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5：“瘋狂的”的心理分析

這篇論文（1910年12月出版）的基本主題六年前在弗洛伊德關於心理治療（1905a），（標準版，7，261-2）的一篇論文中已經有所觸及。除了它的主要主題以外，這篇論文值得關注還因為它包含了弗洛伊德後來很少提到的“真正的神經官能症”，以及對焦慮神經官能症和焦慮癔症的區別的提醒。

幾天前，一位中年女士在一位女性朋友的保護下，前來找我谘詢，主述是焦慮狀態。她有四十大幾歲，保養得很好，很明顯她的女人氣質還沒有喪失殆盡。她的焦慮狀態的誘因是和上一任丈夫的離婚；然而根據她的敘述，她的焦慮已經變得非常強烈，自從她去谘詢了住在郊區的一位年輕的內科醫生，因為醫生說她焦慮的原因是缺少性滿足。他說她不能忍受失去了丈夫的**，所以隻有三種方式可以使她恢複健康——她必須回到她丈夫身邊，或者找一位情人，或者采用自我滿足的方式。從那時起，她就確信自己沒救了，因為她不願意回到她丈夫那兒，而後兩種方式又是她的道德和宗教感情無法接受的。然而她來找我，是因為醫生跟他說過這是我應該負責的一個新發現，而且她來找我的目的就是請我證實那位醫生的說法，而且我必須告訴她這一點和任何別的說法都不是真的。跟她一起來的是一位年齡較大的，幹枯的，麵容不健康的婦女，她央求我向病人保證這位醫生的說法是不對的；並說這不可能是正確的，因為她本人就已經寡居多年，卻沒有受到任何焦慮的影響，仍然是受人尊重的。

我不想詳述自己在麵對這次訪問時的尷尬和矛盾的場麵，相反我將會思考把這位女士送到我這來的那位執業醫師的行為。然而，首先讓我們在心裏牢記，那些東西可能不是多餘的——實際上我也希望如此。很多年的經驗已經告訴我——正如每一個人都可以學到的那樣——不要不假思索地把病人，特別是神經病病人關於他們的醫生的敘述當成是真話。神經專家不僅容易成為他的許多病人仇恨情感的發泄對象，不管他用什麽方法去治療病人；而且有時他也必須心甘情願去為他的神經病病人潛藏的、壓抑的願望承擔責任，那是一種投射。[138]病人最容易向其他內科醫生傾訴這種指控是一件可悲的然而又是有意義的事。

因此我有理由希望這位女士給我講述的關於其醫生告訴她的話是有偏見的和歪曲的，而且我把自己關於“瘋狂的”的心理分析的論述和這一事件聯係起來，這樣做對一位我不了解的人是不公平的。但是，這樣做我也許會阻止其他人傷害他們的父母。

因此讓我假設醫生對她說的話正是她報告的那樣。每個人立刻就會提出批評說，如果醫生認為必須和一位婦女討論性的問題，他必須講究技巧和方法。然而，順從這一要求與采用一些心理分析的技術規則是相一致的。再者，這位醫生忽視了幾條心理分析的科學理論，或者誤解了它們，因此表明了他對心理分析的本質和目的的理解是多麽膚淺。

讓我們先看一下後者，科學的錯誤。醫生給這位女士的建議，清楚地表明了他所理解的“性的生活”這個詞語的含義——也就是大眾理解的意思，即性需要僅僅意味著對**或產生**和分泌性物質的類似行為。然而，他不可能意識不到，心理分析通常受到的指責是遠遠誇大了有關性是什麽的概念的一般範圍。在這裏我不打算討論這種指責的理由是否恰當。在心理分析中，有關性是什麽的概念包括的很多；它比大眾理解的含義要低得多、又高得多。這種擴展從遺傳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我們把所有把原始的性衝動作為來源的溫柔情感的活動都歸到了“性的生活”裏，甚至那些衝動原來的性目的已經被禁止，或者已經轉換成了與性無關的目的的時候。因此我們更願意說心理**，因此強調以下觀點，**中的心理因素不應被忽視或低估。我們使用“**（sexuality）”這個詞的綜合含義，就像德語中使用lieben [去愛]那樣。我們早就知道缺少心理滿足的所有結果可能存在於任何不缺少正常**的地方；而且作為臨床醫學家，我們總是牢記不滿意的性傾向（我們反對神經病症狀形式出現的它們的替代性滿足）在**和其他性行為中經常隻能得到不完全的發泄。

