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賺錢
在今天看來，“我要賺錢”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在高喊堅決割掉資本主義尾巴的歲月裏，“我要賺錢”卻被視為一句反動的口號，誰敢頂風而上，誰就會變成批鬥的對象。對此，黃如論先生是心知肚明的，他隻能把“我要賺錢”的念頭暗藏心底，伺機再動。
黃如論先生終於等來了這樣的時機，罪大惡極的“四人幫”被人民打倒了！在此前後，黃如論先生的第一個兒子黃濤也來到了人間。這對他而言，真可謂是雙喜臨門啊！俗話說得好，歡樂時短，苦難日長。隨著慶祝“打倒四人幫”的鑼鼓聲逝去，黃如論先生也從普天同慶的喜悅中平靜下來。接著，他又不得不麵對這樣的現實：一家三口，隻有靠他打工掙的那二十多元的薪水維持全家的生活，可以想見，他們的日子過得是十分艱難的。這時，黃如論先生初為人父，隻希望自己的長子黃濤能夠健康成長。因此，每當他回到家中的時候，他最怕聽見那嗷嗷待哺的哭聲，這時——也隻有在這時，他那埋藏心底許久的念頭“我要賺錢”就又開始動了起來。
或許是中國的老百姓實在是太窮了，自打“四人幫”被粉碎之後，全國各地——尤其是東南沿海各省的老百姓自覺地衝破重重阻力，想方設法告別貧窮，爭先恐後地朝著發財致富的大道上迅跑，很快就形成了一股銳不可當的經商大潮。事後推論，我不能斷言黃如淪先生曾是這股發財致富、經商大潮中的弄潮兒，但我堅信他至少是一位積極的追隨者。請設想一下，爭強好勝、敢為人先的黃如論先生看到沿海地區——尤其是自己的家鄉逐漸出現了“黨政軍民學，一起把陣上”的從商盛況的時候，他一定會把“我要賺錢”的信念轉化為行動。
黃如論先生畢竟經曆了十年“**”的洗禮，再也不會盲目地卷人猝然興起的經商大潮之中。如果承認存在決定意識是真理的話，那麽意識就一定會支配其行動。換句話說，黃如論先生麵對日漸興旺的商海大潮，他是絕對不會置身事外的！更何況他自小就有“窮則思變”的夢想，時下又急需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呢！隨著改革開放的大門逐漸打開，社會上很快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發財致富之路。他秉持著“不欺人，不騙人，不哄人，不詐人，不害人”的做人信條，冷靜地觀察社會上各種經商致富的路數，認真地分析自己經商的條件，嚴肅地決定如何實施“我要賺錢”的計劃。多年之後，他對我講了如下這段寓意深遠的話：
“那時，人們為了發財，真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啊！有的還不擇手段偷偷地搞走私活動。我當時就清醒地告誡自己：一是違法的事不做，再是不做任何對不起社會的事情。因此，像走私這樣的事情我絕對不做。我很早就知道這句話：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所謂道者，就是君子取財的規矩。我的家鄉馬鼻是建築之鄉，人人會開山取石，個個能建造房屋，所以，我選擇的發財致富之路就是搞建築。”
黃如論先生不僅是一位身體力行的實幹家，而且還是一位思想先行的企業家，這和他的從業經曆有著莫大的關係。例如，他在選擇發財致富之路的時候就清醒地知道：欲把“窮則思變”的人生向往變成現實，且能達到“變則通，通則富”的彼岸，是要借助各種手段的。換句話說，這也就是毛主席講的欲要過河、必先建橋的道理。當他決定“我選擇的發財之路就是搞建築”的時候，他的腦海中就浮現出了各式各樣的帶有理想色彩的藍圖，同時還清醒地知道搞建築必須具備以下四個條件：
第一，建築所必需的各種工具；
第二，建築所必需的施工隊伍；
第三，指導建築的工程技術人員；
第四，建築所必需的經費。
稍有社會常識的人一看便知，上述四個條件的核心是第四條：建築所必需的經費。把話說白了就是一個錢字。用今天的話說，有了錢就有了一切，沒有錢就一切皆無。
對此，黃如論先生的心裏就像是明鏡似的清楚。
那時，黃如論先生一個月的薪水隻有二十多元，除此之外一無所有。誰都知道，這點錢還不夠買開山用的工具和炸藥呢！由此推而廣之，僅僅就是因為這個錢字，使得中國億萬農民隻能離鄉背井當建築工人。對此，我懷著極大的興趣發出這樣的提問：
“黃先生！你是如何解決這筆建築所必需的經費呢？”
黃如論苦笑了一下，聲音低沉地答說：
“借！”
“借？”我聽後一驚，遂又問道，“向誰借？是銀行嗎？”
“不！那時的銀行是不會給我貸款的。”他沉吟片時又說道，“我是向朋友借的錢，自然利息是很高的。”
“是高利貸吧？”
“差不多。”
“那你想沒想到一旦賠了怎麽辦？”
“我隻想到了賺！”他看了看我有些震驚的表情，近似調侃地反問，“柱子哥，你當年想沒想過，由作曲家改行當作家萬一失敗了怎麽辦？”
由此，我感到了黃如論先生的身上有著一種撼人心魄的霸氣。同時，我也感到了我們二人的心靈深處有著某些相通的東西。
黃如論先生雖然初次出道，步人商海，可他卻有著常人所沒有的必勝之心。或許是應了老天不負有心人這句老話，當他借到建築所必需的經費，遂又開始尋找建築項目的時候，他的老家連江縣的一位朋友找到他，有些神秘地說：
“如論，海軍在羅源縣擴建後勤基地，這是一個不小的工程，保你能賺到錢。如果你願意的話，我有辦法保你能接下這個部隊的工程項目。”
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黃如論一聽喜上眉梢，當即就應諾下來。
當時，我們國家正處在“兩個凡是”的大辯論中，經商致富是否合法尚無定論。就說東南沿海各地人民興起的經商大潮吧，從現象上看的確是十分紅火，但當事人都清楚多數不合法，隻能在半地下狀態中進行。換言之，那時沒有明確的法律界定，隻要有錢賺，一家人——或幾個朋友一商量就把一樁買賣接下來。這就是那個時代最為典型的“有錢大家賺”的經商特點。
黃如論先生並不是什麽先知先覺，他最初的經商也是按著這種模式開始的。舉例說，當他獲悉海軍那樁工程的信息之後，遂找了一個初懂建築的土匠當合夥人。接著，他們二人按照中介人說的辦法來到海軍有關的部門，十分順利地接下了這項工程。
