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顆誠信的心的真摯交流序王朝柱著《我心目中的黃如論》

我認識黃如論，是因為參加王朝柱編劇的長篇電視劇《延安頌》在香山“金源商旅中心酒店”召開的幾次研討會。聽柱子哥說，之所以選擇在景色秀美、建築不凡的這家酒店開會，乃是因為酒店的老板黃如論盛情相邀，並樂於承擔相關費用。我於是好奇地追問緣由，柱子哥答曰：“黃先生喜歡看我寫的電視劇《開國領袖毛澤東》《長征》，他同我一樣，出身農民家庭，對共產黨、毛主席感情深，真正懂得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所以是真心實意地支持我們搞好重大革命曆史題材的影視創作。”果然，此後柱子哥被黃先生真誠地接進了這家酒店的338號套房，一住就是五載有餘，在此一發而不可止地完成了《鄧小平》《八路軍》《冼星海》《周恩來在重慶》和《解放》等長篇電視劇文學劇本的創作。

當然，在這五年多裏，柱子哥與黃如論這兩顆誠信的心，發生了世間真摯的交流。交流的結果，便是水到渠成地孕育出這部獨具風格的長篇交流體報告文學《我心目中的黃如論》。

這是典型的文人與商人的交流，是努力探尋一位成功巨商之心的當代大作家與用心體味一位傳記文學大師之心的當代大企業家之間真摯坦誠的交流。惟其如此，一顆初通商道的文人之心與一顆深知人道的商人之心親密無間的交流，就顯得那麽珍貴那麽感人！

柱子哥是一位棄樂從文的作家。我曾尊稱他為“作家中彈鋼琴最棒的、音樂家中寫傳記文學最棒的”。他曾狂言自己是“共產黨元帥以下不寫，國民黨上將以下不寫（國民黨最高軍階是上將）”。黃先生是當今一位喜歡舞文弄墨、成就顯赫的企業老板。我曾尊稱他是“我所結識的企業家中最通書法的、我所結識的書法家中最懂企業管理的”。《我心目中的黃如論》之問世，證明有一種強大的創作衝動力，令一向不食言的柱子哥破了自己昔日的狂言。這種創作衝動力，既源於這兩位來自底層的農民的兒子相似的出身境遇，更源於他們或從文道或從商道而共同歸於對人道即大道的不懈追求。這，正是兩顆平凡而高尚的心相融相通的緣由，也正是讀懂讀通這部《我心目中的黃如論》的鑰匙。

我一氣讀完《我心目中的黃如論》，感觸良多，思緒萬千。商道，文道，人道，大道這些概念令我反複品味咀嚼。說實話，教我真正領悟這些概念的豐富內涵的，是浮現在我眼前的柱子哥與黃先生這兩位我所“熟識的陌生人”。兩位盡管有著各自鮮明的個性和迥異的人生經曆，但在做人的準則和對人道、大道的信仰上，確有驚人的相似。他們一人靠數十部優秀傳記文學“著作立身”，一人靠遍及祖國大地的廣廈萬間“建築立身”。“立身”而非“等身”。他們堪稱我終生學習和效法的榜樣。

是的，這是柱子哥為黃先生寫的一部傳記文學；但我又依稀感覺它同時也從一個方麵不妨看做是柱子哥的一部自傳文學。

權且充序。

仲呈祥

2008年9月29日

早就聽柱子說，他要寫一本介紹黃如論先生的書。出於對柱子的了解，我堅信，他要寫總有他的充分理由。不過，心中仍有一絲疑惑：一個以寫政治風雲人物、特別是革命領袖人物見長的作家，為什麽突然要去寫一位企業家？讀了柱子最近寄來的書稿，疑雲頓時消去。

乍一看，柱子和黃先生走的是兩條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個是從寫樂譜到爬格子的作家，一個是畢生都在蓋樓房的建築家；一個是人民軍隊的文職人員，一個是腰纏萬貫的大老板。但從骨子裏看，他們卻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從相識、相知到互相支持、互相讚賞，絕不是偶然的。這還得從四十多年前的“**”說起。

“**”中，柱子是個保守派。他不理解，為什麽要打倒那麽多的“走資派”和“反動權威”，為什麽要如此無情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今天看來，他的觀點是正確的，但在當年的曆史條件下，他卻是很“不識時務”的。為此，挨了許多整，吃了許多虧，可以說，在“文革”中，他受了巨大的挫折與打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批鬥，站板莞，坐飛機，遊街等體罰全都經曆了”。但他沒有因此垂頭喪氣、悲觀絕望。當他人到處衝衝殺殺的時候，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如饑似渴地讀書、思考問題。他的讀書量是驚人的，文學、哲學、曆史各種書都看，特別是鑽研近現代曆史和中國革命史，簡直到了“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地步。正史、野史、傳聞、軼聞各種材料都是他的吞咽對象。經曆了“**”，不少人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理想被滅了，信仰失落了，從無限狂熱走向無比頹喪，從無限崇拜走向懷疑一切。柱子不是這樣。“四人幫”被粉碎之後，他和全國人民一起歡慶勝利，思考“左”的教訓，雖然他是“**”的受害者，他卻能拋開個人恩怨冷靜地看曆史。積讀書之所得，他從大量實際材料中了解到中國革命勝利之來之不易以及毛澤東同誌不可磨滅的曆史功勳。當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西方敵對勢力掀起反共反社會主義和非毛化潮流的時候，他寫出了《開國領袖毛澤東》《長征》《延安頌》《周恩來在重慶》等氣壯山河的作品，弘揚革命正氣，公正評價曆史，贏得了廣大觀眾的歡呼，也引起黃如論先生的強烈共鳴。

“**”爆發的時候，黃如論先生不滿15歲。作為思想單純的熱血少年，他滿懷熱忱投身到這場風暴中去。他不僅在大風大浪中喝了幾口水，而且重重地摔了幾次跤。一次是兩派群眾組織打派仗，黃如論成為“對立麵”的打擊重點。於是懷揣全家積攢起來的20塊錢，從閩東跑到閩西山區找他的堂姐，飽嚐顛沛流離、東躲西藏之苦。又一次是打倒“四人幫”之後，全國開始湧動經商熱潮，正當黃如論承包一項工程幹得很紅火的時候，原單位突然通知他回去參加學習班，反思和檢查自己的“問題”。由於他“態度不好”，被原單位解聘，承包工程所應得的酬金，也因為他有“問題”而一筆勾銷。這就使他不但丟了飯碗，還因為興辦工程借了一筆錢而負債累累。年輕人遇到如此大的挫折，很可能一蹶不振，黃如論卻有一股不服輸、不氣餒的勁頭，他咽下苦果，擦幹眼淚，重新承包工程而東山再起。更難能可貴的是，社會對他如此不公，他卻沒有怨天尤人，包括對待整過他、占過他便宜的人，他都以德報怨。黃先生事業成功之後，慷慨解囊辦了許多善事，其思想因子，在三十多年前就種下了。

