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廣州暴動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淩晨三時半舉行。
但是，張太雷於十二月七日在廣州召開秘密的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原定“十二月十二日舉行起義”。
時間提前是因為其間發生了變故：十二月九日，“汪精衛在上海獲悉共產黨準備起義的消息，接連電告張發奎，要其迅速解除教導團武裝，搜查蘇聯領事館，鎮壓各職工會”；十二月十日，“黃琪翔從西江前線回到廣州部署鎮壓革命。國民黨廣東省會公安局宣布特別戒嚴”；同日，“工人赤衛隊轉運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敵人破壞，教導團內部也有人告密”。針對這突發的形勢，“張太雷召開省委緊急會議，研究敵我情況，決定提前在十二月十一日起義”。
會後，廣東省委向中央寫出緊急報告，指出：“省委認為廣州暴動之時機已到，此時如不動作，教導團力量將被其解散，同時敵人更加緊的向我們進攻，故廣州暴動即須很快的發動。”同時，與會同誌一致要求：“中央迅速派周恩來來廣東指導工作。”
十二月十一日淩晨二時半，“張太雷偕同惲代英、葉挺以及工人赤衛隊代表到四標營，領導教導團革命官兵誓師起義。張太雷作起義動員報告，並任命教導團各級指揮人員；接著，惲代英講話，葉挺宣布戰鬥部署。淩晨三時半，廣州起義爆發。教導團分三路出發”。與此同時，“警衛團第三營也分兩路出發。在廣州各處集中待命的工人赤衛隊，在聽到起義信號後，也紛紛出擊。黃埔軍校特務營的官兵也相繼舉行了起義。天亮前，除少數據點外，起義軍已經占領了廣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區”。
是日六時，太陽就要從東方地平線上升起的時候，廣州蘇維埃政權正式宣布成立，並發表《廣州蘇維埃宣言》，向中外莊嚴宣告：“廣州無產階級已經奪取了政權。一切政權都拿在工農兵的手裏。”大加頌揚：“你們的勝利在革命曆史上是偉大的，在世界革命的關係上，是很重要的，很值得讚美的。在中國是第一次，在亞細亞也是第一次。”
然而，敵人聞訊向廣州集結，妄圖一舉消滅廣州暴動的武裝。其中，駐珠江河南岸的敵軍李福林部在國民黨反動派及帝國主義軍艦的掩護下，於廣州暴動的第二天分兩路渡河，向獵德和長堤反撲，與起義軍多次激戰。是日下午，敵李福林部“再次渡過珠江，從東郊獵德進攻大北門；另一路從韶關沿粵漢鐵路南下的敵軍，聯合駐西村薛嶽部，從大北門攻占了觀音山起義軍部分陣地，並分兵直撲起義總指揮部。起義軍民奮起反擊，收複了觀音山”。與此同時，“張太雷參加了廣東工農兵擁護蘇維埃政府大會後，返回總部不久，聞敵人向起義指揮部撲來，就急忙與第三國際代表乘車趕赴大北門指揮戰鬥，至大北直街附近，遭敵人伏擊，壯烈犧牲”。接著，廣州起義就失敗了。對於失敗的原因有各種說法，而李維漢的見解是中肯的。請看：
當時黨中央還是以城市為中心，想保住這個勝利，而在廣州的共產國際代表紐曼（德國人），又力主起義後堅守廣州。所以，在起義的當夜，當葉挺看到要堅守住廣州並不容易，正確地主張把隊伍撤退到農村時，紐曼便大罵葉挺動搖，說廣州起義是進攻的，應該“進攻進攻再進攻”。結果，本來可以是英勇的勝利的一戰，卻由於盲動主義的指導，終於失敗，使廣州的廣大人民群眾遭受了極其殘酷的大屠殺，而成為“退兵的一戰”。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從總的方麵看，對這次起義還是應該肯定，它是開始土地革命戰爭新時期的三大起義之一，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影響。當然，不能否認，在起義的指導思想上也直接受了“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
