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顆誠信的心的真摯交流序王朝柱著《我心目中的黃如論》002
實事求是地說，黃氏先祖的光輝曆史，對黃如論先生影響非常大。其中宋代大儒黃榦尤然。
說到黃幹，黃如論先生又和我講過下麵的兩段話：
“我很崇拜我的祖先黃餘，他從小就有誠心，不怕苦。有人叫他去武夷山拜朱熹為師，他就走了十幾天到福建崇安，但是朱熹不在家，去了別的地方講學，要兩個月以後才回得來。黃餘就在武夷山腳下等了兩個月。那時候是冬天，天很冷，他隻穿著兩件破爛的衣服。但他不怕苦，一直堅持下來。朱熹回來聽說了，很感動，就收他為弟子，教他學問，後來看他讀書很勤奮，就把學問都教給了他，還把女兒嫁給了他。他就這樣成了朱熹的第一傳人。”
“我從先祖黃餘求學的經曆得出這樣的結論：心誠則靈，自己認為對的就一定要堅持到底。同時，做人要勤勞，人家工作8小時，我就工作12個小時，這就叫勤能補拙。另外，從這時起我還認定若想光宗耀祖，還要像先祖黃翰那樣鑽心讀書。”
我作為一位史傳文學作家，不僅粗知南宋時代的程朱理學，而且對黃餘的生平也略知一二。權且不論黃如論先生講的黃幹經曆是信史，還是黃氏宗族口頭相傳的故事，從我們的交談中可知，他一定學習過程朱理學。為此，我問他：“你所知道的程朱理學是自學的，還是像你的先祖黃榦那樣拜師學到的？”
“基本上是自學的。”黃如論先生答說。
“是看到家譜以後就開始自學的嗎？”
“不！那時，我很快就卷入‘**’了。”
“你在‘**’中又做了些什麽？”
“參加紅衛兵，跟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到大風大浪中學遊泳，喝過不少口水。”黃如論先生說罷幽默地一笑，接著又說道，“事後想來，參加‘**’也是一種學習，使我真正認識了社會和社會中的人，夠我受用終生。”
1966年6月，“**”爆發了！
那時，黃如論輟學在家，尚不滿15歲，恰好處在生命原動力的勃發初期。
在心理學家看來，這個生命原動力的勃發初期，恰好是由少年向青年過渡的開始。在這期間，無論男女都有著很強的好奇心，同時還有著用不完的精力和體力。用作家的話說，是人生的躁動階段，也是所謂人性開始全麵展示——且極力反對遮掩的時期。“**”爆發了，全國數以億萬計的青年工人、青年農民以及大中學校的師生全都變成了尚不滿15歲的黃如論，似乎都處在了生命原動力的勃發初期，其狂熱的表現，就是這種生命原動力勃發初期最好的注腳。
我記得周總理在紅衛兵第一次座談會上說過這樣的話：思潮是無法抗拒的（大意）。事實證明，無論是目不識丁的農民，還是學富五車的教授和學者，一夜之間全都卷進“**”的潮流中。多年之後，我曾經讀過一位譽滿全國的大學者寫的文章，他說自己在“**”的初期，不知為什麽稀裏糊塗地參加了學校裏的一派，還鬧了相當長的一段派性。對此，有人戲稱這位大學者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在我看來則是思潮是無法抗拒使然。如此推論，處在生命原動力勃發初期的黃如論先生，則更是無法抗拒“**”的思潮，一定會積極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進行到底！”
黃如論出身貧農，是所謂的“紅五類”（一為工人、二為貧下中農、三為革命軍人、四為革命幹部、五為革命烈士）。再者，他的伯父是紅軍，按照當時的說法，侄兒也就成了紅色子弟。用當時的話說，黃如論是紅得發紫的雙料“紅五類”。經過“**”的人都知道，雙料“紅五類”是“**”的主力核心，自然也是紅衛兵中衝鋒陷陣的大小頭目。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尚不滿15歲的黃如論一定是連江縣最早的一批紅衛兵。如果說性格即命運是真理的話，我們依然可以從今天黃如論先生敢為人先的性格推測而知，隨著“**”向縱深發展，那時的黃如論一定會變成連江地區一派紅衛兵組織的小頭目。
在舉國上下陷入“**”造成的混亂年代中，不幹幾件錯事、不說幾句違心話的人是沒有的。因此，我作為一個“**”的親曆者和見證人，向來主張這是我們民族的災難，不要過分追究這派或那派的責任，更不要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懲罰個人。就這個意義上講，我最鄙視那些在今天撰文有意吹墟自己是“文革”中的聖人，刻意把自己塑造成全民都濁他獨清的先知先覺。他似乎忘了自己當年也曾聲撕力竭地高喊萬歲、打倒所謂走資派的口號，一點也不臉紅地說自己最反對緊跟旗手鬧革命，等等。我說上述這番話的目的隻有一個，沒有必要去探究我們的傳主黃如論先生在“**”中的經曆和表現。
