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飲恨塞外 二十六

時令已進人暮春,但東嶽泰山的清晨,還是頗具涼意的。

泰山,為我國五嶽之一。由於古人以東方為萬物交替,初春發生之地,故泰山有“五嶽之長”、“五嶽獨尊”的稱譽。在我國古代,帝王登基之初,或太平之歲,多來泰山舉行封禪大典,祭告夭地。據傳夏、商、周三代即有七十二君主來此禱祠, 自秦始皇以後,登臨泰山的人王之主就多得不勝其數了。因而,它名貫九洲。

泰山為地靈之處,它以山勢磅礴雄偉,峰巒突兀峻拔,景色壯麗誘人,山路名勝古跡眾多,為我國名山之首。所以,它也是曆代文人騷客景仰之處,並留下了浩瀚的詩文碑刻。漢武帝登臨泰山的時候,發出了如下的讚歎:“高矣,極矣,大矣,特矣,壯矣,赫矣,駭矣,感矣”。一代名士東方朔著文:“蓋好吞西華,壓南衡,駕中篙,軼北恒,微九河之淺,委小七澤其杯,盈彼五屋、太行、終南、五老、峨、蟠、雁**之秀,拔天台、會稽之奇。”唐代詩仙李太白留有“憑崖望八極,目盡長空閑”佳句,一代詩聖杜甫也寫下了“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絕筆。

時代推進到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偉哉奇哉的泰山,再也不可能引來帝王將相登臨祭天,也沒有招來通碩大儒攜卷登山高歌。令國人―尤其是令蔣委員長驚疑的自稱“平民生,平民活,不講美,不講闊,隻有為民,隻求為國”的丘八詩人―我們的主人公馮玉祥將軍來到泰山,住進南麓的普照寺西院“菊林舊隱”。

馮玉祥進駐普照寺以後,每天清晨,他都要沿著登臨泰山的石階拾級而上,看著那些虔誠不悔的善男信女三步一作揖、五步一叩首,口中還喃喃祈禱的樣子,他似乎完全忘了上山的勞累,似乎還感悟到這樣一個真理―人不能沒有信仰,但千萬不要迷信,而中國人最致命的弱點就在於盲目的迷信。同時,他每每看到那些為了生存荷擔上山,或抬著有錢人艱難攀登的貧苦山民,就會本能地想起自己那曾經食不果腹的父母雙親,因而,他越發地堅定了要讓這些窮人過上好日子的決心!

今天,馮玉祥起得格外早,懷裏揣著兩個燒餅,天還未亮就又動身上山了。行至中途,他回首望去,泰安的房舍還罩著薄薄的夜幕;再仰首望天,發現晨霧繚繞的泰山之頂已經刺破黎明前的黑暗,淡淡地抹了一層朝暉。他觸景生情,禁不住地信口吟了一句名詩:

“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樓。”

是泰山的良辰美景給了馮玉祥以啟迪?還是王之渙這兩句名詩勾起了馮玉祥的情思?總之,他將登山的感受和自己未來的命運聯係起來,遂暗自下定決心:“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樓!”但是,當他再次痛苦地思索如何達到“更上一層樓”的境界時,他又很自然地想起了中原大戰慘敗後的坎坷經曆…

中原大戰結束以後,蔣介石這個勝利者一邊洗禮阪依基督,一邊乘勝追擊,決不給馮玉祥、閻錫山留有一點回旋的餘地,堅決要求馮、閻二人必須無條件下野。於是,馮、閻二人在這一年的十一月四日聯名發表通電,聲明“即日釋權歸田”。蔣介石清楚地知道,隻要馮、閻二人留住國內,就有東山再起的可能,遂強行嚴令馮、閻必須出洋,並發布了對他們的通緝令,不給留住國內的半點餘地。閻錫山被迫繞道天津,在日本駐津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幫助下,轉到被日本占領的大連韜光養晦,待機而起。馮玉祥沒有像土肥原賢二這樣的洋朋友,隻好先由大同北上,秘密轉人晉西,到他的老部下宋哲元的防地居住。後因宋哲元部移防晉東南平、陽泉,馮玉祥遂移居晉西汾陽縣內的峪道河。隨同他前往的部屬,依然隻有西北軍官學校的殘部和劉田的一個團。

