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列奧納多的筆記本有一條吸引了讀者的視線，因為它所記的內容很重要，而且還有一處小小的形式錯誤。

1504年7月，他寫道：

'Adi 9 di Luglio 1504 mercoledi a ore 7 mod Ser Piero da Vinci, notalio al palazzo del Potesta, mio padre, a ore 7. Era d'eta d'anni 80, lasci6 10 figlioli maschi e 2 femmine.' [79]

我們看到，這條筆記提到了他父親的去世。形式上的小錯誤包括對當時的時間，在七點[a ore 7]的重複，共出現了兩次，在句子的結尾列奧納多似乎忘記了在開始他已經寫過了一次。這隻是一個小小的細節，不搞心理分析的人是不會重視它的。他們甚至不會注意這一點，而且即使他們關注了它，也會說任何人精力分散或遭遇強烈感情的時候，都會發生這種錯誤，所以它沒有任何進一步的意義。

心理分析家持有不同意見。對他們而言，再小的事也能展示潛在的心理過程。他們很早就已經知道這種遺忘或重複情況的重要性，而且正是“分心”使本來潛藏的衝動被揭示出來。

我們要說，記述卡特雷納（Caterina）的葬禮和學生的學費賬單就是一個案例，它顯示列奧納多沒有成功抑製的情感，以及被強迫隱藏的某種東西的歪曲表現。甚至形式也是相似的：同樣的學究氣的精確，同樣對數字的突現[80]

我們把這種重複叫做一種持續言語。它是顯示情感色彩的精彩手段。比如，我們想起了但丁的《天堂篇》中，聖彼得斯（St. Peters）的長篇演講對他不合格的世俗代表的譴責：

Quegli ch'usurpa in terra il luogo mio,

Il luogo mio, il luogo mio, che vaca]

Nella presenza del Figliuol di Dio,

Fatto ha del cimiterio mio cloaca.[81]

如果列奧納多沒有對情感的抑製，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下的可能是以下文字：“今天七點我父親過世了——瑟·皮埃羅·達·芬奇，我可憐的父親！”然而，取而代之的是用持續言語對父親死亡記述上的最冷漠的細節，死亡的時間，這一切都使該條記錄變得了無感情，並進一步讓我們看清了在這裏被隱藏和抑製的東西。

瑟·皮埃羅·達·芬奇是一個出生公證員之家的公證員，精力十分旺盛，享有崇高的地位和財富。他結過四次婚。他的前兩位妻子沒有給他留下子嗣，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才給他帶來了第一個婚生子。那是1476年，那時列奧納多已經24歲了，早已拿他父親的房子換了他老師維羅齊奧（Verrocchio）的畫室。他跟第四任結婚的時候已經50多歲了，她又給生了九個兒子和兩個女兒。[82]

不可否認，達·芬奇的父親在列奧納多的心理性發展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僅有負麵的，在他童年時光的早期父親不在他身邊，而且也有直接的，在他童年時光的後半期，他出現了。凡是做孩子時對母親充滿渴望的人，都不可避免想把自己放到父親的位置上，不可避免會在想象中把自己等同於自己的父親，而且在後來會把超越父親作為自己的任務。當列奧納多五歲前，被他的祖父家收留的時候，他年輕的繼母阿爾貝拉當然已經取代了他母親的地位，就他的感情而言，他不知不覺中肯定陷入了那種與父親競爭的正常關係中。我們知道，決定同性戀傾向的時間通常是在青春期那幾年。在列奧納多身上，當他做出這一決定的時候，他把自己視同於父親的行為在他的**中就失去了所有的意義，然而它繼續存在於其他非性的活動領域中。我們聽說他喜歡華麗和優美的衣服，擁有仆人和馬，盡管按照瓦薩裏的說法：“他就會沒有任何財產，也很少工作。”這些嗜好並不能簡單歸咎於他的美感：與此同時，我們在其中也發現了一種摹仿父親和超越父親的強迫性衝動。對可憐的農村女孩而言，他的父親是一位偉大的紳士，因此兒子從來也不斷受刺激要扮演一位紳士的角色，並要勝過“希律王”，[83]從而向他父親表明真正偉大的紳士到底是什麽樣子的。

毫無疑問，創造性藝術家對自己的作品的感受就像對父親一樣。列奧納多把自己視同於父親的結果也作用在他的繪畫上，並大大影響了他的作品。他創作了這些作品，然而就不再管它們了，就像父親不再關心他這個兒子一樣。他的父親後來對他的關心絲毫也不能改變這種強迫性衝動；因為它源於童年時光早期的那些印象，已經被抑製的和藏於潛意識的東西是後來的經驗無法改變的。

