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輔政功臣到巨奸大憝

——勵精圖治的“滿清第一勇士”鼇拜

鼇拜，姓瓜爾佳氏，出生於一個武將世家，生年不詳。伯父費英東在明萬曆十六年（1588）隨其父索爾果投奔努爾哈赤，曆任固山額真、“眾額真”，天命建後金國前，位列五大臣之一。他英勇善戰，曾被努爾哈赤譽為“萬人敵”。

1、勇猛善戰的“巴圖魯”

在努爾哈赤統治時期，鼇拜尚未嶄露頭角。鼇拜的名字在官修《清實錄》中首次出現，是在皇太極天聰六年（1632），鼇拜等人“自明界捉生還。獲蒙古人五、漢人三十、牲畜三十二。上命即以所獲賞之”。

到天聰八年（1634）二月，鼇拜已成為“管護軍大臣”，具體職銜是護軍參領，即皇太極所領鑲黃旗的巴牙喇甲喇章京，所以崇德元年（1636）皇太極征朝鮮時，稱鼇拜為“內直甲喇章京”。在崇德初年皇太極第二次征朝鮮的戰爭中，鼇拜顯示出他勇猛無畏的性格，並從此獲得了“巴圖魯”（勇士）的稱號。就在攻下朝鮮京城之後，皇太極派碩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軍攻打皮島。皮島在鴨綠江口外，距朝鮮本土及中國大陸都很近，是一個戰略要地，明將毛文龍曾據守此島，使皇太極經常感受到威脅，因而對它十分重視，認為“此島可比大城”。但碩托等進攻不利，皇太極又派阿濟格前去增援。渡海之前，鼇拜向阿濟格表示：“我等若不得此島，必不來見王麵！”於是他大呼奮力而上，“冒矢石直前搏戰”，然後舉火為號，引來後續部隊，攻下了皮島。皇太極對鼇拜的表現十分高興，提升他為三等梅勒章京，賜號“巴圖魯”，加世襲六次，準再襲十二次。

以後，鼇拜在鬆錦之戰以及入關後統一全國的戰爭中屢立戰功。崇德七年（1642）六月，鼇拜又升為護軍統領，即巴牙喇纛章京，實際相當於都統，即固山額真之職，成為八旗將領中具有較高地位的人物。

皇太極取得鬆錦大捷後，奠定了入關奪取全國統治權的基礎。這年底，他派阿巴泰率兵入關，經河北直趨山東，殺掉明魯王，擄獲大批人口牲畜。鼇拜也隨軍作戰，他曾在北京和山東三敗明軍，攻克四城，在密雲附近大敗範誌完和吳三桂的軍隊。他以此次戰功，再次被提升為三等昂邦章京。順治二年（1645），清朝為奪取全國政權敘功時，鼇拜一躍而成為一等昂邦章京。

入關前後的鼇拜，戰功赫赫，升遷頻頻，似乎一帆風順。但是，這次鼇拜鎮壓農民軍卻不但沒有獲得升官的機會，反而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被借口“停其賞賚”，還險些丟掉了性命。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作為兩黃旗的中堅力量，在滿洲貴族的內部爭鬥之中，采取了反對與之抗衡的白旗勢力的立場，這就必然遭到當時身為攝政王的多爾袞的打擊。

