篇。
都叫人心雄骨硬，氣壯如山。
看眼前狼嚎狗叫，
終有個，
地覆天翻！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幻，王昆侖在獄中過著忽而高興、忽而憂傷的生活。自然偶有所悟，也免不了再吟詩抒懷。這些極有紀念意義的詩草，全部收在他的文集中。關於他出獄前的情況，王金陵同誌作了如下的記述：
1973年在熱望中過去了，1974年又在企盼中過去了。雖然我父親因總理在我的信上做了批示得以轉到秘密醫院，可以得到及時的治療，但他門外依然有看守不時地從小孔裏窺視的眼睛。雖然我們得到總理的同意可以每周去探望他，但看守可以借口安排不開而改動，而且探視時我還要時時提醒自己：不要忘乎所以，這裏畢竟是治療囚犯的監獄，我父親依舊不是王昆侖，那個在白色恐怖下，在國民黨黨部裏加入共產黨的王昆侖，依舊不是那個被總理稱讚曾為黨立了大功勞的王昆侖，而依舊是6842號囚犯！
但我父親巳麵臨身心崩潰的危險，他的血壓已陴到70、50，是看守推著輪椅來的，他已拒絕治療，並且把給他的藥偷偷吐出來：一顆要我當麵吞下看有何反映，一顆要我帶回去找人化驗。他認為北地的人是特務，否則怎麽能把他關起來呢。
我們很著急，隻好連連上書毛主席、周總理要求批準我父親保外就醫。1975年3月，我得到鄧媽媽（即鄧穎超同誌）處的消息：巳批交華國鋒、紀登奎處。3月24日晚，“中央專案組”來人通知我去接他。我有了思想準備，所以不同意當晚去，因為他沒有家，而且今天太晚，他不會同意出來的。那些人說對中央的命令要雷厲風行，傳達執行不過夜。”我和女兒和平就跟他們去走一趟吧。
到了醫院，他們去了，不一會就下樓來了，對我說：“他果然不肯出來，還是你們去勸一勸。”我說：“可是可以，不過他肯定還是不會下來。”我上樓去了，看見父親幹脆躺在**。看守在勸他：“這是毛主席和總理的指示，你都不信？”我父親說：“你們把指示給我看，否則誰說都不行！”
我父親是第二天才出來的，在三姑父家打電話給鄧媽媽。
但是，當王昆侖在電話中聽到鄧大姐的話聲以後，“不禁涕淚滿衣裳”。他無法表達此時此景的心情，當即揮毫寫下了這首《接鄧穎超同誌電話有感》的詩：
飛電傳佳訊，初聞涕滿巾。
七年常離索，此日得相親。
保重加餐飯，含飴且弄孫。
休驚流光逝，窖看晚晴新！
王昆侖完全沉浸在天倫之樂中！但是，當他獲知這七年以來的政情和國情變化之後，內心又充滿了憂國憂民的煩惱……
王昆侖在周總理、鄧大姐等領導的關懷下從獄中走出，住進了北京友誼醫院接受治療，一住就是一年。在住院期間，他逐漸地知道了獄中七年所不知道的國情和政壇的變化，他為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祖國喟歎晞噓！
1975年，全國又突然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時，王昆侖已經淸醒地知道：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矛頭是對準複出不久的鄧小平同誌的。建國前，王昆侖和鄧小平同誌隻是神交，從未謀麵；建國後，他曾數度聆聽過鄧總書記的報告，對鄧的領導水平和工作作風是很佩服的。當他聽說毛澤東主席對鄧小平同誌的評價之後，他認為是十分中肯的。他作為政治家，環視當今中國政壇唯鄧馬首是睹。換言之，扭轉乾坤者非鄧莫屬。時下，江青之流又想把鄧再次打倒，他內心的隱痛是可想而知的！
王昆侖對中國的命運——乃至自己的政治生命充滿著希望，那是因為他認為中國有周總理。但是，不久，他又獲悉他的老領導，一並把他從獄中送到醫院的周總理得了重病，那一夜他幾乎沒有合眼，他真的不敢相信中國一旦沒有周總理，神州將會是一個什麽樣子！也就是在他優心度日的時候，突然由廣播中聽到董必武同誌仙逝的消息，他驚得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接著，他這位年過七旬的老人放聲地哭了！他在哭聲中不僅想到了德高望重的董老對他的信任和愛護，更想起了在三年困難的時候，董老親筆惠贈書法單條：“民主革命分新舊，實境吾人親曆之，階級立場如站穩，紛紜現象莫能欺。”他邊哭邊低吟著董老的詩句，猛然之間，這無限的悲哀化做了一首詩，他當即揮淚寫下：
哭董必武老
一九七五年四月
