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陳獨秀總書記的職務不是在黨的八七會議上被解除的。在汪精衛分共前夜，七月十二日，黨中央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決定陳獨秀去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國內組織一個五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職權。從這時起，他實質上就被解除了總書記的職務。

黨的八七會議最主要的內容，是批判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理應讓陳獨秀參加會議，並且“允許他進行申辯或保留意見”。因此，在羅明納茲的導演下，不讓陳獨秀參加八七會議的決定，是不符合黨的章程的，當然也是錯誤的。

但是，作為八七會議選出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陳獨秀的態度是正確的。據李維漢的回憶：“八七會議後，秋白和我到他（陳獨秀）那裏，把八七會議的情況告訴他，並勸他接受國際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但他堅持不去，並表示他的錯誤共產國際有責任。後來，黨中央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底至十月上旬陸續遷到上海。秋白和我又一次去看他，勸他去共產國際，他仍然堅持不去。當時黨中央並沒有把他當敵人看待，中央也沒給他處分，他的待遇還是同往常一樣。”由此可見，這與因為領導八一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失敗而受處分的周恩來、毛澤東等人相比較，中央對陳獨秀依然是很尊重的。

陳獨秀畢竟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且又連任了六年多黨的總書記。一夜之間，他從總書記跌到一位犯錯誤的領導人，一定會產生被共產國際拋棄後的憤慨。另外，陳獨秀是一位很重名節的大知識分子，麵對大革命失敗後的危局，他絕不會諉過他人。相反，他因自責而陷於深深的苦悶中。對此，他說過這樣一段話：

“自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了悲慘的可恥的失敗後，我因親自負過重要責任，一時感覺無以自處，故經過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個人的反省期間。”

陳獨秀視蔣介石及一切反動勢力為不共戴天的敵人。麵對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無情地向共產黨人揮舞起屠刀，他真是憤慨到了極點！待到他的兒子陳延年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壯烈就義，恰又是他被解除總書記職務的時候，國恨家仇融於一身，他懷著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罪行的悲憤之情，揮筆寫下一首《獻詩》：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號，

是喜馬拉雅山的山鬼狂嘯；

美滿的呀、美滿的人間，

已經變成了苦悶的囚牢！

我的靈魂飛上了九霄，

俯瞰人間的群眾顛沛如濤；

宛如被射了雙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鳴，血淚滔滔。

那畜輩的良心早泯。

隻知把民眾作肉食血飲；

我們要恢複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們自己的覺醒。

……

陳獨秀投降主義的基本觀點是二次革命論。他認為“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待到資本主義發展以後，再來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共產黨人勢必把領導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因此，無產階級被迫同資產階級分裂時，陳氏也沒有實行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準備。結果，導致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

陳獨秀於八七會議之後，雖說深感苦悶、消極，並且對共產國際有抵觸情緒。但是，他出於一種責任感，“一直密切注視著政治局勢的發展，認真閱讀黨的文件，緊張地思索革命麵臨的各種問題，並將自己的意見經常寫信給中共中央”。作為業已解除總書記職務的陳獨秀來說，如此而為是難能可貴的！

遺憾的是，他的主要意見是反對八七會議確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右派的方針，主張在敵人的瘋狂屠殺麵前，實行完全退卻和防禦的策略。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國民黨政權決不會像你們所估計那樣快的崩潰，群眾的革命也不像你們所估量的那樣高漲。”其結論是：“工農運動不要有所動作”，要動，也“應偏重經濟的鬥爭”，如“不交租，不完糧，不納稅，不還債”，尤其“不可存‘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

陳獨秀針對羅明納茲等提出的“無間斷的革命”理論，指出中國革命的形勢不是高漲，而是低潮，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反對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右派的進攻，這無疑又是錯誤的。這時，毛澤東不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勢，而且還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快要來到”，“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的希望和可能。這就廓清了陳獨秀的“低潮觀”與毛澤東的“求實觀”的本質區別。

廣州起義爆發後的第三天，陳獨秀懷著激動的心情給中央寫了一封信，他認為，“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這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他還積極提出建議：“在廣州的非戰鬥員悉數遣到有農民暴動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動，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擱，暴動時要立刻解決農民的經濟問題，這還不夠，並要解決農村中一般的病苦事件，如此方能發動更廣大的群眾參加革命。不如此，則不獨廣州孤立，不能持久，並且廣州一旦失敗，我們什麽都得不著。”實事求是地說，陳獨秀的建議是正確的，較之國際代表紐曼提出的“進攻進攻再進攻”的主張要高明多了！與此同時，陳獨秀在同一封信中，又坦然指出：“工農政府”、“獨裁政府”、“蘇維埃政府”這些口號“我殊不以為然”。他認為“蘇俄政製精義是無產階級獨裁，離此，則蘇維埃並無特別意義”。用“工農兵平民代表會議政府”似較妥當。這些意見表明，他不僅認為中國現時的革命的性質是民主革命，而且還公然反對采取蘇俄模式，這就必然導致與中央的對立。