人們常把有文化、有道德的企業家稱為儒商，黃先生也曾被人這麽稱呼過。其實，他的主業不是搞商品交換而是搞物質生產。他一生不斷地蓋房子，從國內蓋到國外，從福建蓋到北京，又從北京蓋到貴州、湖南、安徽、雲南他不是靠倒賣地皮、倒賣房子致富，而是親手畫圖紙，親自組織施工隊伍，親自在工地上指揮蓋房子，從設計、施工到安裝、銷售一條龍幹下來。如果說，沒有上過文科學校的王朝柱靠自學寫起傳記文學和曆史劇，那麽，隻上過小學的黃如論也是靠自學搞起了建築設計。黃先生一生最佩服兩個人，一個是他的祖先，朱熹的弟子和女婿，南宋大儒黃幹，一個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和創始人，大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毛澤東。他認為毛澤東著作不僅能指導革命和戰爭，也能指導為人處世和辦企業。他不僅用毛澤東所闡述的戰略戰術來駕馭市場競爭，也把毛澤東所追求的為人民服務精神融化在自己的血液裏。一貧如洗的時候，他最企盼的是賺錢，一旦有錢之後，他想的就不僅是錢，更有如何造福鄉裏，報效祖國。他生活簡樸，討厭驕奢**逸、聲色犬馬。他喜歡讀書、練書法，經常思考富有哲理性的社會曆史問題。正是這樣，他具有一般生意人所難以具備的廣闊胸懷和長遠眼光。上個世紀90年代伊始，西方大國對我實行“製裁”，許多外國公司紛紛從我國撤資，黃先生卻毅然從菲律賓回國，投資大陸大辦實業。他捐款公益事業達20億人民幣，是名播海內外的慈善家。然而黃先生的報效祖國，並不隻是體現在捐資辦慈善事業上。他蓋房子、做生意，在有利可圖的前提下，必不可少的考慮之點是能否給老百姓帶來實惠，他決不是專找房價最高、最能賺錢的地方蓋房子。怎樣既提高質量又壓低房價，是他牽腸掛肚的問題。在北京完成金源飯店、金源購物中心等大型建築後，他轉到貴州、湖南、安徽、雲南等地的二線城市蓋房，就是考慮為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建設做貢獻。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在他胸中回**，毛澤東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也在他的心中燃燒。他是革命烈士的後代，可以說，他的血管裏一直流淌著老紅軍的血液。

柱子說：“黃如論先生本身就是一本大書。”這是積多年觀察的由衷之言。他和黃先生相識八年，從見麵點頭到徹夜長談，可謂一對知交。起先並沒有想到寫書，互相了解多了，於是有了滿腹感慨。感慨和感想積累多了，於是如骨顔在喉，不吐不快，就有了這本書。柱子寫的是一條人生道路，一種為人操守，一個精神境界，它可以存在於這個行業的從業者身上，也可以存在於另外行業的從業者身上。難能可貴的不在於從事的是什麽職業，腰包裏有多少錢，而在於有沒有這種操守，有沒有這種精神境界。讀者還可以留意一下，柱子過去描繪的人物，多是聲名顯赫的曆史人物。這次他寫的是近在身邊的同時代人，過去他也是滿懷**來描繪自己的人物，但他靠大量翔實的史料說話，一切都蘊藏在人物的形象之中，作者決不特意站出來說話。這次不一樣，他公開以自己的視角審視黃如論，不但寫出他對黃如論的感覺和評價，而且詳細敘述了他們的交往過程，大量引用二人之間的對話。嚴格地說，這本書不但展示了黃如論的人生經曆和心路曆程，也是王朝柱人生奧秘和為人之道的一次曝光。正是有了一個企業家和一個作家的心靈衝撞，書中的不少章節才更加熠熠生輝。我讀黃如論，也讀王朝柱。一個是我的同鄉，一個是我的老同學。把他們倆放在一起讀，是非常有味道的。

鄭伯農

2008年10月於京東潘家園

寫人難，寫親人友人尤難。朝夕相處，知其心，通其情，反倒失卻了寫作時的**與敏感，這也就是“仆人麵前無偉人”的道理。仆人尚且如此，親人友人尤然。

如今海內，企業家多如牛毛，海內海外的投資者更如過江之鯽湧聚華夏。繼之，為富商企業家作傳者也就擠破門坎。然而，盡管書出了不少，可堪卒讀者卻如鳳毛鱗爪。何以如此？要麽是作家對企業家總如隔岸觀火，隻見其財其勢，不見其人其心；要麽目的不純，隻想以文字換金錢，這就不免處處大話空話，字裏行間都是肉麻的仰慕阿諛。這樣的書不能不令作者悲哀，更不能不令傳主悲哀，還是不出的好。

然而，在人類發展史上，企業家的功勞不可低估，他們的胸襟、智慧和商略更是常人難比的，如朝柱在書中每每提到的古來中國商聖呂不韋、範戴、胡雪岩，如今天響遍寰宇的美國巨賈比爾_蓋茨，如實寫出他們的奮鬥與業績、心性與追求，不能不說是人類智慧的一種寶貴積累，是世間萬象中一幅幅驚濤駭浪的獨特風景。可惜，或因企業家們的種種輕心和戒心，或因作家對商家傳統性的心理錯位與偏見，書寫商家的傳記珍品至今麵世不多。

讀《我心目中的黃如論》則不能不讓人眼睛一亮。其最大的特點是彼此的心態和視角。他們一個是黃氏“世紀金源集團”董事局的主席，一個是著作等身、馳名海內外、專為“共產黨元帥以上、國民黨上將以上”政治人物立傳的作家，兩強相交，誰能服誰？！可他們不但相互敬服，且親如兄弟，或清茶一杯，或陶然山川，都能手足砥礪、談之忘了朝夕。先交友，後通心，再寫書，誰也沒了錯位，誰也沒了距離，視角不用調試，都是眼睛對眼睛的平視；心態不用調整，誠如兩條清溪，你流向我，我流向你，寫來自然真誠、清亮，高揚處，飛瀑流泉；低迥處，清流潺潺。我以為，這是作傳，特別是給偉人、商家作傳最難能可貴處。