大凡人在逆境之中才會想到自己的短處。馮玉祥脫離生死與共的軍隊以後,表麵上在峪道河過著消閑的田園生活,實際上他在學習越王勾踐十年教訓、十年生聚之法,欲圖有朝一日東山再起。對此,跟隨他多年的秘書高興亞作了如下的剖析:

“馮玉祥在這個時候已有所醒悟,開始尋求他精心訓練的部隊失敗的原因。他時常與左右的人談論,希望幫助他分析導致失敗的原因和錯誤。過去,他家長作風比較突出,一般人不敢言盡其辭。馮玉祥這時確是虛懷若穀,肯接受意見,有時還竭力啟發舊屬直言不諱。經過一段時間的研討,馮玉祥及其左右才逐漸得出一個統一的認識:軍隊失敗的原因,就是由於沒有正確的和鮮明的政治主張。什麽才是正確的政治主張呢?這就各不相同了。有的偏重於‘人治’,所謂舉賢任能,為老百姓解除痛苦,甚至遠引堯舜禹湯文武;有的認為必須了解社會發展規律,必須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隻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社會的矛盾。但是,當時馮玉祥對於階級鬥爭學說還有成見,以為中國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沒有明顯的階級對立,因此,他對於階級鬥爭的理論,當時並沒有完全接受。他“二由汾陽軍官學校的幾名教員汪導予、英傳泉和高興亞等給他分講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史和政治經濟學等。他越聽越感興趣,對於烏托邦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區別,興趣尤甚,並認為自己以前的思想也是烏托邦。為了進一步學習,他又聘請李達講辯證唯物主義,陳豹隱講政治鬥爭原理,並決定成立一個研究室,請陳為他找朋友來進行這項工作“一九三一年,他邀請共產黨員肖明、張吾唐來住了五天,就當時國內和國際的形勢,作了全麵的分析,並討論到中國革命問題。這對馮玉祥很有影響。他曾對人說:‘我們知道得太少了!這怎麽能打倒蔣介石呢?至於革命的問題,更談不到了!’經過這次談話,他同意共產黨在他所辦的汾陽軍校中發展組織。他聽說在上海的共產黨中央缺乏通訊工具,又主動賣了在北京的一所房子,購了一部電台,由趙彥青經手交肖明同誌轉贈。這時,他雖對共產黨有一定認識,但還是初步的··一就在馮玉祥開始學習社會主義的時候,很多方麵的朋友來訪過。鄧演達曾幾次派章伯鈞等前來,宣傳鄧演達的主張。馮玉祥認為鄧演達的主張與他相合, 曾親筆作函約鄧北來詳談。鄧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四日回信答應來訪,但不幸的是十七日鄧演達就被捕了,終究沒有能夠合作。”

敗軍之帥是不可言勇的。當時借住晉地的馮玉祥連人身安全都難保證。此時商震主政山西,為閻錫山的心腹愛將們所不能容,遂悄然在醞釀倒商運動。“商震一方麵想向蔣討好,一方麵想轉移閻係各軍閥的目標,便著手逼迫馮玉祥,要用武力解決汾陽所駐劉田等部。一時風聲很緊,雙方戒備。馮玉祥不能不於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晚十時倉皇地離開汾陽,茫茫四顧,無處投奔。駐運城方麵的孫殿英,不肯做願意相留的誠懇表示,駐冀城的張人傑表示歡迎,但張的力量薄弱,自保不暇。馮經太穀到曲沃,由曲沃又到櫻縣,最後到了新絳,幸好張學良和閻錫山都不讚同商震的做法。張學良欲以對馮的尊重和照顧,來博取舊西北軍的擁護;閻錫山以為留著已成光杆的馮玉祥在晉,利多害少。所以張、閻分別來信或派人來向馮表示慰問,張學良並饋贈禮物。商震看到這種形勢,也就來電申辯,未加進一步的威脅。馮玉祥因此痛恨商,又感刹自己沒有武力和地盤的痛苦,倚軍隊而自立的思想一度再萌。”於是,他首先幫助石友三聯絡倒蔣,而後又策動在甘肅的舊部雷中田、高振邦等逐馬鴻速以取甘肅地盤,但由於蔣介石的破壞,均未成功。

