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王昆侖懷著激越的心情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或者說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幵國元勳所關心的是封祿。但是，中國共產黨人麵對自己打下的天下，多數同誌在開國前培是很少想到梁山好漢排座次這類俗事的。當然，他們絕大多數同誌一一尤其是高級黨政軍幹部，都相信組織會實事求是安排自己的工作的而王昆侖作為一名特殊的革命家，他乂是怎樣考慮這些事情的呢？
王昆侖不同幹一般的共產黨人，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即不是帶著入股分利的目的，也不是為了投繭命之機撈取什麽名譽和地位他是為了政治信仰，或日是為尋求一種救國之路而由國民黨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所謂封官晉爵之類的事他已經體驗過了，帶給他的不是精神的滿足，相反是一種痛苦。而這種痛苦又導致了他對自己已經得到的封祿的背叛。因此，他麵對新中國的誕生多的是信仰和追求的喜悅，少的是麵對祖國的新生自己應該獲取什麽。另外，他在國民黨官場中混跡二十餘年，對治理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是有著一係列的看法的。同時，他對自己的能力和長處——或臼哪些工作自己能夠勝任與否，也有著比較切合實際的估量。再者，他是我黨打入國民黨上層的地下工作者，嚴格的組織紀律使他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自己隻有服從組織決定，絕對不允許向組織提出些什麽。所以，他對自己未來做些什麽是很少考慮的。
然而，黨組織一尤其是周恩來同誌是一定要依據每個同誌的長處，並考慮到其它因素平衡安排的。建國前夕，毛澤東同誌以及黨中央是非常重視統一戰線工作的，政務院所屬各部委的主管首長有很多是愛國民主人士和國民黨起義的將領。如水利部長是傅作義將軍，司法部長是史良女士，郵電部長是朱學範同誌等；而宋慶齡、李濟深、張瀾被選為國家副主席；沈鈞儒被委任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黃炎培、郭沫若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等。像王昆侖這樣一位曾在國民黨政府中官居要職的同誌做何安排呢？周恩來總理幾經斟酌遂和王商談：
“昆侖同誌，關於你的工作安排，我想請你出任外交部副部長，協助我這個兼職的部長做些外交方麵的工作。”
這對王昆侖而言的確是沒有思想準備的。他於誠惶誠恐之中除感謝黨組織的信任而外，他又認為自己是絕不適合給周恩來總理當外交部長的助手的。另外，他深知外交部責任重大，自己也無力承受這一大任，故忙答說：
“總理我……沒有外交方麵的經驗，還是委任更適合做這項工作的同誌當你的外交助手吧廣
“昆侖同誌，沒有經驗可以從工作實踐中學習嘛！再者，外交部辦公廳的主任準備任命王炳南同誌，副主任準備任命閻寶航同誌，都是和你很熟的戰友嘛！”
王昆侖講自己的實際情況，再次懇請周總理另選比自己合
適的外交部副部長。周恩來同誌認為王昆侖辭情有據，辭意乂甚堅，故說了這樣一句史有所記的話：
“那你當不管部部長吧！”
我國是不設不管部的，因此周總理的這句話隻是對王昆侖讓賢的一句讚譽。從此，王昆侖以四級幹部的職位在為黨工作著。後經中央研究，他的工作重點放在統戰方麵，而出麵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參預民革組織的整頓及重新登記其成員。
王昆侖雖然是“民聯”的發起者和主要負責人，並且協助馮玉祥將軍籌備“民革旅美總分會籌備會”，但他畢竟未履行加入“民革”的手續。加之，“民革”創建初期，“民革”、“民聯”、“民促”三大組織依然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因而，王昆侖是作為“民聯”的代表參加政協的。不久，“小民革”自動宣布解散，根據當時的規定，王昆侖自“小民革”解散之日起即加入“民革”。這樣，王昆侖即是原“民聯”的負責人，同時又是“民革”的新成員。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民革”作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成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這標誌著“民革”完成了推翻蔣家王朝的使命，又擔負起建設新中國的曆史任務。形勢的發展要求“民革”必須加強自身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更好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實現新時期的新任務貢獻力量。為此，“民革”中央做出了整頓組織的決定。
誠如前文所述，“民革”是由國民黨分化出來的“民革”、“民聯”、“民促”三大左派組織組成的。但是，這三大國民黨左派組織乂有著相對的獨立性。這種鬆散的結合已經不適應形勢的需要，亟待整頓。與此同時，隨著蔣家王朝的垮台，又有許多國民黨高級黨政軍人員站到人民一邊來，也有必要把這些人員吸收到“民革”中來。為此，由“民革”、“民聯”、“民促”的代表組成的統一協商會議亍1949年10月6召開，討論了國民黨各民主派別的統一問題製定了統一工作方案，公推李濟深為召集人，邀集各方代表包括程潛、張治中、那力子等參加經過多次協商，各方意見基本是取得了一致。同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二次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四個方麵的代表，即民革、民聯、民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共五十八人。第四方麵即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包括原南京政府和平代表團的部分成員、部分起義將領和國民黨知名人士。解放後停止活動的原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的部分領導人也作為第四方麵代表參加。”