朝柱思維敏捷，下筆如有神，寫一部三四十集的電視劇兩三個月即可告罄，可他要寫如論先生已經說了三四年，為什麽至今才完稿？這也就是我開篇提到的，已成莫逆兄弟，反倒不知如何下筆才好，朝柱寫作最講結構，為這龐大的“世紀金源集團”董事局主席作傳，結構不好自然難免淩亂，一般地按時序流轉去寫他又不甘，此心此苦他曾多次電話訴說。讀過書稿，真不能不為他的結構叫好，它讓我想起早年讀過的《老殘遊記》，信馬由韁，娓媽道來，看似不著技巧痕跡，實則處處用心別具，隻不過前者寫的是外在的景與景中的人，後者寫的是人和人物的“景”。人物的景很大很長，就外物景說，從如論先生的遠祖南宋學者黃幹到他福建山鄉的農民祖父；從他走出的閩東山鄉小路到菲律賓的馬尼拉灣，到香港到福州到北京，之後再到上海到江西到重慶到雲南到海南到廣東到湖南到貴州到陝西到安徽到江蘇這就是他馳騁縱橫的“外宇宙”！他心中的景或稱“內宇宙”就更其高遠宏闊——從其先祖血脈傳承的程朱理學到他青少年時代熱衷的“文革”文化毛澤東哲學思想，再到其後研讀的儒、釋、道如此長遠寬博的內“景”與外“景”，如此宏闊魅人的“內宇宙”與“外宇宙”，作者如何描繪展示、如何剖解探微？朝柱以他獨有的政治智慧和善寫大題材、大人物的架構能力，將如論先生的商海搏擊重心放在縱橫交叉的政治大勢拐點上，縱的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哲史、商史、文明史；橫的是近30年間的世界大勢中國大事，如1989年的春夏風波、亞洲金融風暴、北京鬧非典筆法卻是或描繪或刻畫或對談或引發，這樣，就將如論先生的心性、才情、學養、胸襟、商略、商道、業績、抱負追根溯源至情至理地落於紙上、亮於世間。讀著它，不能不為這傳略式的豐博與醇厚而感動，更不能不為傳主如論先生的人格才氣、業績貢獻，特別是他的“慈生我心，善行天下”的情愫所折服。

這不是一部普通的企業家傳略，而是一部教人如何立誌、奮爭、善行天下的人生大書。行文至此，想起昨晚剛讀過的幾句小詩，曰：落地生根的那一刻，一棵樹苗，就立下了向天生長的目標，這個永生的承諾！因想到，這棵樹苗的誌向與傳主如論先生何其相似！隻不過，如論先生已不是樹苗，他已經成了一棵“向天生長”的大樹。

李碩儒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我決定棄樂從文，改寫史傳文學。同時還口吐狂言：共產黨元帥以下不寫（含元帥），國民黨上將以下不寫（國民黨最高軍階是上將）。一時在文壇傳為笑談。這些年來，自《李大釗》等長篇史傳文學問世始，到日前出版、正在籌拍的大型電視連續劇文學劇本《解放》止，共收獲了幾十部不同題材的作品。細心檢點，我沒有食言，大都是圍繞著毛澤東、周恩來、蔣介石等國共兩黨領袖人物進行寫作的，且得到了大多數讀者、觀眾的認可。遂又被文壇同仁戲稱是寫領袖人物的專業戶。

時下，我為什麽突然筆鋒一轉，要為“世紀金源集團”董事局主席、菲律賓愛國華僑黃如論先生寫本書呢？這還要從我是如何認識黃如論先生講起。

世紀之交的那個春天，我們家準備買房。我記得十分清楚，我和夫人就像是所有買房的知識分子那樣，幾乎跑遍了京城所有上市樓盤，蓋因為一個貴字未果。一天下午，我們夫妻二人搭乘一位朋友的車去昆玉河西岸看房，發現世紀城周圍的樓盤，大都在每平方米均價6000元至8000元，遠遠超出我們的期望，隻好望樓興歎。正當我們準備打道回府的時候，路旁牆上霍然寫著世紀城三個大字映入眼簾。同行的友人停下車，建議我們去看看。我抬頭一看牆內那拔地而起的一幢接著一幢的高樓，下意識地說道：

“不看了，樓盤均價一平方米至少在6000元以”

“看看嘛，反正也不要錢。”同行的朋友說道。

就這樣，我們夫妻二人跟著同行的朋友勉強走進世紀城售樓處。一看售樓處中央的樓盤布局為之一亮，再一問價錢，起價隻有4700多元，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當即決定買一套住房，並選定了戶型。由於隨身沒有帶錢，和售樓小姐約定：第二天晚上8點鍾以前來售樓處交2萬元預付款。

翌日晚上，我與妻子、女兒高高興興地攜款來到世紀城售樓處二層收銀處。令我驚詫的是，售樓小姐說會計下班回家了，請第二天再來交預付款。我當即無名怒火打心底生起，大聲指責不講信義，並作出決定：選定的房子不要了，一邊指責售樓小姐一邊帶著家人就要下樓歸去。

恰在這時，一位身材瘦高、至少在一米八o的半百男子快步走上二樓，攔住我的去路，操著一口聽不大懂的福建方言向我問清了緣由，十分客氣地說：“對不起，請您稍等片刻。”轉身帶著那位售樓小姐走進一間寬大的辦公室，輕輕地關上了屋門。

頃許，售樓小姐走出，有些膽怯地說道：“我們老板說了，實在對不起，有三種解決辦法供你們選擇：第一，立即打電話，命令會計坐出租車回來，給你們補辦交款手續；第二，你們有事可先回家，請留下住址，讓會計趕到你們家補辦交款手續，第三，如果原諒我們的失誤，請明天這個時候再來，保證會計在此等候。”

我聽後滿腹怒氣消了大半，說了一句：“殺人不過頭點地，知錯改了就好，我們明天晚上再來。”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黃如論先生，留給我的印象是：身材瘦高，麵色有點黑，沒有歸僑大老板那種傲氣和派頭，說一口聽不大懂的福建官話，但辦事認真，講誠信。

不久，我們交了房錢，拿到鑰匙，全家興高采烈地走進樓房大門，乘電梯步出二層，打開最東邊那戶屬於自己的房門，查看每一個房間。當全家人又說又笑地來到主臥査看大涼台的時候全都怔住了，發現在兩幢高樓之間建了一排兩層高的商用房，不僅擋住了我們家的涼台清晨采光，而且商用房二層平台離我們家涼台的間距不遠，很不安全。為此，我們全家來到售樓處，找到主管售樓的張女士說明原委，提出退房。

