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在馮玉祥艱難籌組抗日同盟軍的同時,蔣介石也加快了與日本妥協的步伐。所謂《塘沽協定》,隻不過是這一妥協政策的結果。

蔣介石指派黃郭到北平做停戰談判,其實就是戰敗後來訂城下之盟。對此,黃郭完全心領神會。黃郭到北平後,獨自趕到日本公使館,與日方代辦中山從五月二十二日一直談到二十三日拂曉四時半。結果,黃郭完全滿足了日本的要求,達成了妥協性的原則方案。隨後,又令熊斌與日本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繼續會談,於五月三十一日,雙方簽訂了由日方事先擬定的《塘沽協定》。根據這個協定,中國軍隊立即撤退到延慶、昌平、順義、通州、香河、寶低、蘆台所連之線以西和以南地區,不得進前,不許進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行動”。這在事實上承認了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北、熱河的合法化。協議並把長城以南二十餘縣劃為不設防地區,使整個華北門戶洞開,平津有隨時被侵占的危險。

與日寇簽訂如此喪權辱國的協定,連何應欽都有顧慮,特派北平軍分會參謀長黃紹站到廬山去見指揮“剿共”的蔣介石,麵請越權專遭的處分。蔣介石卻沒有一句責備的話,連聲說:“好!好!你們處理得對。”

但是,蔣介石又是如何對待馮玉祥及其新組建的杭日同盟軍的呢?簡而言之一句話: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高樹勳等人曾回憶道:“由於馮玉祥一貫主張抗日。在人民群眾中有了威望,一旦舉起抗日同盟軍的旗幟,不僅察省人心為之大振,在全國範圍內也引起了廣泛的重視,很多人民團體、社會名疏、省市當局,以及高級將領紛紛致電馮玉祥,表示支持和祝賀。但是,同時也遭到了蔣介石集團的多方攻擊和破壞。蔣介石因對馮屢次勸阻無效,乃進一步發動宣傳攻勢,給馮加上了宣傳赤化的‘罪名’,並且誣馮非真心抗日,乃係假借抗日之名以奪取宋哲元的地盤。同時對宋施加壓力.使他逼馮離開察省。甚至對曾經以捐款接濟馮氏的朱慶斕(即朱子橋)誣以貪汙之罪,並要他立即前往南京,辦理交待,使其對馮無法再予接濟。”

宋哲元素不願意以武力對付抗日同盟軍。但是,他麵對蔣介石的“約束馮的行動”的電文,又左右為難。因為“他既不滿於南京政府的對日妥協政策,又不願參加任何類型的內戰;既不願馮玉祥與南京政府鬧翻,也不願幫助南京政府打馮。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宋哲元一麵向南京政府表示,不讚同馮玉祥擅立旗號的舉動,同時決定:二十九軍槍口不對內,決不對馮玉祥開戰。宋哲元有意避居北平,靜觀事態發展。”

與此同時,何應欽急忙於六月九日發出“請馮玉祥取消抗日同盟軍名義電”。電稱: 日軍將“以尊處揭抗日旗幟脫離華北範圍,敵欲借口乘機侵入察省·“…何如忍辱負重,將此名義,暫時取消”。接著,蔣介石又密令汪精衛、何應欽,一麵派龐炳勳等部進攻察哈爾,一麵再讓宋哲元出麵勸馮玉祥取消名義。馮玉祥力士杭擊日寇,凜然正氣地複電何應欽:“日軍來犯,誓迎頭痛擊·”一個人去留進止,實無所用心。”} 馮玉祥義無返顧地舉起了抗日大旗,遂開始了整頓隊伍的工作。經過調整編製,籌發給養,安撫傷兵,軍容士氣,乃大為改觀;在短短時期內,便把這支隊伍變成了朝氣蓬勃的有生力量。

