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宋哲元是馮玉祥一手提攜起來的西北軍重要將領，也是中原大戰失敗後，唯一收到蔣介石任命他為二十四路軍總指揮委任狀後，當即撕掉的將領，這足以證明他對馮玉祥的忠心未變。
馮玉祥失敗後，被迫宣布下野。尚朱投降蔣介石的西北軍殘部退到山西境內，以待重整旗鼓。馮玉祥擬派鹿鍾麟和孫良誠前去接收，但遭到蔣介石的反對。於是，在張自忠、劉汝明等中級將領的擁戴下，宋哲元自然成為西北軍殘部的領袖。先由張學良編為第三軍，隨後改為陸軍第二十九軍，宋哲元正式出任軍長。從此，宋哲元脫離馮玉祥的羈絆，開始走上自己獨立發展的道路。
自然，宋哲元和馮玉祥之間，也就由此改變了主從的關係。
但是，宋哲元是一位不忘前恩的軍人。對待身處逆境中的老長官馮玉祥給予多方關照，使之能在蔣介石的通緝中過著韜光養晦的平和生活。其中，有幾件大事猶為馮玉祥所銘記：
馮玉樣隱居峪道河期間，經費十分拮據。宋哲元遂將馮玉祥的衛隊和軍校編為二十九軍第二教導團，按照編製，照常提供經費。從而保證了馮玉祥個人及隨從的部分給養。商震決計驅馮出晉，宋哲元連忙派車把馮玉祥接到絳州自己的司令部，保護起來。
蔣介石和主持華北軍政的張學良，對馮玉祥的四處活動十分惱火，必欲逐之而後快。一時間，驅逐馮玉祥出晉的呼聲四起。惟獨宋哲元站出來證明，馮玉祥在晉僅僅是隱居讀書，“不再作任何活動”。堅決反對逐馮出晉。
宋哲元出長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之時，恰是馮玉祥經過長時間的反省，終於認識到政治上的成功，首先應提出“鮮明的主張”，要“努力反帝、反封建、其次，應有遠大的計劃，與蔣介石“作持久之戰”，第三，建立根據地，“應在邊遠區域另找根據地，以為將來發展之策源”。對此，宋哲元並無思想準備。他當時的想法是：老長宮在泰山住煩了，想回到西北軍的發祥地住住、看看，所以他真心高興地歡迎馮玉祥來張家口。
但是，蔣介石卻一眼看出了馮玉祥遠遁口外的目的―憑借馮在口外的影響，聚集丟掉兵權的部屬，借用抗日救國的機遇東山再起。這是蔣介石所絕對不能允許的！為此，蔣、馮之間又產生了極其尖銳的矛盾。蔣介石企圖用勸導和誘騙的方法，使馮離開察省，屢次派人訪馮，促其南下，且不惜許以要職，冀馮就範，以達到阻止抗戰的目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旬，日寇調集大部兵力，準備大舉進犯熱河。與此同時，日寇向山海關守軍發動攻擊，在占領山海關、九門口之後，即分兵三路向熱河進犯。馮玉祥決心組織抗日武裝，相機發動抗日戰爭·…“蔣介石聞馮積極準備抗戰，乃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電請馮去南京，馮玉祥複電拒絕說：“偷關已失，熱河告急，外交折神，早陷絕境，此誠全國奮起抗戰之時。”蔣介石見馮謝絕人京，又派王法勤、黃少穀赴張家口訪馮，敦促晉京，並以監察院院長、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等職相許。但馮玉祥早已識破這個“調虎離山”的詭計，當即向王、黃表示．‘蔣介石如決心抗日，當然可以合作，根本談不到做宮的向題。”並說：“誰要是親日妥協，誰就是我的敵人，決無合作之可能。”
三月，日寇陷熱河，長城各口告急。這時，華北軍隊不下千數萬人，而且多數將領主戰，二十九軍宋哲元部在喜峰口、羅文峪重創日寇，其他各部亦有不同程度的抵抗，全國人心為之大振。但是，在蔣介石“有言抗戰者，殺無赦”的密令下，以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結束了長城抗戰。