對此，張女士認為我們講得有道理，同時也說明自己沒有因建築設計不合理給客戶退房的權利，客氣地說道：“請等一下！”轉身走進黃如論先生的辦公室。不一會兒，張女士走出，如實地講了下邊這段話：“我們老板講了三條處理辦法：第一，你們提的意見很對，我們一定盡快改建兩幢樓間的商用房，加大與住戶家涼台的距離，第二，如果你們還要這套住房，每平方米再減300元，第三，如果你們不喜歡這套住房，可以隨意挑選其他戶型。如果都不喜歡，我們立即退給你們房錢。但是，我們老板希望你們全家能高興地住進我們建的樓房。”

我們聽後感到很是溫暖。經商量，全家一致決定每平方米少交300元，以4400多元一平方米的價錢買下了這套住房。

這是我第二次間接地和黃如論先生打交道，雖未見到他本人，但卻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從那時起我就認為：替買方著想的黃如論先生一定會在京城獲得成功。

事後想來，黃如論先生早已忘卻——或根本就不記得這兩件事情了。但在一個作家看來，這兩件既偁然又巧合的事情卻是一種緣由，以此為契機，再加上後來近似於鬼使神差，使我們兩個人開始了近八年的交往。

那時，我寫的大型電視連續劇《開國領袖毛澤東》正在中央電視台一套黃金時段播出，我也因此經常出鏡。很快，生活在世紀城中的一些人就知道了我是《開國領袖毛澤東》的編劇。一天，時任黃如論先生秘書的林褚對我說：

“王編劇，我很喜歡看您寫的《開國領袖毛澤東》，可否送給我一套光盤？”

“可以。”我說。

不久，我把剛剛出版的《開國領袖毛澤東》文學劇本和光盤送給了林褚。出我意料的是，林褚又對我說：

“王編劇，我們老板很敬仰毛主席，你可否也送給我們老板一冊劇本和一套光盤？”

這時，國內外掀起的“非毛”思潮正在社會上興風作浪，我作為《開國領袖毛澤東》的編劇，驀地聽說這位菲律賓華僑地產商黃如論先生敬仰毛主席大感意外。我憑借作家的敏感，猜想到這位黃如論先生敬仰毛主席一定有其原因，然而出於知識分子的所謂麵子沉吟片時，我欣然答應。我清楚記得，當天就送給了黃如論先生一冊《開國領袖毛澤東》文學劇本和一套光盤。

接著，我寫的大型電視連續劇《長征》《延安頌》等在中央電視台一套黃金時段連續播出，我寫的史傳文學《周恩來在上海》《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長征》以及三卷六冊《蔣介石和他的密友與政敵》等相繼出版發行，我都把書和光盤送給了黃如論先生。在這期間，我們之間有過不多的單獨交談，因為我聽不大懂他講的福建官話，他也聽不大懂我講的河北省吳橋縣家鄉話，所以相互交談起來十分困難，有時為了搞清楚對方講話的內容，一句話要重複講兩遍甚至三遍。回想起來，由於我經常說自己是“耍猴的”，是“農民”，他也眯著那雙智慧的眼睛笑著說：“我也曾是農民！”他這句極其普通的笑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不久，我因住在城裏一家賓館寫作《延安頌》文學劇本病倒了，大夫說這家賓館四周的環境髒亂，空氣質量不好，不適宜在此長期寫作。我病好之後，黃如論先生建的“香山金源商旅中心酒店”開業，我應邀出席酒店的開業典禮，並見到了黃如論先生。接著，為寫電視劇《鄧小平》，我悄然住進了“香山金源商旅中心酒店”，一住就是近五個年頭。

這年春天，北京爆發了“非典”，黃如論先生為抗擊“非典”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從這時起，黃如論先生經常來“香山金源商旅中心酒店”休息。晚上，他有時邀請我來到他住的那座三層別墅的北麵，坐在木雕桌、凳旁邊，憑借柔和的燈光，看著木製的拱形小橋，聽著小溪的流水潺潺，品著上等的佳茗，兩個不同類型的“農民”經常是暢談不厭’幾乎忘眠，不到子夜時分不收兵。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地聽懂了他講的福建官話，他也聽懂了我說的河北吳橋家鄉話，每次見麵，我們二人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真可謂是無所不談。然而仔細回想這長達近五年的交談內容，我們二人似乎都有著很強的功利一或許是一種本能的各取所需：他作為地產界的老板，最感興趣的是聽我講毛澤東的曆史功績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有所謂天下大勢的走向。我作為一個職業作家，最想知道的是黃如論這個“農民”真正的身世和成功之路，以及他的文化積澱和非同常人的心路曆程。有意思的是，我們這兩個不同類型的“農民”雖然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但卻有著一種默契：君子之交，相互無所求。

或許正是這種無所求的君子之交，越發促使我這個作家產生了極大的好奇心，想通過文學破解黃如論先生的一個又一個人生密碼。為此，我曾隨黃如論先生來到生養他的福建省連江縣馬鼻鄉辰山村，當我看見他青少年時代住過的兩間又矮又黑的木板房的時候，我禁不住地想起了俺們家那兩間風雨飄搖的土房，當我看到辰山村前麵那羅源灣中一望無際的海水，我又想到這就是黃如論先生成功之路的起點，當我參觀了黃如論先生捐資創辦的學校、醫院之後，我懂得了他為什麽會被評為全國十大慈善事業家；當我考察了黃如論先生在福州、北京、重慶、昆明、合肥、貴陽、長沙等地的房地產業之後，我真的明白了他提出的“我們造城”的真正內涵更為有意思的是，我心中的所謂黃如論先生的人生密碼也相繼不破而解了。與此同時，當我看清了黃如論先生走過的這條坎坷之路所留下的血汗之後，一個有著鮮活的靈魂和實在的血肉的形象漸漸在我心中形成。對一個作家來說，這就意味著應該提筆展紙進入創作了！

每一個有良知的作家都清楚，為朋友作傳是最難的，為健在的商界朋友作傳是更難的，何況我還曾經說過“國民黨上將以下不寫、共產黨元帥以下不寫”的狂言呢！一天，黃如論先生請我為他的皇皇大作《為人處世與企業管理》作序。我認真地拜讀了全書，在一種難以名狀的情景中寫下了這段文字：“這本文集是黃如論先生的思想文錄。其係列文章記述了他幾十年的經商心得一並升華為經商理念。同時，他通過經營管理案例的剖析，折射出他在企業發展過程中的心路曆程，以及他獨有的為人處世哲學。”當我寫到“全書浸潤著黃如論先生對傳統文化的修煉與體會，盡現其創業拚搏的堅軔足跡。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不僅有益於廣大的金源人，而且對各行各業的開拓者都會有一定的啟示性的作用”後，遂決定為黃如論先生寫一本書。