在文藝複興的時代裏——甚至很多年以後——每一位藝術家都需要依附於一位顯貴的紳士、讚助人或保護人，這個人給他資金，並掌握著他的命運。列奧納多的保護人是盧多維克·斯佛薩，人稱之為依·莫羅，他是一個有野心的人，熱愛壯麗的事物，在外交上機敏過人，但性格古怪，不可靠。在米蘭他的宮廷中，列奧納多度過人生最輝煌的歲月，而且在給他創作的作品中，列奧納多的創造力達到了無限的擴張，《最後的晚餐》和弗朗西斯科·斯弗薩騎馬的雕像就是明證。在盧多維克·斯佛薩大難臨頭之前，列奧納多離開了米蘭，斯佛薩後來被監禁並死於法國的地牢中。當列奧納多聽到他的保護人的死亡的消息時，他在日記中寫道：“公爵失去了自己的爵位、財產和自由，他所從事的工作一項也沒有完成。”[84]不同尋常，當然也不是沒有的意義的是，他在這兒對自己的保護人的指責正是後人對他的指責。他好像是想從他的父親那一輩的人中找個人來為他沒有完成自己的作品這一事實承擔責任。就事實而言，他對公爵的指責是錯誤的。

然而如果他對父親的模仿確實傷害了作為藝術家的他，然而他對父親的反叛早在童年就決定了他在科學研究領域會做出幾乎同樣光輝的成就。在蒙娜麗莎令人傾倒的微笑中（1903, 348），他就像一個在黑夜中早早醒來的人，而別人仍在酣睡。他敢於發出大膽的聲明，它本身就是對獨立研究的支持：“一有不同意見就向權威求助的人，是用記憶工作而不是用理智工作的。”[85]因此他成了第一位現代自然科學家，他是自古希臘時代以來第一位單憑觀察和自己的判斷，探尋自然秘密的人，作為對他的勇氣的獎勵，他取得了大量的發現和提出了大量有啟發意義的觀點。他教誨人們必須輕視權威及拋棄對“古人”的模仿，堅持主張對自然的研究是所有真理的源泉，然而這樣做他隻是在重複著——在人可能達到的最高理想中——一麵性的觀點，那是當他還是個小孩子，好奇地注視著這個世界的時候，它就已經侵入他的頭腦的觀點。如果我們把科學的抽象回過頭放入具體的個人經驗中，我們發現“古人”和權威正好對應著他的父親，自然再一次成了撫養他的溫柔和善良的母親。在大多數其他人那兒——無論是現代還是原始社會——對某種權威支撐的需要都是強製性的，如果權威受到威脅，他們的世界就開始動搖。隻有列奧納多無需這樣的支持，如果不是他早年沒有父親的撫養，他可能做不到這一點。他後來的科學研究，那樣大膽和獨立，都預示嬰兒期沒有被他父親禁止的性研究的存在，而且是這種排除了性成分的這些研究的延伸。

當任何人，像列奧納多一樣，在童年早期[86]沒有受到父親的威脅，在自己的研究中擺脫了權威的羈絆，如果他仍然是一位信教者，仍然不能擺脫宗教教條的束縛，那一定是大大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事。心理分析使我們熟悉了父親情結和對神的信仰之間的親密聯係。它表明了，從心理學上講，個人的神就是尊貴的父親，而且分析還帶給我們日常生活的證據，有多少年輕人在父親的權威解體以後，就失去了他們的宗教信仰。因此我們認識到，對宗教的需要的根源就在於父親情結，萬能的、公正的上帝，仁慈的大自然，對我而言似乎就是父親和母親的偉大升華，或者說是幼兒時期關於他們的觀念的複蘇和恢複。從生物學來講，宗教篤信可以追溯到幼小的人類早年持久的無助和對幫助的需要。當後來他發現在麵對生活的偉大力量的時候，他是多麽孤獨和虛弱，他就感受到和童年時期同樣的處境，並通過對保護自己幼年的力量的回歸性複蘇，來否定自己的失望。宗教總是許諾使信仰者免受神經病的困擾，這一點很容易得到解釋：它移走了他們的父母情結，那是個人以及整個人類的負罪感之所在，並且清除了它，而那些不信教的人不得不自己和這個問題作鬥爭。[87]

列奧納多的例證似乎不可能證明這種宗教信仰是錯誤的。基督教對他不信教或（當時是一回事）叛教的指控，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瓦薩裏[1550]為他寫的第一部傳記中有清楚的描述（芒茨，1899，292ff.）。在他的《傳記》的第二版（1568）裏，瓦薩裏省略了這些內容，考慮到他那個年代，談論宗教事務的極度敏感性，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即是是在列奧納多的記事本中，他也沒有直接表明自己對基督教的態度。在他的研究中，他不允許自己受到聖經中關於上帝造人的敘述的絲毫影響，比如說，他對全球大洪水的可能性提出了挑戰，而且在地質學中，他對成百上千年時間的計算，和現代人一樣沒有絲毫的含糊。