這時，張學良已引咎辭職，由何應欽代行北平軍分會委員長職務。蔣介石曾派黃少穀持親筆函再度赴張家口晤馮，促其即往南京。馮玉祥說：“華北局勢更緊，不但本人不應南下，蔣及中央要員皆應北上，現寇已深人，非坐談抗日之時，隻有大家上前線一拚。”蔣介石由北平到保定時，汪精衛電請馮至保定與蔣一談，馮玉祥拒不前往。不久，汪精衛又派王憊公訪馮。馮玉祥表示：如蔣、汪能北來抗日，願與一晤，本人無去南京必要。數日後，國民黨中央又電促馮氏南下，馮玉祥得電對左右表示：寧為抗戰而死，也不願離開此地。
就在這時，某些留居上海的國民黨反蔣的中央委員認為有機可乘，遂致電馮玉祥，大意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找他們說，如果馮玉祥肯打起反蔣旗幟，日本方麵可以大力幫助。要錢給錢，要槍給槍，需要武力可以派兵幫助。他們的意思是：可以先答複日本人，把日本人的槍炮弄到手，至於用這些槍炮打誰到時再說。
馮玉祥閱罷電文，二話沒說，馬上拿起毛筆，在電文空白處飛快地寫下：“我決不跟日本人來往”九個大字。接著，他又說了這段史有所記的話。
“我到張家口來是幹什麽的？是打日本人的！我現在要打的是日本人，不把日本人趕走，我死不螟目！這些日本人以為我馮玉祥是那種認錢認槍不認人的東西嗎！哼，瞎了他們的狗眼！上海的先生們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他們以為收了日本人的東西先武裝自己再說，他們不了解，我們一接受日本人的武器馬上就會失去群眾信托，沒有人民支持，我們憑什麽抗日呀！”
正當馮玉祥走到十字路口，不知該如何完成北來的抗日使命時，突然來了一位久違的老朋友―共產黨人宣俠父。
宣俠父早年留學日本，由於十月革命的影響波及日本，他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列主義，回國不久，於一九二二年加人，很快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受黨的派遣，人黃埔一期，並任二中隊國民黨區分部黨小組長。後和校長蔣介石發生衝突，遂成為蔣介石開除校籍的唯一的黃埔學生。旋即受黨的委派到北京，在李大釗同誌領導下工作。恰在這時，馮玉祥請求李大釗派遣有識青年到國民軍工作，宣俠父又以國民黨員的公開身份，被李大釗派到國民軍進行政治工作。馮玉祥五原誓師，兵出渣關之時，宜俠父宮至第三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蔣、馮徐州會議之後，宣俠父和劉伯堅、鄧小平等共產黨人，一起被馮玉祥禮送出境。不久以前，中共中央發出“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人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的號召。宣俠父銜命北來晉見馮玉祥，使馮早日舉起抗日的大旗。
馮玉祥和宣俠父突然相見，真可謂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馮玉祥在回憶了自己走過的聯蔣逐共、聯閻反蔣的曲折道路之後，不無感慨地說：
“可惜人世間沒有賣後悔藥的，要是按照守常先生指的路和你們合作下去，我絕不會落得這步田地，中國也可能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念書總是要交學費的！我們付出了成千上萬名共產黨人的鮮血和生命，才認識了蔣介石的真麵目。如今馮先生也交了幾十萬西北軍的學費，方知蔣介石不是個東西，”宣俠父感概萬千地歎了口氣，“吃一塹，長一智，我們希望馮先生能順乎時代的潮流，重新振作起當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為抗日救國再做貢獻。”