殷勤領導憶當年，
忽此驚聞淚不幹。
革命未忘策東北，
興邦今喜賀西南。
安危常念階級教，
奸醜難逃覆滅關。
盛德高齡襄大業，
長留哀思在人間。
也就是在這種特定的曆史條件下——1975年9月5日下午，病重的周總理看了“香港一家雜誌所載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蔣介石逝世後的台灣局勢，介紹蔣經國的經曆以及他的若幹情況”。他看後心情是很不平靜的！因為他曾和蔣介石共事有年，相互打交道則更是數不勝數；他和蔣經國相識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就說蔣經國能從蘇聯回國，也是他代表中共和共產國際以及蘇聯打交道的結果……時下蔣介石逝世了，蔣經國可以順利繼承大統，由誰來做蔣經國和其他在台灣的國民黨上層的工作呢？他思去想來，大陸活著的——且在台灣又有影響的政治家，就剩下王昆侖和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女婿屈武同誌了！周總理那隻發抖的手吃力地拿起似千斤重的鉛筆，筆畫彎曲地寫下了生平最後一次批示：請約王昆侖、屈武一談，托、托、托！
羅青長同誌看後哭了；
熊向暉同誌看後哭了；
其他看過這個批示的所有總理身邊工作的同誌都哭了。
9月8口，時在友誼醫院住院的王昆侖同誌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趕往政協禮堂。他換好衣服，懷著異樣的心情驅車來到政協禮堂，在人的攙扶下走進第一會議室，早已等候在此的羅青長同誌迎上來，把他扶坐在沙發中。不時，屈武同誌也到了，王昆侖和屈武這兩位共同戰鬥在國民黨心髒中的戰友——而今乂經曆了林彪和“四人幫”長時期的監禁——且都又過了七十的老人突然相見，一時真不知該說些什麽……他們唯有無聲地緊緊地握住對方的手……
首先，羅青長同誌向王昆侖和屈武同誌出示了周總理的枇示原件。二位老人看著這簡短的批示真是無限感慨在心頭啊！但是當二位老人由總理批示的筆跡想到他們共同的老上級周總理的病情——又由總理的病情想到國家的命運的時候，他們的心顫抖了，他們的全身也顫抖了……最後，王昆侖在蔣介石的**威下不為所動，在“四人幫”的監獄中也不曾傷心的雙眼，終於禁不住地淌下了縱橫的老淚……
王昆侖和屈武同誌深知這三個“托”字的分量，當即和羅青長、熊向暉、總理辦公室的錢嘉東、趙茂豐、中央統戰部的李金德等同誌座談，落實總理這最後一個批示。對於這三個“托”字的意義，熊向暉同誌曾撰文寫道：
祖國統一是海峽兩岸所有中國人的共同願望。我認為，“托、托、托”不僅是總理“托”給羅青長同蘇的，也不僅僅“托”給大陸有關部門和大陸同胞的。台灣當局和台灣同胞也該不負這一重“托”——這是周恩來總理為了所有炎黃子孫千秋萬代的利益所作的重“托”。
對此，王昆侖則更是身體力行，為完成總理的這三個“托”字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此乃後話，略。
越年——1976年1月8日，寒風瑟瑟，浸透人的肌骨，全國人民最不希望出現的時刻終於來臨了——敬愛的周總理艱難地走完了七十八個春秋，帶著無限的眷念和無限個“托”，和他熱愛的人民——也是最熱愛他的人民告辭了！神州大地在哭泣，10億人民在哭泣……而住在醫院中的王昆侖的悲痛豈止是用哭泣二字所能取代的啊！他忽而腦中出現了真空，似乎什麽也記不起來了；他忽而乂回到了逝去的年代，想起了和周總理、鄧大姐交往的情況……當他想到自己在秦城監獄的往事以及周總理、鄧大姐的關懷，他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情感了，老淚衝開了閘門……但是，當他再想起總理對他和屈武同誌作的三個“托”字的批示，又人為地關上了這情感的閘門，想以帶病之身為苦難的祖國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當他再一聽叫得山響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廣播，再一想自己仍無政治結論的身份，遂又長長地歎了一口氣……他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無限思念，同時也為了寄托自己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無比擔心，遂情不由己地低聲吟頌了一首詩：