陳獨秀就是在這種矛盾心情中送走一九二七年的。新年伊始，展望未來，陳獨秀更是有無限感慨在心頭！當時，他住在江西北路福生裏醬園弄一幢三層樓的房子裏，身邊隻有一位年輕的女工相伴，與昔日相比，難免會生出愴然之慨！他畢竟是一位詩人氣質很濃的失意的革命家，他不會對身旁的這位女工說些什麽，唯有駐步窗前，借朗誦自己的詩作對天呐喊：

快放下你們的葡萄酒杯，

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飲；

烈火已經燒到你們的腳邊，

你們怎不起來自衛生命？

呀，趁你們的聲音未破，

快起來把同伴們唱醒；

趁你們的熱血未幹，

快起來和你們的仇敵拚命！

在這惡魔殘殺的世界，

本沒生趣之意義與價值可尋；

隻有向自己的仇敵的挑戰，

就是死呀，死後也得安心。

蘇維埃的列寧永生，

孫中山的精靈不冥；

熱血未幹的朋友呀，

莫忘了你們尊貴的使命！

事有湊巧，就在陳獨秀借詩言誌的時候，周恩來與瞿秋白、羅亦農、王若飛、李富春、任弼時等悄聲叩開了他的門。他們示意那位開門的女工不要驚擾陳獨秀低聲誦詩，不約而同地望著陳獨秀的背影，在用心地品味這詩的內涵和底蘊。當陳獨秀近似低泣地吟罷“莫忘了你們尊貴的使命！”周恩來情不自禁地讚歎道：“好詩！好詩！”接著，所有來訪者都禁不住地鼓掌，表示對這首詩歌的稱頌。

陳獨秀聞聲緩緩地轉過身來，一見這些昔日的同誌今天的領導來訪，真是有著一種難以言喻的情感湧上心頭！但是，當他看見周恩來那充滿著敬仰的表情，又很自然地想起了八一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的失敗，內心又泛起了一陣酸楚的滋味。實事求是地說，陳獨秀對周恩來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近三年以來，他對周恩來的工作態度、奮鬥精神，以及彬彬有禮的風度，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因此，他輕輕地歎了口氣，有意單單看著周恩來且話中有音地說道：

“五四之前，你是天津南開出了名的才子；而今，你又是我黨的幹才，請……”

“不敢，不敢……”周恩來深知詩為心聲，他從陳獨秀低吟的詩中，完全窺測出了這位黨的創始人內心矛盾的情愫。他今天來訪，真誠地希望這位自己的老領導能回心轉意，繼續為黨工作。因此，他有意打斷了陳獨秀的話語，虛心地說道，“當年，你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我嘛，隻不過是一個跟著你搖旗呐喊的小兵。”

或許是陳獨秀的地位發生了改變，抑或是有感而發，當他聽完周恩來稱道自己的話語之後，卻說：

“這叫後來者居上嘛！”

這時，陳獨秀的二公子——時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陳喬年前來看望父親。由於早在八七會議之前，陳喬年就不讚成父親的理論，並在八七會議上點名批評父親陳獨秀的投降主義，故父子相見是不能談革命的，一談就頂牛，每每都因此不歡而散。可是，他們畢竟是父子，尤其是在陳延年犧牲後，陳喬年經常回來探視苦悶中的父親，借以慰藉陳獨秀那顆失落的心。今天，他一見中央的主要負責同誌都來看望父親了，心中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按照他的想法：父親就是不承認錯誤，也應該說些客氣的話。可是，出他所料的是陳獨秀的話中還帶著情緒。因此，他有些生氣地說道：

“父親，你怎麽可以用這種口氣和恩來講話？”

陳獨秀雖然一生都高舉“科學與民主”這兩麵大旗，但是，他的靈魂深處依然打著傳統文化的烙印。在黨內搞家長製，在家庭中倡行父道尊嚴。所以，他聽了陳喬年批評自己的話語，感到很不是個味道，當即反駁道：

“俗話說得好，正人先正己，你們又是如何對待我這位旗手的呢？”

周恩來一看談話的氣氛變了，忙有意地轉移話題：

“都不要動氣，我們今天來的目的，一是借拜年之際前來看望你，再是想聽聽你對黨的意見，三嘛……”