另外，廣州起義對國民黨各派係的影響是巨大的。事後追論，失分最多的是汪精衛，得利最大的則是蔣介石。
誠如前文所述，汪精衛在北來上海出席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之時，廣州發生了第四軍政變，遂招致新桂係、西山會議派等的非難。汪精衛為了擺脫困境，在蔣介石籌辦婚事期間，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舉行上海新聞記者招待茶會，並在會上發表演說。他一麵回擊李宗仁、吳稚暉等人的攻訐，一麵為廣州第四軍政變辯護。由於他當年曾標榜自己是聯共的大“左派”，故又在茶會上聲明堅決反共，揚言：“無論任何方麵，任何同誌，任何武裝同誌，如果還要容共，兄弟必盡其精神心力，與之反對。”
但是，不管汪精衛怎樣“回擊”和“辯護”，新桂係控製的特委會絲毫未減對他的攻訐，並向預備會議提出了對汪精衛、顧孟餘、陳公博三人的彈劾案，要求取消他們出席四中全會的資格。對此，汪精衛不得不采用“擁蔣以自救”的策略，向預備會議提出《催促蔣介石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案》以及《個人引退之附帶聲明》。但是，汪氏的算盤打錯了，“促蔣複職”的提案被預備會議通過，而他所得到的卻是吳稚暉、李宗仁等人的繼續攻訐和蔣介石的冷遇。
是上蒼有意捉弄汪精衛，還是天助蔣介石上台？就在蔣介石與宋美齡完婚，準備度所謂蜜月之際，廣州起義爆發了。這就更使各方麵有了攻擊汪精衛的借口。右派元老吳稚暉、新桂係核心成員李宗仁，乃至全國輿論，都一齊把矛頭指向了汪精衛，指責汪氏有意指使張發奎、黃琪翔“盲目內訌”，“致共產黨得一絕好機會”，“以釀成此次之劇變”，要求國民政府下令討伐張、黃，同時查辦汪精衛等人。
十三日，汪精衛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就廣州起義主動發表宣言，惡毒攻擊共產黨是“惡化勢力”，並對吳稚暉等人進行反駁。他宣稱：“如今國內有兩種惡勢力，一是腐化，一是共產惡化，不斷地向我們進攻。我們對腐化勢力奮鬥的時候，共產惡化的勢力便來襲擊我們；我們對共產惡化勢力鬥爭的時候，腐化惡勢力便也來襲擊我們。這奮鬥是不容易的，但我們相信，我們的奮鬥，必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但是，身處漩渦中心的汪精衛想遊上岸是很難的。就算他全身都是嘴，也難以向國人講清楚。他隻有抱怨，說幾個月來“跳來跳去”，實在是“跳得太苦了”。
然而，吳稚暉等人一口咬定汪精衛是共產黨，攻擊汪氏對廣州起義一事不能辭其咎。桂係大將白崇禧激於義憤，竟然動了殺害汪精衛的念頭。對此，陳公博在《苦笑錄》中曾記述說：“汪先生旅居上海也被認為暴動的主要人，白健生（即白崇禧）徑直找杜月笙要用綁票的方式派人直衝汪先生的寓所，企圖加害。杜月笙說：‘這事我做不來主意，你問法國領事吧。’及至白健生找法國領事，法國領事也說：‘這事我們不能幹的，你找杜月笙吧。’這樣互相推諉，事情才平淡下來。”但是，出汪精衛所料的是法國領事又叩開了他家的門，直率地說：
“汪先生，您是我們法蘭西共和國最好的朋友，我們不能不通知您，接受我們的建議，盡快離開這座冒險家的樂園。”
“為什麽？”汪精衛愕然地問道。
“詳情無可奉告。我們隻能說，您再在上海住下去，人身安全將受到威脅。”
汪精衛聽後嚇了一身冷汗。可是他怎麽也不會想到這是蔣介石玩的鬼把戲。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正當蔣介石采取以靜製動的手段，把桂係李宗仁、白崇禧等控製的特委會搞垮台，而西山會議派被搞得抬不起頭來的時候，老政敵汪精衛又因廣州起義處於全黨共討之的厄境中。他深思熟慮，遂又在策劃“驅汪複出”的大計。在蔣介石的心目中，汪精衛隻不過是一介和自己爭奪黨政大權的書生。但是，由於他曾是孫中山先生仙逝後的接班人，與之較量的過程中，必須投鼠忌器。用時人的話說：“要多用內功。”換言之，利用形勢，造成四麵楚歌的危局，然後再不動聲色地火上加油，把汪精衛推向絕境。待到他通過杜月笙等請法國巡捕出麵威脅過汪氏後，他笑眯眯地叩開了汪氏的大門，有意稱謂著汪精衛名存實亡的頭銜，分外客氣地說道：
