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癩蛤蟆”到登基坐殿 01

——“癩蛤蟆”投胎轉世的袁世凱

光緒皇帝臨死之前，用手在空中寫的兩個字是“斬袁”，光緒皇帝對袁世凱為何如此痛恨。從小站練兵開始，袁世凱的發跡印證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定律。“須知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對袁本人來講，可以算作是其決策的最大過錯。然而，從國家利益來講，其最大的過錯，是斬幾個袁都不能贖回的。

袁世凱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物？為什麽在戊戌變法時會為維新派所倚重？袁世凱的告密和戊戌政變有沒有直接關係？袁世凱在晚清新政中有什麽貢獻，為什麽會得到立憲派的信任？

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凱又有什麽表現，為什麽最終能夠以全票當選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在清末民初這些重大曆史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

1、“癩蛤蟆”投胎轉世

袁世凱，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別號容庵，因其為河南項城人，故又稱袁項城。生於鹹豐九年（1859）八月二十日。他五短身材，頸粗腿短，走路正八字步，民間傳說他是“西山十戾”中的“癩蛤蟆”投胎轉世。

同治五年（1866），袁世凱隨嗣父袁保慶至濟南任所，開始讀書。後遷江寧。同治十二年袁保慶病逝後返回原籍，與嗣母牛氏一起生活。

同治十三年（1874），袁保恒將袁世凱帶到北京，聘請嚴師授讀。但袁世凱紈袴子弟的習性甚深，以讀書為虛應之事，故成績不佳。光緒二年（1876）秋回籍應鄉試，結果落第而歸。次年夏，隨袁保恒至河南辦理賑務，曆練做官本領。光緒五年（1879）秋，他又一次應考鄉試，仍名落孫山。其後曾報捐中書科中書。繼之，捐納實缺，不果，於是決心投筆從戎，於光緒七年（1881）至山東登州投奔其嗣父的至交、淮軍統領吳長慶，獲得幫辦文案之職，開始踏入仕途。

光緒八年，與清廷有宗藩關係的朝鮮發生兵變，國王李煦和閔妃集團被圍攻，向受閔妃排斥的大院君李昰應（李熙之父）重握朝政。署直隸總督張樹聲命令吳長慶率淮軍六營至朝平亂。七月東渡前，幕府名流張謇等人推薦袁世凱任執行前敵營務處事。平亂後，吳長慶對袁的表現十分讚賞，為之上報請獎。經回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任的李鴻章奏準，九月初一日（10月12日）袁以同知補用，並賞戴花翎。

不久，應朝鮮請求，吳長慶命袁幫助朝鮮整頓軍隊。光緒十年（1884）當法國侵略者將戰火由越南引向中國邊界時，李鴻章為加強邊防，奏調吳長慶率兵三營駐防奉天金州，其餘三營留駐漢城，由記名提督吳兆有統帶，命袁世凱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由此袁在朝鮮成為一個握有軍事實力的人物。十月，朝鮮以金玉均為首的開化黨在日本配合下發動政變，迫李熙改組了政府。袁世凱果決地說服吳兆有統兵擊退日軍，趕走親日派。此次勝利大大助長了袁的政治野心，他自作主張，搬進王宮，以監國大員自居。由於吳兆有反對其企圖獨掌軍權，揭發其挪用軍餉等罪狀，加之日本揚言要清軍從朝鮮撤退，袁心灰意冷，於光緒十年十二月（1885年1月）請假回國，返回原籍。

為了進一步控製朝鮮，李鴻章采取了兩項具體措施，一是釋放被軟禁在保定的李昰應回朝，利用其影響和力量抵製閔妃集團依賴俄國的傾向；二是以袁世凱接替駐朝商務委員陳樹棠的職務。光緒十一年九月李鴻章奏準袁世凱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大臣，以提高其地位，使其參與外交事務。並以知府分發，補缺後以道員升用，賞加三品銜。從此，他開始嶄露頭角，成為中外所知的人物。

清皇朝對朝鮮本來隻有宗主之名，而無其實。而袁世凱自抵新任後，為維護“上國”尊嚴和“屬邦體製”，時時擺出監國大員的架勢，專橫武斷，盛氣淩人，事事插手，並於光緒十二年（1886）兩電李鴻章，請廢黜李熙，另立新君。袁世凱的行為促使朝鮮宮廷產生更大的離心傾向，嚴重損害了中朝關係。

日本自確定霸占朝鮮，進而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後，一直積極進行備戰和煽惑發動侵略戰爭。袁世凱起初對日防製甚力，但後來即為盲目樂觀、麻痹輕敵思想所支配，對日本的動向懵無所知。

