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說到王昆侖創作新詩，遠非始於大躍進年代。早在他就讀北京大學的時候，他親身經曆了胡適、劉半農、李大釗等人提倡新文化運動，也讀到了這些文化先驅者創作的新詩。不久，郭沫若以《女神》轟動詩壇，開一代詩歌創作之先河。王昆侖不僅被詩人那澎湃如海的情潮所震懾，而且也使他看到了新詩的生命力，並促使他揮筆學寫新詩。他自認為成功的新詩之作寫於1944年，是一首《祝酒詞賀茂蓀、楓妹結婚十周年》。這首新詩從風格到分節，使人容易想起他的恩師李大釗寫的那首《歡迎陳獨秀出獄》。請看這首詩的第一節：
當你們同居開始，
我曾這樣地向你們致詞：
“這是一種美麗的企圖，
一條走老了的曆史的路。
幾人從這夢境中沉寂，
幾人從它的鼓舞中崛起。
可驚的十年歲巧從身邊飛逝，
你們還保留著那一張喚起萬千回憶水潰了的舊紙。
昆侖受著富國之夢的鼓舞，在大躍進的歌聲震山河的時代氛圍中，王昆侖這位詩人必然會喚發出新詩創作的**。他看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難忘的歲月》之後，禁不住地寫下了一首題為《難忘的歲月》的自由詩。在詩的結尾處以真誠的信仰為基調高聲唱道：
黨，生死難忘！
沒有你，誰給人力量？
離開你，誰能戰勝那黑夜迷茫？
“有了黨的信任，還需要什麽？”
在死的麵！，
無戶階級的戰士是這麽慷慨、堅強！
今天，
沐浴著毛澤東時代幸福的陽光……
覺的優秀兒女們啊，
你們不是要人對鄰過去的歲月難忘，
你們是要我們永遠記住那光輝的傍樣，
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黨！
王昆侖在這期間創作的新詩代表作當屬《歌唱東西長安街》。說到這首新詩的成因及其影響，朱學範同誌作了如下記述：
1959年9月28|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大會。劉少奇同誌致詞。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代表務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商聯，向毛主席致詞。我與王昆侖座位相近，他對此會深有感觸，連夜寫了《歌唱東西長安街》的長詩一首，共五段（二百餘行）歌頌“十年偉績成飛躍人民幹勁飛衝霄，來宏規誰能料？”……“長安街，街長安，人民大道光輝燦爛，幸福綿延萬萬年！”……
王昆侖對於詩作追求的成畋得失筆者不論，但從社會效果而言的確起了不小的作用。加之他的地位非同一般的詩人，在詩歌界尤其是中層的政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周總理日理廳機，真可謂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他依然右注著王昆侖的詩歌創作，並親向王索取詩作，謙稱學習。王昆侖聽後雖無誠惶誠恐之感，怛他的確為周總理這種友誼式的關懷而不安。他整理好自認為尚可的詩草之後，又覺得很有必要向周總理說說自己寫詩一一以及對詩歌創怍的意見，幾經斟酌，用毛筆在宣紙上寫了這封信：
總理：
承您關心我的詩作，現在遵囑送上。我的詩詞質量不高，特別是對於舊體詩詞的局限性常感到矛盾，對它的前途認識不清，信心不足。渴盼您能給以指示與批評，使我能知道今後的方向。此致敬禮！
王昆侖七月十二日
王昆侖給周總理這封信雖然寫得不長，但筆者認為他真誠地道出了自己進行詩歌創作中的甘苦並對自己的詩詞做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從中看出他和周總理情篤手足的友誼。
王昆侖在進行詩歌追求的同時，還關注著文史哲經教諸方麵的爭鳴，並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給予科學的評價，寫下了一篇篇頗有影響的論文。舉例說：以翦伯讚先生為首的史學家，倡議給曹操恢複名譽；郭老有感而發，寫了話劇《蔡文姬》。這樣一來，隨著史學界的爭鳴，在社會上形成了股為曹操翻案風。王昆侖認為“討論是要展開來的。過去長期以來對曹操基本一致的認識開始分歧了。分歧正是高一級的新統一的過程。這種討論無疑地對重新認識曆史真實和研究戲劇處理也有很大的好處”。因此，他曆經深思熟慮，寫了長篇論文《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他以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鮮明地指出：“人們對曹操的認識在過去各曆史階段中也是經過變化的。”由於受著階級的局限，“不容易更全麵理解曆史真實和公平地分析曆史人物”。而今天“我們有可能站在我們新時代的之場，用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武器根據曆史的真實重新給曹操以正確的評價。同時，也必須客觀分析多少年來人民愛憎的情感，對舞台上的曹操就要承認他是一個多年來人民自己所塑造的人物典型。理解到藝術真實和曆史真實，可以一致，也可以不完全一致”。他的結論是：“曆史上的曹操是一個封建時代的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文學家。他在當時所起的曆史上的積極作用，不是劉備、諸葛亮、孫權、周瑜等人所能比擬的。”進而指出舞台上的大白臉曹操應“提出能不能斟酌！別對待的問題。客觀趨勢是要求藝術處理逐漸改變的。可是，如果目前曹操自己走來看京戲，那就還是會不愉怏地看見張大白臉”。這樣，就對當時這場爭鳴廓清了曆史和藝術兩種不真實的界限，不僅為這場爭論劃了一個句號，而且對曆史劇的創作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正當王昆侖努力參預文學藝術的爭鳴之際，他突然接到周總理的電話：要他率中國潮劇團赴柬埔寨王國進行友好訪問。他欣然從命，遂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準備出國訪問的作上來了！