在他的“預言”中，有一些東西肯定會激怒基督教信徒敏感的感情。比如，在“論麵對聖徒肖像的祈禱”，他說：

“人們會對一無所知的人、睜著眼睛什麽也看不到的人說話；他們向他們提問，卻得不到回答；他們會祈求這些長著耳朵什麽也聽不到的人聽他們說話；他們會為一個失明的點燈。（據赫茲斐爾德英譯本，1906, 292.）

或者“在耶穌受難日的哀悼上”：

“在歐洲的每一個地方，偉人們都會為在東方去世的某一個人痛苦。”（同上，297.）

關於列奧納多的藝術，也存在上述同樣的觀點，即他拿走了聖徒身上和教會的最後一絲聯係，把他們變成了人，以便在他們身上反映出偉大和美麗的人類感情。穆德頌揚他克服了彌漫的腐朽氣息，恢複了人為肉欲的戰鬥，和生活的歡樂。在反映列奧納多癡迷於破解偉大自然之謎的日記中，並不缺少表現他對造物主的尊敬的段落，他是所有這一切崇高的秘密的終極起源；然而沒有任何文字表明他希望維持和這一神聖的力量的個人關係。記錄他晚年生活的深刻智慧的思考，散發著讓自己匍匐在自然規律（Avaykn）麵前，希望上帝不要減少對自己的絲毫眷顧的人類的順從氣息。幾乎不要懷疑，列奧納多在專斷的和個人的宗教上都勝人一籌，通過他的研究工作，把自己放在了一個遠離基督教徒觀察世界方式的地方。

上麵提到，我們做出的關於兒童心理生活的發展的發現並表明了這樣的觀點，在列奧納多的個案中，他兒童時代首先進行的研究也是關於性問題的。實際上，他本人的一個明顯的偽裝反而暴露了自己，他把自己對研究的渴望和關於禿鷲的幻想聯係在了一起，把鳥類飛翔的問題單獨挑了出來，作為他一定會關注的一個問題，那是特殊的事實鏈條上的一環帶來的結果。在他的筆記中有一段文字相當模糊，那是關於鳥的飛翔的，聽起來像一個預言，很好地展示了他的情感興趣的度，正是這一點使他堅持自己成功模擬飛行藝術的願望：“偉大的鳥兒第一次將從大天鵝的背上起飛，它將使宇宙驚愕不已，使所有的寫作聲名遠揚，給自己出生其中的巢穴帶來永恒的光榮。”[88]他很可能期望自己有一天能飛起來，而且我們從已經實現的夢想中了解到，他會帶著喜悅期望實現那一希望。

然而為什麽這麽多的人夢想能飛呢？心理分析提供的答案是，飛翔或成為一隻鳥，隻是另一種希望的包裝，而且有不止一種途徑，包括詞語或失誤，引導我們認識這種途徑。當我們思考好問的孩子被告知嬰兒是一隻大鳥帶來的時候，比如鸛；當我們發現古人把**畫成有翅膀的樣子時；發現德語中表示男性性活動最常見的詞語是“vogel”（德語飛翔的意識）；發現男性的器官在意大利語中就叫做“l'uccell”' （鳥）時——所有這一切僅僅是一大堆相關概念的幾個小小的碎片，從中我們了解到在夢中，能夠飛行的願望將恰好被理解為對能夠進行**的渴望。[89]這就是嬰兒早期的一個希望。當成年人回憶童年時光，他那時似乎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當時他玩得很開心，對未來沒有任何期望；正是這一原因使成人嫉妒孩子們。然而如果孩子自己能夠早一點給我們提供信息，[90]他們很可能會告訴我們一個不同的故事。童年時光似乎並不是幸福的田園詩，那是我們再回首往事時扭曲的認識，相反，孩子們在整個童年時期都被一種希望長大，做成年人做的事的願望引誘著。這種願望就是他們所有遊戲的動機。每當孩子們感到在他們研究性的過程中，在那個神秘卻如此重要的領域，有一種精彩的東西，隻有成年人才能得到，而孩子們是被禁止知道和去做的，他們就會產生想去做這件事的瘋狂願望，他們以夢見飛行的方式夢見它，或者準備把他們的希望偽裝起來，以便在後來的飛行夢想中能用到。這種今天我們最終已經實現的飛行願望，卻是有著嬰兒期性欲根源的。