在我看來，黃如論先生本身就是一本大書，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或有意吹捧。首先，他創辦的“世紀金源集團”是一家綜合性跨行業的國際集團，旗下擁有“房地產開發、星級大飯店、大型購物中心、金融資本運作、礦業開發、物業管理”六大支柱產業。其次，他目前在中國大陸已投資3000多億元人民幣，開發各類商品房6000萬平方米，繳納各項稅費已達150億元人民幣，捐資公益事業20億元人民幣，獲得國家各級政府授予的榮譽稱號達300多項。換句話說，從哪個點切入都可以寫成一本書。但是，我是一個少於和企業界打交道的作家，對黃如論先生創辦的這六大支柱產業更是知之甚少，因此，我不可能以此為載體進入創作。

再者，黃如論先生的文論集《為人處世與企業管理》（上下兩冊）業已出版，通篇充滿著為人處世的文化傳統以及現代企業管理的理念，實事求是地說，也可以寫成一本專著。但是，我是一個和曆史偉人對話的作家，與當代企業理念和企業文化無緣，這也決定我不可能以此為載體寫書。

我思來想去，筆觸的中心還是寫人。具體地說，寫黃如論先生這個人。在我看來，黃如論先生的身上還有比事業有成更珍貴的東西，那就是他幾十年來在商海沉浮中所追求的商道。尤其當我想到時下商海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就越發地堅定了我的這一想法。同時，我還坦言，我筆下的商道不僅是黃如論先生終生追求的理想，而且也是筆者著力頌揚的精神。直言之，書中所倡導的商道和精神，就帶有作者很大的主觀意願了。

為此，我在動筆前曾對黃如論先生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為毛澤東、周恩來、蔣介石等人寫書的時候，從不征求他們家人的意見，也不允許他們的家人幹涉我寫什麽和不寫什麽。我們雖然是朋友，但我還是把醜話說在前邊，請您也不要過問我如何寫您的為人和您的事業。”

“你是大作家，有著獨立的寫作人格，我決不幹涉你寫什麽——哪怕是批評我的內容。”

“這本書是寫我親眼看到的、心中想過的黃如論先生的為人處世，決不涉及你們金源集團的商業秘密。因此，這本書的名字叫《我心目中的黃如論》。”

這本書的名字不僅決定了我寫作的內容與視角，而且也為寫作這本書提供了較為靈活的敘事載體。為了把這本書寫得親切、活潑一些，我有意打破傳記寫作那種單一的一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的敘事手法，把各種不同敘事主體——作家與傳主、友人與作家和傳主等交融一起，就說是敘事與評說也通達並用。自然，全書要做到形散神不散。

《我心目中的黃如論》這本書就是筆者心目中的黃如論先生，不是讀者經常翻閱的論定傳主功過是非的那種所謂的評傳。請讀者放心，這本《我心目中的黃如論》所引用的素材是真實的，既沒有杜撰行文，也沒有刻意吹捧。需要說明的是，全書的立場、觀點是屬於筆者的。盡管如此，我相信不同的讀者都會從中感悟出屬於自己的結論來的。

我小時候最愛聽西河大鼓，記住了很多經過民間藝人加工過的曆史名人的軼聞軼事。或許是因為家境貧寒又想出人頭地的緣故吧，藝人們講過的兩句話一直銘刻在我的心壁之上，一句是“將相本無種”，另一句是“英雄不論出處”。今天，我已經看見70歲的大門坎了，還念念不忘地把這兩句話掛在嘴邊。更為有意思的是，有的時候我還拿這兩句話來說事——實際上是一種宣泄。

這些年來，隨著改革大潮鋪天蓋地襲來，某些出身貧寒的人一夜之間成了時代的弄潮兒，對自己過去沒有飯吃的曆史三緘其口；有些掌權的大小“衙內”狐假虎威，不允許講他老子也曾經是身無分文的農民；更有甚者，極少數從監獄放出來的新式權貴和有錢的大爺，是一定要塵封自己那段不光彩的曆史。就說某些為了一己之私的文人騷客吧，也舞文弄墨為之推波助瀾，刻意在這些人的頭上製造各種光環。一句話，由新式大小權貴和各種大爺演化出來的所謂名人、偉人、有錢人昔日的貧窮出身——或不光彩的曆史變成了最高的機密。殘酷的現實向世人宣告：“將相本無種”、“英雄不論出處”這兩句話似乎已經過時了！為此，每當我聽到吹捧我是什麽大作家或大劇作家的時候，我就會坦然地答說：

“不敢當，不敢當！我是個農民，從小生在雜技之鄉，是個耍猴的”！

由於我寫作的對象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蔣介石等曆史人物相繼駕鶴西去，加之我所依據的寫作素材，又主要是靠檔案材料和部分權威性的回憶文字，所以，我既用不著親自去查證這些曆史人物的三代，也無須征得他們後人的同意，我隻需要用唯物史觀審視他們在曆史進程中的功過，采用不同的文學載體把他們塑造成一個個活靈活現的藝術形象。因此，我從未和那些與生俱來的大小權貴、各種大爺打過交道。當文藝界的同仁問起我幾十年創作經驗的時候，我經常答說：

“我讚成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說過的一句名言：我的成功在書齋裏（大意）。”

前些年，正當北京世紀城的樓盤熱銷的時候，經常有些和我稔熟又想買房的友人問我：

“聽說你認識金源集團的老板黃如論先生？”

“是的，也就是認識而已。”

“你了解金源集團的老板黃如論先生嗎？”

“不了解，我隻知道他是歸國投資的菲律賓華僑，是位身價億萬的房地產商。”

朋友們聽後就不好再提請我幫忙買房的事了。

不過，我說的這些全是老實話。

或許因為我寫作的對象大都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影響的政治偉人，因而在商海中沉浮戲遊的所謂金融巨子、房地產大鱷我是少有往來的。另外，我是一位軍旅作家，至今拿著軍隊的俸祿，對所謂海外關係是很敏感的。再者，我自身還有著傳統文人所尊崇的清高，加之深受“無商不奸，坑害百姓”的觀念影響，我是不願意和商人們打交道的。自然，這也是我在初識黃如論先生的時候，從未主動地與他進行過深入交談的原因。

隨著我們交往的增多，我本能地感到黃如論先生就是一本大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既沒有歸國華僑巨商的派頭，也沒有我國沿海地區某些企業家的奢侈。有時，他和我一道吃早餐，經常是一碟鹹魚，一碗白米粥，最多再加一個雞蛋。我有時望著他吃得香甜可口的樣子禁不住地自問：

“這難道就是華僑巨商黃如論先生嗎？”