潮油地區是我國有名的僑鄉。據說全世界的華僑有近三分之一的是來自潮汕，而東南亞地區一尤其是越南、泰國、柬埔寨等國家的華僑所占比例就更高。因此，潮州同鄉會在各國重要城市比比皆是。而唐城或唐人街的建築以及飲食、文化等也完整地保存著故鄉的風貌。逢年過節一乃至於公司開業，都要舞龍耍獅，大唱潮州戲。也正是出於這種原因，周總理決定派潮劇團赴柬埔寨王國進行友好訪問。
就其常理而言，潮劇作為文化使者出國訪問自應由文化部或廣東省派出團長率團出國，周總理為什麽要指定王昆侖率閉赴柬埔寨王國進行友好訪問呢？我以為一，王昆侖雖是北京市副市長，但曾是國民黨元老，又是在中外有影響的社會名流由他率團出訪，不僅能提高代表團的規格，而且也利於對華僑做工作；另外，細心的周總理依然記得王昆侖遠在三十四年前曾在潮州分校任過政治教官，二人在私下談話中都不止一次地說過喜愛潮劇。而今，由王昆侖率潮劇團出訪柬埔寨，也可了卻積心有年的潮劇情結王昆侖率潮劇出訪柬埔寨五國，不僅完成了周總理付托的外交使命，而且和潮劇團全體演員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多年之後，他們還著文懷念王昆侖這次柬埔寨之行。另外，王昆侖在出訪柬埔寨的過程中，受到了王國人民以及華僑的熱烈歡迎，同時異國它鄉的佛教文化也令他讚歎不巳！他作為詩人不可無詩，遂寫下了長詩《三娘怨》以及《別磅針調寄滿江紅》、《觀吳哥石窟調寄沁園春》等。這些詩詞不僅真實地反映了他此時此刻的心情，而且也看出了他深厚的詩詞功底。請看《別磅針調寄滿江紅》：
告別湄江，尚澎湃，縈心波浪。
應恰似主客交親，熱情奔放。
遠客初陪“難忘舞”。
潮歌喜為鄰邦唱。
感名城，六次款親人，真難忘！
五娘怨，同向往；漁女忿，增激壯；
保山河，更愛楊門雙將。
揮汗豈辭工力重？
凝神不覺心花放。
祝千秋藝花共繁昌，相依仗！
乇昆侖在完成出訪柬埔寨王國的任務冋到北京之後，我國正處在三年困難時期。但是，由於毛澤東主席在懷仁堂召開三千人大會，並提出了“白天開會，晚上出氣”，群策群力克服天災人禍所造成的困難。因此，雖說國民經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人民承受著餓肚子的嚴酷考驗，但政治空氣卻相對地寬鬆了許多。另外，毛澤東同誌又親自提出學習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海瑞精神”，學術氣氛也相對地活躍了許多。也就是在這種特定的曆
史條件下，吳晗同誌的京劇《海瑞罷官》、鄧拓同誌的《燕山夜話》、以及因討論鬼戲《李慧娘》提出的“有鬼無害論”等都在京城的舞台和文壇上出現。王昆侖作為主管文化的副市長是什麽態度呢？由於這些編劇和作者多為同級的北京市的負責人，他既沒有寫文章推波助瀾，也沒有明確表態反對。其原因是簡單的，他很快受命組織紀念我國偉大的文學家曹雪芹誕辰二百周年的活動了！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
1961年夏天，上海越劇團赴朝訪問載譽歸來，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上海越劇團的王文娟、徐玉蘭等同誌，王昆侖應邀坐陪。期間，周總理對上海越劇團的演員們說：
“我從各種消息獲悉，你們在朝鮮演出《紅樓夢》獲得很大的成功，今天我為你們請來了一位知名的紅學專家王昆侖同誌。”
接著，周總理告訴王昆侖：上海越劇團新編的這出《紅樓夢》準備拍成電影。為了加深演員們對《紅樓夢》的理解，希望王昆侖給演員們講一講《紅樓夢》。王昆侖聽後，用他自己的話說：
“我感到很惶恐，因為我雖然比演員同誌們早讀幾年《紅樓夢》，然而我的觀點未必全然正確，有一些肯定是錯誤的。”因此，他當時謙辭不講。誠如他自己回憶的那樣：“但總理再三堅持，我隻得盡力而為—。”王昆侖講罷對《紅樓夢》的一家之言後，又告訴演員：
據傳說北京的恭王府就是《紅樓夢》中大觀園的遺址。為了拍好新編越劇電影《紅樓夢》，不妨可以去參觀一下。對此，周總理也很有興趣，當場說道：
“昆侖同誌的意見很好，安排一下我好陪著你們一起去參觀大觀園的遺址恭王府。”
過了幾天，王昆侖接到總理辦公室電話：總理要他立即趕到恭王府舊址去。王昆侖放下電話，驅車趕到恭王府，“總理已經到了，陪同總理去的還有上海越劇團的王文娟、徐玉蘭等同誌”。關於這次參觀大觀園，王昆侖作了詳細的記錄，為保存史料，現原文錄下以代替拙筆：
此時的恭互府自然已經不是滿族王公的府邸了。早在解放前巳成為輔仁大學女校，六一年時中國音樂學院（王記憶錯了，一九六三年總理批準成立中國音樂學院，這時為北京藝術學院校址）開設在恭王府第。雖然經過多次翻修與增建，但基本上還保持了清朝王府的典型規模。曹雪芹既然把他的主要人物寫成是王公貴族，而主要的活動場所是在府邸裏，那麽他當然是集中描繪了所有王府的典型特點，因此人們自然會覺得當你走進恭王府舊址的獸頭大門時，仿佛在跟著林黛玉那乘小轎進了榮國府的正門，自然會覺得正廳旁的一座富麗堂皇的院落，也許就是當年賈母的住所，更何況府旁有一座小小的庵堂，五進院落的後麵有著一排高樓，仿佛真是王鳳姐扶梯取物的庫房呢，而府內的花園有假山有池塘，宛如當年的大觀園一樣。