家貧出孝子，國難造英雄。就說自鴉片戰爭至新中國成立這一百多年的曆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為了尋求民族複興之路，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就說被稱之為民族災難的“**”吧，從某種意義上說也造就了一批活躍在當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麵的治國之才。黃如論先生能走到今天，其中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從反正兩個方麵接受了“**”的經驗與教訓，並從中感悟出為人處世、造就事業的大道理來。
關鍵，還是善於向社會、向人生學習。
誠如前文所述，少年黃如論最渴望的是學習。當他臂戴紅衛兵袖章，高聲唱著“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衝進“**”洪流中去的時候，具有“**”特色的文化向他撲麵襲來。概括地說，那就是手捧紅寶書，無論是召開批鬥大會，還是例行的“早請示，晚匯報”，都要朗朗背誦毛主席的語錄；走上街頭，除去看見大人小孩在跳所謂的“忠字舞”以外，還有多如牛毛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演出，表演的節目全國都一樣，不是樣板戲就是那幾十首有名的“文革”歌曲。事後追論，在政治上，這些具有“**”特色的所謂文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藝術上，卻有著很強的藝術生命力。暫且不論八個樣板戲的成敗得失，就說這幾十首有名的“文革”歌曲吧，也是相當深入在“文革”中成長的那一代人心中的。就這個意義上講，我相信這些充滿“文革”特色的文化對黃如論先生的成長，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說到此處，有兩件事情令我震撼：
其一，我記得前幾年出國訪問，參加一個多為“文革”後出國謀生的朋友的集會，他們十分動情地放聲唱起了“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從草原來到天安門”最後，他們竟然唱得熱淚盈眶，有點泣不成聲了。當時，我曾發出這樣的自問：“他們為什麽要唱這些歌曲呢？難道忘了‘**’對他們造成的創傷了嗎？”我至今也沒有找到答案。
其二，今年夏天，我隨黃如論先生登臨南嶽衡山之巔，參拜火神祝融氏廟。當我們虔誠地敬獻香火之後，黃如論先生望著無邊無際的滾滾林海，聽著時遠時近的聲聲林濤，他突然舞興大發，拉來一位同行的不懂“文革”文化的女士，先擺了一個拿起筆做刀槍的舞姿，繼之又做了一個揮手指方向的英雄狀，還興味盎然地讓同行的攝影師拍照留念。我當時被他這種忽發奇想、與參拜火神廟那種肅穆氣氛極不協調的行為怔住了，禁不住地自問：“黃如論先生為什麽要在火神廟前跳‘文革舞’呢？難道僅僅是率性而為的性格使然嗎？”現在想來，很可能是黃如論先生用佛理禪語洗心之後，麵對廟前那些極其虔誠的芸芸眾生，驀然之間得到了一種人生感悟，遂又與潛存在頭腦中的“文革”文化發生了某種碰撞，使他身不由己地在廟前做出這些驚人之舉。
隨著“**”向縱深發展，黃如論先生也在“文革”煉獄之火中漸漸長大。他手中的紅寶書變成了四卷合訂本《毛澤東選集》？’他從朗朗背誦毛主席語錄，變成了潛心拜讀雄文四卷。通過長年交談，我深感毛澤東的哲學著作、軍事著作對他影響是很大的。當我認真讀完黃如論先生的煌煌大作《為人處世與企業管理》後，第一感觸是：通篇充滿辯證法。我終於明白了，黃如論先生的文化積澱帶有很強的時代特質，是他在“幹中學”中弄懂了毛澤東思想的真諦，並成功地運用在商海之中。同時，還化作了團結同誌、製勝對手的精神法寶。對此，我將在本書後麵的章節中詳述，略。
如果說“**”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造神運動，那麽所有有意或無意、清醒或盲目地參加這場造神運動中的絕大多數人——尤其是青年人，對毛澤東陷入了近似宗教式的崇拜，一時間，在“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的號召下，於不知不覺中把這場造神運動推向巔峰。我們借用比較宗教學的一般規律，嚴肅地審視不同宗教的興起階段，將會發現一般的信徒們最感興趣的不是教宗和教義，而是最想知道自己信奉的通天教主的生平和業績。其中，尤其是那些鮮為人知的秘聞則更是信徒們所樂知的。就這個意義上進行分析，“文革”中廣為流傳有關毛澤東的各種傳說、傳記也是符合規律的事了。可以想見，紅衛兵時代的黃如論不僅對毛澤東無限崇敬，而且還開始認真地研讀有關毛澤東革命業績的書稿。就是日後到了國外，他依然對毛澤東的一生很感興趣。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之間的談話也常常是以毛主席的曆史功過為中心。另外，隻要翻一翻黃如論先生在今天的講談錄，我們就會發現他經常拿毛澤東來自比。例如，他最愛說毛主席當過小學教師，我黃如論也當過小學教師，等等，不一而足。
