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6：心理分析治療的未來前景

先生們，既然我們今天大會的話題大都是實際問題，因此我也以一個實際問題來作為開場白，旨在醫療上麵吸引大家的興趣，而不是吸引大家的科學興趣。我可以想象你們對我們的治療結果會持何種觀點，我假定在座各位大都已經跨過了初學者所經曆的兩個階段，也就是對我們的治療成果出乎意料地大增而熱情高漲階段，以及因為前進道路上困難重重而沮喪階段。無論在座的每一位已經位於本學科發展的那一階段，我今天先要告訴大家的就是在和神經官能症的這場鬥爭中，我們尚未到達山窮水盡的地步，相反，不久我們在治療方麵將會取得長足進展。

我認為我們將從三方麵得到加強：

一是內部進展；

二是更加具有權威性；

三是我們的努力的一般影響。

I.在“內部進展”方麵，我指的是（1）我們分析知識的發展；（2）我們的技術的發展。

（1）知識的發展。當然，就理解病人的前意識而所需的知識而言，我們仍然有漫長的路要走。很顯然，知識的每一次進步都意味著我們治療能力的增長。隻要我們一無所知，我們也就一事無成；我們懂得越多，我們的成就就越大。剛開始，心理分析治療不僅深奧莫測，而且令人疲倦。病人必須把一切都說出來，醫生則要不停地催促。如今，心理分析治療的氛圍要友好得多。治療分為兩部分：醫生把自己的推測告訴病人，病人則檢驗自己聽到的內容。我們的幫助機製很好懂：我們把有意識的預期的東西（病人期待著發現的東西）告訴病人，然後他在與預期的結果的相似的基礎上，找到自己被壓製的無意識。[144]這是一種智力幫助，讓病人更容易克服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阻礙。我順便說一下，這並非分析治療所使用的唯一機製；在座各位都知道更強有力的是“移情”的使用。不久的將來，我在《心理分析的一般方法》[145]一書中，我將對理解分析治療十分重要的各種因素。之後，我再向你們演講時，對於那種認為我們今天所崇奉的分析治療模糊了對我們的假說的正確性的支持的說法，以及那種認為治療過程不能以理論調查的方式進行的說法，我就不用再反駁了。

下麵請讓我們來談一談一兩個每天都有新東西要學、有新東西要發現的領域。首先是有關夢境和無意識中的象征主義的領域。眾所周知，這是一個眾說紛紜的領域。在研究夢境和象征符號方麵，我們的同事威廉·斯泰克爾（Wilhelm Stekel）麵對反對者的種種責難，做出了巨大貢獻。在這一領域，的確有許多還有待研究；我本人於1899年出版的《夢的解析》一書也等待著有關象征主義方麵的成果而進行重要的擴充。[146]

我想稍微談一談最近才被認識的象征符號。前不久，我聽說有一個觀點與我們有不同的心理學家，他對我們當中的一位說我們的確誇大夢中所隱藏的性的意義了：他最常做的夢就是上樓，而這毫無疑問好性沒有關係。這一駁斥讓我們警覺起來，於是開始留心夢中台階、樓梯和梯子的出現，並且很快就證明樓梯（以及類似的東西）無疑是**的象征。這種比較的基礎不難發現：我們經過一係列有節奏的運動，越來越氣喘，到達頂端，然後幾下一跳，我們可就可以飛快到達底部。這樣，**的節奏模式在爬樓時得到了複製。另外，我們也不能忘記語言使用中的例證。語言使用顯示“上”是**的對等詞。在德語中，我們說男人是steiger（往上爬的人）和nachsteigen（在後爬的人）。在法語中，樓梯上的台階叫做marches，而爬樓梯的人就是“**子”，和德語類似。[147]我們將成立一個委員會，集體研究象征符號，然後在適當的時候將新發現這些象征的符號的夢境材料公布給大家。在我們的論文集第二卷中，諸位將會發現有關另一個有權的象征符號、“拯救”以及其意義的變化的一些評述。[148]不過此處我不能再多說了，要不然我就沒時間談論其他內容了。