在皇位爭奪戰中，鼇拜身為鑲黃旗貴族、皇帝的護軍頭目，是堅決支持皇太極的兒子繼承皇位的。皇太極在位時便對鼇拜很信任，有人曾對鼇拜比較專橫提出意見，但皇太極卻偏袒鼇拜。鼇拜則更是對皇太極忠心耿耿。崇德二年嶽托曾派人於夜晚向皇太極進獻馬匹，鼇拜以“此暮夜就寢時，非獻馬時”為理由，說：“上已安寢，欲令驚動，秉燭觀馬耶？”加以擋駕。事後皇太極聽說此事，頗為高興，將獻馬一事作為“違法妄行”，“命法司分別議罪”。鼇拜忠於皇太極，自然希望由他的兒子即位，而兩黃旗仍是“天子自將之旗”，地位較高，利益較大。這也是鼇拜等竭力支持豪格即位的原因之一。所以在這個關鍵時刻，鼇拜曾與圖賴、索尼等六人“共立盟誓，願生死一處”。在諸王大臣於崇政殿商議冊立時，“兩黃旗大臣盟於大清門，命兩旗巴牙喇兵張弓挾矢，環立宮殿”，對會議施加武力威脅，而“索尼及巴圖魯鄂拜（即鼇拜）首言立皇子”。朝鮮國王的世子李宗也記載：“帝之手下將領之輩，佩劍而前曰：‘吾等屬食於帝，衣於帝，養育之恩，與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則寧死從帝於地下而已。’”當時的形勢確有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之勢。

多爾袞是一個素有大誌而文武雙全的人，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他絕不是像他在日後向群臣所表白的那樣，在“諸王、貝勒、大臣率屬意於予，跪請予即尊位”的情況下，從內心深處“誓死不從”，這從他在皇太極時期的地位以及在他攝政時期的許多作為中可以一目了然，。他之所以退而充當輔政王，扶持皇太極的幼子福臨登基，則在於以鼇拜為骨幹的兩黃旗勢力的激烈反對，害怕兩者相爭，削弱整個清國家的力量，影響入統中原的基業。1644年清兵入關，打敗了李自成永昌政權，占據了北京，進而統一全國，正是在多爾袞緩和內部矛盾、上下團結一心的基礎上完成的。

但是，以濟爾哈朗、多爾袞為輔政王（後為攝政王），福臨繼位為帝的暫時妥協，並不能徹底消除八旗內部敵對勢力的矛盾。豪格對這樣一種妥協就很不滿，他在順治元年四月曾說：“和碩睿親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壽幾何，而能終其事？設不竟終事，爾時以異姓之人主國政，可乎？”清朝遷都北京後，鼇拜與譚泰、圖賴、錫翰、鞏阿岱、索尼等兩黃旗貴族依然在暗地裏與多爾袞等作對，而多爾袞也一再打擊和壓製他們。順治五年三月，“睿親王多爾袞與豪格有夙隙……係豪格於獄”，最後豪格死於獄中。多爾袞又以吞齊等人的“訐告”，將濟爾哈朗降為郡王，罰銀五千兩。鼇拜也以同盟擁立豪格，與鄭王同謀，以及為豪格鳴冤叫屈等四大罪，落得個“免死贖身”的下場。順治七年（1650）七月，多爾袞生病在家，他對前來探病的錫翰等人抱怨順治帝不來看望他，又不準錫翰去奏報順治帝。結果錫翰等還是請來了順治帝，多爾袞十分生氣，要殺錫翰，而鼇拜則因為“目睹錫翰等罪狀，不即執鞫”，從一等精奇尼哈番降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鼇拜遭到打擊，許多黃旗大臣人人自危，有的向兩邊討好，以圖自保。鞏阿岱、錫翰並逼鼇拜、索尼等“悔棄前誓”，但鼇拜家族仍不向多爾袞屈服，多爾袞恨恨地說，“若以我為君，以今上居儲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鼇拜輩意向參差，難以容留。”便“將索尼遣發，鼇拜問罪”，並拆毀了圖賴死後的享堂。錫翰等還建議說：“鼇拜、巴哈不宜留上左右，當……俱逐退，勿令近禦”。