“這也正是我北來口外的想法。”馮玉祥有些沉重地說，“在中國千什麽事情都難，連不當亡國奴，打日本人這樣的事也難。咳！我很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宣俠父向馮玉祥宜講了黨的抗日主張，“對馮玉祥表示願意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團結民眾抗日”，給予極大的肯定。井鼓勵他擔負起民族責任，在抗擊日寇侵略的戰爭中爭當民族英雄。馮玉祥“對共產黨人不計前嫌，以民族大義為重的寬大胸襟，表示由衷的敬佩，對宣俠父高度的理論修養和精辟透徹的談吐，也深為歎服。”事後，馮玉祥曾對孫殿英等人說：“宜俠父的口才能頂二百門大炮。”至此，馮玉祥決心重整旗鼓，聯絡各路抗日隊伍，建立抗日同盟軍。
馮玉祥知道造就這樣大的事業，必須選準誌同道合的將才。開始，他對宋哲元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宋哲元率部東進長城一線，準備對日作戰，他募捐了一萬件羊皮背心，贈給二十九軍的官兵，激勵其抗日禦侮。當他獲悉宋哲元親率二十九軍先後在喜峰口、羅文峪迎頭痛擊進犯日軍，殲敵數千人，取得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北方戰場對日作戰首次勝利的消息後，他激動不已，特派跟隨自己的攝影師前去拍攝紀錄片，歌頌、宣傳二十九軍將士的抗日功勳‘但他很快就發現，宋哲元對他在了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保持沉默，今他非常失望。就在這時，他意外地收到吉鴻昌寄自天津的密信，大意謂：滿腔熱血何處灑，報國無門想先生。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1他立即電令寓居北平的秘書高興亞到張家口，留住“愛吾廬”，希望高能代他赴津門請吉鴻昌等人來張家口，共謀抗日大事。對此，高興亞事後詳細記錄如下：
“大約是三月二十日左右，馮同我談話，說到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的事，重點應當放在民眾上，所以雖然無力、無錢，隻要不斷努力，絕對是有成果的。……給我的任務，到北平和天津跑一趟。要辦的事是：第一，在北平見朱子橋，請他在晌項上幫助，並將他那裏有關可用的義勇軍材料告知。如有可能，希望派人常駐張家口。第二，到天津找吉鴻昌和石友三，他們如肯來，最好表示出於他們的主動，一方麵可以表現他們的主動愛國精神，在作戰部隊中更建立起威信來，更便於指揮義勇軍；一方麵他們都離開過我，在本軍中有些朋友是不滿意的。他們表示主動的來，一切更好辦。……
“我接受了任務，次日即到北平，先會晤了朱子橋先生，把馮的意見分條轉述。朱當時很興奮地說道：‘煥章組織抗日軍，我是十分擁護，絕對支援，不然，我們這個後援會是幹嗎的？不支援抗日又支援誰？可是有一個問題，您必須老老實實告訴我！’我問：‘什麽問題呀？’朱說：‘煥章究競是不是共產黨？’我當時笑著答道：‘馮先生老早是共產黨了，在首都革命後，吳佩孚早就這樣說了，後來張作霖也附和這種說法。’我又反問道：‘您會相信嗎？您相信馮現在能夠當共產黨嗎？’朱說道：‘我固然不相信，可是市言有虎，足以淆惑聽聞，影響我們的合作與援助！’。“最後，朱溉然答應了幾點：1.在鈉項方麵先幫助十萬元。2.義勇軍情況，王化一到張家口向馮報告。3.派人常張家口，朱認為必須找一位與馮有舊而可與左右接洽的人。他承認定妥後再行相告。後來決定派的是查良釗。……