而這次重要的會議，史家稱為“四方會議”。
雖說參加四方會議的代表均是來自國民黨，但他們對重新組建一個什麽性質的政黨，以及新組成的中央委員會的名單分配上都還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對此，朱學範同誌做了如下記述：
在協商名單時，也有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神認為，在一屆“民革”中央執委、候補執委名單的基礎上逬行調整；第二種認為，由四個方麵提出新單，重新協商。當時，會議是由四個方麵的同誌組成的，大家的意見自然而然集中在重新協商新名單方麵。經過提名、協商，拿出的名單與“民革”成立時選出的名單比較，變動很大。但是，要成立一個統一的組織，必須平衡四個方麵的關係。於是大家決定，變動大一些隻好多做解釋工作，還是以新名單重新進行選舉。……有些同誌認為會議文件上有“新民主主義”之詞句，不如改為“革命的三民主義”，更有“民革”本色和特點；特別是在“民革”成立時，堅持“三民主義之理論，仍為今日中國革命之正確指導理論”的那些同誌一時思想轉不過來。為此，李濟深親自召集我們參加起草的《組織總綱的同誌共同磋商，在該《組織總綱》上寫明本黨黨員要“確認革命的三民主義之發展在現階段已與新民主主義匯流，並願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而奮鬥。”
本次“四方會議”有不少爭議，僅朱學範同誌所記就有9條之多。但是，在李濟深、何香凝——還有我們的傳主王昆侖同誌，“確實做了大量的工作”。對此，王昆侖十分讚成李濟深的這句話：“不能隻顧自己勇往直前，要照顧好自己的同伴一道前進，這才是我們要做的工作。”
王昆侖不僅是理論上的讚成，而且也是身體力行的，通過“四方會議”的實踐，把四麵八方高層的國民黨愛國人士團結起來，適應潮流，一道前進！
但是，在民革二次會議期間，對民革現階段的中心任務也曾有過不同的爭論。對此，李濟深主席認為：“組織形式和組織路線都應服從於革命的政治任務。在民革成立前後的主要政治任務是對國民黨軍政人員起分化作用，在以中共為首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領導下，進行政治上的號召和軍事上的策反，以加速瓦解國民黨反動派。”他還著重指出：“今後仍舊不能放鬆政治策動工作，像傅作義這樣較大規模的和平起義仍有可能。最近，黃紹竑來電，龍雲來信，程潛、劉文輝也傾向和平起義。”譚平山認為：“我們是國民黨民主派的聯合，不是與反動集團的聯合。如果這樣，對革命不利。”還有的同誌指出：周恩來很早就建議民主黨派整理、發展組織的原則是“三層兩類”，以中層為主。並進而指出：這樣做是否違背了周總理的指示？陳其璦認為：“起義將領雖是上層，民革號召在前，沒有理由拒絕在後。”張文認為：“中層為主，並非不能上層，但是以好的為主是不能通融的……”在這場爭論中，王昆侖說了這段史有所記的話：
“不要機械決定誰好，誰壞，要看到人是會變的，正如任公（李濟深）所說《，組織路線要服務於當前的政治任務，我看當前策反上作還是重要的。”
在王昆侖等同誌的積極支持下，李濟深主席的意見得以順利地通過，並付之實施。在和平解放雲南、四川等省的過程中，尤其是西北新疆等省的解放，民革的同誌——其中張治中、屈武等同誌是立下了特殊的功勳的。自然，王昆侖也通過自己在國民黨中的關係，為祖國的解放貢獻了力量！
王昆侖於“民革”二屆全會上當選為常委，並兼任宣傳部部長。會後，他根據代表會議的決議，協助民革主席李濟深等組織各級成員“認真學習共同綱領，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加強團結，同時，推動成員在各自崗位上，努力工作，明確方向，為安定社會秩序，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而努力。接著，民革動員成員先後投入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接受鍛煉和教育。”實事求是地說，王昆侖在這曆史時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事物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正當王昆侖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之時，出他所料的是，他的黨籍問題又成了他後半生的一大心病。
誠如前文所述盧濤同誌介紹王昆侖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奉命調離南京，由王世英、曹亮等同誌接手和王聯係，並完成了組織交給的工作不久，海中央局被敵人破壞，中央局書記李竹聲等人被捕叛變，王世英、曹亮等同誌相繼撤離，從此，上海地下黨組織和在長征中的黨中央失去了聯係。1936年4月底，馮雪峰奉命潛回南京和上海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由於王昆侖在國民黨中官居要職，他的組織關係是單線聯係，屬於高度機密，就是李竹聲這樣地位的人也不掌握他的確切情況。因此，上海地下黨數度遭敵破壞，都不曾危及到他的安全。也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在王世英、曹亮等同誌撤離之後，像馮雪峰等人和他隻有工作關係，並無組織關係。換句話說，抗戰前夕恢複的上海地下黨組織沒有和他重新建立組織聯係，從組織關係上說，王昆侖在這段曆史時期雖然繼續為黨工作，但實質上脫離了黨的組織。可悲的是，王昆侖卻認為自己為黨工作，就等於續上了組織關係。