俗語說得好，交往能增加友誼，神秘會產生好奇。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與黃如論先生的交往漸漸多了起來，相互之間的友誼也越來越深。我作為一個職業作家，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想解開黃如論先生真實身世的好奇心。然而一想到他是來自菲律賓的華僑巨商，我這個自尊心很強的文人就又自我否決了。有時，我還暗自說：“隨緣即福，看緣分吧！”不久，這種緣分終於到來了。

那是一個寒風勁吹的夜晚，我應邀來到他在香山居住的三層別墅。寬敞的客廳溫暖如春，我與黃如論先生相對坐在舒適的沙發中品茗聊天。和往常一樣，他問我答，中心還是關於毛澤東的。當我滔滔不絕地講完毛澤東出身農家，隻念過師範，當過小學教師，為了考察湖南農村的真實情況，他和同學們一道像個叫花子似的到處流浪。沒想到黃如論先生十分感慨地插話道：

“我也是個貧窮的農民，隻念過小學，也當過小學教師。不同的是，我比毛主席流浪的地方要多得多。”

我聽後一怔，忘記了黃如論先生是歸國投資房地產的華僑巨商，本能地問道：

“黃先生，你們祖上是移民菲律賓的華僑農民吧？”

“不丨不是”

“那你是在哪個國家念的小學？又是在哪個國家當過小學教師？”

“中國！”

“中國？”

“對！具體地說，是在中國福建省連江縣馬鼻鄉辰山村念的小學，在辰山村當過小學教師。”

“你是哪一年去菲律賓的？”

“1981年，我剛好30歲。”

世人皆知，福建省連江縣是當代有名的偷渡之鄉，經常被中外媒體曝光。當我聽說黃如論先生是在1981年才去菲律賓的，遂大著膽子問道：

“黃先生，你不會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偷渡去菲律賓的吧？”

“不是！”他沉吟了片時，又十分嚴肅地說道，“我不讚成偷渡的提法。”

我一聽黃如論先生說話的聲音，遂有意結束了關於偷渡的話題，又回到了我們原來談話的內容。

在以往的交談中，我知道黃如論先生是在1991年自菲律賓回到福州投資創業的。換句話說，他去菲律賓才十年，就從一個貧窮的農民漢子搖身一變成了億萬富翁。就一般的創業規律而言，我猜想黃如論先生在菲律賓這十年的創業，和普通華僑在國外所走的創業之路是不大相同的。換言之，一定有著十分傳奇的經曆，也有著非同一般的故事。這對作家而言是求之不得的。恰在這時，我又想起當今的大小權貴和各種大爺不談以往的現實，如果我把交談的內容引到這個話題上來，又擔心黃如論先生會不會變得有些尷尬或者很是不悅？我沉吟片時，大著膽子問道：

“可以，隨便問。”黃如論先生幹脆地答說。

“你能講一講自己的家庭出身嗎？”

“可以！我生在一個很窮的農民家庭裏，上學填表的時候是貧農。但這並不決定我永遠受窮，沒有發跡的時候！”黃如論先生十分自信地說罷又看了看我有些驚姥的表情，接著又說道，“你不也經常說自己是—個討飯出身的農民嘛，如今不也變成了有名的作家？如果用你愛說的那兩句話來解釋，這就叫將相本無種，英雄不論出處！”

我聽了黃如論先生講過“將相本無種，英雄不論出處”這句話後，頓時感到我們之間的兩顆心拉近了，用不著再說些什麽客套話。接著，他不僅深沉地講了生養自己的農民家庭，而且還講了他們這支黃姓家族的淵源。

據黃如論為《正本清源，光輝曆史》一書作的序中稱：“追溯黃姓祖先，是黃帝直係第六世孫陸終之後，以國為姓，至今有五千年曆史，東漢宰相黃香為江夏黃氏始祖，安邦定國，功勳卓著。黃姓鶴立於華夏巨姓望族之林，成為中國百家姓七大姓之一。入閩始祖黃膺出自於唐太宰黃遷之後，於唐末乾寧年間同兄敦公從河南固始隨閩王王審人閩，緩秘書丞，此後在八閩大地生息繁衍。”講到黃氏祖先何時遷到連江馬鼻，黃如論親口告訴我：南宋時代有一位大學問家任知安慶府叫黃榦，他是“朱熹的女婿。黃榦的兒子也很有本事，到元朝時因為蒙古人不用漢人，他就跑到連江來教書，兩代人在連江山下隱名埋姓。到了明清的時候他的孩子又到了馬鼻教書，後來又當了農民”。據黃姓宗譜記載，黃如論“是膺公三十八世、賓公三十六世、勉齋二十五世裔孫”。但是，到了黃如論的祖父的時候，黃姓後裔全都是馬鼻鄉辰山村缺衣少吃的農民了。

馬鼻鄉辰山村是一個風光秀美的村莊。在它的身後依托著蜿蜒起伏的層層山巒，就像是一道堅不可摧的屏障，保護著這方百姓的安全；漫山遍野的杉樹整齊劃一，傲岸向上，象征著永不屈服、永不折腰的馬鼻人民昂首雲天。在它的麵前是通向大海的羅源灣，極目遠眺，海天一色，一團又一團霧氣緩緩滾動在平靜的水麵上；再看看那數不清的漁船上的點點白帆，再聽聽那群群海鳥的鳴唱，真是猶如人間的仙境一般。

但是，這美不勝收的人間仙境並非是世外桃源，由於缺少農民賴以生存的耕地，使得這裏的農民祖祖輩輩為生存到處奔命。他們的生路大致有三：一是漂洋過海，到異國他鄉尋找發財之地。所以，連江縣在海外有很多華僑；二是到福州打工——主要是靠幫官家和有錢人修建房屋賺點錢，借以養家糊口。久而久之，馬鼻就成了福州一帶有名的建築乏鄉，三是留在祖宗之地，靠著下地種田或出海打魚為生。1951年9月18日，黃如論先生就出生在馬鼻鄉辰山村一個靠種田為生的農民家庭裏。

多年之後，黃如論先生和我談起他的童年，還非常動感情地說了如下這段話：

“我們家非常非常的窮！家裏雖然有很多勞動力，每天都辛勤地下地勞動，但生活仍然很困難。那時中國處在困難時期，人家都吃糠，爺爺還保證我每餐有一兩的米，不是在鍋裏煮，而是裝人小罐子用農家的餘火慢慢熬。就是靠著每餐有一兩米，爺爺把我撫養大了。”