與此同時，在“**”的中期，還有一種文化現象令人深思，那就是隨著全民大唱語錄歌時代的漸漸逝去，代之而起的是各種版本、不同藝術風格的毛澤東詩詞歌曲又悄然興起，而且很快就唱遍了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從此，全國又掀起了一場普及毛澤東詩詞的文化運動。我記得那時，全國的大人小孩都會背幾首或幾句毛澤東詩詞。據我的推測，黃如論先生也就是在這時才愛上毛澤東詩詞的。我為什麽不說黃如論先生喜歡上毛澤東詩詞，而是說他愛上毛澤東詩詞呢？請看我的道理和根據：
平時，我們二人交談，像毛澤東的“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等著名詩句，他能運用自如，脫口而出；就是他在金源集團作工作報告的時候，也經常仿毛詩吟它一首，借以抒發自己胸懷大誌，或鼓勵同仁奮起共進。去年，他在昆明世紀金源大飯店開業典禮大會上的講話結束的時候，就即興賦了如下這首《卜算子》：
“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世紀城**獨好。茫茫人生路，苦盡甜來又一春。汗馬功勳誰不想，旨在機遇帷幄中。四輪戰役今何在，獨有英雄下夕煙。千秋偉業靠誰闖，締造廣廈千萬間。”
我不想評議黃如論先生即興之作《卜算子》的藝術品位，隻想說明他的為文氣質、為業氣魄都受到了毛澤東的影響。由此可知，黃如論先生的確是愛上了毛澤東的詩詞。
黃如論先生在處於生命原動力的勃發初期一並由少年完成向青年過渡的階段，全身心地投身到了長達十年的“**”中。在這期間，他不僅受到了“**”的所謂戰鬥洗禮，而且還接受了具有“文革”特色的文化教育。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等於免費上了一所具有“文革”特色的社會大學。在這所社會大學中，他比較係統地學習了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毛澤東那富有生命力的軍事辯證法，對他日後的成功，起到了不可限量的作用！我曾經戲稱：黃如論先生獲得的第一個學位，就是“文革”中的社會大學頒發的學士證書。
對此，黃如論先生也直言不諱地對我講了如下這段記錄在案的話。
“‘**’也讓我學到了很多知識，學到很多文化，因為我跟隨的造反派組織成員都是廳處級幹部、老紅軍、老革命，我在他們的身邊，學到了他們的為人處世，也學到了怎麽寫文章。應該說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家都有很好的教育，一種是儒家的教育，一種是革命傳統教育，就是這些點點滴滴在我的頭腦裏烙下了很深的印跡。”
“**”猶如滾滾東去的長江波濤，真可謂是泥沙俱下，魚龍混雜。身陷“文革”洪流中的億萬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學生，有的奮臂擊水，逆流而上，雖然多喝了幾口水，但終成躍上浪尖的弄潮兒；有的投機鑽營，坑害百姓，雖然得意於一時，但終成沉人江底的泥沙。究其根本，還是在動**無序的“**”中學習做一個什麽樣的人。對此，黃如論先生深情地說：
“我是老區紅軍的後代，伯父是個老革命，我在‘文革’中以伯父為榜樣，學習做一個像他們那樣的人。”
誠如前文所述，隨著“**”的深人發展，紅衛兵時代的黃如論從連江縣城殺到了省城福州。不出所料，又很快成了福州地區一派紅衛兵的小頭目。由於他是紅衛兵中的雙料“紅五類”，所以管理紅衛兵組織的軍代表非常信任他。那時，恰好是紅衛兵在全國大串聯的歲月，乘車不要錢，到任何地方住宿、吃飯也不要錢，真是開中外曆史的先河！我就親耳聽周總理講過，為了保證來北京接受毛主席檢閱的紅衛兵不挨凍，有地方睡，我把自己住的西華廳倒出了一半房間給紅衛兵小將們住。由此，我們可以想見，全國各大城市接待紅衛兵大串聯的任務是何等的繁重。其中，分配住房、領取衣被、劃撥夥食費等等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須由軍代表信得過的紅衛兵來主持、操辦。結果，黃如論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軍代表所倚重的紅衛兵。說起這段經曆，黃如論先生動情地向我講了如下這段話：
“省城鬧革命的時候，我分管外縣來省城的紅衛兵的夥食和後勤。當時要貪汙是很容易的，紅衛兵來福州大串聯的時候，你需要多少，就給你報多少夥食、衣服和被子，我既管公章又管錢，報多少人、夥食多少錢，隻要蓋上公章，上麵就給發多少。但是，我一點都沒有貪汙，應該說我是很忠於毛主席的，還是很廉潔的。所以說我是立誌做好人，才有今天的成就，這也是我從小到大做好人做好事累積起來的善報。”