誠如前文所述，黃如論先生喜讀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和軍事著作，和我交談也經常是圍繞著這兩個方麵的內容進行。因此，他不僅熟知“初戰必勝”的道理，而且還由始至終貫穿在他指揮金源集團的事業中。可以想見，當他接下這項海軍工程的時候，他必然會想到這就是他走上發財致富之路的起點。從人生戰略上講，這項海軍工程也是他終生追求的建築大業的初戰。因此，他暗自下定決心，一定要打勝這場承包海軍工程的初戰！
黃如論先生為了確保這項工程的初戰必勝，他回到家鄉馬鼻招募了通曉建築的子弟兵，在縣城購置了建築用的各種工具，正式動工那天，他身穿工作服，頭戴安全帽，站在整齊劃一的建築隊伍麵前，親自點燃了一串又一串鞭炮。接著，他又學著解放軍指揮員的樣子大聲宣布：
“開工！我們一定要做到初戰必勝！”
前來參加奠基的海軍首長笑了，前來圍觀的軍民笑了，就說他剛剛組建的這支子弟兵建築隊伍吧也忍不住地笑了。但是，唯有黃如論先生卻一點也笑不起來——盡管他滿意自己把開工儀式變成了戰前動員，對他而言，這畢竟是大姑娘坐轎——頭一回啊！為了確保初戰的必勝，他除去給學生上課之外，全身心地投人到這場人生初戰之中。由於他沒有包工頭高人一等的架子，天天和建築工人們同吃、同住、冋勞動，因而極大地調動了大家的生產積極性。在他提出的“工地就是戰場，建築就是攻堅”的口號下，整體工程進度快，建築質量高，並多次受到海軍首長的表揚。正當這項工程順利地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一紙調黃如論回學校參加學習班的命令送到了工地。
雖說全國已經進人批判“兩個凡是”的階段，但派性的遺毒依然在全國各行各業——尤其是文化、教育戰線的基層單位橫行。其中，那些當了行政領導的派係頭頭利用手中的權力，堂而皇之地打著辦學習班的旗號，明目張膽地大搞人人過關。可以想見，他們那些昔日的冤家對頭則更是嚴懲不貸。這紙送達工地的命令——調黃如論回學校辦學習班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出的。行前，黃如論先生緊緊握住合夥人土匠的手，低沉地說：
“請多費心了，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這位土匠是位很有些心術的人，他僅僅說了一句“我知道了！”就在熱火朝天的工地上送走了黃如論先生。
十多年來，黃如論先生雖說對所謂批鬥、辦學習班習慣了，但他的態度從不改變，那就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從不違心地做檢査，更不會向強勢屈服。用文人的話說，這就叫江山易改、稟性難移。長話短說，黃如論先生無心參加這次學習班，那些必學的文件和材料也引不起他一點興趣。白天，他想的是工程進度，晚上，他考慮的是這項工程能賺多少錢，除去還貸之外還能再接多大的工程，等等。因此，他在學習班上既不談自己應堅持的真理，也不檢討該修正哪些錯誤，剩下的隻有沉默了。
那時流行一句話：沉默就是無聲的反抗。按照這個定律推論，黃如論先生沉默不語的態度，就是無聲地對抗辦學習班。自然，對抗辦學習班就是死不改悔，死不改悔就要批倒鬥臭。雖說這期學習班的時間一再延長，可黃如論先生依然是沉默不語。最後，學校領導向他宣布：
“黃如論！由於你在學習班上無悔改的表現，經研究並報上級領導批準：解除你任職的民辦教師！”
這對黃如論而言無疑是晴天霹靂，因為從此他就失去了一家三口賴以生存的二十多元薪水。尤其當他想到再也聽不到孩子們那甜甜的讀書聲的時候，遂又禁不住地愴然淚下，幾乎是一步一回頭地走出了學校大門。
是天意安排，還是人為巧合？正當黃如論先生邁著沉重的步子，向著自己承建的工地走去的時候，他獲悉全部建築於日前完工了。這對黃如論先生而言真是天大的喜訊啊！他很快趕到工地，望著被海軍領導評為優質工程的建築，淚水衝開了情感的閘門，無聲地順著麵頰淌了下來。就在這時，那位合夥人土匠走到黃如論先生的跟前，冰冷地說：
“由於你有政治問題，這項工程已經和你沒有關係了，所以賺得的錢也就沒有你的份了！”
黃如論先生聽後猶如五雷轟頂，幾乎就要暈倒在地。“天哪！這世上還有真理嗎？”但是，他堅強地挺了過來。他站在工地上一動不動，望著大步離去的合夥人土匠的背影，不由自主地握緊了右拳，自責地說了一句：“真是知人知麵難知心啊！”當他緊握的右拳慢慢地鬆開之後，才又憤然自語：“我該怎麽辦啊！”
二
黃如論先生精心施工的第一項建築工程就這樣結束了！進而成為“我要賺錢”的開始，並由此打開但是，他做夢也不曾想到出師不利，自認為更為嚴重的是，他由此還欠了一屁股難以還清的近似高利貸的債。多年之後，我懷著極大的好奇心問他：
“說實話，你當時是怎麽想的？”
黃如論先生不無慘然地一笑，淡淡地說道：
“從失敗的教訓中加以總結，以利再戰！”
我為黃如論先生說的“以利再戰”這四個字震撼了！事隔不久，我從他的講談錄中看到了這樣一段文字：“工程做到一半的時候我被抓回學校辦學習班，當我返回工程的時候，那個土匠就把我一腳踢開了。當時我為了承接這個工程借了人家很多錢，如果英雄氣短早就自殺了。”我為了探究黃如論先生此時此景中的精神境界，又曾經有意地向他發出過這樣的提問：
“是失敗的教訓使你變得聰明起來，還是成功的經驗幫你走出的困境？”
“都是，又都不是，因為這項工程僅僅是我的事業的開始，經驗和教訓都不足以成就我一生的大業。”他沉吟片時，遂又對我講了如下這段話，“我認為成功關鍵的因素是做人的品質。我的奶奶、祖父沒有讀多少書，但是做人的道理卻都懂。他們經常跟我講：做人要有誌氣，雞拉出來的屎都有氣，但氣還有正氣、歪氣之分。”
“你從這件事情中，看到自己的身上有著一股什麽樣的氣呢？”我接著問道。
“霸氣！”他突然變得嚴肅起來，凝思片時，又堅定地講了如下這段話，“在組織實施這項工程的過程中，我的霸氣，我的野心，我什麽都要做第一的性子都顯露出來了。我想，隻要有了這種永不服輸的霸氣，失敗了還可以再從頭做起。”
“了不起！”我下意識地說道。
“不！從某種意義上講，叫逼上梁山。”他說罷些無奈地搖了搖頭，繼續說道，“當時，我有兩種選擇：一個是和這個合夥人理論出個孰是孰非，一個就是吃一塹長一智，這件事情就算我交了一次學費。最後，我經過深思熟慮，毅然決定：應該賺的錢不要了，我借的錢一定要還。”
“可你用什麽還呢？”我有些焦急地問。
“爬起來，再幹！”黃如論先生斷然地答說。
好一個“爬起來，再幹！”黃如論先生說到做到，從此不再提這件傷心的往事，也不去講這個合夥人如何，遂又背著一屁股債尋覓新的發財致富的工程去了。
