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廣州起義與長沙“灰日”暴動相繼失敗之後，作為中央組織局主要負責人的周恩來，必須審時度勢，實事求是地處理各地暴動計劃以及相關的遺留問題。
首先解決的是有爭議的武漢暴動。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寧漢戰爭爆發，南京下令討伐武漢方麵的唐生智。湖北省委和長江局在羅亦農不在的時候，先後召開了第九次委員會，“討論唐生智敗退時黨的政策，主張利用寧漢之戰趁機在武漢三鎮舉行暴動”。十月二十八日，長江局書記羅亦農自長沙回到武漢，召集長江局會議，他力排眾議，於“次日通過了羅亦農起草的《長江局最近政治決議案》，認為‘目前絕非繼續總的暴動時期’”。誠如李維漢事後所追論的那樣：“就武漢當時的情況而言，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根本形勢並未改變。當時，我們在武漢隻有六百名黨員和三千名工人群眾，要想奪取敵人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因此，羅亦農不讚成武漢暴動的意見是正確的。
但是，“共青團湖北省委一部分人卻指責這是長江局決議案的錯誤和省委領導的錯誤，並認為：如果利用這次時機，‘在武漢我們不僅可以推翻敵人的政權，而且可以把革命的政權建立三天至五天之久’”。隨著形勢的發展——主要是受黨的“左”傾錯誤的影響，團長江局、團湖北省委代表劉昌群、韓光漢“向中央控告羅亦農和黨的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潰逃時‘畏縮不前，臨陣退縮’，‘犯了極嚴重的機會主義之錯誤’”。
中央收此報告之後，在“左”的錯誤思潮的指導下，派出了一個由蘇兆征、賀昌、郭亮組成的三人特別委員會前往湖北查處。“特委赴湖北後，采取了錯誤的黨內鬥爭方針，對武漢問題作出了錯誤的決定”。對此，羅亦農的妻子李文宜作了如下記述：
中央特派員一到武漢就宣布停止座談會，並宣讀了中央的命令：“一、停止兩湖巡視員羅亦農的職權；二、湖北省委常委停止職權，聽候查辦。”特委代替省委召開了擴大會議，號召到會幹部檢舉亦農和省委的錯誤，取消了省委在會上的發言權。亦農沒有申辯的機會就被強迫立即離開武漢回滬。
麵對如此沉重的打擊。羅亦農沒有動搖和屈服，他依然留在中央照常工作。與此同時，“他向中央寫了答辯書，並要求中央停止他在中央的一切職務，仍派他到莫斯科去深造，或到農村去工作”。
中央，尤其是周恩來認真地研讀了羅亦農的答辯書。在周恩來的參加下，政治局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通過了《關於湖北黨內問題的決議》，肯定了羅亦農上年十月間在長江局“反對馬上暴動是對的”，批評了一部分同誌不顧及實際條件就決定暴動，“是有玩弄暴動的危險的”。十一日，政治局常委會議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關於湖北工作的文件。十四日，中央發出給湖北省委的信，指出：“中央認為你們有無政府黨與盲動主義的傾向，即是認為一切的鬥爭都是暴動，無往而不暴動，一切解決於暴動。”要求湖北省委“趕快停止無政府黨、盲動主義的行動，很艱苦的深入到工農群眾中去工作，在領導工農群眾的日常的鬥爭中，去發動與創造群眾的革命大潮”。為了妥善解決湖北問題，遂決定派遣李維漢到兩湖去，“停止兩湖同時搞陰曆年關總暴動”。
誠如前文所述，這時的周恩來雖然沒有全麵認識黨的“左”傾錯誤，但他在血寫的教訓中漸漸清醒，並努力通過具體的工作，把不必要的犧牲減少到最低限度。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忙於解決上海暴動的問題。