經過“**”的人都清楚：紅衛兵運動是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在他們的背後，尤其是上到所謂中央文革，下到各級對應的機構，都有著大大小小的各種黑手在操控紅衛兵運動。換言之，紅衛兵隻不過是這些政客、陰謀家手中的玩偶；紅衛兵運動也隻是這些政客、陰謀家想要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所必需的行動。為此而付出代價的是國家和民族，其次就是那些為新中國誕生而幸存在世的老革命，當然還有那些緊跟旗手鬧革命的紅衛兵。就這個意義上講，紅衛兵時代的黃如論也是一個受害者，所不同的是，他雖然身處逆境，依然不忘學習做人的道理。請看他給我講過的一個發生在“文革”中的故事：
“‘**’中，我曾經跟在一批被打倒或靠邊站的首長身邊，其中有好幾位還是廳局級幹部。在他們身邊，我學到了很多待人處事的辦法，也領悟到了在這個社會中為人處世的真諦。有一次，我們這一派紅衛兵被另外一派紅衛兵打倒了’為了保護我們這一派的老幹部，我就匆忙帶著他們向山區跑去。由於行動突然，沒有準備，所以沿途之中沒有飯吃。最後，大家餓得實在是走不動了，我們就坐在路邊想辦法。這時，一位首長好不容易從內衣袋中找到了僅有的一角錢，叫我到對麵買幾個地瓜來吃。但是，當我來到出產地瓜的地邊之後，找不到種地瓜的主人，我就在山坡上挖了三個大的地瓜，接著，又學著當年紅軍的樣子把一角錢放在地瓜秧的下邊。當我走到山口的時候被一個農民抓住，說我偷了他的地瓜。我就像當年紅軍那樣跟他解釋：我是挖了你的地瓜，但我把錢放在了你家地瓜秧的下麵。農民聽了我的話以後，再看看我白白淨淨的像個書生，就相信了，就把我給放了。通過這件事，我真正懂得了當年紅軍為什麽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道理。還是通過這件事，我進一步向老紅軍幹部學到了敢愛敢恨、正直誠信的品質和為人處世的技巧，對我後來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我跟著這些老革命整整三年，對我一生的影響也是很巨大的。”
不久，全國隨著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運動的興起和普及，一批又一批紅衛兵被送往邊疆的農村和牧場，有的當了社員，有的成了再教育的對象，鬧得天翻地覆的紅衛兵運動就此偃旗息鼓了！時過20歲的黃如論先生本身就是農民，遂又帶著一個又一個問號從福州回到了連江縣馬鼻鄉辰山村，沉重地思索下一步該怎麽走。
隨著堅決貫徹、落實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數以億萬計的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尤其是生長在城市的紅衛兵不僅告別了坐火車不用票、吃飯不花錢的生活，而且一夜之間由紅衛兵變成了知識青年。被視為大有可為的廣闊天地——農村和草原等的艱苦生活，很快就把這一代學生身上的狂熱降到了冰點，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曾經天天高喊要做天下主人的革命理想也化作了虛幻的驚夢。可能是存在決定意識吧，絕大多數的知識青年在年複一年、日複一日的麵向黃土背朝天的生活中變得現實起來，他們以及他們的家長通過各種社會關係，利用各種手段——有的女知識青年甚至把自己聖潔的身體都奉獻上，借以達到離開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的目的。簡之，回城變成了他們人生最高的奮鬥目標。我記得在一次出國訪問中遇到了一個當年的知識青年，他感慨萬千地說了這樣一段話：
“農村、草原這個廣闊天地實在是太大了，也太苦了！說它大，我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說它苦，我不知道人世間還有苦。咳！就像京劇《紅燈記》李玉和說的那樣，有娘這碗酒墊底，我什麽酒都能應付了。”
但是，我們的傳主黃如論先生是生於農村、長於貧苦家庭的紅衛兵，他當年帶領紅衛兵大鬧連江縣和福州市是長見識，開拓人生的視野；而今再由省城福州返回連江縣馬鼻鄉是回家，絕對沒有全國大多數紅衛兵那種失落感。如果說有什麽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對自己未來的前程感到茫然。換言之，如果沒有“**”的洗禮，黃如論要麽像自己的爺爺、爸爸那樣安於農耕，至多像其他同鄉青年那樣偷渡去海外。這些年來，他在省城福州大開了眼界，知道了外部的世界有多好，讓他再安於在馬鼻鄉辰山村終生務農已經是完全不可能了！可是如何才0能從家鄉走出去，到外麵的世界打出一塊屬於自己的天地呢？他沒有明確的答案。因此，他於茫茫然中又陷人了人生抉擇的苦悶！