順治七年十二月，皇父攝政王多爾袞病死，順治皇帝親政。不久以後，多爾袞的封諡被追奪，阿濟格被賜死，兩白旗群龍無首，一蹶不振。曾遭到壓製的兩黃旗貴族及以濟爾哈朗為代表的藍旗勢力又重掌要職。順治八年正月，以“鼇拜巴圖魯、巴哈為議政大臣”；閏二月，“以軍功升三等侯鼇拜巴圖魯為一等侯”；八月，鼇拜以譚泰“營私及黨附睿親王”，提出控告，殺掉譚泰。順治九年二月，鼇拜認為自己軍功甚多，但前些年對他待遇不公，因而向順治帝提出申訴。順治帝特意批複吏部：“這所議是。鼇拜著優升一等侯兼一拖沙喇哈番為二等公”。三月，順治帝頒布諭旨，命諸王大臣會審舊附多爾袞、陷害鼇拜等人的鞏阿岱、錫翰、冷僧機、席訥布庫等，並將他們全部處死，“家產籍沒”。這一升一黜，說明了順治八年以後清初政局的重大變化，標誌著八旗內部、特別是上三旗與下五旗之間實力對比的轉折，但這其中的矛盾與鬥爭卻遠遠沒有結束。

從此以後，鼇拜作為內大臣之一，常在順治帝左右，直接參與管理國家各類事務，如商討本章批複程序、聯絡蒙古科爾沁部，將太後旨意傳達給皇帝、祭奠故世王公妃嬪，並倡議“大閱以講武”，自教武進士騎射，協助會審案獄等等，儼然成為一個能文能武的幹臣！而正是由於他始終不渝地效命於福臨，順治帝對其也十分信任。順治十三年鼇拜舊傷複發，臥床不起，“上親臨視之”。而皇太後有病，鼇拜則“晝夜勤勞，食息不暇”。順治帝也感到深可嘉悅”，將鼇拜等“俱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就在鼇拜日益得到皇帝信任，地位不斷上升之時，順治十八年正月丁巳夜子刻，福臨病死於養心殿。從此，無論是清皇朝，還是處於末世的中國封建社會都開始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鼇拜個人的曆史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2、猖狂的鼇拜輔政

福臨去世後，其子玄燁即位，開始了在中國曆史以及世界曆史上都享有盛名的康熙帝統治時期。但是，玄燁登基時不過是個年甫七齡的幼童，還沒有控製大局的能力，管理國家的重擔便落到順治帝遺詔指定、孝莊太後博爾濟吉特氏暗中讚助的四位輔臣的肩上。

順治帝遺詔雲：“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為輔臣。伊等皆勳舊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藎，保翊衝主，佐理政務”盡管鼇拜在四輔臣中名列最後，但史學家們卻往往稱此時期為“鼇拜輔政時期”，究其原因，實與鼇拜個人的獨掌輔政大權有關。在四位輔臣中間，索尼能文能武，順治年間總管內務府，是四朝元老，地位很高；蘇克薩哈和遏必隆在皇太極晚年才初露頭角，能力有限。鼇拜雖然名列最末，但實際地位卻與索尼不相上下。輸政初期，“索尼老病，鼇拜多專政，與蘇克薩哈不相能，遏必隆不能自異”。在這種情況下，鼇拜的作用絕不像他的輔臣次序一樣是最微小的，恰好相反，而是日益增大。從另一個角度說，這四位輔臣都是上三旗的大臣，他們除了旗與旗之間的內部爭鬥之外，在輔政期間實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說，鼇拜的主張基本上也同樣代表著其他輔臣的意見。這樣，從順治十八年到康熙八年五月的輔政時期的曆史，實際也就是鼇拜輔政的曆史。

輔政開始以後不久，南明最後一個政權永曆小朝廷及其支持者李定國部為清軍消滅了，康熙二年到三年，鼇拜的弟弟穆裏瑪等又率軍鎮壓了大順農民軍的餘部夔東十三家軍。盡管隻是繼續完成順治時期的軍事行動，但這些行動的後果已足以使鼇拜等采取相對保守的軍事政策。夔東十三家軍的英勇抗擊，一直使統治者心有餘悸，“京師中諺語有其事險難者，則曰：‘又上茅麓山耶？’”。但更重要的是由於財政方麵的困難——軍事開支的浩大，不僅使鼇拜等難以繼續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而且使人民負擔極重，不得休息，有可能因此而使輔臣們恢複經濟的努力付之東流。於是他們在滅亡了永曆政權之後，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從此大兵得以休息，糧餉不致糜費。宣詔中外，鹹使聞知。”基於此，他們在對東南沿海的鄭氏政權的行動中，就奉行了一條以防為主，以攻為輔，以撫為主，以剿為輔的路線。