總理自然不會認為這是真正的榮國府，也決不會認定這花園裏當年真有黛玉、探春的足跡。總理邀請演員們來，隻不過是為了使她們取得一些間接的感性認識，隻不過是加深演員們對典型環境的真實感而已。所以當總理問我：你看，這是大觀園的原型嗎？當我回答：自然不會是真的，然而，曹雪芹肯定是集中了許多三府的特點而寫出的大觀園這樣一個特定的環境，總理笑著說：對呀，任何一個偉大的作家不可能認定一個地方來描寫的。不過，我們不妨借此來加深一下對《紅樓夢》的理解。當總理走進一所擁有幾叢翠竹的小院裏，他對扮演林黛玉的演員王文娟說：“我們不妨就把它當作是林黛玉當年居住的瀟湘館吧！”繞過小院，發現一塘池水，總理又笑著說“瞧，這也許是當年林黛玉和史湘雲月變聯詩：橫塘渡鶇影冷弓葬詩魂的小塘吧！”
這時，某機關宿舍的許多孩子，知道總理來了，部一擁而上，跟著總理，圍著總理。總理笑吟吟地看看他們，掉過臉來對我說：“曹雪芹是一個值得永遠紀念的大作家，就把這個地方改成曹雪芹紀念館吧，由你們北京節來籌建，怎麽樣？”我當時覺得很好，但這裏住著三個部門，有中國音樂學院（實為北京藝術學院），有某機關宿舍，還有一個教會的機構，要讓他們統統遷出，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向總理說出了自己的想法。總理說：可以協商一下嘛，隨即向陪同總理參觀的某機關辦公廳的負責人說：你看呢？那位同誌當即表示可以考慮。總理高興地笑了。
也就是在這次參觀恭王府舊址的過程中，周總理嚴肅地對王昆侖說：“某國為了搶旗幟，擴大他們的影響，要把曹雪芹定為世界名人來大肆紀念。”接著，總理又指示，“曹雪芹是我國的偉大作家，《紅樓夢》是不朽的作品，我們應當好好地紀念他。應當搞一個展覽，應當弄淸他的生卒年代，應當舉行一個盛大的紀念會。”最後，周總理又說道：
“這些工作由你們北京市負責籌辦，因為曹雪芹是你們北京的作家嘛！另外，我還點將，由你來做紀念曹雪芹的報告。”
周總理為什麽要把這項極其重要的工作交給王昆侖同誌負責呢？除去周總理上麵所說的理由，我還以為有以下的原因：
王昆侖是我國比較早的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評論《紅樓夢》的紅學專家。誠如前麵所述：他寫的《紅樓夢人物論》不僅給紅學界帶來新的空氣，而且也得到了周總理和毛主席的認同。新中國成立之後，曾經發生過一次關於《紅樓夢》研究的論戰，毛澤東同誌為此作了長篇指示，第一次公然支持了兩個小人物李希凡和藍翎，也借題批評了製小人物、盲目推崇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作風。在這次一邊倒的大論戰中，王昆侖並未就事論事地指責一方或讚成一方，而是從學術的視角有理、有據地寫了一篇頗有分量的紅學論文《關於曹雪芹的創作思想》，再一次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剖析了這位偉大的文學家。他認為：“在任何社會裏，一個偉大作家總是忠實地反映著自己對於現實社會所取的態度。曹雪芹以及他所寫的人物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參加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社會鬥爭，因此作者自己必然在作品中，表現出哪些是他所同情的，哪些是他所反對的。”同時，他還認為“曹雪芹所創作的人物是有著各種類型的。他基本上劃分了人的統治和被統治的階級界限，表現出那些人物所從屬的階級性格。……我們可以從人物的不同態度認識作者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對於過去紅學中的索隱派等的批評，也不是采用學閥式的老爺態度，而是以商討的氣指出：“作品當然和作者的生活、思想是不可分的。為了更多更深刻地了解作品，以正確的立場、科學的方法研究作者的生活曆史、時代背景，以及考訂版本、搜集整理一切有關材料等等工作，都是必要的……如果刻意追求作者生活中的某些瑣事，或者就書中寶玉和秦可卿曖昧關係之類的問題進行煩瑣無益的考證，那也隻能引導讀者鑽牛角尖。”實事求是地說：王昆侖的這篇紅學論文所起的社會效果是好的。
另外，周總理是比較喜歡王昆侖的文風的。同時，他也知道王昆侖的紅學觀點雖不為俞平伯等紅學專家完全認同，但王的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卻為他們所歡迎。再者，周總理也清醒地知道：王昆侖的紅學觀點是有著很大的社會影響的，就說是毛主席所支持的小人物李希凡也受了王的紅學影響。對此，李希凡同誌作了如下回憶：
我在解放前就讀了王昆侖同誌的《紅樓夢人物論》……坦白地說，我當時並沒有讀懂王昆老的這部著作，因為第一，我當時隻讀過一遍《紅樓夢》，按毛主席的要求，不讀三遍是讀不懂的。其次，我是在淪陷區長大的，對王昆老借古喻今，批判蔣介石及國民黨的腐敗，一無所知。但是，《紅樓夢人物論》，卻是我有生以來看到的第一本分析評價《紅樓夢》的書，那時還並不知胡適和俞平伯先生也研究《紅樓夢》，也不曉得曆來研究《紅樓夢》的都是考證多於對小說的分析。而我當時讀書雖然朦朦朧朧，卻很喜歡王昆老的流暢的文筆，文章都不長，卻給人很豐富的哲理啟示，特別是他對《紅樓夢》人物性格形象的解剖和分析，可以說那是我以後再讀《紅樓夢》的啟蒙。
李希凡同誌一舉成名之後，還說過這樣的話：“真正啟示我認識《紅樓夢》文學價值的不是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也不是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而是《紅樓夢人物論》……五昆老的《紅樓夢人物論》，給了我思想啟蒙，卻是事實……就是在前幾年，我寫《紅樓藝境探微》時還是參考了《紅樓夢人物論》的很多見解。”“《紅樓夢人物論》確實富有很強烈的政治色彩，但那聲情激越的文字，卻又是出自具有深刻觀察分析的大手筆，至今仍被紅學界奉為泰鬥文章。”