任何同意這種心理**觀點的人，都沒有權利引證討論**的病因學重要性的心理分析論文。通過絕對強調**中的肉體因素，他毫無疑問大大簡化了這一問題，然而他仍然必須對自己所作所為承擔責任。

在這位醫生的建議中還可看到另一個同樣重大的誤解。

心理分析確實把缺少性滿足作為造成神經紊亂的原因。然而難道這就是它的全部意義嗎？它宣稱過神經病症狀是由兩種力量：一方麵是利比多（它總的來說是過多的），另一方麵是過於嚴重的抑製之間的衝突造成的，難道這種教導因為太複雜就被忽略不問了嗎？這第二個因素決不是次要的，凡是記住它的人，都不會相信性滿足本身就是對神經官能症患者痛苦的一貼可以普遍信賴的良藥。實際上，這些人中的很多或者在實際情況下，或者一般來說，是得不到性滿足的。如果他們能夠得到滿足，如果他們沒有內在的抵抗，本能自身的力量就會指出滿足的方法，即使沒有醫生的指導。因此像那種據說是給那位女士所提的醫學建議又有什麽用呢？

即使從科學上它證明是正確的，它也不是她能夠實施的建議。如果她對**或者找情人沒有內在抵製，她當然早就接受了其中的一條措施。或者說那位醫生認為過了四十歲的女人就意識不到人可以找個情人，或者說他過高估計了他的影響，以至於認為沒有醫生的認可，這位女士就無法做出這樣一步決定？

所有這一切似乎都很清楚，而且必須承認，有一種因素經常讓人無法做出判斷。有些神經病狀態，即我們叫做“真正的神經官能症”，比如神經衰弱症和純粹的焦慮神經官能症，明顯由**的肉體因素決定的，同時我們不能確定，在這些病症中，精神性的因素和抑製是否也起到自己的作用。[139]在這些病例中，自然醫生首先應該考慮某種“真正的”治療，改變病人的某些肉體性活動，而且他在這樣做時，必須完全確認自己的診斷是正確的。谘詢了那位年輕醫生的女士主要的症狀是焦慮狀態，因此他也許假定她正受到焦慮神經官能症的困擾，感到給她提出肉體治療方案是正確的。又一個不假思索的誤解！患有焦慮症的人不一定就會因此患上焦慮神經官能症；這樣一種診斷與那種[症狀的]稱呼不符合；我們應該了解什麽樣的焦慮神經官能症的症狀，能夠把它們和焦慮同樣會表現出的病理狀態區分開來。我的印象是，這位女士患的是焦慮癔症，[140]而且這樣一種病情學的區分的全部價值，也是同樣證明了區別的正確性的價值，就在於它們表明了不同的病因和不同的治療的事實。在這一病例中，凡是考慮了焦慮癔症的人，都不會犯忽視心理因素的錯誤，不會像這位醫生這樣給病人三種選擇。

奇怪的很，這種所謂的心理分析的三種治療選擇竟然沒有給心理分析本身留下空間！這位婦女明顯隻能通過回到她丈夫的身邊，通過**或找情人滿足自己的需要來治療自己的焦慮。那麽分析治療又在哪兒呢？那可是我們提倡的焦慮狀態的主要治療手段哦！