我長黃如論先生10歲，曾經是北京早期紅衛兵運動的參加者，也是京城紅衛兵最大的保守派組織“二司”的發起人，也曾有過作為“反革命”被放逐解放軍農場的曆練，因此對黃如論先生陷入這種人生抉擇的苦悶是理解的。另外，我們之間或許有著共同的紅衛兵運動經曆的緣故，在我們的交談之中，偶然也會說起“**”中親曆的一些事情。記得有一天，我有些沉重地向他講起自己在“文革”中最難忘的一件事：由於派性作怪，我們保守派被造反派打培了，作為保守派的核心人物的我被抄家，一天之中還挨了三次批鬥，站板発，坐飛機，遊街示眾等體罰全都經曆了，各種非人的滋味也全都嚐到了。黃如論先生聽得十分認真，接著又慨然長歎，說了如下這段話：
“我16歲的時候就被人家戴上高帽子遊街，帽子上麵寫著‘反軍小醜反革命黃如論’。那時，我的兩隻手也被綁起來，被逼得跪在地上接受批鬥。”
我聽後苦笑著搖了搖頭，許久說不出一句話來。像我挨批鬥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已經大學畢業，也曾做過對不起另外一派紅衛兵的事情。可是那時的黃如論先生隻有16歲啊！對此，我們二人相對無言，沉默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最後，我低沉地說道：
“苦難，對於一個人、一個國家而言，都是一筆重要的精神財富。我之所以能成為作家，就是能夠正確地對待‘文革’帶給我的苦難，並把這筆苦難轉化為藝術思維，使得我寫的作品更深刻一些。就這個意義上講，我是非常感謝自己擁有這樣一筆苦難財富的。”
黃如論先生十分認同我的見解。他沉吟片時，也講了如下這段記錄在案的話：
“你說得很對，‘**’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很鍛煉人的，它讓我懂得了忠與奸，曲與直，也讓我知道了為人處世的技巧，如果沒有親身經曆這場變遷，很多道理我是不懂得的，所以說不破不立，大破才能大立。”
但是，那時的黃如論先生畢竟從福州回到了家鄉，麵臨著自己一生最為關鍵的抉擇。可以想見，他在回到家鄉的最初階段，依然難以忘懷昔口在省城福州大鬧紅衛兵運動的往事。隨著這種苦悶日子的推移，昔日在省城大鬧革命的往事漸漸遠去，似乎那些所謂轟轟烈烈的革命也都變了味道。我不記得是誰說過類似這樣的話：革命催人早熟。有時，幾年學不懂的道理，在革命的關鍵時期一天就明白了。當我們二人談起“**”帶給我們的教訓時，黃如論喟歎不已地講了如下這段話：
“在‘**’中，戴紅花也戴過了，批鬥也被批過了，我感到很疲倦，覺得中國的人和事實在是太複雜了，絕不是我們這些人所能左右了的。”
黃如論先生是一個閑不住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十分善於自學的人。尤其當他處於精神困惑的時候，他更是借用讀書來轉移這種精神困惑和痛苦。他在家鄉這段相對茫然而無所適從的時間裏，幾乎是天天與書為伴，借用讀書打發這茫然而苦悶的日子。或許正是出於這種原因，他在這期間讀了大量的圖書。
事後，我們反觀他在這段時間裏所讀的書，大多是因破“四舊”而流傳到社會上的一些閑雜圖書。然而善於自學的黃如論先生自有與眾不同的地方，他把讀閑雜圖書也當成了一種學習。正是有了這種學習，他才能在這些閑雜圖書中汲取知識的養分，使他在今天講話的時候做到口若懸河，博古通今。請看他講談錄中的這段話：
“縱觀古今，凡是文武雙全，在曆史上做出一番轟轟烈烈偉業的人，無一不是有道德、有良知、有高尚品質的先賢。例如：春秋時期寫就《孫子兵法》的孫武，高風亮節的樂毅（西漢時期被稱為國士無雙的韓信，能騎善射、驍勇多謀的趙充國；東漢時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以馬革裹屍還的馬援；三國時期橫槊賦詩一世的曹孟德，鞠躬盡瘁、死而已的諸葛亮，忠肝義膽、勇冠三軍的關雲長；唐朝時期創立開元盛世的太宗皇帝，時窮節見、忠烈悲壯的大書法家顏真卿；宋朝時期性情剛正、力挽狂瀾的寇準，精忠報國、壯懷激烈的嶽飛，男兒到死心如鐵的辛棄疾，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明朝時期，千錘萬擊、烈火焚燒的於謙，千秋享廟、死重泰山的袁崇煥；清朝時期，浩然正氣、中流砥柱的曾國藩，橫刀向天、肝膽昆侖的譚嗣同等等，無一不是文武兼備、風流儒雅的外將內相之才。正因為他們有了高人一等的氣節，所以他們的眼光更為超邁，見解更為獨到，能夠做到於內可以文治安邦，於外能夠武功定國；大可縱橫捭闔長袖善舞，細可洞微人燭圓滿通透。”