抗戰爆發前後，王昆侖知道了上述內情之後，遂通過有關人士向黨組織提出：重新恢複自己的組織關係。但是這時他已經有近一年的時間未和黨發生組織關係了，像他這樣身份的秘密黨員，必須經過一定的手續——並報請相當一級的領導批準才可生效。因此，在那種動亂的曆史時期就拖了下來，但並未影響他繼續為黨工作。誠如當事人所回憶的那樣：這時王昆侖的情緒是比較低沉的。
1938年，王昆侖自徐州前線返回武漢以後，他見到了錢俊瑞同誌，再次談起了他的黨籍問題，並請錢向周恩來同誌反映，希望盡快解決。錢俊瑞同誌向周恩來如實反映了王昆侖的請求，周恩來考慮到當時的情況，以及王昆侖的特殊地位，做了如下答複：請轉告昆侖，他的情況我們是了解的，為了便於工作，同時也為了他自身的安全，暫不恢複為好。這個問題，將來是一定要解決的。（大意）
王昆侖雖然心裏不通，但又認為周恩來想得周全——況且周恩來有言在先；將來是一定要解決的，故未再申訴。事後，無論是長江局還是南方局，都未把王昆侖當作一般的愛國人士對待，而且和他保持直接關係的是周恩來和董必武，以及分管這方麵工作的王炳南等同誌，因此他認為自己恢複組織僅僅是個時間和環境的問題。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王昆侖和蔣介石的矛盾表麵化，其處境越來越艱險，就更沒有可能向黨提出恢複組織問題。但是，在這期間，不僅是王昆侖認為自己僅僅是尚未恢複的共產黨人，而且周恩來和董必武也一直把他當作自己的同誌使用和愛護。就說他的女兒陪他去美國的經費，也是地下黨組織提供的。
王昆侖偕女兒安抵美國之後，負責和他聯係的是地下黨員唐明照。就說王昆侖回國吧，也是由唐明照同誌轉達的周恩來同誌的意見：“解放戰爭即將勝利結束，希望馮先生和昆侖轉道回國，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籌備工作。為安全起見，請馮先生和昆侖父女分別由水陸兩路到東北跟香港的一批會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王昆侖認為是到了解決自己的組織問題的時候了，遂向組織部安子文同誌做了匯報。安雖然是組織部的主要負責同誌，但因此事關係重大，加之同時提出的還有左恭、曹孟君、胡濟邦等人，故答說等毛主席和周總理訪蘇歸來之後再做答複。
不久，周總理陪同毛主席訪蘇回到了北京，安子文如實地向周總理做了匯報。周總理說道：
“請王昆侖同誌的入黨介紹人寫份證明材料，然後再請各個曆史時期與昆侖共過事的同誌寫出證明，再由組織部向中央寫個報告，由中央批複、轉發。”
但是，出王昆侖所料的同時也令王昆侖十分悲痛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盧濤同誌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夜壯烈地犧牲了！這樣一來，王昆侖這位單線聯係的地下黨員就失去了介紹人的證明材料；而王世英同誌僅能證明他當時是共產黨員，在他離去之後，也不能為他寫出證明未曾脫黨的材料；更為難辦的是：當時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和王昆侖隻有工作關係而無組織聯係，誰也不能以組織的名義為王昆侖做證。簡之，事情複雜化了！周恩來同誌對王昆侖的政治生命是相當重視的，他聽了安滬文的匯報之後，認為自己無權為王昆侖恢複黨籍，遂向毛主席當麵做了報告。毛主席聽後說道：
“五昆侖早就是我們的人，這點你我都清楚。恩來，你說該怎麽辦呢？”
周恩來辦事是慎重的他曾為王昆侖的黨籍問題想過解決辦法，遂答說：
“我看隻有兩種辦法了，是恢複他自1933年的黨籍，冉是從今天起重新入黨。”
毛澤東主席是大而化之的領袖，在他的心中，王昆侖是共產黨，至於從哪一天迄始計算黨齡？對他來說是不重要的。他想了想，十分幹脆地下了結論：
“重新辦理入黨手續，黨齡從現在算起。”
對此，周恩來總理沒有提出異義，遂向安子文同誌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意見。自然，作為組織部的主要負責人安子文同誌也就隻有落實主席和理指示的份了！
就這樣，王昆侖的黨籍由1933年變成了1950年。
但是，王昆侖對此是不通的，因為這關係到他一生的信仰和榮辱。因此，他不可能有毛澤東主席大而化之的解決之方，也沒有周恩來總理那種無條件的服從，是在情理中事。實際上，王昆侖到死都在為自己的黨籍問題向黨中央申訴，直到他告別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事業！此乃後話，留待下文詳述。
也許是應了“禍不單行”這句老話了，隨著肅反運動的展開，王昆侖的一個叫王汝琪的堂妹被牽連進去，而且還涉及到了他。由於這個不成其問題的問題久懸未結，一直到**中還作為整王昆侖的借口，故有必要作一介紹：