康熙元年，鄭成功病死，其子鄭經繼立，在台灣以及金廈一帶與清皇朝抗衡。由於鄭成功死後因繼位問題而發生內訌，鄭氏政權內部矛盾異常激化，許多文官武將都對鄭經表示不滿。鼇拜等利用這個機會，對鄭氏人員誘以高官厚祿，招撫他們降清。如康熙元年十一月，楊學皋來歸，授其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仍給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二年，鄭成功之族兄鄭鳴駿被授遵義侯，族侄鄭纘緒為慕恩伯，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除封賜爵職之外，鼇拜等還重用這些人來打擊鄭氏政權，以示對他們的信任，如康熙三年命征台灣，統率水師的施琅、周全斌、楊富、林順、何義等，無一不是鄭氏故將。在清政權的“感召”之下，“自順治十八年九月起，至康熙元年七月止，陸續招撫偽將軍、都督、總兵，並副、參、遊、守、千、把總等官共二百九十員，兵共四千三百三十四名，家口共四百六十七名”。從康熙元年十月以後到康熙三年十月，較大規模的投降者有十六、七批，其中包括被稱作鄭經“腹心”、“左右臂指得力之人”的大量官員將領，還包括鄭纘緒、鄭世襲、鄭芝豹生母黃氏、以及鄭氏的“子侄眷屬”，與他們同來降清的官員不下千餘，軍隊百姓共有十數萬，還有大量船隻、盔甲器械等物，這就大大削弱了鄭氏政權的力量。

鼇拜等乘鄭氏政權的內訌，又輔之以攻，派兵先後攻克金、廈、銅山等地。鄭經退守台灣。康熙四年，“廷議罷兵”，並派慕天顏赴台諭降，力圖和平收複台灣。但鄭經卻企圖裂土割據，“請稱臣入貢如朝鮮”，遭到輔臣的拒絕。康熙六年，施琅再請攻打台灣，因“朝議循於招撫”而未果。從此雙方對峙，直到十四年後。

鼇拜輔政時期采取的“以撫為主”的統一方針，應該說對恢複經濟、與民休息、緩和財政危機都有好處，直到康熙二十一年，大臣馮溥為了“清心省事，與民休息”，還請玄燁“勿輕剿台灣”，繼續鼇拜時期的政策。鼇拜等人的上述行動，也取得了積極的效果，為康熙二十二年統一台灣準備了良好的條件。關於清初幾個弊政的處理問題。順治初年給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很大危害的劣政，諸如逃人法、圈地與投充、遷海等等，在鼇拜輔政時期雖仍存在，但逐漸有所緩和。

由於遷海政策使沿海居民流離失所，順治十八年八月，輔臣曾下令對遷海居民“速給田地房屋……使小民盡沾實惠”。康熙四年，山東青、登、萊等處沿海居民“因海禁多有失業”，鼇拜等遂允許“令其捕魚，以資民生”。康熙七年，兩廣總督周有德報告當地“沿海遷民，久失生業”，建議於海口“一麵設兵防守，一麵安插遷民”。此建議得到鼇拜等批準。康熙八年正月，“奉旨盡弛海禁”，這對沿海居民是有好處的。