“汪主席，對您時下的困境，我雖無回天之力，但我可以向您剖心相告：我不僅反對置您於死地的做法，而且我還堅定地認為，時下的中國，沒有任何人能替代汪主席！”
汪精衛不知是計，反而聞之幾乎落淚。
“汪主席，”蔣介石依然操著尊崇尤加的口吻說道，“作為老同誌，我不能不告訴您，李宗仁、白崇禧這夥年輕氣盛的武人，為了報複特委會的失敗，對汪主席很可能做出非禮的舉動來。”蔣介石這番哀而動聽的話語真的打動了汪精衛，他當即向蔣氏轉述了法國巡捕的勸告。蔣介石聽後喟然長歎了一聲，故作生氣狀地說道：
“胡鬧！我若仍能行使總司令的職權，一定拿李、白是問。唉，時下軍權旁落，我也無能為力了。作為跟先總理一塊奮鬥的老同誌，我隻能說：汪主席好自為之吧！”
接著，當汪精衛於惶無定見，且主動向蔣介石討教自救辦法之時，蔣氏方說：
“時下，為了安全起見，汪主席不妨學著我的樣子暫避異國，待我把這政局穩定之後，再請汪主席回來安邦治國。”
汪精衛在白崇禧舉刀相逼之下，又經過蔣介石這番“好意”相勸，的確感到在上海已無立足之地了。無奈，他在向國民黨中央提議恢複蔣介石“總司令”職務、並願將召開二屆四中全會之事交由蔣介石辦理之後，連夜寫下有名的《辭職宣言》，遂於廣州起義後的第五天——十二月十六日深夜，像是一隻鬥敗的公雞，低頭登上一艘法國貨輪，懷著悵然、鬱憤的心情，第六次西行，赴法蘭西過亡命在野的生活去了！
蔣介石就這樣打敗了一個又一個對手，在一片歡迎複出的聲浪中，由滬抵寧，複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但是，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暴動，使蔣介石不得不正視這樣的現實：他在未來構築蔣家王朝的過程中，除去各地實力派想與他平分權力之外，他的主要對手必將是共產黨。因此，無論是在日本精心架構蔣宋聯姻期間，還是在回國之後借與宋美齡完婚靜觀天下之變且於變中得利的時候，他時時都在思索著自己一旦複出，將采取什麽樣的對策消滅心頭之患共產黨。在蔣氏看來，暴動失敗的共產黨人隻有兩條出路：一是像毛澤東、朱德分散在貧瘠的山村，占山為王，發展武裝；再是像周恩來、張太雷潛回城市，繼續領導城市暴動。前者，在蔣氏看來，隻要手中握有兵權，消滅這些綠林好漢式的武裝是輕而易舉的事；後者，則要難辦多了。不僅是潛伏城市領導暴動的共產黨人有國際背景，而且這些人也是中共中央的核心人物。更為難辦的是，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還公然存在著租界區，為這些中共核心人物提供了可隱蔽之處。換言之，未征得設在上海的外國工部局的同意，國民黨的軍警憲特是不能隨意到租界區搜捕共產黨人的。因此，他於靜觀事變中就早已在謀劃著這件大事了。
宋美齡是一位權欲極強的女性。她與蔣介石結為連理，除去美人景仰英雄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把婚姻當作手段，借蔣氏的地位登上全國第一夫人的寶座。從這個意義上說，宋美齡嫁給蔣介石，絕非是以愛情為基礎的。如果再考慮蔣介石娶宋美齡的因素，蔣宋聯姻的確是一樁政治婚姻。或許是宋美齡過分自恃聰明的緣故，她為了在蔣介石的心目中早日建立起第一夫人的形象，不僅經常在蔣氏麵前評說全國政情，而且還因精通英語，先於情報部門把歐美諸國的消息報告給蔣氏。就在廣州暴動的第二天，宋美齡剛剛在內室收聽完美國的新聞，就有些得意地來到客廳，她望著背剪雙手，木然凝視遠方的蔣介石，問道：
“達令，你在想些什麽？”
“我在想張太雷。”蔣介石淡然地答說。
事有湊巧，宋美齡方才收聽到的美國新聞，剛好是關於張太雷和蔣介石關係的。所以，她以調侃的口吻說道：