也就是在王昆侖寫了《關於曹雪芹的創作思想》不久，毛主席再次講到了關於《紅樓夢》學術研究的問題。毛在講了蔡元培、胡適等人：後，又以肯定的語氣說道：如今又有新“紅學”家，像王昆侖、何其芳、周汝昌等人（大意）。對此，周總理也是知道的。
綜上述，王昆侖以其政治身份、學術地位領銜紀念曹雪芹誕辰二百周年是孚紅學諸派的眾望的。因此，周總理點王昆侖的將也是知人善任的。
對此，王昆侖是心領神會的。用他後來的話說：“我認為這是總理對我最大的鞭策。”因此，他欣然承諾由北京市牽頭，隆重紀念曹雪芹誕辰二百周年。但是，對於周總理點將要他做紀念曹雪芹的主報告一事，他“確實感到自己水平太低，力不從心，因此推薦了何其芳同誌並誠懇地說道：
“其芳同誌比我合適，我可以擔負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務工作。”何其芳是四川萬縣人氏，早年就讀北京大學哲學係，恰奸比王昆侖晚了十年。他們二人雖然都是北大哲學係的高材生，怛他們的興趣卻是文學，而步入文壇的作品乂都是詩歌。後來，何其芳到了延安，出任文學係主任，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解釋文學創作中的現象和規律，並得到了毛澤東同誌的認同。後來，何其芳受命到了山城重慶，做文化界的統戰工作。這時，王昆侖恰在動筆寫《紅褸夢人物論》，他們這對同屬北京大學哲學係的畢業生才得以相識。建國之後，何其芳想當專業作家，曾謝絕了周總理要他在政府中任職的好意——何為此引為終身憾事。後來，周總理要他出任文學所長，他欣然從命，並在文學戰線上…尤其是在文學評論方麵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因此，當王昆侖薦何代己作紀念曹雪芹誕辰二百周年的報告後，周總理當即批準了。
不久，“北京市和全國文聯、文化部、學部的中國文學研究所等單位聯合擔負了曹雪芹紀念會及展覽的籌辦工作，並組織專家們研究、討論曹雪芹的生平事跡。經過一年左右的緊張工作，終於舉辦了具有高度學術水平的曹雪芹紀念會，舉辦了一個豐富全麵的曹雪芹展覽，這個展覽不僅在國內，而且還在日本博得了好評。”在這期間，王昆侖雖然會同市文化局文物處的負責同誌多次去恭王府舊址——有一次還拉上好友王炳南夫婦一壯聲威，並詳細提出了修繕、保護的措施，但由於占據恭王府舊址的單位扯皮，終未落實周總理的指示：把恭王府變成曹雪芹的紀念館。對此，王昆侖在晚年還寫了這樣一句話：“我每逢想起這件事，總是感到以沒有完成總理的囑托而抱恨。”
王昆侖在此繁忙的籌備紀念曹雪芹誕辰二百周年的活動中，他還堅持修改《紅樓夢人物論》。前後曆經年餘，“除了對寶玉、黛玉、寶釵二位主要人物的論述，由於種種原因未能修訂之外，其它十四篇統統改好，在《光明日報》等報刊上陸續發表”。仔細算來，有十餘萬多字，這對一位年至花甲的業餘學者——職業官員而言，是何等的不易啊！這也反映了王昆侖在紅學研究方麵是何等的嚴謹。
與此同時，吳晗同誌的京劇《海瑞罷官》搬上了舞台，不僅在戲劇界引起轟動，而且在史學界也引起了爭鳴，一時間，不少曆史劇搬上舞台。一天，時任北方昆劇院院長的金紫光同誌叩開了王昆侖同誌的家門，直言希望王昆侖“擷取《紅樓夢》中某些片段或某個人物，改編成昆劇”，交由北方昆劇院排練、演出。這實在有點出衛昆侖所料，誠如他後來所說：“我們雖然一向喜愛《紅樓夢》，也喜愛昆曲，但是從未想過用昆曲的形式來表現《紅樓夢》的內容，故而頗費鋳躇。”怛是，在金紫光同誌的堅持下，“在不少同誌的鼓舞下，”王昆侖偕愛女王金陵“決心貿然一試從此，王昆侖乂進入了昆劇《晴雯》的創作。出他所料的是得到了周總理的支持和指導，並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也成了他**中的一大罪狀！
這時的王金陵已步入中年。由於自幼受著父親的影響，卜分喜愛文學；自美國回到北京之後，遂決心想當作家3由於諸多因素，所寫劇本一包括受命而寫的電影文學劇本，均未獲得成功。但在這期間，王昆侖發現自己的女兒有著一支相當纖細的筆其中詩詞寫作尤見功力。為此他決定和女兒一道完成“擷取《紅樓夢》某些片段或某個人物，改變成昆劇”的任務。
減如王昆侖所說：“《紅樓夢》是一部內容非常豐富、思想極其深刻的輝煌巨著。它塑造了眾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概括了清王朝康、雍、乾三朝社會的主要特點，要想在兩個多小時內，在方圓百十平方米的舞台空間上，通過幾個人物形象，把它的思想內容，哪怕是部分地再現出來，也是非常困難的。”他和女兒經過反複多次的討論，又征得紅學同行、戲劇界的新朋舊友一尤其是北方昆曲劇院導演和演員的意見，決定選擇晴雯作為主要人物，寫部昆曲劇本。王昆侖父女為什麽不選取紅樓夢》全書的主要人物寶玉、黛玉或寶釵而選擇一個寶玉身旁的侍女晴雯作為主人公寫戲呢？對此，他寫下了如下這段文字：
一，晴雯這個“風流茇巧”、性格堅強的女奴的身世，不僅在大觀園的眾丫環中，即便在整個奴隸層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她自幼淪落為奴，甚至連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先為賈府奴才賴大總管之奴，繼而又被當作貢獻禮品，送進賈府，其身世之飄零過於鴛鴦、司棋、金釧、襲人，此即作者之所謂“身為下賤”；其次，晴雯與襲人等雖同處奴隸地位，然而她的“心比夭高”，不僅表現在她對一心往“高枝兒”上爬的小紅表示鄙視，對不擇手段攫取姨娘身份的襲人投以無情的兒刺，甚至對公子寶玉也常常正麵頂撞。至於對王夫人等奴隸主們，晴雯不僅平不怕“得罪”他們，而且在抄檢搜查、掃**鎮壓大觀園的時候，也敢於抗爭，以致遭受殘酷適害，含冤夭折。她以自己極其短暫的生命，譜寫了一曲反奴役、反壓迫的哀歌。在賈府這樣黑暗的封建王國裏，她像是一顆突然聞來的耀眼的彗星，劃過黑沉沉的夜空，放射出驚世駭俗的光芒。所以，我們期望通過晴雯，在一定限度內，能表現出在以賈府為特定環境的封建社會裏，奴隸反抗奴隸主的鬥爭的一個側影，並借以反映曹雪芹在《紅樓夢》中一以貫之的反奴性的民主主義的思想傾句。