俗話說得好：“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黃如論先生與土匠合夥承包海軍工程的事在羅源、連江等地很快就傳揚開了，幾乎是眾口一詞：“土匠不是個東西，黃如論是條漢子！”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黃如論先生經商的人格和品質在羅源、連江一帶得到了普遍的認同。自然，當地的駐軍首長也漸漸地知道了真實的情況。由於軍地有別，時過境遷，部隊首長除去私下譴責那位土匠辦事不地道以外，遂又把同情的目光投向賠了錢的黃如論先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一位河南籍的海軍教導員覺得黃如論為人不錯，應當幫助。所以，他主動地找到黃如論先生，真誠地說道：
“我們部隊有個倉庫是我戰友管的，我把你介紹給他，裏麵有一個打石頭的工程，就介紹給你去做吧！”
這就像是天上突然掉下了餡餅一樣，可把黃如論先生高興壞了，他當即就接下了這項打石頭的工程。多年之後，他深有所感地對我講了這樣一段話：
“通過這件事，我認識到人格的魅力和道德的力量。誠信，不僅是經商者所遵守的最高遊戲規則，而且也是唯一正確的發財致富之路。”黃如論先生滿懷喜悅地回到自己的故鄉馬鼻，他振臂一呼，幾十個懂建築的子弟兵再次雲集在他的麾下。首先，他嚴肅地告訴大家：這次承包的工程主要是開山取石，必須注意安全；其次，嚴格紀律，一切行動必須聽他的指揮。最後，黃如論先生下達了出發的命令，在他的率領下有的拿著開山用的工具，有的押送放炮用的炸藥，浩浩****地向大山下的工地進發了！
事後追論，黃如論先生從第一次承建海軍工程的時候，就充分顯露出他的組織才能。可以斷言，他當時如果沒有離開建築工地，工程進度將會更快，質量也會更好。究其根源，他有意仿照解放軍的辦法組織和管理建築工人，並嚴格實施具體的建築計劃。用當時最時興的話說：一切軍事化。這次承包的工程是放炮開山，取石運料，不僅消耗體力，而且風險又大，稍不留意，就有可能出現人命關天的大事。為此，他繼續向解放軍學習，不僅製定了嚴格的組織紀律，而且還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規章製度。多年之後，我來到羅源縣采訪，親耳聽說在開工那天，黃如論先生就像是一個威嚴的指揮官站在隊前，大聲宣布：
“我是這項工程的承包人，也是這項工程最高的指揮者，你們必須服從我的指揮！全都聽明白了嗎？”
“聽明白了！”
“很好！下邊，各就各位，開始！”
隨著黃如論先生那長長的右臂向前方擊去，幾十名子弟兵分組跑向各自作業的地點。接著，漫山遍野就響起了敲擊山石的聲響。翌日清晨，工地上顯得是那樣的寂靜，黃如論先生逐一檢査完安裝好的雷管，然後揮動手中的信號旗，吹響了警戒的哨聲。接著，他走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大聲下達了放炮開山的命令。他聽著那“轟、轟”的連續爆破聲，望著山坡上冒起的一團又一團的白煙，其內心的激動是別人難以體驗的。不久以前，我在陪同黃如論先生南下的路上曾經問他：
“可否這樣說，這隆隆的開山炮聲，宣示了你的第二項工程已經初戰必勝？”
“不！它宣示了‘我要賺錢’的夢想已經初戰必勝！”黃如論先生十分自信地說罷又笑了笑，說道，“當然，後邊還有很多傷腦筋的麻煩事。”
由於黃如論先生以身作則、雷厲風行的作風，使得開山取石的工程進行得又快又好，且又沒有發生一起重大的施工事故。隨著黃如論先生把一車又一車石頭運抵部隊的倉庫工地，他也陸續地換回了一遝又一遝的鈔票。很快，他不僅還清了那筆冤枉債，而且跟著他幹的子弟兵們也賺得了錢。更為重要的是，他在駐軍首長的心目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譽。
俗話說得好，信譽就是最好的品牌。就在黃如論先生主持的打石頭工程尚未結束的時候，駐軍首長又把砲牆、建房等建築任務交給了他。同樣，他仍以髙度負責的態度精心施工，搞好各項工程的建設。隨著時間的推移，黃如論先生在羅源地區的名聲大噪，主動送上門來的工程也就越來越多。為了適應和完成這越來越多的工程，他的建築隊伍也就隨之擴大，結果嘛，他賺的錢也就越來越多了。多年後，他不無感慨地對我說了如下這段話：
“後來，我在羅源就以打石頭這個項目為基礎，承接了其他工程，賺得了一些錢。用商界的話說，我是在羅源起家的，也是在羅源淘得並不算多的第一桶金。”
這時，黃如論先生才是一個尚不滿26歲的小青年。
自粉碎“四人幫”開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民間興起的建築隊伍猶如雨後的春舞遍及大江南北，但絕大多數處於一種自發無序的原始狀態。過來人都清楚，在那個特定的年代裏，誰的所謂“路子野”誰就能找到建築項目，自然，誰就是這個項目的承包人（行業中稱這種承包人為包工頭）。接著，包工頭再根據承包的建築項目的大小到社會上招兵買馬，購進必需的建築材料和工具，然後再進行施工。一旦承包的項目完工了，包工頭把賺得的大把的錢裝進自己的腰包裏——同時也要分一些給參加建築的工人，然後就宣布散夥了。可以想見，像這種自發無序的原始狀態的建築隊伍，由於他們一沒有資金，二沒有技術，三沒有設備，所以他們隻能承建打石頭、砌牆，或修建一般的倉庫、營房等較為簡單的工程。像建造高檔的社區樓房、賓館、禮堂等，就隻能仰仗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級的建築隊伍了。
誠如前文所述，黃如論先生正因為有著永不屈服、敢為人先的性格，所以他在事業發展的道路上也必然有著永無休止的追求。當他在羅源完成建築行業最原始的所謂資本積累以後，很快就又思索如何才能拓展自己的建築事業。換句話說：如何把自己的這樣一支時聚時散的建築隊伍正規化。對此，我曾笑著對他說過這樣一句玩笑話：
“那就是要結束這種打遊擊戰的建築模式，像國有建築行業那樣打堂而皇之的正規戰了！”
黃如論先生聽後卻十分鄭重地點了點頭。接著，我又好奇地問道：“當年，毛澤東主席在完成遊擊戰向正規戰的轉化是有條件的，你當時是怎麽想的呢？”
“我當時清醒地知道，要完成你講的從遊擊戰向正規戰的轉化，必須具備三大要素：資金、設備和技術。在我看來，資金和設備是比較容易解決的，最難的是技術——尤其是我自己不懂建築技術。”