與此同時,蔣介石利用手中的權力,軟禁了力持疑義的元老胡漢民,於是年五月五日,蔣介石一手操縱的國民會議在南京舉行,他如願當選了國民政府主席。作為與蔣勢不兩立的馮玉祥,眼見著當年的盟弟―如今頭號的政敵蔣介石,在中國大地上建立獨裁統治,他內心的隱痛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在這期間,馮玉祥經常和部屬們講述為反對清朝統治,在灤州高舉義旗的往事,尤其當講完帶兵打垮張勳複辟的辮子兵、驅逐遜帝溥儀出宮之後,他總是要發出這樣的啃歎:

“咳!時下手中沒有軍權,隻能空懷一腔壯誌,仰天長歎了!”

正當馮玉祥默默獨行,沉浸在往事之中,回憶他當年一手栽培的將領,除宋哲元一人外,相繼叛他投蔣而去,雖說礙於多年的情分尚未反目成仇,但對他大都采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的時候,一座不大的廟宇攔住了他的去路,截斷了他的回憶。他驀地抬頭一看,遂感慨地自語:

"回馬嶺到了……”

馮玉祥或許是從戎多年,對地理有著特殊的興趣;也或許是少年家貧,讀書頗少,及至成年還有著強烈的求知欲,他對任何學問―尤其是有關祖國大好山河的今昔、風貌的探求,有著一種鍥而不舍的精神,為其身旁的讀書人所歎服。他進駐普照寺不久,遂對泰山的文物古跡,尤其是像回馬嶺這樣和帝王將相有關的景點,查找了有關的史書。他終於獲知:回馬嶺古稱石關,山陡崖峭,盤道曲折.馬不能行,為泰山一景。相傳唐玄宗―一說宋真宗乘馬登山,至此改乘山輿,因而得名。但據史書記載,唐大曆年間,即已有回馬嶺之名,且泰山史料也有漢光武“馬留中觀”之說。清末大學問家王閻運作《回馬嶺柏樹歌》曾雲:“霍家都尉死山頭,漢武匆匆旋王輪,自比群臣陪法駕,行至山前盡回馬。”簡之,有關回馬嶺的由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對此,馮玉祥因學得若多的古跡傳說,還是相當滿意的。

今天清晨,馮玉祥來到回馬嶺駐步稍歇,下意識地抬頭向東方一望,雖說朝陽依然藏在大山背後,但它輻射出的萬道霞光已經染透了長空,一派紫氣東來的景象就在這時,他看見了一位鶴發童顏的長者麵向東方,盡情地吸收著所謂的天地之正氣。出於好奇,他信步走到這位長者的身旁,拱抱雙手,十分客氣地問道:

“叨擾了,請教這回馬嶺還有什麽傳說嗎?”

這位長者聞聲停止氣功的演練,睜眼看了看像尊鐵塔的馮玉祥,一種非同常人的氣質迎麵撲來,他本能地感到這位問話者,絕非一般的凡夫俗子。他沉吟有頃,很有禮貌地答說:

“山民無知,不曉回馬嶺有什麽傳說。”

這太掃馮玉祥的興了裏但是,他從這位長者說話的口氣,認定他是隱住山間的居士。按常理而言,他肯定知道不少有關泰山的傳說,隻是不願隨意啟齒而已。馮玉祥暗自想了想,有意地提問:

“自明清以來,有不少皇帝到過回馬嶺吧?”

這位長者點了點頭。

“風流皇帝乾隆,也是經此登上泰山的吧?”

“不,”這位長者微微地搖了搖頭,我聽先祖說,乾隆皇帝第一次登泰山,走到此處就回馬下山了。”

“為什麽?”馮玉祥頓時來了情緒,“難道這回馬嶺是乾隆定的名?”