但是筆者認為：王昆侖和愛女王金陵選擇晴雯寫昆曲劇本的原因，除去上麵所述理由之外，那就是王昆侖“和許多人一樣喜愛晴雯”這個人物，他認為從晴雯的身上可以折射出他的愛和恨。否則，他會移情它往——事實上以任何一個紅樓人物為主線，也能結構出一部戲來！
戲劇是一門專業化很強的綜合藝術，它有著自己獨有的形式，絕非是一般的文學家所能揮毫而就的；戲曲——尤其是昆曲，有著別於西方話劇、歌劇的形式，加之它那嚴格的程式，絕非是一般的劇作家所能信筆寫就的；改編《紅樓夢》為昆曲舞台劇本尤其需要既忠實於原作又要有作者獨具慧眼的藝術視角，這就絕非是一般的劇作家或戲曲家所能完成的。筆者以為金紫光同誌要王昆侖“擷取《紅樓夢》中某些片段或某個人物，改編成昆劇”，他看中了王是著名的紅學家、詩人，同時又是一位聽著昆曲和京劇長大的學者——而今又是負責文化一一並且對戲曲推陳出新做出成績的領導等因素。王昆侖選取自己的愛女王金陵為自己的合作者，筆者以為也是實事求是的，他不僅看到了自己會製詞度曲、深諳昆曲程式等方麵的長處，而且他也看到了女兒王金陵因寫過電影劇本比較熟悉戲劇規律一一自然他更清楚女兒那支纖細的筆會寫出詩化的昆曲詞令。接著，他們父女進入了創作階段。有關這方麵的詳情，王昆侖作了如下的記述：
選定了晴雯之後，我們在構思中，安排了兩組對立的人物。一組是以晴雯為代表的芳宮、四兒、玉釧等反抗的奴隸；一組是以王夫人為代表的凶殘的奴隸主。為了突出晴雯等“為奴不服奴卑賤”的氣節與抗爭，我們特地將身居奴隸地位，卻甘心為奴才，對屈辱的生活津津樂道的襲人作為對照，並且渲染了她的渾身“媚骨”。而寶玉這個人物，則希望能通過他表現曹雪芹的一些思想。昆曲《晴雯》一共七場：《護花》、《夜讀》、《撕扇》、《密謀》、《抄檢》、《思雯》和《死刑》。
昆劇是一種詞曲結合十分密切的劇種。按照傳統，有了劇本之後，昆曲演員根據曲牌稍作唱腔處理，即可進入排練。更有甚者，隻要背過文學性極強的詞牌，就可以根據唱得爛熟的曲牌登台演出，任其自由發揮。新編昆曲《晴雯》對舊有的昆曲劇種而言，是有著很大的突破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王昆侖和王金陵二位作者是根據黨的雙百方針，是對昆曲這神古老的且又宮廷化的劇種的一種革新。因此，他要求根據劇情的發展，由陸放、傅雪漪二位同誌重新作曲並由大導演阿甲和白雲生、馬祥麟三位同誌聯袂執導。1963年5月底進入排練場，曆經兩個多月的緊張工作，8月8日進行彩排，內部演出三場，招待北京的文藝界一一尤其是戲曲界。在彩排之前，北方昆曲劇院的領導和演員們都知王昆侖和周總理、鄧大姐有著多年的友誼，很是希望能請周總理和鄧大姐前來看戲一用文藝界的行話說叫審查。結果，周總理因工作忙未來，鄧大姐“親臨劇場，觀看了演出”。並說了不少鼓勵的話。這對北方昆曲劇院的藝術家而言，能夠得到鄧大姐的表揚就很滿足了！
翌！3—一8月12日午，北方昆曲劇院接到總理辦公室通知：周總理於今晚觀費《晴雯這對參與演出的全體成員而言，真是天大的喜訊，大家奔走相告，並決心以最佳的精神狀態、以最成功的演出間報周總理幹百忙之中前來審查。怛是，筆者事後推想，王昆侖於興奮之餘一定會產生這樣的問號：總理為什麽在彩排演出中不來看戲？為什麽在鄧大姐看完《晴雯》之後又突然通知前來看戲？……筆者的這種推想是有根據的，請看如下的曆史背景：
中國人民以極大的代價戰勝三年困難，並於1962年始進入國民經濟恢複時期。也就是在這神特定曆史條件下，毛澤東同誌多次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理論。在此理論的指導下，我國上層建築一允其是意識形態的弦開始繃緊；加之中蘇分裂公開化，以“九評”為代表的文章相繼推出，在我國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反修、防修的潮流！在此前後，毛澤東同誌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占領我們的舞台提出了批評。對此，般的文藝工作者尚不知其詳，但作為一國總理的周恩來是知道的。雖說他並未魅、到毛澤東已經開始撞擊文化革命的鍾聲，怛他作為政治家又和毛澤東同誌共事有年的主要戰友，應會預感到未來中國政壇會刮起一場意想不到的風雲。在此情況下，他委派鄧大姐先來審看《晴雯》是在情理之中了！
王昆侖作為久經風雨的政治家，雖然不能像總理那樣敏感，但僅就在北京永樂店等地開始試點“四清”這一件事，他也會聞到了點什麽。因此，當他獲知總理前來觀看《晴雯》一劇時的心情，是有著其他人所沒有的驚喜！因此，他對總理這次審看《晴雯》記憶最深，對總理的講話也記得最清楚。自然，對江青在**中追查他寫《晴雯》一劇的背景，他也一眼看出其惡毒的用心！此乃後話，留待下文詳述。
8月12晚，周總理來到人大會堂三樓小禮堂，在王昆侖父女的陪同觀看《晴雯》的演出。有關總理看演出的情景，王昆侖做了如下追記：
當大幕徐徐升起，芳官等四個小丫環手執鮮花載歌載舞，總理滿麵笑容，時而巧問演員的名字及年齡，時而輕擊扶手打著節拍，低聲隨著樂曲吟哦。看到這番情景，我們感到能用這出戲使日夜為國繰勞的總理得到片刻的休息，就是我們最大的幸福了。