“那你可以請懂建築技術的工程師嘛！”
“不行！”接著，黃如論先生很是真誠地對我說了這樣一段話：“我的原則是：做什麽就要做好什麽，要想做好什麽就必須懂什麽，絕不讓別人牽著我的鼻子走，或者讓我當人家的傀儡。一句話，我絕不當領導內行的外行老板！”
“那你懂建築技術嗎？你會看圖紙嗎？”
“不會。”
“那你怎麽辦呢？”
“學丨”
“那你怎麽學呢？”
“上學。”
接著，黃如論先生告訴我：為了弄清建築這門十分專業的學問，他自費進入福建省建築專科學校深造，接受了從理論到實踐的強化訓練，並取得了相應的學曆證書。
對此，我是存疑的。因為我自己不僅苦讀過五年大學，知道做學問的艱辛，而且我的夫人還供職某所名牌大學，教授研究生的課程，深知她的一些所謂的在職學生是如何混得大學文憑的。所以，我近似開玩笑地問道：
“黃先生，你不會像京城的某些領導、老板那樣，利用職位和金錢搞了一張假文憑吧？”
這本來是一句朋友間的玩笑話，出我所料的是，黃如論先生聽後十分惱火，兩隻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著我，非常認真地說：
“你是知道的，我一生最痛恨的事情就是騙人！我得到的文憑是真的。”
“你不要忘了，你隻念過小學，沒有學過高等數學，也沒有學過立體幾何與三角函數，一個自費生，僅僅在學校聽三年的課，你就是超天才，也學不會的。”我也板起了麵孔，當仁不讓地說道。
“你說的全都是事實，但我為了學到真才實學，除課堂聽講以外還有其他的學習辦法，那就是把老師請到家裏來教我，給我吃小灶。”他看著我那認真的樣子又補充說，“在那段時間裏，我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完整的覺，靠著勤奮，把你說的那些課程我全都學完了。”
如果說“性格即命運”這句話是對的，我相信黃如論先生是一定會這樣學習的。如果再聯係到後來金源集團建造的飯店、購物中心等大型建築的設計都是出於他的筆下，我還相信在未來二十多年創業的日子裏，他仍然會在默默地學習這門深奧的建築學問。
黃如論先生還告訴我，他當時在攻讀建築學科的同時，還有意在建築實踐中學習、運用課本上學到的知識。因此，他不僅加深了對課本知識的理解，而且還有力地促進了他的建築事業的發展和壯大。更為重要的是，他還贏得了社會的認同。請看他在這一時期先後擔任過的職務：福建省羅源縣霍口建築社主任，福州市閩都建築工程公司第三工程隊長，福州市鄉鎮建築工程公司副總經理，福建省公安廳恒源商行經理、常務副總經理等。也就是在這期間，福建省建委職稱評定領導辦公室根據他的業務能力、專業技術水平，晉升他為助理工程師，並很快轉為工程師。
這時的黃如論先生還不足30歲。在這期間，黃如論先生不僅沒有放棄對人文科學等知識的學習，而且還刻意地追求和學習做人、經商的道理。說起這方麵的經曆，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講過這樣的話：“我不做任何對不起社會的事情，不做任何對不起員工的事情。我辦公司從來都是誠信經營，依法經營，雖然也被審查過，但都沒有事。”另外，他還主張為人處世“要以德報怨、以容為大，先大家後自己，不要冤冤相報，你打我一拳我也打你一拳，這樣就沒完沒了”。對此，我是認同的。
我畢竟是一位作家，有著與眾不同的視角。把話說白了，我不僅要知道黃如論先生的精神境界，而且更希望了解一些能反映和精神境界有關的情節，作為未來創作的素材。所以，我有意地問他：
“在這些方麵，你能給我講一些有趣的事嗎？”
“可以！”黃如論想了想，低沉地說道，“你還記得吧，當年，有一位公社的領導聽說我結婚要擺酒席，就把我抓回去審査，要我交代資產階級思想。”
‘‘記得，記得-“
“後來，他知道我發跡了，而且還擔任羅源縣霍口建築社主任，主管建築材料，所以就找上門來，對我說：‘如論，當年我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傷害了你，對不起你。現在我老了，房子也快倒了，蓋房子沒有木材，你就批給我幾立方米木頭吧！’”
“你是如何回答他的？”
“殺人不過頭點地嘛，再說他老了，又需要，我當即就批給了他三立方米木頭。”
“他可以滿意而歸了吧？”
“不！他沒有走。”
“為什麽？”
“他站了一會兒，又為難地對我說：你是好人，看在我和我的老伴都快是入土的人了，能不能再批給我們老兩口兩副棺材板啊？”
我聽後笑了，信口說了一句“有意思！”接著，我有些好奇地問道：
“你給他批了嗎？”
“批了！”他說完停頓了片刻，又有些愴然地說，“你是知道的，在農村，老人們最後的願望就是能看見自己死後的棺材板，應該滿足他這一要求。所以，我當即又批給了他兩副棺材板。”
這就是黃如論先生的為人。
這時的黃如論先生剛剛30歲。換言之，黃如論先生曆經五年的努力，不僅賺得了錢，而且還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在當時的鄉鎮企業家中也算是一個成功者。當我再問他下一步發展計劃的時候，令我不解的是，他竟然要放棄自己好不容易才得到的這一切，決定隻身下南洋，到菲律賓去。我聽後有些愕然了，情不自禁地問道：
“你為什麽要做這樣的選擇呢？”
黃如論先生望著我那愕然不解的表情，十分淡定地對我說了兩個字：
“學習！”
“學習？”我聽後怔住了，也下意識地重複了這兩個字。
“對！”
“學什麽呢？”
黃如論先生斬釘截鐵地對我說了這樣一句話：“為了事業有個大的發展，我必須走出去，看看人家是怎樣經營和管理企業的。”
三
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深知農民的局限性——永遠不願意離開生養他的土地。換句話說，隻要沒有失去土地，農民是不會離開自己的故土的。為此，在北方的農村流傳著這樣兩句俗語，一句是：“交了糧，當炕頭王。”一句是：“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坑頭。”它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中國農民對幸福的最高憧憬。也或許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村裏有幾十個和我同齡的小朋友，絕大多數留在家裏種地，養家糊口。盡管他們早年見到我也說：“還是你好啊！”可是他們年過花甲之後又對我說：“回來吧，蓋幾間磚瓦房，比在城裏養老要好！”一句話，故鄉是最可靠的也是最後的歸宿地。