同朱子橋接洽後，我便到天津，首先找吉鴻昌。一見麵吉就哈哈大笑地說道：‘兄弟，這個時候，你怎麽有工夫到天津來？’我說：‘你怎麽認為現在我到夭津的工夫都沒有呢？’他說：‘我知道，先生在準備組織武裝抗日，你怎麽能來呢！’我說：‘正為這個才來的，並且無事不登三寶殿…’我繼續將張家口情況概述了一下，就說到馮要他去實際率領部隊抗戰的話。吉又高興又興奮的說道：‘你不說，我大概也知道。我是絕對要抗日的，先生不找我，我也打算去，承先生這樣記得起我，看得起我，我真是感激涕零，萬死不辭’我又說道：‘既然這是你的主動愛國精神，千脆你就以主動的姿態前去不更好嗎？’吉最初不同意，認為那樣辜負了先生找他參加抗日的厚意，也辜負了我跑這一趟。後來我把馮的意思說了，他才答應照辦。同時，他又問我還找什麽人。我也說了還要找石友三，吉當時不言語了。我問：‘你有什麽意見？’他搖搖頭說：‘恐怕他未必肯去。’我問原因，吉隻說：‘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他的心眼多’後來又說道：‘你千萬不可說先生要他主動表示去，隻要他能被動去就好了！’
“接著我便去找石友三，離他住那所樓房不遠，就站有一個日本哨兵，好在還未盤問我這個穿長袍大褂的人。我一見石，他表麵上雖然作出表示親熱的樣兒，但流露著不安的情緒。…一句話說完，一切都被石拒絕了。
“同石談話後，又到吉鴻昌家去，把石這種情況說了。吉說：‘這是無足奇怪的，他另有想法，與我們是南轅北轍的！’我問吉什麽時候去？他問我什麽時候回張家口，我告以在北平還印搏有東西，大概要耽擱幾天。吉說：‘說去就去，大概你回到張家口的時候，我也到了’果然，三月底吉便到了張家口。”
然而，這時的吉鴻昌已經不是一名普通的能征慣戰的西北軍將領了，他已經加人了中國共產黨。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吉鴻昌在泰山辭別馮玉祥，回到天津，就積極進行活動，聯絡各種抗日反蔣愛國力量，並很快與中共中央軍委在平津一帶建立起的華北政治保衛局建立了聯係。五月，根據黨的意見，吉鴻昌又秘密奔赴上海，同宋慶齡等愛國進步人士進行廣泛接觸，並參加了東北抗日救國後援會的工作。這時，他還秘密派人與仍在溯北地區被迫進攻鄂豫皖紅區的舊部取得聯係。八月，吉鴻昌決定親自到湖北黃破、宋埠一帶收集舊部，然後起義投奔紅軍，參加革命。但他不知道，就在他離國出走期間，原舊部大部分已被蔣介石收買的收買，改編的改編，隊伍中的進步力量也被監視起來，此時要想把隊伍聚起、拉走，是十分困難的。吉鴻昌冒著生命危險，找到舊部第三十師，向官兵們講述蔣介石的罪狀，指明隻有共產黨、紅軍才能救中國。受到愛國官兵們的熱烈擁護。但是，蔣介石很快得到了吉鴻昌回部隊策動起義的密報，急令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參謀長曹浩森予以抓捕。吉鴻昌看到情況緊迫，隻好決定帶上三十師的一個團奔向蘇區。由於敵人四麵圍追堵截，起義失敗。吉鴻昌一行極少數人突出重圍，進人蘇區。在紅安縣的長仲，吉鴻昌先見到鄂東遊擊部隊司令員鄭位三，隨即受到沈澤民、徐海東等蘇區負責人的熱烈歡迎。在蘇區期間，吉鴻昌與沈澤民等蘇區領導人討論了中國革命問題和抗日救國的方針，常常竟日不倦。一次，吉鴻昌表示要參加紅軍時，徐海東說：“你不如獨樹一幟，自己另於起來，我們可以南北呼應打擊敵人，這樣比起義的作用天。”吉鴻昌同意了。