演出結束後，總理到後台看望演員，表揚了他們演出認真，鼓勵他們創作更妤的昆曲劇目為人民服務。然後回到前廳，召集導演阿甲同誌、金紫光院長和我們父女一起，長談了一個多小時。總理肯定了劇本的長處，也指出它存在的問題，還提出了許多具體的修改意見。
周恩來同誌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他乂是一位十分喜愛文藝的領導人。由於他是職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因而他對文藝作品的要求第一標準是政治。加之國際和國內強化階級鬥爭的大背景，他對《晴雯》一劇的意見，理所當然地要強調政治效果。換言之，盡管王昆侖這位被毛澤東同誌視為馬克思主義的紅學家，並在創作《晴雯》一劇的主題思想是“表現奴隸反奴隸主的階級鬥爭”——並得到周總理肯定的前提下，周還是著重談了這方麵的意見。對此，王昆侖做如下的記述：
在肯定這個戲寫了階級鬥爭之後，總理又指出還存在著不足之處，主要是沒有正確處理好晴雯與賈寶玉之間的關係，以及對賈寶玉的正確評價問題。他說：《晴雯》這個戲不容易寫。如果枸泥於原書的話就會發生一個矛盾階級鬥爭與愛情關係的矛盾。因為在曹雪芹的筆下，寶玉對晴雯確有愛情，但這種愛情是帶有封建性的，而且他是用晴雙來影射黛玉的。如果把寶玉對晴雯的情感照搬出來，就會成了三角戀愛的關係。所以總理說，越劇《褸夢》的好處是集中得好，但是缺乏階級鬥爭。你們這個戲有階級鬥爭了，但是又多了愛情。之所以造成這種現象，總理指出，這是由於我們對曹雪芹缺乏徹底的曆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與分析的緣故，特別是不應該對寶玉這個人物過於偏愛。……
總理為了使我們逬一步理解他的意思，詳細地講述了曹雪芹所處的時代與他的思想本質。總理說，曹雪芹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既無新興的資產階級，更沒有無產階級。康熙時，封建製度雖然巳經衰落，處在崩潰前夕，但海禁未開，外國的資產階級思想無從傳播，社會思想中，沒有任何新的東西來代替舊的。因此曹雪芹雖然有進步思想，但最後仍是沒有出路，隻好讓寶玉出家當了和尚……所以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雖有一定的進步性他反對科叁，反對壓迫婦女，但他無能為力，不能改變現狀，他隻能是個“半革命派”。
周總理不僅對《晴雯》一劇提了十分中肯的意見，而且還對如何進一步加工、修改《晴雯》一劇做了許多設想。用王昆侖的話說：“這些方案是那麽具體而又細致。”接著，王昆侖父女和“導演、演員、全體工作人員一起完成了劇本的修改工作。正式公演時，總理還委派在他身邊工作的許明同誌來看過戲。”對此，王昆侖寫下了這樣幾句話：
“敬愛的周總理啊，您對我們的嚴格要求和熱情愛護，我們銘記心頭，終生難忘！”
《晴雯》在戲劇舞台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他先後在北京、上海、廣州、內蒙古等地演出，嬴得了各階層人士的喜愛，為北昆劇種的複興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與此同時，江青抓的現代戲匯演已在京城上演，加之毛澤東主席對文藝界做了兩次重要指示，嚴厲批評文藝界“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昆曲《晴雯》予1964年輟演。
隨著學習毛主席對文藝界的兩次重要批示，從而在文化部等係統展開了整風運動。為此，王昆侖在統戰部被迫檢查關於《紅樓夢人物論》、昆曲《晴雯》等。這時，周總理正在籌拍《東方紅》大歌舞，抽時間給王昆侖打了一個電話：
“昆侖，我要去北京飯店理發，你能來一趟嗎？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談談。”
十多年來，周總理利用理發的時間，不止一次地約王昆侖到北京飯店，有時是談工作，有時是見個麵，隨意交談。今天，王昆侖感到周總理約見他是有著很強的目的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也非常想見見周總理，哪怕是在總理身邊靜靜地坐幾分鍾也好！他如約來到北京飯店，總理對他說：
“聽彭真同誌說，他要在通縣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農村四清）大會戰，你的身體不好，又上了年紀，但我的意見還是要參加次，哪怕是下馬觀花也好。”
王昆侖是政治家，對周總理的言外之意自然是能心領神會的。因此，他十分高興地說：
“我是需要到基層去生活，真正地體會一下貧下中農的情感。請總理放心，我一定要參加一個四淸的全過程！”
就這樣，王昆侖於1964年9月隨北京市辦公廳工作隊來到通縣張家灣公社張家灣大隊蹲點四清。對於他初到張家灣的情況，他的秘書作了如下記述：
工作組一進村，正是秋收大忙季節；隊員（29清工作隊隊員）放下行李立即和社員一起下地幹活，幫著刨白薯。農民一看王老年紀大，是個長者，也來勞動，都搶著照顧王老幹點輕活。可是，王老不顧年老體弱，還是和大家一樣槍收白薯。此後，工作隊為了使隊員們密切聯係群；了解生產和社員的生活情況，要求隊員半天工作半天勞動。王老和同誌們一樣，經常到田間和社員一起參加掰玉米、收豆子、整地、種麥……他樣樣都幹。第一次下地摘棉花，王老用自己的藍粗布包皮作了一個口袋，圍在腰間裝棉花，滿以為摘棉花活輕好幹，摘得挺快……不多時，才知道也不是那麽容易，摘棉花不能帶有一點幹枝葉和雜物，否則好棉花就要降為次花了。社員們熱情地手把手地教王老，學在手上，暖在心裏，摘出的棉花白花花。