“非也”

接著,這位長者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曆來皇帝登臨泰山封禪祭天,當地的官府都要清理山道,不許當地貧人攔路向皇帝乞討。乾隆皇帝憤而傳出口諭:“乞丐是無冕之王,他們為了活命,有權向任何人討要。”當地的官吏慌忙跪地,誠惶誠恐地啟奏:“皇上有所不知,泰山路上的叫化子太多了,有多少錢也不夠施舍的。”乾隆皇帝一聽十分不高興:“難道我的錢也不夠施舍嗎?"泰安府的官吏懾懦了。乾隆皇帝當即傳下禦旨:“要用十匹駿馬馱錢,我一邊登山,一邊向沿路的乞丐舍錢。一直要舍到玉皇頂!”結果,乾隆皇帝帶的錢到回馬嶺就全舍光了。他感慨地說了這樣一句話:“老百姓太苦了,皇上有再多的錢也不夠舍的。”遂至此駐步,打道回府了。

馮玉祥聽了這個故事以後,禁不住喃喃地重複說:“老百姓太苦了,皇上有再多的錢也不夠舍的。”他說罷又想起了孫中山先生喚起民眾,推翻帝製,打倒獨裁,方能實行天下大同的道理……當他從這個故事中感悟到要想人民不受窮,惟有喚醒他們推翻新的獨裁者的時候,又想起了自己再次上蔣介石當的往事……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 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與蔣介石的媚日求榮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也教育了馮玉祥。他於九月二十三日發出通電,譴責蔣介石窮兵默武、媚外誤國和執行不抵抗政策的罪行。在全國抗日救亡**的鼓舞下,又於十月二十一日發出通電,提出抗日救亡的十三項主張。

蔣介石在全國抗日浪潮的衝擊下,不得不於十二月十五日宣布下野。汪精衛電邀馮玉祥前往南京,共同救亡。同時,胡漢民、孫科等人也屢電馮玉祥、閻錫山,促其到南京出席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行前,馮玉祥由太原赴蘭封與閻錫山、趙戴文等會商,均主張馮玉祥立刻到南京,閻錫山稍緩即往,並共同支持一致抗戰。實際上這不過是閻錫山騙馮玉祥早日離晉,並為他試探風色而已。馮玉祥卻欣然於十二月二十六日由乎漢轉津浦南下,途經濟南,韓複架親到車站迎馮玉祥在山東省政府住了一宿,並表示悔悟,這就為馮以後住泰山埋下了伏線。

馮玉祥到上海,胡漢民已去粵。馮玉祥前往會晤汪精衛,被汪稱病拒見。然而次日汪精衛即赴浙渴蔣,馮玉祥像是挨了一個意外的耳光,才知道了汪蔣勾結的真麵目。馮玉祥於是返回南京,支持孫科的政府。但汪蔣即合作,便給孫科的政府製造財政上的種種困難。孫科政府無法維持,蔣汪於是卷土重來,連翩回到南京。

蔣介石與馮玉祥在孔祥熙的宴會上見了麵,蔣介石偽裝懺悔,向結拜兄長認錯,對馮玉祥說:“過去都是我做兄弟的過錯,把國家鬧到這樣地步。可是大哥也有不對的地方,那就是太客氣了,不當麵指出兄弟的缺點。現在國難當前,我們必須精誠團結,才能挽救危亡。希望大哥隨時指教,不要再客氣了廣馮玉祥又被這種甜言蜜語迷惑了,逢人便說:“蔣先生有了很大的轉變!"可是“一二八”上海抗戰,使蔣介石的真相畢露。他堅決不抵抗,不但不支援第十九路軍,反而多方掣肘。汪精衛則助封為虐。最初,軍事委員會隻設常務委員,由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擔任,李濟深為辦公廳主任,蔣介石難以為所欲為。因此,這時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案,都是讚成抗戰和支持第十九路軍的。不久,汪精衛提議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以此為自己換取了行政食院長的職務,汪、蔣狼狽為好的投降路線,便大膽地執行起來。於是上海抗戰被出賣,並以屈辱的淞滬協定告終。馮玉祥一心主張的抗戰,完全成了泡影。因此,他不能呆在南京,便稱病到徐州,淮備移住泰山。

這時,汪精衛欲以高官厚祿來**,先請馮玉祥任內政部長,被馮拒絕,繼而又以巨款相贈,也被馮玉祥退還。至此,馮玉祥與汪精衛徹底決裂,懷著債慈的心情來到了泰山。

“馮先生馮先生…”

馮玉祥從痛苦的沉思中被喚醒,他以為是那位長者在喚他,循聲一看,給他講故事的長者不見了,原來是高秘書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了近前,他忙問:

“有什麽大事嗎?”