恰在這時,熱河偽滿軍司今官張海鵬偕同日軍官多人到察東沽源縣屬之平定堡.召集偽軍頭目崔興五計議分兩路進犯:一路由多倫西犯寶昌、康保,而後南趨張北,一路由沽源南侵獨石口、赤城,以威脅張家口側背。六月一日,敵機開始轟炸獨石口,四日,偽軍張海鵬、崔興五部陷寶昌,八日陷康保,張北告急,張垣震動。馮於祥一麵派李忠義、匕玉玲、張斷生等部馳往張北布防,一麵以張淩雲為赤城龍關警備司令,率步兵一旅馳往獨石口,並以方振武所屬張人傑部為策應。何應欽聞訊,先後數度派人勸馮取消抗日同盟軍名義,停止抗日軍事行動,並說,萬勿以抗日再招來第二個塘沽協定,均遭馮玉祥的嚴詞駁斥。

何應欽見“文”的手段難以得逞,乃一麵電山西閻錫山商議對付馮玉祥的辦法。閻錫山隨機而變,由聯馮改為反馮,當即委孫楚為晉綏邊防司令,設司令部於大同,並令原駐察省境內的晉軍趙承緩、李服膺兩部退集大同一帶,表示不與馮合作。何應欽又一麵派龐炳勳為察省“剿匪”總司令,向平綏路開動。與此同時,變本加厲地對馮玉祥施加所謂輿論的壓力。閻錫山公然表示,如馮果有背叛“中央”舉動,晉軍絕對服從命令.負弩前驅。

馮玉祥對於蔣、何這種顛倒是非的造謠,除邀請新聞記者赴張參觀以明真相外,並用通電給予有力的駁斥。同時,又請劉治洲到天津訪晤河北省主席於學忠,李忻去濟南訪晤山東省主席韓複架,李興中去廣州訪晤西南政委會的負責當局,分別說明馮玉祥的杭日行動,請他們予以支援。

馮玉祥為了加強同盟軍的軍政設施和加強同盟軍的內部團結,在六月十五日召開了同盟軍第一次軍民代表大會。對同盟軍的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麵均作出了綱領性的決議案。其要點是:抗日同盟軍為革命軍民的聯合戰線,旨在外抗暴日,內除國賊,主張武力收複失地,對日絕交,反對任何妥協,聯合世界反對帝國主義勢力,共同奮鬥,完成中國之獨立自由;肅清漢奸國賊,實現民眾政權;取消苛捐雜稅,改善工農、貧民、士兵生活,釋放愛國政治犯,保障民眾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武裝之自由;凡有誌抗日救國的軍民團體,均得加人同盟軍。大會並通過決議,組織抗日同盟軍軍事委員會,為代表大會閉幕期間的最高權力機關,推舉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宜俠父等十一人組成常務委員會,主席馮玉祥兼總司令。這次會議,對抗日同盟軍的軍、政工作的開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在這次軍民代表大會召開期間,蔣介石又一次急忙電令何應欽等,一麵積極部署進攻察哈爾,一麵勸馮玉祥取消抗日同盟軍名義,奉還察政。對此,馮玉祥坦然告之:“如果宋哲元回察主持政務及國防,我可取消名義。”因為馮玉祥清楚地知道:宋哲元是不會在這種時候回察哈爾的。

對於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這夥投降派的威脅和恫嚇,馮玉祥坦**視之,因為他認為自己是做對了!但是,就在他主持這次軍民代表大會期間,張家口的各界群眾,突然由歡慶抗日同盟軍的成立,變成公開反對他馮玉祥的活動。他一時如墜五裏霧中,不知這股反對他馮玉樣的風從何刮起來的。他一時陷入了非常痛苦的反省中:‘我抗日救國有什麽錯?”為此,他曾問及屬下的共產黨大將吉鴻昌、宣俠父,得到的隻是為難地搖頭。因為他們二人都知道:是部分執行王明路線的共產黨幹的。他們無權向馮玉祥說明這件事情的內幕,他們隻有因勢利導,發展抗日同盟軍的民族義務。對此,具有權威性的傳記《吉鴻昌,中曾作了如下的披露:

由於受王明“左”傾錯誤的影響,我黨在抗日同盟軍中的統一戰線策略難以正確實施。馮玉祥讚同中共開始主張的“西瓜政策”(即“內紅外不紅”),反對“前委”後來提出的“左”的“胡蘿卜政策”(即“內外都紅”。公開中共旗幟)。由於在指導思想上不統一,而“前委”又發動群眾對馮施加壓力,在張垣實行“三罷”(即罷工、罷課、罷操),進行反馮玉祥妥協的示威遊行以及抗議請願活動。一部分共產黨員對此雖然反對,但難以製止。六月二十日,“前委”在張垣召開了三千人的“反妥協大會”。公然提出“打倒馮玉祥”。吉鴻昌對這種勢態的發展很焦急,試圖用自己在同盟軍中的影響改變這種情況。他主動邀請“前委”領導人到他的部隊進駐,並一起準備北上張北壩上草原去收複察東失地,以避免與馮玉祥的無謂的內部摩擦。

馮玉祥於“反妥協大會”前即下令其部隊不準參加這次集會,同時命令吉鴻昌逮捕反妥協的《民眾日報》的負責人。為避風勢,吉鴻昌僅通知該報暫時停刊,辦報人員隨即轉人吉鴻昌的部隊,準備隨軍上壩。同時,具有權威性的《宜俠父》傳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左”傾錯誤在黨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二:”他們看不到“九一八”事變後中日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看不到中間階級的抗日要求,反而認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這一錯誤觀點也影響到同盟軍中的中共前線委員會。前委錯誤地認為“馮玉祥始終是我們的階級敵人”,並把吉鴻昌混同於一般軍閥看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同馮玉祥的統一戰線關係。宜俠父堅持抵製這種“左”的錯誤,對馮玉祥,吉鴻昌等真誠團結,努力引導和耐心教育,作了許多工作,贏得了馮和吉的信任。

吉鴻昌、宜俠父這些共產黨人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心中.惟有民族解放的大業。他們清醒地看到:“此時,抗日同盟軍在組織、思想方麵和政治、軍事、經濟形勢上都處於困難境地,要不負國人期望,真正振奮中華民族伉日信心,隻有迅速采取軍事行動,拉出精銳開赴前線。在第一次軍民代表大會上,吉鴻昌力主出兵收複察東失地,同時向馮玉祥提出率部親征。六月二十日馮玉祥任命吉鴻昌為北路前敵總指揮,率部北進。吉鴻昌將所部主力分為三個梯隊……分別由左衛、萬全、張家口出發。吉鴻昌親率騎兵第三師出張垣大鏡門,到達張北縣,與一、二梯隊集結。

“盤踞在康保的日偽軍聞訊後.備極恐慌。吉鴻昌命王德重支隊乘勢進攻,僅三小時,敵人紛紛向寶昌潰退。二十二日午後三時,抗日軍克複康保縣城,繳獲大批馬匹及用品。康保攻下以後,北進各軍一麵剿臀安民,一麵向前探進。

“六月二十七日.馮玉祥”一電令吉鴻昌迅率各部先複寶昌。吉鴻昌於翌日將所部主力編為三個梯隊、兩個掩護隊,分向寶昌推進。是時,日偽兩軍主力,盤踞沽源、寶昌,嚴密布防;又值陰雨連綿,抗日同盟軍缺乏雨具,人員衣物全被淋濕;加以沿途荒涼,村落稀少,終日跋涉,難得一飽。在這種艱難情況下,吉鴻昌與士兵同寒共苦,全軍官兵深受鼓舞。七月一日,抗日同盟軍與偽軍激戰。抗日軍按照吉鴻昌的命令,一方麵合圍寶昌,一方麵曉以大義,偽軍士兵紛背逆首,攜械來歸。薄暮,抗日軍占領敵軍重要陣地,三千偽軍遂棄城北退多倫。我軍乘夜進駐寶昌,俘獲甚眾。