“是啊！四年多以前，他曾作為你的翻譯，隨你赴俄考察，給你留下了不錯的印象。而今，他又步你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之後，在廣州造你們的反。難怪美國人說，蔣總司令是靠共產黨起家的，但今後他的主要政治對手也是共產黨。”
雖說蔣介石是同意美國人的評論的，但由宋美齡的嘴裏說出，他的心中感到總不是個滋味。對此，他沒有說什麽，隻是輕輕地歎了口氣，遂又微微地搖了搖頭。
汪精衛偕陳璧君西渡赴法蘭西之後，宋美齡認為自己離第一夫人的寶座又近了一步，故高興非常。這天，她當著蔣介石的麵打開琴蓋，十分陶醉地演奏起了肖邦的《革命練習曲》，借以抒發內心難以言喻的情感。
蔣介石不僅是一位音盲，而且對西洋音樂幾乎是一竅不通，因此，他絕不會為這急風暴雨般的音樂所動。更何況他現在也沒有心思聽這“勞什子”呢！少頃，他約見的兩位客人走進了客廳大門，一個是親信部屬陳立夫，另一個就是上海聞人杜月笙。蔣介石欲要起身說聲“請！”隻見杜月笙伸手示意不要打斷宋美齡的琴聲。待到宋美齡演奏完這首《革命練習曲》，忘情地伏在琴身上的時候，陳立夫與杜月笙同時鼓掌，並連聲稱頌“好！好！”接著，陳立夫有意奉承地說道：
“我從夫人演奏的《革命練習曲》中聽出了一些門道，知總司令者，夫人也！”
蔣介石一看宋美齡那不無得意的表情，也湊趣地說道：
“杜先生，你聽出點什麽門道沒有啊？”
杜月笙出身低微，本與這西洋音樂是無緣的。可是，當他步入工部局且一天天騰達之後，也學著洋人的樣子，聽起了肖邦、貝多芬的經典音樂。自然，像肖邦的這首《革命練習曲》也是聽過的。因此，他也故作斯文地說道：
“俗話說得好，行家聽門道，外行聽熱鬧。我從夫人這澎湃的琴聲中，似乎看到了蔣總司令又在指揮千軍萬馬，還有那震耳欲聾的槍炮聲！”
杜月笙的話說到蔣介石的心坎裏了，他開懷大笑。待到陳立夫、杜月笙落座之後，他又客氣地說道：
“今天，我請二位來，是想和你們談談長治久安的方略。”
陳立夫與杜月笙一聽蔣介石言歸正傳，二人不約而同地起身，一個說“願聆聽教誨”，一個道“請總司令賜教”。頓時，客廳中又嚴肅起來。或許蔣氏一向視陳、杜二人是親信，故直言不諱：
“阻撓我安邦定國的大敵是什麽呢？我思之良久，認為一是來自我們黨內，或者說再加上那些打著國民黨幌子的地方實力派；再是來自黨外，具體地說是共產黨。前者嘛，我自有統一的良策，而後者嘛，我想交給二位去完成。”
陳立夫與杜月笙既是政海中的玩客，又都是靠追隨蔣介石起家的親信，一聽蔣氏的話音就明白了這次約見的目的。另外，他們二人又都了解蔣氏的為人，且又懂得滿足蔣氏高傲的虛榮心是最好獲利的階梯，故都謙恭地說道：
“請總司令示諭！”
誠如前文所述，關於如何對付潛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要人一事，蔣介石的確是煞費了許多苦心。他深知自己的發祥地上海的規矩：欲要消滅租界中的任何人，事先都必須與工部局達成某種默契。為此，他想到了杜月笙，故十分客氣地說道：
“第一，希望杜先生利用和租界的老關係，幫著立夫，或者說幫著我，把暗藏在租界中的共產黨一網打盡。”
對此，杜月笙是願效犬馬之勞的。
“第二，我為立夫抄寫了一副名聯，看後便知。”
蔣介石說罷轉身取來他的墨寶，雙手展開，隻見上書：
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陳立夫知道這副名聯出於清朝雍正皇帝之手。自然，他更知道這副名聯誕生的背景：那是雍正在曆經喋血手足，登上九五之尊後，深知權力即為統治者手中的**，為了確保“龍廷”不易手他人，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權力膨脹至無限。與此同時，利用手中的權力，羅織罪名，剪除一切政敵和對手，尤其是那些幫著自己登上皇帝寶座的有功之臣，實現“一人治天下”的獨裁統治。為此，他建立了軍機處，並在寢宮親筆寫下了這副對聯。另外，陳立夫更為清楚軍機處的性質：“軍國大計，罔不總覽。自雍、乾後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於內閣而於軍機處。”由此，陳立夫完全明白了蔣介石送他這副名聯的目的，是要他組建蔣家王朝的軍機處。也就是從這時起，他一步一步地建立了對付國民黨內部權勢之爭的侍從室，以及消滅共產黨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及中統特務機關。陳立夫在表明態度，立即組建“保衛蔣總司令的軍機處”後，又報告說：