所謂上海暴動，是由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江蘇宜興、無錫的農民相繼暴動起來，鬥爭是英勇的。這就引起了上海暴動問題，即以上海響應宜興、無錫暴動的傾向在江蘇省委中發展起來”。並認為“今日上海舉行暴動，可說比從前三次大暴動（即三次工人起義）的時機尤為成熟”。“應即召集活動分子大會討論執行。絕對不準絲毫猶豫，凡猶豫不積極執行者，省委必須不容情的予以最嚴厲之處罰”。更為可笑的是，他們還想出了發動上海群眾舉行暴動的特別方法：“先用幾個武裝的紅色恐怖隊去一廠一廠地威嚇工人罷工，如此弄成總罷工，這樣，暴動就可以起來而獲得成功！”結果，誠如李維漢所說：“他們這樣做反而脫離了群眾，孤立了自己。”
對此，熟悉上海情況的周恩來積極向中央建議，及時地糾正了這種錯誤的暴動形式。
但是，如何才能把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以及它的數十萬產業工人發動起來，重新投入到無產階級革命大潮中去呢？這成為周恩來所麵對的且又必須解決的一大課題。為此，他經常與中央婦委、江蘇省委等有關的負責同誌談話，希望能把紅色革命的搖籃——上海，搞成為中國的巴黎和莫斯科。一天，時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陳喬年向他匯報工作，二人就此議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陳喬年回到上海之後，在此極其險惡的環境中堅持地下鬥爭是很不容易的。他經常不斷地變換鬥爭方式，巧妙地和敵人周旋，才確保江蘇省委安全地進行工作。或許是革命烈士的鮮血擦亮了他的眼睛，也或許是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促他深省，他對中國現階段的革命形勢和任務漸漸地認識得更清楚了。他不讚成在全國盲目暴動，更不讚成在上海再搞什麽樣式的起義。為此，他腳踏實地，“秘密地深入工廠、機關和學校，聯絡同誌，召開會議，部署工作。經過他們的努力，大革命失敗後曾遭嚴重破壞的上海黨的各級組織得以迅速恢複和鞏固。上海的革命力量亦開始重新聚集，為革命運動的新高漲準備了條件”。對此，周恩來是欣賞的，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周恩來在聽取了陳喬年的匯報之後，分析了全國的革命形勢。他認為蔣介石複出之後，一手緊緊抓住兵權，重新整頓軍隊，把參與逼蔣下野的何應欽撤職，讓在蔣氏軍事集團中供職的將軍都明白：隻有跟著他蔣某人走才有出路。結果，蔣氏牢固地控製了軍隊。接著，蔣氏又把另一隻手對準共產黨，出動軍隊鎮壓全國武裝暴動的工人和農民，從而使革命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大江南北、黃河上下。為此，他有些沉重地說道：
“據羅邁同誌的報告，兩湖年關暴動失利，郭亮等同誌的處境十分險惡。”
對此，陳喬年似在所料之中。他指出：“江浙一帶的農民暴動也損失慘重，很多基層的領導同誌在暴動中犧牲了。”因此，他坦誠地說道：
“我和不少同誌交換過意見，對全國總暴動的路線是存疑的。至於再搞什麽上海暴動，我認為應當先與各區委的負責同誌座談，全麵地估量一下敵我雙方的情勢，然後再作決定。”
周恩來是同意陳喬年的意見的。接著，他們二人談了如何紮紮實實地做工人的工作之後，周恩來又叮囑道：
“喬年同誌，深入基層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據來自內線的消息，蔣某人正在建立龐大的特務組織對付我們。”
“請放心，我們活動，尤其是開會的地點是秘密的，不會發生問題的。”陳喬年自信地答說，“另外，中央婦委的同誌，包括一些做基層工作的同誌，都可以利用辦工人夜校的形式，穩步地把工人組織起來。”
周恩來讚成這一建議，並告知有關部門：中央婦委的同誌們業已行動起來。