“讓我去莫斯科，接受共產國際的批評和處罰，對嗎？”

“不是這個意思。”瞿秋白忙接過話茬，“是請你去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

“這是在玩文字遊戲。實質是一樣的！”或許是陳獨秀對共產國際的成見太深了，遂又當著前來看他的中央主要負責同誌的麵，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說道，“今天，我明確地告訴你們：中國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要負主要責任！他們拿我做替罪羊，則更是錯誤的！”

這時，陳喬年感到必須亮明自己的觀點了。於是，他生氣地批評自己的父親過去執行的政策和路線是右傾投降主義，今天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則更是錯誤的。結果，陳獨秀大怒，當眾舉手就要打陳喬年。周恩來一見不妙，忙走到他們父子中間，說道：“不要動火，都消消氣……”但是，陳獨秀認為陳喬年的行為有損於父道尊嚴，近似悲鳴地說：

“你看，你看啊！兒子竟然教訓起老子來了。”

陳獨秀餘怒未消，遂又與王若飛辯論起來。據史記載：陳獨秀不同意中央認為大革命失敗後的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是直接革命形勢”的觀點。“向王（若飛）談了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形勢‘向下落’的看法。王開始不讚同陳的看法，認為革命是‘向上漲的’，於是爭了起來。陳問王：‘這些天上海的外國兵大部分撤回國，你以為中國革命還在高漲時候，帝國主義肯把軍隊撤退嗎？’這麽一問，使王若飛恍然大悟起來”。從此，王若飛改變了觀點，“回去起草了一個《江蘇省委決議案》的文件，批評瞿秋白為代表的中央‘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

周恩來等人於元旦前找陳獨秀談話是正確的。但除去王若飛從陳獨秀的話中感悟到了真理外，雙方依然是各持己見，誰也沒有說服誰。羅亦農為了緩和這不和諧的氣氛，笑著說道：

“仲甫同誌，今天中午，我和李文宜舉行結婚典禮，希望你能出席，為我們主婚。”

陳獨秀一聽羅亦農的話，感到還比較順耳；再者，他遠在武漢的時候就知道羅亦農與李文宜相愛，因此他高興地說道：

“好！我一定出席。”

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風籠罩著的上海，共產黨人，尤其是黨的領導者舉行結婚典禮，首先是要選擇能迷惑敵人的日子。這不僅是從黨組織的安全著想，而且也是革命大勢的需要。

新年到了，上海人剛剛過完聖誕節，接著又像過春節那樣放起爆竹，燃起煙火，家家戶戶歡歡喜喜地過起了新年。在這樣熱鬧的節日裏，無論是舉行結婚典禮的新郎和新娘，還是趕來參加婚禮的親朋好友，乃至於黨的主要負責人，都不會引起敵人的警覺。有著豐富地下鬥爭經驗的羅亦農，幾經權衡利弊，並征得有關部門的同意，把和李文宜舉行結婚典禮的日子定在了一九二八年的元旦。

但是，羅亦農為了完成黨交給的工作，上午還要同周恩來、瞿秋白等去看望已被解職的陳獨秀。自然，準備婚禮的事情就落在了李文宜一個人的肩上。

太陽就要轉到正南方了，李文宜把一個不大的客廳布置得分外喜慶。為了迷惑敵人，她不僅在門上貼了大紅的喜字，而且窗戶上也貼上了吉祥的剪紙。羅亦農興致勃勃地趕回家，從客廳到洞房檢查了一遍，滿意地說著“好！好……”當他的目光再集中到李文宜那幸福的臉龐上的時候，他突然又變得十分嚴肅起來，很有分量地說道：

“文宜，牢牢地記住吧，你我從今天起，就真的成了戰友加夫妻了！”

“看你，現在都到什麽時候了，還發議論！”李文宜愛責地說罷，轉身取來一身西服，“一會兒貴客就到了，快進屋去換衣服吧！”

羅亦農剛剛穿好新郎裝，挽著身著紅色旗袍的新娘李文宜走出洞房，隻見扮成各行各業職員的同誌相繼趕來賀喜，客廳中一派喜慶的氣氛。少頃，化裝成商人的周恩來挽著鄧穎超走了進來，未等新郎和新娘開口，鄧穎超就向新娘李文宜獻上一束鮮花，笑著說道：

“祝新郎和新娘結婚後的生活，像鮮花一樣的美好！”

“我還要再加上一句，”周恩來微笑著說，“祝新郎和新娘白頭偕老！”