“吉鴻昌將軍到了!”

“什麽?吉鴻昌這小子到了”馮玉祥將信將疑地自語,“他不是在上海嗎?”

“可他一大清早就在泰安車站下了車,說是有重大的事情和你商量。”

“噢,他真的來了……”

中原大戰失敗以後,吉鴻昌所部被蔣介石改編為第二十二路軍,吉被任命為總指揮。不久,他受蔣介石的派遣,率部進剿鄂豫皖蘇區,駐紮在演川、光山一帶。他對於“圍剿”蘇區,攻打紅軍是十分反感和厭惡的。盡管蔣介石一再催促,他卻以種種托詞,按兵不動。為了督促、監視吉鴻昌的行動,蔣介石派冷欣到二十二路軍任高級參議。吉鴻昌為拖延進攻,密令八十八旅的一個團化裝成紅軍遊擊隊黑夜鳴槍攻打演川城關,然後上報:紅軍主力逼近潰川,城防難保,無力“進剿”。

這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軍委軍政情報部根據吉鴻昌的思想變化,決定由劉仲華通過鄧寶珊與吉鴻昌進行秘密聯係,策動吉部起義,實行兵變。由於黨的積極爭取,使吉鴻昌產生了率部投奔紅軍的想法。並表示自己決不進攻紅軍。他為了應付蔣介石,在和紅軍取得聯係後,遂決定對蘇區進行一次“進攻”。吉的部隊開到那裏,紅軍就主動撤離,一路上都是亂放一陣槍,虛張聲勢,以此向蔣介石打假捷報;同時假裝沿途受紅軍襲擊,給紅軍扔下了許多槍枝彈藥和麵粉、大米。為了幫助吉鴻昌對紅軍有進一步的了解,部隊中地下黨組織特地安排吉鴻昌到蘇區。吉鴻昌化裝秘密進人蘇區,參觀了不少地方,並在金家寨附近與蘇區領導見了麵。

一九三一年夏天,正當吉鴻昌一麵積極與紅四方麵軍聯係,一麵秘密組織部隊準備起義參加紅軍時,突然遇到了罕見的大暴雨,隊伍出不了城。這時,蔣介石得冷欣密報,知吉鴻昌已采取行動,遂從湖北調湯恩伯、陳誠等嫡係部隊十幾個師,將吉鴻昌部團團包圍。吉鴻昌當即決定馬上起事。但是遭到被冷欣收買的三十一師師長張印湘的反對,三十三師師長葛運隆也害怕到蘇區吃苦,致使吉鴻昌橫川起義計劃失敗。

是年八月,蔣介石解除了吉鴻昌的兵權,並強迫他“出國考察”。在吉鴻昌即將啟程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了。他悲憤已極,將備好的出國服裝撕毀,向蔣介石要求參加抗戰,卻遭到無理拒絕。蔣介石命人將吉鴻昌的妻子胡洪霞先強行送上船,迫使吉鴻昌出國。九月二十三日,吉鴻昌懷著“滿腔熱血,無處可灑”的悲憤心情,含淚登舟,離開上海。

吉鴻昌自日本轉赴美國,遂又乘船赴歐洲,先後到過英國、法國、比利時、盧森堡、德國、丹麥、瑞典、瑞士、意大利等國,向各地僑胞積極宣傳抗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日本悍然進攻上海。吉鴻昌聞訊,立即結束了歐洲之行,乘船回國。

二月二十八日,吉鴻昌回到上海那天, 目睹“高懸太陽旗之海船”以及“吳淞全市,盡成瓦礫的慘景”,心情十分沉重。他“默念國家前途,心膽全為破碎”,“淚竟不禁奪眶而出”。在這民族危亡關頭,他知道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擔當起拯救國家與民族的責任。很快,他找到了曾在西北軍中當牧師的共產黨人浦化人。吉鴻昌向他表示了要參加革命的心願。隨後,吉鴻昌在上海和黨組織的代表見麵,商談了今後開展抗日救國活動的大計。不久,他受命離滬北上,路過泰山,希望拜見老長官馮玉祥,除以釋前嫌外,二人還可以掏心窩子地說說抗日救國的大事。