王昆侖在張家灣參加四清的過程中，主要是做調査研究，幫著這裏的農民改善衛生條件，活躍農村的文化生活，提高這裏的物質生活水平。與此同時，他也感到了中央的鬥爭日趨激烈一種不祥的征兆時時都在向他襲來。也可能是彭真同誌從現代戲會演中感到了什麽，在人代會召開期間，他把王昆侖召間北京，幫著趙燕俠整理發言稿一演出現代京劇《沙家浜》的體會，這乂不能不使他想起自己寫的《晴雯》……
王昆侖在參加通縣張家灣的四清之中，中央圍繞著兩個文件（指導四清的前十條和後十條）的鬥爭表麵化了，毛澤東批評廣由劉少奇等製訂的後十條，同時又不點名地批評了王光美同誌在桃園四清的經驗，按照毛澤東主席的講話製訂了一個新的四清文件簡稱二十三條，這在黨的高級幹部中的震動是很大的！自然，王昆侖也不例外。通縣四清結束之後王昆侖突然又獲悉羅瑞卿大將以反對所謂林副主席為由被撤職審查。與此同時，王昆侖過去在南京、重慶等地老友翦伯讚等學者被公開點名批判。他不得不提出這樣的自問：
“運動的下一個目標又將是誰呢？……”
就在這惶恐不安——似在等待什麽的時候，北京市委決定由他率一個代表團，去慰問自五十年代就到北大荒屯墾戍邊的北京人。王昆侖欣然從命，毅然走出被政治空氣就要窒息的北京，冒著零下三十幾度的低溫，迎著襲人肌膚的“白毛風”，到塞北雪原去探望紮根邊疆的北京人！
這裏的北京人，已經沒有京城老家那種對政治的癡迷，餘下的隻有像雪一樣聖潔的心，這對王昆侖來說實在是太美好了！他可以對著茫茫的雪原極目遠眺，或深深地吸上幾口清新的空氣；他可以來到任何一位北京人的家裏，就像是一位受尊敬的老家長那樣坐在熱乎乎的炕頭上，無憂無慮地談天說地……但是，當他見到久違的女作家——而今的大右派丁玲的時候，他的心立即又回到了大搞階級鬥爭的北京！也就是在這前後，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大塊文章《評三家村》，他一聽播音員的氣，再一看文章的內容，很自然地黯然自問：“這文章的矛頭不是明白無誤地對著北京市委嗎？這到底又是為什麽呢？下一步……”王昆侖已經沒有勇氣——或者說受著黨性的製約，他不敢再問下去了。但是，他作為北京的副市長，清清楚楚地知道三家村是文教書記鄧拓、主管教育的副市長吳晗、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三人的化名，憑著他的經驗可知：他們三人被點名批判一定有著更大的政治背景。換言之，這場政治鬥爭的最終目的決非就是三家村。為此，王昆侖懷著一種極其矛盾的心理告別了北大荒，又惶惶不安地回到了北京王昆侖回到北京以後，中央轉發了以彭真同誌為首的五人小組起草的《二月提綱》，提出了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口號。為此廣大的讀者和文化、學術界的權威基於無產階級的義憤，相繼發表反駁姚文元陷害吳晗同誌的文章。1966年3月，周恩來總理為保護吳晗同誌，會同北京市的一位負責同誌商定，請吳晗同誌到京郊昌平參加四淸。對此，王昆侖那忐忑不安的心稍稍得以平靜，似乎覺得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又恢複了！
王昆侖懷著極度低沉的心情送走了國際勞動節，天天聽著調門越來越高的新聞聯播，看著無限上綱上線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文章。5月日，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派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擔任北京市第書記，調吉林省第一書記吳德仟第二書記，正式宣布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解體。接著，中央下達《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有名的《五一六通知》。在此通知中，宣布撤銷彭真具體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葺接、具體領導“**6月2，《人民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的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從此，文化革命的黑風席卷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對此，王昆侖無論如何也跟不上這迅猛發展的政治形勢了！
也就是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垮台的前後鄧拓同誌以死向黨表明自己的赤心，和他稔熟的老舍先生也因不堪其辱而自沉太平湖，至於他聽說翦伯讚等知名學者相繼自殺的消息之後，他欲哭無淚，唯有悵然麵壁自問：“下一步……我該怎麽辦？……”就在王昆侖無時無刻不在忍受文化革命之火的煉獄之時，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並於8月8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的決定》，即《十六條》。從此，以反“工作組”和保“工作組”的群眾鬥群眾的文化革命又推向了一個新的**！正當王昆侖時時都在等著什麽的時候，他接到通知：8月18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來自全國的紅衛兵，要他準時登上天安門陪同接見。雖說建國年以來，王昆侖幾乎年年的“五和“十一”都登上天安門，但從未像這次收到請柬後是這樣的激動，因為這標誌著他尚在革命之列！同時，他還可以見到久違的毛主席和周總理等中央負責人一並從這次接見紅衛兵中也可看出中國政局未來發展的新的動向。