不久以前，“鄧穎超接替楊之華擔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蔡暢、楊之華、李文宜、莊東曉等八人是婦委委員”。為了適應新形勢的發展，盡快把上海婦女運動納入革命的軌道，鄧穎超在自己的新居召開中央婦委工作會議。這天，她“穿著墨綠色的旗袍，頭上梳著圓髻，完全是家庭主婦模樣。圓圓的臉上，漾著溫厚熱情的笑容。隻有那雙清澈的眼睛，不時透露出地下工作者的警惕與機智”。少時，蔡暢、楊之華、李文宜、莊東曉等相約趕到，走進二樓客室——今天婦委開會的地方。為了安全，她首先帶著與會的婦委參觀新居，樓上樓下，看了一遍。最後，她指著陽台上那盆月季花，說道：
“你們以後來，要是看不到這盆月季，千萬別進來。”
與會的中央婦委自然都清楚這盆月季的妙用，遂都點頭稱是。旋即，鄧穎超指著擺在客廳中央的一張方桌，請與會的婦委落座，然後又把一副麻將牌往方桌的中央一倒，笑著說道：
“萬一有人闖進來，我們以打麻將作掩護。”
與會的婦委遵命洗牌，故作認真的樣子打起了麻將。心細的鄧穎超邊打麻將邊講道：
“中央婦委委員八人，今天到了五位，其他三位可能有事沒有來。為了掩護工作，我建議我們按照上海女工和市民們結拜姐妹的方式，結成姐妹。如有意外，盤查起來，就說我們是小姐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
大家一致讚同鄧穎超的點子，遂又論起了年齡。蔡暢和楊之華都是一九○○年出生，蔡暢大幾個月，自然是八姐妹中的大姐，楊之華居第二，為二姐；才與羅亦農結為夫妻的李文宜生於一九○三年，是為三姐；不知何故未到會的賀治華（又名賀稚華）是四姐；時年二十三歲的鄧穎超自然就被與會的蔡暢、楊之華、李文宜稱為五妹了；而“剛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來、在中共中央國際聯絡處工作的共產黨員和中共中央婦委委員莊東曉”二十歲，年紀最小，就成了八妹。值得一記的是，“鄧穎超還用五妹的諧音‘伍美’做筆名，寫了不少文章”。姐妹稱呼排定之後，她們就邊打麻將邊商議工作。“當時中央婦委實際上隻能領導上海的婦女工作，偏重女工工作和宣傳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在女工為主的工廠辦夜校，在教女工認字的同時提高她們的覺悟，為革命積蓄力量。
正當她們熱烈交談的時候，“留著大胡子，穿著一身長袍馬褂，打扮成一名上海灘常見的商人模樣的周恩來回來了”。年紀最小的八妹頑皮地說道：
“看，我的五姐夫到了！”
周恩來聽後猶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他看看與會者的表情，不解地問道：
“小超，這是怎麽回事？”
鄧穎超笑著把拜“幹姐妹”的事說了一遍。周恩來聽後頻頻點頭，稱讚道：
“還是你們女同誌有辦法，很快能適應上海的特殊環境，想出掩護工作的好辦法。”
對此，文雅端莊的蔡暢搶先指出：“拜幹姐妹”的點子是鄧穎超想出來的。接著，又玩笑地說道，“就年齡而言，恩來是我的兄長。可今天，我就要不客氣地叫你五妹夫啦！”
“我嘛，也沾五妹的光了，”秀麗溫柔的楊之華也笑著說，“這回你可得婦唱夫隨，委屈你當我們的五妹夫了。”
周恩來被這火熱的氣氛感染了。他與其說是為這次婦委會議助興，倒不如說是用實際行動支持婦委的工作，遂主動提出請與會的婦委委員吃午飯，而且還要親自下廚露一手，慶賀婦委八姐妹結拜的喜事。
能吃到周恩來親手做的飯菜，與會的婦委自然是高興的。但是，她們，尤其是“蔡暢同誌知道，黨的經費十分困難。周恩來每月的生活費隻有十二元，鄧穎超八元，此外分別有交通費五元和三元。憑這二十八元維持三個人的生活”是不富裕的，因此她們實在不好意思要周恩來破費。鄧穎超卻堅持說道：
“讓他去吧，難得他今天這樣高興。我們樂得吃他一頓現成的飯。”
周恩來的拿手菜是紅燒獅子頭，外加色香味俱佳的淮陽菜。大家邊吃邊誇他的烹調手藝高超。