悼念周恩來總理
驟聞總理逝世，哀痛之深，言難盡意，成詩一首，永誌悼念之微忱。
心上音容永不磨，
沉哀難忍淚滂沱。
長期領導恩情重，
半世遵循戰鬥多。
蓋世勳名光馬列，
臨終遺愛灑江河。
八方悲痛空前古，
力量無窮化凱歌。
一年一度的淸明節就要到了，王昆侖聽家人說天安門廣場變成了借悼念總理反抗“四人幫”的戰場：雪白雪白的紙花，一個比一個精美的花圈，一首比一首更為悲壯的詩篇……再加上成千上萬怒發衝冠的各界人民，真可謂是亙古未有的感人的場麵！王昆侖不知為什麽，他猝然之間想起了當年“五四運動”的悲壯場麵，也或許是想起了這悲壯的一幕，他默默地站起身來，對女兒王金陵說道：
“帶我去天安門廣場！”
王昆侖的要求給家人出了一道難題不讓去吧，不行；讓去吧，他仍未正式宣布解放——更何況當時有明確指示：革命幹部不準到天安門廣場，否則以黨籍論處！經協商：王昆侖坐在汽車上繞天安門廣場轉一圈，體驗一下氣築就回家。王昆侖雖然沒有投身到人群中去，但他的確被這浩大的場麵感動了！當他和當年“五四運動”、“三一八慘案”相比較的時候，他得出了結論：
“民心不可辱！“四人幫”的日子長不了啦。”
可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筆直的，有時還要走一段回頭路。史稱“四五事件”的天安門廣場悼念總理的活動的結果卻是：憤怒的人群被驅散了，成千上萬的花圈被抬走了，人民的廣場變成了武裝人員執勤的地方……而鄧小平同誌終於被“四人幫”拉下了馬，全國幾乎陷入了“四人幫”的白色恐怖之中！對此，王昆侖唯有質問蒼天：“這是為什麽啊！……”
9月9日，我國政壇也發生了一場更大的地震毛澤東主席駕鶴而去了！在全國人民沉浸在極大的悲哀並擔心未來國家命運的時候，王昆侖也想起了當年在山城重慶與毛澤東主席徹夜借談《紅樓夢》縱論國家大事的情景，自然也會想到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上借說《紅樓夢人物論》保他過關的事情……他為中國失去這樣一位偉大的人物而傷痛，更為誰來承繼他留下的這份遺產而擔心！
否極泰來！黨中央一舉粉碎了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北京人民沉浸在歡樂之中；全國人民沉浸在歡樂之中；身受“四人幫”之害的王昆侖則更是沉浸在歡樂之中！
然而災難深重的人民是不能長久地沉浸在這種歡慶之中的，因為誰都知道重建一個原本好端端的祖國是何等的艱難！
王昆侖作為政治家很快平靜下來，除思索積重難返的國事之夕卜，他很自然地又想起了周總理臨終前的三個“托”字。但是，當他一想到如何以年邁之軀去踐行這三個“托”的時候，他就又想到自的政治身份還未定性。因此，他決定上訴，要求複查自己的政治結論。
王昆侖為什麽要提出複查自己的政治結論呢？這是因為在總理的關照下他由監獄移到醫院不久，“四人幫”時代的黨組織曾給他做過一次政治結論，原件已經不知存在何處，但從王昆侖自己寫的《我對審查結論的幾點說明》中尚可看出：
我感謝黨中央的教育、愛護，給我做出審查結論，並允許我有所說明。現在謹提出下列各點：
1我個人成份不是政客。我自北京大學畢業後，先後擔任天津南開中學、浙江第一中學、北京河學校等處的教員，以後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群眾運動。自1933年後，我實際上從事抗日救亡，爭取民主逬步的工作。因此我本人成份仍應是自由職巫的教員。
2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我沒有參加他們的陰謀、發動等罪行。當時，我由福建去蘇北，途經上海探親，陳群拉我和別人一道去接收上海的國民黨市黨部，為時不到一天。以後，我離開上海，對於他們給我的那些空頭名義，如“指導員”、“清黨委員”等，因當時就未在意，久已忘去，並非故意隱瞞。