8月18日是一個萬裏無雲的大晴天，加之古老的北京變成一片紅色的海洋，越發顯得紅火和炎熱。王昆侖吃過早飯以後，懷著異樣複雜的心情離開了家門，驅車到達指定的地點，又在保安人員的安排下登上天安門城樓。往昔，在毛澤東等中央首長到來之前，他總是借機和相交有年的老友——或建國後才認識的同誌打招呼，進行隨意地交談。今天，他駐步天安城樓，放眼望去昔日許多熟悉的老麵孔不見了就是十分稔熟的同誌也一個個表情嚴肅，誰也沒有說話的興趣，連相見時的客套話也被沉重的點頭所取代了！為此，王昆侖也十分識趣地站在自已應站的位置上不時地和老朋友點點頭或很不自然地笑一笑，等待著軍樂奏起《東方紅》的樂曲聲。
“這不是王昆侖同誌嘛……”
王昆侖自打重慶和毛澤東同誌相識以來，不知見過多少次麵了也十分熟悉那湘音很濃的講話聲，但唯有這次他的感覺非同一般——是誠惶誠恐還是受寵若驚？他自己也說不清楚，他隻是有點不自然地答說：
“主席，我是王昆侖。”
在王昆侖的心目中，毛澤東主席問候他一聲就是最高的禮遇了！過來人都知道毛澤東的這一舉動是有意保王昆侖過關。但出他所料的是，毛澤東主席又走到王昆侖的麵前，主動地握住王昆侖的手，說了如下這句史有所記的話：
“你的《紅樓夢人物論》寫得怎麽樣了？你知道嗎？有人要批評你……
這時康生走過來，近似強行把毛澤東主席從王昆侖麵前拉走。毛澤東主席邊走邊對王昆侖說了這句史有所記的話：
“我看嘛，你還可以接著寫嘛！”
在這樣的場合，毛澤東主席能主動地和芏昆侖握手，並有意地和他談《紅樓夢》，這在當時來說，的確是王昆侖所獲得的殊榮。在場的人——尤其是王昆侖事後回想毛澤東主席這次非同尋常的談《紅樓夢》，主要是從政治上保王昆侖過關。與此同時，在場的人——包括王昆侖認為康生有意拉走毛澤東主席也有其政治目的：那就是有朝一日還是要找王昆侖算賬的！但是，正因為毛澤東主席這幾句講話，使得王昆侖被所謂揪出來的時間大大向後推遲了。此乃後話，略。
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台了，但北京市政府還要負責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數以百萬計的紅衛兵。可是，老北京市政府尚未打倒的副市長也所剩無幾了，怎麽辦呢？他唯有按照林彪說的那樣：“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了！
王昆侖業已六十四歲了！他除去當年在徐州戰場看到過那樣多的難民而外，再也沒見到過像今天這樣多的紅衛兵湧入北京。時至盛夏，恰是流行病盛行的季節，一旦發生瘟疫怎麽辦？為此，王昆侖天天為這件事憂心忡忡，難安寢食。再者，他又接到總理的指示：一定要接待好毛主席的紅衛兵。為此，他不顧自己身處逆境，除積極安排好每天湧入北京的幾十萬紅衛兵的食、住、行而夕卜，還從醫院中抽掉大批的醫務人員投入接待工作，堅決杜絕流行病的發生。但是，隨著毛主席每隔半個月接見一次紅衛兵，浦入北京的人越來越多了，遠遠超過了北京各機關、團體、學校所承受的能力。恰在這時，又接到了總理的指示：一定要把首都衛生工作搞好，做好接待工作。怎麽辦？他找到尚未打倒的萬裏同誌，二人為了堅決貫徹總理的指示，“一起帶領秘書來到天壇公園了解大棚搭建的情況，查看接待工作。並於現場決定在天壇、陶然亭、先農壇一些公共場地上繼續多搭建一些大席棚，當做接待、安排紅衛兵的住所，還決定由服務飲食行業和機關、街道等單位挖潛力，抽掉職工和居民群眾加工主食，保證供應，吃飽吃好。同時，由市衛生局抽調醫院中的醫護人員成立急救站，擔負醫療和搶救工作；由市環境衛生部門負責組織人力搭建臨時廁所，及時處理好糞便……”簡之，時人與後人誰也不曾想過：在亙古未的紅衛兵大串聯運動中，北京這個串聯的中心為什麽沒有發生丐染病，也不曾死過一個紅衛兵？僅從這一點就可以知道：王昆侖同誌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有著幾千年的文明曆史，也保存著令世人歎為觀止的文物古跡。但是，自1966年8月起，頤和園、碧雲寺、八大處、北海、故宮、蘆溝橋開始告急，團城、景山、臥佛寺等也相繼告急，甚至天安門也時時報急……而這時，北京市委處於癱瘓的狀態，文化部也早已變成了全國文藝界造反派的所在地，再也找不到一個沒被打倒的負責人，怎麽辦？他向有關部門請示並得到了明確的答複：城內城外的許多文物古跡都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防止被人破壞，先行保護性地封存起來，請示中央之後再行處理。王昆侖說幹就幹，親自帶著秘書四處奔波，為保護這樣眾多的文物古跡而操心、勞神！可以想見，在那瘋狂破除“四舊”的年代裏，他這位尚未揪出來的當權派做這樣一種工作，是何等之難啊！對此，他的秘書寫下了如下這樣一段文字：
三老緊緊依靠黨依靠市裏一些領導同誌，和大家一樣，隻要自己還沒有被揪出來，沒有被專政批鬥，沒有被打倒罷官，就堅持……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為了維護國家文物和名勝古跡，他每到一處，每得到一個緊急情況，都盡力向有關同誌作思想工作，說服他們盡自己的職責和力量去維護它，使當時幾乎處於將要被遭毀的許多國家文物古跡，如天安門前的大石獅、碧雲寺、頤和園、臥佛寺、八大處、北海團城、景山、故宮等等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洗劫。他和幹部們一起努力，才使許多祖國文化遺產至今能較完好地保存下來，繼續供廣大人民遊覽和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