時光日複一日、年複一年悄然逝去，黃如論漸漸地長大了。令爺爺高興的是，他身體雖然顯得十分單薄，可是身材卻比同齡的孩子高半個頭。再加上他習武練拳，無論是身體條件還是靈性、悟性，都超過了村上的同齡人。俗話說得好，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待到黃如論長到五六歲的時候，他就能跟著爺爺下地種田當個小幫手了。每到羅源灣退潮的時候，他就會和小朋友一塊來到羅源灣邊，深一腳淺一腳地踩著海水浸潤的泥地，提著破舊的竹籃子揀拾貝類和海菜，當然還有羅源灣的特產跳跳魚，幫著全家改善一下生活。海水開始漲潮了，他又和小朋友走到岸上，學著唱戲人的樣子操演兵馬，自然這統兵大將軍的角色非黃如論莫屬。每到這時，小小的黃如論的內心就有著一種極大的滿足感。

黃如論就要過七歲生日了，可是連最疼愛他的爺爺也顧不上為長孫做一碗長壽麵。從1958年走過來的人都清楚，那時全國上下到處都在高歌《大躍進的歌聲震山河》。就說小小的辰山村吧，也卷進了大躍進的熱潮中。是年秋天，全國農村又敲鑼打鼓地慶祝人民公社成立了！從小就喜歡看熱鬧的黃如論真是高興極了，他忽而跟著爺爺上山伐樹，然後再把合抱粗的大樹拉回村子裏大煉鋼鐵；他忽而跟在學生隊伍的後邊，看著學校的老師拿著排筆在牆上寫著大標語。但是，每當他看到村裏的小朋友背著書包去學校念書——或在老師的指揮下唱著《社會主義好》上街宣傳大躍進的時候，心裏真是羨慕極了！一天晚上，他來到爺爺的屋裏，鼓足了勇氣說道：

爺爺看了看滿麵稚氣卻又十分認真的長孫微微地點了點頭，顯得有些沉重地說道：

“好！全家給你準備一下。”

我生長在農村，深知農民是何等地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上學讀書，因為他們知道隻有上學讀書，才能出現在農村看野台子大戲的時候才能見到的戲劇奇跡：窮秀才進京趕考，突然高榜得中，接下來就是披紅掛綠，衣錦還鄉。多年之後，我曾無限感慨地說過這樣一句話：再窮的農民，心裏也有望子成龍的情結。就這個意義上講，黃如論爺爺的內心深處也有著同樣的情結，那就是期盼自己的長孫通過上學讀書，快些識字明理，成就一番事業，即便是等不到這一天了，他也能含笑九泉。

但是，窮人家的孩子是念不起書的。即使到了1958年，中國農村的教育也未掀起過大躍進。舉例說，我們家鄉是平原地帶，像我們村裏就沒有學校。那時，六年小學還分為初級小學（四年）和高級小學（兩年），習慣上叫初小和高小。而所謂高小也隻有較大的村子裏才有。因此，我念初小是在離我家很近的一個中等村子裏，念高小又到另外一個曾經出過大戶人家的村子裏。再者，想念書嗎？不僅要穿件像樣的新衣服，而且還要買寫字用的石板和石筆，學寫大字了，又得要買毛筆和那種粗糙的毛邊紙。在今天的家長和孩子看來，買這點東西真是小事一樁；可是在那個年代，對一個農民說來就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啊！每到暑假或寒假即將結束之前，我母親就默默地把家裏積攢下來的雞蛋放到一個籃子裏，小心地拿到集市上去賣，然後再用賣雞蛋的錢給我買開學後所必需的文具。那天，黃如論先生坐在寬大舒適的沙發裏，沉靜地聽我講這些讀書的往事。接著，他感慨萬分地說了這樣一句話：

“為了供給我念小學，爺爺和全家人都省吃檢用，但誰也沒有當著我的麵說過一個難字。事後想來，全家最困難的恐怕是為我準備帶到學校吃的飯。”

對於黃如論先生講的這番話，現在的小學生——尤其是那些所謂精英小學的小天使們是很難理解的，因為他們念書的學校不僅有熱氣騰騰的飯菜，而且課時中間還要增加營養餐，多數孩子還能吃自帶的水果和巧克力。然而，那時黃如論先生一家的生活情況是怎麽樣的呢？請看：誠如前文所述，黃如論先生出生在一個一貧如洗的農民家庭中，終年一日三餐吃的是一幹兩稀（早、晚吃稀飯，中午吃幹飯）。爺爺再疼愛他，也隻能做到把自己碗中的米粒多撈給他一點，希望他碗裏的稀飯少些湯多些飯。每到吃飯的時候，他再多夾幾條小鹹魚放在黃如論的飯碗裏，期許心愛的長孫胃口大開，多吃幾口。如果兒時的黃如論生病了，爺爺再為他煮一個雞蛋。這就是黃如論先生在家中能享受到的最高待遇。現在就要上學了，這就意味著每天都要為黃如論念書準備午飯。爺爺清楚，帶多了，全家就要少吃；帶少了，又怕黃如論餓著。自然，他還怕心愛的長孫被有錢人家的孩子瞧不起。為此，全家人勒緊褲腰帶，盡全力保障念書的黃如論能填飽肚子。

建國初期的學校差別是很大的，一般說來，學生中都存在著攀比的壞風氣。尤其是那些有錢有勢人家的孩子，上課的時候比誰的文具好，吃飯的時候顯擺自己帶的是什麽飯菜，就說穿衣戴帽吧，也訓笑窮人家孩子的衣著。對此，我與黃如論先生都有著難以抹去的記憶。一次，他十分深沉地給我講了如下這段話：

“那時，我帶的飯沒有人家的好，就說衣著吧，人家幹部的兒子穿著漂亮的衣服，我穿得破破爛爛，自己也感到很寒酸。”

然而黃如論先生的結論是明確的：“這歸根結底就是沒有錢！”因此，這就在黃如論幼小的心裏深深埋下了一粒“我要掙錢”的種子。

就這樣，少年的黃如論開始了讀小學的學習生活。一年級。二年級年紀小，爺爺親自接送；隨著日月的流逝，黃如論日漸長大，遂和其他的同學相伴去學校念書。或許因為家境貧窮，深知讀書不易，也或許因為天資聰明，又喜歡念書等原因，他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對此，全家人一尤其是他的那位爺爺每每看到他的學習成績單的時候，總是樂得閉不上嘴。

小學時代的黃如論和其他的同學一樣天性好玩，又淘氣，又調皮，經常抓很多泥鰍和蟲子放在女同學的書包裏，但學習很好，是班上數一數二的高才生。隨著時日的推移，小學時代的黃如論就是憑著讀書優秀、性格個強好勝，又逐漸變成了同學中說一不二的孩子頭。就我個人曾是所謂學生“領袖”的經曆和感受而言，深信那時的黃如論也因此而得到某些滿足。如果說“三歲看大，八歲看老”這句民間俗語有它一定的道理的話，我們也從他少年時代這種說一不二的孩子頭的形象中，似看到了日後黃如論先生在打造金源帝國時那種雷厲風行的指揮風格。