由於吉鴻昌有重任在身，不能久留，臨別時，他把自己的望遠鏡、金懷表和養目眼鏡，分贈給沈澤民、徐海東等蘇區領導人。在紅軍派人護送下，吉鴻昌先抵上海，後秘密回到天津，向黨組織匯報了此行的全部情況。就在這一年秋，吉鴻昌被光榮地批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馮玉祥派高興亞來天津的時候，吉鴻昌根據黨的指示，也正堆備趕赴張垣。三月下旬，吉鴻昌由天津啟程，途經北平動員了一些西北軍舊屬同行。他還寫信給尚在日本的南漢哀，催促南回國共謀抗日。旋即又馬不停蹄地驅車趕到了張家口。
馮玉樣於萬難之中見到了心腹愛將吉鴻昌，其高興的程度是他人難以理解的。加之，當初歡迎他來張家口居住的宋哲元，一聞組織抗日同盟軍就變得敬而遠之，所以，他又是激動又是感慨地說：
“家貧出孝子，國難出英雄，這話一點也不錯！你的到來，使我又懂得了患難見人心這句話的實在意義。從今天起，你我要想當國難中的英雄，首先要做患難見人心的朋友。”
吉鴻昌自然懂得馮玉祥這番感慨的真情，他也剖腹見心地對老長官說：
“人的地位變了，想法自然也就不同了，就我的本性而言，對那些隻要個人名譽地位，而不關心國家興亡的老同事，真想打上門去，當麵罵他一頓。可這又有什麽用呢？馮先生，罵別人不顧國家興亡，不如我們自己拿出不當亡國奴的本色來！”
“好小子，說得對！”馮玉祥禁不住地掄了吉鴻昌一拳，但是，當他再一品味吉鴻昌說的這番話，又驚詫不已地說，“你小子變了，真的變了！如果說你過去是吉大膽的話，現在就變成了一位心胸豁達―說不定還有點心計的人了。”
“馮先生，你先不要誇我，免得誇去了皮，將來又和馮先生頂牛。”
“隻要是為了抗日救國，莫說是頂牛，就是和我拍桌子、瑞板凳也成！”
吉鴻昌深知這位老長官的脾氣，他驀地站起身來，緊緊地握住馮玉祥的雙手，近似將軍地說：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好！”吉鴻昌鬆開雙手，遂又像昔日那樣兩腿並攏，成立正姿勢，請戰似地問：“馮先生命我來張家口，是立即授我兵權抗日呢？還是要我和馮先生先一道拉隊伍呢？”
“準確地說：都不是”馮玉祥那興奮的情緒拌然間消逝子‘接著又歎了口氣，“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我隻為你準備了一個軍的人馬，可眼下要吃沒吃，要穿沒穿，就是連打鬼子的槍炮也不齊全！”
“這都不要緊，事在人為嘛！”吉鴻昌一聽老長官是請他來當軍長的，他出於職業軍人的本能，激動得兒乎跳了起來，“快說說這一軍人馬是怎麽來的，讓我也高興高興”
馮玉祥沒有給吉鴻昌帶來高興的消息。相反，他非常憤慨地告訴吉鴻昌：負北方軍政之責的何應欽，“隻知秉承蔣介石的意旨多方阻撓抗戰，以遂行其屈辱投降的亡國政策，而對於由熱河撤退到察省的軍隊，卻毫無善後的準備。因此，察北、張北和張家口等地立即陷於驚慌混亂之中。首先是由東北和熱河退下來的部隊，如李忠義、鄧文的義勇軍，黃守中的熱河抗日救國軍，馮占海、劉震東、富春、姚景川和馬冠軍等的抗日部隊，以及其他不甘投敵的零星部隊，總1於一不一下十奈萬人．他們都輾轉撤人察境。但是，何應欽認為這些部隊行同上匪，不予收容，任其自生自滅，使他們陷於無衣無食的窘境。他們在此傍徨無主的情況下，都投奔了主張抗日的馮玉祥。”最後，馮玉祥很是沉重地說：
“我給你的這個軍，就是收集、整編退到察省的幾部少數義勇軍，以及地方自衛隊、誌願抗日民眾武裝，還有招募的張家口若幹愛國青年．約計四千餘人。”
“這就十分可觀了！”吉鴻昌深知老泛官處於在野地位，僅在短短的幾個月中，憑著他的聲望和一腔抗日熱情，為自己準備了四千人馬，其為難之處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既感動又樂觀地說，“馮先生功德無量，令國人敬佩。下邊有什麽難處，或者說需要我做些什麽，你就下令吧！”