我們權且不必評議黃如論先生對這些曆史偉人功過的看法，我們僅從上述這段講話中就可以知道他讀過何等多的雜書。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對每一個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定評。如果說他對毛澤東等共產黨人最初的了解是源於“**”，那麽他對中國曆史——尤其是對在中國曆史上有所建樹的偉人感興趣，除去昔日愛聽故事、喜歡看戲以外，恐怕多是來自這些閑雜圖書。因此，黃如論先生通過自學不僅獲得了一張“綠林大學”頒發的曆史學文憑，而且還逐漸形成了英雄造時勢的人生觀。
隨著時光的流逝，黃如論先生為尋覓未來出路的苦悶也漸漸散去了。與此同時，他又開始篩選、研究自己崇拜的曆史偉人以及所創造的學問。首選就是他的先祖黃餘。
黃榦，字直卿，以“勉學”自勵，號稱“勉齋”。黃幹生於南宋，為監察禦史黃瑀的四子。由於家學源遠流長，自幼受到了嚴格的家教。後師從大儒李深卿、林少穎學習儒學和古文詞賦，奠定了深厚的國語根基。後結識朱熹的好友劉子澄，由劉書薦拜朱嘉為師。黃榦“誌堅思苦”的精神令朱熹感動，朱決意培養黃餘為理學的專承者，並把發揚光大理學的熱望寄托在黃幹的身上，同時還決定將仲女許配黃幹為妻。黃榦不負朱熹熱望，成果累碩。朱熹大喜，囑黃榦“更宜勉力”，“吾道之托在此者，吾無憾矣”。朱嘉仙逝，黃餘悲痛欲絕，“守喪三年，不複調官”。在“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的情況下，耗時六年，寫就了二萬餘字的論文《朱文公行狀》，全麵評價了朱嘉一生的經曆和思想。
黃如論先生為高揚黃氏先賢——尤其是他最為推崇的黃幹的為人、為官、為文的光榮傳統，終於得到了黃餘的專著《朱文公行狀》。他懷著無比崇敬之心挑燈夜讀，就像是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突然見到了母乳似的，真是用盡了吃奶的力氣非常艱難地啃這部天書。按照我的推測，他是在啃這部天書《朱文公行狀》的過程中，第一次知道了南宋有名的迫害朱熹等人的“慶元黨案”。當他知道在朝的權奸宣布朱學是“偽學”，朱的門人為“逆黨”，還開列了朱熹等人的十大罪狀，並力主“斬嘉之首，以絕後患”之後，又很自然地想起了“**”中的冤假錯案。為此，他不得不發出這樣的喟歎：“啊！曆史和現實是何等相似乃爾！”這時——也隻有這時，他才第一次明白了什麽叫政治。當他獲知自己的先祖黃榦不怕牽連，義無反顧地隨侍朱熹左右，怒斥權奸“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時，黃如論先生更加堅定了以先賢黃幹為楷模，並暗自下定決心：一定要啃懂《朱文公行狀》這部天書。
首先，黃如論先生啃懂了《朱文公行狀》這部天書的價值，摘其要者是：“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在黃榦看來：能承繼孔子之大任的一二人即孟子和朱熹。所以，黃榦大膽論定“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即微言大義），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以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接著，黃餘又放言“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當黃如論先生想到理學自宋代以後被曆代學子尊為儒學正宗，成為日後八百年官方哲學的現實之後，真是為自己的先祖黃幹有這種大膽預言而驕傲。
我們由上述簡短的引文可知，《朱文公行狀》這部書是何等的深奧，既難讀又難懂。我雖然不是熟讀經史子集的飽學之士，但也在所謂國學大海的岸邊洗過身手，為了弄懂《朱文公行狀》這部書的要義，我的確借助了不少工具書才得以撬開一縫，然仍難窺視全貌。可以想見，隻念過小學、就讀過“文革”社會大學、獲過“綠林大學”頒發的曆史係文憑的黃如論先生想讀懂《朱文公行狀》是何等的難！為此，我行文的時候不僅稱《朱文公行狀》是天書，而且還用了一個啃字來形容其難。事後追論，黃如論先生就是在啃《朱文公行狀》這部天書的過程中，比較全麵地知道了儒學的淵源和發展。同時，他還真正地領略了中國古文那特有的魅力。就這個意義上講，黃如論先生通過啃讀《朱文公行狀》這部天書，等於又自學念完了舊式學堂私塾，毫不誇張地說，他可以拿到一張畢業證書了！
簡之，黃如論先生通過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自學，深深感到學海無涯苦作舟，唯有劈波斬浪朝前行。然而，他又清醒地知道家鄉經濟落後，交通閉塞，入學無門，良師難求，如要繼續求知真是難上加難。為此，他經常獨自一人來到羅源灣，望著從海天相交處跳出的一輪紅日，或遠眺大海中的落日狂濤，思緒似乎飛向了遠方。一天，他由羅源灣的海邊回到家裏，看著那低矮的住房，澎湃的心潮難以平息，遂揮毫潑墨，寫下了這條明誌的條幅：