“就在收複寶昌的同時,原偽軍劉桂堂子活源通電就任抗日同盟軍第六路總指揮,親到寶昌向吉鴻昌說明反正原委,共商進軍計劃。尚駐沽源之偽軍張海鵬之一部遂陷孤立,被抗日軍餘亞農部擊退,斃敵七百餘人,俘五百餘人,沽源遂告克服。”

麵對吉鴻昌所部連連斬關奪隘、收複失地的勝利,馮玉祥激動得有好幾個夜晚都睡不著覺。他麵壁坐在一張軍用地圖的下邊,右手握著一支紅鉛筆,每當部隊向前推進,他就用紅筆在地圖上標出向前延伸的紅箭頭;每當他獲悉攻克一座城鎮的時候,他就在地圖上畫一個大圓圈。當沽源克服以後,吉鴻昌拍來請求直取多倫重鎮的電報,他急忙給吉發電詢問:“有幾分把握?”

馮玉祥知道多倫是察省的重鎮,當地人稱之為小上海。 日寇把它看作是攻掠察、綏的戰略據點,日寇茂木騎兵第四旅團二千餘人及炮兵部隊設防固守,以偽軍索華岑部為外圍,集結在豐寧屬之黃旗一帶,日軍西義一第師團駐豐寧,以為策應。在這一線並且構築了堅固的防禦工事,但周圍地形平坦開闊,是一個利於進攻,不利於防守的四戰之地。當馮玉祥獲悉攻克多倫勝算在握的時候,他又立即給吉鴻昌發電:

“乘勝收複多淪,為進一步向熱河進攻開辟道路。”

正當吉鴻昌奉命向多倫發起進攻的前夕,何應欽著到杭日同盟軍取得的勝利,必將對全國軍民發生很大影響,而不利於他們屈辱投降的反動政策,“於是又千方百計地對馮施加威脅利誘,除一麵鼓動龐炳勳對張家口進行軍事壓迫外,一麵對馮的代表孟憲章表示,希望馮: (1)即日結束軍事;(2)通電取消抗日同盟軍名義,(3)宋哲元返察, (4)請馮就全國林墾督辦職。馮為了緩和對他的壓迫,以爭取抗戰的時間,電複孟憲章說:抗日軍已在多倫附近發生激戰,收複多倫指日可待,平方所提的四項辦法,如多倫攻下,一切不成問題。”

何應欽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遂又秉承蔣介石的意旨,調集大軍,勾結日寇,企圖以武力消滅同盟軍。由於孫殿英部有五萬餘眾,分布在康保、新保安、沙城等地百餘華裏的鐵路線上,阻檔了國民黨軍隊開往張家口的去路。何應欽派人勸孫殿英攻打張家口同盟軍,以察省主席和一項巨款為交換條件。孫殿英十分動心,便找宜俠父等人商議。宜俠父對他說:“我軍打過日本.是杭日軍隊,怎麽能反過臉來打抗日弟兄呢?何況蔣、何之目的是消滅華北地區的雜牌隊伍,我們若替蔣打馮,明天說不定又挨蔣打,千萬不要落人蔣的圈套。頭腦若不清醒,恐日後要吃大虧。”其他人也極力勸阻孫殿英勿上蔣、何的當。在這種情況下,孫殿英不得不拒絕了何應欽的要求。

何應欽為了杜絕孫殿英和馮玉祥的結合,請示蔣介石後,遂用調虎離山之計,突然發表孫殿英為青海屯墾督辦,令孫部離開察省,前往邊遠的青海。孫殿英幾經權衡利弊,接受了新的任命,即日率部西去。用他自己的話說:“終千離開了這是非之地!”