福建省古稱化外之地，加之山多地少，瀕臨大海，百姓們為了生存，遂養成了與北方農民不同的習俗，那就是從古到今就有揚帆出海，到異國他鄉淘金謀生的傳統。但是，一旦在國外賺了錢，他們就葉落歸根，或光宗耀祖，或造福於家鄉。一句話，月是故鄉明啊！
從曆史上看，無論是在南疆還是在北國，中國農民也有相同之處，那就是家有黃金萬兩，決不背井離鄉。換句話說，中國有錢有勢的地主不遇上鬥老財、吃大戶的農民大革命，他們絕不會舉家遷往國外的。黃如論先生當時的資產尚無黃金萬兩，當然如果以當時富有的標記“萬元戶”為計，恐怕遠遠超過了。另外，從他事業的發展態勢來看更是不可限量，賺得所謂“黃金萬兩”也並非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可他為什麽要違背“家有黃金萬兩，決不背井離鄉”的古訓，自覺地拋棄已經得到的一切，隻身出國闖**南洋呢？仔細回想起來，這和我們國家當時的大背景是有著直接的關係。請看：
自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之後，曆經兩年多的思想大辯論，黨中央於1978年12月召開了劃時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的路線。從此，封閉多年的國門打開了！中國人——尤其是青年學子和商人相繼出國求學和經商，許多旅居世界各地的愛國華僑也陸續回國，多數是為了尋根或探親，少數則是為了尋求商機。就這樣一出一回、出出回回，冷清多年的中國海關開始忙碌起來。這就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國突然之間形成的那股進出中國的大潮。結果，中國人——尤其是沿海地區的老百姓不僅聽到了有關世界各國的傳說，而且還在市場上見到了“老外們”使用的各種洋貨。雖說這些琳琅滿目的洋貨多數是通過走私流進國門的，但它卻使封閉有年的中國人的眼睛一亮，禁不住地會發出這樣的美：“洋貨真好！”我記得那時連抽三五牌香煙、喝XO酒都變成了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征了。因此，當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談論外國成了一種時尚，在沿海地區爭相出國也很快蔚然成風。
在改革大潮的衝擊下，黃如論先生很自然地會想到下一步的路應該如何走，在出國大潮的波及下，黃如論先生也必然會想到出國能學到什麽。他思考如何把自己的建築隊伍從“遊擊隊”轉為“正規軍”的時候，經常向回國探親的華僑發出這樣的提問：外國企業是如何經營管理的？隨著時日的推移，他那顆習以思考的大腦逐漸形成了這樣的定見：中國未來企業要想做大、做好，絕不能走國有企業的老路。可是，剛剛興起的中國私有企業應該走什麽樣的路，未來會有一個什麽樣的結果？實事求是地說，他當時的看法是悲觀大於樂觀的。把話說白了，一旦國內的政策發生了變化，不僅會斷了黃如論先生的生財之路，而且賺得的血汗錢也會立時化為泡影。為此，走到人生十字路口的黃如論先生不得不發出這樣的提問：在瞬息萬變的形勢下，如何才能安全地實現“我要賺錢”的理想呢？他得出的結論：唯有出國，如何才能學到世界一流的企業管理經驗昵？也是唯有出國。由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黃如論先生出國的目的有二：一是安全地實現“我要賺錢”的理想，二是學習外國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不久以前，他對我講起這段經曆，依舊是感慨萬千地說了這段話：
“當時，我真的很想了解外部的世界，也十分自信到外國能闖出一片天地，賺得更多的錢。當然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吃苦，要學習——尤其是要學習外國先進的企業管理。就這樣，我帶著自己的積蓄，在朋友的幫助下於1981年去了菲律賓。”
這一年，黃如論先生恰好是30歲。
三十而立，這是孔夫子講的，兩千多年以來被人們尊為金科玉律。但是，黃如論先生卻違背孔夫子的教誨，在而立之年去了菲律賓，夢想在異國他鄉闖天下——而且還自信能闖出一片新天地，賺得更多的錢，用當時的話說，真可謂是敢想敢幹啊！然而現實卻是殘酷的，對任何人絕不講半點情麵。盡管黃如論先生在國內做好了吃盡人間一切苦的準備，可是到了國外人生地不熟，兩眼一抹黑，有些難言之苦他想都不曾想過。對此，我作為一位作家是可以想見的。另外，我站在作家的立場上，從獨立的藝術視角出發，遂又好奇地發出這樣的提問：
“你步出國門的那一刻有什麽感受？”
黃如論先生聽後說了一句“一言難盡啊！”接著，又愴然一笑，說道：
“這是我第一次出國，而且是一個人，就像是坐上花轎的大姑娘那樣，既舍不得娘家，又不知道婆家，七上八下的，說不清是個什麽滋味！”
“你走進菲律賓國門的那一刻又有什麽感受？”
“沒有一點好的感受！”
“為什麽？”
“因為我不懂英語，去菲律賓進海關時連英文表格都不懂得填寫，弄得一個小時都進不了關，人家卻一會兒就過去了。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就清醒地知道，若想在菲律賓闖**天下，第一個難過的關口就是語言。”
菲律賓是一個曆史悠久的國家，由於曆史的原因，當地的百姓講的是菲律賓話，上層社會則通用英語。黃如論先生既不懂菲律賓話，也不懂英語，雖然曆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來到了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卻無法與不同層次的菲律賓人進行交流；另外，也是因為曆史的原因，雖說遠在鄭和下西洋之前就有中國人來到菲律賓拓荒，但在此地居住或發跡的中國人多數是福建閩南人，講的是黃如論先生聽不懂的閩南話，因此，他也難以和在馬尼拉居住或經商的閩南人溝通。沒過幾天，他就清楚了自己所麵對的現實：語言不通，當初奢望一踏上菲律賓國土，就能尋覓到發財致富的商機，真是癡人說夢！又過了一些時間，他終於明白了：不通語言，在馬尼拉連份像樣的工作都難以找到，僅僅靠著從國內帶來的那點積蓄是支撐不了多少時日的。怎麽辦呢？黃如論先生清醒地知道擺在自己麵前的隻有兩條出路：一條是打道回國，這是為他的性格所不允許的；另一條就是實事求是，改變出國前那些不切實際的設想，當一個普通的出國華僑，從基層一步一步地做起。同時，在做的過程中學習語言，廣交朋友，再尋找發財致富的商機。最後，他毅然而然地選擇了後者。不久以前，我讀到了一篇記述黃如論先生艱難創業的文章，它是這樣描寫黃如論先生的這段經曆的：