“據可靠情報，共匪黨魁陳獨秀失勢之後，共黨陷入群龍無首的境地，有不少動搖分子，尤其是那些曾在黃埔聆聽過校長教誨的人，紛紛表示願戴罪立功。”
“願將功補過者，歡迎，但不可重用！”蔣介石淡然地答說。
“另外，”陳立夫有些神秘地說道，“據有關情報，周恩來、郭沫若等共產黨要人由香港潛回上海。”
蔣介石驚得倏然站起，愕然沉吟片時，遂又蹙著眉頭在室內快速踱步。
這時的宋美齡還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她一見蔣介石這極為特殊的表現，誤認為蔣氏是聽說周恩來、郭沫若這些曾並肩戰鬥的戰友，而今又揭竿舉義為敵的人回到上海後的痛苦，或者是因念舊不知該如何處置，故有意地說道：
“達令，不要忘了，他們二人可都是你的政治部主任啊！”
宋美齡說這句話的本意，是給蔣介石一個台階。但是，出她所料的是，蔣介石聽後猝然駐步，低沉地說道：
“我更不會忘記，他們二人，尤其是周恩來更是我蔣某人的心頭之患！”
蔣介石答話的態度和內容，實在令宋美齡意外，她幾盡本能地問道：
“那你該如何處置他們呢？”
“出重金懸賞他們頸上的人頭！”蔣介石說罷又轉而對杜月笙、陳立夫說，“我就要離開上海赴南京了，你們二位要密切關注共產黨在廣州滋事後的動態。”
廣州起義爆發之後，在中共中央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連日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廣東問題。開始，周恩來為了擴大廣州起義的成果，“在會上提出要加緊湖南、湖北、江西的鬥爭。擴大暴動局麵，海陸豐應向北發展，瓊州工作要深入，造成並擴大割據的局麵，建立交通網，恢複各地關係及已損失的工作”。當他獲悉戰友張太雷犧牲的消息之後，心裏充滿了悲痛和仇恨。當中央確信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周恩來鑒於自己曾參與過廣州起義的策劃，同時廣東省委在廣州起義之前曾致電中央，點名要他赴廣州指導起義，而他曆經南昌起義的失敗，深知善後工作比組織暴動更為艱苦，因此，主動向中央提出“派自己去廣東開展這一工作”。
然而，由於羅亦農於十一月下旬作為中央巡視員前往武漢指導工作，因此，中央組織局由周恩來代理主任。就在廣州起義爆發的前夜——十二月十日，任弼時在中央常委會上提議任周恩來為主任。雖說待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會議才正式決定周恩來任組織局主任，但事實上周恩來早已擔負起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換言之，中央離不開周恩來。為此，由任弼時提議，“決定派李立三前往廣東，處理廣州起義的善後事宜”。
麵對廣州起義的失敗，“中共中央的多數人在事實教訓下對暴動開始有些新的認識”，周恩來也進一步反省。自十一月擴大會議後參與中央領導以來，對會議形成的“左”傾盲動主義，他不僅有所覺察，而且有意識地在實際工作中有所製止和糾正。在討論黨團關係的時候，他批評共青團內存在“先鋒主義傾向”，並說“上海黨部近來實在有點軍事投機——冒險”。在政治局討論共青團湖北省委控告羅亦農和長江局製止湖北暴動一事時，周恩來公開批評“無動不暴”在共青團是一嚴重問題，明確指出“可見他們的暴動觀點並未成熟”。在他參與討論的中央發給湖北省委的信中，要求省委“趕快停止無政府黨、盲動主義的行動，很艱苦的深入到工農群眾中去工作，在領導工農群眾的日常的鬥爭中，去發動與創造群眾的革命大潮”。實事求是地說，這時的周恩來“對革命潮流高漲這一估計並沒有懷疑，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暴動問題上也沒有反對。區別隻是主張發動暴動必須考慮到主客觀條件是否具備，必須做好周密的準備，不能不顧一切地蠻幹”。簡言之，他“主要是從戰術上而不是從戰略上提出問題”，因此“仍不能從根本上糾正‘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