這就把我們帶入了這個所說的病例[141]中醫生使用的程序中的技術性錯誤。這是一種早已被淘汰的觀念，也是從虛假的表麵想象中得出的觀念，說病人存在某種無知，而且如果我們通過為他提供信息（關於他的疾病和他的生活的偶然聯係，以及他孩童時代的經曆等）來消除他的無知，他就一定會康複。病理學的因素不是他的無知本身，而是這種內在抵製中的無知的根源；正是這種抵製首先使無知得以產生，而且把它維持到現在。治療的任務就在於與這種抵製作鬥爭。告訴病人他所不知道的東西，是因為被他抑製了，隻是治療的必要的前提之一。[142]如果關於無意識的知識對於病人的重要性就像不了解心理分析的人們想象的那樣，聽演講或讀書就足以治好他的病。然而，這些措施對於消除神經疾病的症狀的作用就像在饑荒年月發放菜單卡片一樣無法消除饑餓。這一類比的應用甚至超越了當前的範圍；因為總是告訴病人他的無意識情況，會導致強化他心中的衝突和他的症狀的惡化。

然而，既然心理分析不能以提供信息為藥方，它規定在完成以下兩種條件之前就不能這樣做。首先，通過準備，病人本人必須自己抵達被他抑製的事物的附近；第二，他必須對醫生形成足夠的依賴（移情作用），以便讓他和醫生的情感關係能使他重新啟航。

隻有當這些條件實現以後，才能確認和掌握導致抑製和無知的那些抵製。因此，心理分析幹預絕對需要和病人相當長時間的接觸。試圖在第一次見麵時就通過唐突地告訴他那些醫生發現的秘密來“突擊治療”他的努力，在技術上是應該反對的。這些努力大多會使醫生受到自我懲罰，在病人身上激發起對醫生很大的敵意，並使他在再也無法對病人施加任何影響。

除了以上這些，有時人們也會做出錯誤的推測，而人永遠也無法發現所有的真理。心理分析提供了這些代替被看成某種特殊天賦的不確定的“醫療技巧”的確定的技術規則。

因此，醫生隻了解少量的心理分析發現是不夠的，他必須使自己熟知它的技巧，如果他希望能夠用心理分析的觀點來指導自己的醫療過程的話。這種技巧從書本中是學不到的，當然沒有巨大的時間、勞動和成功的犧牲也是不可能發現的。因此，我不認識那位據說給那位女士提出過這樣的建議，而且從來沒有聽說過他的名字，對於形成關於我在論述開始時提到的這一事件的判斷，當然是有一定意義。

我本人，朋友和一起工作的人都認為，不應該對如何使用這種醫學技巧有任何專斷。然而麵對可能給病人以及心理分析事業造成的危險，我們別無選擇，這種危險就在醫學實踐中，可以預見會成為“瘋狂的”心理分析。在1910年春天，我們建立了國際心理分析協會，協會的成員公布了他們的名字以示對協會的忠誠，也是為了避免為那些非本會會員，卻聲稱他們在使用心理分析這一醫療過程的人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143]因為，這種“瘋狂的”心理分析者對心理分析事業比對個別病人造成的危害更大。我經常發現這種笨拙的程序，盡管開始的時候損害了病人的健康，但最終導致了病人的康複。不是每一次，但經常如此。當他把醫生羞辱到一定程度，感到離開他的影響已經足夠遠了，他的症狀就消失了；或者他會決定采取導向康複道路的某種步驟。最後的康複“自己”到來了，或者被歸功於這位病人後來訪問過的另一位醫生采取的完全無關緊要的治療。在我們聽說的這位抱怨她的醫生的女士的例子中，我必須說，無論如何，這位“瘋狂的”心理分析者對她的貢獻比某一位非常受人尊重的權威還大，那位權威告訴她患上了“血管收縮神經官能症”。他迫使她開始關注她的疾患的真正原因，或者把它引導到這個方向上。盡管她的種種反對，他的這種幹涉不可避免地產生某些好的結果。然而他傷害了自己，由於病人自然的情感抵抗，強化了病人的對心理分析的偏見。所以這樣的方法是應該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