“那年，隻身來到菲律賓時，風餐露宿，曾幾餐吃不上飯，熬盡人生所有艱辛。有一夜，因為沒錢住旅館而露宿公園，他數著天上的星星，度過一個不眠之夜。他記得就是那一夜的苦思人生，使他更加心明眼亮——從來沒有救世主，一切都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奮，才會擺脫困境。他站了起來”
然而，黃如論先生如何才能走出他在馬尼拉的人生第一步呢？他的一位朋友曾對我講過這樣一段話：
“那時，黃如論先生在馬尼拉聽不懂人家說什麽，也看不明白人家是如何賺錢的，更為嚴酷的是，他找不到一份稍微體麵的工作。最後，他為了生計，隻好在一家華商開的紐扣廠賣苦力，打零工。咳！黃如論先生在這期間可受夠了人間的苦啊！”
“黃先生，你知道嗎？毛澤東在政協會上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他尚不滿56歲。”
“知道！所以我很敬重毛主席。”
“你現在也恰好是不滿56歲啊！”
“這僅僅是年齡上的巧合！”黃如論先生說罷又誠惶誠恐地說道，“他是偉大的領袖，我是一個普通的商人。”
或許當時我情有所感，又禁不住地告訴黃如論先生：我曾經在一個很嚴肅的場合講過這樣一段話：“請想想看，你們一生的奮鬥、追求，能當上宣傳部長嗎？能當上《人民日報》的主編嗎？就算你們當上了，一旦與當政者發生了救國之路的分歧，你們能拋棄這些高官厚祿嗎？你們能做到率部上山爭天下嗎？”黃如論先生聽後問我：
“聽講的人有何表示？”
“那天聽我講演的近千隻眼睛一動不動，禮堂裏真是安靜極了！”
“你是如何看待這件事的呢？”
“我認為這就是毛澤東的革命氣魄，沒有這樣的氣魄，就不會造就一代偉人，也不會締造一個新中國！”
當然，黃如論先生無法與毛澤東同日而語。但是，當我想到他敢於拋棄在國內已經得到的老板的地位，隻身跑到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幹起最底層的活的時候，我認為也是需要有些氣魄和膽識的。為了從更深的層次挖掘黃如論先生的思想境界，我又認真地問道：
“事無大小，但道理都是相通的。如果說當年毛澤東為了得到一個新中國，他毅然和國民黨決裂，並與蔣介石爭天下，那麽你為什麽要拋棄在國內得到的一切，隻身跑到菲律賓馬尼拉賣苦力呢？”
黃如論先生再次表示十分敬佩毛澤東的氣魄和膽識，也說明自己僅僅是一位商人，既沒有毛澤東的氣魄，更沒有毛澤東的膽識。接著又說了如下這段話：
“我們老家有一句古語說得好：‘家無流浪子，官從何處出？’所以，我認為如果有本事，就要走出去，改變家庭的曆史，學習有本事的祖宗。自然，這不僅是一個人的膽識，而且也有一個境界問題。我一向認為：不主動舍去得到的一些東西，就不會得到更多的東西。”
誠如前文所述，黃如論先生清楚自己來到菲律賓馬尼拉的地位和身份’本著做什麽就做好什麽的原則，遂開始在這家華商開設的紐扣廠打零工。那時，他雖然語言不通，暫時沒有辦法和同事們進行交流，但那時的他年富力強，有著一米八o的身材，有著一身用不完的力氣，很快就靠勤奮的工作贏得了同事們的認同，也陸續交了一些朋友。同時，由於黃如論先生在國內有過當老板的實踐，又有著超乎常人的組織才能。
所以很快就在這家紐扣廠中成了最為突出的“打工仔”。另外，由於黃如論先生會打南拳，會唱閩劇，又有著俠義肝膽、古道熱腸的性格，因而很快就變成了這家紐扣廠打工仔們的核心人物。或許是黃如論先生人高馬大，在普遍又瘦又矮的華工中分外突出，大有鶴立雞群之勢，也或許是黃如論先生不僅幹活不惜力，而且還能自覺地幫著紐扣廠處理一些棘手的問題，不到半年，他就被這家紐扣廠的老板提拔為車間主任。那時，馬尼拉的工人經常罷工，黃如論先生善於處理與工人的關係，在勞資雙方發生矛盾的時候，他經常和他們溝通，化解矛盾，保證了工廠日常工作的順利開展，因此，他得到了老板和老板娘的信任和喜愛，遂升任為紐扣廠的廠長。更為重要的是，他在這兩年不斷的升遷之中，粗通了菲律賓語和閩南話，並在僑商中結交了很多的朋友。自然，黃如論先生也為此付出了比常人多很多倍的汗水。他說到此處，我有意地問道：
“當年，你在國內是靠打石頭起家的，並很快在當地成了有影響的企業家；如今，你來到菲律賓是靠打工起步的，兩年就當上了廠長，是你比別人特別能幹嗎？”
“對！我的確比其他的員工要能幹得多。”黃如論先生凝思片刻，又低沉地說道，“但是，能幹、聽話，隻能做一名優秀的員工，絕不能當廠長。”
“還需要什麽特殊的素質嗎？”
黃如論先生微微地點了點頭，遂擲地有聲地說道：
“做人的品格！”
“品格？”
“對！我認為品格是衡量人的尺子，也是做人的門麵，你有了優秀的做人品格，就可以突破語言的障礙，交到知心的朋友。同樣，你有了優秀的做人的品格，也可以受到上司的賞識，得到提拔和重用。”
“你所講的品格的核心是什麽呢？”
“誠信！’
“誠信？”
“是！對一個企業而言，誠信是立業之本；對一個人來講，誠信是立身之本。隻要講誠信，企業就會由小變大，成為有影響的企業？，隻要講誠信，人就會由窮變富，成為企業優秀的領導。”
“可以！”接著，黃如論先生指出一家企業的誠信品牌，是靠企業全體職工講誠信創造出來的，而全體職工講誠信的品牌，又是靠主管企業的老板講誠信帶出來的。最後，他十分認真地說，“我記得小的時候在農村聽過一句順口溜，叫村看村，戶看戶，社員看支部。它很準確地道出了為人的誠信品格與建立企業誠信品格的關係。”
我為黃如論先生精辟的見解所折服。同時，我也很自然地想到黃如論先生的為人處世與金源集團靠誠信品牌打天下的關係。我進而問道：
“你是在菲律賓學到的這些道理嗎？”
“不！我們的老祖宗早就教導我們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嘛！”黃如論先生說罷又將精誠二字與誠信品牌做了一番比較，然後說道，“精誠也罷，誠信也好，都是對有道德的人講的。但是，一個企業——尤其是大型的現代化的企業要創造誠信品牌，必須建立行之有效的製約機製。這是我在菲律賓、香港等地學到的。”