但是，周恩來卻利用這難得的“會餐”機會，比較全麵地了解了中央婦委的工作情況，以及上海婦女運動開展的概貌。當他聽說婦委委員——四姐賀治華無故不來參加會議之後，遂警惕地問道：
“你們了解她的思想情況嗎？”
與會的婦委委員都微微地搖了搖頭。
對此，周恩來指出，一定要嚴肅紀律，提高警惕，要掌握每一個同誌的思想情況，謹防不測事件發生。最後，他以商量的口氣說道：
“春節就要到了，你們婦委可否利用年關深入到工人家中，幫助那些困難的工人過個年？”
與會的婦委一致讚成周恩來的建議，會後大家分頭深入到工人家裏，幫助工人度過年關的同時，再做些實地的調查。從此，中央婦委的工作從單純地配合發動城市暴動，逐步轉向教育、提高工人的覺悟方麵來了。
也就是在這前後，周恩來從李一氓口中獲悉：郭沫若於南昌起義失敗之後，輾轉來到上海，由於突然得了一場大病，延誤了去蘇聯的時機。時下，他大病初愈，向黨請示自己下一步的行動。周恩來當即說：
“一氓同誌，請盡快安排我與沫若同誌相見。”
郭沫若遠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的時候就認識周恩來了。但是，他們由相識到相知還是在南昌起義之後。麵對起義失敗的危局，發著四十攝氏度高燒的周恩來，仍親自指揮戰鬥。他這種英勇無畏的氣概，以身作則、嚴於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指揮若定的雄才大略，深深地感染了郭沫若。毫不誇張地說，他從周恩來等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這無形的精神力量，激勵著他永生永世跟著共產黨革命不息！同時，南昌起義失敗，特別是隊伍被打散之後，郭沫若離開了周恩來等同誌，這就更引起他對病中的周恩來的懷念。他在《海濤集神泉》中曾記下了他這時的真實情感：
朋友們的去向，絲毫也不知道。特別是病中的恩來，時常在我的腦海中回旋著，我不知道他的病是不是好了，是不是脫了險，順暢地到達了海陸豐？這要算是不幸，又因偶爾的差池，便和他們離開了。那許許多多精神上的支柱，中國革命的火種！
有這些火種的存在，中國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來，而且會從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麵上燃鞭炮了。革命是人民的大翻身，人民沒有動，革了什麽命呢？二千多年來的封建關係絲毫沒有動，革了什麽命呢？耕者已經有其田了嗎？工人的組織不是剛在萌芽中便被摧殘了嗎？這樣怎麽能夠應付國內的反動派？怎麽能夠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
是的，種子進了農村！這應該是深入，是進展，而不是失敗！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郭沫若由香港潛往上海，找到了他的日本夫人安娜和孩子們，潛居在竇樂安路的一家弄堂的房子裏，周圍住的都是日本人，這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還是比較安全的。起初，黨組織安排他全家去蘇聯，暫時躲避敵人的屠殺。正當他舉家準備登船北上的前夜，他突然得了一場大病，錯過了船期。不久，他大病初愈，一時間“民族的苦難，階級的義憤，以及對未來的希望，一齊湧入他的心頭，形成了他的又一個詩的火山爆發期”。在這朔風凜冽，寒冬漫漫的上海，他“在床頭、藤椅上把捉著筆，寫下了二十多首詩”。事後，他收入詩集《恢複》中。平日，他蟄居家中，思索著革命的未來。但是，每當聽到搜捕共產黨人的警笛聲時，他唯有對著陰霾的長空，以高昂激越的聲調吟詠明誌的詩篇：
我們的眼前一望都是白色，
但是我們並不覺得恐怖。
我們已經是視死如歸，
大踏步地走著我們的大路。
要殺你們就盡管殺吧！