列奧納多向我們透露，他從童年時期起，就感到自己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和飛行的問題捆綁在了一起，他還向我們證實，他童年的研究就是以性事為導向的；而且這就是對我們這一時代的兒童研究的結果的必然期待。這裏有一個問題，至少已經躲過了後來使他遠離**的抑製。隨著意義的稍微改變，同樣的主題繼續吸引著他，從他的童年時光一直到他的智力完全成熟；很可能，他期望得到的技能不是原始的性的意義上的實現，當然也不是機械方麵的，而且他在兩個方麵都是受挫的。

實際上，偉大的列奧納多在不止一種方式上，整個一生都是個孩子；據說所有偉人都注定會保留某些嬰兒特征。甚至在成年時，他仍然在玩耍，這也是為什麽偉人在他的同時代人看，經常顯得既奇怪又不可理解。列奧納多為宮廷歡宴和儀式接待建造了最精美的機械玩具，我們對這一點很不滿，因為我們不願看到這位藝術家把自己的精力花在這樣的瑣事上。他本人似乎沒有因為把時光花在這裏而有任何不情願，因為瓦薩裏告訴我們說，列奧納多製造的很多東西，並不是別人委任他去做的：“在那兒（羅馬），他搞到了一塊軟臘，用它製作出了很精美的動物，裏麵充滿了氣，他一往裏吹起，那些動物就到處飛，而當氣跑完了，它們就會落到地上。貝維迪爾（Belvedere）的葡萄酒釀造者抓了一隻很獨特的蜥蜴，列奧納多從其他的蜥蜴身上取下皮膚給它做了一對翅膀，翅膀裏注入水銀，這樣當它爬行時，翅膀就會震動起來。後來他又給它做了眼睛、胡須和觸角，馴養它，把它放在一個盒子裏，並用它嚇唬所有的朋友。”[91]這樣獨特的創造性經常用來表現嚴肅地思想。“他經常把一頭羊的腸子細心地洗幹淨，使它們可以放在手心裏。他把腸子拿進一個大房間，在隔壁的房間裏，放上鐵匠用的鼓風機，把腸子拴在鼓風機上，並往裏麵充氣，直到它們占滿整個房間，迫使人躲到一個角落裏。就這樣他向人們演示了羊腸是怎樣變透明，並充滿氣的。羊腸最初隻占一個很小的空間，漸漸擴展到整個房間，因此他把羊腸比作天才。”[92]他在無害的掩飾和巧妙的偽裝下，用寓言和謎語表現了同樣的幽默和快樂。後者采用了“預言”的形式：幾乎無一例外的觀點豐富，卻顯然缺少任何智慧成分。

列奧納多給他的想象安排的遊戲和惡作劇，在某些情況下令他的傳記作者痛苦又迷惑，因為他對列奧納多性格的這一麵不理解。例如，在列奧納多的米蘭手稿中，有一些寫給“敘利亞領主，巴比倫神聖蘇丹的總督”的書信草稿，在這些信中，列奧納多介紹自己是派往東方那些地區建造某些工程的工程師，為別人指責自己的懶惰辯解，提供了塔和山脈的地理描述，結尾還有對他在那兒時發生的偉大自然現象的描述。[93]

在1883年，J. P. 理查德（Richter）試圖證明用這些文件，列奧納多在旅居埃及為蘇丹服務的時候，確確實實做過這些觀察，而且他在東方時，甚至還接受了伊斯蘭教。按照這種觀點，他的訪問發生在1843年之前的一段時期——也就是說，在他在米蘭大公的宮廷裏定居下來之前，然而其他睿智的作者毫不困難地就發現證據顯示，列奧納多假設地東方之旅的真實麵貌——那是年輕的藝術家想像的產物，是他為了自娛自樂所創造的，其中他也許表達了想看一看外麵的世界，並體驗一下冒險的願望。

另一個很有可能是他的想象力的創造的例子是所謂的“芬奇研究院”，那是從五六個符號，一些異常精美的交織圖案，的存在中推導出來的，它們包含了研究院的名字。瓦薩裏提到了這些圖案，但沒有提到學院。[94]芒茨把其中的一種裝飾放在了他研究列奧納多的大部頭著作的封麵上，他也是少數幾個相信“芬奇研究院”真的存在的作者。

很有可能，列奧納多玩耍的本能在成年以後消失了，也有可能這種本性進入了代表他的性格最新和最高擴張的研究活動中。然而它的長時間存在告訴我們，一個人在童年時期，享受了最大的**快樂的人，要割斷與童年的聯係的努力是多麽漫長啊，而且這種快樂達到了空前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