鄧穎超與周恩來的祝詞，引來了一陣陣歡聲笑語。

接著，扮成大學教授的瞿秋白挽著夫人楊之華走進客廳。楊之華把一瓶紅葡萄酒交到李文宜的手裏，十分豪氣地說道：

“為了向新郎和新娘結婚致喜，也為了我們共同的未來，請喝下這瓶葡萄酒！”

在這樣的場合，文人氣十足的瞿秋白，卻很不擅長說這類吉祥喜慶的話語，也或許是他的心中想的隻有革命，他竟然忘記了自己是來參加結婚典禮的，就像是在平日交代革命工作那樣，嚴肅地說道：

“今天，我必須告訴新娘，我們的新郎官婚後不是和你去度蜜月，而是……”

“趕往外地，發動年關總暴動！”陳獨秀邊說邊嚴肅地走進了客廳。

參加婚禮的人們尋聲一看，隻見陳獨秀右手抱著一對洋娃娃，左手拿著一把用紅綢紮好的筷子駐步客廳，驚得大家愕然相視，斂口無聲。就連瞿秋白，也隻會訕然地答說“對！對……”可是陳獨秀卻厲聲地說道：

“我反對！因為你們搞年關總暴動的決定，恰好給重新上台的蔣介石一個屠殺革命者的機會。”

周恩來十分清楚，這種場合絕不是討論年關暴動正確與否的地方。為了改變這驟然變冷的婚禮氣氛，他急忙打圓場說：

“陳先生，你可算是我們的老家長了，請發表祝詞吧！”

陳獨秀果真擺出了一副老家長的架勢，把兩個洋娃娃交到李文宜的手中，將一把用紅綢紮好的筷子交到羅亦農的手裏，然後才鄭重地說道：

“我祝願新郎新娘婚後幸福，早得貴子！”

周恩來帶頭鼓掌。接著，客廳中響起了一陣掌聲。為了把這歡快的氣氛推向**，他主動地打開瞿秋白與楊之華送的那瓶紅葡萄酒，首先給陳獨秀斟了一杯，接著又相繼為來賓斟滿酒杯，高興地說道：

“為祝願新郎新娘早得貴子，也為了全中國美好的明天，幹杯！”

新年伊始，瞿秋白等同誌依然希望在全國出現萬象更新的革命局麵，並把這種希望寄托在年關總暴動上。這是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當時中國“革命潮流一般的普遍和高漲”，“中國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勢之中”。結論是：“領導工農兵士群眾暴動而奪取某一省或幾省的政權，建立蘇維埃政權，以擴大革命勝利於全國”，是“絕對正確而必要的政策”。

周恩來曆經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的失敗，他漸漸地清醒了。雖說他並未認清“左”傾盲動主義的本質，但血的教訓告誡他，不顧敵我形勢的盲目暴動是要不得的。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認為“兩湖工作很嚴重，在布置暴動的工作上缺點太多”。經他提議，中央“決定李維漢為中央巡視員到武漢巡視，停止原定的兩湖年關總暴動，並對兩湖的暴動重新加以部署”。

正當周恩來嚴肅考慮湖北應如何實現“迅速發展遊擊戰爭到割據的局麵”時，他接到了周逸群同誌的報告：由於“一個共產黨秘密機關被敵人破獲，敵人知道賀龍到了上海，下令嚴密搜查”。所以賀龍隻得停止一切活動，嚴密隱蔽起來。第二天，劉伯承、林伯渠登船走了，賀龍未能成行，在中共中央機關等了十幾天，仍然走不成。在這段時間裏，賀龍反複考慮自己以後如何行動有利。他想，既然去不了蘇聯，就去搞紅軍吧。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周逸群，請周逸群向周恩來報告。

周恩來清楚地知道，賀龍回湘西鬧革命的想法，遠在南昌起義尚未完全失敗的時候就產生了。在一次由周恩來主持的軍事會議上，賀龍就明確地說過這樣的話：“我心不甘，我要幹到底。就讓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來！”賀龍回到上海後也多次向黨中央反映：“自己有一股不服氣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贏蔣介石，所以就想回湘鄂西建立武裝，以為總會搞起來的。”對此，周恩來審時度勢，反複權衡，認為賀龍在湘鄂西一帶搞了十多年，在下層群眾中堪稱是一麵旗幟，很具號召力；另外，賀龍從戎多年，會指揮打仗，能把暴動的普通群眾變為英勇善戰的紅軍。因此，他同意由賀龍出麵，在湘鄂西搞武裝。他一見賀龍的麵，就開門見山地說：