你們殺了一個要增加百個：
我們身上都有孫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變成無數的新我。
郭沫若這猶如投槍的詩篇一經刊出，就像是一顆顆炸彈炸開了敵人的封鎖，給上海引來了一道道希望的光亮，也給革命低潮中的共產黨人以信心，以力量。在這期間，日理萬機的周恩來時時都在關注郭沫若的詩作，並於萬籟俱寂的深夜低吟這匕首似的佳篇：
我已準備下一杯鮮紅的壽酒，
朋友，
這是我的熱血充滿心頭。
要釀出一片的腥風血雨在這夜間，
戰取那新生的太陽，
新生的宇宙！
詩為心聲。周恩來從這呐喊似的詩篇中看到了郭沫若那顆紅紅的跳動的心！他為詩人那特有的革命**所激動，也為詩人那發自內心的怒吼而欣慰，因為革命失敗的大浪不僅淘盡的是泥沙，而且還凸顯出千古風流人物！但是，當他想到重新上台的蔣介石必將更加殘酷地鎮壓共產黨人的時候，他就不止一次地請李一氓等同誌轉告詩人郭沫若：
“要注意鬥爭策略，要確保自己的安全。”
郭沫若在蟄居上海期間，誠如李一氓所記述的那樣：“一批和創造社有聯係的日本留學生，放棄了大學畢業回國來了。他們是彭康、朱鏡我、李初黎、馮乃超、李鐵聲。處在革命低潮的時候，他們反而懷著飽滿的革命熱情，想為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貢獻力量。”自然，他們陸續集結在郭沫若的麾下，並在上海大力宣傳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對此，郭沫若滿懷革命的熱情，領導了這一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們首先恢複《創造月刊》，舉辦《文化批判》，在初步傳播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的同時，批判了新月派鼓吹文學“忠於人性”等反對革命文學的“山羊式”的理論，推動了革命文學的發展。但是，這些從日本回來的青年，他們在開始一個短時期，其“言論曾經針對過魯迅，因此，引起雙方很尖銳的筆墨官司，把郭沫若、成仿吾也牽扯進去了”。此乃後話。
周恩來十分重視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興起，他考慮到未來文化戰線鬥爭的需要，通過李一氓等人很快接見了這批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文學青年，“鼓勵他們為革命事業奮鬥”。隨著蔣介石的複出，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為了郭沫若的安全，周恩來時時都在關注郭沫若下一步的行蹤，並和有關同誌協商，“決定安排他到日本去”。
查郭沫若寫的日記《離滬之前》，二月九日寫道：“豪（伍豪即周恩來）兄不來，一時也不能動身。恐陷十一號不一定能夠走成。”二月十日的日記寫道：“豪和民治來，同吃中飯，仿吾亦來，約了初黎等來談話。晚伯奇來，留仿吾與伯奇在家吃晚酒，頗有醉意。決定期乘十八號的‘坎拿大皇後’。”由此可知，郭沫若這次旅居日本，的確是由周恩來等同誌安排的。同時，還可以確定周恩來這次往訪郭沫若的時間是二月十日。
周恩來自南昌起義失敗與郭沫若分手已近四個月了！雖說在這期間，他們共處上海也有三個多月的時日，但敵人的屠殺政策卻把他們分開了，要見上一麵也是很難很難的。好在他們的心是相通的，其間又有李一氓等人傳遞信息，並不感到很難相見。可是，他們之間畢竟共同經曆了南昌起義失敗後的生死離別，而時下這次難得的相見又將意味著更長期的離別，因此他們都有著千言萬語想說，但又不知從何說起的情意和痛楚！也或許是出於這種難以言喻的情意和痛楚，郭沫若拿出了月前和著血淚寫就的《懷亡友》詩相贈。周恩來明了詩人的用意：以詩述說自己的心聲。為此，他當即捧讀、低吟：
我們的相識雖然還不上半年，