王汝琪在王昆侖的影響下，自讀書迄始就向往革命。後與複旦大學畢業生陳傳綱結為伉儷。據王昆侖回憶：“1936年我因工作路過濟南（即護送丁玲去北平），和她相遇，知道她在政治上有進步要求。抗戰爆發前她在上海從事青年婦女的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春，國民黨一方麵殘酷鎮壓群眾的愛國運動，又一方麵想拉一些人加入國民黨，就決定了一種特殊入黨的辦法。這時地下黨的對策是根據發展白區抗日救亡統一戰線，為了取得公開合法身份便於掩護，某些人可以加入國民黨。我是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有國民黨某一中委……用填寫好他自己的名字的表格，要我聯名找人介紹入黨。我考慮這對她的前途不會有什麽影響，就向她說明，讓她填了表，由我送交國民黨中央黨部。至於以後，我並沒有得到什麽答複，因此這不能說明她巳加入了國民黨。時間不久，抗戰起來了，我先到武漢，汝琪夫婦後到，找我陳述他們的誌願是想加入共產黨，並要求我介紹他們到延安去。我平時了解他們的政治方向和參加革命的正當要求，就給他們介紹去找當時在武漢辦事處的領導同誌，以後他們就到延安去了。”沒有想到，他們夫婦在延安又成了王實味“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王汝琪於1938年入黨，改名王裏；丈夫陳傳綱也於1938年入黨，改名成全。他們到達延安之後，成全在行政學院任教務主任，後調馬列學院學習，後調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王裏在中央婦委做研究工作，住在丈夫成全的工作機關。就在這期間，他們認識了王實味，多有交往。在反王實味的運動中，他們夫婦和其他三位同誌被打成了“五人反黨小集團”。關於王裏的罪名，當事人一一又是平反王實味冤案的主要負責人溫濟澤同誌做了如下記述：
這裏還要提到一件事，就是王裏是王昆侖的堂妹，王昆侖是國民黨的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又是國民黨政府的立法委員，康生把他說成國民黨特務，就硬把王裏說成是由王昆侖派到延安來的民覺藍衣社特務。直到後來審幹運動中，周恩來和董必武回到延安，他們證明王昆侖雖然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和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但思想進步，幫助我們黨做了不少工作，這才消除了這個懷疑。
但是，王裏和其丈夫成全一直背著這個政治罪名，每搞運動就會舊話重談，直到**就再次變成了特務。自然，王昆侖也因此——還有和蘇聯的問題被打成了特務，在秦城監獄關押了七年！
1954年，全國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勝利召幵，王昆侖當選為人大常委。正當他欲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的時候，潘漢年同誌被公開逮捕法辦。作為曾在潘漢年領導下為黨工作過的王昆侖而言，其震愕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
潘漢年是江蘇宜興人，早年曾是以郭沫若為盟主的創造社的小兄弟，自稱十字街頭文人。後投身革命，為職業革命家。他以弱冠之年，參加和魯迅先生的論戰，定要爭個孰是孰非。不久，受到黨的批評，遂又在黨的領導下參加籌備“左聯”等社團的工作。正當他積極投入反文化圍剿的鬥爭之時，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叛變投敵，他受命接任陳賡同誌在特科的工作。從此，他把畢生的年華都獻給了黨的情報事業。
王昆侖和潘漢年是同鄉，又都同屬才子型的職業革命家，加之潘的弟弟和王楓是同學——且王昆侖又曾保釋過潘漢年被捕的弟弟，二人神交已久。也就在潘漢年負責特科工作期間，王昆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潘的領導下為特科提供國民黨上層的情報。也就是在這前後王昆侖和潘漢年相識。對於潘在情報戰線的功績，王昆侖無論是從我方還是敵方獲知的消息是很多的。因而，他對潘是十分敬重的。然而一夜之間功臣變成了罪人，王昆侖怎麽能接受這樣的現實呢！
王昆侖雖然崇信馬克思主義，但東方文化中的修身之學對他還是有著無形的影響的。因此，他不僅真誠地稱道劉少奇同誌的《論共產黨員修蕎》一書，而且還踐行共產黨員要做黨的馴服工具的教導。時下，黨——包括和潘漢年一起戰鬥過的同誌都口誅筆伐“潘（漢年）楊（帆）反黨集團”的反革命罪行的時候，王昆侖又陷入了黨的決定和個人認識的矛盾中。他一方麵不能接受潘漢年反黨的現實，另一方麵又不能懷疑黨的決定，怎麽辦？他唯有保持沉默！筆者在寫《功臣與罪人一一潘漢年的悲劇》一書的時候，發現昔和潘漢年戰鬥在敵人心髒中的戰友，像王昆侖這樣沒有揭發潘漢年所謂罪行的為數極少，這不僅說明了王昆侖的政治品質，同時也可看出王內心的矛盾和痛苦！
隨著揭發、批判“潘楊反黨集團”的深入發展，許多和潘漢年有關係的中高級幹部都受到了牽連，並相繼被捕入獄。待到和王昆侖有情報關係的曹亮等同誌被捕之後，王昆侖那矛盾和痛苦的內心乂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
“這究竟是為什麽？難道會是真的嗎？照這樣發展去，我會怎麽樣呢？……”
是因為王昆侖和黨曾失去一段組織關係的原因？還是由於他的地位不同一且大部分時間是在周總理和董老的領導下工作？總之，他沒有被牽涉進所謂的潘漢年反黨集團中去。
方此同時一或許和潘案有關的原因一也或許是和蘇聯關係惡化在起作用，王昆侖和錢俊瑞、胡濟邦等同誌當年受命以搞剪報的方式和蘇聯交換情報的事提到了程上，出王昆侖所料的是，統戰部的徐冰同誌向他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
“立即停止這項工作，今後再和蘇聯保持這種關係，就以特務論處。”
雖說這件事是奉黨之命而辦的，而今又是根據黨的決定停止這項工作，但在那種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三反、五反、外加揭發潘漢年的所謂反黨罪行的氛圍中，王昆侖內心的政治壓力還足很大的。為此，王昆侖向周總理提出：希望調動自己的工作。
周總理抑或是理解王昆侖要求調動工作的心情，也或許是真的工作需要總之很奭怏地答應了：調北京市任副市長，協助彭真同誌分管文化衛生工作。最後，周總理還特別叮囑：
“民革的工作要繼續做，並且要做得更好。”