順治年間，由於圈地和投充等弊政，迫使大量不甘淪為農奴和包衣的人四散逃亡，順治十一年“逃人幾至三萬，緝獲者不及十分之一”。清廷便製訂了更為嚴酷的逃人法，除捉拿逃人之外，還嚴懲窩主，牽連四鄰，許多惡棍無賴又趁火打劫，使許多人身家性命難保。康熙三年底，專事緝捕逃人的兵部督捕衙門右侍郎馬希納也指出逃人法之弊害，請求“免提案內牽連之人質審”，以免“牽連多人”。次年正月，鼇拜等曆數逃人法之弊，認為“此等株連蔓引，冤及無辜，餓死道途，瘐斃監獄，實屬可憫”，下令有關部門製定一個“逃人可獲，奸棍不得肆惡，小民不受詐害”的立法。康熙六年，又下令各地政府對騷擾地方的解役和逃人嚴加管束，如有“同謀挾詐”之事，要治以重罪，對這些解役約束不嚴的官吏，也要“嚴治其罪，必不寬恕”。盡管他們把逃人問題看作與本族利益息息相關的問題，而不能根本改變逃人法，但由於注意了它的弊害並試圖加以解決，使此時期的逃人問題日趨緩和。

順治年間兩次大規模圈地之後，康熙五年，在鼇拜的直接幹預下，京畿地區又發生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土地圈換，這是輔政時期的一大弊政。康熙五年，鼇拜提出，順治初年，多爾袞為了自己利益，把鑲黃旗應得的保定等府好地據為己有，而把正白旗的壞地換給鑲黃旗，因此要求“呈請更換”。這一提議遭到正白旗戶部尚書蘇納海等人的反對。蘇納海認為“地土分撥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間地土不許再圈之旨”，要求將此議駁回。雖然此事之起是由於八旗內部矛盾所致，但畢竟蘇納海的主張有利於社會安定，也有利於生產的恢複發展。

但是，鼇拜恃威專斷，不顧蘇納海以及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等人的反對，於康熙五年十二月確定“鑲黃旗遷移壯丁共四萬六百名，該地二十萬三千晌，將薊州、遵化、遷安三處正白旗壯丁分內地、民地、開墾地、多土地、投充漢人地派給。不敷，又將永平、灤州、樂亭、開平民地酌量取拔”。從以上記載看，正白旗遷出後的十一萬多晌土地是遠遠不夠鑲黃旗二十餘萬晌的需要的，其他就要新圈民地。而正白旗遷走的壯丁也並未遷往畿南即鑲黃旗遷出的地方，反去新圈玉田、豐潤、永平等府縣的民地，這樣，所謂換地實際上就成為順治以來的第三次大規模的圈地，給畿輔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盡管鼇拜等在兩個月後“撥換地土將完”之時，下令“此後各旗有具呈請撥換者，概行禁止”。但是，鼇拜等人不顧百姓“扶老攜幼，遠徙他鄉”之苦，不管“秋收之後”，薊州、遵化等地“周遭四、五百裏，盡拋棄不耕”的惡果，強行換地圈地，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極大損失，也危及農業生產和社會安定，實是禍國殃民的一大弊政。

3、不過是一山難容二虎

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權傾朝野威風凜凜的輔政大臣、一等公鼇拜，被康熙帝玄燁捉拿問罪。造成這一重大案件的根本原因是鼇拜結黨營私，擅權專橫，他的所作所為阻礙了皇權的高度集中，不利於玄燁的乾綱獨斷，而不是所謂的鼇拜欲圖謀叛篡位。

康熙五年（1666）鼇拜利用圈換土地沉重打擊了以正白旗為首的反對勢力，他的勢力急劇增長。康熙六年六月，索尼病死。七月，蘇克薩哈由於鼇拜的威脅而請求退出政界，“往守先皇帝陵寢”，被鼇拜定為不滿康熙帝親政的大罪，處死籍沒。這樣，康熙初的四輔臣中就隻剩下一個唯唯諾諾的遏必隆，鼇拜的勢力就在康熙六年到八年五月他被逮前達到了頂峰。從他個人來說，他被授一等公，並加太師（有清一代大臣加太師者，唯鼇拜與遏必隆而已）；其子那摩佛承襲了二等公，並加授太子少師；其侄訥爾都尚公主，封為和碩額駙。就其集團成員而言，如班布爾善為大學士，濟世為工部尚書，馬邇賽為戶部尚書等，基本上把持了朝政。“一切政事先於私家議定，然後施行，又將部院啟奏官員帶往私門商酌”，甚至“紅本已發科抄，輔政大臣鼇拜取回改批”。正如法國傳教士白晉所記，“在他（指康熙帝）十五、六歲時，四位攝政王中最有勢力的宰相，把持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六部的實權，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權威，因此，任何人都沒有勇氣對他提出疑議”。