但是,馮玉祥對於吉鴻昌的突然造訪,心情是極其矛盾的。一方麵,他或許太偏愛吉鴻昌這員曉將了,一旦吉投人到蔣介石的陣營中去,這種偏愛無疑會轉化成恨―而這種恨又絕非是仇恨,而是恨鐵不成鋼;另一方麵,他知道吉鴻昌和蔣介石鬧翻了,被蔣抨奪兵權,送出國門考察。他有時發出這樣的自問:“我可以上蔣介石的當,為什麽吉鴻昌就不能受蔣介石的騙呢?”可是,他畢竟是吉鴻昌的老長官了,那種“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特殊心理時常在作祟,一時難以忘掉吉鴻昌離他投蔣這件事情。

分別,既能加深仇恨,也能化解隔膜。馮玉祥和吉鴻昌有一年半之久沒有見麵了,他潛意識裏很想和昔日的愛將深談它三天三夜。但是.談什麽呢?他一時為了難。古語說得好: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吉鴻昌在這一年半中,畢競是剿過共產黨,還到歐美諸國轉了一圈,還是先聽吉鴻昌的言論為上策。

馮玉祥定下見吉的方針後,先是熱情接待,旋即帶著吉鴻昌參觀自己居住的地方。一會兒指著自己下榻的西院“菊林舊隱”介紹:“相傳清代康熙初年高僧元玉主持普照寺時,因廣植**而得名。”一會兒又帶著吉鴻昌來到“五賢祠”,說明原來稱“三賢祠”,北宋三位著名的學者孫複、石介、胡緩都曾在此讀書、求學,後來,朋代的宋濤和清代的趙國麟也在此潛心讀書,故得名“五賢祠”。簡之,他緘口不問吉鴻昌的往事,更不談當前的時政,給吉鴻昌的感覺是:這位憂國憂民的老長官,真的成了“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陶淵明了!

但是,當吉鴻昌聽見隨馮玉祥來泰山的官兵的操練聲,以及看到馮在客房中書寫的“盡忠報國”的大字橫幅,他斷定這位老長官沒有變,隻是出於對自己不放心才違願而為的。因此,當所謂“參觀”告一段落,一埃回到簡樸的客廳以後,他就開門見山地說:

“馮先生,如果你還記恨我,就像當年那樣,當眾打我四十軍棍吧”

“這又說到哪裏去了,在這種時候,你還沒有忘記我,順路上山來看看我,感謝還來不及,何談打你軍棍呢”

“馮先生,”吉鴻昌一把扯開上衣,露出了寬闊的胸膛,他含淚激動地說,“請你拿把刀來,剖開我的胸,取出我的心,看看我還夠不夠一個中國人才”

馮玉祥從這簡單的言行中,不僅看到吉鴻昌沒有變,而且還猜出吉鴻昌此次造訪,還有著重要的使命,他情不由己地大喊了一聲“吉鴻昌!”遂伸展雙臂,緊緊地抱住了吉鴻昌―就在這相互緊緊地擁抱中,昔日的一切恩怨都化為烏有……待到他們平靜下來相對而坐之後,似乎都有著相同的心靈感應,遂十分自然地把話題轉到抗日救國方麵來了。

“鴻昌,我們光想不當亡國奴不行,你看我們怎麽幹,才能把日本鬼子趕到東海裏去喂魚鱉呢?”

“容我直言,時下的中國,人人都叫喊抗日救國,結果,東北三省變成了偽滿洲國。”吉鴻昌說罷歎了口氣,“我終於明白了,蔣介石喊的抗日是假的,汪精衛賣的更是坑人的野藥;隻有共產黨打鬼子才是出於真心!”

馮玉祥聽後征住了,似乎不認識麵前的這個吉鴻昌了,忙又問:

“你要給我說老實話,你小子是不是變成了共產黨?”

“我也給老長官說句掏心窩的話,我真想當一個打鬼子的共產黨,可是”…還不夠格屍吉鴻昌感歎不已地搖了搖頭,“不打不成交,我是在剿共中認識共產黨這個抗日朋友的。”

“共產黨真的能抗日嗎?”