王昆侖雖然是共產黨員，但根據黨的決定，他的黨籍不公開，這樣，他以“民革”負責人的身份參政，當北京市副市長；同時乂以秘密黨員的麵貌參加“民革”的領導工作。他當時的心情楚愉快的，他感謝黨對他的信任，更感謝周總理對他的付托。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帶著這種心情走馬上任的。實事求是地說，工昆侖任北京市副市長十年，他不僅兢兢業業地工作，而且取得廠有目共睹的成績，對此，沈予同誌說道：
“他十年如一日，時刻關切群眾的疾苦，孜孜以求地為人民謀福利的精神風貌，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間……他不顧長期身體欠佳，力疾從公，在北京市的工作上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給人以最深刻的啟示是：堅持不懈、一心意為人民造福的精神和任事親自動手，深入調查研究有一種過細、一絲不苟的謹嚴、求實的作作風。”
王昆侖分管衛生工作。他生長在北京，深知老百姓的疾苫，要知道廣大市民有病沒錢治——或借到了錢也找不到好的醫院和大夫看的困難。因此，他上任伊始，就抱定決心從看病入手，解決衛生戰線上所存在的問題。但是他沒有想到解放六年了，看病難的問題是這樣的棘手，解決起來又是那樣的不容易。請看沈予同誌的回憶：
解放後，北京市的醫療事業有很大的發展。由於群眾玍活的改善以及實行公費醫療、勞保製度，就醫人數激增。市民有病掛不上號，危重病人送不進醫院。他按照市人大的決議，親自下去做調查研究，提出“分級分工醫療”的具體辦法，把全市的醫療機構分為市中心、區和基層三級，實行分工負責，讓群眾就近就醫，大病到大醫院。這既方便了病人，又合理地使用了現有設備和醫務人員。經過在一個區試點，總結經驗後在全市推廣，顯著地緩解了“三長一短”（即掛號、候診、取藥的時間長，診治時間短）的狀況。為了解決急重病人的困難，他指示衛生局成立急救站，病家隨叫隨出車，送病人進醫院。他親自選定市中心區南池子大街為急救站站址，確定了一個容易使人記住的電話號碼（555678），公諸於眾。急救站建成後，他還特意來到那裏視察如何運行服務，並躺在急救車親自試一試行車時的顛簸程度。就這樣，急群眾之所急，達到了無微不至的程度。
他特別關切生產第一線勞動群眾的健康，前往京西城子煤礦下礦井步行到巷道深處采煤的“掌子麵”上，察看粉塵的狀況，了解礦工飲水是否清潔，飲食熱尤熱。並且諄諄叮囑礦上對礦工的職業病矽肺要加強預防措施。
由此開始，王昆侖在北京展開了愛國衛豐運動。“在他的領導下，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總結製定了一套戶戶有人負責，條條塊塊相結合，突擊掃除與經常保潔相結合的推進群眾衛生工作的有效辦法，在全市推廣，取得顯著的效果。五十年代下半葉，北京市大街小巷環境整潔，蚊繩極少，衛生麵貌一新，受到了國務院、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表彰，一度被外國來訪者讚譽為無蠅城。”為了治本，他又“倡議以民辦公助的方式把近郊大中型臭水坑分期疏浚，改造成人工湖。經過三年群眾的義務勞動和政府大力資助，一批惡臭難聞的髒水坑消失了。一個個新的湖泊，困結湖、八一湖、青年湖……相繼出現。”待到六十年代初，“北京市危害人民健康很大的傳染病痢疾、肝炎……等的發病率大幅度下降。這實實在在造福於人民，促進了社會主義生產。”
誠如鄧大姐所評述的那樣：“王昆侖同誌是個鬥士，也是才華橫溢的作家、詩人。”就王昆侖一生的個人興趣愛好而，他非常喜愛文學藝術，也願意和文學家、藝術家交朋友。也可能是因為他在北京長大的緣故，尤其喜歡北京土生土長的藝術，如京劇、昆曲、大鼓、相聲等。就在他自美國回到久別的北京不久，遂和京味的大藝術家老舍、曹禺等時相過從，並和京劇大師梅蘭芳、袁世海等，曲藝名家侯寶林、魏喜奎等有著很深的私交。對此，周總理也是知情的。當他聽到魏喜奎同誌演唱的奉調大鼓《寶玉娶親》後，認為這段子有缺點，就主動地說：“請昆侖同誌幫你修改一下。”是年中秋節，周總理邀請文藝界人士圓月的時候，又親自點了這個節目，並說了如下這段話：
“前些時候，說請王昆侖同誌幫你改的那段《寶玉娶親聽說改好了，唱唱請大家聽聽多好。”
由上麵說的情況可知：周總理點王昆侖出任北京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長的將是正確的。就王昆侖個人而言，也是願意把北京的文化事業搞好的。對於他在任職十年期間的成績也是有皆碑的。請看沈予同誌的評價：
王昆侖同誌擔任北京市副市長期間，努力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推陳出新的方針，鼓勵和支持話劇藝術的發展。
著名劇作家曹禺（王昆侖執教南開中學的學生）主持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在全國話劇界獨具一格，而它的演出場地卻十分狹窄簡陋。王昆侖同誌親自到後台去考察。經過他的努力，把北京新建設備最好的首都居場撥給人藝使用，於是《茶館》、《日出》一出出精彩劇目在這個有旋轉舞台的現代化劇場上演，藝術上增色不少。
王昆侖對傳統的藝術瑰寶京劇，備加關注。除積極鼓勵創作劇目外，他指示對藝術精湛、久別舞台的老藝人，如於連泉、侯喜瑞等給以生活上特別照顧；讓他們傳授技藝，作示範演出。同時指導試演一批絕跡舞台的老劇目，組織專家評審，去蕪存精，使它們重現於劇壇。他還關切新興劇種曲劇，叉持昆曲振興……
王昆侖同誌對古建築的保護工作極為重視。按照保護與使用栢結合的方針北京市修葺了國子監，利用原址成立了首鄒圖書館。這所封建時代的中央學府現巳成為藏書二百萬冊的圖書館，成為首都傳播現代文化科學知隻的文化設施之~0
此外，王昆侖同誌還組織力量考察了曹雪芹在京生活的遺跡，翻譯故宮所藏有關滿文老檔搜集史料。這對於研究中國這位偉大的文豪的生耳相“紅學”起了積釵的推動作用。
