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現代讀者發現所有的病史記錄都是索然寡味的,對這一事實視而不見毫無用處。他們的抱怨中包含著厭惡,認為通過病史記錄研究偉人永遠無法理解他的重要性和成就,因此研究那些無論第一個遇到的人是誰都能輕易找到的材料,既沒有用,也不合適。然而這種批評顯然一點都不公平,因為它隻能理解為一種托詞和掩飾。病史記錄的目的從來就不在於使人理解偉人的成就,當然一個人不應該為未完成自己沒有承諾去做的事而受到指責。反對的真實動機也不一樣。我們發現如果我們牢記傳記作家注視他們的主人公的方式是非常獨特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動機。在很多個案中,他們選擇自己的主人公作為他們研究的主體,是因為——由於他們個人的情感生活——他們從一開始就對他們產生了特殊的感情。他們於是把自己的精力花在對人物理想化的任務上,目的在於把這位偉人放入他們嬰兒時期的偶像之列——也許目的在於在他身上複現了孩子心中的父親形象。為了滿足這一願望,他們抹去了他們的偶像相貌中的個人特征;他們用內在和外在的抵製抹平了他的生活鬥爭的痕跡,他們不能容忍他身上有任何人類的弱點和不完美的痕跡。因此,他們給我們展示了一個事實上是冷漠的、陌生的、理想的人物,而不是一個感覺上跟我們的關係很近的人。很遺憾他們要這樣做,因為這樣他們就為幻覺犧牲了真理,為了他們嬰兒時期的幻想放棄了深入探討最迷人的人性秘密的機會。[95]
盡管列奧納多本人熱愛真理、渴望知識,他的本性不會阻攔他把瑣碎的怪癖和謎語作為出發點,去發現決定他的心理和智力發展的努力。我們向他致敬,就要向他學習。我們研究他的童年發展必然帶來的犧牲,把給他打上失敗的悲劇烙印的因素收集在一起,並不會減損他的偉大。
我們必須特別強調,我們從沒有把列奧納多看成是一個神經病患者或“神經病病例”,那是一個難堪的字眼。那些抗議我們膽大妄為,竟敢用病理學的發現研究他的人,仍然持有我們現在應該放棄了的偏見。我們不再認為健康和疾病、正常人和神經病人彼此之間有著顯著的區別,而且也不認為神經質性格一定是低人一等的證明。現在我們知道神經病症狀,是我們從兒童發展到文明人的過程中,必須實施的抑製的某些成就的替代結構。我們也知道,我們都在生產這樣的替代結構,我們使用的實踐的疾病概念,以及推導是否存在本質的低人一等,正確與否要看這些結構的數量、強度和分布情況。從我們獲得的關於列奧納多性格的少量證據,我們傾向於把他放在接近被我們描述成“強迫性的”的那一類神經官能症類型;我們把他的研究比作神經官能症中的“強迫性思考”,把他的抑製比作我們所說的“意誌力喪失”。
我們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解釋列奧納多的**和他的藝術活動的抑製。帶著這種觀念,我們可以總結一下我們能夠發現的關於他的精神發展過程的一切。
我們沒有關於他的遺傳環境的信息;一方麵我們已經發現他童年時期的意外狀況對他有著深遠的幹擾性影響。他的私生子出身也許至少在五歲前,剝奪了他父親對他影響,使他完全沉浸於母親一人的溫柔**中,母親是他唯一的安慰。在媽媽的吻中他獲得了性早熟,之後他毫無疑問已經進入了嬰兒性活動階段,關於這一點隻有一種表現得到了確實的證明——他幼年時對性研究的強烈興趣。看的本能和獲得知識的本能受到了童年早期印象的最強烈的激發;嘴唇的性**區得到強化,這一點後來一直沒有停止過。從他後來相反方向的行為,比如他對動物的誇張的同情,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他這一段童年時光中,並不缺少強烈的性虐狂特征。
強烈的抑製浪潮過早結束了他的童年時期,建立了青春期才會表現出的傾向。這一轉變最明顯的結果是回避任何殘酷的性欲活動,列奧納多這時能夠過著節欲的生活,給人一種成了沒有性欲的人的印象。然而,當青春期的躁動洪水般地向這個男孩子湧來的時候,它們沒有通過強迫他發展一種昂貴的、有害的替代結構把他擊倒。由於他很早就對產生的好奇傾向,他的性本能需要的一大部分被升華成了一種對知識的普通渴望,因此逃脫了抑製。他的利比多中一小部分繼續獻給**目的,表現為一種發育不全的成年**。因為他對母親的愛曾受到抑製,這一部分被迫采取了同性戀的方式,表現為男孩子們的理想愛情。對母親和對母親的關係的幸福回憶的固戀,繼續保留在無意識中,暫時處於不活躍的狀態。在這種方式上,固戀、抑製和升華在配置性本能給列奧納多心理生活做出的貢獻上都起著自己的作用。