何應欽調走孫殿英以後,又放手啟用馮玉祥的另一個老部下龐炳勳。

龐炳勳因父早喪,棄學從商,旋又棄商投軍。後遇名將孫嶽,始官運亨通。一九二二年,在參預第一次直奉戰爭時,一條腿被炮彈炸傷,終生微殘,得一綽號“龐瘸子”。北伐兵興,龐又投機革命,成為馮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戰失敗後,龐部被張學良改編為第四十軍,龐任軍長兼第三十九師師長。

龐炳勳素以看風使舵著稱,加之他長馮玉祥三歲,其他西北軍同級軍官,在背後戲稱他是老奸巨滑的“龐瘸子”。馮玉祥在張家口創建抗日同盟軍以後,龐部官兵躍躍前往。他惟恐部隊有變,便召集官兵訓話,強調說:馮玉祥是老長官,抗日是正義的行動。但是,如果沒有中央的命令,我們決不能隨便行動。不久,蔣介石派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張礪生對龐炳勳進行收買拉攏,許願說若龐入察進攻同盟軍,將馮玉祥趕走,便委其為察哈爾省主席,並撥給幾十萬元軍晌。龐欣然同意了這筆交易。

龐炳勳就任察省“剿匪”總司令後,即發出通電詭稱:華見者流,認為人察之役是內戰,誤矣!蓋安內即攘外也!”對部屬說:“我們奉命入察絕對不打馮先生。馮先生是我們的老長官,我們不去,中央必定要派別人去,別人去不會對馮先生客氣,我們去正是為了照顧馮先生,請他下台就是了。”但官兵已知龐與蔣之間的交易,堅決反對他的倒行逆施,提出不人察,不打馮玉祥。龐炳勳見部下違抗自己,遂惱羞成怒,以擾亂軍心之罪名將反抗者扣押。接著,他不顧官兵反對,指揮部隊向察北張垣進發。同時,積極籌備察省各級行政機構及人選。

龐炳勳欣然從命攻打馮玉祥的消息傳出後,宋哲元大吃一驚。因為他知道此事一旦變為現實,不僅有可能成為新的內戰的導火線,而且他和二十九軍也必然會失去察哈爾省的地盤。對此,宋哲元審時度勢,遂做出了兩項對策。

首先,宋哲元認真分析了龐炳勳駐軍的地理位置和四十軍的裝備情況。他認為龐炳勳雖有入主察省的野心,但若付諸實施是困難的。因為這必然要獲罪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以及他的二十九軍。加之,龐炳勳的所謂四十軍隻有四千人槍,且又位於馮、宋兩大軍事集團之間,龐最擔心的是馮、宋攜手,夾擊四十軍。另外,宋哲元清楚四十軍的中高級將官,都對馮玉祥這位老長官懷有崇敬之情,讓這些願為抗日而拋灑熱血的血性漢子們,去攻打抗日的老長官是困難的。因此,他當即決定,派出和龐炳勳私交尚可的秦德純、馮治安去見龐,勸龐識大體、明大義,不要把槍口對準老長官馮玉祥。如果龐依然一意孤行,就鄭重警告:你龐炳勳敢於率部攻打馮玉祥,我宋哲元就敢舉兵端四十軍的老巢。同時,他有意調動二十九軍,和四十軍形成對峙局麵。

其次,宋哲元明白若想打消龐炳勳人主察省的野心,就必須拿出一套勸馮離開張家口的方案,而且還能讓何應欽認可。正當他這一方案趨於形成的時候,何應欽突然召見他,向他宣布蔣介石舉兵消滅馮玉祥的意見:

“明軒,你是知道的,委員長對馮先生真可謂是仁至義盡了,可馮先生仍舊一意孤行。今夭,委員長緊急電示:決定派遣三路大軍進攻張家口,強行迫使馮先生把察省政權交給你明軒。”

宋哲元頓感問題嚴重了!蔣介石以先禮後兵為由,真的要向張家口發動攻擊了。聽何應欽的口氣,還要打著“強行迫使馮先生把察省政權交給宋”的旗號,離間他和老長官馮玉祥的關係。他為了後發製人,故做冷靜地問:

“敬之先生,不知委員長決定派遣哪三路大軍進攻張家口?”

“中路是關麟征部二十五師,左路是晉軍傅作義所部,右翼是龐炳勳的四十軍。:為了造成兵臨城下的局勢,還擬調王以哲、徐庭瑤、馮欽哉等部進駐平綏線。”

“看來,指揮這樣大的作戰兵團,唯敬之先生莫屬了?”