與此同時，王昆侖作為“民革”中央的宣傳部長一直在關注著民革的建設，並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舉例說：“在民革應該建設成一個什麽樣的黨、應該以怎樣的組織麵貌參加新的政治生活這些問題上，王昆侖同誌在一次講話中強調必須堅守共同綱領劃清敵我界限，吸收進步分子，拒絕反動分子，充實組織骨幹繼承和發揚中山先生不斷進步的革命精神，把民革建設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的新型政黨，以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經周總理批示，這篇講話在《人民日報》上全文發表，產生了很好的影響，也為民革的組織建設方針，奠定良好的基礎。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毛澤東主席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統一戰線進一步擴大的新形勢下，當時擔任民革中央宣傳部長的王昆侖，在他倡議下，民革中央創辦了一份公開發行的報紙《團結報》，他親任報社社長。他在《發刊辭》中談道：團結是毛主席的一貫戰略思想，幹革命，搞建設，總是團結的人越多越好。他要求報社從愛國主義入手，以愛國主義為基礎。指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必然會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三十年來，《團結報》作為宣傳愛國統一戰線的輿論工具，團結愛國人士，發揮重要的作用。”
簡而言之一句話：王昆侖沒有辜負黨和周總理的付托，在北京市和民革兩條不「％的戰線上都做出貢獻。
雖說王昆侖在北京工作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比較有所作為的時期。但是，這並不能說他沒有不愉快的事情。在特定的悲劇時代中像王昆侖這樣的共產黨人，不可能不扮演某一曆史時期的悲劇角色。事實上，自肅反運動、揭發潘漢年反黨集團迄始，他一次又一次地——或不同程度地在悲劇時代中演出過不同形象的角色。其中，他在反擊右派運動中，他演的角色最為沉重其教訓也最為深刻！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之後，隨著城市公私合營、農村合作化**的到來經濟基礎發生了很大的變革，它要求上層建築也要發生與之相適應的改變。為此，毛澤東主席做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重要講話，中共中央於1957年4月發出了《關幹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並且發動各民主黨派和黨外群眾向共產黨提出批評建議，幫助共產黨搞好整風。是年5月，“民革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級組織和全體成員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消除顧慮，實事求是，誠懇坦率地提出批評和建議，供中共各級黨組織參考，以改進工作。
建國近七年以來，我國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很多民主黨派的領導以及各級愛國人士都比較謹慎，尤其對執政黨的整風則更是慎之又慎，多數三緘其口。為此，統戰部於5月8日至6月3日，在北京召幵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共計十三次。王昆侖作為民革的負責人參加了大多數的座談會，並認真地聽取、領會了整風的文件和精神。與此同時，時任統戰部長的李維漢同誌為把這次整風運動搞好，還分頭找王昆侖等同誌談話，希望帶頭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對此，王昆侖做了如下的回憶：
第一次是5戶上旬，李維漢把梅龔彬和我找去，他說：
“你們要在會上發言，你們不帶頭發言，別人誰敢批評共產黨？”
“難道黨就沒有缺點？你可以說說人家說的那些有職無權，嗎？”
“你們要帶帶頭嘛！說錯了出了亂子與你們無關，是我們的，
這樣，到了會上就有我們1個自以為“能聽覺的話”的人發言了。記不清又過了幾天，李維漢第二次找梅和我去說：
“共產黨是要大家幫助整風的，這些天大家的批評，很多是好的。可是共產黨有毛病也有好處嘛！就算有一千條壞處、就沒有一條好處？共產黨要實行社會主義總是好處吧！你這回要再發言了。你們既要說說缺點也說說好處，兩靣都說說嘛！”
王昆侖的回憶比較真實地反映了他當時的表現：聽黨的話，黨叫他怎麽說他就怎麽說，就是說錯了，他也絕對不把責任上推黨中央，下卸給黨的負責人，這就是他們那一代共產黨人所共有的作風和品質。自然，也是他們那一代共產黨人所共有的悲劇性格。
另外，王昆侖作為“民革”中央宣傳部長兼《團結報》的社長，用今天的話說，也必然犯輿論誤導的政治錯誤。對此，朱學範同誌做了如下回憶：
我因《新民報》交出後便沒有過問《團結報》的事，加上我多次公出，所以隻能大概回憶。但是我聽了四全大會李濟深所作《工作報告》，使我吃驚不小，印象較深。
報告說：“《團結報》在1957年5月15日至6月8日期間所出版的三期中，模糊了政治方向，在某些言論上助長了右派情緒，刊登了一些毒草而沒加以批判。”會後，我對李濟
深說：“《團結報》在反右期間有些錯誤，是否容其自己檢查，總結經驗，接受教訓報紙還是要辦下去的。”李苦笑了一下，點頭默許。
王昆侖作為一名不公開的共產黨員，無論是想得通還是想不通，他都是以自責來對待自己的鍺誤的。不久，他以北京市工作繁忙為由，交出了《團結報》社長的職務。