在座諸位都從自身的經驗中知道，當自己完全掌握了幾個典型病例的結構後，對新病例會有怎樣不同的態度。想象一下，就像我們迄今為止在癔症方麵所做的那樣，就通常用來構建神經官能症的種種形式的要素而言，我們已經得出了一個簡潔的公式，那麽請想一想這一公式對我們的診斷會有多大的影響！就像產科醫生通過檢查胎盤，就可以知道是否已經完全排出，還是還留有一些有毒碎片一樣，我們不管最終結果和病人當時的情況如何，也應當能夠指出我們的治療已經成功，或者病人還會複發。

（2）下麵我們將談談技術領域的創新。的確，在技術領域，幾乎一切都還有待於最後驗證，直至今日很多東西才逐漸被弄明白。心理分析技術如今有兩個目標：替醫生省力和讓病人不受限製地釋放其無意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樣，我們的技術已經經曆了根本性的改變。在宣泄治療時代，我們的目標就是對病症進行闡釋；而後我們離開病症，轉而去發現“情結”——這個詞因為榮格而成為本學科不可或缺的術語。如今，我們的目標是發現並克服“阻力”，一旦阻力被發現、被清除，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情結會毫不費力地出現。在座的諸位當中，有一些已經感到有必要對這些阻力進行調查和分類。我請各位檢查一下自己的資料，看看能否下列總結：在男性病人中，治療過程中最重要的阻力似乎來自父親情結，其表現形式為害怕父親，反抗父親，不信任父親。

技術上的其他創新和醫生本人有關。我們已經知道“反移情”的存在，說到底“反移情”是作為病人對醫生的無意識情感的影響結果之一而出現在醫生身上。我們往往都認為醫生應該認識到這種“反移情”，克服這種反向移情作用。由於為數眾多的人在從事心理分析，彼此交流觀察結果，而且我們已經注意到任何心理分析師都走不出其自身情結和內在阻力允許範圍，因此我們要求醫生應該首先進行自我分析，然後在對病人進行觀察時，再進一步進行自我分析。凡是在這種自我分析中不能獲得任何結果者也許應當立刻放棄能夠通過分析而給病人進行治療的念頭。[149]

我們如今還認為，分析技術應視病情和病人主要的本能而進行適當的調整。我們從轉換性癔症說起；在治療焦慮癔症時，我們必須適當改變我們的治療程序。這是因為，隻要這些病人通過服從癔症條件而感到受到保護，就不能夠提供解決自身焦慮所必需的材料。毫無疑問，從一開始，由於病人受焦慮的影響，醫生無法讓病人放棄其保護措施和工作。因此，醫生必須幫助他們，把他們的無意識解釋給他們，直到他們下決心放棄其焦慮的保護，把自己向已經大大減輕了的焦慮敞開。他們隻有這樣做了，才能得到一旦被掌握，就能解決焦慮而所需的材料。在治療強迫性神經病時，還需要技術方麵的其他調整，不過在我看來，這些調整尚不成熟，此處不宜討論。在這方麵，我們迄今為止尚未嚐試過的重要問題出現了：在治療過程中，病人一直在壓製的本能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得到滿足？；另外，這些衝動究竟是積極的（虐待的）還是被動的（受虐的），這兩者之間有何不同？[150]

我希望你們都會有這麽一個印象：當你們徹底了解我們目前還僅僅作為猜測結果的一切時，當我們在技術上已經對病人更深層的觀察所必不可少的改進時，我們的醫療程序將會達到某種程度的精確，肯定能夠達到某種程度的成功，而這種精確和成功不見於任何專門化的醫療領域。

II 我已經說過，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的權威性將大大增加。我不需要向諸位大談權威的重要性。隻有少數文明人才能夠不依賴他人而生存，甚至能夠形成自己獨立的意見。普通人內心缺乏決斷，渴望權威，其程度怎麽誇張也不為過。自從宗教力量削弱之後，神經病異乎尋常的增多也許可以讓人感受到這種程度。文明要求每個人律己，由於律己耗費大量的精力，從而導致自我的貧乏，這也許是導致這種狀態的主要原因之一。