“能!就是蔣介石不讓共產黨抗日。”吉鴻昌看了看陷入沉思的馮玉祥,又補充說道,“打個比方說吧,馮先生想揭竿打舊本鬼子,他蔣某人能允許嗎?”

他當然不允如”馮玉祥扼要地追述了他在南產的遭遇以後,又憤慨地說,幾千年來,中國的當權者,寧可當石敬塘這樣的兒皇帝,也絕不允許嶽飛這樣的忠臣報國!”

“可你還必須看到,中國曆來的報國忠臣,寧可像嶽飛那樣為賣國的皇帝殉道,也不敢帶頭起事打倒一個兒皇帝!”

“結果,北宋滅亡了,明朝也變成了清朝。”馮玉祥斷然說出結論,遂又有些茫然地問,“鴻昌,你看我們該如何抗日呢?”

“一,不上蔣介石的當,更不當今日的嶽飛,二,時下,我們沒有力量打垮賣狗皮膏藥的蔣介石和汪精衛,我們可以暗自積蓄力量,另立抗日的門戶。”

“好廣馮玉祥揮拳打了吉鴻昌一下,激動不已地說,“再給我說句老實話,你小子北上,是不是準備另立抗日的門戶?”

“不完全是,”吉鴻昌十分嚴肅地說,“我吉鴻昌不是扛大旗的料,隻要馮先生願意出山,我願當你的抗日大軍的先鋒官”

“好1事關重大,讓我們好好地計謀一番。”

吉鴻昌行前,馮玉祥取自己寫的丘八詩《獻身》相示,並朗朗讀出聲來:

獻身給國家,

不怕刀砍和槍殺,

獻身給民族,

情願粉身與碎骨。

民族生存,我方生存,

我身雖死,換得民族生存。

國家自由,我方自由,

我身雖死,換得國家自由。

吉鴻昌離去之後,馮玉祥“正式組織研究室用來幫助他學習革命理論。由於他左右的老先生的影響,同時也重溫《左傳》、《易經》等古籍。這時,馮玉祥的思想雖然有向進步方麵轉化的傾向,但他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向題並不理解”。對此,他的部屬高樹勳等人曾做了如下評介:

“馮三番五次地發表抗日主張,一方麵,固然是激於愛國熱情,如鯉在喉,不吐不快;另一方麵,則是以為不如此不足以擴大個人在社會上的影響·“…他本來是不甘寂寞的人,特別是在這個國家多事之秋,退居林下,內心是異常苦悶的。可是他又沒有勇氣與蔣介石徹底決裂,而走上革命的道路。有一次,有人和他談到革命鬥爭的問題。他說:‘我幹革命工作,不能叫我上山當土匪。’在他奔走於南京、上海、洛陽的幾個月之中,使他深深感到,如果沒有實力,什麽主張也不會受人重視,更談不到貫徹。因此,他迫切需要重新開創一個局麵,有了地盤,有了實力,才能實現自己的抗日主張以及進行其他種種活動。可是山東的韓複架對他很冷淡。一馮看到在泰山根本無法展開活動,需要另選一個適當的地方。”

一九三二年九、十月間,韓複集與劉珍年爭膠東地盤的問題發生後,蔣介石有調兵北上解決韓部的打算,馮玉祥不能安居泰山了。此時,中國共產黨曾通過衛梓木等人,勸說馮玉祥不能把抗日停留在口頭上,應發動民眾進行實際行動。適值宋哲元發表為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宋當時的部下張自忠、馮治安、劉妝明、伶麟閣等與馮玉祥的關係都較深厚,馮玉祥希望能在他們的掩護下,積蓄力量與共產黨合作,進行抗日活動,以開創他的新局麵。當時宋哲元本人在北平,留駐張家口的是彭國政的一個團,彭表示歡迎馮去張家口,並願聽馮指揮參加抗戰。馮玉祥於是在十月九日移駐張家口。當馮玉祥坐上北去的專列,獨自思索如何開展抗日新局麵的時候,他又本能地自問:

“宋哲元是真心歡迎我嗎?蔣介石又將做何手腳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