“不!不“二委員長心目中所矚望的總指揮,恰恰是明軒你。”

“我?”

“對!委員長的用心是清楚的,由你率部逼走馮先生,然後再由你重主察省之政,是順理成章的。”

至此,宋哲元完全清楚了蔣介石與何應欽的全部意圖。他暗自說:“我絕不做龐炳勳第二!”稍許沉吟.故作為難地說:

“我感謝委員長和敬之先生的厚愛。可我說句老實話:難以擔此大任。”

“為什麽?”

“敬之先生有所不知,二十九軍將士立誓和日軍不共戴夭,絕不打內戰。就說這些用血肉之軀譜寫長城抗戰之曲的將士們,對我奉命撤出長城一線都怨聲載道。就是對南京國民政府和日本簽訂的《塘沽協定》”

“有什麽意見嗎?”何應欽心中有鬼,下意識地問道。

“豈止是意見呐”宋哲元冷漠地笑了笑,有意加重了語氣,“我的部下公開質問我:這次長城抗戰的代價,誰人不曉了可換來的是什麽呢?是一個賣國屈辱的《塘沽協定》!”

“一派胡言屍何應欽碎然雷霆大發,“說這些話的將官,一定要撤職,查辦!”

“我看還是不撤職、查辦為好。”宋哲元顯得格外的冷靜,“因為具有這種思想的將士太多了,你今天把他們趕出二十九軍,第二天,他們就投到馮先生的抗日同盟軍去了。”

何應欽最怕的就是這件事,一時不知該如何答對,他懾懦難言。

“所以,我是決不能率領這些過去受恩於馮先生.今夭又同情馮先生抗日救國的二十九軍去攻打張家口。萬一他們給我來個陣前倒戈,我是吃罪不起的呀”

何應欽聽後認為不無道理,一時間似乎失去了主見,情緒低沉地說:

“難道就這樣讓馮先生在察省胡鬧下去嗎?”

“不廣宋哲元認為火候到了,遂引而不發地說,“我倒是有個想法,但不知行不行?”

“那就快講出來吧!”

“隻要敬之先生向委員長建議,停止―尤其是像龐炳勳的四十軍向張家口進軍,我可通過其他的手段,勸說馮先生離開張家口。”

對此,何應欽是做不了主的,他即日電告蔣介石,請示方略。

蔣介石是玩弄權謀的高手,一眼就看出了宋哲元和平解決馮玉祥的用意:既保住察省地盤,又不獲罪於老長官馮玉祥。從內心說,蔣介石決不同意宋哲元的辦法。但是,由於二十九軍駐平綏線一帶,直接控製北平地區,他不願因此激成宋哲元公開倒向馮玉樣,決定采取“雙管齊下”的辦法解決察省事件。蔣介石“一麵令龐、傅各部,馮、關各部進兵,’一麵由宋、龐、秦派人勸馮取消名義,奉還察政。”蔣介石同時還專門發給宋哲元密電,要他“覺悟協力”。

宋哲元的目的達到了,但馮玉祥的軍事壓力卻加重了。他麵對直逼張家口的三路大軍,暗自思索破敵之策。 自然,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右翼總指揮龐炳勳。

馮玉祥一方麵親筆致函龐炳勳,勸其巔念胞澤之情,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另一方麵淮備刀兵相見,遂派出原西北軍名將孫良誠率部與之對壘。這時,馮玉祥對孫良誠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行前,他緊緊地握住孫良誠的雙手說:

“昔日,有常山趙子龍一人在長板坡,即可救出幼主阿鬥,轉危為安。今天,我任命你為總指撣,就是要借你的赫赫英名,嚇退龐瘤子。”

“謝謝馮先生對我的信任,我自當盡力而為之。”孫良誠遂率部進駐宜化辛莊子,與龐部對峙,雙方相距不過五六裏,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真是緊張急了!