“水流千裏，怎抵龍遊三尺！”
這時，全國上下正在貫徹、落實要複課鬧革命的最高指示。連江縣馬鼻鄉由於缺少師資，黃如論先生曾經念過六年小學的那所學校，仍然聽不到孩子們琅琅的讀書聲。為了能讓更多的貧窮孩子受到教育，黃如論先生決定傾其所學，主動地承擔起馬鼻小學的教學任務。依我後來對黃如論先生的了解，他的學識和他的能力，是一定能勝任教小學的任務的。另外，他在“文革”中曾四處串聯，八方遊走，和普通的小學教師相比真可謂是見多識廣了！再者，他從小就博聞強記，善於演講，可以肯定地說，他是能夠得到同學們的愛戴的。
那時，各級行政大權多數操控在群眾組織的頭頭手裏，他們一邊高喊要複課鬧革命，一邊又繼續利用派性挑動群眾鬥群眾。其中，那些極具“文革”劣根性的頭頭們隻知視人唯派，用人唯親，而中華民族選賢任能、擇善從之的光榮傳統不見了。可以想見，曾經當過一派紅衛兵小頭目的黃如論先生是一定會遇到麻煩的。
黃如論先生畢竟是一個受學生擁戴的小學教師，且又喜歡好為人師的工作。不久，他辭別了馬鼻小學那些可愛的孩子，來到羅源縣。應該說，羅源縣雖然也是一個在貧困線以下的窮縣，但卻成了黃如論先生人生、家庭、事業的起點。他到羅源縣之後，通過朋友介紹參與承接當±也海軍基地施工建設。在這裏，他結交了不少在羅源的老鄉以及各界朋友。同時，他還認識了未來的妻子方守金。黃如論當時還是一個剛剛創業的青年，方女士也正值妙齡，端莊溫柔，身上洋溢著中國南方女子特有的溫婉賢惠氣質。她的出現，讓黃如論感到欣喜，覺得終於遇到了能夠共度一生，組建一個美好家庭的女性。幾次交往後，他們逐步建立了感情，也漸漸有了默契。黃如論身上有著閩商的典型特質，常年四處奔波打拚事業，在家裏的時間很少。對此，方女士從未埋怨，而是默默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照顧幾個兒女，把家裏上上下下打理得十分周到，從來不因為家務事拖丈夫的後腿。有時，黃如論好不容易回到家，本想享受一下家庭的團圓，但總是會有很多事等著處理。處理完事情，黃如論又該走了。所以結婚幾十年，兩個人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加起來不超過三年。不過，兩人雖然平時話並不多，但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心心相印，感情也格外深厚。在黃如論功成名就之後，方女士依然保持著低調、傳統的生活方式。黃如論在和朋友提及自己的夫人時，也都會用非常尊重的語氣，稱讚她是自己的賢內助，並誠懇地表示，在他的成功中，有一半屬於他這位深深愛戀的夫人。
在交往一段時間後，黃如論先生和方女士相互訂下終身，並選擇了一個不錯的日子成婚，那時，正是鄧小平大搞整頓的時候。
按照中國人的風俗，結婚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因此，自古就有攀比操辦婚事的風氣。正像今天這樣，無論是官家還是商家，把操辦婚事當成了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征。就說是普通百姓家吧，為操辦兒女的婚事，砸鍋賣鐵也在所不惜，目的隻為兩個字：麵子。我沒有査過中國的婚喪嫁娶的曆史，隻知在“文革”中曾把傳統的結婚儀式當做“四舊”給禁止了。即便如此，老百姓還是要請幾桌酒席熱鬧一下的。
經過“**”的人都清楚，那時中國的經濟到了就要崩潰的邊緣。舉例說，一個人一個月有30斤上下不等的糧食，憑糧票購買。同時，還發放半斤肉票、半斤油票、半斤糖果票、半斤點心票等。聽說黃如論就要結婚了，熱心的朋友們省下自己的半斤肉票湊份子，悄悄地準備辦幾桌沒有多少肉的酒席慶祝一下？正當黃如論興高采烈地籌辦結婚酒席的時候，馬鼻公社的當權者下令要他回鄉，接受群眾的批判。理由是結婚大辦酒席，有資產階級思想。那時的黃如論是很有組織觀念的，盡管氣得怒目大睜，可他還是回到了馬鼻公社接受所謂審查。回首往事，他憤憤然地對我說：
“我一個人呆在屋裏接受審査，交代資產階級思想，可在羅源的朋友們還在為我籌備結婚的酒席，我當時真是氣極了！尤其當我想到就要當新娘的妻子，我真是氣得有淚不知向何處流啊！”
也就是在遭受這次特殊的審査中，用黃如論先生自己的話說：“我那時真的對政治厭惡到了極點！”怎麽辦呢？他無限悲愴地對我講了如下這段話：
窮則思變，這是一切窮人內心最為美好的向往，或曰一生奮力追求的方向。
誠如前文所述，黃如論先生出生在農耕之家，窮得連書都念不起，雖說自幼就有著“窮則思變”的夢想，但對他這樣一個窮孩子來說，也隻是一個夢想。