是因為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影響，還是人性中潛存的動物本能使然？絕大多數讀小學的男生都以欺侮女生一或者能支配女生為榮，對那些少數取悅女生的男生不僅投以鄙視的目光，而且有時還要集體孤立這類男生，或設圈套當眾出他的洋相。從性格上看，少年黃如論一定是以欺侮女生為榮的那一類。其中，他對同桌的女生尤其是不客氣。我記得他曾說過我也曾幹過的一件往事，那就是讀書的時候把書桌的中央畫一條線，美其名曰“三八線”，與同桌的女同學明確約定：誰也不準越過這道“三八線”。可是，多數念小學的女生——尤其是這位與黃如論同桌的女生寫字喜歡在桌麵上，結果，不僅因為越過了“三八線”染髒了上衣袖子，而且還要遭到黃如論小聲斥責或推搡胳膊的下場。世人皆知，女人愛哭，念小學的女生則更是動不動就哭。因此，每當他聽到同桌女生因此而抽泣的時候，他那幼小的心靈之中就有著一種說不出的高興。就說他那天和我講完這段童年往事的時候，他依然眯起雙眼非常開心地笑了。這說明黃如論先生在潛意識中依然對當年以“三八線”為界，進而達到懲罰同桌女生的行為是十分得意的。

在數千年中國式的教育體係中，一些成功之士都有著大致相同的經曆：在少年時代接受正規學校教育之前或之後，有意無意地在接受來自家庭的教育。學校，偏重於學習知識；家庭，主要是接受傳統道德的熏陶。隻要看看毛澤東、周恩來、魯迅、茅盾等曆史名人的學習生活，就會看到他們在少年時代深受其家庭影響一尤其是母親的言傳身教對他們成長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黃如論先生雖然是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出生的，然而上麵說的少年時期接受教育的規律對他也是適用的。如果說六年小學的學習使黃如論認識了漢字，為今後自學拿到了撬開知識寶庫的鑰匙，那麽人生前15年的家庭熏陶，則夯實了黃如論先生為人處世的道德基礎。事後追論，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嚴格的家訓和家教把黃如論先生送上了成功之路。

生養黃如論先生的黃氏家族幾經滄桑之變，早已不是名門望族，但是綿延千年的黃氏家風依然影響著黃氏兒女的成長。在我與黃如論先生多次交談中，他經常說：“我認為我成功就是因為不欺人，不騙人，不哄人，不詐人，不害人，而這些品質是我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教給我的。”世人皆知：無商不奸。當今的房地產商，靠欺騙過日子的不在少數。第一是吹牛，說自己何等的富有，結果是買空賣空，兩手空空，靠走門子搞到建房用地之後，再轉手高價出售；第二還是吹牛，沒有建築隊伍，低價包給建築商，其質量是可想而知的；第三是繼續吹牛，本來是豆腐渣工程，卻恬不知恥地說是優質住房，售後引來打不完的官司林林總總，不煩其說。我們再以此反觀黃如論先生建造的近400萬平方米的世紀城，從設計到建築，從質量到售價，從入住到善後服務都可以證明黃如論先生講的上述那番話是真話（關於這些事，本書後邊將詳細討論）。

黃如論先生為了踐行上述言論，他還為自己製定了兩條家書，其一是：“得到了就應當失去，失去了就會讓你得到。”其二是：“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這兩句看來極平常的佛家之語，卻蘊藏著非常深刻的哲理。在今天，對一個商人而言，說出這樣的話並不難，難的是終生身體力行。我們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做一把尺子，量一量黃如論先生這些年來經商的曆史，再看一看他為什麽要捐贈社會公益事業超過19億元呢？結論是清楚的，他是在履行“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這句話。同樣，這些年來金源集團發展、壯大的曆史，也是他在努力實踐第一條家書的必然結果：不僅“得到了就要失去”，而且還做到了“失去了就會讓你得到”。這些年來，也證明了金源集團在前進的道路上越是失得多，得到的也就越多。因此，金源集團的事業必定是蒸蒸日上，如日中天！

“當時讀不起書，我的學習方式就是聽評書，聽故事，看圖書，看閩戲等等，這些也讓我懂得了做好人，有好報的道理。”

一位和黃如論先生稔熟的朋友告訴我，黃如論先生自幼喜歡閩戲，從戲文中獲得所謂好與壞、忠與奸的做人標準。就說他治理金源集團吧，也經常拿戲中的故事和唱詞教育幹部，有時說到激動處，還會引吭高歌，或大聲朗誦一段戲文。更為有意思的是，在金源集團舉行年會文藝演出的時候，他還要粉墨登場，披掛上陣。但是，他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隻演清官，絕不演貪官。後來，我見到一幅黃如論先生表演閩戲清官的劇照，還真有點意思。

黃如論先生不僅喜愛閩戲，更喜歡福建——尤其是閩中福州一帶的民歌。在我們的相交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見過他拿著話筒，用福州話放聲高唱海峽兩岸的歌曲。用專業音樂水準來評判，黃如論先生的歌唱情大於聲。或許他從閩劇《霸王別姬》的故事中，知道了張良用一支洞簫吹散了項羽的三千子弟兵，也或許他深諳音樂是凝聚民心最好的精神武器，他為了張揚閩中一主要是福州一帶的海外華僑的創業精神，於2007年出巨資征集歌頌家鄉的歌曲。同時，他還親自出馬，與一批專業詞曲作者組成評委會，最終選出二十餘首歌曲。接著，又請全國知名的歌唱家用福州話錄音，製成光盤，免費贈給海內外的福州人，希望福州籍的華僑在高歌家鄉的同時，能夠掀起一個回鄉投資建設福州的新**。我記得有一次隨黃如論先生乘車外出，途中播放的就是他精心策劃、精心挑選的那些福州新歌。他坐在車上不僅搖頭晃腦地跟著哼唱，而且還十分認真地要我發表對這些歌曲的意見。仔細想來，事業有成的黃如論先生喜歡演戲唱歌，這都和他少年時代學習民間文藝分不開的。

在與黃如論先生的交往中，我還深深地感到他有著一種極其強烈的願望，那就是發揚光大黃氏先賢的思想。作為一個作家，我深思不得其解，所以隻好求教於他：

“黃先生，你從何時才知道黃氏先賢在曆史上做出的豐功偉業呢？”

“‘**’初期。”

我聽後一怔，愕然相問：“為什麽？”

接著，黃如論先生向我講了如下這段記錄在案的話：

“‘**’的初期，是紅衛兵造反的時候，破‘四舊’的風很快吹到農村，誰的家裏有線裝書、有雕刻的家具，都要全部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