迄今為止，這種極具暗示性的權威一直對我們不利。我們在治療上取得的一切成功都不得不麵對這種暗示：實際上，在這樣的環境下還能取得成功，這本身就是件令人稱奇的事。我曾獨自一個人代表著心理分析，對當時那些令人不快的經曆我不想描述。我隻想說，當我告訴病人們我知道如何讓他們一勞永逸地擺脫痛苦時，他們環顧我那簡陋的寓所，心中想到我不過是個無名小卒，因此望著我的眼神就好像是望著賭館的老板一樣，用人們的話說，這種人要是能言行一致的話，他就不是他自己了。另外，當本該提供幫助的同時卻偏愛亂插手時，或者一看見血跡或不安，病人家屬就進行威脅時，進行心理手術真不是件愉快的事。手術肯定會產生反應；在外科手術中，我們對此已經司空見慣。當時人們根本不信任我們，就像至今人們仍然不太信任我們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有很多治療肯定要失敗。在我們已經獲得普遍認可後，要想估計我們的治療前景，請你們想一想婦科醫生在土耳其和西方的地位。在土耳其，婦科醫生能做的隻是給從牆上的洞中伸過來的手臂把一把脈，其治療效果當然和能夠接觸到病人的程度成反比。我們在西方的對手隻希望我們像土耳其的婦科醫生那樣接觸病人的大腦。不過既然社會暗示的力量迫使生病的婦女去看婦科醫生，那麽醫生就成為了她們的幫助者和救命恩人。我相信你們肯定不會說幫助我們、極大增加我們的成功率的社會權威無助於證明我們的假設，聲稱既然暗示無所不能，我們的成功實際上是暗示的成功，而不是心理分析的成功。社會暗示目前主張用水療、食療和電療來醫治神經病人，但是這並不能者使得這些治療方法在治療神經官能症方麵更加有效。時間將會證明心理分析治療可以做得更多。

不過我卻要再一次掃你們的興。社會並不會急於給我們提供這種權威，相反卻肯定會給我們提供阻力，因為我們對社會持批評態度。我們向社會指出：正是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神經官能症的產生。正如我們因為揭人老底而與人結仇一樣，對於無情揭露其有害的影響及不足行為，社會也不可能同情。因為我們打破了幻想，所以有人指責我們危及理想。因此，我期待著能夠為心理治療前景提供如此巨大優勢的條件似乎永遠也不會實現。不過目前的情形並沒有想象的那麽糟糕。人的情感和自我興趣盡管很強大，不過理智也很強大——的確，理智的力量並不會一下子就能感受得到，但是終了卻更加強大。最後，最殘酷的現實在它們傷害了的利益及激起的情感全都耗盡了其怒氣後，終於得到了聽聞，得到了承認。事實總是如此，心理分析師必須向世人講述的那些令人難堪的事實也將麵臨同樣命運，隻是這樣命運來得很慢，我們必須耐心等待。

III 最後，我得解釋一下我所說的“一般影響”是什麽意思，為什麽我對它抱有希望。我們今天在此所展出的是一批很可觀的醫療結果，這在別處也許看不到，你們咋看起來也許會覺得奇怪，不過等你們從中發現了早已熟悉了的東西，你們就不會奇怪了。當然，你們都知道神經病是對某種本能的替換性滿足，而這種本能在本人及他人麵前都受到抑製。其滿足能力取決於扭曲程度和不被認出。當它們所代表的謎被解開，其解決方式得到病人的接受之後，這些疾病就不再存在。盡管在童話中，你們曾聽說過惡魔都藏著自己的名字，一旦說出其名字，其魔力就會立刻消失，但是在醫療過程中，這種事卻難得一見。

盡管社會由病人和健康人共同組成，但是讓我們假設是整個社會而不是個人患有精神病；本該是個人接受問題，讓我們假設它是總體認同問題。在個人身上取得的醫治成功，對社會也應當成功。假如他們不希望知道其大腦活動過程的親朋和路人都曉得了這些病症的一般意義，假如他們自己曉得在展示自己病症的過程中，他們所產生的一切都立刻為別人所知，病人是不會讓自己的種種疾病為世人了解的——他們焦慮，過於溫柔，隻不過是為了掩飾其憎恨；他們的恐曠症反映了其受挫的雄心；他們專注的行為表示對心中的惡意的自我譴責和防範。不過，一般影響也不僅僅局限於掩藏病症——病症往往不可掩藏，想要掩藏就不能得病。揭秘會深深傷及精神病賴以產生的“病源等式”[151]，從病中所獲就會變得虛無縹緲，從而導致因為醫生的不謹慎而造成的形勢變化所帶來的最終後果隻能是疾病的產生過程被終止。