光緒二十年二月（1894年3月），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四月，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派兵助剿。袁大力支持，屢電李鴻章出兵，且雲日本並無出兵之意，接著又將軍機泄漏給日本。當日本出兵朝鮮後，袁仍對形勢的危機無所認識，一心想著鎮壓起義。直至日本大兵壓境，始請求增兵備戰。五月下旬，戰爭一觸即發，袁為脫離險境，再三電李請求回國。經清廷批準，袁於六月十七日（7月19日）改裝易服偷偷回到國內。

2、小站練兵培植勢力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李鴻章奏派袁世凱仍任總理交涉通商大臣兼辦輯撫事宜，令其馳赴平壤一帶聯絡官軍，協籌糧運。袁對這場戰爭毫無信心，始終主張議和，一聞敗訊，立即逃竄。清軍的屢次敗北，徹底暴露出舊有軍隊的腐朽，朝野上下群起呼籲必須改革舊軍，建立新軍。基於這種形勢，袁世凱也向盛宣懷建議改革軍製，募練新軍，並毛遂自薦要當監督。光緒二十一年又上書軍機大臣李鴻藻，提出同樣意見。六月十二日（8月2日）袁被召見，奉派督辦軍務處差委。他用鑽營請托等手段，並擬訂新軍營製餉章和聘請外國軍官合同，請人譯撰兵書，博得知兵之名，終於受到權貴榮祿等的激賞，十月二十二日（12月8日）獲得到天津小站督練新建陸軍的權柄。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袁世凱至小站接管原定武軍4000餘人，旋派人選募2000餘人，全軍共7000人。軍隊設督練處，袁自領督練官。新建陸軍采取德國和日本建製，營製分左右兩翼，每翼分統步、炮、馬、工程、輜重各兵種；教官多自德國聘任，新式武器多從德國購置，全軍一律習洋操，實開中國陸軍近代化的先河。袁世凱在軍隊中大樹特樹個人絕對權威，通過官祿利誘，嚴刑峻法，以及灌輸封建倫理、升官發財、宿命論等反動思想，很快培植起一批親信死黨，把軍隊訓練成帶有濃烈人身依附性質的武裝。

由於袁世凱作風跋扈，嗜殺擅權，營私受賄，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禦史胡景桂對其進行參劾。查辦此案的榮祿極力包庇袁世凱，使其度過了難關。經此事，袁越發投靠榮祿，依榮而自固。

次年，清廷以袁世凱練兵有功，晉其為直隸按察使，仍專管練兵事宜。

3、光緒臨死要“斬袁”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變法正式開始，因為這一年為農曆戊戌年，故史稱“戊戌變法”。變法期間，光緒帝發布了上百道新政諭詔，除舊布新，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麵。但是，改革措施遭到了頑固守舊勢力的反對和阻撓，很多上諭都成了一紙空文，光緒帝和慈禧太後之間的矛盾也逐漸激化。光緒二十四年七、八月間，形勢進一步惡化，守舊勢力預謀政變。光緒帝頒密詔給維新派，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要維新派籌商對策。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讀到密詔後，痛哭失聲，誓死營救皇帝，並決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後交權。八月初三深夜，譚嗣同隻身前往袁世凱的寓所法華寺，托以出兵相救的重任，說服袁舉兵殺榮祿，包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後則或囚或殺。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宣布訓政，光緒帝也被囚禁起來。隨後，大肆搜捕維新人士。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變法運動最終失敗。

傳統說法認為，袁世凱的告密直接導致了慈禧太後發動政變。袁世凱是個兩麵派，他用假話哄走了譚嗣同，但看到慈禧的勢力遠遠超過光緒皇帝，決定投靠後黨。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密。

但是，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

第一，政變之初，慈禧太後沒有下令捉拿譚嗣同。

因為譚嗣同是勸說袁世凱“圍園劫後”的人，屬於“逆首”，慈禧太後絕不會放過他。因此，如果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政變，那麽在八月初六日慈禧發動政變時，上諭中應該會指名逮捕譚嗣同。但上諭中隻命令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並沒有譚嗣同。而且給康定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罪名較輕。而“圍園劫後”則屬大逆不道，罪不可赦，上諭中則沒有提及。

第二，榮祿不可能連夜乘火車趕回北京。

有關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聞報道八月初五日上午袁世凱覲見光緒皇帝後，即乘火車趕回天津。在袁世凱的《戊戌日記》記載“抵津，日已落”，所以袁到榮祿處告密，應該已在夜間，榮祿得知圍園消息後，不可能在當夜乘車趕到北京，把消息反饋給慈禧太後。因為當時北京、天津之間的火車通行不久，隻有白天行車，沒有夜車，也缺乏夜間行車的設備、經驗和技術，即使榮祿以直隸總督的身份也不可能下令加開一次夜車。所以，榮祿在八月初五日夜間很難趕到北京，而慈禧太後實行訓政卻在初六日上午，可見慈禧太後發動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的，政變時也不知道維新派有“圍園劫後”的計劃。政變是新舊兩派勢力長期矛盾鬥爭積累的結果，守舊派大臣認為維新派亂政妄行，請求慈禧太後訓政，也是他們的一個既定步驟，與袁世凱的告密沒有關係。