正當中央決定改組湖北省委，並考慮由誰出任省委書記的時候，交通員引來了大名鼎鼎的郭亮同誌。
南昌起義失敗之後，隨軍南下潮汕的郭亮與柳直荀被敵人打散，與主力部隊失去聯係。他們二人在海邊發現一隻破爛舢板，立即跑上去，奮力劃離海岸，才擺脫了敵人的追擊。但是，幾天幾夜的海上漂泊，又把他們送往一座南洋小島。正當他們舉目無親、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突然島上傳來了教堂的鍾聲。聰明的郭亮頓時來了精神，用力捶了一下柳直荀的後背，大聲叫著柳直荀的外號“柳和尚”，以商量的口氣說：
“你是教會學校出來的，又說得幾句英語，我們裝成耶穌教徒，到教堂裏找牧師去，隻說在海上遇盜，請他幫助我們回到香港去。你看這辦法如何？”
郭亮的主意奏效了，教堂裏的牧師念及“同是上帝的兒女”的份兒上，幫助他們搭乘一條外國貨輪，到了香港。接著，他們又通過組織，搭乘北來上海的客輪，曆經各種風險，終於找到了昔日南昌起義的前敵書記、而今任中央組織局代理主任的周恩來。
周恩來見到郭亮真是高興極了！他在聽取了郭亮與柳直荀的匯報之後，當即向中央建議並得到批準：由郭亮出任湖北省委書記。就在郭亮離滬西去武漢的前夜，周恩來又偕鄧穎超與這位生死與共的戰友話別。一見麵，他就向鄧穎超介紹：
“小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郭亮同誌！”
鄧穎超早就聽說這位在湖南與毛澤東齊名的工人領袖了，所以，她緊緊握住郭亮的雙手，笑著說道：
“郭亮同誌，我不僅知道你的大名，而且還會背你寫的一首宣傳革命的新詩呢！”
周恩來望著愕然搖首的郭亮，笑著說：“讓我代小超背給你聽！”接著，就朗朗念道：
“梭鏢亮亮光，擒賊先擒王，打倒蔣介石，活捉許克祥。”
郭亮聽後大笑不止，遂又解釋：“這哪是什麽新詩喲，這是我當年為革命寫的標語口號。”但是，周恩來卻硬說這是最好的“討蔣檄文”！可以想見，他們這次話別是親切的。最後，周恩來又格外深沉地說道：
“郭亮同誌，回到武漢以後，請代我，也代小超問候向警予同誌。大革命時期，她在武漢是很有名氣的。如果工作有困難，中央可以重新安排她的工作。”
“請放心，我一定負責轉達。”
周恩來不但關心參加南昌起義返回上海的領導同誌，而且還十分關注南昌起義失敗後留存部隊的去向。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參與中共中央致朱德信的起草，提出朱德所率“第二十五師不一定到贛西南，應根據實際情形而定”。並在信中指出今後的行動方針是：“根據我們所知道的在桂東的北邊茶陵、酃縣以至江西蓮花均有毛澤東同誌所率領的農軍駐紮”，“他們如果駐在這些地方，你們應確實聯絡，共同計劃統一發動群眾以這些武力造成割據的暴動局麵，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並派軍事科科長李鳴珂前往送信。由此可知，朱德率部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所部會師的偉大舉動，是根據中央與周恩來的指示辦的。
風雨如晦、大起大落的一九二七年就要過去了，中央接二連三地收到了陳獨秀的來信。周恩來主動地向中央提出，應當派人去看望這位黨的創始人。中央批準了周恩來的請求，由瞿秋白、羅亦農、周恩來、王若飛、李富春、任弼時於元旦這一天借拜年之機，與陳獨秀談話，交換對中國革命的意見。但是會有什麽結果呢？誰的心裏都沒有底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