馮玉祥聽了孫良誠的回答,實在感到大失所望,從口氣中可以聽出,孫已經失去了當年的英雄氣概。他擔心孫良誠中途有變,遂又派出數名精幹的特工人員,打入龐炳勳所部,進行策反工作。馮玉祥的這一招十分靈驗,搞得龐炳勳就像是豬八戒鑽籬笆―出進兩難。“七月中旬,龐炳勳指揮部隊沿平綏線進至沙城,隻距同盟軍前哨十幾裏。這時,龐部極為不穩,成排成連地投向抗日同盟軍。在各軍將領研究進攻同盟軍部署的會議上,又有人認為馮玉祥是抗日的。他麵對內部高級將領意見不統一,基本隊伍不穩,前有抗日同盟軍,後有宋哲元的二十九軍斷其退路,一時進退不能。”

但是,龐炳勳官迷心竅,竟然派人持親筆信去張象口見馮玉祥,要馮取消同盟軍,自動下台,企圖兵不血刃地當上察省主席。馮玉祥見龐派來的使者和信件,氣得大罵龐炳勳一頓,又給龐複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斥責道:

“我看了你的信,可氣又可笑。可氣的是,你不明大義,不辮是非,不知道中國人當前應當千什麽;可笑的是,你是發著官迷向我說話的。據說,蔣介石允許在打下張家口後,讓你當察哈爾省主席,所以你甘願為蔣介石做犬馬,你的一條腿已經跋了.你若進攻張家口,我準備把你另一條腿也打成跋子。”

至此,馮玉祥認為雖不能打破龐炳勳入主察省的野心,總算可以暫時遏製住來自右翼的四十軍的進攻。

接著,馮玉祥又想到左翼總指揮傅作義。馮玉祥很早就認識這位晉軍名將傅作義了,他認為傅是一位極富正義感,且有著很強的民族自尊心的將領。中原大戰失敗以後,晉軍―尤其是傅所指揮的部隊因西攻濟南,重創蔣軍而受到蔣介石的冷遇。像這樣的將軍,怎麽會真心跟著蔣介石打抗日同盟軍呢!為此,馮玉祥親筆給傅作義寫了一封曉之大義的信。不久,馮玉祥就收到了傅作義的回信,大意謂:“你是我的舊長官,抗日是我們當前共同的急務,我是不願與抗日同盟軍作戰的,可是我部被派為進攻張家口的左翼軍,將來到了萬不得已時,我準備應付一下,仍回晉北,另做抗日的打算。”馮玉祥用心地看了好幾遍這封來信,他的思路逐漸由左翼軍解危轉到傅作義的為人方麵來,最後,他發出了這樣的啃歎:

“未來晉軍堪作抗日救國的中流抵柱者,唯傅宜生爾!”

馮玉祥的思路又從傅作義拉了回來,再次暗自思忖如何打破中路先遣部隊關麟征師。當馮玉祥想到關麟征師為蔣記嫡係部隊,奉蔣命北上參加長城抗戰無一戰功,而今卻又充任攻打抗日同盟軍的先鋒主力的時候,非常氣憤,感慨地說:“真是一群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敗家子廣馮玉祥經過多方考慮,認為關麟征師在失去左右兩翼相配合的前提下,是斷乎不敢孤軍深入,貿然進攻張家口的。但是,為了防萬一,他還是做了保衛張家口的淮備。他曾慷慨激昂地說過如下這段鼓舞士氣的話:

“張家口外圍多山,地形有利於守,山坡的傾斜情況,很適合於使用滾雷。你們做了許多天工事,比我知道的還清楚。我們已製造了很多的滾雷,雷身造有定時鎖,按照不同的距離,扭定各種不同的時間,叫它爆炸,保證能把進犯的敵人,完全消滅在我們的陣地前。”

恰在這時,馮玉祥又收到了吉鴻昌業已堆備好攻打多倫的報告。他激動不已地說:

“讓日本人看看,中國人是不是都像蔣介石、汪精衛這樣的弄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