“我今天來看你，主要就是想聽你談談有關的情況。”

賀龍一聽周恩來的口氣，知道周基本上同意自己去湘鄂西搞武裝的想法了。所以，他也很實在地說：

“從武漢到湘西沿長江一帶的車灣、藕池、新堤、調關的駐軍，有些是我過去的部屬。長江兩岸土匪多得很，大多數是被逼上梁山的窮苦農民，是可以收編改造的。湘西是我的家鄉，我從民國五年開始就在那裏拖隊伍，和北洋軍閥打了十年的仗，我人熟地熟，幹起暴動來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

周恩來邊聽邊暗自思索，認為賀龍講的都是事實，因而也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想法：支持賀龍回到湘西去鬧暴動，搞武裝。但是，周恩來認為賀龍也正因名聲大、認識的人多，在一定情況下，這些有利條件也會變成危及他生命安全的不利因素。對於他如何從上海溯長江而上，順利通過南京、武漢等碼頭的檢查，周恩來心裏是沒有底數的。為此，他嚴肅地問：

“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幾分把握？”

對此，賀龍想過不止一次了，他顯得是那樣的輕鬆，當即說：

“問題不大，上了船我自己當心點兒，到了漢口，我就能活動了。沿長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你難道忘了，我叫賀龍，龍歸大海喲！”

周恩來聽後笑了起來，接著就又對賀龍說：“我個人同意你的要求。但事關重大，需中央研究決定。”賀龍當即答說：

“還是那句老話：我一切聽從黨的安排！”

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湖北省委的問題，周恩來正式把賀龍的要求提了出來，並且詳細介紹了賀龍的曆史，分析了賀龍的情況。出乎周恩來所料的是，參加常委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當即表示不讚成，理由是可笑的，擔心賀龍“回去變成軍閥”。周恩來曆數賀龍在南昌起義過程中的表現，“堅持認為賀龍應該去湘西，到那裏可以充分發揮作用”。這樣一來，常委會上就發生了分歧。周恩來針對共產國際代表對賀龍的擔心，再次有策略地重申，“主張在有能力領導的情況下，派賀龍回湖南”。並得到與會常委的同意。

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舉行會議。在討論兩湖暴動問題時，“周恩來再次提出賀龍的要求和自己的看法”，進而又“提出湘西特委是很重要的，要派一批人去，造成割據局麵”。最後，“中共中央常委同意了賀龍回湘西搞武裝鬥爭的要求”。同時，常委會還根據周恩來的建議作出決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書記，賀龍、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為委員。”

會後，“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同周逸群談話，提出‘依山建軍，再向平原發展’的方針，要他們組織湘鄂邊前敵委員會，發動群眾，建立工農革命軍，開展武裝鬥爭，並派盧冬生護送前往”。

賀龍聽後真是高興極了！遂與周逸群等在留居上海期間，積極做回湘西的準備。

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裏，為確保賀龍沿途的安全，周恩來不僅動用了黨的情報機關，而且還請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的郭亮在武漢做好接應工作。賀龍就要上路了，周恩來特意請賀龍、周逸群吃飯，以壯行色。

賀龍與周逸群為讓周恩來放心，在赴宴的時候化了裝，“賀龍剃掉了蓄留多年的短胡子，身穿水獺領皮大衣，頭戴海龍帽子，圍著寬羊毛圍巾，戴著深茶色水晶眼鏡，打扮成一個大資本家的模樣。周逸群打扮得像個管賬先生”。周恩來一見賀龍和周逸群的樣子，笑著連聲說道：“好！好！”但是，當他再仔細一打量賀龍的裝束，便說道：

“像你這樣身份的資本家，身邊光有周逸群這樣一個管賬先生還不行……”

“請放心，”周逸群忙接過話茬，“同行的還有盧冬生等三人，都根據賀龍的身份化了裝。”

周恩來放心地點了點頭。接著，他又於席間當麵對賀龍說：“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書記，賀龍、周逸群……為委員，負責發展工農武裝，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到了漢口便與湖北省委書記郭亮聯係，接頭地點是謝弄北裏十七號。”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賀龍、周逸群等離開上海去武漢。沿途，賀龍戰勝了一個個艱難險阻，騙過了大大小小的國民黨特務，終於到達了洪湖。正如賀龍自己所說：“我叫賀龍，龍歸大海喲！”他終於在湘鄂西打出了一塊紅彤彤的天地，創建了三大主力紅軍之一的紅二方麵軍，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但是，曆史不應忘記：是周恩來在說服了共產國際代表的不同意見後，常委會才作出決定：同意賀龍回湘西搞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