3我參加國民黨的時間是1922年。當時我是在孫中山先生當麵勸導下參加的。“九一八事變”後，我的思想開始起了變化，認識到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才是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於是我找到黨的領導，於1933年經王世英、盧濤同誌吸收我入黨。以後，黨的組織關係雖曾中斷，我始終是在黨的領導下從事抗日、反蔣、民主、逬步的工作，直到解放。這一點希望在結論中有適當的反映。
但是，那時黨中央的最高領導人極力倡導兩個“凡是”，自然王昆侖的這一請求不可能得到解決。另外，當時一般主管組織的同誌對曆史並不了解，加之他解放前從事的是搜集情報和做國民黨上層的工作，一般同誌是接觸不到這種機密性很高的檔案，故他的複查結論遲遲批複不下來。
王昆侖在焦急地等待自己的政治結論的時候，他特別思念通縣張家灣的人民，為此，他不顧身體有病，堅持去看望久違的第二故鄉以及那些純樸的社員。對此，他的秘書作了如下記述：
他的車剛剛逬村，頓時村頭村裏和這重鎮熱鬧的大銜上，到處洋溢著社員們親切地呼喚聲“王大爺！王大爺！您好……”王老不顧自己行走艱難，興奮地在社員群眾前呼後擁地扶持下，看了村邊地頭莊稼的生長，關心地詢問了生產情況，還問大家眼下正在忙什麽……當他獲悉農村形勢非常好，發展了多種經濟……糧食豐產有了餘糧，一些社員也蓋上了新房，大家生活都有了提高……王老聽後真是高興。他更興奮地是要求去看看過去曾住過的老房東……到了過午，王老就要回城了，社員們依依不舍，大家要送一些家鄉的特產請王老帶上嚐嚐。王老說：“我什麽也不要，隻想嚐嚐家鄉的貼餅子，巳經好久沒有吃過了。”他從王二嬡家要了一個香甜的玉米貼餅子。走時，有的社員還槍耆把自己生產的一些紅薯放進車裏，讓互老帶回去嚐嚐。
王昆侖感到第二故鄉的春夫是那樣的美好，和他所熟悉的官場生活相較，似乎真的懂得了陶淵明寫“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自得其樂的真諦一他看到了永遠不會遺棄自己的是大地和人民！但是，王昆侖畢竟是職業政治家，他所想的和要做的早已遠離陶淵明的時代和境界，很快又在問自己的複查結論為什麽還不下來？
不久，黨的三中全會召開了，“兩個凡是”被推倒了，北京市委終於對王昆侖做出了如下複查結論：
關於王昆侖同誌的複査結論
王昆侖，男，1902年生，江蘇省無錫人。原任北京市副長、民革中央常委。現任屆人大常委、政協全國委爵會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中，王昆侖同誌因受林彪、“四人幫”和康生、謝富治等人的誣陷和迫害，子1968玍2月被拘捕審查，1975年3月27日釋放。
**中，在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幹撓破壞下，對王昆侖同誌進行了極不正常的審查，並在監獄關押七年之久，純屬政治迫害。對此，市委決定：擻銷1975年5月23日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給玉昆侖同誌所作的結論，推倒一切誣蔑不實之詞，為王昆侖同誌徹底平反，恢複名譽，消除影響。
中共北京市委
1979年12月10日
這時的王昆侖早已走上了：作崗位，為黨、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當他看完這份複查結論之後認為回到了建國初期的政治結論，應該說是比較滿意的。但是，他認為自己的入黨時間——雖是毛澤東主席批準的1950年，也並非是實事求是的。因此，他又向黨組織寫下了如下這份報告；
市委組織部：
關於我的複查結論，我基本上同意。感謝組織對我的關懷，推倒了一切強加於我的誣蔑不實之詞
我要聲明的是：我曾在1933年，在王世英司誌領導下，經盧濤同誌介紹，在南京參加了中共產黨，為地下黨黨員。關於這段曆史，我將於最近寫出正式材料，請轉中央組織部審批。
此外，在複查結論中，沒有提到有關材料的處理問題，也請幹便中告知本人為感。此致敬禮！
王昆侖在為自己政治生命奔波的同時乂不顧年邁多病，全身心地投入到撥亂反正的作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