“下邊的難處嘛，自然是很多的了！”接著，馮玉祥指出，這四千餘人的素質很差，必須進行嚴格軍事訓練，尚能擔此抗日救國之大任。最後，他又為難地說，“訓練抗日救國部隊的事情，我不擔心，你吉鴻昌也是有辦法的。時下最為關鍵的是：他們手中沒有足夠的武器，我們總不能讓他們用血肉之軀，和日本鬼子的飛機大炮相拚吧！”
“這也不難，”對此，吉鴻昌似有準備，他當即慷慨答說，“我讓家人變賣家產，在天津衛購買武器；二，向朱子橋先生呼救，三，向駐紮在赤城到懷來一線的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借人、借槍。”
馮玉祥聽後十分感動！他越發地覺得吉鴻昌像團火，在他這團火麵前，沒有燒不化的困難。另外，他一向認為“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句話是真的。僅僅通過這次交談，他就明顯地感到吉鴻昌成熟了，並且具備了智勇雙全的大將風度。同時，他曆經失敗後的韜光養晦，以及泰山時期的學習和總結，也變得虛心多了。所以，他很誠懇地說：
“鴻昌，我該說的都說了。下邊，我可要聽你的了。”
“我有什麽好說的！”吉鴻昌說罷憨厚地笑了笑，有意說了一些馮玉祥順乎潮流，主動舉起抗日救國大旗的話後，方才又說，“如果馮先生一定要聽我這個粗人的話，說來也很簡單。一，繼續招兵買馬，首先把願意跟著馮先生打日本鬼子的將領，全都請到張家口來。要真正做到人心齊，泰山移，二，俗話說得好，豎起招軍旗，就有吃糧人。馮先生應當盡快地在張家口舉起抗日救國的大旗，我想會有很多有誌之士投旗而來！”
“好！我聽你吉鴻昌的。”馮玉祥說罷笑了，他很久沒有這樣舒乙地笑了。
吉鴻昌說幹就幹，他一方麵投書朱子橋先生，說明察省組軍情況，力促由朱領導的抗日後援會提供援助，另一方麵為解嫩眉之急，決計毀家纖難拿出六萬元購置軍火。他派人到天津協助夫人胡洪霞買了一批衝鋒槍和勃朗寧手槍，通過關係，租用“滿洲鐵路汽車公司”的汽車，並由夫人胡洪霞親自將槍由天津運到張家口。吉鴻昌對先期投軍的人員加緊進行訓練，挑選了一些精幹人員組成了行動敏捷的手槍連。
吉鴻昌為了勸說孫殿英抗日，又於三月二十八日乘火車到沙城，通過四十一軍駐沙城辦事處，要了一部汽車，兼程趕到赤城四十一軍軍部，麵見孫殿英。憑著在西北軍時的“交情”，吉鴻昌向孫提出要人要槍組織抗日軍。孫殿英吞吞吐吐不做明確答複。赤城逗留期間，吉鴻昌應孫之邀在溫泉洗操，揮手在壁上題下了“洗恥”二字，對孫曉以大義。
與此同時，馮玉祥也著手基本隊伍的籌劃。在他抗日熱情的感召下，繼吉鴻昌之後，其舊部孫良誠、高樹勳、張淩雲等已先後到達張家口，他們都把自己的財產拿來充作軍費和購買槍支，經過短期的準備工作，吉鴻昌收集了退到察省、無人統轄的義勇軍數部，加以整頓編製並予以服裝械彈的補充，同時裝備了誌願抗日的民眾武裝數部，計有周義宣、徐榮華、宣俠父、李廷振、王英等部。高樹勳招集的，計有：宋敬久、馬金良等部。孫良誠招集的，計有：雷中田、李海山、劉振玉等部。張淩雲招集的，計有：包玉玲、胡雲山等部。共計一萬五千餘人。正當這些西北軍高級將領多方商議，如何爭取握有兵權的宋哲元率部參加抗日的時候，馮玉祥突然收到未哲元向南京國民政府辭謝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的報告。全體聞之大驚，都禁不住地暗然自問：
“宋哲元為什麽要公然辭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