列奧納多在童年模糊的藝術家、畫家和雕刻家的理想中成長,因為他具有一種特殊的才能,它得到了童年早期的窺陰癖本能早早蘇醒的強化。如果我們在這兒不是由於能力所限,我們非常樂意去敘述藝術活動從原始本能中產生的方式。我們隻強調這一事實——再懷疑它幾乎已經不可能了——藝術家的創作同時也是他的性欲的發泄;在列奧納多的個案中,我們能夠指向瓦薩裏提供的信息,大小的婦女和漂亮的男孩子的頭——換句話說,**目標的表現——在他的藝術努力中是很顯著的。在列奧納多的青春歲月裏,剛開始他的創作似乎可以隨心所欲。正如在他的生活的外部行為中,他總是以父親為榜樣,在米蘭他也經曆一段男性創造力和藝術多產的階段,在那裏仁慈的命運使他能夠在盧多維克·莫羅公爵身上發現自己的父親代理人。然而不久我們發現,正如我們的經驗所證實的,對真正**的完全抑製並沒有給他的升華的性趨勢的實踐帶來最好的條件。**強加的形式自我顯示了出來。他的活動和做出迅速決定的能力開始遭遇失敗。他的沉思和拖延在《最後的晚餐》中已經表現為一種幹擾的因素,而且通過影響他的技巧,對那幅偉大的繪畫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在他身上慢慢出現了一種過程,唯一可以類比的隻有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的那種衰退。在青春期把他變成一位藝術家的發展,此時被導致他成為調查人的過程壓倒,決定這一過程的因素就在幼年早期。他的性欲本能的第二次升華,讓位給了原始升華,在第一次抑製發生的時候,已經為它鋪好了路。他成了一位調查者,首先是在為他的藝術服務上,後來擺脫並遠離了它。失去了他的保護人,他的父親代理人以後,並且隨著他的生活不斷呈現出的憂鬱色彩,這種衰退的輪換占據越來越大的比例。他開始厭倦繪畫,正如伊撒貝拉·埃斯特(Isabella d'Este)女伯爵的一位通訊員告訴我們的那樣,這位女士特別渴望從他手裏弄到一幅畫。他的幼年曆史控製了他。然而此刻代替了藝術創造的研究,似乎已經包含用來區別無意識本能活動的特征——即貪得無厭、不可改變的僵硬以及缺乏適應現實環境的能力。
在他生命的頂點上,當他五十多歲時——那是女人的性特征已經開始回歸,而男人的利比多仍在頻繁積極提升自己的時候——他迎來一種新的轉變。他的思想內容中較深的層次再一次開始活躍起來;然而這種進一步的回歸對他的藝術是有利的,在此過程中他的藝術正變得發育不良。他遇到了喚醒他對母親帶著肉欲狂喜的幸福微笑的回憶,而且在這種複蘇的記憶的影響下,他重新獲得了在他的藝術創作之初引導他的那種刺激,那是他模擬女性微笑的時候。他繪製了《蒙娜麗莎》,《聖安妮和另外兩個人》以及一係列的神秘繪畫,它們統統帶有深不可測的微笑。在他最初的性欲衝動的幫助下,他獲得了勝利,再一次克服藝術中的抑製。在即將到來的世紀陰影中,我們的眼睛無法看清這最後的發展。因此在此之前,他的智力已經達到了世界觀的最高點,他把自己的時代遠遠甩在了後邊。
在前一章中,我們已經表明了對列奧納多的發展曆程作如此描述——提出了對他的人生的這些劃分,以及解釋了他在藝術和科學之間搖擺不定的方式——的正當理由。如果說,我們在做出這些陳述的時候,引發了批評,甚至是從事心理分析的朋友和那些心理分析專家的批評,說我是在寫一部心理分析小說,我的回答是,我根本沒有過分估計這些結果的確定性。和別人一樣,我也受到了這位偉大而又神秘的人物的吸引,在他的本性中我們似乎發現了強大的本能**,然而它們的表現方式又是如此的溫柔。
然而不管列奧納多的生活真相怎樣,我們不可能停止探索對它進行心理分析解釋的努力,直到我們完成了另一項任務。我們必須像通常那樣劃出界限,界定出心理分析在傳記領域能取得的成就:否則我們就會把每一種不受歡迎的解釋斥為一種失敗。心理分析研究掌握的材料包括一個人的生命史資料:一方麵是事件的偶然處境,和背景影響,另一方麵是所報告的受試者反應。在它的精神機製知識的支撐下,它開始致力於在他的反應力量上,為他的本性建立一種動態的基礎,去揭示他的思想的原始動機力量,以及它們後來的轉化和發展。如果這方麵是成功的,人生命中的性格行為就可以從體質和命運,內部力量和外部力量的交互作用上得到解釋。如果這樣的努力不能帶來任何確定的結果——這也許正如列奧納多個案中的情形——該指責的就不是心理分析方法的不正確或不完備,而是傳統提供的、跟他相關的材料的不確定和破碎本質。因此,傳記作家應該為這種失敗負責,他強迫心理分析在這麽不充分的資料上做出專業的結論。