王昆侖雖說在反右運動中，為自己的發言做過沉痛的檢查，但這並非說他內心中沒有自己的看法。尤其在他做沉痛檢查的時候，他聽到了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的負責人對反右不滿，並提出廠不同的意見：“黃炎培6月15日表示不要樹敵過多，要把可能拉過來的人拉過來，而不要把這樣的人推到反黨這一派那裏去。陳叔通6月中旬說，不能因對黨提了意見就作為右派。黨的某些領導人沒有掌握好這一點，現在問題很嚴重。邵力子說，現在有許多問題處理的方式太硬，得人心很難，失人心很易，表示對民革中央的反右派鬥爭要來個沉默抵抗。史良表示不讚成把揭發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報上，擔心這樣做運動搞得很大。6月下旬，李濟深表示李要在人代大會上發言提出不要驕傲自滿，困難還很多，還要努力”等等，這對王昆侖那矛盾的內心刺激尤甚，但他作為共產黨員，隻能按照“黨的馴服工具”的要求嚴於律己，進行更為深刻的檢查。
怛是，當他看到反右派運動擴大化的嚴重後果：“把一大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的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使他們和家屬長期遭受委屈和打擊，不能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僅是他們本人的不幸，也是國家、民族的不幸。據統計，全國共劃右派分子五十五萬餘人。其中，相當多的人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有經營管理經驗的：商業者。全國五十五萬餘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半數以上失去了公職，相當多數被送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有些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少數在單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長。”他那痛楚而又矛盾的內心並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因為他既是反右派運動的受害者，又是一位忠誠黨的戴罪圖新者；同時，他還是一位對黨的事業憂心忡忡一一又對昔的戰友而今天的右派極大同情的人！為此，他在相當一個時期沉默不語，暗自思索著“這是為什麽？”……
“孟君同誌去什麽地方了？
王昆侖慘然一笑，如實地告訴自己的老友陳毅：他自美國回來之後，就和曹孟君分居，見麵時也不以夫妻相稱，而是相尊稱“王先生”和“曹先生”。另外，她不允許我的女兒金陵叫她媽媽，隻能叫曹姑姑。
“這還能叫老夫老妻嗎？”陳毅問道。
“可孟君是一位把身心全都交給黨的好同誌啊！”
“可她並不是你王昆侖滿意的老婆嘛！”
“這……”
“這就看你的決心了！要是我嘛，離婚，和孟君做同誌。”
“可這件事……”
“沒有什麽作難的嘛！”
“總理……還有鄧大姐會同意嗎？”
“我幫著你去問。”
不久，陳毅同誌如實地向王昆侖轉達了周總理和鄧大妲的十六字意見：前賬不算，後賬不加，加強團結，努力工作。
王昆侖就是這樣一個人：無論是在對待革命工作，還是處理夫妻關係，都是無條件地服從組織的決定。當年，曹孟君被捕之後，他毅然拋棄準備結婚的那位學藝術的女士，等著曹孟君出獄；而今，他們二人隻是革命加同誌的關係了，當聽到總理和鄧大姐的十六字處理意見後，就又服從組織決定，和曹孟君“加強團結，努力工作”。這就是王昆侖愛情悲劇——乃至於政治悲劇的根源！
王昆侖很快從反右運動中解脫出來，遂又以十二分的幹勁投入到1958年狂熱的大躍進運動中去了！
1958年的大躍進，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人為地興起來的一場強國富民運動。用通常的話說，是一場脫離現實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幻夢。夢境是詩意的，因為它可以超越現實，也可以不受理智的製約。因此，在做這種詩意之夢的開始，人往往是十分投入的，不僅不會想到醒來之後的結果，甚至連是美夢還是噩夢都不曾想過。王昆侖就是在這種特定的背景下，以共產黨員的真誠，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這場近似瘋狂的運動中去。有意思的是，由於王昆侖分管衛生和文化，在舉國上下大做強國富民之夢的過程中，反而為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請看如下事實：五十年代的北京，運輸主要是靠馬車。如“海澱區的四季青公社、豐台的南苑公社，以及朝陽區等許多農業生產隊距城很近，每年從這些地區為城市人民生產大量的蔬菜和瓜果。當時，每天主要靠馬車運輸，供應市場川流不息。還有許多生產隊的馬車枳負著清理運輸城區街道和居民廁所的糞便，以支援農業生產用肥此外，一些建築材料和貨物也主要靠馬車運輸。因此，每日從郊區各關廂進城的馬車非常頻繁，數量很多，而這些運輸車輛的馬匹和牲畜沿街隨地遺落馬糞，對市容影響很大，招引很多蒼蠅，釣礙環境衛生，群眾意見頗大怎麽辦？王昆侖深入調查研究，遂在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上提出並作出決定：對馬車加強管理，規定凡大車進城的牲畜必須配戴上馬糞兜，以防沿街遺落馬糞。時，還要求車把式隨時清掃保潔，維護市容衛生。不久，他又發現寫在紙上的決定並沒變成現實，這種千年積習依然故，他以對人民負責的：作熱情——自然也含有大躍進的幹勁，下定決心除此陋習。對此，他的秘書張光模同誌做了如下的回憶：
王老為了解決馬糞兜的製作和供應問題，親自與負責商業的副市長研究，決定由商業局供應一批質量結實，價格便宜，專作馬糞究的布料，並加工製作一批馬糞兜供應市場。他要求今後要經常保證供應，不追求利潤，由商業局、市代銷合作社直接送貨到農村生產隊。還要求在一些城區關廂增設馬糞兜銷售點或代銷點，以利大車把式隨時購買。