但與此同時，玄燁個人也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日益成熟，在鼇拜力主嚴懲蘇納海及蘇克薩哈時，他已能明確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雖然由於鼇拜勢大而難以硬頂，但卻更堅定了他清除鼇拜的決心。特別是鼇拜常常在“禦前嗬叱部院大臣，攔截章奏”，甚至在玄燁麵前“攘臂上前，強奏累日”，極大地損害了玄燁作為一個皇帝的尊嚴。隨著玄燁在康熙六年七月宣布親政，鼇拜就日益成為他大權獨握的障礙。因此，他在捉拿鼇拜的諭旨中稱，“鼇拜在朕前理宜聲氣和平，乃施威震眾，高聲喝問……又凡用入行政，鼇拜欺朕無權，恣意妄為”，這對於一代英主玄燁來說顯然是不能容忍的。康熙八年五月，玄燁利用“布庫遊戲”擒捉鼇拜，結束了清史上的“鼇拜輔政時期”。

從鼇拜的三十條罪狀看，其中與其結黨擅權有關的有二十三條，不尊重太皇太後的二條，對冊立皇後妒忌、私買奴仆等有五條。與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其他權臣或朋黨集團如明珠、索額圖、年羹堯、隆科多及和珅等相比，鼇拜既無嚴重的違法亂紀又無惡性之貪汙受賄，更無圖謀不軌的勃勃野心，反之卻做了一些有利於社會發展的事。對此，玄燁是很清楚的，他在捉拿鼇拜之後，隻是將他“革職籍沒，仍行拘禁”。不久死去，時間不詳。康熙五十二年，玄燁已到了晚年，猶記起鼇拜的功勞。一次，他召集諸王貝勒大臣，說：“憶及數事，朕若不言，無敢言之人，非朕亦無知此事者。”其中特別提到，“我朝從征效力大臣中，莫過於鼇拜巴圖魯者……鼇拜功勞顯著，應給世職”。諱而不言者，當年捉鼇拜係不得已之舉。雍正帝執政後，“賜鼇拜祭葬，複一等公，世襲罔替”，並於雍正九年加封超武公。這些身後隆典，說明鼇拜並非是極其危險的巨奸大憝，而仍是清帝褒獎的有功之臣。

4、從鼇拜敗國看功臣心態

這是現實的課題，有著深層的意義。有些潛規則似乎拿到桌麵來不合時宜，但他存在著，也使人困惑著。

1）在創業階段的功臣，其實也極容易成為企業升級的絆腳石，和新製度的瓦解者。鼇拜如此，連聖人關羽亦是如此。功勞是滋生腐敗的土壤。

2）一個成熟的管理者不會拉小時候的玩伴上來。當一個企業上了新台階，為了生存渴望建立新規則、建立駕奴全局的新威嚴時，發現功臣竟不是維護者，而是破壞者和挑戰權威者——在國企裏這樣的例子有一籮筐。

3）功臣的心態最複雜、敏感、患得患失的，是適合表揚的，但有錯千萬說不得。否則會心理失衡，會有情緒，而有了情緒的功臣是比不上一個普通的部下的。

4）魯迅說：一大群元老、權威老氣橫秋的論調充斥著，擠占了新人的空氣，挪一把椅子都要流血才行。

5）功臣的正確心態是：成績代表過去，不是懈怠的理由，要象老板一樣有壓力的甚至象張瑞敏如履薄冰一樣的生存，要多從大局和別人的角度去看事物，而非功臣的角度，跟隨新事物，一定要變，唯一不變的隻有變化。