我記得在“文革”前夕參加“四清”運動的時候，經常對貧下中農的骨幹分子說這樣幾句話：“窮則思變，變則通，通則富，富變修。”意思是說，窮則思變是對的，一旦富了就變修也是符合規律的，因此，我們要防止生活富裕了變成修正主義。“**”中，在全國——尤其是在農村有一句喊得最響亮的口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把話說白了，上述兩段話是“四人幫”給全國億萬農民指的方向：寧可受窮，也不變修。現在看來，這兩段話真是荒唐之極，然而在那個荒唐的時代卻被當做真理來吹捧。從一般規律來看，紅衛兵時代的黃如論先生是難辨真偽的，說不定還會大喊幾聲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
但是，生存是決定人的一切行為的先決條件。換言之，再美麗的謊言隻能欺騙一時，一旦謊言危及到人的生存就不攻自破了。例如，當年黃如論先生帶著自己支持的廳局級“走資派”向山區逃跑的路上，餓得隻能用一角錢挖三個地瓜充饑的時候，他不會不問一個為什麽；接下來，他也一定會想一想今後的日子將如何生活下去。事有湊巧，等到黃如論先生帶著這些“走資派”回到省城福州不久，又發生了一件危及到他的安全和生存的事件。
經過“**”的人都清楚，在打派仗的時候撒謊是可以不臉紅的。那時，各級電台天天廣播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最高指示，可是那些大鬧派性的頭頭們卻出於一派之私陽奉陰違，天天在大搞武鬥。這就是最典型的桌麵上談判，桌底下使絆。也就是在“四人幫”挑起的派性大戰中，黃如論先生他們那一派的紅衛兵組織被打垮了。接下來，對立麵的那一派紅衛兵組織又乘勝追擊，對他們不僅進行“宜將勝勇追窮寇”的全麵出擊，而且還要繼續展開“痛打落水狗”的戰鬥。直言之：一是對所謂站錯隊的紅衛兵群眾大搞觸及靈魂鬧革命，再是抓捕被打垮的紅衛兵組織的大小頭頭進行隔離審查，堅決批倒鬥臭，重者還要送交專政機關蹲大牢。在強大的輿論攻心和專政手段相結合的高壓下，到處都是一片白色恐怖。麵對生存的抉擇，那些曾經高喊經風雨、見世麵，為真理而鬥爭的被打垮的紅衛兵，隨即作鳥獸散，一個個忐忑不安地在等待命運的安排。黃如論先生很早就懂得識時務者為俊傑，為了逃避對立麵紅衛兵組織的抓捕，他偷偷地由省城福州回到家鄉馬鼻躲藏。沒有幾天，他又想到自己曾是連江縣紅衛兵組織的小頭目之一，自然所謂的派性冤家也不在少數。換句話說：躲藏在家鄉並不安全。為了逃避對立麵紅衛兵組織的捜捕，經由家人協商，由他的叔叔湊了20元錢，讓他逃到閩東老革命地區古田堂姐家去避難。
“文革”中的農村是非常貧窮的！我記得在農村種地的啞巴哥哥幹一天農活掙10個工分，到年底這10個工分才能分到8分錢；就說我大學畢業後的工資吧，一個月也隻有46元錢。換句話說，20元錢對當時的農民來說可是一個不小的數目。那時，黃如論先生家貧如洗，自己又沒有工作，自然清楚這20元錢的分量。同時，他還明白在躲避搜査的特殊時期，這20元錢又凝聚著全家人對自己深深的愛。那天夜裏，他伸出粗大的雙手，有些顫抖地接過這沉甸甸的20元錢，遂又小心翼翼地藏在自己的上衣口袋裏。接著，他含淚告別全家的親人，轉身走出家門，趁著月黑星稀的深夜，拿著托人買的汽車票，大步踉跑地向連江汽車站走去。天就要亮了，他終於坐上了駛往古田的又髒、又亂，且又人滿為患的長途客車。‘‘文革”之前，福建是一個經濟落後、交通閉塞的省份。其中，閩東革命老區古田等地因群山環抱，水深流急，則更是難以和外部世界溝通。就是到了“文革”時期，聯係福州與古田的也隻有那條異常險峻的山區公路。黃如論先生或許是因為避難出走的心情不佳，也或許是要轉幾次長途客車實在是太累，滿山遍野的茂林修竹引不起他的興趣，崇山峻嶺中的百鳥歌唱他也無睱欣賞，他隻是木然地坐在破舊的長途客車上，微眯著雙眼，下意識地保護著身上那20元錢，忽而倚著車窗睡覺，忽而隨著人流中途換車，希望快一些到達古田縣城，好再打聽去堂姐家的路。
倚窗沉睡的黃如論先生被售票員喚醒，他習慣地揉了揉雙眼，匆忙站起身來，隨著人流走下客車，放眼望去，方知是到了夜幕低垂的傍晚時分了。他活動了一下身子，頓感腹空無力，至此又知整整一天沒有吃東西了。他當即決定：先買一塊烤地瓜充饑，然後再問去堂姐家的路。當他伸手掏錢的時候，驚得出了一身冷汗，放在口袋中的那20元錢不見了！他焦急萬分，不住地自問：“是誰偷了這20元錢呢？接下來我該怎麽辦啊”多年之後，黃如論先生向我講起這件往事的時候，還心情沉重地說了這段話：
“那時候我所在的一派紅衛兵失敗了，怕被抓，就想跑到古田我堂姐家去避難。當時叔叔給了我20塊錢路費，我轉了好幾趟車到了古田縣城，發現錢被偷了，堂姐家離縣城很遠，我沒錢住店，就蹲在公園裏整整凍了一夜，這件事我印象很深。那夜，我躺在公園的木椅上望著星空想了很多，最後得出結論：歸根到底就是沒有錢。所以，從那時起就暗下決心：我要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