自然，要想徹底解決這一司空見慣的難題，還必須有法律為依據使積習難改的社員做到有法可依。為此，他親自主持製訂了《北京市加強馬力車進城管理規定》的文件，並成立了北京市車輛管理指揮部，要求各級黨政機關嚴格執行。這樣，才基本上解決了問題。
如果說一滴水可以透視太陽的話，我們從這一件不算大的事情可以看出，王昆侖在火熱的大躍進年代，依然是腳踏實地地履行自己的副市長職責，為改變北京市的衛生環境在業精於勤地工作著。也可能是他真的為生養過他的故都換舊貌做了些實實在在的事情，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請看他在領導除四害運動中為消滅老鼠而寫的這首《七律》：
鼠
一九五八年歲首首都群眾舉行捕鼠日
前年攜藥從東北，去歲東單試點初。
臘盡千家跡漸滅，
春回萬盧害應除。
跳梁竊泰安容爾？
清野犁庭可待吾！
卷地風雪何曆迅，
定教醜類伏全誅。
王昆侖作為主管文化的副市長，在他任職十餘年期間，毫不誇張地說從故宮到長城，從北海到譚拓寺，從曹雪芹遺址到地下宮殿……無不凝聚著他的心血。北京偌多的文物和古跡能完好地保存到今天，和王昆侖堅定地執行黨的政策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舉例說：隨著毛主席“不到長城非好漢”的詩句問世，越來越多的中外遊人登臨長城。為了使得遊人能愉悅地觀瞻長城的古韻和風貌，他曾數度光顧長城，並會同市有關單位領導進行了研究。他嚴肅地提出“長城遊覽區應成立管理委員會，負責經常管理工作。同時，他看到長城陳列室展品陳舊，要求市文化局協助延慶縣整理展品資料，要常更換、補充新的。對食品供應也提出了要求，決定由市、縣商業部門負責考慮擴大供應點，保質保量供應，滿足旅遊旺季的需要。另外對於長城遊覽區周圍的環境衛生，他要求縣和當地公社指定專人經常負責打掃保潔……這裏蒼蠅很多，他要求市衛生防疫站幫助縣裏培訓衛生消毒人員，在技術上給以指導，定期噴灑滅蠅。至於道路、停車場、遊客休息室等需要擴大的問題，他也提請市長辦公會上集體討論解決。”也就是在這期間，他又收到了“懷柔縣黃花長城和密雲古北口一帶長城被當地社員群眾拆毀城磚，私自修蓋家畜禽舍，嚴重破壞了長城的文物古跡”的報告。怎麽辦？他的秘書曾做了如下回憶：
與此同時，王昆侖作為主管文化的副市長，繼續保持和文學藝術家廣交朋友的作風。在這期間，他和老舍先生、曹禹同誌等不僅發展了他們當年在山城的友誼，而且還為他們的寫作創造條件。實事求是地說，北京市在十年大慶前後出現的話劇《茶館》、《蔡文姬》，長篇小說《靑春之歌》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和王昆侖有些關係。
王昆侖是一位很有**的詩人。在他的人生旅途中，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他作為詩人的遺跡。1958年，不僅在物質生產方麵掀起了一場狂熱的大躍進運動，而且在文藝創作方麵——尤其是在詩歌創作上也人為地製造了一場歌頌假大空的全民寫詩運動，給後代留下的是一本由郭老和周揚同誌主編的《紅旗歌謠》。作為過來人，依然記得放衛星式的詩歌比賽。後來者也可從毛主席的詩歌創作中看出：他在這幾年中寫下了《蝶戀花答李淑一》、《七律到韶山》等十多首詩詞，幾乎是他一生中創作詩歌總數的三分之一。由此也可以說明：在全民寫詩運動中也的確有詩歌精品問世。誠如前文所述，王昆侖一一以及他的同代人，在大躍進運動的初期，多數是受著強國富民之夢的理想驅使，非常真誠地投入到這場運動中去的。時這種真誠一旦感動詩人並化為詩歌，也一定能寫出上乘的詩歌精品。昆侖在這幾年之中不僅出現了一個詩歌創作高峰，而也的確寫出了不少他作為詩人的真情實感。換言之我們從他創作的詩歌中可以窺視到他的內心是激越而乂冗奮的。如：
在大躍進的熱潮席卷大江南北的時候，王昆侖聽說愛女金陵同誌主動要求放揚州勞動，他不僅舉雙手讚成，而且還寫下了《送女金陵下放揚州農村詩三首》，算做父親的臨別噌語。事有湊巧，詩人外交家陳毅元帥來訪，拿起桌上墨跡未幹的詩草就朗朗吟誦了第一首：
送兒下放去楊州，
有歡樂不覺愁。
帶筆從農真壯舉，
脫胎換骨此從頭。
莫忘土改三同訓，
好助豐年五穀收。
汝尚青春我未老，
乘風破浪總司舟。
陳老總讀罷連聲讚日“好詩！好詩……”接著又把第二首、第三首吟罷，遂又有些激動地說道：
“昆侖，第三首中這幾句寫得最好：水田浸骨知禾貴，破曉尋肥覺糞香。寄語我兒休念我，全心全意為農忙
對此，陳老總也是有同感的。他想了片刻說道：
“我建議：把這三首詩登在《人民日報》上，告訴我們的中高級1部，要嚴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要變成當年的八旗子弟！”王昆侖作為共產黨人，曾親耳聆聽過周總理說過這樣的話不要把我們的孩子變成當年的八旗子弟。因此，他為送自己的女兒去農村寫下了三首詩，作為父親對女兒的寄言。今天，他又聽到了陳老總說這樣的話，使他不能不想起曆代封建王朝覆滅一尤其是清王朝覆滅和其不肖兒女的關係，因此，他是讚成陳老總的提議，把自己寫的這三首詩送往《人民日報》刊登。但是，他又聽說由於毛主席不提倡青年人學寫古體詩詞，《人民日報》未必願意登。陳老總聽後拿起詩稿說道：
“我找席和總理去，他們一定會同意在《人民日報》上刊登這三首詩。”
沒過幾天，《人民報》上果真登出了這三首詩。隨之而來的是，解方將軍等高級黨政軍幹部送子女當工人、當農民、當戰士的報道，逐漸在全國蔚然成風。
不久，詩刊創刊，除公開發表毛主席的詩詞而外，還全文登載了毛主席給臧克家同誌一封關於詩歌創作的信，提出了詩歌創作應以新詩為主的意見。為此，詩歌界又掀起了有關建立格律詩的爭論。王昆侖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在詩歌創作方麵進行了兩種嚐試：一古體詩民歌化；二，創作新詩。前者，如上所述《送女金陵下放揚州農村詩三首》，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七律》，糅進了七言民歌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