假如這一希望過於理想化，你們也許應當記住，盡管是在一些非常孤立的例子中，這種方法實際上已經消除了神經病現象。想一想從前的農村女孩當中經常出現有關聖母的幻覺。隻能這種現象把很多信徒聚集在一起，從而導致一座小教堂在那個聖跡上建立，那麽這些女孩的幻覺狀態就不可能在受到外在影響。如今，甚至連我們的神職人員對這樣的事件也改變了態度；他們允許警察和醫生這些幻想者，因此如今的聖母隻偶或出現。

或者讓我用類比的方法總結一下這些我在前麵描述過將要產生發展——我不想做大規模的總結，因此其結果也更容易接受些。假設一個文明社會裏有一群先生和女士打算在一家小酒店舉行野餐。女士們約定：誰要想去衛生間，就說去摘花。某個心懷不軌的人聽說了這個秘密，於是在散發給全體成員的節目單上印著：“凡想放鬆一下的女士請說去摘花。”這樣一來，女士們誰都不願意用摘花這一借口；同樣，其他類似的客套話盡管剛剛約定好，但是也會被放棄。結果怎麽樣？女士們會坦承要上衛生間而不會感到任何羞恥，男人們也不會反對。

讓我們再回到更嚴肅的例子上來。有這麽一些人，他們麵臨一生中無法解決的矛盾，患上了精神病，加以逃避，這樣就從疾病當中有所收獲，盡管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代價太大。倘若因為心理分析不小心揭露了秘密而不能逃避，這些人會怎麽做？他們就會變得老實，向他們的本能坦白，然後直麵矛盾，力爭獲得其所需，或者加以擺脫，而整個社會隨著心理分析方麵的啟蒙，將會變得更加容忍，從而為這些病人提供幫助。

不過請我們記住，我們的人生態度應當是渴望衛生或治療。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心中理想的精神病防治辦法並非對每一個人都適用。在我們假設的條件下，很多精神病人並不支持矛盾，而是迅速屈服，或者造成比自身疾病所造成的更大的錯誤。精神病實際上有其生理功能，旨在作為一種防護措施，因此尤其社會合理性：精神病所提供的“病中所獲”並非總是主觀的。你們當中難道沒有人曾經研究過某一精神病例的成因，但是卻不得不承認那實際上是最溫和的結果？當世上還充滿其他無可避免的不幸之時，我們還應該做出如此巨大犧牲來特地根除精神病嗎？

那麽我們應當放棄努力，不再把精神病的隱含意義解釋為危及個人、傷害社會運作的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嗎？我們應當放棄，不再從科學的洞見之中得出可行的結論嗎？不；我認為除了這些，我們的義務剛好相反。精神病所提供的“病中所獲”最終在總體上不僅妨礙社會，也妨礙個人。我們的啟蒙工作所造成的不幸隻會影響某些人而已。這些犧牲所帶來的整個社會態度的變化——更趨實際、更值得稱道，其代價不會太高。不過不管怎麽說，如今產生精神病症、服務於不同於現實的幻想世界的能量即使不能一下子都得到應用，也將有助於加強對我們文明變革的呼聲，我們可通過這些變革來謀求子孫後代的健康。

所以，我想向在座諸位保證：你們在對病人進行心理分析治療時，你們實際上是在多重意義上盡自己的義務。你們不僅僅通過利用唯一的發現神經病秘密的機會來服務於科學；你們不僅僅為病人提供他們今天所能獲得的最有效的治療手段；你們全都在為社會進行啟蒙，通過啟蒙我們期待著在社會權威的間接道路上，能夠對精神病進行最根本的預防。[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