那麽，袁世凱的告密在戊戌政變中起了什麽作用呢？近年來，多數學者認為：雖然戊戌政變不是因袁世凱告密而發生，但袁世凱告密卻大大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後重新訓政後，發布政令捉拿康有為和其弟康廣仁，並將保舉維新人士的宋伯魯予以革職，永不敘用，此外並沒有涉及處理其他參與變法的人員，也沒有發布停止新政的諭旨。

八月初五日，袁世凱回天津後沒有立即向榮祿告密。八月初六日晚，當聽到政變消息後，袁世凱以為事情已經泄露，為保全自己，才向榮祿和盤托出了“圍園劫後”的密謀。八月初七日，慈禧太後得知維新派有罷黜太後之意後，惱怒至極，對事件性質的認定有了重大轉變，因而下令大肆捕殺維新人士，致使事態擴大。

袁世凱為什麽會得到維新派的信任呢？在變法初期，袁世凱與維新誌士交往密切，表現出傾向於變法、積極推動變法的熱忱。

光緒二十一年（1895）閏五月，當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四書苦於投遞無門時，袁世凱主動幫忙交給督辦軍務處，請求當時手握重權的榮祿代遞，雖然為榮祿所拒絕，卻反映出他對維新誌士的態度。康有為因此很感激他。

七月，維新派成立強學會，袁世凱被列為發起人之一，他還捐資作為會金。

十一月，袁世凱受命在天津小站編練陸軍時，與維新人士嚴複等定期相聚，在一起談論維新事宜。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戊戌變法的重要支持者翁同龢被罷官路經天津時，袁世凱冒險派人持函送禮，以示慰問之意。

七月，變法運動達到**，袁世凱派徐世昌到北京與維新派聯係，並通過徐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不斷接觸，表示自己對變法事業的關切。

袁世凱對戊戌變法的關心，贏得了維新誌士的信任，康有為對袁世凱也有很好的印象，因此，在變法危急時才敢把重任托付於他。經維新派的舉薦，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破格提升他為候補侍郎，繼續專辦練兵事務。第二天，在袁世凱進宮謝恩時，光緒帝誇獎他說：“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這其實是在暗示他以後不要受榮祿的節製。

八月初三日，維新派的幾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商議救光緒的辦法，其中竟有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在場。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對維新派做出全力支持的承諾，維新派也不會讓徐世昌參加這一秘密活動。

但是，袁世凱作為浮沉宦海多年的政客，他不會不明白，維新勢力與守舊勢力鬥爭的雙方一邊是皇帝，一邊是太後。隨著兩方麵鬥爭的加劇，他越來越感到，自己的立場傾向不僅關係到頂戴，甚至關係到身家性命。也許他內心並不反對變法，但從殘酷的政治現實考慮，他覺得光緒帝和維新派的力量遠遠不是慈禧太後和頑固派的對手。光緒皇帝下了那麽多的變法詔書，卻基本上停留在紙麵上就證明了這一點。經過權衡，他決定投靠後黨走升官之路。

因此，他被提升為候補侍郎後，對這樣的超擢“自知非分”，惟恐引起後黨的猜疑，於自己不利，在八月初一日被召見的當天下午，就急急忙忙四處拜訪後黨權貴人士，如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剛毅，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王文韶等人，進行解釋，以表白自己的心跡。

八月初三日深夜，譚嗣同走後，袁世凱一夜未睡，“反複籌思”，知道自己麵臨著生死抉擇，對自己在譚嗣同麵前表態說“誅榮祿乃殺一狗耳”的話非常懊悔，生怕譚嗣同會將與他的密談向後黨揭發，這樣就使自己牢牢地與維新派捆在一起了。為了保全自己，袁世凱最終下決心出賣維新派。

袁世凱因告密有功，受命署理了幾天直隸總督，其新建陸軍還得了4000兩的賞銀。慈禧太後為表示對他的信任，還特準他在西苑門內騎馬。此後，袁世凱便以慈禧太後和榮祿為靠山，走上了飛黃騰達的捷徑。

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首三言歌謠，諷刺了袁世凱這種出賣維新派的做法：

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相繼病逝後，3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攝政王載灃監國，執掌政權。新朝優賞軍機大臣，袁世凱加太子太保銜。載灃深切痛恨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期間出賣其兄光緒帝，對其貪權置勢亦極疑忌，極想把袁除掉。因遭到奕劻堅決反對和軍機大臣張之洞勸阻，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載灃借口袁患足疾，下令將其開缺，命回原籍休養。袁世凱攜眷返河南，最後定居彰德（今安陽市）城北門外的洹上村。表麵上過著隱逸生活，實際上時刻準備東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