在黃如論先生的心目中，誠信就是信譽。對此，他曾多次和我講過：“隻有以信譽和實力贏得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尊重，這既是為人處世之大道，也是商海中的大道。在東南亞的華人社會圈子裏，就極為重視人的誠信，即使你沒有資金，但如果你有誠信的聲譽，大家就會願意幫助你，你就能做出一番事業來。”他講到此處突然問我：
“你知道金利來品牌嗎？”
“知道，是曾憲梓先生創造的。”
“對！我聽說曾憲梓先生幼年喪父，白手起家。他在創業初期，盡管資金緊張，但是他為了信守與銷售商之間的口頭承諾而寧願自己吃虧。在這之後，他誠信經營的品格被商界傳為佳話，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同他合作，使他獲得了無限的發展機會，生意如滾雪球般越做越大，由此贏得‘領帶大王’的美稱。這就是信譽的力量！”
我明白了，黃如論先生靠著為人講誠信的品格受到了同仁的尊重，也得到了上司的提拔和重用。同時，他隨著職務的升遷和時光的推移，不僅聽懂了菲律賓語和閩南話，而且還在僑商中結交了更多的朋友。自然，他在菲律賓馬尼拉也看到了無限的商機。
誠如前文所述，黃如論先生隻身下南洋、闖菲律賓是為了賺更多的錢，而且還十分自信能在馬尼拉賺到更多的錢。因此，他一旦看到了可以賺錢的商機是絕對不會放過的。然而他又是一個實際主義者，十分清醒地知道，在異國他鄉把商機轉化成賺錢的企業是需要條件的：第一是要有資本；第二是要獨立門戶建公司，堅辭用汗水換來的廠長的職位。用他自己的話說，來到菲律賓兩年以後，他便走到了人生抉擇的十字路口。
“黃先生，你在馬尼拉選定的第一樁生意是什麽呢？”
“把菲律賓盛產的芒果幹和椰汁銷往香港和中國大陸。”
“你有運輸芒果幹和椰汁的船嗎？”
“沒有。很簡單，我可以租嘛！”
“租船、買芒果幹和椰汁是要很多錢的吧？”
“是的！”
“你是如何解決這筆資金的呢？”
“向僑商借！”
“你靠什麽做抵押呢？”
“信譽。用當地僑商的話說，叫人格擔保。”
黃如論先生靠著這種無形的人格擔保，從僑商中借到了一筆錢，和在馬尼拉新交的朋友合夥辦了一家公司，開始經營外銷芒果幹、椰汁等項業務。那時，中國大陸雖產芒果，但尚無經營芒果幹的業務；海南島雖有大片的椰子林，也沒有加工椰汁的工廠。因此，黃如論先生把菲律賓廉價的芒果幹和椰汁運到香港和大陸之後，就穩賺了一大筆錢。就這樣，“他憑著智慧的天賦，通過精心的資金積累和運作，度過創業旅途中的艱難險阻，創辦了菲律賓友福投資公司、輝鴻實業有限公司，接著又在香港創辦了香港遠岸發展公司、至昌發展有限公司”。
或許是黃如論先生在馬尼拉口碑很好，也或許是黃如論先生事業有成，他很快就成為菲律賓新移民中的一顆嶄露頭角的新星。對此，馬尼拉市政府也是記錄在案的。所以，黃如論先生於1986年就拿到了菲律賓的護照。同年，他回到闊別五年的故鄉，把夫人、孩子接到了菲律賓，有了一個真正屬於他的家。
這一年，黃如論先生剛好35歲。
我作為朋友，懷著濃濃的情誼祝福黃如論先生在菲律賓安居樂業；我作為作家，更想知道黃如論先生在馬尼拉是如何淘得第一桶金的。我記得是在一個夜晚，黃如論先生把我請到他的別墅中，向我講了他在馬尼拉這段十分艱難的創業經曆。我聽後於感動之餘又特別關切地問道：
“黃先生，你這三年的奮鬥成果，算不算是你淘得的第一桶金呢？”
“不算！”黃如論先生說罷莞爾一笑，接著又說道，“充其量算是我在馬尼拉最原始的財富積累。”
“你能告訴我在馬尼拉是如何淘得第一桶金的嗎？”
“當然可以！”黃如論先生說罷看了看手表，“今天太晚了，且聽下回分解吧！”
就這樣，黃如論先生把一個最大的懸念留了下來，讓我作著各種各樣的猜測。
我與黃如論先生相交已經六年了，但他始終不願意談在菲律賓是怎樣淘得第一桶金的。即便明確答應了我“且聽下回分解”，也依然是沒有回音。在我看來，這可能屬於他的商業機密，作為朋友是不應該問的。
也就是在這種無話不談的交往中，我們二人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密切，從相識的朋友變成了相知的兄弟。不知從何時開始，他和其他的朋友一樣稱我為柱子哥，我也改稱黃先生為黃老弟。但是，我依然不問——他也不談在菲律賓淘得第一桶金的事情。
我作為作家——尤其是答應並準備為黃如論先生寫這本書以後，很自然地又勾起了這件往事——了解他在菲律賓是如何淘得第一桶金的。可是我和所有的知識分子一樣愛麵子，或者說是一種自尊心，假如黃如論先生不主動地講出來，我是不會重提這件事的。
謝天謝地，終於等到了這樣的機會，我的這位黃老弟主動開口，向我講了他在菲律賓淘得第一桶金的事情。
那是夏天的一個晚上，黃如論先生來到香山金源商旅中心酒店，把我請到景觀清雅的啤酒花園。在那座不規則的人造湖畔有一把人時的遮陽傘，傘下有一張造型奇特的玻璃圓桌，圓桌兩邊各有一把銀白色的藤椅，桌麵上那兩隻驅蚊用的燭光隨風搖曳，真是別有一番情調在心中！
突然傳來“嘩”的一聲，隻見湖中心那三組噴泉射人高空，組成了不同的造型，在水下不同顏色的燈光的輝映下，真是漂亮極了！我與黃如論先生穿過啤酒花園那條彎曲的甬路，隨意地坐在了那張玻璃圓桌兩邊的藤椅上，一邊聽著埋在地下的音箱傳出的或近或遠的古典音樂，一邊品著香茗自由地交談起來。我清晰地記得，那天晚上我們談話的主題是商場和官場的關係。和往常一樣，我是當然的主講人。
在我的理念中，自從有了國家以後，遂逐漸形成了掌控國家各級權力的中心，而掌控國家各級權力中心者便是大小不等的官員。從天之驕子皇帝到多如牛毛的小小裏長，構成了一個十分嚴密的官僚機構，俗稱官場。盡管曆代統治者都打著民為國本、官為民子的漂亮旗號，但在大小官員的心目中——包括普通老百姓都認為官為尊者。因此，望子成龍、衣錦還鄉、學而優則仕等便成了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標。