我們的親密實際上如同兄弟一般。
你有一個赤誠的性格，不免迂得一點，
但別人說你的計謀是十分周全。
那時候希望還籠罩著我們的大陸，
我們同居在嶺南，革命的策源地點。
那時候你勸我實際的行動。
我興高采烈地隨著大軍北伐中原。
讀罷這首《懷亡友》詩，周恩來清楚郭沫若悲悼的亡友，是他早年在德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戰友孫炳文。“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第七天——四月十九日，時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後方留守主任的孫炳文，即被蔣介石殘殺在上海的龍華。周恩來知道，孫炳文是促郭沫若走上革命之路的好友，因而孫的死對郭的震撼是很大的。早在南昌起義退往潮汕的路上，郭沫若就曾多次向周恩來表示對孫炳文的追念。時下，他拿出這首《懷亡友》詩呈送周恩來，除去再次哀悼共同的亡友孫炳文以外，還表示對共同的敵人蔣介石無比的憤恨。自然，他還希冀借此向周恩來示喻自己不忍離去的矛盾心情。對此，周恩來完全理解詩人那火一般的革命熱情和矛盾的情愫，他沉吟片時，低沉地說道：
“為了今後少讀幾首這樣的《懷亡友》詩，或者說今後還有為亡友吟這樣《懷亡友》詩的詩人，你應當盡快地到日本去。”
郭沫若完全明白了：周恩來，或曰黨中央為什麽一定要他離國他去的原因和決心。因此，他不再說些什麽，自己未來的行蹤完全聽從周恩來的安排。
郭沫若是一位“朝聞道，夕死足矣”的革命詩人。在今天的相見中，他從周恩來的話中不僅認清了革命的形勢，而且還看到了自己作為一位革命家的不足。為此，他坦誠地講了自己在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過程中，認真地“閱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某些章節，譯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唯物史觀的公式，還學習過列寧的《黨對於宗教的態度》、斯大林的《中國革命的現階段》、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領域內的黨的政策》、哥列夫的《無產階級的哲學》等書”。最後，他又謙虛地請教：
“我到日本之後，還需要讀哪些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
“你是研究學問的大家，我想你會視情況而定的。但是，”周恩來有意停頓片時，複又加重語氣說道，“我以為你要身在異境，心係中國的命運。”
郭沫若鄭重地點了點頭。
“你是當今中國文壇上的一麵旗幟，雖然暫時離國東渡避難，但仍要時時關注，甚至還要親自參與文化戰線上的鬥爭。但是，”周恩來看了看蹙眉靜聽的郭沫若，又補充說道，“要以不引起敵人的懷疑為限。”
時至午時了，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安娜請周恩來等人吃午飯。
也就是在吃飯期間，周恩來想到了郭沫若東渡日本之後，他這一家六口的吃穿，從某種意義上說就仰仗詩人手中的那支筆了！這應當說是相當艱難的。為此，他取出身上僅有的錢，說道：
“沫若同誌，黨考慮到你到日本後安家的困難，希望你能收下這筆錢。”
“不，不……”郭沫若看著周恩來手中的錢，他那顆詩人的心顫抖了。“眼下，黨的各級組織比我更困難，更需要這些錢，就留給黨吧！”
周恩來懷著依依惜別之情送走了郭沫若。出乎他所料的是，六天之後——二月十六日，江蘇省委組織部長陳喬年突然被捕了。他一邊焦急查詢被捕的原因，一邊向有關部門發出指示：
“要不惜一切代價，要調動一切力量，務必把陳喬年同誌營救出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