然而即使我們能利用的曆史材料非常豐富,如果對精神機製的處理也有最大的把握,仍然有重要的兩點,是通過心理分析研究無法讓我們弄明白的,當事人為什麽結果成了這樣的人而不是那樣的人,這一點是怎樣的不可避免。在列奧納多的例子中,我們不得不認為,他碰巧具有的私生子身份以及母親給他的過分溫柔,對他的性格形成和後來的運氣有著最具決定性的影響,因為在童年階段過後到來的性壓抑使他的利比多得到升華,變成了對知識的渴望,並造成了他後來整個一生的性冷淡。然而在童年時期最初的性滿足以後的這種抑製不一定必須發生;換一個人,這件事也許不會發生,或者不會反映在這麽廣泛的領域中。我們必須承認,這裏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是不能進一步通過心理分析手段解決的。同理,我們沒有權力宣稱,這種抑製浪潮的結果是唯一的可能性。也許換一個人,很可能無法成功地把自己大部分的利比多從抑製中抽出來,把它升華為對知識的渴望。在同樣的影響下,他可能會造成對自己的智力活動的永恒傷害,或者會形成不可克服的強迫性神經官能症的傾向。這樣列奧納多就給我們留下了兩種無法用心理分析解釋的性格特征:他對本能抑製的特殊傾向性,以及他升華原是本能的獨特能力。
本能和它們的轉化處在心理分析可以辨析的邊界上。在那一點上,它讓位於生物研究。我們被迫在性格的生理基礎中,尋找抑製傾向和升華的源泉,而心理結構是在生理基礎建立以後才建立的。因為藝術天賦和能力和升華密切相關,我們必須承認,通過心理分析我們是無法進入藝術功能的本質的。現代生物研究的傾向性是把一個人的器官結構的主要特征解釋為男性和女性傾向混合的產物,這種觀點以[化學]物質為基礎。列奧納多體格健美和左撇子的習慣可以用來支撐這種觀點。[96]然而,我們將不會離開純粹心理學研究的基礎。我們的目的仍然是,展示在本能活動的道路上,個人的外部經驗和他的反應之間的聯係。即使心理分析無法揭示列奧納多的藝術能力這一事實,它至少使我們明白了它的種種表現和局限。無論如何,似乎隻有一個擁有列奧納多的童年體驗的人,才可能繪製出《蒙娜麗莎》和《聖安妮和另外兩個人》這樣的作品,才能使他的作品招致如此令人悲傷的命運,才能在科學研究中做出如此驚人的成就。似乎在他童年的“禿鷲幻想”中隱藏著他所有成就和不幸的答案。
然而,人們能否接受關於發現“戀親叢(parental constellation)”的這個發現嗎?它強調偶然情況對一個人的命運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例如,列奧納多的命運取決於他的私生子身份及他的第一個繼母康娜·阿爾貝拉的不孕。我認為人們沒有權利反對這樣的研究。如果我們認為偶然性對決定我們的命運是沒有價值的,就會陷入一種列奧納多試圖推翻的虔誠宇宙觀中,那是在他寫下“太陽是不動的”這句話時[p. 76]。在我們的生命最缺乏防禦能力的時候,公正的上帝和仁慈的天命沒能很好地保護我們免受這些影響,我們自然會感覺到委屈。與此同時,我們也會全然忘記,事實上與我們的生活有關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偶然,從我們自身起源於**和卵子的相遇開始——然而,偶然是自然規律和必然性的一部分,隻是缺少和我們的願望和幻想的聯係而已。在我們的生命中,構成我們身體的“必需品”和我們的童年的“偶然遭遇”之間的決定性因素的分配,它們的細節也許仍然是不確定的;然而總的來說,我們的童年早期時光的重要性已經是不可懷疑的了。我們對自然的尊重仍然太少,用列奧納多模糊的話(它使人想起哈姆雷特的詩句)說:“(自然)中充滿了從來沒有經驗過的無數“領域”。”[97]
作為人類,我們每一個人都隻能與無數的實驗中的一個相對應,在實驗中,這些自然的“領域”會強製進入我們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