由於曆史的原因，商人是沒有政治地位的。即使到了英國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初期，重商主義者依然為擠進權力的核心奮鬥著。隨著時代的推移，商品的流通，世界各國的商人越來越多，遂形成了一個沒有官場那樣等級森嚴的商場。也是由於曆史的原因，古今中外、男女老少都懂得這樣一個道理，錢能通神。用中國商人的話說，有錢買得鬼推磨；用普通老百姓的話說，誰和錢有仇呢！因此，以錢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商場為各方注目，且又長盛不衰。至於那些活躍在商場中的商人們，無時無刻不在演義各種商海中的傳奇，成為普通百姓街頭巷尾的談資或笑料。
“黃老弟，據我所知，商人一尤其是大商人是非常懂政治的，其中也包括閣下在內。”
黃如論先生讚同地點了點頭。
“商人不懂政治，一定賺不了大錢，這是為曆史所證明了的。”我凝思片時，把講話的語氣一變，有些沉重地說道，“但是，商人——尤其是那些自視懂政治的商人卻不可玩政治，否則絕不會有好下場。”
黃如論先生聽後沒有表示什麽，隻是他那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動不動地看著我，似乎想聽我講出個所以然來。
“老弟，你應該知道吧，在中國先秦時代有兩個最為著名的商聖？”
“知道！一個叫範蠡，一個叫呂不韋。”
“對！先說第一個商聖範蠡，他早年經商，靠著與政界不同尋常的關係賺了不少的錢。後來，他就棄商從政，介入曠日持久的吳越爭霸之戰。殘酷的戰爭——最高級的政治形態使他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如果再繼續玩自己左右不了且已經厭倦了的政治，很可能就會身敗名裂。他曆經深思熟慮，斷然作出決定，帶著心愛的美女西施出走。日後，他避亂於深山，靠著經商賺得的錢和西施一起安度一生。這就是有名的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故事。”
黃如論先生聽後笑了，信口說了一句“好一個聰明的商聖！”他沉吟有時，接著又說道：
“柱子哥！接著再講第二個商聖呂不韋。”
“呂不韋，應當是我們直隸人氏，他自幼聰明過人，從祖上就和當地的官家有著不錯的關係，因此他在早年就和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清楚戰國後期最需要的商品是戰馬和布匹，遂利用各種關係——尤其是官辦的邊防貿易等特殊的關係，千起了販賣布匹和匈奴戰馬的買賣，很快就成了富甲一方、一擲千金的商賈。時人皆知，呂不韋有著極強的政治野心，於吃喝玩樂之中坐看天下風雲變幻，不失時機地把手中的金錢當成了賭注，玩了一把最大的政治——借秦國一統天下的大勢達到他統馭全國的目的。這就是呂不韋做的最有名的玩國家的大買賣。結果，隨著秦朝的建立，他很快就死在了自己的兒子秦始皇的手裏。換句話說，這就是呂不韋玩政治的必然結果！”
“柱子哥，你是如何看待清朝末年大名鼎鼎的紅頂商人胡雪岩的呢？”
“一言難盡！”
“舉例說，胡雪岩為什麽成了徽商的代表人物？他真正的發跡原因是什麽呢？難道他贏得紅頂商人的聲譽，也和清朝末年的政治有關係嗎？”
“簡而言之一句話，都與政治有關。”
我說罷沉思片刻，遂扼要地指出：胡雪岩在商界小有名氣之後，遂與設在上海的外國銀行發生了關係。恰在這時，腐朽的大清王朝無力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乞求洋大人從旁相助。投在左宗棠麾下的胡雪岩借籌措軍餉，向西洋人設在上海的銀行借貸數筆，趁機拿了大量的回扣。很快，他不僅成了左宗棠麾下的財神爺，而且搖身一變成了鎮壓太平天國的功臣。之後，他追隨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衙門，繼之又奉調平定“西撚”和征討新疆，這位胡財神又靠向洋人借款拿了一筆又一筆回扣。等到左宗棠班師回朝、加官晉爵之時，胡雪岩也被賜身穿黃馬褂、頭戴紅頂花翎。最後，我以毋庸置疑的口氣說道：
“看！胡雪岩在商場和官場的發跡靠的都是政治。”
黃如論先生信服地點了點頭。
“但是，我必須指出的是：胡雪岩最終在商場和官場的失敗也是因為政治。”
“對！胡雪岩發跡之後，自恃手中的資本雄厚，妄圖一統商場，成為商界的龍頭老大。他的行為既得罪了洋人在華的利益，也妨礙了清末一些達官顯貴們發財。結果，他在內外勢力的勾結和打壓之下，很快就宣布破產了！”
“完全正確！”我說罷看了黃如論先生一眼，又說道，“這也再次證明我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聰明的商人一定要懂政治，但不可玩政治。然而大小商人們的悲劇是，一旦有了錢，他就想左右政治，甚至是玩政治。結果嘛”
黃如論先生聽後似有所悟地笑了。
我看著黃如論先生的笑靨也忍不住地笑了。
也就是在這次談話行將結束的時候，黃如論先生突然話鋒一轉，有點幽默地說：
“柱子哥，你不是想知道我在菲律賓是如何淘得的第一桶金嗎？說來也很簡單，用句老話來形容，那就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我聽後一怔，下意識地感到：黃如論先生在“得來全不費功夫”的背後有著難言之事。套用作家的行話來說：有戲！我故做驚詫狀地問道：
“為什麽？”
“因為和當時菲律賓的政治有關。”
“可以告訴我嗎？”
“當然可以。不過”黃如論先生沉吟片時，又補充說，“我可以和盤托出，但你寫書的時候一定要有所剪裁。”
“行！”
雖說黃如論先生已經拿到菲律賓的護照，但在他的內心深處依然認為這是菲律賓人民的事，與他這位新移民沒有什麽關係。他照舊是白天在公司裏忙生意，晚上回到家裏幫著心愛的兒子黃濤做作業。
俗語說得好：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當年，黃如論先生初到馬尼拉舉目無親，過著睡在公園長椅上數星星的生活時，隻有風雨和他為伴。如今，他靠著奮鬥已經過上了殷實生活，不僅下屬公司顧客盈門，而且家裏也常常是高朋滿座。可能是黃如論先生有著與生俱來的交友天賦，也可能是他對政治有著超乎常人的興趣，遂於不知不覺之中漸漸地融進了菲律賓的上層社會，一些達官政要的子弟也成了他的朋友。一天，一位菲律賓的“高幹子弟”邀請黃如論先生來到蘇比克海灣，指著像藍寶石似的大海問道：
“黃先生，你喜歡蘇比克海灣嗎？”
“喜歡！可這是你們菲律賓國家的。”
這位“高幹子弟”轉身指著瀕臨蘇比克海灣的原美國海軍基地，有意地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